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学科创办于20世纪50年代，在改革开放之前，即已在服务于广西民族地区发展的过程中奠定了学科发展的基础；改革开放以后，恢复了民族学的机构设置；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积极打造民族学人类学交流平台，学科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进入21世纪以来，学科专业体系已趋于完善，成为国内民族学人类学学术与人才培养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民族学；改革开放；广西民族大学
广西民族大学（原广西民族学院）创办于1952年，是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建高校、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建设高校、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建设高校。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广西民族大学砥砺出“厚德博学，和而不同”的校训，凝练出“民族性、区域性、国际性”三性合一的鲜明办学特色。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学科与改革开放同步发展，形成完整的办学体系，成为民族学学科群的核心，在中国南方与东南亚民族研究方面具有特色和优势，是最能体现学校办学特色的龙头学科之一。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有必要回顾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学科建设的历程,总结经验，以利于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一、改革开放前学科的发展与贡献
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少数民族高等教育事业，把发展少数民族高等教育事业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1950年11月24日，政务院第60次政务会议批准了《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方案》指出：“为了国家建设、民族区域自治与实现共同纲领、民族政治的需要，从中央至有关省县，应根据新民族主义的教育方针，普遍而大量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为此目的，在北京设立了中央民族学院，并在西北、西南、中南各设中央民族学院的分院各一处，必要时还可以增设。”1952年初，中共广西省委和省人民政府依据《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和《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的精神，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都是不可能的”和“一切有少数民族存在地方的地委，都应开办少数民族干部培训班或干部培训学校”的指示，从广西的实际情况出发，决定创建中央民族学院广西分院。1952年3月19日，中央民族学院广西分院在广西省人民政府会议厅隆重举行开学典礼。1953年3月25日，广西省人民政府任命陈漫远副主席兼任中央民族学院广西分院院长。此时的中央民族学院广西分院，还只是一个在校生仅有135人、教职工20人、租用校舍面积约600平方米的微型大学。鉴于广西是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份，广西少数民族人口占广西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民族干部缺乏，而解决广西的民族问题需要培养造就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和专业技能人才，中南行政委员会决定提升中央民族学院广西分院的办学规模和层次。1953年2月24日，根据中南行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指示，“中央民族学院广西分院”更名为“广西省民族学院”。1958年，随着广西僮族自治区的成立，又将“广西省民族学院”更名为“广西民族学院”。
分田到户以后，之前连接国家与农民的村社集体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按当时的设计，农民具有农业生产经营自主权，村社集体为农业生产提供统一的社会化服务，也就是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农业经营体制。其中统的重要方面是村社集体有权收取“三项提留”、收取共同生产费，农户需要承担“两工”义务。农村土地是集体的，集体所有土地承包给农户耕种，农户具有生产经营自主权。一般情况下，土地承包给农户15年不变，但村社集体可以依据人口增减、生产便利需要进行调整，“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
（一）民族问题研究室的设立与民族学调查研究的起步
1953年，根据中南民委交给我校对中南区少数民族进行全面调查研究的任务，于6月正式成立研究室，第一任研究室负责人是陈衣教授。研究室的任务，除编写民族问题教学参考资料、翻译苏联有关民族问题的论著、提供相关民族情况和解答民族问题外，还着重进行中南区少数民族成分识别的调查研究。1953年8月至1954年6月，研究室配合中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广西民委，调查了广西境内的仫佬、毛南、傣人、水家、伶人、阳山人、六甲人、隔沟人，以及龙胜黎人、苗人与宜山黎人等十几个民族单位，并向中央、中南和省民委作汇报。1955年2月到4月，根据中央民委指示，学校抽调研究室干部赴京参加中央民委组织的民族成分识别研究组工作，在此期间，还对研究室担负调查的中南地区未决定的民族成分情况进行研究和整理。1955年2月至6月，研究室还抄寄给广东省民委78份约25万字的有关海南黎族、苗族的材料，写出约13万字的海南黎族、苗族情况的调查报告，印送中央和各地参考。这份材料后已由中央民族学院编入《中国民族问题丛刊专刊之一》。另外，该室还整理编印海南黎族情况的第一分册“合亩”制地区约24万字，第二分册“黎族”约25万字。从1955年9月起，研究工作人员积极配合陈列馆的筹备、陈列工作，综合中南各民族地区的资料，并参加展出活动。
1956年7月，民族问题研究室成立，苗延秀任主任，隶属于广西省民族学院院务委员会。民族问题研究室成立后的几年中，主要进行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将已掌握的几十万字的资料，按民族历史、生活与习俗，经济形态，民族语言歌谣等分类整理，同时补充一些新资料。二是在1956年3月后，该室部分干部参加由省里组织的调查组，对有关少数民族社会性质做为时7个月的调查研究。三是在酝酿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期间，多次参加讨论，并在《广西日报》做一些宣传适宜，为机关提供有关民族工作的参考资料。四是收集整理了一些民族文艺的资料。1957年4月9日，学校调整、充实民族问题教研室的机构设置，下设民族历史与社会政治组、经济研究组、民族文学艺术研究组。
（二）民族学调查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民族学实地调查是民族学学科的传统方法，它不仅推动了本学科的发展，也对其他相关的学科产生着重要影响。建校以来，我校经常组织师生开展社会调查，特别是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调查研究历史与现实问题，整理民族文化遗产，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在院长周建新教授的主持下，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除了承担本科与硕士人才培养、组织开展学术研究以及“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公共课程教学等常规工作，还担负着民族学学科建设的重任。学院倡导“学术为本、育人至上”的治学理念，坚持“宽口径、厚基础、重能力、高素质”的原则，以民族学为核心，依托相关学科支撑，整合校内校外资源，在构建“人文精神、科学素养、创新能力”和谐统一的人才培养体系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截至2017年，已基本实现了学科发展所规划的相关目标：
1952-1957年，学校设立壮语班，学员接受了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袁家骅教授率领的壮语工作组的语言学、音韵学知识培训后，分别到桂西、桂南、桂北进行壮语调查，收集了大量壮语资料，协同有关单位拟定和修改壮文调查，为壮文的创制推行工作培养了一批干部。1957年，学校又增设瑶语班，调查整理了瑶语方言，为瑶语的科研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1998年，学校开展了全校性的课程评估活动，确定了26门校级优秀课程，其中就包括了民族学专业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人类学通论》《民族志》等课程。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前期，民族调查工作进一步开展起来。在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指导下，我校民族研究室的范宏贵先生与中央民族学院的胡起望先生合作，三次到金秀瑶族自治县进行社会调查，通过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和积累许多口述资料，写出了18万字的《金秀瑶族社会历史和现状调查》。其他社会调查的成果还有《八寨农民起义资料》《十万大山瑶族调查报告》《龙胜民族经济的调查》《湖南、广东瑶族调查报告》《广西十万大山瑶族宗教调查报告》《盘瑶语数词研究》《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化学教育调查研究》等。
建校初期民族研究机构的设立，田野调查活动的开展以及一批民族研究成果的出现，不仅塑造出民族学学科的雏形，也为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发展进步做出了贡献。
二、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学科基础的奠定
“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的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一度瘫痪，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后，才恢复正常。科研工作的恢复，从建立健全科研机构开始。
（一）民族研究机构的恢复充实与民族学专业的建设
1978年9月，学校恢复和充实了民族研究室，开展对民族理论和民族历史的研究，并担负全院《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的教学工作。1984年10月，民族研究室改名为民族研究所。
为了培养民族学专业人才，凸显我校民族学科的特色和优势，经上级部门批准，1988年我校增设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专业，1989年又增设民族学专业，开始招收民族学专科生，学制2～3年，1995年则开始招收本科生。该专业的学生培养从一开始就注重田野调查的训练，深入中越边境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写出了不少关于中越边境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的调查报告，首届学生的毕业成果1999年由张有隽先生结集为《边境上的族群——中越边民群体的人类学考察》，在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为了培养合格的民族学专业人才，当时非常重视教材建设，于20世纪90年代编写了大量的民族学类教材，主要有《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中国民族政策通论》《中国民族志》《世界民族志》《民族学概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教材》等，其中《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被评为自治区获奖教材。由于重视教学基地建设和教育实习工作，学生实习均取得较好的成绩。
教学原则在夸美纽斯的教育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有关教学原则的论述则是他教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一切知识都是从感官的感知开始的”“知识的开端，永远来自感官”他把通过感官所获得的对外部世界的感觉经验作为教学的基础，并宣布运用直观是教学的一条“金科玉律”。他认为教学应从观察实际事物开始，在不能进行直观观察时可以使用图片或模型。幼儿教育从事的是3-6岁幼儿的教育，这个时期的孩子以直觉行动思维、具体形象思维为主，因而最有效的方法是让孩子通过自己的感官去认识外部世界。
为了一条内裤，老陈两次爬上四楼，我觉得老陈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老头。只是我没心情揶揄老陈。见我无精打采，老陈说，你脸色真的很难看，比上次我见你时还难看。我说，没有啊，我感觉很好的，能吃能睡，哪会有问题。
（二）民族学调查研究工作的新进展
民族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围绕国家和自治区下达的民族成分识别更正的任务，与有关单位密切合作，完成了《京语简志》《瑶族简史》《苗族简史》《壮族简史》《京族简史》《中国少数民族大辞典》等书籍的编纂工作，还出版了《壮族历史人物传》《民族问题基本知识》等专著。
1985年，民族研究所姚舜安和物理系万辅彬两位先生与中国科技大学、广西博物馆的自然科学、考古学等学科的专家组成《铜鼓的铸造和矿料来源》课题组，深入北流、容县等地，对铜鼓的矿料来源和铸造遗址进行了大量的民族学调查和考古发掘，进行文理科的综合考察与分析。经过一年的努力，首次探明了北流型铜鼓的铸造遗址，填补了铜鼓文化研究上的一个空白，对考古学、民族学、科技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此科研成果在1988年获得区科委授予“广西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自1986年以来，民族研究成为我校科研的一个重点。为了加强民族研究工作，我校先后成立了民族心理研究所、自然科学技术史研究室、民族建筑研究室、铜鼓和青铜文化研究室，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比如对铜鼓和青铜文化的研究，在国内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民族研究工作者还参与完成了国家重点项目《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和广西壮瑶等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编写任务，出版了《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简明民族词典》《广西民族大全》《白裤瑶社会》《壮族论稿》《太平天国时期壮族农民起义》《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十万大山山子瑶社会历史调查》《十万大山大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湖南瑶族社会历史调查》《广西苗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问题基本知识》《民族理论和政策简明教程》《汉民族历史和文化新探》《南乡春色——一个壮族乡社会文化的变迁》《当代壮族探微》《族际识俫》《中国民族史新编》《民族与民族观》等专著。这些著作对民族理论、民族历史和现状都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从不同时代、不同角度探研了有关的民族特征及社会现象，为党和国家制订少数民族政策提供了依据。
龚永辉先生当年用了8年时间，深入“俫人”聚居区，对俫人的族属问题进行艰苦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将其研究成果写成《族际识俫》一书，阐明了俫人是当代仡佬族中保持传统特色较多的一支，为俫人的民族归属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1990年5月，经过专家、“俫人”代表和少数民族代表的共同研究，一致确认“俫人”的民族成分为仡佬族，解决了40年来一直悬而未决的“俫人”民族成分问题。
这一时期，徐杰舜教授主持学报工作，竭心尽力将《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打造成国内人类学成果的重要刊发阵地，张有隽、张江华与周建新先后主持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工作，为学科跨越式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20世纪90年代，以民族研究所为核心的我校研究人员，围绕广西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开展科学研究，积极参与民族地方经济文化的建设，探索广西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规律，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研究方向及研究领域。比如徐杰舜先生的汉民族研究和人类学研究、范宏贵先生与顾有识先生的壮族历史文化研究、张有隽先生的瑶族历史文化研究、周光大先生的苗族历史文化研究、万辅彬先生的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等都取得了显著成果。具体成果包括：张有隽《中国各少数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瑶族卷》《广西通志·民俗志》《瑶族历史与文化》《瑶族宗教论集》《瑶族传统文化变迁论》《人类学与瑶族》；张有隽、徐杰舜《中国民族政策通论》；姚舜安《广西民族大全》《瑶族民俗》；赴泰国考察组《泰国瑶族考察》；周光大《壮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苗族历史与文化》；徐杰舜《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范宏贵《越南民族与民族问题》《同根生的民族——壮泰各族渊源与文化》；莫金山著《瑶族石牌制》等。
随着我校民族调查与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以及民族学开始招收专科生和本科生，为了使师生开阔眼界，增进知识，密切与学术界的联系，民族学研究所的对外学术交流日益扩大，先后邀请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所等的专家来校举行学术报告或召开座谈会。
从1993年起，学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科研工作，动员广大教师和科研人员申报各种科研项目，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其中民族研究所的成绩最为突出，比如张有隽研究员主持的《瑶族通史》获得32万元资助，徐杰舜教授主持的《实施自治法研究》课题获得10万元资助。这个时期周光大先生、范宏贵先生及张有隽先生等的研究都获得了国家课题资助。
（三）不断扩大的对外学术交流
将采取预防措施后仍发生静脉炎的患者分为两组，研究2组应用喜辽妥与湿润烧伤膏交替外敷，每日两次；对照2组每天外敷新鲜土豆片，每日两次。
“七五”期间，先后主办的全国性学术会议有“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学术讨论会”“全国实验室考古学术讨论会”“汉民族研究学术讨论会”“全国少数民族科技史学术讨论会”等。1988年2月，日本“中国民俗研究会”代表团到访，与学校签订了联合进行中国民俗研究的协议书，还赠送了一批录音机、照相器材给民族研究所。1989年，苏联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克留科夫来访，达成了我校民族研究所与苏联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进行人员和学术交流的协议。同时，民族研究所还先后接待了来自美、英、日、法等国家的40多名民族学与人类学专家、教授以及美国瑶族研究会成员的来访。
（四）民族学科建设驶上快车道
随着民族学专业建设力度的不断增强和民族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民族学科建设驶上了快车道，原有的研究机构适时调整，而新的民族研究机构也纷纷设立。1996年11月，学校成立广西民族学院汉民族研究中心，该中心挂靠学报编辑部，由徐杰舜兼任中心主任。1997年11月11日，“民族研究所”改名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为我校民族学的学科建设驶上快车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教师发展中心”是指学校建立的为本校教师专业发展提供服务的校本互助与培训组织。相关评价要素有分类培训计划、校内导师制、名师工作室、研究团队、外聘导师的有效性。其中，“名师工作室”的认可度为中等，“外聘导师的有效性”的认可度接近高，其他评价要素的认可度均为高。
1996年，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张有隽和徐杰舜两位先生被云南大学聘为硕士生导师，并与林超民先生联合招收研究生，首开学校研究生教育之先河。1998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民族学专业获得硕士学位授权点，这是学校第一个硕士学位授权点，1999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标志着民族学专业的办学水平和办学层次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同年《民族志》被评为自治区重点课程。该时期民族学人类学团队的研究成果涌现，逐渐将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打造为学校的科研重镇，引领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向。
徐杰舜先生致力于汉民族的人类学研究，《汉民族历史和文化新探》一书受到民族学界的重视，1989年的《中国社会科学》发表文章评论说：“徐杰舜的《汉民族历史和文化新探》的发表，标志着这一课题研究在中国的真正开始。”
三、新世纪学科的跨越式发展
进入21世纪，民族学学科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2001年，民族学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学科，为民族学学科实现跨越式发展准备了较为充分的条件。
为了提升学校的办学品质，实现学校发展的新跨越，广西民族学院扎实推进学校更名及博士点建设工作，为此进行了机构的整合调整。2003年7月22日，以原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为核心，吸纳社会科学部的社会学、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心理学教研室以及政法系的历史学专业，组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同时保留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的牌子，周建新教授担任首任院长，兼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与此同时，为了加强民族学研究，学校成立了校级民族研究中心，时任校长何龙群教授兼任中心主任，李富强研究员为常务副主任。壮学和瑶学是广西民族学院着力打造的民族学特色学科方向，也得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其中李富强研究员主持的壮学研究中心和玉时阶研究员主持的瑶学研究中心在2003年、2004年相继成为自治区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壮学研究中心主编的《中国壮学》辑刊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瑶学研究中心编辑出版的“瑶学丛书”奠定了广西民族大学在中国瑶学研究中的重镇地位。
水利工程是惠民工程，受到国家和社会各界高度重视。水利工程中，灌区分布非常广泛，数量非常多。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水利工程的进一步发展。
（一）实现从民族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到博士点的历史性跨越
学院成立之初，只有一个民族学二级学科硕士点，经过培育与谋划，2003年又新增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中国少数民族史及科学技术史三个二级学科硕士点。2004年，人类学、民族艺术获自治区财政资助建设硕士点，民族学获自治区财政资助建设博士点，民族学学科群逐步形成。民族学学科成为自治区“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民族学专业被评为自治区重点专业。2006年，民族学成为一级学科硕士点，同时支撑学院相关学科获得专门史和社会学两个二级学科硕士点，自主设置的壮学与瑶学、民族教育学两个二级学科也与五个核心学科一样获得招生资格，为民族学博士点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2006年，学校更名为广西民族大学后，加快了博士点的建设，民族学作为学校三个博士点建设学科之一，充分发挥了民族学学科群的龙头作用，为学校获得博士学位授权单位发挥了关键作用。2013年，获得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实现了民族学学科建设的历史性跨越。
（二）学科团队和学科平台建设取得新突破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学科建设起步虽然相对较晚，但是在张有隽、周建新等教授的带领下，建设步伐稳健扎实，在学科团队、学科平台建设上取得了新突破。“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获得国家级精品课程（2007），民族学专业入选教育部与财政部第三批高校特色专业建设行列（2008），民族学教学团队获得国家级教学团队（2010），中国南方与东南亚跨境民族研究基地获得国家民委人文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11）。在提升人才培养的办学条件方面，这一时期建设了影视人类学实验室、民族工艺实验室、博士点资料室，同时改造充实了民族博物馆，使之不仅成为教学实践平台，也成为富有特色的学校对外交流的窗口。
第三，要完善农业用水计量设施。目前我们的计量设施不完善，仅占1/3左右。目前水费的收取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按方计算，有计量设施的，比如1 m3水交多少钱。最明显的是井灌区，都是搞IC卡，农民付了多少水费，插进去就灌多长时间，这种方法的收取是百分之百，而且科学合理。但是非井灌区很多都是按亩收费，一亩地核定多少稻谷、核定多少玉米，折算成货币来收取，实际用了多少水也不清楚，所以下一步要加大量水设施的建设。
一位专门负责产科、妇科门诊的社工，同时负责K-Ⅲ病区工作，当K-Ⅱ病区运营后，迫切需要增加一名社工来分担这些服务工作。
2014年以来，广西民族大学的民族学学科随着博士点的招生，对学校的教育学、法学、管理学、商学及民族医药等相关学科的发展起到巨大的孵化和支撑作用，推动了学校学科建设整体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随着博士后流动站建设（2014）、入选自治区“广西与东南亚民族研究”人才小高地（2015）、民族博物馆被国家民委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2016）、“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纳入“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2016），以及周建新教授（2014）、龚永辉研究员（2017）、李富强研究员（2017）和秦红增教授（2018）相继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将民族学学科的建设推向了更高的水平。在2016年本科审核评估和2017年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民族学专业和学科都取得令人欣慰的成绩。2017年，民族学学科入选广西一流学科，继续发挥第一方阵的领跑作用。
（三）对外交流创出新品牌，学术交流平台建设迈上新台阶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学科聚焦于中国南方与东南亚民族研究，在壮学与瑶学、跨境民族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方面具有特色和优势。学院成立以后，着力打造“中国与东南亚民族论坛”这一学术交流平台，每两年举行一次，轮流在国内外举办，已成为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科对外学术交流的品牌。
从2016年开始，迄今连续举办三届的“广西世居民族论坛”，聚集国内外研究广西12个世居民族的专家、学者，每年进行一次研讨，不仅彰显广西民族大学对所处区域民族问题深入、全面的研究，服务于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力争在全国形成一个品牌，凸显广西民族研究的新形象。
在徐杰舜和秦红增两位教授的先后努力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获得“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2001）、“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2002）、“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2012）和全国“百强报刊”（2013）等诸多荣誉，不仅成为蜚声国内外的民族学人类学成果刊发阵地，更对本校学科建设起到了非常关键的支撑作用。
本文所开发的游戏助学软件，其主要的学习内容集中在单个知识点的讲解，和一个个单独任务的考核上，仅仅只能提供给学生进行初次学习使用。其实对于学生的编程的实践能力上，提高效果并不明显。因此在使用该软件，并不能一劳永逸，仅能作为一种辅助学习软件提供给学生使用。教师还需要结合其他的教学手段，以确保学生的实践能力得到提高。
四、在新时代的挑战中推进一流学科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学科在发展和壮大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值得我们继续坚持弘扬，包括立足区位优势，明确发展方向，形成中国南方与东南亚民族研究的学术领域；立足服务广西民族地区发展，促进民族和谐与边疆稳定，形成学科建设的特色和优势；在人才培养方面，重视田野和学术传承；积极拓展对外交流，打造学术交流品牌；强化规划意识，短期计划和长远目标有机衔接、有序发展等。
同时我们也看到，在新的时代，随着国家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和“一流本科”发展战略的推行，作为后发展省区的地方民族院校，广西民族大学在资源禀赋方面的缺陷相对凸显，在人才竞争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学科、专业发展争优创先的难度和挑战空前严峻。面对空前的困难和挑战，需要学科团队凝心聚力，坚持以特色谋发展的共识，创新人才培养工作，提升社会服务能力，完善学科团队建设，推进国际化水平，争取实现新跨越的美好愿景。
Going along with Reform and Opening up——Review on 40-Year Construction of Ethnology in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ANG Bozhong,ZHENG Weikuan
(College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Nanning,Guangxi 530006,China)
Abstract:The ethnology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as founded in the 1950s.Befor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it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serving the development of Guangxi ethnic minorities areas.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the institutional setup of ethnology was restored.Since the 1990s,we have actively created a platform for ethnological anthropology exchanges,and the discipline has entered a rapid development track.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the discipline professional system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perfect,becoming an important force in the academic and talents training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in China.
Key words:ethnology;reform and opening up;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33（2019）02-0062-06
收稿日期：2019-1-10
基金项目：国家民委、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南方与东南亚研究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广西与东南亚民族研究”人才小高地；广西壮族自治区一流学科“民族学”。
作者简介：王柏中（1966～），男，辽宁铁岭人，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与东南亚区域历史文化；郑维宽(1971～)，男，四川广安人，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区域历史地理与边疆史。
注：本文采用了郑维宽教授编撰的《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史（未刊稿）》部分内容及学院历年的学科建设材料，属诸同事的共同撰作。
【责任编辑：黄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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