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萌萌:新时代我国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新变化探析论文

郑萌萌:新时代我国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新变化探析论文

摘 要:新时代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受到时代环境的影响,意识形态话语在传播方式、呈现方式、话语表达等方面都发生了新变化。及时了解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的新变化,对于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新变化

网络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网络意识形态事关党的长期执政,国家的政治制度安全,社会的和谐稳定。大量网络舆情事件的曝光表明,网络意识形态冲突日益激烈,网络安全面临严峻挑战。话语具有“对世界秩序的整理”的外在功能,谁掌握了话语,谁就掌握了对世界秩序的整理权。[1]因此,必须及时了解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的新变化,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一、传播方式变化

传播媒介由传统主流媒体转向新型媒体。传统主流媒体主要形式包括报刊、广播、电视等,新型媒体依托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提供各类服务,主要形式包括网站、微博、微信等。互联网的普及彰显了新型媒体强大的传播实力,尽管权威性和真实性不及传统主流媒体,但是它传播成本低廉、互动性强,内容时尚化、个性化、草根化、碎片化,迎合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需求,信息量大、更新速度快、不受时空影响,因而深受民众喜爱。

传播样态从文本形式转向声画形式。在网络环境下,文本传播受到了冲击,新媒介不仅改变了文本发展的格局,而且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事实证明,在几种传播样态中,新时代人们的选择倾向是视频优于图片,动画优于静态文字,短小精悍优于长篇大论。也就是说,在即时性、快餐式、碎片化阅读的影响下,人们很难深入理解和思考,不再通过文字“想”世界,而是通过声音和画面去“看”世界。

一则是安徽合肥一女子陶萍向主流网站和纪检部门举报了担任区卫生局局长的丈夫郝某某受贿、包养情妇的违法违纪行为,出示了多张郝某与女子裸照及郝某价值数万元的名烟名酒和高档工艺品。郝某被停职后,事实被查证属实,目前已被检察机关刑事拘留。二则是浙江省开化县国土局副局长朱小红因给小三购房购车被妻子举报,先免职后判刑。

传播形式由全面覆盖转向精准推送。网络发展的最直观结果就是信息全面覆盖。截至2017年,全球网络普及率达51.7%[2]。信息全面覆盖带来了信息量的爆炸式增加。据美国学者弗莱德里克推算,今后几十年内人们累计的信息量是当前的一百万倍[3]。随着大数据技术的推广应用,精准推送成为网络平台营销的重要战略。精准推送是一种针对用户信息需求开展的推送服务,得益于大数据拥有的海量信息存储和高级算法,后台可以根据个人的数据检索分析他的信息喜好,进而精准推送他感兴趣的内容。精准推送方便人们全面、及时、准确获取信息,同时大大减少冗余和不良信息,实现个性化信息定制。

传播效果由理性认知转向情感体验。传统的意识形态传播往往带有较强的说教成分,不管受众是否喜欢,能否接受,都会通过各类传播工具强行将意识形态“推送”出去,试图让受众快速达到理性认知阶段,对所接收的意识形态信息做出直接反应,甚至支配他们的行动。实际上,这种传播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因为个体信息活动十分复杂,他们会主动寻找与自己认知、情感相匹配的信息,进而完成对信息的态度由关注到理解接受。这一过程的关键是个体的情感体验,即人们自发对意识形态内容感兴趣。这就需要传播效果从关注理性认知转向关注情感体验,凸显意识形态的情感色彩,促进其内容生活化、大众化。

二、呈现方式变化

维持公路路面平整度的最主要前提之一,便是养护工作。而且养护工作也分成各个不同的周期、不同的阶段,越早开始做好养护,越容易达成施工目标。预防性养护,其主要是指对于沥青公路工程的初期养护,其主要适用于对路面的表层修复,即是说对于表层易于发现的问题有理想的处理效果。但是并不能真正解决公路内部难以被发现的病害问题。简而言之在一般情况下,预防性的养护主要是在公路病害尚未全面开始发展时进行的,目标在于预防,即是说要发现一些浅表的问题,并且在公路的性能出现衰减前做好处理的规划,采取一系列保护措施排除风险。

网络意识形态传播的“草根”特性更加凸显。网络空前放大了个体的公共行为能力,意识形态话语权由政府部门向网络意见领袖转移,进而造成网络意识形态传播的“草根”特性更加凸显。这主要得益于网络时代信息发布的便捷性。网络的普及打破了传统媒介的垄断格局,人人都可以轻松使用新型媒介,成为信息的发布者。这就意味着,较之传统的传播环境,媒介的权利发生了一定程度的逆转,以往政治集团、权威机构的垄断性主导逐渐转向普通民众参与的草根传播,传播者和受众的身份界限消失,普通民众的传播地位得到显著提升。另外,新时代网络意见领袖也呈现出新的特征,他们不再局限于个体,身份更加多元,商业影响力加大,生产内容涵盖面广泛,与网络名人、网红的界限日益模糊。新时代普通网民生产信息的质量也在逐步提高,他们可以通过低成本的网络创造、使用、分享信息资源,不断提升话语权。

话语场域由传统舆论场转向网络舆论场。“场域”概念最早由法国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提出,意指社会成员按照特定逻辑共同创建并参与讨论社会事务的时空环境[4],舆论场是场域中的一种。长久以来,我国的话语场域都是由党报、党刊、党台、通讯社等官方媒体主导形成的传统舆论场。网络迅速崛起赋予网民更多的话语权,话语场域发生了深刻变化,以前“隐形”的民间舆论通过网络媒体自下而上多平台联动发展,形成了新型的网络舆论场,并在社会生活中凸显作用。网络舆论场的主体是网民,话语表达方式呈现为碎片化,内容迭代周期短,再加上网络具有隐匿性、即时性等特点,因此非常适合新时代人们快节奏的生活方式。

三、话语表达变化

社会转型期暴露的民生问题成为网络舆论焦点。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活都经历着转型,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社会矛盾越发凸显。新时代,中国民众对生活的关注度是前所未有的,期望值高于现有的生活水准。然而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生态环境、商品安全等民生问题困扰许多民众,成为中国社会矛盾的根源。究其原因,民生问题关系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如何有效解决民生问题成为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条件。互联网具有强大的媒体属性和社会动员功能,以2017年为例,网络热点舆情多围绕民生问题展开,例如2月关于“天价”学区房话题引发热议,4月“泸州中学生坠亡事件”因当地政府处理不当引发舆情危机,6月“中产教育鄙视链”观点走红反映出中产阶层内心的焦虑。可见,网络是新时代民意的集中表达平台,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实关切极易成为网络公共讨论的焦点及舆论风险点。

正能量的原创性内容获得网络追捧。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我们走进了创新创意的新时代。网络受众往往具有求新求奇求简和反叛传统的心理,更愿意接受表达方式新颖的原创性内容。如果说原创性是网络媒介的生命力,那么正能量就是网络意识形态的生命力。因此,将正能量和原创性相结合的互联网内容就成为受众关注的焦点。2016年以来,我国创作出许多正能量原创性内容获得网络追捧,例如《传家:非遗背后的故事》以叙事方式传扬非物质文化遗产;电影《战狼2》使国产主旋律电影逐渐从好莱坞电影中汲取了营养,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史上最强创业团队”通过图片配文字的简单方式展示了中国共产党辉煌的九十六年被微博和微信疯传。可见,正能量的原创性内容在新时代获得了民众的认同,焕发出强大的影响力。

这天下午,妻子先去大姐家过了一夜。隔天早上,妻子跟大姐一起去省立医院看皮肤科门诊。那是妻子平生第一次去省立医院看病。要是她一个人去,那么大的一座门诊楼,那么多的就诊病人,根本就摸不着头脑。妻子像一个提线木偶似的,跟在大姐屁股后面,头昏脑涨地跑来跑去。那一刻,妻子觉出大姐是一位好大姐,不见一丝一毫嫌弃她的心理和举动。大姐领妻子走进门诊室,妻子坐在医生面前张口结舌不知道该说什么话。妻子说不好话,大姐替她说。大姐说,我家小妹身上长四块皮肤病,两腿的膝盖上长两块,两胳膊的胳膊肘上长两块。大姐让妻子卷衣袖,露出胳膊肘上的皮肤病,让医生看一看。卷衣袖方便,捋裤腿不方便。

话语内容由普通事件转向政治事件。除了话语场域发生变化,新时代我国网络意识形态的话语内容也呈现出政治性倾向。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一方面利用网络杜撰莫须有的故事,企图丑化中国共产党,抹黑英雄或道德偶像。另一方面,他们频繁介入网络舆情事件,大肆炒作,发布不实信息,混淆视听,批判中国的政治制度,威胁社会稳定,消解民众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在国内,一些媒体和网络大V为博眼球、谋利益、泄私愤,恶意炒作信息,制造出一系列负面影响。在泸县舆情事件中,国内许多网络大V参与散布各类谣言,一些媒体记者刻意制造情绪化报道。总之,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惯用手法是借言论自由打擦边球,将普通事件炒作成政治事件,煽动网民反政府,利用网络舆论制造政治事件。

话语权由政府部门、权威媒体机构转向网络大V、自媒体终端。与传统意识形态相比,网络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主客体发生了变化。传统意识形态的话语主体一般由政府部门和权威媒体机构组成,国家对话语权的控制力极强。网络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主体是网民,每位网民都可以在网络中发表自己的言论。尤其是微博、微信等公共舆论场,“意见领袖”们利用网民的猎奇、从众心理,制造“沉默的螺旋”,扩散自己的信息,掌握话语优势。一些“意见领袖”在网络中拥有极高的关注度和广泛的追随者,能够通过自身力量影响网民的喜好、对事件的判断,甚至引导网民盲目参与到意识形态斗争中。由掌握话语权的“意见领袖”直接发起或者间接参与的舆情事件,往往能够快速吸引大量不明真相的网民积极参与、推波助澜,形成较强的舆论风暴,进而引导事件朝向激化的方向演进。

参考文献:

[1]邹应猛.国际体系转型与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战略[J].东南亚纵横,2010,(10).

[2]全球互联网普及率来源于http://www.internetworldstats.com/stats.htm.

[3]Howard H.Frederick,Global Communication&International Relations,Shohakusha,Tokyo,1996:11.

[4]孟育耀.错位分化与合意共生:两个舆论场的互动传播思考[J].传媒,2018,(6).

Analysis of the New Change of Network Ideological Discourse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ZHENG Meng-meng
(School of Marxism,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Xuzhou,Jiangsu 221116,China)

Abstract:In the new era,network ideology in China is influenced by the environment of the times.The ideological discourse has undergone new changes in the ways of communication,presentation and expression.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clarify the new changes of network ideological discourse in the new era in order to create a clear cyberspace and strengthen the dominant power in the ideological field.

Key words:new era;network ideology;discourse;new changes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9)47-0211-02

收稿日期:2019-09-17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网络意识形态新变化及应对策略研究”(18BKS037)和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新媒体条件下巩固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研究”(15DJC003)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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