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西方传统政治文化由于所处地理与社会环境的差异而具有较大的不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根植于中国传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是一种以儒家政治思想为源头，以小农经济为经济基础，以宗法等级制及血缘关系为纽带，并以家—乡—国三位一体为社会秩序格局的政治文化。西方政治文化则建立在商品经济逐步发展的西式民主社会基础上，是一种独具资本主义特色的民主文化。科学理性认识两者之间的差异以及与社会主义主导政治文化的关系，做到科学辩证批判、否认，科学借鉴和吸收，为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化，为新时代树立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西方；传统；政治文化
1956年阿尔蒙德首次在《政治季刊》公开发表的《比较政治体系》一文中提出政治文化并初步定义为“一个政治系统（国家或民族）的基本政治倾向”，并借助新的比较政治学分析工具——政治文化把各国政治体系进行四类归纳，掀起了比较政治学研究的新路径。自此，政治文化被政治科学家将其作为政治行为分析技术的新实验场，并在政治学界掀起政治文化研究热潮。后来在《公民文化》一书中阿尔蒙德和维巴对政治文化再次定义为“被内化于该社会成员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之中的政治体系”。自“政治文化”的概念诞生以来，众多的研究者对政治文化进行新的定义，但这些定义出发点都大同小异，在此不做过多的论述。笔者认为，政治文化首先是一个民族范畴或一个地域范畴，是一个地域内的族群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历史时期，由这一时期的人与自然、社会关系儿表现出来的对特定的政治事件的态度、情感、价值的总和，是一种隐性的政治秩序，政治行为是其外部表现，政治制度是其凝固状态。
一、比较研究的意义
政治文化是人类行为及意识的产物，具有阶级性、历史性、时代性、民族性、联系性。每个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都是经过历史的考验与磨合逐渐形成各自的文化系统，既有各自优势也有本身的历史局限性。既然差异存在，分析差异性既是深刻认识自我也是深入了解他人最好途径。政治文化也是如此，因为要理解各个政治共同体形态各异的政治生活，必须分析政治文化的差异性，并且把政治文化视为理解政治活动、政治行为、政治体系的一个重要前提。[1]P161自从政治文化概念诞生以来，其一直是比较政治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领域，通过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发挥不同文化的理论解释能力，为人们提供政治学研究的新视角，也为人们深入了解人类政治活动提供新路径。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化因交流融合而生生不息，不同文明的碰撞、交流、融合创造了多样的人类文明。文化的联系性为政治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融合提供了可能，文化的历史性与时代性为其传承创造了条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全球化为文化融合与交汇搭上了时代的“便车”。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及世界经济的交流频繁，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如何客观对待中西传统政治文化差异，科学理性认识两者之间的差异以及与社会主义主导政治文化的关系，做到科学辩证批判、否认，科学借鉴和吸收，对于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为新时代树立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经调查，精准农业应用系统在全县的农机专业合作应用达到99%以上，发展空间十分广阔，但由于受使用者文化水平、经济承受能力和传统农业种植的影响，精准农业系统发展缓慢。
二、中西方政治文化的主要内容
自然地理及社会环境是政治文明产生的必要条件。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发源于中国独特优越的内部地理环境：物产丰富，地大物博，肥沃的土壤与适宜的自然环境等，特定的条件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发展提供前提条件，也奠定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传统社会航海事业的落后及中国周边的地形结构为中国传统农耕型社会（本文指1840年以前）不受外界干预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传统西方世界（本文指古西欧传统社会）的地理环境较为复杂，岛屿众多，聚落分散，交往的局限性导致形成独立的政治城邦；特别是作为西方文明发源地之一的希腊所处的气候条件与自然资源导致其政治发展很大程度受限于地理条件，物质资源地域性的匮乏导致商品交换成为满足生存的必要条件，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其独特的西方政治文化的形成提供了经济基础和自然基础。
（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了解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政治文化首要前提是认识在此文化背景下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衍生文化结构，决定了文化特征。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性取决于源远流长的传统社会，是建立在没有外族入侵、以国家最高权支配下的土地私有制为特征的小农经济社会结构。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体制是历来都是权威型的中央集权体制，商品经济发展的空间是较小的，封闭的小农经济社会结构也决定了中国的社会基层是乡土性的。因此，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具有很大的乡土特色，亦称乡土政治文化——一种以儒家政治思想为源头，以小农经济为经济基础，以宗法等级制及血缘关系为纽带，并以家—乡—国三位一体为社会秩序格局的政治文化。
1.公共权力的国家观
西方社会没有像中国一样经历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从古希腊开始，各利益主体所代表的多元政治文化逐渐主导西方政治舞台，奠定了西方政治思想家们多元政治价值取向与思维方式的基础，也为当今西方政治制度与文化烙上深深的历史烙印。西方公民文化公共权力观的形成始于对国家的认同，从神学国家观、城市国家观、国家主义观以及今天较为成熟的公民国家主义观，尽管对公权力及国家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差别，但总体来说在西方政治文化中对国家的认识是一致的：国家是个人出于对私人财产与生命的保护而放弃某项或全部权利而达成的一种公共意志，它属于公民共同的联合体，本质上是公众的，不属于任何个人或少数人，执政者只是按照公意去管理国家。因此，国家权力属于公民共同权力即公权力。西方公共权力观有以下特点：第一，关于公权力的产生。西方公权力观带有浓厚的社会契约气息，西方意识形态里公权力产生源于保障个人人身与财产的社会公约，并将自己部分或全部权利出让形成公意，公权力是公意的集中体现，具有绝对性与神圣不可侵犯性，他不属于某一个人或集体，是“天下之公器”。第二，关于公共权力执行者。西方政治中按照三权分立原则把公共权力分配到不同的部门掌管，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是公共权力的派生物，即来自公意的委托，是一种被动的权力。执政官的权力不是天然赋予的权力，而是公民赋予的，当它独立突起的时候，便应当看作是对公民权利的摄取和专制。[8]p67执政者不存在绝对的权威，一旦执政者违背公意，人们有权利反对，撤销他，执政者的权力只是依照公意去行使权力，管理国家。第三，关于权力间相互关系。分权制衡是西方政治文化的主要特色，把国家活动的机能——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分别由不同机关掌握，相互制衡。
“标准地”项目在企业自愿的基础上探索实行“承诺制”，制定“标准地+承诺制”工作流程图，企业竞得“标准地”后，依据承诺清单标准，在30天内完成施工图设计，项目备案，企业在35天内完成施工图联合审查，经部门复核后取得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进一步加快新建项目落地开工。10月8日，嘉善龙聚电梯配件有限公司竞得的“标准地”正式签订项目承诺书，成为嘉兴市首个实行“标准地+承诺制”改革的工业项目，11月13日该项目取得施工许可证，从项目备案到完成施工许可证共用时35天。
红发天才是谁？他有一个很长很长的名字：安东尼奥·卢奇奥·维瓦尔第（你只要记住最后四个字就够了）。维瓦尔第是一位意大利音乐家，你对他的名字感到陌生很正常，但他的作品《四季》你很可能曾浑然不觉地听到过。这首小提琴协奏曲经常出现在电影配乐中，比如今年口碑爆棚的国产影片《我不是药神》就选用了《四季》做背景音乐。
中国传统社会思维方式是“天人合一”，把人与自然看成统一整体即把天人话与把人天化，人与天地自然共同构成世界。但“天”并不是纯粹的自然主体，而是具有人格化的神性之物，如“天意”“天命”是类如人而超乎人，具有理性、情感、意志的与人社会相通、可以互感互应的“世界”。[3]p101中国人对天的顺应与敬畏观念传承至封建末世，遗其影至现代。而王是沟通天人之间的核心，正所谓“古之造文者，三画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人，而连其中，通其道也，谓之王。”，“王”被赋予圣人的形象，惟有他才可以代表普天之下芸芸众生与天对话，即所谓“天之子”，“惟天子受命于天”。作为沟天人关系的中枢，王拥有了统属社会的一切权力，“视天下人民为人君囊中之物”。特别是到了明朝，“奉天承运”成为代表皇帝的特定语，充分表达了帝王的神圣性，不可超越性，冥冥的或现实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同时也是君子合理性的最高和最后的依据。[4]p5事实上，王权主义只是专制统治者巩固封建君子政权，愚弄人民的手段，王权主义构成政治服从与政治合法性的刚权威烙印深根于广大臣民之中，使政治参与（特别是农民主体）成为极少数人的事情，绝大多数人甘愿做普世性王权主义统治下的顺民。
3.子民心理与圣皇清官期盼思想
2.个人主义的公民观
2.以人情礼俗为主的血缘宗法关系文化
封建地主阶级政治专制统治的社会制度对广大中国人的思维定势产生决定性影响，地主阶级长期政治压迫促使他们甘居于子民角色的政治地位，养成服服帖帖被治理的政治人格，形成了几千年“子民”传统，他们被束缚在专制制度关系网络底层，亦称为“黔首”。马庆钰认为，在这种制度下，培育了不完全不健康的传统子民政治人格，广大民众的子民意识没有权利观念，而却捆绑在义务伦常本位观念之中。在庞大的隶属关系网中，他们被固定在相应的位置上，作为奴仆的属于各自的主人，听凭各自主人的支配，役使，尽按照等级规定的义务，却没有自主的权利。[7]p244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奴隶主义子民意识。但另一方面，面对巨大的等级压迫与自身的无能为力，当利益被侵害或面对沉重的赋税时，又寄希望于皇权体系或执行皇权体系的官员能维护其自身利益及轻摇赋税以维持简单生活与再生产，特别是对于农民群体来说，清官是他们最有机会直接接触的官僚群体。因为在传统中国社会，农民与圣皇几乎没有接触的可能，而清官出身普遍来源于底层社会，他们与广大民众紧密联系。因此，清官成为民众普遍渴望并有机会接触的救世主角色，救世主角色往往具有以下特征：忠孝—爱民。忠是孝的政治思想归宿，是孝的延伸；孝是众德之首，是忠的伦理道德基础。民众对清官的期盼带有浓重的自我利益色彩，赋予清官关心民间疾苦，体恤百姓及崇高的廉洁道德素养，以亲民的方式表达对君子的忠。刘泽华认为，清官的产生是农民在封建经济压榨和压力下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反映，是以农民为代表的被统治阶级软弱屈服的表现。笔者认为，清官渴望在古代中国社会里具有一种盲目的英雄崇拜思想色彩，是一种渴望救世主的世界观。
一方面，从消极“应对”暴力的角度，相对于孔子重视德之于“武”的控制与约束，孟子则是以德来否定“武”。这样，在孟子的思想理路中就遇到了困境：暴力实质上是人类社会必然存在的部分，而抑制暴力的暴力行为却并非一种可选项。
（二）西方传统政治文化
中西方传统政治文化在其形成的自然及社会合计都是异质的。西方政治文化则建立在商品经济逐步发展的西式民主社会基础上，是一种独具资本主义特色的西式民主文化。在早期资本自由国家社会，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大分工加快了社会各要素的流动，氏族社会在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击下土崩瓦解，个人从氏族血缘关系中解放出来，成为独立、自由的公民。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成为个人的政治价值追求。因此，在此环境下，西方传统政治文化普遍具有以下特点。
从图3中还可以看出，与A0相比，固铅试样在26.61°、30.98°处的衍射峰强度变弱，峰形发生微小改变，表明AFt的结晶度变差，主要是因为铅离子的加入抑制了胶凝材料水化反应的进行，同时还有部分铅离子进入到水化产物内部导致其结构发生变异所致[9]。
中国传统政治体制是历来都是权威型的中央集权体制，在中央集权体制下，社会结构最大的特点是王权支配，王权主义自然成为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也必然具有中央集权体制的浓重色彩。自秦汉以来以君子专制制度为核心的王权主义秩序成为传统社会的结构特征。层次分明的社会结构由以皇帝为核心的皇族血缘阶层、非皇族官僚阶层以及市民阶层组成。事实上皇族社会下的政治文化是家国同构的政治文化，天下为天子所有，天子不仅代表国家，更代表权力至上与无所不为其所有，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个天下实为家天下，天子是全国最高最大的家长[2]p131；而在社会结构中的非皇族官僚阶层作为连接君子与子民之间的晴雨表与调节器，在维护王权政治统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作为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子民”，在以“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为特征的社会体系下，子民往往成为服帖顺从于王权的对象。王权主义是专制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统治者通过王权主义确保其专制文化输入输出，为专制法令法规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支撑。王权主义支配下的社会结构参透这样一种政治文化特征。
1.天人合一的王权政治文化
与世界其他文明相比，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是中国传统社会最大特色。“血缘”就是根据亲属关系决定的人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宗法”就是家族共同遵守的习俗与法规，宗法通过特定的外在形式表现。在传统中国社会，宗法关系最具特色在底层，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宗族共同体，他们长期以来的历史传统最能代表中国传统社会人情礼俗的血缘宗法文化。乡村传统社会形成了以族长权力为核心，以家谱、族规、祠堂、族田为手段的宗族制度。[5]p87在以封闭型文化为特色的乡土社会里，乡村成为根据姓氏、辈分、亲戚的亲群性家族组织，形成了传统社会最基本最稳定的关系网。尽管古代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权主义主导无处不在，但作为“王法”输出对象的乡村社会成员对王法虽有畏惧心，但王权主义很少纳入乡村事务所涉及的人际关系网络之中。相反，他们更倾向于寓于其生活之中的人情、礼俗来调节公共生活冲突，维系乡村共同体秩序，对人情、礼俗的认同高于王法。[6]p101因为“王法”只是来自于乡村自治单元外的一种以义务为本而无权利的严刑峻法，是王权主义对乡村强力控制的手段，其威慑力的存在只不过是村民出于对强大的王权的无奈。中国乡土社会历来就是以血缘宗法为关系纽带的封闭共同体，长期的共同体生活，底层民众形成了家族乡土本位的政治文化传统：人情、礼俗是维系血缘宗法关系的纽带，也是处理乡村人际关系的准则，在处理内部公共事务时，通过人情与礼法更容易解决和调缓矛盾冲突，特别是通过家族中有声望的长老、族长等更容易解决公共生活冲突。这种意识已内化于乡民深处成为一种情感与共鸣，这种传统而又普遍自治方式，即费孝通所说的“无讼”。
在西方，公民作为政治生活的独立个体与国家构成的基本单位是连贯的，对独立自由的热爱与追求，是西方社会公民永恒的政治心态和价值追求，也是其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民主权的社会观里，一旦公民失去独立自由这一基本权利，就降为十足的奴隶。千百年来，对自由与独立的追求成为众多西方政治思想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对公民自由权利的认识，到密尔、卢梭、孟德斯鸠等一批思想家对公民自由的系统论述可观之：西方政治文化基于个体本位的认知取向，其公民对独立自由的追求已超越对生命与财产追求，力求实现“自由与环境的多样化”。但西方传统自由权利的追求也奠定了西方极端“个人主义”盛行，往往成为当前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它不仅是政治权利要求的个人主义，更是一种制度化的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公民追求自由与平等的一个变异精灵，是“民主政治”掩盖下的利己主义。首先，个人主义是一种利己主义处事原则。它以“个人原子论”为依据，突出个人，强调个人的重要性，基于原子是世间万物基本构成原理，他们认为社会也是由原子构成的，人是社会的原子，离开了这些“原子”，社会就不存在。因此，个人的存在比社会（国家）更本位更中心，如果承认个人个体本位，那么理论上人应该是自由的平等的，他不受制于另一个人或另一些人因专断意志而产生的强制状态。[9]p4其次，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世界的财产制度原则。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关于人性与个人价值的理论，为其政治与法律制度的确定奠定了基础，资产阶级私有财产制度，鼓励人们去获得财富，维护契约自由，但本质上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的，实质是个人主义制度化的结果，既是保护和实现资产阶级私有制的体现，又是保护和实现资产阶级放任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体现。最后，个人主义是西方思想文化的政治哲学。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西方多元文化的反映，从西方古典哲学、城邦政治学到关于个人自由权利的论述到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正式提出个人主义概念，至今西方个人主义思想发育成熟，资产阶级倡导言论、出版、新闻等自由，是建立在多元化的思想自由与信仰自由的基础上的，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在公民主体权利意识的胜利，成为西方思想文化独特的政治哲学。
3.主法重法的法治观
法，既是文化的产物，又是独特的文化，不同的文化涵养着不同的法律制度，不同的法律制度培育了不同的文化观念。与中国德治传统文化相比，西方最鲜明的特色在于法治文化，法治文化是西方政治传统政治文化的精华，也是传统西方政治文明的主要成分。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关于法治的经典定义至今西方法治社会的发育成熟，主法重法成为西方社会永恒的价值观。从古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格劳秀斯、孟德斯鸠至当代霍姆斯、庞德等西方著名政治学、法学家关于法治不同主张的系统性论述都建立在西方独特的文化观念基础上，传统西方主法重法观念具有西方独特的观念基础：第一，法律至上。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经长期发育的市民社会为西方法治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也因此支持了西方法律至上的理性，理性主义是西方追求法律至上的内驱动力，并渗透于伦理文化之中。第二，人性本恶，与中国传统“性善论”不同，西方政治文化是截然相反的“性恶论”。柏拉图认为，“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像野兽一样”。[10]P116人性恶理论认为，人是缺乏理性的，在利益面前是自私的，“除了谋求一己私利外，别无其他目的”，因此，要通过理性的法律来调整人们的利害关系，控制自己的外部行为，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第三，分权制衡。正是由于人性的恶，所以权力集中掌握在私人手里更是一种恶的延伸，“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要消除恶的延伸，就要权力划分界限，以法（权）治权。西方三权分立之立法和普选制度便是他们所谓的法律民主性的保障。因此，西方政治文化形成了：人性恶—法律—分权—法治—人权的法治道路。[11]p113-120
针对两项改善重点分别设定目标值。设定圈能力为90%。由现况把握可知，现况值=（833/1800）×100%=46.28%，改善重点为73.47%。目标值的计算公式：目标值=现况值—改善值=现况值—（现况值×改善重点×圈员能力）=46.28%-（46.28%×73.47%×90%）=15.68%。经计算，急诊不合理处方发生率的目标值为15.68%。
三、评价
中西方传统政治文化存在较大的异质性，但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社会土壤中培育与发展起来的，部分政治文化在特定的历史环境条件下受到重视，乃至沿袭至今，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这是有历史的发展规律决定的，对待传统中西方政治文化要要做到科学理性认识，做到科学辩证批判、否认。
多元异质性的文化差异必然带来不可避免的冲突，但文化差异也是文明交融的起点，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没有冲突就没有进步。我们不仅要看到中西方传统政治文化异质与对立的一面，也要看到其积极的一面，文化比较并非为了表明哪一种政治文化之间的优劣高低，而是通过比较发现各自的不足，去粗取精，做到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借鉴与包容，吸收互补，古为今用。今天，我们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既需要发掘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政治文化，增强我们对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价值的肯定与自信，也要科学辩证地看待西方传统政治文化某些优秀内容，既不全盘接受，盲目认同，也不全盘抵制和全面排斥，以科学辩证的态度对待中西传统政治文化，为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化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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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1.林泽民（1992-），男，汉族，广西玉林人，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与政治文化；2.王帅（1995-），湖北广水市人，广西师范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研究方向：中外文化与教育研究。
责任编辑/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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