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库尔德问题是伊拉克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自1921年伊拉克王国建立之后，库尔德人就在为争取自治而斗争，其民族认同也经历了民族意识觉醒、民族主义高涨到民族分离主义滋生等发展阶段。库尔德人“民族认同”的变迁与伊拉克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库尔德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塑造了1921年以来伊拉克的政治生态。2017年9月25日，库尔德自治区举行了独立公投，严重冲击着伊拉克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文章通过对伊拉克库尔德人“民族认同”的根源、发展路径及原因的探析，试图厘清伊拉克库尔德问题发展的脉络，以期为解决多民族国家中出现的“国家认同危机”问题提供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伊拉克；库尔德人；民族认同；多民族国家
多民族国家是由两个及以上的民族基于共同的国家认同而建立的主权国家，多民族国家普遍面临着把诸多语言、文化、种族、宗教等存在差异的族类共同体整合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的任务[1]，民族问题仍深深地困扰着一些多民族国家。国家认同“是人们对其存在其中的国家的认可与服从，其反映的是人与国家的基本关系。对国家而言，它决定着国家的合法性基础，进而决定着国家的稳定与繁荣”[2]。而民族认同则“指构成民族的成员(个体)对本民族(整体)的起源、历史、文化、宗教、习俗的接纳、认可、赞成和支持，并由此产生一种独特的民族依附感、归属感和忠诚感”[3]。在多民族国家中，民族认同一般具有明显的多层次特征①，民族认同所具备的“排他性”族群特征，在不恰当的民族政策、外部干预等因素催化下，会与国家认同产生排斥与冲突。这一问题在伊拉克具体表现为库尔德人民族认同与伊拉克国家认同之间的冲突。
库尔德人是伊拉克第二大民族，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一直是中东库尔德民族运动的中心，早在1975年就成立了库尔德自治区(库区)，而且到目前为止，中东各国库尔德人中也只有伊拉克库尔德人合法地建立了自治区。②从伊拉克的历史发展来看，国内各民族、各教派长期缺乏统一的国家认同，在如何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问题上始终无法达成一致，而不断寻求超越国界的民族、教派认同。在外部干预下这种民族认同和教派认同会演变成分离主义行为。从1991年海湾战争美英联军在伊拉克北部设立“禁飞区”以来，库区就成为事实上的“国中之国”，库尔德人的民族主义情绪逐渐升温，库尔德人的民族认同与对伊拉克的国家认同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一、伊拉克库尔德民族问题产生的历史及现实根源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库尔德斯坦”只是一种地理意义上的名称，几乎没有任何政治意蕴[4](P.12 )。到奥斯曼帝国晚期，随着英、法、俄势力的不断渗入，库尔德人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源自西欧的民族国家要求民族和国家领土的大致重合，在中东地区却是民族与教派的广泛杂居，在中东被迫卷入由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体系中之后，各民族、教派对新成立民族国家的认同受到了次国家或超国家认同的挑战，引发中东各国内部频繁的民族、教派冲突。库尔德人对本民族的身份认同超越了对其所在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致使相关国家陷入了安全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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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期间，英国攻占了巴士拉及巴格达地区，将两地的“主人”“从原先的奥斯曼帝国变成了英国”[5](P.18 )。1916年，奥斯曼帝国爆发了争取阿拉伯民族独立的“阿拉伯大起义”。在发动起义之前的1915年，起义领导人曾致信英国政府，提出“建立一个北到梅尔辛和阿达纳一线，南抵印度洋，东临波斯，西接红海、地中海的独立阿拉伯国家”的构想[6](P.70 )，但这一构想并未包括库尔德人所在的摩苏尔地区。“阿拉伯大起义”结束了奥斯曼帝国对阿拉伯民族的统治，然而1916年5月，英、法、俄秘密签署了《赛克斯-皮科协定》③，抛开阿拉伯人，意图在战后对奥斯曼帝国进行瓜分。该协定关于中东政治版图的划分仅出于列强之间对势力范围的争夺、划分和协调，无视中东地区复杂的历史、地理、民族和宗教等条件，简单勾勒出了现代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等国的雏形，将阿拉伯人、库尔德人和土耳其人分割安排到了不同的国家，将存在着激烈矛盾冲突的逊尼派和什叶派、基督徒等强行糅合到同一个国家，伊拉克国王费萨尔一世曾经说，“我很遗憾的是伊拉克没有伊拉克人民的概念，而是难以想象的各类民众。他们缺乏任何爱国情怀……他们没有共同的联系……随时准备推翻一切现存政权”[7](P.25-26 )。这就给往后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等国的内乱埋下了祸根：在中央政权比较强大时，还能勉强维持国内局面的大致稳定；当中央政权衰弱或是遭到外来打击时，各个民族、各个教派往往一拥而上争夺政治资源。与此同时，20世纪爆发的三次世界性民族主义浪潮，2010年开始的“阿拉伯之春”等事件一次次引发了列强埋下的导火索，库尔德问题也愈演愈烈，在这些国家甚至整个中东造成了剧烈的政治动荡。从历史根源来看，库尔德问题是殖民大国划分势力范围、进行区域争霸的产物；从现实根源来看，库尔德问题是库尔德人要求所在国承认和尊重民族身份、争取和扩大民族权利、平等参与国家事务、实现民族自治甚至民族独立而引发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和国家安全问题。
关于三个及以上数量的点共线的情况，如果这条线上两个不相邻的点之间的点未全部被经过，则连续通过这两点的情况属无效。当共线的点数不小于四时，在代码中须分别讨论其中三个以及更多相邻点的情况。而仅用数组和条件判断无法做出一种符合之前被编为数组元素的图形中的任一点的通式来计算，故选择总结并依次列出不满足的情况。3*3式、正三角形式、八边形式、等腰直角三角形式与弦图式均用此方法来计算与验证情况数量[9]。
相对而言，伊拉克库尔德人拥有着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能以库尔德人身份或形式上或实质上参与国家事务。但是随着阿拉伯民族主义在伊拉克的泛起，库尔德人的民族属性逐渐被压制，这种压制带来的是民族意识的反弹和强化。伊拉克自独立后，就面临着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国内层面上先后经历了“七月革命”、“莱麦丹月革命”和第二次“七月革命”等主要政变；国际层面上则参与了中东战争、两伊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等主要战争。因而在处理国内的库尔德问题上，伊拉克政府一直在走“实用主义”的路线：当政权不稳需要扩大执政基础时，政府往往采用支持库尔德人政治诉求的怀柔政策；在政权稳固后，政府则会通过刚性手段如军事打击来解决这一问题。虽然伊拉克在1975年建立了库尔德自治区，但有名无实的自治及反复无常的实用主义政策导致库尔德人难以信赖政府。在中东地区的国际博弈当中，库尔德问题成为敌对各国互相牵制利用的棋子。海湾战争后，在美国的庇护下，库区得到了长足发展，其经济发展水平、受教育程度和社会治安等远胜于伊拉克其他地区。叙利亚内战和“伊斯兰国”的崛起给库尔德人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在打击“伊斯兰国”的过程中，库尔德武装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历史遭遇在国际上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同情。
二、伊拉克库尔德人民族身份认同路径
从1921年伊拉克王国成立开始，库尔德问题就伴随着伊拉克的现代化进程而出现了。大体而言，伊拉克库尔德人的身份认同路径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21年到1946年，伊拉克库尔德人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并对伊拉克的国家认同产生冲突；第二阶段从1946年到1991年，出现了一系列库尔德民族政党，库尔德民族主义得到了发展；第三阶段从1991年到2003年，美、英、法等大国力量直接介入库尔德人与伊拉克政府的冲突，库尔德民族主义走向成熟；第四阶段从2003年开始，库尔德民族主义已经走向民族分离主义。
(一)第一阶段：库尔德人民族意识的觉醒及其对伊拉克国家认同的冲突(1921-1946年)
一般认为，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并不存在库尔德民族身份，由于生存环境的限制，库尔德人并没有较早地发展出强烈的民族认同，他们更多地是“强调逊尼派穆斯林身份，尤其是对素丹哈里发制度的认同”[4](P.140)。正如早期研究者马克·赛克斯(Mark Sykes)所言：“库尔德人的潜意识里是种族和部落思想，而非现代欧洲人所理解的民族意识。”[8]库尔德人在民族意识和民族国家的建构上落后于这一地区的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奥斯曼帝国崩溃后，库尔德人希望借助英国的力量建立民族国家。但是英国通过操纵公投将摩苏尔地区并入伊拉克，并通过《色佛尔条约》确立了对伊拉克的托管权。英国的托管使得库、阿两族实现民族独立的梦想彻底破灭，伊拉克爆发了一系列反英起义。为安抚伊拉克愈演愈烈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浪潮，英国宣布成立伊拉克王国。在土耳其的支持下，伊拉克爆发了持续不断的库尔德起义，1921-1932年，苏莱曼尼亚部落、巴尔扎尼部落在部落首领的领导下发动多次叛乱。
为了安抚库尔德人，也为了制衡这一地区的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平衡伊拉克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势力，将伊拉克打造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实体，英国对库尔德人主要采取了怀柔政策。1921年《临时宪法》规定，伊拉克国家由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两大族群构成，库尔德语具有和阿拉伯语相等的地位。[9](P.101 )此外，英国直接插手摩苏尔地区的管理，将其升级为半自治的政治实体单位，打造了今后库尔德人追求自治的雏形。虽然英国希望将库、阿两族糅杂到同一政治实体，但是又不希望其过于强大而威胁到自身统治，且英国在伊拉克最大的威胁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因而英国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英国有意扶植库尔德人，鼓励他们使用自己的语言，发行库尔德语报纸，抬高摩苏尔的政治地位等，在客观上推动其民族意识觉醒，塑造了库尔德人的民族认同，助长了库族的政治实力，使其在伊拉克能与阿族一争高下。在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库族的整体实力有所提升，开始追求更多的自治权限，与伊拉克当局产生了持续的冲突。
从总体来看，由于库尔德人的社会组织形式以部落为主，宗教和部落是他们产生身份认同的基础，所以这一阶段的斗争带有浓厚的部落色彩和领袖个人色彩，并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传统的酋长、地主和宗教领袖仍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库尔德社会[10](P.213 )。虽然在城市中也出现过以库族知识分子为主的民族运动，但是领导权最后都落入了部落首领或宗教领袖手中，难以在整个库族群体发生普遍影响。以部落为主的斗争导致库尔德人力量分散且政治目的不明确，因此在他们与英国殖民统治者、伊拉克政府的斗争中往往还掺杂着各部落之间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有研究认为，对所处部落和宗教团体的认同与忠诚影响了库尔德人与伊拉克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11]可以说，从一开始，库尔德地区和库尔德人就没有被完全有效地整合到新生的民族国家中，库尔德人的民族认同也并未与其对伊拉克的国家认同密切联系起来。英国的“委任统治”结束之后，留给伊拉克的是如何有效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宏大难题。
(二)第二阶段：民族政党领导下库尔德人民族认同的发展(1946-1991年)
在伊拉克国内三次革命后也出现过机会窗口。每次革命发生后，库尔德人都满怀希望地支持新政权，期望实现政治自治的目标。新政权一般会对库尔德人的政治诉求作出一些让步，在新修订的宪法中承认库尔德人的一些政治权利，考虑给予库尔德人自治地位。在封建王朝后期，由于石油产业的发展，大批从事第二产业的库尔德工人逐渐走上政治舞台，传统部落势力在库尔德政治组织中的影响逐渐衰落。以塔拉巴尼为代表的城市库尔德人强调对伊拉克的国家认同，呼吁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内实现高度民族自治。然而伊拉克的“革命”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当权者在权力巩固之后会迅速蜕变为独裁统治。这是因为以家族和部落为权威来源的阿拉伯社会结构在进入现代政治体系后会发展成政治派系认同，很容易导致个人或党派的独裁统治。共同的历史依据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因素，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政党和领袖人物在重要节点上的政治选择往往也会起到关键性的引导作用。作为英国殖民的产物，民众对伊拉克的国家认同本就淡薄，所以统治者往往推行强权政治，鼓吹扩张型的民族主义，奉行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库尔德人要求高度自治的政治诉求被统治者视为分裂国家的行为。约瑟夫·拉斯基(Joseph Lasky)认为，当库尔德人被政治排斥在国家权力结构之外时，民族主义便成为优先选项且得到了加强。[28]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博弈很容易造成国家局势的动荡，因而主流政治派别之间在关键问题上能否达成一致，对维护国家统一、促进少数族群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具有重要的意义。库尔德问题能否妥善解决是建构现代伊拉克民族国家的核心问题，而能否实现真正的自治是库尔德问题的核心。在这两个核心问题上，伊拉克的主流政治派别都没有达成一致，更没有长远而清晰的政治目标，其政策依形势而变化，将库尔德人当作派系斗争拉拢或打击的对象，导致库尔德问题久拖不决。
1946年伊拉克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库民党)成立，党纲主张“在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库尔德国家中实现库尔德自治”[12](P.133 )。库民党自成立以后就建立武装并扩大自身影响，一度成为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代称。戴维·乌科(David Ucko)认为，伊拉克民族国家建设之所以困难重重，就在于国家始终不能让库族武装组织和平融入到国家政治体系中去。[13]从1958年开始，伊拉克先后爆发了由主张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伊拉克国家主义”者发动的“七月革命”，主张与其他阿拉伯国家联合走阿拉伯统一道路的“泛阿拉伯主义”者于1963年发动的“莱麦丹月革命”，试图在二者之间走调和路线的复兴党军官集团于1968年发动的第二次“七月革命”。在历次“革命”中，库族及其武装始终处于一种旁观者的角色。各派在革命后都试图寻求库族支持，积极与之展开对话，希望通过整合族群关系的方式强化他们对伊拉克的国家认同。1958年的《临时宪法》和1970年的《临时宪法》规定，伊拉克共和国由阿拉伯民族和库尔德民族共同组成[12](P.148 )。但是政权稳固后，政府往往对库尔德人的政治要求予以否认。在与政府的多次谈判中，库民党提出了一系列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系统而明确的主张，其核心目标是建立高度自治的库尔德自治区。从卡塞姆政权开始，伊拉克政府着手在库尔德地区强力推行旨在驱逐、同化库尔德人的“阿拉伯化政策”，且历届政府都有领导人试图推行伊拉克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合并。政府反复无常的实用主义政策及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持续刺激使得政府和库族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1974年复兴党政府抛开库民党，单方面实施《库尔德斯坦自治法》，之后建立了亲政府的库尔德自治区政府并与库民党武装展开了全面战争。
1975年伊拉克库尔德爱国联盟(库爱盟)成立。此外，库尔德斯坦真主党、库尔德人民民主党、库尔德斯坦社会主义党等民族政党也相继成立。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后，配合伊朗的军事行动，库民党和库爱盟分别建立了根据地。在与政府反复磋商无果后，两党联合其他民族党派成立了“伊拉克库尔德斯坦阵线”，将目标定为“推翻萨达姆政权，在伊拉克建立真正民主的政府，为库尔德人争取联邦的地位”[12](P.156 )。“阵线”的建立不单象征着库尔德民族政党通过整合力量对以萨达姆为首的复兴党政权的反抗，更意味着整个库尔德民族在民族政党带领下对伊拉克政权进行民族压迫的集体反抗。
伊拉克政府实用主义策略指导下的民族政策内容空洞，缺乏实质改善库尔德问题的内容。从伊拉克政府一贯的库尔德政策来看，政府未能找到持久解决问题的方案且领导人个人的好恶对其影响很大：即便双方达成了协议，往往也缺乏诚意去遵循和落实[29]。有学者研究认为，阿拉伯人及伊拉克政府始终对库尔德人要求自治的主张感到不满，认为这是对阿拉伯特性的挑战；库族所主张的联邦制只是为库区脱离伊拉克所做的准备；伊拉克目前也只能在阿拉伯人处于虚弱状态时通过联邦制来“挽留”库区。[30]伊拉克政府的投机行为导致问题日益复杂化。这种长期投机性和随意性的民族政策使得库尔德人对政府的信任荡然无存，普遍的被剥夺感反而加深了库尔德社会的内在共情联系。巴基斯坦的学者认为，“这种被剥夺感能够将社会中贫困、脆弱和处于不安状态中的人群催化成为一个暴力团体”[31]，库尔德人对伊拉克政府的反抗、追求自治的军事行动也就演变成为追求基本生存权利的正义行动。在与政府的对抗中，库尔德社会被库族政党普遍组织和动员起来，民族政党培养和教育了库尔德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感，在斗争中凝聚了民族关系，最终取代伊拉克政府成为库尔德人利益的代表者，对自治区的“次国家认同”也就逐渐取代对伊拉克的国家认同而上升为库尔德人的国家认同了。
由于库族的“叛国”行为，萨达姆政权对其进行了严厉“惩罚”：1987年政府军在北部边境地带进行“大清洗”，建立纵深30公里的“无人区”；1988-1989年在库区展开“安法尔行动”，近20万库尔德平民死于化学武器。政府在库区的军事行动给库族和伊拉克民族国家建设带来了不可弥合的伤痛：长期的战争造成了库区社会经济停滞不前，人民生活困顿；针对平民的无差别屠杀造成了库区广泛的心理惶恐和民族仇恨。为寻求自保，大量库尔德平民被迫加入民族武装力量；库尔德人感受到了强烈的种族歧视，持续的战争唤起并加深了库尔德人整体的民族身份认同，他们难以再对伊拉克产生国家认同。
这封信后来被潘际銮当作钻石婚纪念相册的扉页。每次翻及，潘际銮都会大笑，而李世豫则会腼腆地低头：“他十多岁就在炮火声中四处逃难，后来流亡到昆明，进了西南联大。他知道强国必须强工业，自此就把自己同国家的命运焊接在了一起。”
(三)第三阶段：大国干涉下库区的高度自治与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成熟(1991-2003年)
中东地区的国际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外部力量的干预，这也导致中东各国缺乏解决自身内部问题的能力。中东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和国际局势往往导致各国将库尔德问题当作“以邻为壑”牵制敌国力量的棋子，域外大国也将其当作政治力量角逐的切入点。
陈主任比吕凌子先到一步。两人找到经销老板，老板姓莫，是位四十岁左右的女姓，身材有点富态，但穿着时髦，脸上白得很不自然。
为摆脱两伊战争带来的经济危机，萨达姆军队入侵科威特，揭开了海湾战争的序幕。为防止伊拉克库族难民涌入进而加重本国库尔德问题，土耳其联合美英等国在伊拉克北部设立了“禁飞区”，使得伊拉克对这一地区仅维持着名义上的主权。以“禁飞区”的设立为契机，伊拉克库尔德民族运动出现了重大转折。1992年5月，库区进行了第一次大选并在埃尔比勒建立地方政府；[10](P.335 )10月，库区议会宣布“在实行民主议会制的伊拉克建立联邦制度”是库尔德民族运动的目标[9](P.145 )，这一目标不包含分裂伊拉克的企图。但是伊拉克政府却拒绝了这一善意，加强了对库区的封锁。为获取经济援助，库区积极改善与土耳其的关系，支持其越境打击库工党的军事行动。作为回报，土耳其对库区进行了经济援助，仅1994年就援助了1350万美元[9](P.145 )。这一现象表明，一战后由大国根据势力范围人为划分的现代民族国家已经对库尔德人民族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库尔德人民族意识的建构也受其所在国的强烈影响，根据国别形成了不同国家的库尔德民族认同，库尔德民族主义逐渐走向成熟。
中东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自海湾战争以来，美国就积极谋划推翻萨达姆政权，将库区打造成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战略基地和反对派的大本营。但是库民党和库爱盟之间就外援分配、权力竞争、势力范围划分等问题存在严重冲突。库区的分裂局面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利益，1998年，两党在美国的强力斡旋下达成“华盛顿协议”而停火。从海湾战争到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在大国的庇护下，库区经历了快速发展阶段。经济方面，根据“石油换食品计划”及美英等国的经济援助，库区迅速完成了战后重建工作，其经济发展水平明显好于伊拉克其他地区。政治方面，“华盛顿协议”后两党组建联合政府，将伊拉克库尔德人正式整合成一个密切的政治共同体。文化教育方面，库区政府高度重视库尔德语、英语教育⑤，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库族知识分子开始用现代库尔德语、现代库尔德人的视角重新演绎库尔德历史、文学和艺术。此外，大众传媒文化的蓬勃兴盛也助推了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发展，迈尔斯·西奥多·波普尔韦尔(Miles Theodore Popplewell)注意到，库族政治精英善于利用图像符号、民族语言和历史叙事来培养库尔德人的民族凝聚力[14]。
这一时期，伊拉克库尔德人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发展空间，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全方位发展将其整合成为一个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库尔德人的民族意识得到了充分发展，库尔德人的民族主义得到了广泛传播。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起，新生的库尔德人越来越认同自己的民族身份，对伊拉克国家的身份认同相较老一代库尔德人更加淡薄。在这里，库尔德人只把自己视为库尔德人而不是伊拉克人。[15](P.168 )
底肥每亩用腐熟的细碎优质农家肥1200-1500 kg撒在地表深耕耙细施用，种肥亩用5 kg尿素（撒播10-15 kg），普钙2 kg，硼肥1 kg，拌匀施用。
(四)第四阶段：伊拉克战后走向分离主义的库尔德民族认同(2003-今)
伊拉克属于典型的“外源型国家建构”，不论是1921年英国宣布成立的伊拉克王国，还是2005年美国主导下成立的伊拉克联邦，其“政治结构和制度都是外来政权强加给它的，这使得伊拉克国家具有脆弱性的特点”[16]。伊战后建立起的新政治体系并未能解决问题，反而是一种在外力的强压下基于民族问题和教派矛盾而形成的不稳定政治结构，为宗派斗争打开了大门。这种外力强加的民主政治制度，使得伊拉克的宗派分歧制度化，国内政治发展呈现出严重的碎片化倾向。民族、教派等宗派性矛盾导致伊拉克国家的失败，当国家使各族群失望时，他们便尝试建立自己的政治地理边界。[17]
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库族武装对推翻萨达姆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激发了库尔德人的民族情绪，他们多次要求独立。以伊战结束为开端，库尔德人的民族运动从争取民族自治向独立建国的方向发展。美国主导了伊拉克战后的政治重建，其指导思想是将伊拉克建成一个联邦制的、共和的、民主的和多元的国家[18]。2005年的《永久宪法》正式确认了伊拉克是民主共和的联邦制国家、作为联邦单位的库尔德地区实施高度自治、库尔德语是和阿拉伯语并行的官方语言、石油收入按地区人口分配等。[19]甚至新宪法的第121条也规定：地区政府应对地区的所有行政要求负责，特别是地区内部安全部队的建立和组织——这就使得库区得以合法保留了武装力量。
即便在战后政治体系中获利颇多，库区还是出现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库尔德人呼吁公投独立。2007年一项针对库区大学生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3.11%的大学生认为自己对伊拉克的身份认同高于库尔德身份认同；88.89%的大学生以自己的库尔德身份为荣；86.67%的人对伊拉克这个国家没有亲近感；多达91.6%的大学生认为库区应从伊拉克独立出去[20](P.118-147 )。这一调查结果表明，相对于伊拉克人的身份认同，库族更加认同自己的库尔德身份；相对于伊拉克的国家认同，库族对库区更有归属感。这说明，库尔德人的民族主义在伊战后已经发展成为民族分离主义。在伊拉克现有的宪政体制之下，联邦已难再直接插手库区事务，库区拥有独立的行政、立法、司法、外交和军事力量，与联邦政府就基尔库克归属、石油收入划分、军队保留人数等进行谈判，俨然是一个“准国家”[21]。
2014年“伊斯兰国”异军突起，迅速占领了叙利亚和伊拉克大片领土，伊拉克政府再次失去对全局的掌控能力，库族武装再度兴起并获得了大国支持。学者道恩·沃尔什(Dawn Walsh)研究发现，虽然美国和土耳其都试图阻止库区的分裂行为，但是“伊斯兰国”构成的严重安全威胁及自身的经济利益导致两国的政策并不总是优先考虑这一目标[22](P.179-217 )。在打击“伊斯兰国”的过程中，库尔德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库族的分离欲望也与日俱增。2017年9月25日，库区进行了独立公投。联邦政府迅速作出回应，向库区进军并大获全胜，库尔德民族分离运动遭遇重大挫折。然而摆在伊拉克联邦政府面前的难题却并未有丝毫减少，2017年末伊拉克领导人同样面临着1921年费萨尔一世所面临的问题：如何将伊拉克整合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三、伊拉克库尔德人民族认同发展原因探析
从1921年到2017年将近一百年的时间，中东地区的政治环境一如1921年般复杂多变，伊拉克国内政治环境亦如1921年那样混乱，而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民族认同已经完成了从民族意识觉醒到民族主义成熟并发展到民族分离主义的历程。民族意识一旦产生，就具有很强的稳定性；民族分离主义产生之后，就会对其所在国及周边地区造成很大的政治影响。伊拉克库尔德问题能够持续发酵并对国家统一产生影响的根本原因在于库尔德人对伊拉克国家认同的脆弱，正如伊拉克学者萨利姆·马塔尔(Salim Mattar)所言，“伊拉克持续紧张的局势和不断的暴力，其根源在于国家政治认同的脆弱”[23]。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也是国家认同的建构，其维度之一就是“民族-国家”的建构。如何在保证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尽量合理满足不同民族的政治诉求，抑制其政治离散倾向，协调民族自治权和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保障不同群体对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的认同与忠诚，是民族国家建构需要面临的重大课题。另一方面，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理应也包含“民主-国家”的建构，“现代国家认同的建构，必须从民主建构开始”[2]。国家认同的建构不能够只是公民单方面提供认同和忠诚的义务，国家也有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义务，为公民提供能够切实保障权利的民主政治制度，提升其获得感。可以说，伊拉克在这两方面的建构都是失败的。具体而言，库尔德人的民族认同之所以能够与对伊拉克的国家认同产生激烈冲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伊拉克历届政府在建构民族国家战略上的失败
在伊拉克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存在着“泛阿拉伯主义”与“伊拉克国家主义”的分歧。但是不论“泛阿拉伯主义”还是“伊拉克国家主义”，其本质都是阿拉伯民族主义，重点关注的都是阿拉伯民族的事务；执政的不管是逊尼派还是什叶派，都是阿拉伯人，库尔德人在权力配置中被边缘化，属于被“阿拉伯化”的对象。“泛阿拉伯主义”者不承认库尔德人的民族权利，他们掌权后积极寻求与其他国家联合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伊拉克国家主义”者虽然承认伊拉克国家中非阿拉伯族群的存在，但是最后都实施了对库尔德人的同化政策。对库尔德人来说，“阿拉伯民族主义”就意味着库尔德民族利益被严重忽视甚至受到严重侵害。因而每一次阿拉伯民族主义在伊拉克国内的兴起，都是对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强烈刺激。加之自1958年革命以来，伊拉克的国内政治趋于族群化和独裁化，管理方式走向军事化，政治空间被极力压缩，这些都导致库尔德民族主义更加强调自身的民族属性，库尔德人越来越倾向于通过暴力方式来表达政治诉求。
离开圣保罗后的第二个秋季，明尼十岁了，龟甲已长达十一英寸。泥泞的河岸上有一处麝鼠的洞穴，明尼把自己十磅（英美制质量或重量单位，一磅约合0.45千克）重的身子挤了进去。越来越多的鳄龟发现了这处拥挤的寓所，每一只鳄龟都抓挠洞壁，使洞穴不断扩大。等最后一只鳄龟进来后，明尼已被一层层地压在了挤在泥巴里的另外十五只鳄龟的下面。这样一支大军在洞口留下的痕迹泄了密，两个发现它们踪迹的捕龟人挖开了洞穴。
在迈克尔·赫克特(Michael Hechter)对民族主义的划分中，在伊拉克处于主体地位的阿拉伯人失败的“国家建设民族主义”激发了少数族群库尔德人的“外围民族主义”④。作为主导伊拉克国家建构的阿拉伯民族，他们试图通过直接统治、以同化或强制的方式将文化异质型的库尔德人及库尔德地区整合进同一国家体系中。作为被整合的对象，库尔德人拒绝被整合和同化，他们希望自治甚至分离。二战后中东的“泛阿拉伯主义”运动进入高潮，相关国家多次试验谋求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这在伊拉克国内引起了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强烈反弹。
(二)伊拉克政府在库尔德问题上的实用主义策略导致其民族政策缺乏实质性内容
历届伊拉克政府都担心一旦赋予库尔德人以真正的自治地位，库族的实力必定会壮大到威胁伊拉克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伊拉克政府长期在库尔德地区施行经济边缘化、政治迫害化、社会边缘化的政策。经济上，伊拉克政府将库区的石油产业阿拉伯化，不进行工业化生产，只组织简单的资源开发，缩减经济投入。经济边缘化政策使得库区的失业率居高不下，长期战争导致农业衰败并产生大量战争难民。复兴党再度执政后开启了伊拉克经济快速发展的“黄金时代”，然而与伊拉克其他地方相比，库区经济发展长期滞后，这对普通库尔德人产生了深深的刺激，固化了其被剥夺感，驱使更多的普通库尔德人加入到反对政府的行列当中去。可以说，经济原因是导致当地局势长期动荡的根源。政治上，尽管伊拉克政府任用亲政府的库尔德人担任较高的职位，然而不给予库族真正的自治权。社会政策上，伊拉克政府严格控制库尔德人的分布，在边境地带清空库尔德人，鼓励阿拉伯人移居库区。萨达姆统治后期更是对库区进行化学武器攻击，造成了库尔德人普遍性的社会恐慌。
扎实推进高中化学实验探究性教学，需要教师转变思维观念，理解教学本质，为学生创造利于“学”的环境.实验探究体现了实事求是、科学求真的精神，也促进了学习方式的多样化.笔者将以创设问题的方式作为实验探究的开端，引导学生通过实验亲身求证书本结论，以加强学生对知识的掌握能力.
与巴克那些野蛮的主人相比，约翰·桑顿无疑是文明的代表。然而，作为不可得的“他者”，桑顿最终遇害。杰克·伦敦早年生活贫苦，为了生活，在各个行当里摸索。他做过蚝贼，不久他结识了海湾巡警，又反过来做巡警去追捕蚝贼(王龙君2011)。纵观杰克·伦敦的一生，从底层奋斗成为一名知名的作家。杰克·伦敦从未自暴自弃，虽干过不正当的行业，但最终也能改头换面，他一直在文明的世界里探索。正如上文所说，巴克一个个主人的更替，只是作者在寻求理想中的文明“他者”。虽然桑顿最终遇害，但也不足以说明作者对人类文明失去希望。每年夏季，巴克总会来到桑顿遇害的山谷祭奠。这是巴克对桑顿的怀念，对人类文明的怀念。
(三)“阿拉伯民族主义”持续刺激着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泛起
如前文所述，“阿拉伯大起义”时的领袖就未将库尔德地区考虑在未来要成立的阿拉伯国家范围内，当时库尔德人则获得了英国的许诺独立建国。然而后来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被英国殖民者糅合在一起成立了伊拉克，这是双方都始料未及的。伊拉克的建立一方面源于英国殖民统治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这一地区阿拉伯民族主义斗争的结果，却不是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联手争取的结果。虽然伊拉克宪法一直承认库尔德人的民族权利，但是往往更加强调伊拉克的阿拉伯属性。宪法之所以存在这样的矛盾，其原因在于伊拉克的主流政治派别在如何建构民族国家这一根本性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选出2015年12月到2018年2月这一时间段我院接受并治疗的74例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当作本次研究的样本。男性患者与女性患者分别48例、26例;患者的年龄最大70岁,最小42岁,平均年龄为(56±2.83)岁。
在库尔德问题的发展彻底超出伊拉克控制之前，存在几次较大的解决库尔德问题的“机会窗口”，伊拉克都没能把握住时机一举解决库尔德问题。在伊拉克王国阶段，库尔德人还处在较为落后的部落社会，远未达到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的“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这一地步。库尔德社会内部组织结构涣散、部落意识浓厚，普通库尔德人对部落首领和宗教领袖的忠诚远远超过对“库尔德”这一族群的忠诚，在库尔德人之间尚未形成“相互联结的意向”，他们中间不存在“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也没有多少人“甘愿为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去屠杀或从容赴死”[24](P.7 )。由于在王朝时期“农业是国家的主要富源，它是三分之二以上伊拉克人民的终生职业”[25](P.792 )，土地集中在大地主、酋长、寺院、王室的手中。据统计，1958年革命前占土地所有者总数73%的小土地所有者只拥有全部耕地面积的6%，还有60万农户处于无地状态。[26](P.120 )同年拥有土地超过3万杜诺姆的大地主中，四分之一为库尔德地主。[10](P.213 )传统的部落社会结构过于强大，库尔德知识分子的力量过于弱小，因而“叛乱”大多由部落首领或宗教领袖所领导。他们往往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追求所谓的“民族自治”和“民族独立”，实际上都是为了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在库尔德地区割据称霸；他们所理解的“民族”概念，也只是传统部落观念的向外延伸。这一阶段的库尔德运动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他们在追求自治和独立之间徘徊甚至在得利后与政府妥协安于现状。为达目的或与英国人结盟或接受土耳其统治或向伊朗示好，显示出强烈的部落投机意识。领导人物的封建性质决定了他们只注重个体利益、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不能顾及库尔德人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因而这一时期所有争取政治自治的库尔德运动都走向了失败。1944年，努里·赛义德首相在其一封信中指出：“跟其他伊拉克人一样，库尔德人没有什么特殊要求，他们希望的只是进行政府改革，解决教育、卫生、道路和其他问题。”[27](P.228 )然而英国的殖民统治以及伊拉克社会封建势力过于强大，保守主义思想浓厚，国内政治派系林立，政治倾轧严重，导致当局难以实施有效的政治改革和社会经济改革，选择性忽视库尔德问题，错过了将库尔德人整合进伊拉克民族国家体系的最好时机。
(四)大国的介入和支持对库尔德民族认同发展到民族分离主义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从库尔德民族运动的历史来看，大国对库尔德民族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奥斯曼帝国灭亡后英、法、俄主宰了中东地区库尔德人的去向。自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埃及、土耳其、伊朗、叙利亚等国都分别利用库尔德问题牵制伊拉克政府。美国借助海湾战争迅速在中东扩充势力范围，库尔德问题成为美国影响中东政治的重要切入点之一。
从伊拉克战争结束以来，中东地区先后爆发了“阿拉伯之春”和叙利亚战争，出现了“伊斯兰国”组织，伊拉克处于这些重大政治事件的漩涡之中，然而库区却能够独善其身，并未出现大的政治动荡，相反能够一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和稳定的社会环境，自治区政府固然功不可没，然而美国在其中起到的稳定作用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为了维护这一地区的稳定，美国和库爱盟联合成立了反恐情报组织打击极端主义，美国一力促成库区两党之间的政治和解与合作，推进库区的建设。约翰奈斯·裘德(Johannes Jüde)甚至认为，由于来自美国、土耳其等大国的“外部激励措施”，库民党和库爱盟得以组成联盟并在国际社会面前展示“团结”以获得资助，从而制造了“库尔德国家”[34]。亚兰·拉法特(Aram Rafaat)也认为，伊拉克库区是一个寻求外部赞助的外向型政治实体，在库区向“准国家”演变的过程中外部赞助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35](P.2 )
在美国的经济援助及政治支持下，库区获得了快速发展，政治地位迅速上升，自治区更是获得了一直压制库尔德力量的土耳其政府的承认。考虑到库区所处的地理位置，库区实际上对土耳其有着相当大的经济依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其政治从属地位，库区在其政策和行为中不得不将土耳其敏感的“政治红线”考虑在内[32]。为使库区配合打击库工党武装，土耳其政府对库区进行了大量的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但是为了制衡库区，土耳其也采取了诸如鼓动库区土库曼人的民族情绪、扶植“伊拉克土库曼阵线”的方式追求土耳其在伊拉克库尔德问题中更大的发言权。[33]
此外，美国还试图通过库尔德问题直接或间接影响这一地区各国的内政：美国强力扶植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却将土耳其的库工党划分为“恐怖主义组织”，更是蓄意破坏库区与伊朗之间的关系。美国在土耳其、伊拉克库尔德问题上持有的双重标准，让这一地区的库尔德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而难以解决。在美国所主导的伊拉克战后重建政治体系当中，库尔德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甚至直接造就了当今伊拉克联邦制的政治制度。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政治稳定以及美国在库区独立问题上模棱两可的态度，都增加了库尔德人与伊拉克联邦相抗衡的政治筹码和军事实力，刺激了库尔德民族分离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结语
自伊战结束以来，伊拉克国内政治版图已经呈现出什叶派、逊尼派、库尔德人“三分天下”的格局。传统权力格局在大国强行干涉下的剧变使库尔德人的力量借机发展起来，成为伊拉克乱局中最大的获益者。伊拉克库尔德人民族认同发展的历史也是伊拉克国家现代化的历史。从库尔德人的角度来看，伊拉克建构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努力无疑是失败的，库区各方面的发展已经远超伊拉克其他地区，在现有的联邦制框架结构内没有能够与库区相制衡的政治实体，因而也无法形成政治上有效的制衡机制，联邦政府面对库区的分离主义行动只能诉诸武力。
就目前伊拉克情况而言，民众对本民族(阿拉伯人、库尔德人、土库曼人等)、对所属宗教(伊斯兰教什叶派和逊尼派、基督教等)、对所属部族⑥的认同都超出了对伊拉克的国家认同。在伊拉克国内的民族和宗教之外，中东地区流行的“泛阿拉伯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等跨国家认同也在重重削弱普通民众对伊拉克国家的认同，这些都对伊拉克维护国家统一、保障国内政治稳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多民族国家政治的合法性不仅仅来源于国民的认可，往往还来自于组成多民族国家的各个族群的政治认同。一旦某个族群对国家的认同度降低，多民族国家从族群认同中所获得的合法性就会大打折扣，由该族群寻求政治分离的行动往往会在国家内部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而导致国家解体。
当前乡村振兴过程中，各类涉农惠农强农富农资金不断注入，其间涉及大量专项资金的管理，若疏于监管，极易产生腐败。十八届中央纪委向党的十九大提交的工作报告显示，五年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处分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27.8万人。庞大的数字一方面反映了纪检监察机关严查腐败问题的力度不断加大，另一方面也表明基层腐败问题的治理工作仍然任重道远。
就目前伊拉克库尔德人所面临的国际环境而言，独立公投遭到了美国及周边国家的一致反对。土耳其的反应尤其激烈，借口打击库工党武装频频越界，保持对自治区的军事威慑，阻断土、伊、叙三国库尔德人的联络；伊朗也在边境地区举行军事演习。就国内环境而言，在政府军的打击下，库尔德人的武装力量面临着重大挫折，联邦政府不仅对其进行了军事打击，更大规模地缩减了对库区的经济援助；自治区主席被迫辞职，库民党和库爱盟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库尔德人的民族分离运动遭受重大打击。从库区内部来看，由于党派矛盾、经济下行及潜在的社会危机风险，公投更像是被用作统一社会的手段，是库区在财政困难状况下从巴格达获得政治和经济让步的一种策略。[36]
当前虽然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民族分离运动在国际、国内一致的压力下转入低潮期，但是从长远来看，库尔德人的民族分离运动仍是威胁伊拉克国家统一的主要问题，库尔德问题也并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需要当局者付诸巨大的努力和极高的政治智慧。除却宪法与法律所提供的国家认同的制度保障以及发展经济为国家认同提供的利益保障之外，伊拉克当局还应在国内着重培养各族群对国家的文化认同，着力于消除民族仇恨，实现民族和解。有学者认为，在过去的九十多年里，伊拉克的“文化种族”业已形成。[37]加之库族与阿族由于历史上的民族仇恨造就了彼此之间难以形成互信，以至于两族组成凝聚力强的民族国家之可能性微乎其微。[38]因而为促进文化认同和民族和解，联邦政府和自治区政府之间应开展更多的合作，着力建构高于国内各族群、各宗教、各部落多元认同之上的“伊拉克国家认同”。联邦政府应丰富伊拉克国家认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涵，使其包含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等异质性要素，从制度上切实赋予这些异质性要素以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促进两种认同之间的互惠共生。
注释：
①从主体认同的角度出发，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一般可分为血缘集团的族属认同、文化共同体的族群认同、更高层次的国族认同以及政治共同体属性的国家认同。
②2016年3月，叙利亚库尔德人在叙北部库尔德控制区自行宣布成立自治区，但并未获得叙政府及国际社会承认。
③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退出《赛克斯-皮科协定》，并将这一秘密协定公之于众。
④[美]迈克尔·赫克特在《遏制民族主义》一书中认为，在多民族政治体中，直接统治的发展常常会使政府出台政策促进文化同化，这些做法形成了国家建设民族主义。当这些做法失败时，就会激发国家边界之内拒绝被同化的外围民族主义，推动外围精英选择自治甚至分离的民族主义。参见[美]迈克尔·赫克特著、韩召颖译《遏制民族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⑤阿拉伯语被降为第三语言。
各县（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努力克服困难，尽快采取妥善措施按照相关约定及政策及时向民间投资者足额兑现各项补助、奖励等。对已承诺而又因与国家现行法律法规相冲突而无法兑现的约定，政府部门应积极与民间投资者沟通，争取对方的理解和支持，妥善处理好违约给投资者增加的成本和造成的损失补偿问题，同时主动为投资者补办、完善相关手续，尽量弥补损失。
⑥复兴党政权一开始是反对“部族主义”的，但是海湾战争的惨败及库尔德人、什叶派起义迫使萨达姆转换了理念，将部族主义提升到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萨达姆政权后期愈发依赖家族、宗族和部族来维持统治。
参考文献：
[1]高永久，朱军.论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J].民族研究，2010(2).
[2]林尚立.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J].中国社会科学，2013(8).
[3]陈茂荣.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J].学术界，2011(4).
[4]李秉忠.土耳其民族国家建设和库尔德问题的演进[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5][英]尤金·罗根.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M].王阳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6]彭树智等.二十世纪中东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7]Hanna Batatu.The Old Social Classes and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Iraq.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8.
[8]Mark Sykes.The Kurdish Tribes of the Ottoman Empire.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Vol.38，1908.
[9]敏敬.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10]彭树智，黄民兴.中东国家通史·伊拉克卷[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
[11]Hanna Yousif Freij.Tribal identity and alliance behaviour among factions of the Kurdish national movement in Iraq.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Vol.3，No.3，Dec 2007.
[12]唐志超.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13]David Ucko.Militias，tribes and insurgents: The challenge of political reintegration in Iraq.Conflict，Security &Development，Vol.8，No.3，Sep 2008.
[14]Miles Theodore Popplewell.Imagined Kurds : media and construction of Kurdish national identity in Iraq.San Francisco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2017.
[15]汪波.美国中东战略下的伊拉克战争与重建[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7.
[16]Joseph A.Kechichian.The Iraqi Revolution of 1958: The Old Social Classes Revisited.History: Reviews of New Books，Vol.21，No.1，1992.
[17]Hashem M.Karami.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Roots of Terrorism in Iraq (2003-2017).Researchers World Journal of Arts，Science &Commerce，Vol.8，No.3，July2017.
[18]张超.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演变及其对伊准联邦国家建构的影响[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
[19]伊拉克宪法[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伊拉克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http://iq.mofcom.gov.cn/article/ddfg/201301/20130100003665.shtml，2013-01-12.
[20]Mahir A.Aziz.The Kurds of Iraq：Ethnonational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Iraqi Kurdistan.London·New York：I.B.Tauris Publishers，2011.
[21]Denise Natali.The Kurdish Quasi-State: Leveraging Political Limbo.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38，No.2，Jul 2015.
[22]Dawn Walsh.Territorial Self-Government as a Conflict Management Tool.Cham：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2018.
[23]Adeed Dawisha.“Identity”and Political Survival in Saddam’s Iraq.Middle East Journal，Vol.53，No.4，Aug 1999.
[24][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5][英]S.H.郎里格.伊拉克(1900-1950年)[M].北京师范大学《伊拉克》翻译小组译.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26]Joel Beinin.Workers and Peasants in the Modern Middle Eas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27]Ahmed Ferhadi.Mustafa Barzani and the Kurdish Liberation Movement.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3.
[28]Joseph Lasky.From Tribe to Nation: Assessing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Exclusion and Access to Mobilization Resources on Kurdish Ethnonationalism.Political Science，Vol.41，No.6，Apr 2018.
[29]Saad Naji Jawad.The Kurdish question in Iraq: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future settlement.Contemporary Arab Affairs，Vol.1，No.1，Jan 2008.
[30]Michael M Gunter.Arab-Kurdish Relations and the Future of Iraq.Third World Quarterly，Vol.32，No.9，2011.
[31]Marium Akhtar.Role of Identity Crisis and Relative Deprivation as Catalysts of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errorism: Case Study of Kurd Fighters in Turkey.Rais Journal For Social Sciences，Vol.2，No.1，Feb 2018.
[32]Nevzat Soguk.With/Out a State，Kurds Rising: The Un/Stated Foreign Policy and the Rise of the Kurdish Regional Government in Iraq.Globalizations，Vol.12，No.6，Dec 2015.
[33]Pinar Tank.Analysis: The effects of the Iraq War on the Kurdish issue in Turkey.Conflict，Security &Development，Vol.5，No.1，April 2005.
[34]Johannes Jüde.Contesting borders? The formation of Iraqi Kurdistan’s de facto state.International Affairs，Vol.93，No.4，July 2017.
[35]Aram Rafaat.Kurdistan in Iraq: The Evolution of a Quasi-State.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18.
[36]Mesut Ozcan.The KRG’s Referendum on Independence: Domestic and Regional Dynamics.Expert Brief Regional Politics，Sept 2017.
[37]Johan Franzén.The problem of Iraqi nationalism.National Identities，Vol.13，No.3，Oct 2009.
[38]Zachary Kielp.The Unraveling of the Nation-State in the Middle East: Examples of Iraq and Syria.Springfield :Missouri State University，2017.
中图分类号：C9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9)05—0018—10
作者简介：王伟，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族政治学、跨界民族与国际关系；张伦阳，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政治学。北京 100081
收稿日期2019-02-21
责任编辑 李克建
标签：库尔德论文; 伊拉克论文; 民族论文; 国家论文; 库区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民族学论文; 民族性论文; 民族心理论文;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论文;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