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目的/意义]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恐怖袭击往往呈现出不同的组织与行为方式，通过对恐怖袭击进行大数据实证研究，可在"全样本"视角下对恐怖袭击的特点与趋势进行客观评估。[方法/过程]在数据清洗和字段筛选后，研究以2013-2017年GTD中的7133次恐怖袭击为样本，选取时空分布，袭击目标与手段，人员伤亡与经济损失三组维度进行深度数据挖掘。[结果/结论]基于数据的挖掘结果，总结出当前恐怖袭击所具备区域性聚集，全球化扩散；正当化伪装，极端化本质；信息化串联，网络化扩张的三大恐怖袭击特点与趋势，并基于此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关键词：恐怖袭击;大数据;数据挖掘;全样本分析;GTD
0引 言
宗教极端主义并非宗教，其将极端思想与宗教捆绑在一起，以暴力恐怖手段，威胁全球各国的国家安全、公共安全，践踏民众基本人权，是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宗教的公敌。2013年4月9日，“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伊拉克伊斯兰国(ISI)”与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组织“胜利阵线”合二为一，“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应运而生。截至2017年12月31日，由“伊斯兰国”及其分支组织成员发起的恐怖袭击共造成32 082人死亡，仅在其最为活跃的2016年，就造成9 000余人死亡，超过全球死亡总数的一半[1]。2019年4月21日，效忠于“伊斯兰国”的斯里兰卡极端组织“NTJ”在当地策划的9起连环恐怖袭击造成250余人死亡，500余人受伤，“‘伊斯兰国’被彻底消灭”的臆想宣告破灭。基于恐怖袭击较强的传染性和模仿性，“伊斯兰国”的组织框架、目标选择、行为方式均可能会成为各国恐怖分子争相学习的范式。针对“伊斯兰国”恐怖袭击的大数据分析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掌握宗教极端型恐怖组织的活动规律，从而实现目的性预防，针对性打击。
1数据采集:GTD中“伊斯兰国”相关数据维度的选取
在任何领域的数据库建设和大数据分析上，现实世界只要存在多样性和异质性，就要通过放大样本量的方法减少样本误差。而大数据概念的核心就在于全样本，是对全体事件的全景观察。当样本等于总体时，抽样误差为零[2]。大数据视角下对恐怖袭击相关数据的分析也应在保证数据稳定性的同时，尽可能的收集“全样本”。GTD全称“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是由美国国防部(DoD)提供资金赞助，马里兰州立大学主办的科研型反恐数据库，截至目前为止其中收录的恐怖袭击数量已超过18万件。GTD采用的是三个必要性条件与三个选择性条件相结合的双层入库标准，行为必须在满足三个必要条件的前提下满足三个选择性条件中的两个，才会被收录于GTD之中(即三个必要条件为：事件必须是袭击者故意为之；事件必须引起一定程度的暴力或紧迫的暴力威胁，包括对人暴力和对物暴力；事件的实施者必须是次国家行为体。三个选择性条件为：具有政治、经济、宗教或社会目的；具有威胁或恐吓不特定群体的目的；超过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范畴)[3]。
为保证结论能在最大程度上反映“伊斯兰国”的组织现状及发展趋势，本文将“组织名称”这一维度下名称为“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the Levant)”及其下设分支组织的恐怖袭击纳入研究范围，截至目前GTD还未开放2018年的数据，其完整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我们选取自“伊斯兰国”成立的2013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间的7 133条数据作为研究对象。
2数据分析：2013-2017年“伊斯兰国”活动现状
“伊斯兰国”恐怖袭击的时空概况反映出其总体分布与发展趋势，袭击的对象和手段体现出组织的目的倾向与暴力程度，而袭击的结果则呈现其对社会影响，将上述三组维度结合，可从概况、行为、结果的不同视角实现对 “伊斯兰国”的综合评估。
2.1时间与空间分布概况
2.1.1 时间分布 如图1所示，就时间分布而言，全球恐怖袭击总数在2014年达到13 531件的峰值后呈现出平缓下降的趋势，年降幅约10%。同期的“伊斯兰国”自2013年成立后快速扩张，由其发起的恐怖袭击总数并未在2014年随全球趋势一同下降，而是一直增长直至2016年的峰值。此时，“伊斯兰国”取代“基地”组织成为全球年袭击总量最多的恐怖组织，其在2016年发动了2 026件恐怖袭击，占该年全球总量的18.82%，2017年虽其袭击总量下降至1675件，但其全球占比却上升至19.42%。虽然伊斯兰国在2016年后受各国打击，控制地区被政府联合军基本收回，主要活动由正面对抗转入地下，组织有规模恐怖袭击的能力有所下降。2018年11月19日，叙利亚军方也发表声明，宣布已完全消灭叙南部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4]。但 “伊斯兰国”有生力量犹存，其影响力仍将延续，现今就开始讨论“后伊斯兰国”时代为时尚早。
图1 2013-2017年“伊斯兰国”恐怖袭击年度分布
2.1.2 空间分布 宗教极端型恐怖组织对其生存和发展的宗教土壤有较强的依赖性，传统的宗教极端型恐怖组织受地域限制明显，组织、成员的流动也多限于周边地区。如表1所示，2013-2017年间，“伊斯兰国”在中东与北非发动的恐怖袭击占总数的93.65%。随着2016年各国开始展开对伊斯兰国的清剿，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目前已失去大部分领土和收入来源，并正在积极将资源从中东转向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南亚[1]。2016年3月22日，“伊斯兰国”成员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机场和地铁站发动连环自杀式袭击，共造成35人死亡，346人受伤。2017年5月22日，在英国曼彻斯特美国歌手爱莉安娜·格兰德
表1 2013-2017“伊斯兰国”恐怖袭击区域分布
中东与北非南亚东南亚东欧西欧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澳大利亚和大洋洲中亚总计201337437420141277211280201516798819117782016189010910934120262017146017918112411675总计66803782821159117133
(Ariana Grande)演唱会上，“伊斯兰国”成员再次发动自杀式袭击，造成22人死亡，59人受伤。2019年4月21日，在佛教徒占比超过70%的斯里兰卡，9起针对基督教、天主教堂和五星级酒店的连环爆炸袭击造成253人死亡，500余人受伤，斯里兰卡国内沦入一片混沌。这些发生在非“伊斯兰国”传统活跃区域的恐怖袭击逐渐让我们意识到，随着跨国网络与移动网络终端的普及，“伊斯兰国”开始打破传统宗教极端组织活动的物理界限，脱离常规宗教极端组织的定式，向新型宗教极端型恐怖组织变异。
在生理层面上，长期移动生活的进化结果使得人类的双腿是适应迁移生活的。远古以来乃至猿人阶段，人类的所有趋利避害的行为，都是通过“行走”来实现的，因而，腿作为实现移动的进化器官，双腿是适应行走的，对于不能有效使用(如汽车代步、久坐的工作形式等)双腿的行为是不适应的，会导致生理的不适应。今天的“远足”“徒步”“背包客”等行为就是对于这种不适应行为的“反动”和反抗。
2.2袭击对象与手段恐怖袭击区别于其他暴力犯罪的核心就在于其所具备的政治、意识形态目的。袭击目的决定袭击对象，而袭击对象又在客观上限定了袭击的手段，通过对袭击手段的剖析，可对恐怖组织的综合实力、目的偏向取得较为直观的认识。
“伊斯兰国”作为近年来宗教极端型恐怖组织的代表，既具备传统宗教极端组织的基本特点，又随时代变迁发生带有其自发性的变革。通过进一步挖掘“伊斯兰国”的各项数据维度，总结其发展趋势的规律性，对于我们防控和打击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有着重要的意义。
图2伊斯兰国与全球恐怖袭击对象分布对比
2.3结果恐怖袭击的结果主要包括人员杀伤和经济致损两个维度，对“伊斯兰国”恐怖袭击结果的统计分析既能反映出其袭击特质，也能体现恐怖组织的综合实力。
本文借鉴鞠晓生等 （2013）［7］和刘莉亚等（2015）［8］的方法， 直接使用式 （1） 计算 SA 指数。具体而言，将公司上市年限进行1%温莎处理，记为Age。总资产同样进行温莎处理后，将单位换算为百万元，再取自然对数，记为Size。SA指数取值越大，其绝对值越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严重。
2.2.2 袭击手段 恐怖袭击常被定义为“非对称性”的暴力形式和冲突攻略，也被称作是所在生存环境中“弱势”群体的极端沟通手段。如图3所示，2013-2017年“伊斯兰国”的袭击手段以爆炸、绑架、武装袭击为主，三者总和超过总量的80%。通过与全球分布的比较，我们可将“伊斯兰国”的袭击手段分布概括为“两多一少”，即爆炸多、绑架多、武装袭击少。其中，“伊斯兰国”使用爆炸这一手段的占比超过总量的60.87%，其与恐怖分子所追求的袭击杀伤力、社会影响力相契合，更能吸引媒体关注，也更易引发公众恐慌，因而成为“伊斯兰国”的最主要袭击手段。
图3伊斯兰国与全球恐怖袭击手段分布对比
相较而言，“伊斯兰国”发动的武装袭击较少，仅占总量的10.51%，不足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武装袭击对人力和装备的要求更高，对人员的杀伤力与爆炸等手段相比也并不具优势。从成本——实效转化率上看，“伊斯兰国”采用爆炸多、武装袭击少的袭击手段选择是理性的。除了爆炸与武装袭击这两种传统的袭击方式外，伊斯兰国所使用的绑架占比为12.17%，较全球平均值高出近50%。与爆炸追求的大规模伤亡相比，绑架较高的占比体现出伊斯兰国更强的政治目的性。随着2017年“伊斯兰国”实力的进一步弱化，势必会导致其使用爆炸、绑架等“非对称性”手段的袭击手段比例进一步上升。
“9·11”袭击后，世界各国纷纷加强了防范，恐怖分子开始越来越多的采用“无差别袭击”，防范较弱的民用目标也开始越来越多的成为恐怖分子袭击对象[5]。在袭击者的视角中，民众反恐意识孱弱，更不会持有能与恐怖分子对抗的武器装备，袭击该类目标的成功率较高，且能向民众释放出威胁、恐吓的信号。相比之下，军队、警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袭击该类目标的风险较大。但与发达地区不同的是，“伊斯兰国”主要活动区域中的警察多为当地信众，但军队则既包括当地政府军也包括以美国为代表的外来多国部队，针对该类群体的袭击带有“驱逐异教徒”的性质，具备更强的政治意义。此外，由于“伊斯兰国”主要活动在经济落后、商业欠发达的地区，具有袭击价值的商业目标较发达国家更少，况且人流聚集的商业目标多有较为密集的军警部署，反恐防控措施较为完善，成功袭击的难度更大，因此“伊斯兰国”针对商业目标的袭击较少。
2.3.1 人员伤亡 人员伤亡是评估恐怖袭击影响力最重要的维度，为从不同角度评估“伊斯兰国”2013-2017年的人员杀伤力，此处选择“净死伤全球占比”“袭击致死率”“袭击次均死亡数”三个维度，并通过与全球平均水平的比较，分析“伊斯兰国”人员杀伤的特质。其中“净死伤全球占比”反映在该时间段内“伊斯兰国”造成死伤总量在全球的权重，“袭击致死率”则反映有影响力的恐怖袭击占比，而“袭击次均死亡数”则反映了单次袭击的平均杀伤力。
储罐所储物料发生变化前，一定对待储物料进行组份分析，评估新的物料可能对浮盘造成的影响或危害，防止可能出现的风险，拟定运行方案，定期进行浮盘运行情况检查。同时对储罐储存物料的温度、液位进行合理控制，防止因温度变化导致油品黏度变化对浮盘运行形成影响。
图4 2013-2017年伊斯兰国净死伤全球占比
据图4所示，2013-2017年伊斯兰国袭击造成的净死亡数自2013年后呈周期性快速增长的趋势，并在2016年达到峰值46.52%，超过2013年的四倍，接近全球恐怖袭击净死亡人数的一半，这一趋势虽在2016年后有下降的趋势，但其仍保持42.87%的占比。从净受伤人数来看，2013-2017年伊斯兰国净受伤人数全球占比稳定增长，在2016年后虽增速放缓，但2017年这一占比仍是2013年的三倍以上。
有人员丧生的恐怖袭击多能获取更多的舆论关注，制造更大的社会恐慌， “伊斯兰国”的袭击致死率体现了该组织发动有较大社会影响力恐怖袭击的能力。据图5所示，在2013-2017年间，全球的恐怖袭击致死率在50%左右浮动，并在2015年后有下降的趋势。同期“伊斯兰国”恐怖袭击的致死率虽从2013年的峰值82.89%波动下降至2017年的76.12%，但其致死率水平仍较同期全球平均值高出50%以上。
图5 2013-2017年ISIL与全球恐怖袭击致死率对比
图6 2013-2017年“伊斯兰国”与全球次均死亡人数
“次均死亡人数”这一维度反映单次恐怖袭击的杀伤力，如图6所示，2013-2017年间，全球恐怖袭击的次均死亡人数稳定在1.5至2人之间，而伊斯兰国的这一数值除2014年极高，达到6.65人/次外，其余年份也在4人/次左右，均是全球水平的两倍以上。
不论“伊斯兰国”通过何种方式扭曲教义、掩饰伪装，其以平民为主的袭击目标，以爆炸为主的袭击手段，高致死率的袭击结果以及鼓励自杀式袭击的非人道行径，均反映了其极端化的本质。
表2伊斯兰国与全球恐怖袭击造成经济损失分布
财产损失情况伊斯兰国全球无财产损失69.22%62.78%100万美元～10亿美元0.14%0.04%小于100万美元23.62%31.41%未知7.02%5.77%合计100%100%
通过将上述关于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中相关维度汇总后，我们以图7中三角雷达图的方式以综合展示“伊斯兰国”恐怖袭击的结果。“伊斯兰国”恐怖袭击高致死率、高次均死亡人数、低财产损失的特点，凸显其大面积杀伤人员、造成公众恐慌的宗教极端本质。
图7伊斯兰国恐怖袭击后果总计
3数据挖掘：“伊斯兰国”恐怖袭击的特点与趋势
2.2.1 袭击目标 恐怖分子或为造成公众恐慌袭击不特定群体，或为实现政治、意识形态目的袭击具有特定政治、意识形态意义的目标，亦或二者兼备。据图2所示，2013-2017年伊斯兰国的恐怖袭击目标以公民及私人财产、军队、警察为主，三者之和超过总数的75%。但通过与全球分布相比较，伊斯兰国的袭击目标可概括为“两多两少”，即袭击市民及私人财产多、袭击军队多，袭击警察、商业目标少。
利用空间矢量（SVPWM）控制技术控制逆变器产生一个可以跟踪变压器一次侧电流相位的电流，其幅值和一次侧电流的幅值的关系为k˙I2 X＝-˙I1，其中k为变压器的变比。将逆变器产生的电流注入到变压器的二次侧就可以将变压器的磁通补偿为零。工作电路拓扑图如图4所示。
3.1区域性聚集，全球化扩散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大量人员和物资予以维系，如若缺乏所在地民众支持，恐怖组织难以站稳脚跟，因此，其在区域分布上“挤压效应”与“洼地效应”较为明显。在宗教氛围浓厚的国家，民众往往更易受宗教极端思想蒙蔽；政局混乱的国家政府往往自顾不暇，更难以对恐怖组织有效打击；这些特殊的社会环境都为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的生存创造了缝隙。
4.1杜绝双重标准，共促国际合作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具有区域性聚集，全球化扩散的特点，“伊斯兰国”“东突”等恐怖分子并非仅存于我国境内，也是在世界各国进行暴恐活动、滋生事端的共同敌人。严厉打击恐怖主义，深入开展去极端化工作，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也是保障人权的必然选择，而在此其中，杜绝“双重标准”是各国开展反恐合作的基础。
表3“伊斯兰国”恐怖袭击的国家分布
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埃及阿富汗也门巴基斯坦土耳其黎巴嫩孟加拉国总计201334130237320141100114112224231276201599617922616959511912121017332016120615124715257443157721197320171154120311221265447841621总计4942594515465242100968250357121
政局不稳定、宗教思想浓厚的国家和地区往往是庇护宗教极端组织及其成员的“洼地”，阿富汗便是代表之一。自1994年7月塔利班成立以来，塔利班对“基地”组织的大力支持与庇护，使阿富汗成为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测源地。在9·11袭击后最初的几个月里，美国已经打垮了阿富汗“基地”组织80%的武装力量，包括核心领导层，同时也导致本·拉登领导下的“基地”组织从一个等级森严、组织严密的跨国恐怖组织转型为松散而广泛的全球性“圣战”运动[7]。“基地”组织对阿富汗境内绝对控制力的丧失给予“伊斯兰国”乘虚而入的空间，当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埃及的“伊斯兰国”恐怖袭击应全球之势纷纷减少之时，其在阿富汗的袭击却在2016-2017年间增长了121%，是所有国家中“伊斯兰国”袭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此后，2018年8月，“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首领埃尔哈比被多国安全部队击毙，“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组织大规模恐怖袭击的能力也有所下降，原本在阿富汗地区活动的成员再次受到武力“挤压”，开始积极寻觅下一个得以生存的“洼地”。
3.3信息化串联，网络化扩张信息网络技术拓展了恐怖主义的活动范围，打破了国家与地区间的物理界限，其既为恐怖组织成员相互串联提供了便利的渠道，也为其传播宗教极端思想创造了广阔的市场。恐怖分子不仅将网络作为宣扬极端思想，传播暴恐音、视频的平台，还充分利用网络通信的隐蔽性和便捷性，将对极端分子的招募、对恐怖分子的管理以及对恐怖活动的策划由现实空间转向网络空间。通过网络这一平台，恐怖组织无须将恐怖分子现实地聚集到一起，统一地进行犯罪方法的传授，而是可以很轻易地将实施恐怖活动所需要的犯罪方法和手段传授给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恐怖分子[10]。
各国武力打击地“挤压”和宗教思想浓厚、自身政局混乱国家“洼地”吸引的双重作用，共同导致了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的区域性聚集、全球化扩散。
3.2宗教性伪装，极端化本质宗教极端主义不是宗教，而是打着宗教幌子的极端主义。与其他极端势力和恐怖势力相比，“伊斯兰国”在理念和行为上更为残暴的原因在于其对“圣战”概念的改造。传统的“圣战”主要基于个体对交易的内化，但“伊斯兰国”却篡改伊斯兰历史典故和利用宗教极端主义改变其成员对“圣战”的理解和实施[8]。在这一点上，“伊斯兰国”早已背离宗教的初衷，擅自将“圣战”转化为对任何“异教徒”或内部异己的杀戮。
“伊斯兰国”通过曲解伊斯兰教义，企图构建起自定的宗教极端思想体系，切断袭击者行为与后果在道德上的关联性，疏离袭击者行为与后果间的精神距离，缓释袭击者的心理负担和内心罪恶感，为成员的杀戮暴行开脱。行为与后果手段行为与其后果之间的身体和(或)精神距离的增加超过了道德自抑发挥作用的程度；它抹杀了行为的道德意义，因而预先避免了个人所持的道德正当标准与行为的社会后果不道德性之间的一切冲突[9]。
伊斯兰国对自杀式袭击的鼓励，更让其宗教极端本质暴露无遗。如图8所示，2013-2017年间，全球的自杀袭击占比稳定在5%左右，而伊斯兰国的该项数据则在12.27%—27.30%间波动，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伊斯兰国将扭曲后的宗教教义作为维系组织内部关系的纽带，并借此将人性中最朴素的正义感从肉体中剥离，鼓励自己的“穆斯林兄弟”引爆身上的裹满玻璃、钢柱、钉子的炸药，成为“先知旗帜下的勇士”。
我把习惯上课回头的学生请到身边，告诉他我的所见：“我总是看到你上课扭过头来，后面的人并不理你啊，怎么回事呢？”我以为他会说课听不进去，想跟后面的人讲话。结果他说：“啊？我不知道，可能是习惯了。”扭头只是他的惯性动作，他潜意识里压根儿不知道自己扭头了。
图8 2013-2017年ISIL与全球自杀式袭击占比
2.3.2 经济损失 在恐怖袭击所造成的财产损失上，如表2所示，伊斯兰国未造成财产损失的恐怖袭击占69.22%，高于全球平均值62.78%，而在造成经济损失在100万美元以内的恐怖袭击中，伊斯兰国占比为23.62%，低于全球31.41%的占比，由此可见，经济致损并非“伊斯兰国”的主要目的。
足月妊娠指的是妊娠满37足周至42周。宝宝只要足月了，从妈妈肚子里出来基本都可以健康成长。达到或超过42周就属于过期妊娠，容易发生胎盘功能减退、羊水减少、胎粪污染、胎儿成熟障碍、胎儿窘迫、新生儿窒息、胎粪吸入综合征等。宝宝有情况需要结束分娩（如胎儿宫内窘迫、羊水过少、过期妊娠），准妈妈们就应该听从产科医生的建议尽快引产或剖宫产，把宝宝从不好的环境里解救出来。有一些人存在“瓜熟蒂落”的思想，认为催生不好，盲目排斥终止妊娠，会造成新生儿窒息，甚至胎死宫内、死产等严重后果。
综上所述，分析不确定性规避所带来的消费者行为，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角度去分析品牌命名所应该掌握的技巧。尤其是高不确定性会带来消费者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更是应该在命名的时候结合这一角度。企业给自己品牌命名是就像为自己孕育的孩子取名字是一样的，在品牌名字中注入的感情应该让消费者体会到，更要塑造自身形象，突出中国特色，走出中国品牌的特有道路。
恐怖组织对网络社交媒体这一新兴舆论传播方式极其重视，成本低廉、传播广泛的特点也逐渐让该手段成为恐怖组织扩大影响、传播思想、吸纳人员、资金的重要工具。网络媒体为获取流量和利益，不免将法律与道德置之脑后，新闻传媒和恐怖分子的互动已经陷入了“残忍-报道-同样残忍-减少报道-更残忍-增加报道”的恶性循环圈中，最终的结果是为了吸引传媒和大众的注意，恐怖分子的恐怖活动越来越残忍，走向越来越令人发指的极度血腥化程度[11]。“伊斯兰国”信息化串联，网络化传播的方式不断被全球其他恐怖组织效仿，特别是为了使所谓的“民族问题”国际化，“东突”恐怖势力十分重视利用境外社交媒体宣传极端思想，发布各种蛊惑人心的言论[12],企图将孤立的暴恐事件上升为带有宗教或民族色彩的政治事件。对我国而言，媒体的多元化，尤其是自媒体的兴起，更是给各大恐怖分子、恐怖组织、行为及意识形态的道义性肆意解释提供了渠道，网络中信息的高速流动也让恐怖分子的言论在短时间内大范围的传播，5G移动网络的推行，无疑会让网络恐怖主义的防控更具挑战。
坐在父母身边，父亲对母亲说：“你看老三这头发多好，油黑油黑的。”我冲二老一笑：“你们的老花眼哪能看到我冒出的白头发。”饭桌上，母亲一头白发，父亲一头稀发，我一头黑发，凑到一起大笑起来。墙上的老相框里，头发乌黑浓密的父亲、编着麻花长辫的母亲，一直面露他俩结婚时的喜悦笑容瞧着这个家，瞧了五十多年。
4数据研判：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的针对性防控对策
我国201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法》以及2018年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均将宗教极端主义区别于其他极端主义单独予以表述，这一方面体现出宗教极端主义仍是我国威胁最大的极端主义类型，另一方面也突显出我国打击宗教极端主义的坚定决心。针对“伊斯兰国”为代表的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的新特点与趋势，我国需要结合自身国情，消灭其意识形态动机——宗教极端思想，同时通过体系性的“去极端化”措施，阻隔人员将思想转化为实害，实现标本兼治。
如表3所示，“伊斯兰国”的发源地——伊拉克和叙利亚以及早期活跃度较高的埃及、利比亚等国家仍是其发动袭击最密集的地区。从整体趋势来看，各国的联合打击使“伊斯兰国”在上述地区的整体活跃度下降，这一点在利比亚尤为明显。2013年后，利比亚世俗派政权与宗教派政权的东西对峙导致两派交界区的权力真空，“伊斯兰国”趁虚而入，由其所造成的恐怖袭击激增，由2013年的11件增至超过两百件。但在2015年12月，东西两派在美欧多国调停下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停火，联合组建利比亚团结政府(GNA)以共同打击日益猖獗的“伊斯兰国”。仅一年后，2016年12月6日，利比亚团结政府收复苏尔特，“伊斯兰国”利比亚分部遭到毁灭性打击，此后“伊斯兰国”在利比亚也不再活跃，2017年起在利比亚的袭击仅剩31件，同比减少87%。
在全球范围内，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界定悬而未决，各国在恐怖组织的认定上更是各有不同，但对概念认定的差异并不等同于“双重标准”。以GTD为例，由于其资金很大一部分来源于美国国防部，GTD对近年来发生在我国的恐怖袭击的恐怖组织认定就存在“双重标准”。在2002-2017年GTD收集的124件有组织且发生在中国的恐怖袭击中，在组织名称(gname)这一维度下，共76起被标记为“未知”， 34起被标记为“分裂分子”。相比之下，该维度中仅有4起恐怖袭击被标记归属于“东突”及其分支组织，多件“东突”组织公开宣称负责的事件未被标注，以至于在GTD中“东突”组织的影响力异常得低。GTD数据库中对“分裂”的宽容与对“东突”组织的具有政治偏向地包庇显而易见。
其次，市政管理部门对都市生态的理解存在偏差。现如今，大部分城市的市政管理部门都已经意识到都市生态保护的重要性，但是由于理解上的偏差，导致管理工作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反而造成了城市生态的破坏。很多市政工程施工过过度重视美观性，从而忽视了都市生态保护。例如，在市政道路建设中，为了美观采用大理石路面，这种行为会阻碍雨水渗透到大地中。再如，在城市绿化建设中，盲目的采用境外草坪，忽视了城市绿化的整体性，不仅增加了成本，维护保养所需的费用也出现了大幅度的提升。
在对涉恐言论的管控上，西方国家同样存在双重标准的行为。如针对“Twitter”上与美国国家安全关联度较高的暴恐舆论与用户账号，美国政府采取高压严打的态势，仅在2016年就要求“Twitter”封禁帐号12.5万个，而同样涉及暴恐、极端舆论的“东突”组织帐号如“Uyghur Congress”“East Turk Daily”却大多并未受影响。这样的“双标”行为，显然违背联合国关于打击网络恐怖主义的国际公约，客观上起到为宗教极端思想网上传播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国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反对将恐怖主义、极端主义与特定国家、民族、宗教挂钩，反对在反恐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13]；部分西方国家对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双重标准，让各国陷入相互指责的漩涡之中，既不利于各国国际反恐合作，也会给宗教极端思想的生存提供空间。我国应坚持以国际反恐大局为重，通过信息共享、情报互换等手段，致力于解决暴恐问题，而非以人权为名行霸权之实，使积极应对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问题的国家团结起来，在全球范围内共同挤压宗教极端主义的生存空间，减少滋生宗教极端主义的反恐“洼地”。
4.2完善教培立法，鼓励社区帮扶2017年“伊斯兰国”领导组织架构解体后，大量受宗教极端思想影响的人员散落于全球各地，斯里兰卡恐怖袭击的袭击者之中就包括部分“伊斯兰国”回流分子，而我国与中亚、南亚多国接壤的特殊地理位置，也让我国成为受该类群体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对此，为解决“伊斯兰国”为代表的宗教极端组织回流、迁徙分子在我国渗透，我们需要尽快完善安置教育相关立法，形成有层次的教育培训、社区帮扶体系。
针对“伊斯兰国”回流分子或其他已受宗教极端思想影响的群体，教育培训中心的隔离只是手段，实现思想“去极端化”，帮助其实现再社会化才是根本目标。为此，我们需要帮助已感染人员矫治思想的同时强化社会预防工作，有效阻却宗教极端思想在社会蔓延。受极端化思想影响的人往往具备一定的心理特质，与实际面临和拥有的生活条件相比，这些个体对于“现有”和“应有”之间的差异更加敏感，也更加看重(无论是物质方面还是政治方面)[14]。我国针对该类人员的教育培训注重将课程学习与实训操作相结合，学员们能初步掌握就业技能，部分学员在结业后顺利实现就业，通过自身劳动缩小“现有”与“应有”的差距。
在“去极端化”的过程中，应当将社区工作与非政府组织、社工团体相结合，充分发挥该类团体组织的亲和力，缓解群众抵触情绪。通过社区引领，净化社会风气，掌握民众思想动态。并针对不同群体施以不同的措施，针对有极端化倾向的人员，尽早了解详细情况并上报汇总，制定相应的“去极端化”方案。对社区中出现的宗教极端苗头，早期介入，先行预防。宗教极端组织需要获得大量民众支持才能得以生存，落实社区工作，能从根本上刨除宗教极端主义生存的土壤，挤压其生存空间，削弱其招募成员或募集资金的能力。
综上，我国应通过完善教育培训立法，充实“去极端化”法律依据，合法、合理的完成教育培训工作，并以政府工作为核心，社区、非政府组织为辅助，帮助极端化群体切实感受到生活水平的提升，从而实现对这一群体长效、稳定的“去极端化”。
4.3严格舆论监管，强化正向引导匿名性与交互性是网络空间的重要特质，网络在带来便捷服务的同时，也将会给宗教极端主义的传播带来便利。2019年3月15日，澳大利亚右翼极端主义分子在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的清真寺开枪扫射，造成50人死亡50人受伤，枪手在Facebook上直播了其从购买工具、踩点再到实行屠杀的全过程，该直播视频迅速传播，影响恶劣，网络直播等新型信息传播方式，具有更强的实时性和互动性，更难以针对。不久后的斯里兰卡恐怖袭击中，“伊斯兰国”也通过网络手段“认领”了这一袭击，“伊斯兰国”对网络舆论的精心策划，更让网络成为其扩张的推进器。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颁布后，我国的网络实名制逐渐落实，反恐领域中网络服务提供者、运营商的监管职责也被进一步明确，但目前境外非法VPN代理软件的滥用问题犹存，网络中销售冒用他人身份信息的手机卡、宽带账号仍屡禁不止。这样的严峻形势要求我们将严厉打击与正向引导相结合，在各部门、企业强化监管的同时，积极发挥新型媒体的舆论宣传作用。
首先，电信服务提供者、网络运营商、各大互联网企业应强化反恐意识，完善信息核查体系。其中，电信服务提供者、网络服务提供商应完善用户信息审核、备案机制，严查非法VPN等非法网络的运营、使用行为，以切断暴恐音、视频、宗教极端宣传资料的传入管道。报道恐怖主义这件事要求媒体担负起一种特殊的责任，如果它们希望继续提供真正独立和公正的新闻，就应该避免任何影响，而这些影响极可能使他们不知不觉地成为恐怖主义的帮凶[15]。因此，网络社交媒体平台、直播平台等新型互联网企业在报道、编辑、直播涉及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相关信息时，应保持对反恐、反宗教极端主义的敏感度，确保审核过程规范，内容筛查得当。
3) 母竹选择：选择1～2年生、发枝低、胸径1.5～4.0 cm的母竹，保留秆高3.0～3.5 m，留枝3～4盘。
（1）显效，心绞痛彻底消失；病情控制良好。（2）有效，心绞痛的发作次数明显减少，且心绞痛分级减少≤1级。（3）无效，心绞痛的发作次数无变化，心绞痛分级未改善。以[（显效+有效）/例数*100%]公式计算两组的总有效率。
在此基础上，媒体应发挥其正向引导作用，对冲宗教极端思想侵蚀。通过优化国内正向舆论引导，将反恐、反极端、反分裂宣传融入生活，提升民众对宗教极端思想的辨识能力。在舆论宣传的渠道上，应将传统媒体与网络新媒体相结合，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大的优势，拓展正向舆论的影响面。在舆论宣传的形式上，针对不同群体，使用不同语言、多重方式，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宣传战略。统筹国内各类舆论媒体资源，通过官方与非官方媒体相结合，商业媒体与自媒体相结合，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结合的方式，构建起多维度、多层次的舆论体系，打破传统的政策宣传理念，让宣传报道更接地气、更能紧密地团结年轻群众。
先后考察了民勤人民在上世纪50年代，为解决水资源稀缺问题奋起建设的亚洲最大的沙漠水库——红崖山水库；考察了用沙漠植物梭梭固沙的宏伟工程。这两处浩大的工程为我们寻求适合进行艺术介入的路径，提供了一种精神性的感知。而当来到民勤最富有地域特征的沙漠之时，啊！这连绵起伏，苍茫浩瀚的大漠，不正是阐发民勤最好的窗口吗？不正是一处可以尽情地抒发艺术理想、讴歌民勤精神的绝佳之处吗？
5结 语
虽然“伊斯兰国”在2017年后受各方合力打击下，实力大幅衰弱，但以其为代表的宗教极端主义恐怖势力仍会长期威胁全球的安全与稳定。极端主义或许会在任何环境中滋生，但只有很少的人真正走向极端、信奉暴力。人的各种复杂动机和人的能动性在利用这些条件和把思想和怨恨变成暴力行动的过程中起关键作用[16]。因此，对恐怖袭击的防控，需要我们在强化国际合作，挤压恐怖组织生存缝隙的同时，完善社会治理，强化企业、公民的反恐、反极端意识，从而建立起覆盖国内国外、网上网下的防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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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andTrendAnalysisofTerroristAttacksfromthePerspectiveofbigData—Take7133TerroristAttacksinGTDasSamples
Shu Hongshui Li Yanbiao
(Anti-terrorism Law school,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anxi Province，Xi'an 710063)
Abstract:[Purpose/Significance]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fferent times,terrorist attacks often show different organization and behavior. Through big data empirical research on terrorist attacks,we can objectively evaluat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terrorist attac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ull sample". [Method/Process]After data cleaning and field screening,the study takes 7133 terrorist attacks in GTD in 2013-2017 as samples,and selects three groups of dimensions for in-depth data mining,which are space-time distribution,targets and means of attacks,casualties and economic losses.[Result/Conclusion]Based on the results of data mining,this paper summarizes three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terrorist attacks: regional clustering,global diffusion; legitimate camouflage,extreme nature; information series,network expansion,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Keywords:terrorist attacks;big data;data mining;full sample analysis;GTD
收稿日期：2019-05-05
修回日期：2019-07-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刑事法与反恐法视阈下的社会危险性研究”(编号：18BFX093)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舒洪水(ORCID：0000-0002-3776-0877)，男，1972年生，法学博士，教授，西北政法大学反恐怖主义法学院副院长，研究方向：刑法学、反恐法学；李燕飙(ORCID：0000-0002-3522-2143)，男，1994年生，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学、反恐法学。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965(2019)11-0087-07
引用格式：舒洪水，李燕飙.基于大数据视角的恐怖袭击特点与趋势分析[J].情报杂志，2019，38(11)：87-93，198.
DOI：10.3969/j.issn.1002-1965.2019.11.014
(责编：贺小利；校对：白燕琼)
标签：伊斯兰论文; 恐怖袭击论文; 袭击论文; 宗教论文; 极端主义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外交论文; 国际关系论文; 国际问题论文; 《情报杂志》2019年第11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刑事法与反恐法视阈下的社会危险性研究”(编号:18BFX093)研究成果之一论文; 西北政法大学反恐怖主义法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