［摘要］返乡农民工子女是近些年来受学术界关注的一个新兴社会群体。本研究以湖北省Q乡镇中学为个案，探讨了返乡农民工子女乡土适应的实践过程与逻辑。返乡农民工子女乡土适应的实践受到乡土世界、城市世界和实践世界交互作用的影响，他们在不同场域型塑的不同惯习以及在各场域中获得资本的情况直接影响着他们的乡土适应进程。适应既是一种状态，也是一个过程。返乡农民工子女返乡面临着语言、生活、学习、乡村社区、人际关系等方面不适应的现实问题，通过对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竞夺，进而形成实践性惯习，从而从初期的“水土不服”阶段，到中期的“随遇而安”阶段，再到后期的“如鱼得水”阶段，最后成功地融入了乡土社会。
［关键词］返乡农民工子女；乡土适应； 场域；文化资本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回顾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批农民离开乡村，像潮水般涌入城市务工经商，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民工潮”。农民工群体及其子女成为了社会转型的产物，留在家乡的农民工子女成了“留守儿童”，随他们一起进城的成了“流动儿童”。但是，相关研究证明农民工的城市化进程并不是一帆风顺，农民工的回流问题自农民外出务工开始就一直存在。农民工的回流将是一个长期的社会现象，并导致了在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之间又分化出第三类社会群体，姑且先称为返乡农民工子女，目前学术界对这一群体的研究很少，暂无统一的界定。本文论述的返乡农民工子女是指户籍在农村并且出生在农村，在很小的时候（学龄前）跟随父母一起到城市生活，或者户籍在农村但出生在城市，跟随父母在城市生活和读书，后因各种原因返回家乡就读的农民工子女群体。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年龄集中在12～16岁之间的返乡农民工子女（主要是初中生）。返乡农民工子女与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相比，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具体来说就是，返乡农民工子女与留守儿童相比，都是农民工子女，都生活在农村（过去或将来），但是返乡农民工子女多一段城市生活经历；返乡农民工子女与流动儿童相比，也都是农民工子女，但是流动儿童是从农村流向城市，适应城市生活，而返乡农民工子女则恰恰方向相反，从城市流回农村，适应乡土社会。这一社会群体的出现，其相关的社会背景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由于农民工流入地（主要是东南沿海一带）进行产业转型升级，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转变，大量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的农民工失业，加上农民工的家乡城镇化水平提高、就业环境改善、薪酬待遇提高等因素，在“一推一拉”的作用下，农民工选择返乡就业，子女随之返乡[1]；第二，受现行的户籍和学籍制度的限制，异地中、高考并没有完全放开，部分农民工子女必须回家乡上学和升学[2]；第三，由于城市教育费用上涨，农民工的收入难以支撑孩子在城市生活上学，所以孩子不得不返回家乡上学[3]。
与关于流动儿童城市适应的研究相比，目前学术界针对返乡农民工子女乡土适应的研究相对较少。马丛红认为，农民工子女返乡会遇到很多的困境：当地政府应对机制的低效率、返乡农民工子女交流、生活和学习的不适应等[4]。蒋国河的研究发现，农民工子女返乡上学会面临学习适应问题，主要体现在课程设计和教学模式方面，但他们返乡上学对其学习也有有利的一面，即不再遭到社会排斥，调动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5]。张宝哥认为，由于生活与学习环境的急剧变迁，返乡儿童会面临严重的学业适应困境和心理冲突问题，因此需要政府、学校和家庭多方的努力与帮助[6]。穆建亚认为，农民工返乡子女会面临一个乡土适应问题，具体为：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新建构、乡土文化和心理的适应和学校学习的适应[7]。谭千保等通过调查发现，与留守农民子女相比，返乡农民工子女在同伴依恋和学校适应方面的表现普遍相对较差；另外，农民工子女返乡会产生学校适应不良问题，这对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以及个体发展预期都提出了新的挑战[8-9]。张烨和叶翔的研究发现，返乡农民工子女回到乡村社会，面临着他乡与故乡、流动与留守、出离与融入等错综复杂的社会文化适应问题。然而，与此相关的制度政策却未能解决相关问题，所以应该创新针对返乡农民工子女群体的制度设计[10]。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返乡农民工子女在社会适应上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对本文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但是，现有关于返乡农民工子女的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关注的维度过于单一，研究多数集中在对返乡农民工子女学习适应与教育衔接的分析上，对返乡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家庭生活、社区文化活动、社会关系网络等方面关注不足；第二，研究方法上偏重定量研究，多是通过问卷调查来分析返乡农民工子女所面临的问题，以描述性研究为主，缺乏研究深度和理论透视力度；第三，现有的针对返乡农民工子女的研究基本都是横向的“截面静态”的研究，割裂了他们不同阶段的生活经历，对他们返乡之后不同时期的变化关注不足，忽视了其流动的生活史。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一）理论基础和分析视角：布迪厄的场域、惯习和资本的概念
场域是一个极具隐喻意义和修辞色彩的术语。尽管布迪厄提出了场域理论并且做了大量的经验研究，但是他并没有给场域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正如布迪厄所说，“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理解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作为包含各种权力和力量的空间，场域是一个争夺的空间。一个场域的结构可以被看作一个不同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这些位置是根据他们在竞夺各种权力或资本的分配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11]。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分析出“场域”概念至少包含以下几层含义：第一，场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如教育场域、信仰场域等；第二，场域是一个客观关系的网络；第三，场域是一个各种力量竞夺的场所；第四，各个场域间的界限是模糊的，相互间的关联是错综复杂的。
这个反应的本质可以理解为强酸制弱酸,作为一种弱酸的酸根,可以结合酸性比它强的酸中的H+,而H2CO3的酸性就比HAlO2强,因此就可以结合H2CO3电离出的H+形成HAlO2,HAlO2再结合一个H2O就形成Al(OH)3沉淀,H2CO3失去H+以后最终变成了,说明可以连续结合H2CO3中两个H+,那么和不能共存就不足为奇了。
返乡农民工子女的乡土适应问题可以用一个公式进行表示：乡土适应实践=（惯习×资本）+场域，其中惯习为实践提供规则，场域为实践提供场所，资本则作为场域内斗争的武器。本文主要涉及与返乡农民工子女相关的三个场域，即乡土世界、城市世界和实践世界，这些场域具有各自的惯习，也有各自的运作逻辑。本文认为，返乡农民工子女在乡土场域中，由于在城市惯习的延续和路径依赖、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占有和竞夺情况、乡土惯习的习得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使得他们的乡土适应进程也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体现了他们在乡土场域中实践的效果，也即乡土社会实践效果直接影响他们的乡土适应进程。
“随遇而安”阶段主要出现在返乡中期的3～6个月左右，这一时期，返乡农民工子女已经有一些乡土文化资本的积累，已经习得了一些乡土性，已经内化的城市惯习与新习得的乡土惯习开始磨合，导致与乡土场域的适应是不全面的、不稳定的、不深入的。首先，方言不再是沟通的“绊脚石”。返乡农民工子女们可以在学校、家里、公共场合等地方学习方言，全方位地积累语言资本，这一阶段，他们所积累的语言资本可以支撑他们基本的、简单的交流需要，虽然还不能对方言运用自如，但是听懂已经没有什么问题，并且可以简单地运用。在家庭生活方面则是局部的不适应。经过一段时间的农村生活，他们已经习得了一些乡土的生活习性，对于农村的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还是可以适应的，关键是“娱”这一项还不是很适应，而且休闲娱乐实践对青少年儿童的社会适应有着很大的影响[17]。返乡农民工子女们对乡村的文化娱乐活动的匮乏最难适应，尤其是很难适应农村没有互联网的生活状态。其次，学习成绩开始稳步提升。返乡农民工子女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加上老师同学的帮助，学习进度可以赶超上来，而且已经内化了一些乡土学习惯习，虽然还不是很充分，但是已经能够渐渐适应乡村学校的教学模式和学习环境。再次，就是对“空心化、老龄化”村庄的距离感渐渐变为亲近感。返乡农民工子女们与村庄的同龄小伙伴们有着地缘、血缘的优势，村庄是一个同质性很高的熟人社会，经过一段时间的村庄生活学习，他们对村庄多了一层熟悉感和亲近感，逐渐打开封闭的村庄生活维度，与村庄进行互动。最后，返乡农民工子女们的初级社会关系网络开始重建。这一时期，他们与身边的同学们多采取网络化的互动模式，即互动的范围更广、互动的主动性更强，互动主体基于共同的目标和意愿，开始建构一张互动关系网，他们的互动范围就不再局限于前后桌，而是扩大到全班同学，甚至别班同学，这里体现了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相互转化。
5.9 出院指导 由于患者住院时间较短，大部分功能锻炼要在出院后完成，因此一定要教会患者功能锻炼的方法，并告知其重要性，促进肢体功能的恢复。同时发放功能锻炼图片，病区电话以便随时咨询。
场域、惯习、资本三者之间密不可分，资本既是行动者在场域中“游戏”的武器，也是“游戏”的目的，而惯习为行动者的“游戏”提供规则。城乡流动人口适应新环境的一个隐性障碍就是城乡文化资本的不同[14]。
布迪厄将资本划分为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四大类型，基于本文的研究需要，本文主要分析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布迪厄说：“文化资本又叫做信息资本（Informational Capital），它本身的存在形式又有三种：身体化的、客观化的和制度化的。至于社会资本，则是指某个个人或是群体，凭借拥有一个比较稳定，又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的相互交往、彼此熟悉的关系网，从而积累起来的资源的总和，不管这种资源是实际存在的还是虚有其表的。”
（二）分析框架：“场域-惯习-资本”
要滋润每位学生的心灵。对待每位学生付以真诚的情感，尊重他们感化他们，让学生心理得到健康的发展。热爱学生是每个教育工作者必须做到的。“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教育工作者只有把爱的情感播种到学生的心田，让每位学生在新教育形势下都能健康快乐的成长，师生间才能做到心心相印，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教育艺术之树只有植根在爱的土壤里，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
乡土世界、城市世界和实践世界三个场域的相应的惯习分别为乡土惯习（乡土性）、城市惯习（现代性或城市性）和“实践性惯习”。本文认为惯习在本质上等同于“习性”，习性是生活性的，而惯习是结构性和关系性的，二者只存在细微的差别，本文视具体语境交替使用这两个概念。
基于布迪厄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概念以及本文的研究需要，本文借用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作为研究返乡农民工子女乡土适应的操作性概念。文化资本操作化为：乡土语言（方言、俗语），乡土生活方式（饮食、着装、闲暇活动），乡村学校日常学习能力（学习习惯），乡土观念（人际交往观念、合作意识）等几个维度。社会资本操作化为：初级社会关系网络（亲属、“哥们”或“姐妹”）和次级社会关系网络（老师、同学）等。
和场域一样，对于惯习概念，布迪厄也是采取了“开放式概念”的阐述。布迪厄说：“所谓惯习，就是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式构成的系统，它来自于社会制度，又寄居在身体之中（或者说生物性的个体里）。惯习是社会性地体现在身体中的，在它所居留的那个场域里，它感到轻松自在，‘就像在自己家一样’。由于惯习是历史的产物，所以它是一个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不断地随经验而变，从而在这些经验的影响下不断地强化，或是调整自己的结构。它是稳定持久的，但不是永久不变的！”
（三）研究方法：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
本文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运用深度访谈收集经验资料。笔者于2016年12月至2018年3月期间多次进行田野调查，前后对来自全国不同城市的29名返乡儿童进行深入访谈，了解他们在返乡之后不同时间阶段具体的适应情况，包括生活、学习、娱乐和社交等。
三、乡土世界-城市世界：返乡农民工子女乡土不适的原因分析
（一）生活场域的冲突限制了返乡农民工子女的乡土融入
布迪厄说，“我们把场域比作为一个社会空间，等价于一个社会关系网络，因此它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而是一个充满权力和各种客观关系的社会文化空间。对于这个空间内的所有对象，我们都不能脱离场域这一特有的环境去理解它。场域的界限位于场域效果停止作用的地方”。返乡之初，由于城市场域与乡土场域产生了冲突，使得返乡农民工子女束手无策。返乡之前，他们长期生活在城市社区，城市社区是以功能区域来划分的，不同的共同体有不同的社会分工和功能属性。城市社区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其家庭背景、文化背景等都各不相同，是个高度的异质性社会，人际关系靠契约、利益来维持。而农村社区是以血缘、地缘来划分的，社区成员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风俗传统、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是一个高度同质性的乡土社会。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我们中国社会不是团体格局而是差序格局结构的，打个比方就是仿佛将一块石头丢在水里所激起的波纹一样。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12]。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人与人之间关系、交情的可靠性。返乡之初，对于返乡农民工子女来说，他们对乡土社会充满陌生感，处处觉得“不合拍”，产生明显的“水土不服”。“家里的公共交通太不方便了，公交、的士什么的都没有，去个地方麻烦的很。”（访谈资料：ZXH）
（二）惯习的冲突制约了返乡农民工子女的乡土融入
“老家的人说话我根本听不懂啊，更谈不上说了，在学校也是这种情况，班里的小伙伴私下里都说方言，我一句话也插不上。老家好吃的东西太少了，而且去哪里也很不方便，公交、地铁都没有。老师讲的好多知识点我都不知道，可我们班的好多同学说他们以前早就学过，可我真的没有学过啊！还有就是，你看看我们的课表，满满的都是语文、数学、英语，还有晚自习，我以前在上海上学时，有篮球课、绘画课、游泳课．．．．．．村庄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在家的都是一些老年人，和我差不多同龄的我也不熟，所以我平时在家很少出门的。回到家乡之后，我和城里几个玩得好的闺蜜突然一下子就隔断了，真的很想念他们，只能经常在QQ上找他们聊天。感觉家乡的同学们都不太喜欢我，她们也不喜欢和我玩，我在这里越是找不到玩得好的朋友，就越是希望寄托于QQ上找城里的闺蜜聊天倾诉。”（访谈资料：GSY）
（三）文化资本的冲突影响了返乡农民工子女的乡土融入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布迪厄的“惯习”概念：第一，惯习是稳定持久的可转移的禀性系统；第二，惯习是与客观结构（场域）紧密相连的主观性；第三，惯习既是个人的又是集体的，来自于社会制度，又寄居在人的身体之中；第四，惯习具有历史性、开放性和能动性。
农村场域的人与城市场域的人有着不同的文化资本，即在乡土语言（方言、俗语）、乡土生活方式（饮食、着装、闲暇活动、作息方式）、乡村学校日常学习能力（学习模式、教学模式）、乡土观念（人际交往观念、合作意识）等方面的不同。乡土场域中的返乡农民工子女是通过文化资本与乡村社区、社会进行联系的。资本本身是习性的产物，返乡农民工子女由于其城市场域的惯习决定了其乡土文化资本的匮乏。在文化资本的三种形态中，返乡农民工子女最为缺乏的是身体化的文化资本，如方言、生活习性等。对于身体化形态的乡土文化资本的缺乏，是与返乡农民工子女以前的家庭环境、教育环境、生活环境等息息相关的，乡土方言、作息规律、闲暇娱乐活动、学习模式与能力、人际交往观念等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和社交方式他们基本都不适应，品味修养与价值观念与当地人也有较大差异。“老家的方言真心听不懂，在学校里，同学们私下都说方言，我一句都插不上嘴！”（访谈资料：ZXH）
四、实践世界：返乡农民工子女的乡土适应过程
适应既是一种状态，也是一个过程，而且青少年儿童自身就蕴含着适应各种新环境的发展潜力[15]。返乡农民工子女的乡土适应进程，就是一个积累乡土文化资本的过程，其本质是一个惯习的变迁过程。返乡农民工子女的乡土适应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大致会经历三个阶段：“水土不服”阶段、“随遇而安”阶段、“如鱼得水”阶段。
（一）“水土不服”阶段：缺乏乡土文化资本条件下的乡土适应状态
“水土不服”阶段主要出现在返乡初期的0～3个月左右，这一时期，返乡农民工子女几乎没有乡土文化资本的积累，身体化的城市惯习的“惯性作用”又很强烈，导致与乡村场域格格不入。首先，方言是乡土适应的首个“拦路虎”。返乡农民工子女从小在城市习得的都是普通话，习惯听和说普通话，并不通晓老家的方言、俚语等，所以语言不通是他们返乡之后首先面对的一个障碍，这一阶段，他们可以利用的资本也就是自己以前积累的一些碎片化的语言资本，即他们在城市期间从父母那里或者寒暑假期间回老家从亲朋好友那里零散地学习到的一些乡土语言，但是这些语言资本还不能支撑他们在乡村场域日常交流的需要。此外，他们与老家的家庭生活也格格不入，体现在衣、食、住、行、娱等方方面面。城市生活水平和质量高于农村，所以生活水平下降是他们返乡之后面临的又一个问题在这一时期，他们身体内的生活习性还是城市化，所以难免与乡土性的生活习性产生矛盾。其次，学业上出现的问题是学习成绩的普遍下滑。返乡农民工子女返回老家上学后，面临的一个客观情况就是教材不一致、教学方法及模式的转变、课程设置的截然不同等，教材不一致导致学习进度不同，农村学校的教学模式和课程设置更强调应试教育，而城市学校的教学模式和课程设置更强调素质教育。这一阶段，返乡农民工子女们的城市学习惯习还在延续，而且很强烈，与农村的学习环境一时难以快速衔接上，所以导致学习成绩下降。再次，就是对“空心化、老龄化”农村的距离感。他们在城市社区多与父母生活在一起，而返乡之后生活的农村社区由于青中年主体大多进城务工经商，导致村庄的“空心化、老龄化”，这一阶段他们难以适应这样的社区环境，多采取封闭的自我生活态度，与村庄没有任何的互动。最后，面临的就是初级社会关系网络的断裂。相关研究表明初级社会关系网络不仅提供物质支持，更重要的是提供情感支持，所以社会资本对青少年儿童的社会适应具有重要意义[16]。返乡农民工子女在返乡之后，与之前城里建立的初级伙伴圈子（“好哥们、好姐妹”）的联系就隔断了，他们与身边人多采取工具性的互动模式，即他们与别人互动主要是出于一种工具理性，例如因为学习上的需要才与别人发生互动，而且他们的互动模式具有明显的“就近原则”的特点，比如他们在学校更多地是和自己的同桌或者前后桌发生互动。
惯习是一种寄居在个人身体之中的稳定持久的性情倾向系统。布迪厄说，“惯习是社会性地体现在人的身体中，在型塑个体惯习的那个场域里，人们会感到轻松自在，‘就像在自己家一样’，直接能体会到场域里充满了意义和利益。当惯习遭遇了产生它的那个社会世界时，正像是‘如鱼得水’，得心应手，感到非常的‘合拍’：感觉不到世界的艰辛与压力，会有满足感和归属感”。所以说，在同一个场域内部，惯习与产生它的场域之间基本是“吻合的关系”，而此场域的惯习与彼场域之间往往存在“不合拍”的现象。惯习与个人的家庭氛围、学校教育、生活环境等因素息息相关，无意识地身体化为个人的生活习性，指导行动者的行为。城市社区在人口数量与性质、经济发展水平、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人际关系等等方面都与农村社区截然不同，所产生的惯习也与农村社区场域格格不入。所以返乡农民工子女回到了乡村场域并不一定就代表马上就能顺利实现“乡土回归”[13]。惯习上的冲突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乡土场域的惯习渗透到返乡农民工子女之中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是返乡农民工子女自身已经习得的城市惯习对乡土适应的影响。在农村场域中，一方面其他社区成员（主要指非返乡的农村学生）不时地流露出对返乡农民工子女的排斥感；另一方面返乡农民工子女自身也怀有一种“优越感”，认为与之没有共同话题可聊。因此，返乡初期，返乡农民工子女在学校由于接触到类似的生活境遇，使得他们不约而同地产生一种群体内部认同感。在学校里，同是返乡的农民工子女不约而同地聚集到一起，组成次级生活圈。“我和老家这边的同学都没什么交流，我现在玩得好的一个好朋友也是从城市返乡回来的。”（访谈资料：MTF）
8) 关键报警/联锁相关的交接班管理功能。重要的被搁置报警/被抑制报警的清单与交接确认功能，重要的被旁路的联锁清单与交接确认功能，本班内发生的重要报警情况交接，报警/联锁交接班日志管理。
（二）“随遇而安”阶段：乡土文化资本不充分条件下的乡土适应状态
生态循环经济的最终目的在于经济发展，作为一项系统化的经济开发活动，它已经不再通过单一的模式来让人们理解和认知经济发展、保护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系统化融合，主要强调了遵循生态系统的自然规律，注重经济效益的“质量化”增长。因此，在这一经济理念的影响下，国家逐渐形成了良性发展结构、管理机制创新和人文内涵特色化的生态文明。
返乡农民工子女乡土适应的实践受到乡土世界、城市世界和实践世界的交互作用的影响，其乡土适应的实践形态和逻辑被这三个世界所型塑（见图1）。乡土世界是他们的家乡即农村社会，是他们返乡后生活于其中的客观世界；城市世界是他们随父母外出所生活和就读过的城市，是他们获得现代性、接受现代文化的场所；实践世界是生活的实际具体空间，根据所处的不同时空条件而变化，它可以是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农村、小城镇和城市），但对于由城返乡农民工子女来说，实践世界是处于乡土世界之中的，除了空间意涵之外，实践世界还包括他们的实践行为，是一种空间与行为的集合。乡土世界和实践世界两者之间的关系比较抽象和复杂。乡土世界是宏观层次范畴，是包罗万象的整个乡土社会，是返乡农民工子女生活的大环境；实践世界是微观层次范畴，是返乡农民工子女生活的实际具体空间，是针对个体而言的，与个体的具体实践行为密切相关，根据他们所处的不同时空条件而变化，进一步说，实践世界才是他们获得部分乡土性、了解乡土文化最直接的场域，实践世界处在乡土世界之中，是一种流变的空间，除此之外，实践世界还包括个体的实践行为，是空间与行为的集合。
“现在感觉好多了，同学们说的方言我大致都能听懂了。还有家乡的美食其实挺多的，而且好多都是城里想吃都吃不到的呢，可是家里上网太不方便了，我想上网打个游戏或者是查个资料啥的都不行。在我同桌和老师的帮助下，我落下的学习进度已经补上来了，这次期中考试我的名次又进步了。放假在家的时候，我也经常去同村的小伙伴家玩，他们也喜欢问我城里的一些好玩事情。我现在认识的人也挺多的，不仅是本班同学，别的班的我也有认识的。”（访谈资料：LND）
（三）“如鱼得水”阶段：乡土文化资本丰富条件下的乡土适应状态
“如鱼得水”阶段主要出现在返乡后期的6～12个月左右，这一时期，返乡农民工子女们已经积累了颇为丰富的乡土文化资本，并且习得了足够的乡土性，这一时期，他们新习得的乡土性和已经身体化的现代性演化为一种新的惯习——实践性惯习[18]，实践性惯习兼具乡土惯习和城市惯习两者的特质，支配着返乡农民工子女们在实践世界的生活、学习、社交和娱乐等，足以使他们在乡土场域中“驾轻就熟”。首先，方言已经成为乡土适应的重要“媒介”。返乡农民工子女们经过全方位的方言学习，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语言资本，这一时期，他们运用方言、俚语的能力已经非常娴熟，方言已经成为他们扩大交际圈子、展现自我的重要“武器”。此外，家庭生活已经全面适应。这一时期，他们已经习得了丰富的乡土生活惯习，不仅能够适应乡村的衣、食、住、行，而且之前久久不能适应的乡村文化娱乐也开始适应了，对于农村没有互联网的娱乐的现状，他们寻找到了其他的“娱乐替代”，比如一些乡土游戏。其次，学习上形成“相对竞争优势”。这一阶段，他们已经习得了丰富的乡土学习惯习，不仅能够适应乡村学校的教学特点和学习模式，实现成绩提升，而且能够把在城市习得的城市文化资本的优势发挥到乡村场域里来，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例如返乡农民工子女们的英语基础普遍要好于非返乡的农村学生，尤其是英语口语方面。再次，他们对“空心化、老龄化”的村庄形成一种归属感。经过与村庄的持续互动，他们在乡村社区找到了“根”的感觉，而不是像在城市社区中产生的“浮萍的过客”心理，并采取开放的村庄生活态度，与村庄进行全面地、深入地互动。最后，他们的初级社会关系网络已经重新缔结。这一阶段，他们已经采取了伙伴式的互动模式，即互动网络进一步结构化，因而互动关系更加稳定、长期和亲密，伙伴关系中各互动主体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理念认同和价值追求，互动动机不仅包括工具理性的成分，更重要的是也融入了价值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成分，这时候，他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初级生活圈子，找到了自己的“好哥们、好姐妹”，这说明文化资本已经成功转化为了社会资本。
“方言现在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压力了，我现在都可以拿方言和身边的朋友开玩笑了。老家的小伙伴们玩的游戏很好玩啊，下河捉鱼、捉蛐蛐……都很有意思的，我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和小伙伴去钓鱼。你知道吗，这次期末考试，我的英语考了全班第一，真的是越学越自信了，下学期我还想当班里的英语课代表。我觉得这里才是我真正的家，这里有我的亲人，有我熟悉的一切，有玩得好的小伙伴……我现在在班上已经有好几个玩得好的“铁哥们”了，我们无话不说，一起上学，一起回家，一起玩好玩的，他们还叫我帮他们辅导英语。”（访谈资料：WXW）
40年，铸就了一座雄厚的经济实力之城，同时又是一座古今辉映的文化之城。苏州地区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不足32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1.7万亿元，列全国第七；人均GDP由634元增加到15.9万元，列全国第三，超过葡萄牙等国家。与强大经济硬实力相得益彰的是，苏州又是一座古今辉映的文化之城，不仅是罕见的“双遗产”城市，还是全国唯一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示范区。2014年，苏州因其在平衡经济发展与传承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出色成绩获得李光耀世界城市奖。
五、小结与讨论
本文发现，返乡农民工子女乡土适应的实践深受乡土世界、城市世界和实践世界三个世界的型塑。三个世界具有各自的惯习，也有各自的运作逻辑。由于生活场域的冲突、惯习的冲突和文化资本的冲突，返乡农民工子女不可避免地会面临乡土适应问题，具体体现为语言适应、家庭生活适应、学习适应、居住社区适应和人际关系适应等。返乡农民工子女的乡土适应是以积累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为手段，习取乡土性为目的的实践过程。适应既是一种状态，更是一个过程，返乡农民工子女的乡土适应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流动的适应过程。从返乡初期的乡土文化资本缺乏，城市惯习占主导，导致乡土社会的全面不适应，即“水土不服”阶段；到返乡中期的乡土文化资本不充分，乡土惯习与城市惯习开始磨合，导致乡土社会的局部不适应，即“随遇而安”阶段；再到返乡后期的乡土文化资本丰富，乡土惯习与城市惯习已经演化成实践性惯习，导致乡土社会的稳定适应，即“如鱼得水”阶段。返乡农民工子女的乡土适应经历了不适应到比较适应，再到稳定适应这样一个渐进过程，其适应过程大致呈现为一个“J型曲线”。总而言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资本积累越来越丰富，乡土性与现代性的辩证矛盾已经内化在返乡农民工子女的身体内部，演化出实践世界的特殊惯习——实践性。实践性惯习兼具乡土惯习与城市惯习两者的特质，既不是被乡土性完全地同化，也不是对现代性的彻底摒弃，足以使他们适应乡土社会的文化，满足他们社交、生活、学习和娱乐等需要。
返乡农民工子女与留守儿童、流动儿童一样，都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物。与后两者相比，返乡农民工子女“钟摆式”的生活轨迹即“农村-城市-农村”，使得他们的社会化的环境更复杂和多变，社会化所面临的困难更严重，因此更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与重视。关于农民工子女的适应性研究，目前学术界主要的研究多局限于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而对于返乡农民工子女或者返乡流动儿童的乡土适应的研究还是凤毛麟角。以“场域-惯习-资本”为分析框架来研究返乡农民工子女的乡土适应问题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分析路径。本文在这一方面做了一点点的探索，但是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去做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如返乡农民工子女的乡土适应与城市适应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或者不同，等等。
语文教学是传承我国文化的基础，是获取知识的首要途径。在语文课堂上，可以学习我国的汉字、文学作品和文化知识等。它是历史文化传统的传承者，是民族情感的培养者。语文课堂上充满着神奇的民族魅力，体会这些语文的美好离不开“读”。大声地朗读、细致地分析阅读、边读边写等，都是“读”的方式，都是在为语文课堂增加活力、魅力与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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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9）03-0028-10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9．03．003
作者简介：刘腾龙，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流动人口和文化社会学。
（责任编辑：何思敏）
标签：乡土论文; 农民工论文; 子女论文; 资本论文; 城市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青年探索》2019年第3期论文;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