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日本近世中期以来，从我国传入的易学在本土化过程中，随着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与日本的政治结合日趋紧密。这种趋势在近代初期达到高峰，在内容上体现了近代化进程中日本政治的需求。佐久间象山的易学思想作为幕末易学政治化趋向的一个典型，继承了近世中期太宰春台易学的政治化特征，又为近代初期的易学政治化高峰铺设了道路。
[关键词]易学；政治；幕末；佐久间象山
我国的易学思想在东亚诸国有很强的影响力，但国内对海外易学的研究非常少，对日本易学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江户易学上，近年来重要研究成果有王鑫的专著《日本近世易学研究》，该书以主要的易学学派和易学家为角度对日本江户时期的易学的变迁进行了梳理。以及吴伟明的专著《易学对德川日本的影响》，该书分思想和文化两个方面，论述了易学对德川社会的深刻影响。以上都是对易学传播的概观性综合研究但尚未对日本易学在江户中后期直至近代传承中的发展规律做充分探讨。如王鑫研究论及江户中期的易学家太宰春台易学出现政治化特征，但对这种特征在幕末时代和近代初期的传承和发展没有详细讨论。拙论将以幕末易学家佐久间象山为例考察幕末易学的政治化特征，并结合江户中期的春台易学描述其传承关系，最后也将简略介绍象山以后近代初期易学政治化趋势的发展，使其呈现出完整的时间链条，明确易学在日本江户中后期后直至近代初期政治化逐步加强的发展脉络。
经过7天朝夕相处，两人的感情更加火热，郭启明提出，让关小美和他一起到北京去。他说：“小美，我是公司里的储备人才，现在公司就已经给我分了公寓，配了雅阁小轿车，公司领导承诺，将来还要给我股份，那时，我就可以每年带着你到海滩度假，带你游历世界……”郭启明的话让关小美心潮澎湃，但她还是犹豫着摇头说：“启明，我们的事我还没来得及给我爸爸妈妈说，如果我现在丢了工作跟你到北京去，他们肯定会反对……”
一、近世日本易学政治性倾向强化的原点
近世易学政治性的强化始于儒学的政治性强化，王鑫研究中对其进行了详述，“古学派中对儒学政治性强调最为突出的是荻生徂徠说创立的古文辞学派”[1](P96)，其最大特点就是强调“先王之道”的作用，而 “‘先王之道’实际指的是先王所做的礼乐制度，王鑫指出“徂徠‘道论’的特点在于强调先王之道治平天下的政治性”[1](P9)，这一特点被以太宰春台(1680-1747)为中心的早期徂徕易学继承。根据王鑫的研究，太宰春台易学思想中对易学政治性的强调可整理概括为如下几点：1.提出易占是孔子做易的主旨，并提出“一众心说”，指出“易占”在政治中的价值——“易占是为了在政治实践中专门攻治小人、统一人心的一种政治手段”；2.强调儒学六经之一的易学和其它五经一样是治理天下的特殊工具——其它五经是治理天下的“常道”，易学是治理天下的“易道”。3.春台易道的主旨有三：“时”、“数”和“阴阳”。王鑫指出对这三者的认知实际上是一种关于政治的历史哲学，“数”与“阴阳”所教导的是对于政治的历史性命运即有盛“必”有衰、有乱必有“治”和盛极必衰乱极必治的体察；“时”所引向的则是依据易道对当下政治所处历史境遇的辨知与把握。[1](P96-122)
春台以后易学的政治性强化继续发展，到了近世后期和幕末，涌现出一批以易学为思想武器对德川政治提出建议和批评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正如吴伟明论述：
在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一书中给出勾股定理的以下证明：设△ABC为一直角三角形，其中A为直角。从A点划一直线至对边，使其垂直于对边。延长此线把对边上的正方形一分为二，其面积分别与其余两个正方形相等。（证明过程略）
“有意思的是无论德川初期的亲幕派或是后期的反幕派都引易经作为意识形态的武器。……在德川初期作为合理化幕府的《易经》，在幕末却扮演相反角色，成为改革派及倒幕派批评幕府的工具”[2](P53)
“治蛊之道应按事情的轻急缓重先后顺序，在改正旧弊的同时要防止其余留的坏影响，不能仓猝苟且的去做 ，蛊卦彖辞里有‘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的辞，‘甲’是数之首是事之始，‘先甲’就是指要弄清事情的发端原委，‘后甲’就是倾尽心力地的推断其发展趋势。不说一日、二日而说三日是说明其深思熟虑，只有这样才能分析明白事情的发展趋势，也就不难知道救治的方法了”[4](P245)
二、幕末象山易学政治化趋向的发展
佐久间象山是日本幕末有重大影响力的政治家、思想家。他积极的主张开国，学习西方的科学和军事技术，杰出的门人弟子众多。这样的佐久间象山却一生深深信奉易学。象山思想里的易学和洋学并存这种看似不可思议的情况恰恰反应了从日本近世到近代转型期易学的特点——在向近代过度的过程中，随着朱子学天理体系的削弱，一方面易学自然哲学的一面的特征被加以强调，成为通往洋学的一个入口[3]；另一方面易学与日本当时的政治的结合逐渐紧密，成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本文将对后者进行具体论述。
局部放电信号通常伴有能量变化,因此通过提取短时能量和短时平均幅度有助于判断局部放电信号。设语音波形时域信号为x(n),加窗函数ω(n)分帧处理后得到的第i帧语音信号为yi(n),则yi(n)满足:
张均、张垍为唐朝玄宗时期的宰相张说之子，颇受唐玄宗器重，分别在朝中担任过重要官职。张均为张说长子，曾任大理寺卿一职；张垍为张说次子，为当朝驸马。二人在安史之乱中投靠于安禄山，并分别在其军中担任伪中书令、宰相之职。安史之乱被平定之后，二人结局或死或发配。但究竟孰死孰生，《资治通鉴》记载与《旧唐书》《新唐书》《册府元龟》记载并不相同。
象山作为信奉易学的政治家，他常常用易学的方法来论述幕末的局势。他认为幕末的日本处于乱世，可以用八卦中的蛊卦来说明。又以易道穷变转化之理认为治与乱，循环交替，互相依存。通过一定的条件可以由乱转治，他说：
“此次天下治乱之大任集于一身，希望有幸蒙皇天皇国恩典，我的主张能被幕府听取实施，如若我的主张难以推行说明现在是天降皇国灾祸之时节”[12](P681)
“现在的时势如果取易卦来描述的话，相当于蛊卦……有蛊乱之时就必有大治之时，自古以来，‘治必因乱而起，乱必因治而兴’是自然之理，所谓易道之‘穷则变，变则通’正是此意，因此蛊卦的彖辞里本就有“亨”、“利涉大川”的判词。所谓‘利涉大川’，指如果见艰难险阻而畏惧不前，以懈怠懦弱的态度放弃前进，就无法终结蛊乱，获得大亨”[4](P244)
上节叙述了象山对易占的重视，甚至希望以易占的形式参与政治，虽然他自己成为卜筮官直接参与政治的愿望没能实现，但他通过解卦的方式来实现对幕府政治策略的引导，其易学体现出比春台易学更强烈的政治倾向，在内容上与春台时代的政治要求不同，主要围绕着公武合体和开国这两项对内对外的重大政治方针展开。前面提到象山曾著《炮卦》一书，这是一本用易学的卦辞来解说“炮理”的书，取《暌》卦的卦象，而重新系以卦辞和爻辞，可以看出象山政治家身份主体性的体现，他不是把周易之理当作绝对性的天理去遵从，而是成为制定“理”的圣人，体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主体性，自认为新时代圣人的象山不仅是理的制定者，也是以往圣人之理的解释者。本章将对象山的解卦——解释“理”的一面进行描述，1864年给幕臣一桥的上书中象山占时局为蛊卦，论及国家治乱方略：
很明显，象山的天命观与他对当下政治所处历史境遇的辨知与把握连成一线。枪炮在西方问世强大了西方的国力，而西方的兴盛是天下大势，是天运。这种时运思想很可能还受到邵雍易学中“数理”思想的影响，即用“数”来预测事物的发展和命运，即认为万物的兴衰有自身的“数理”决定，而在诸多易学家中，象山最推崇的就是邵雍，他说：“邵子先天之学至乎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尽事物之变，而究天人之蕴”。[8](P61)邵雍的易学的一大特点就是用“数”来预测事物的发展和命运。象山极大可能受到邵雍易学中“数理”思想的影响，即认为万物的兴衰有自身的“数理”决定。其易学中有和太宰春台非常接近的一部分，即对“时”与“数”的发挥，含有一种政治历史哲学内涵。事实上日本一直存在另一种日式天命论，其核心是反对异姓革命，支持天皇的主权与幕府的治权。可以看出象山的天命论的核心的已经转移，既不在天皇也不在幕府,其中潜藏着对旧有体制改革可能性的暗示。虽然象山没有直接提出过政体改革，而根据日本的实际提出相对可行的“公武合体”，加强中央集权，但按照这种天命论，如果他活到明治时代，不难想象他对政体西化改革会有的态度。不少研究者认为象山坚持“东洋道德”只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是其思想局限，拙论其实象山和当时站在朱子学立场坚决维护封建体制的士大夫们不同，是一个非常懂得变通卓有远见的政治家，不可简单粗暴的评论。
“圣人有作，顺从风气，不先天以开物，各随时而立政。结绳以治，弧矢以威，无非随时焉者。当今之世。微枪炮。不足以制驭内外。圣人岂违时乎哉。”[5](P1)
象山引用《易传》说明枪炮和古时的弓矢一类都属于武器，其象来自于《暌》卦。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和自古以来的弓箭发明一样是时代的需要，——“炮之暌乖与弓矢同”。在此基础上，象山把学习西方的军事科技进一步上升到一种对世界大势的认识，认为西方列强在世界格局中体现的强大的的国力是天运使然，日本应该顺应这个天运，向西方学习，而不应该逆天运而行，他说：
最后，我国有句话说得好：“众人拾柴火焰高。”基于此，相关教师在中职语文教学过程中，应该重视合作教学，提高学生的合作意识。教师应该做到与时俱进，紧跟时代发展的脚步，紧扣时代的需求，了解掌握目前社会市场各个行业在工作时要求分工落实，重视工作人员的相互合作。通过调查发现，现代企业多数会有“团结就是力量”“拧成一股绳”“一群人，一件事，一起拼，一定赢”之类的标语。由此可见，现代企业非常重视员工在工作过程中的合作能力。基于此，教师在进行中职语文教学的过程中，应该重视合作教学，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提高学生的合作能力。
“五世界的学术智巧渐开，各国拥有强兵，天下大势之所以如此，实在是天运使之，独皇国(指日本)何能与此天运相抗？”[6](P220)
3.4 DPP-4抑制剂(DPP-4i) GLP-1与GLP-2体内半衰期极其短暂，其降解主要是通过DPP-4。绝经后骨质疏松患者及糖尿病患者血清DPP4水平均升高[50-52]。在糖尿病患者中，DPP4i与二甲双胍联合应用较二甲双胍单药能降低发生骨折的风险[53]。研究[54]发现，DPP-4i西格列汀可改善糖尿病大鼠及非糖尿病去卵巢大鼠骨质疏松，且存在剂量依赖性[54]。因此，DPP4i在骨质疏松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观察上天的时运与世界的形式，不管东西南北，尽揽万国的长处，最终雄视万国”……当今的外藩与古时的蛮貊有天渊之别，他们的学术技艺远在汉土之上，即使是古圣贤也未能发明的东西他们也发明了出来”[7](P11)
“传曰：古者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古昔之兵，莫利于弓矢。后世知者易之以炮。铸金为弹，合药火之。碎坚及远以示有备，外邦以畏，中国以肃，盖取诸《睽》……炮之暌乖取势与弓矢同，而其猛烈奋迅飞弓矢可比。当今之世非斯器无足以威服内外也。”[5](P12)
(2)占卜的价值被重新阐释和重视
在近世的前期的易学门派中，因为主要围绕朱子易学展看，有一种倾向就是重视义理，轻视占卜。因为占卜被认为是个人欲望利益诉求的体现，和“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的基本精神相违背。因此，易学作为“天理”的理论根基，其 “理”的一方面更被重视。而这种倾向到了江户中后期有了改变，首先随着古学派的兴起朱子学被质疑，掀起了考证的风潮。随着这种考证，对易占的意义有了重新的阐释，如前文提及的太宰春台的“一众心说”，就认为治国的重点是治理好在国民中占大部分的小人，而治理小人的手段就是引导他们趋利避害，占卜就能发挥这个作用。这种理论显然带有明显的世俗功利性的特征。而象山对“易占”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
“人如果为圣贤，则视平生所遭逢的坦途险阻、安流惊涛为其正命。对世上平凡大众来说，他们遭遇险阻，身陷惊澜大约也是常事，所以我还是想谈谈在平日里趋吉避凶的方法，窃以为趋吉避凶就是易道”[9](P13)
象山的这段论述与太宰春台的“一众心论”有异曲同工之感，都阐述了易占对引导和控制普通民众的价值。象山所说的易道的“趋吉避凶”的功能实际是通过占卜来实现的。在从近世向近代过度的过程中，易学出现了从对“天理”的强调转向经验功利的“占卜”的倾向，其背景是不尚空谈的经世致用逐渐被重视的时代要求。象山不仅把易占卜用于引导民众，更提议设立卜筮官，以古老的政教一体的模式直接参与到政治决策中。众所周知，日本军国主义强化的一环是国家主义的强化，其手段之一是对宗教的利用。1868年，明治政府发布“祭政一致”布告，1870年，日本以实现基于神道的政教合一为核心内容的“大教宣布”政策，后又设立大教院。神道教在整个战争中与军国主义结合成为侵略者的精神支柱。实际上，不仅是神道教，在历史上“易占”也曾经以这种形式被日本政治所利用。 早在幕末1857年，象山曾经拟万言书，建议设置国家卜筮官，在决定国家大事时听取其建议：
“选用通晓《洪范》之教，明晓大道的人(那些巫覡卖卜之流不足以知晓大道)设立卜筮的官职，凡有重大为难的政事务必咨询此人，一定会大有裨益”[10](P652)
两点夹持模式下夹持器优化前后夹持力的仿真结果如图6所示。对比夹持力平均提升幅度的理论分析值和表7所示的仿真值可知，两者误差为3.89%<5%，这说明两点夹持模式下的优化结果具备正确性。
《洪范》的主要内容是是阐发了一种天授大法、天授君权的神权行政思想，对形成以王权和神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哲学理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象山这种建议和当时主张幕府还政于朝廷,强化中央集权的政治目的一致的,而象山所指的卜筮即是易占，这里体现了象山希望以易占的方式直接参与政府决策的想法。日本学者内藤辰郎就对象山的易学思想从“政治智慧”的角度做评价：“(象山)的卜筮的行为基于高度的政治判断，只在需要寻求超越人智极限的天理时才进行占卜”[11](P198)象山建议的卜筮官的适合人选正是他自己。在他眼中，民间路边的为个人利益进行的卜筮是不值一提的，易占的最大价值是在引导国家的大政方针，而这需要进行易占的人对政治历史命运能够正确把握，即是“明晓大道”的人，也就是他自己成为了天理的代言人。在给他姐姐的书信中他说道：
生1：小兔子喜欢吃胡萝卜和青菜。它会蹦到胡萝卜前，闻一闻，再捧起胡萝卜美滋滋地品尝。吃东西的时候，它的胡须还在抖动呢。
(1)基于易学的时局观和使命感
我国的反腐败法律名称，可考虑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腐败法》(以下简称《反腐败法》)，理由为:该法是由人大制定并通过的产物，因而具有崇高的国家法律地位，是最高国家立法机构的行为;其次，“反腐败”是人民群众耳熟能详的专用名词，亦是对贪污、贿赂、走私、骗税、循私舞弊、玩忽职守、浪费、隐瞒个人不正当收入、道德败坏等种种腐败行为依法进行斗争的高度抽象名称;再次，该法是针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总体腐败现象而制定的法律，无论从立法、执法或是守法角度，均不会在理解上产生歧义;最后，该法名称中的“反”字，体现出立法者的决心和人民群众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的心声及打击愿望。
(3)通过解卦干预幕府的政治策略
幕末的日本是一个各种国内外势力胶着的乱世，象山因其弟子吉田松阴偷渡事件被牵连受到冷遇长达九年被排斥于政局之外，但他对日本的未来始终保持着积极的心态，一直积极上书对实事陈述己见。这正是他对日本政治的历史性命运的体察, 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和春台如出一撤。不光是对于国内的时事，对于世界大势，象山也抱有独特的天命论：
本文以幕末的思想家佐久间象山为例对这种倾向进行论述，一是佐久间象山的易学思想在国内以往的研究中几乎无人提及，而他是对日本幕末政治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应该予以重视；二是王鑫研究中总结的太宰春台易学的特点在佐久间象山的易学思想上都有明显体现，可看做是象山对春台易学思想政治性的继承。
“沿海要害的防御工事需要的精通洋人筑城法的人，新式火炮发明以来对其防御的方法也还不清楚，这两件事还不是当今最紧急的事，应将其作为“后甲三日“来处理，但正名之说就应该按先甲之意，干父之蛊 是其本来之道，想要挽救人心离散，应按蛊卦大象里说的‘振民’,即用巽风所代表的三令五申来鼓舞振奋民众(蛊卦的下卦为巽卦，巽卦代表“风”，一般认为有传播政令之意)。初爻的词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实在是周公(指周文王)为今天的局面说系之词，当今蛊乱未深事犹可救，恰如初爻之时，从主上(指天皇)来说，将军相当于其‘子’，从将军来说，您相当于其子、如果将军能正其名分对天皇陛下按子道行事，(正是因为名不正言不顺造成了今日的蛊乱)，尽到其本份，朝廷必不会追究其责，您要是能为此事多尽心，朝廷和将军也必不会怪罪，只是任何事情请一定考虑好轻重缓急”[4](P246)
象山利用蛊卦的彖辞中的“先甲三日，后甲三日”以及“干父之蛊”等辞解释治理蛊乱的方法：
(1) 按事情的轻重急缓的顺序，找出蛊乱的根源
象山将蛊卦中“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理解为顺序和时间，又延伸为从事物的根源推及其发展和所需要的时间，展现了象山清晰的逻辑思维
(2)蛊乱的根源是是“名不正”，解决的办法是“正名”
利用对“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卦辞的再解释，指出蛊乱的根源在于“名不正”引起的国家政令不统一。以父之关系隐喻朝廷和幕府的关系，藩臣和幕府的关系。 “名不正”不仅指幕府和朝廷的对立，也指各地藩主和幕府对立。由此引起各政治势各行其政，国家缺乏统一的领导，力量分散，因此一旦面对重大的外来危机，应对乏力。而解决之道就需要“正名”——即认为藩臣和幕府应该重新听从中央朝廷指挥，体现其主张公武合体的政治意图。
“我想创造出在拳台上和拳手对打的感觉，使我的这张照片就像某个电影里的截图那样，我想要表现一种戏剧的冲突感。”
三、象山之后易学政治性的继承和发展
象山易学的政治性一方面继承了江户中期太宰春台易学政治性的特征，同时比春台易学又有了新的发展，体现在其主张设立卜筮官直接参与政治决策和通过解卦影响幕府政治策略上，在他之后，以高岛吞象为代表的近代初期的易学家又把这种易学的政治化趋向继承并发展到了顶峰。比如高岛吞象用易占的形式直接大量参与日本政府的政治外交军事决策，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提供策略和合理性，并曾再次向日本政府提议设立卜筮官。虽然他不是明面上的明治政府官员，却成为明治政府暗中的顾问。吴伟明研究中指出：
“在《高岛易断》的800个易占实例中，有三分之一与明治的政治军事相关，主要形式有二：一是明治大臣及高官委托委托吞象为国事占卜，以做参考。二是吞象主动为国事占卜，然后将结果转呈明治领袖或传媒，例如每年冬至他有为所有高官占卜的习惯。”[13](P52)
又对高岛吞象的解卦评价到：
“吞象的易占解说强调侵略朝鲜及中国的正当性，鼓吹明治天皇崇拜、神道及西洋技术东洋道德，批评议会政治。这些看法都与明治政治形态不谋而合。易占竟成为散播明治政治意识形态的手段。”[13](P53)
有意思的是，“西洋技术东洋道德”正是佐久间象山的核心主张，高岛吞象对其大事宣扬当然有强化国家主义的一面，内里不难看出他对佐久间象山思想的推崇，可以说象山撒下的包括易学在内的思想种子通过高岛吞象得到继承和发展，其与政治的结合已经达到顶峰。本文篇幅有限且主要以幕末象山易学为中心展开，不再详述。
我国易学传入日本以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其言辞的模糊抽象使其容易成为被政治利用的工具。幕末易学从朱子学框架中逐渐脱离出来，与天理关联的“易理”出现了被削弱的倾向，经验化、世俗化的易占逐渐凸显，而且直接参与到政治中，和政治紧密结合了起来。这种易学政治倾向的强化与江户中后期受到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体系发生动摇有直接关系。易学的这种变化说明了外来文化在传播地本土化过程中可能被歪曲、利用，脱离原貌的一面。在研究我国传统文化对外影响力时应加以重视和区别对待。
[参 考 文 献]
[1]王鑫.日本近世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2]吴伟明.易学对德川日本的影响[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
[3]严玉皎.近代化背景下易学的变容——以佐久间象山的〈炮卦〉为例[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2).
[4]佐久间象山.一橋公に上がり國家の治亂を陳ず(1864).象山全集：第2卷[M].日本:信浓教育出版社,1975.
[5]佐久间象山.礮卦(1852).象山全集：第1卷[M].日本：信浓教育出版社,1975.
[6]佐久间象山.内問により文聰公に呈した意見書(1962).象山全集：第2卷[M].日本：信浓教育出版社,1975.
[7]佐久间象山.梁川星厳宛(1858).象山全集：第5卷[M].日本：信浓教育出版社,1975.
[8]佐久间象山.邵康节先生文集序(1841).象山全集净稿：第1卷 [M].日本：信浓教育出版社,1975.
[9]佐久间象山.佐藤一齋に宛書簡(1834).象山全集:第3巻[M].日本：信浓教育出版社,1975 .
[10]佐久间象山.山寺源大夫に贈る(1857).象山全集：第4卷[M].日本:信浓教育出版社,1975,.
[11]内藤辰郎.幕末儒学における佐久間象山の思想[J].衣笠安喜編,近世思想史研究の現在[M].日本：思文阁出版社，1995.
[12]佐久间象山.姉に贈る(1864年).象山全集第五卷[M].日本:信浓教育出版社,1975.
[13]吴伟明.东亚易学史论[M].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7.
PoliticizationTrendofIChingLearninginJapaninBakumatsuPeriod——A Case Study of Sakuma Shōzan
YAN Yu-jiao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Zhejiang A&F University, Hangzhou 311300，China)
Abstract:Since the middle modern period, the I Ching learning introduced from China to Japan was integrated increasingly with politics in Japan under an impact of western thought and culture during its indigenization process. Such trend reached a peak in the early contemporary era. Contents of such trend reflect Japan’s political needs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The ideas of Sakuma Shōzan on I Ching, as a typical example of the politicization trend of I Ching learning in Bakumatsu period, not only inherited politicization features of I Ching learning of Dazai Shundai in the middle modern period, but also paved the way for the peak of I Ching learning politiciza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Keywords:i Ching learning;politics; Bakumatsu; Sakuma Shōzan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19)03-0010-05
[收稿日期]2018-12-21
[基金项目]浙江省社科联课题“东学西渐背景下日本易学思想的变容——以佐久间象山为例”( 2014B120)
[作者简介]严玉皎，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日本思想文化，中日文化交流。
[责任编辑 常延廷]
标签：象山论文; 易学论文; 日本论文; 政治论文; 幕府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亚洲哲学论文; 亚洲各国哲学论文; 日本哲学论文; 《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3期论文; 浙江省社科联课题“东学西渐背景下日本易学思想的变容——以佐久间象山为例”(2014B120)论文; 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