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用两个基于情境故事的纸笔实验，探讨了五类重要关系他人卷入三类负向和两类正向道德事件时，个体的脸面共享感受和脸面共享行为。研究1采用3(违背家庭伦理、违背消极义务、违背职业伦理)×5(父-子/女、兄弟、师生、朋友、同乡关系)被试间设计，研究2采用2(维护家庭伦理、维护消极义务)×5(父-子/女、兄弟、师生、朋友、同乡关系)被试间设计。结果发现：(1)当关系人违背道德时，脸面共享强度随关系的亲疏远近逐步减弱；当关系人遵从道德时，脸面共享主要表现在家内和地缘关系上。(2)以孝道观念为核心的家庭伦理，对脸面共享感受影响最大。(3)在关系人违背道德时，个体更可能采用‘避而不谈’和‘辩护’行为，较少采用‘划界避殃’行为；个体更可能因家庭成员违背道德而避而不谈，更愿意为关系亲密者而不是为同乡辩护；关系人遵从伦理时，个体更可能采用宣扬行为，而不是表示关系亲密和主动谈及行为；维护家庭伦理比见义勇为更可能被宣扬，后者则更可能被主动谈及。
关键词：脸面共享；脸面共享行为；违背伦理行为；遵从伦理行为
1 问题的提出
脸面共享(face-sharing)是指他人特别是重要关系他人的行为表现，会引发个体的脸面感受。脸面共享现象在华人群体中大量存在(梁凤华，段锦云，程肇基，2016；Hwang，2006；翟学伟，2016)。脸面共享受社会关系(家人、朋友、同乡和老师等)、个体所属团体(家庭及社会组织等)及面子事件的影响。关系他人良好的社会地位或形象可以为个体赢得面子，关系他人的不良声誉或形象也会损害个体的脸面，所属团体良好的声誉会增加个体的脸面，个体良好声誉或成就也能增加团体的面子(翟学伟，2011；Hwang，2006)；道德事件对面子共享的影响要大于社会成就事件，“失德”事件的影响大于“有德”事件(Hwang，2006)。黄光国对面子共享做出了开创性的实证研究，发现大学生表现出与家内成员间的明显脸面共享，却没有表现出与家外成员间的脸面共享(危芷芬，黄光国，1998)。父母会因子女的杰出表现有正向的脸面共享，家人会在个体遭遇失败时觉得脸面受损(Hwang，2006)。
针对内河水、水库水低温低浊、矾花较轻易堆积的特点，首先该工艺设计泥水回流池，将澄清池排出的含聚合氯化铝的活性泥浆回收利用，增加絮凝碰撞面积，使泥浆迅速沉降，节约药剂成本；其次设计自动冲洗斜管装置，每天用水低谷时关闭原水，采用压力水自动冲洗斜管上面的絮状矾花。这些措施均有效保证了澄清工艺的良好高效运行。
然而，已有研究存在着不足。首先，在脸面共享研究中并未将相应的脸面共享行为纳入考虑。再次，在社会关系类别的考虑和道德事件的选取上也多有不足。另外，近40年来伴随着社会的巨大变迁，人们价值观念亦变化明显，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王涛，戴均，2009)。脸面文化和脸面共享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是否因当今社会多样化的价值取向而产生变化？个体强烈的“自我意识”及对主体自我价值的追逐(翟石磊，李川，2010)，是否会使其不再受关系人过多的影响，从而认知到“我是我，他是他，虽然他失德了，但这是他的事，不应由此来贬低我的价值？”本研究将为回答以上问题提供实证依据。
研究一主要探索当关系他人违背三类道德事件时，个体的脸面共享及脸面共享行为。研究二则进一步探索当关系他人遵从以上两类道德时，个体的脸面共享及脸面共享行为。以上两个实验旨在深入地探索社会关系类型与道德事件对脸面共享和脸面共享行为的影响，以加深对现代中国社会中脸面共享和脸面共享行为的认识，并为现有的脸面理论提供进一步的实证理据。
2研究1：关系他人违背伦理时个体的脸面共享和脸面行为
2.1 综述与假设
中国人的脸面分为社会脸面和道德脸面。道德脸面以个体的道德表现或品质来评价，是来自社会对个体道德声誉的尊敬(丛晓波，文辉，2017；金耀基，2006；梁凤华等，2016)。道德脸面由于代表个体最基本尊严，一旦受损不仅会引发强烈情感反应，也会使与个体关系密切的他人脸面受损。受中国传统差序格局式关系网络的影响，这种“荣辱与共”的脸面受损感会从关系的核心圈层向外层不断扩展，伴随着强度的逐渐减弱(费孝通，2004)。因关系亲疏远近不同，脸面共享强度亦不同，最强烈的脸面共享表现在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间，家外成员间的脸面共享则依关系亲密程度而变化(黄光国，2006；梁凤华等，2016；危芷芬，黄光国，1998)。纵向社会关系者对个体脸面共享的影响，取决于个体是否需要为其行为负责，若不需负责则不会有脸面共享，否则会有强烈的脸面共享(梁静蓉，2005)。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差序格局的传统身份式社会网络中，这种社会网络以血缘关系为核心、以地缘关系为基础(费孝通，2004)，以友缘和业缘关系为其扩大形式(“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组织化特征”课题组，1997)。当前随着中国社会由身份式社会向契约性社会转变，由熟人社会开始进入陌生人社会(王小章，2016)。陌生人关系亦是需要个体处理的主要社会关系。因此，根据中国传统差序式社会关系网络和当前社会逐渐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的现实，研究将选择血缘(哥哥)、地缘(邻居家儿子)、业缘(老师)、友缘(好朋友)及陌生人关系五类基本关系，由于师生关系中师处于上位，而关系人之间关系的等级性亦影响个体的脸面共享(梁静蓉，2005)，因此在血缘关系中增加父子关系，在友缘关系中增加好友父亲，以便对比不同上位关系对个体脸面共享的影响。由此提出研究的第一个假设。
假设1：与重要社会关系他人的脸面共享普遍存在，其强度因关系自家内向家外变化而呈现下降趋势，且因关系的横纵不同而呈现不同特点：对于纵向关系，父子(女)间的脸面共享最强，师生间较弱；对于平行关系，兄弟间的脸面共享最强，其次是朋友间，最后是同乡间。
不仅关系我会影响脸面共享程度，不同面子事件亦影响脸面共享程度(黄光国，2006；梁凤华等，2016)。研究者将中国社会道德义务划分为消极义务、无条件积极义务和有条件积极义务三类(黄光国，1998)。研究发现对不同道德义务的违背会导致不同程度的脸面共享，违背无条件积极义务即家庭伦理只会在家内成员间产生脸面共享，违背消极义务则会使家内外成员均产生脸面共享，但其强度会随关系亲(近)疏(远)而减弱(梁凤华等，2016)。违背有条件积极义务即职业伦理时，脸面共享程度如何，目前还待验证，然而有研究者认为职业伦理是在专门职业共同体中为共同体成员所看重并须共同遵守的伦理，对一般社会大众而言，可能并不重要(Hwang，2006)。尽管如此，职业伦理作为现代伦理的一大领域，对其的违背也应使中国个体有相应的脸面共享，只不过程度上可能较前两者为弱。
假设2：当关系人违反家庭伦理时，脸面共享强度亦由家内关系向家外关系呈现下降趋势；当关系人违背消极义务和职业伦理时，个体体验到的丢脸感受将随关系由亲至疏而逐渐减弱。
(2)脸面共享行为分析
假设3：当关系人出现违背道德行为时，家外关系相对于家内关系会有更多的关系切割行为即划界避殃；家内关系相对于家外关系则有更多的辩护和避而不谈行为。
2.2 研究方法
3.3.1 情境故事的伦理效度检验
研究工具。根据有关脸面共享概念框架，以梁凤华等(2016)的研究为基础，采用情境故事法，编制情境故事及相关问题。共设计三类道德情境：违反家庭伦理(外遇行为)、违反消极义务(挪用公款行为)和违背职业伦理(学术造假)。采用5(关系类型：父子/女、师生、兄弟、朋友、老乡)×3(事件类型：违反家庭伦理、违反消极义务、违背职业伦理)被试间设计，共有15种处理(15个版本)，每个版本施测160人，共施测2400人(每所学校800人)。要求被试站在故事主角的立场，评估其可能作出各种面子反应的程度。
施测程序。采用整群施测。实验材料当场分发当场回收。为避免社会称许性、回答的随意性及主试间施测程序不统一等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可能不良影响，研究者在测试前设计了严格的施测流程，并对所有实验人员进行培训，要求实验人员在施测时严格按照施测流程进行施测。整个测试耗时约20分钟。
进行操作的学生看完录像回放后回到临床技能模拟教具培训教室，先对自身表现进行点评，说出优、缺点，然后再由汇总大家评价意见的学生从各个评价要素点进行逐条点评，最后由指导教师和其他学生提出新的点评意见。
#4 ("hydrotherapy*"[Title/Abstract]) OR("immersion*"[Title/Abstract]) OR ("alternate*"[Title/Abstract]) OR ("contrast water therap*"[Title/Abstract]) OR ("water therap*"[Title/Abstract]) OR ("contrast bath*"[Title/Abstract]) OR ("contrast"[Title/Abstract])
在每一情境之后设置了6个问题，分别是脸面共享程度、事件违背道德程度判断(6点计量，从1“非常微弱”到6“非常强烈”)，主要人物关系判断(迫选)及辩护、划清界限和避而不谈行为测量题项(6点计量，从1“非常不可能”到6“非常可能”)。分析时剔除所有在主要人物关系判断中出现错误的个案数据。
2.3 结果分析
划界避殃。五类关系人违背三类伦理时，个体与其划界避殃程度见表1。方差分析表明事件类型主效应显著(F(2，2196)=15.20，p<0.001，η2=0.014)，关系类别主效应显著(F(4，2196)=16.30，p<0.001，η2=0.029)，交互作用显著(F(8，2196)=6.59，p<0.001，η2=0.023)。简单效应分析表明：父亲和老师违背家庭伦理和消极义务时与之划界避殃的得分最高；兄弟违背消极义务时最可能与之划界避殃；朋友违背家庭伦理和职业伦理时最可能与之划界避殃；同乡在三类情境中得分差异不显著。当关系人违背家庭伦理时，大学生最不可能与兄弟划界避殃，得分显著低于其他四类关系；当关系人违背消极义务时，与同乡、父亲和老师划界避殃程度较高，与朋友和兄弟则较低；当关系他人违背职业伦理时，与同乡划界避殃得分最高，其次是朋友和老师，最低为父亲和兄弟。未能支持假设3。
首先对伦理故事进行前测，结果表明三类伦理故事具有较好的区别效度，和良好的伦理效度。在正式研究中，被试判断三类伦理情境故事违背道德程度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4.93±1.18、4.98±1.14和4.81±1.22，83.2%的被试评价其违背道德程度在3-6之间，即认为情境故事在较高程度上违背了相关的道德，说明伦理故事的设计具有内容效度。未发现各因变量在性别、地域和年级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以下将对所有数据进行合并分析。
2.3.2 违背伦理条件下脸面共享和脸面共享行为分析
辩护行为。五类关系人违背三类伦理时，个体为其行为辩护程度见表1。方差分析表明事件类型主效应显著(F(2，2196)=86.10，p<0.001，η2=0.073)，辩护程度由高到低分别为职业伦理、消极义务、家庭伦理。关系类别主效应显著(F(4，2196)=6.60，p<0.001，η2=0.012)，为同乡辩护的得分显著低于其他四类关系。交互作用不显著。部分支持假设3。
表1消极伦理条件下脸面共享和脸面共享行为
脸面共享和脸面共享行为道德事件类型父亲老师兄弟同乡朋友总体Fη2因关系他人感到丢脸的程度违背家庭伦理4.70±1.223.05±1.463.46±1.502.92±1.553.16±1.653.46±1.6135.24∗∗∗0.060违背消极义务3.65±1.543.23±1.594.10±1.413.33±1.604.35±1.393.73±1.5715.59∗∗∗0.028违背职业伦理3.87±1.523.57±1.493.60±1.462.62±1.373.34±1.543.40±1.5314.97∗∗∗0.027为关系人辩护行为违背家庭伦理2.73±1.542.79±1.542.70±1.602.65±1.352.93±1.502.76±1.510.81违背消极义务3.33±1.443.42±1.583.56±1.513.15±1.403.74±1.573.44±1.513.32∗0.006违背职业伦理3.95±1.553.78±1.393.98±1.573.26±1.443.83±1.463.76±1.515.59∗∗∗0.010与关系人划界避殃行为违背家庭伦理2.69±1.402.61±1.221.87±1.122.49±1.172.45±1.412.42±1.309.67∗∗∗0.017违背消极义务2.55±1.272.59±1.412.23±1.352.73±1.332.01±1.222.42±1.347.87∗∗∗0.014违背职业伦理1.82±1.262.08±1.031.70±1.022.56±1.312.37±1.402.11±1.2612.04∗∗∗0.021对关系人违背伦理事件避而不谈行为违背家庭伦理4.47±1.584.15±1.534.25±1.583.82±1.504.05±1.644.15±1.583.45∗∗0.006违背消极义务3.78±1.553.68±1.683.85±1.693.66±1.543.74±1.643.74±1.620.35 违背职业伦理3.57±1.703.46±1.453.68±1.593.26±1.503.54±1.533.50±1.561.44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下同。
(1)脸面共享感受分析
五类关系人违背三类伦理时，个体因其行为而感到丢脸结果见表1。方差分析表明事件类型主效应显著(F(2，2196)=10.24，p<0.001，η2=0.009)，关系类别主效应显著(F(4，2196)=36.05，p<0.001，η2=0.062)，交互作用显著(F(8，2196)=14.34，p<0.001，η2=0.05)。简单效应分析表明：个体因父亲违反家庭伦理感受到的丢脸程度显著高于其违背消极义务和职业伦理；因老师违背职业伦理感受到的丢脸程度显著高于其违背家庭伦理；因兄弟和朋友违反消极义务而丢脸的程度显著高于其违背家庭伦理和职业伦理；因同乡违背消极义务而感丢脸程度高于其违背职业伦理。对于违背家庭伦理，因父亲而感受丢脸的程度最高，兄弟次之，同乡、老师和朋友无显著差异；违背消极义务时，因朋友而感到丢脸的程度最高，显著高于父亲、老师和同乡，因兄弟而感到丢脸的程度显著高于老师和同乡，父亲、老师和同乡间无显著差异；违背职业伦理时，因父亲而感到丢脸的程度显著高于朋友和同乡，因兄弟、老师和朋友而感到丢脸的程度显著高于同乡。假设2部分得证。
预防方法：蛙脑膜炎病致病菌感染肝脏、肾脏等器官，继而侵入脑部组织，破坏中枢神经系统功能，表现出歪头、白内障等症状。但因机体血脑屏障的作用，一般药物难以进入脑部产生效果。只有切断传染途径、抑制传染源、改善养殖环境、强化机体免疫力才是重中之重。①定期对养蛙场地、水体、器具进行消毒，清除蛙池中过多的淤泥，勤换水，定期调水、消毒。②合理规划养殖密度，过大的放养密度会加重该病的水平传播。③定时、定量投喂营养全面、优质的饲料，添加三黄散、板黄散等中草药制剂，每个月2次，连用5天，从而抑制病原菌，保肝护胆。
脸面共享还会伴随着相应的脸面行为，当关系他人或团体遭遇失败时，个体会通过“划界避殃”(cutting off reflected failure)来减轻与失败者之间的关系以保护自我尊严。朱瑞玲(2006)指出个体在脸面受威胁时不仅伴有情绪反应，并且表现出相应的脸面行为，最常见的有辩护、避而不谈及划界避殃。家庭是“大我”的必然组成部分，家庭成员的荣损关系到每一个家庭成员，当家人违背伦理时，个体不仅会表现出较强的脸面共享(梁凤华等，2016；Hwang，2006；翟学伟，2016)，并伴有辩护或避而不谈等行为(朱瑞玲，2006)。但由于家庭关系难以切割，所以当家庭成员违背道德时，个体出现划界避殃行为的可能性应较低，而更可能为之辩护或对该行为避而不谈。随着关系密切程度下降，有些关系更容易切割，这时若关系人出现违背道德行为，个体可能会更多与之划界避殃，而较少为之辩护或避而不谈。
五类不同关系人违背三类伦理时，个体的脸面共享和脸面共享行为的描述性和方差分析结果见表1。
2.3.1 情境故事的伦理效度检验
避而不谈。五类关系人违背三类伦理时，个体对事件避而不谈的程度见表1。方差分析表明事件类型主效应显著(F(2，2196)=31.38，p<0.001，η2=0.028)，关系人违背伦理避而不谈可能性由高到低依次为：家庭伦理，消极义务，职业伦理。关系类别主效应显著(F(4，2196)=3.79，p<0.01，η2=0.007)，父亲和兄弟出现违背伦理的行为时，个体最可能避而不谈，得分显著高于同乡，其他差异不显著。交互作用不显著。支持了假设3。
2.4 讨论
脸面的有无来自于个体的行为是否符合关系网络中大多数成员的认可与期待(翟学伟，2016)。从脸面共享的角度看，结果支持了假设1。对于家内的上位关系，大学生更看重其对家庭伦理的遵守，而对于家外的上位关系则更看重其对于职业伦理的遵守。从纵向关系看，父亲违反伦理比老师违反伦理给个体带来更高的丢脸感受，这是差序式关系的一个典型表现；从横向关系看，与兄弟和朋友的脸面共享程度显著高于同乡，由此可以看出个体已将朋友纳入到了核心圈，几乎与兄弟处于同样的社会心理地位。
社会关系和伦理事件类型对大学生的脸面共享存在交互作用，家庭伦理主要作用于家庭内部，且对垂直关系的影响大于对平行关系的影响，消极义务则作用于所有社会关系人，违背消极义务时脸面共享程度显著高于违反家庭伦理和职业伦理。结果部分支持了假设2，即家庭伦理主要作用于家庭内部，对家庭外部成员的影响较弱；关系人违背消极义务时，个体体验到的丢脸感受随关系的亲疏而发生变化，朋友最高，兄弟次之，同乡最低。由于脸面的有无来自于个体的行为是否符合关系网络中大多数成员的认可与期待(翟学伟，2016)，由此可推论大学生对朋友的道德期待较其他关系为高，认为朋友应是具有较高社会道德水平的人，否则会使自己感到丢脸。因关系人违背职业伦理而感到丢脸的程度亦存在关系亲疏远近的差异，父亲最高，其次是兄弟、老师和朋友，最后是同乡。
军队能执行，因为要求虽然简洁，但抓住了根本，只要简单的条款做到了，其他要求也就做到；企业员工难执行，是因为要求太多了，不一定抓到要害，规定太多，做到这条，违了那条，久而久之，难以坚持。
对于脸面共享行为，总体而言，当关系人违背伦理时，脸面共享行为也存在一定的关系差序效应，结果部分支持了假设3，个体最不可能为同乡辩护和避而不谈，最可能与之划界避殃。大学生对职业伦理、消极义务和家庭伦理的辩护程度依次降低，划界避殃和避而不谈程度则依次升高，由此可以看出大学生判断家庭伦理具有最高水平的强制性，其次是消极义务，最后是职业伦理。关系人违背家庭伦理是非常严重的事件，不仅不为之辩护，反而可能有与之划界避殃和避而不谈。而当关系人违背消极义务时，最愿意为朋友辩护，违背职业伦理时则相对更可能为关系亲密者辩护。从划界避殃上同样可以发现，违背家庭伦理和消极义务是比违背职业伦理更为严重的事件。
3研究2：关系他人维护伦理时的脸面共享及脸面行为
3.1 研究假设
为进一步验证当关系他人维护伦理时，个体是否体验到与关系人违背伦理时相似模式的脸面共享感受，进一步设计了维护家庭伦理和见义勇为两类正面伦理情境，以判断在正面伦理情境下个体的脸面共享和脸面共享行为。由前述可知，当关系他人出现有德行为时，家内关系应有最强的正向面子共享，即感觉有面子，家外关系则依关系的亲疏而脸面共享程度逐渐减弱。即个人有脸面，则家庭、组织或单位、同地区的人等均有脸面(翟学伟，2016)。且此时个体可能会通过面子行为来增加脸面共享的程度，如“显扬”行为。因此关系人维护伦理时，个体的脸面共享和脸面共享行为应类似于关系人违背伦理时，故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4：当关系人维护家庭伦理时，家庭内部成员体验到最强的脸面共享，家庭外部成员脸面共享程度较弱；当关系人见义勇为时，个体体验到的有面子感受将随关系由亲至疏而逐渐减弱。
假设5：当关系人出现维护道德行为时，家内关系相对于家外关系会有更多的显扬行为，表示关系亲密行为和主动谈论行为；以上行为在家外关系中则随关系由亲至疏而逐渐减弱。
3.2 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本研究另选了与研究1不同的两所高校1600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回收有效测试共1484份，有效回收率92.8%。其年龄范围在16-25岁，平均年龄20.56岁，标准差1.49；男691人(46.6%)，女771人(52%)，22人未报告性别信息；大一335人(22.6%)，大二291人(19.6%)，大三501人(33.8%)，大四335人22.6(%)，22人未报告年级信息；家庭所在地农村812(54.7%)，城镇639(43.1%)，33人未报告生源信息。
研究工具。同研究1，采用情境实验法，共设计两类道德情境：维护家庭伦理(孝敬老人)和见义勇为(救落水儿童)。采用5(关系类型：父子/女、师生、兄弟、朋友、老乡)×3(事件类型：维护家庭伦理、见义勇为)被试间设计，共有10种处理(10个版本)，每个版本施测160人，共施测1600人(每所学校800人)。
施测程序。与研究1施测程序完全相同，情境后亦设置6个问题，分别测量面子共享程度、主要人物关系、事件符合道德程度及宣扬、表示亲密和主动谈及三类脸面共享行为。
3.3 结果分析
研究对象。以江西省3所高校2400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回收有效测试2211份，有效回收率92.1%。被试年龄范围在17～25岁，平均年龄19.81岁，标准差1.70；男459人(20.8%)，女1752人(79.2%)；大一657人(29.7%)，大二525人(23.7%)，大三582人(26.3%)，大四447人(20.2%)；家庭所在地农村1401(63.4%)，城镇810(36.6%)。
前测结果表明故事情境的设计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和伦理效度。正式测试中大学生对维护家庭伦理符合道德程度的评价在3分以上的达到91.2%，平均得分远在中位数以上(4.55±1.35)，对见义勇为符合道德程度的评价得分在3分以上的达到97.6%，平均分接近5(4.90±1.14)。
个体最不会因老师维护家庭伦理而出现面子共享，而更可能因父亲、同乡和兄弟出现此行为时而有面子共享。维护家庭伦理的脸面共享主要集中在家内关系和地缘关系，即父亲、兄弟和同乡上。对于见义勇为脸面共享则不存在关系类别差异。假设4部分得证。
变量的描述性分析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见表2。
演示实验的作用体现在多个方面，教师也要进行相应的创新，不能仅仅把演示实验当作教学中的简单环节来对待，而是要通过将其质量的提升达到提高学生实验学习能力的作用.针对不同类型、不同难度的实验，教师可以灵活选择不同的教学方式，演示实验只是教学方法中的一种，对于部分操作难度大而又需要学生了解的实验，教师可以充分发挥多媒体的作用.总之，演示实验作为一种实际操作教学方式，可以有效提升学生对于具体实验的理解，但具体的教学方式还有很多，教师要提高教学的灵活性.
(1)脸面共享感受分析
关系主效应显著(F(4，1466)=5.77，p<0.001，η2=0.016)，因关系人维护伦理而感受有面子的程度，父亲和兄弟得分差异不显著，均显著高于朋友和老师，兄弟得分亦高于同乡，老师、朋友和同乡得分差异不显著。伦理类型主效应不显著，交互作用不显著。因老师见义勇为而感到有面子程度高于其维护家庭伦理。
表2积极伦理情境条件下脸面共享和脸面共享行为
脸面共享和脸面共享行为道德事件类型父亲老师兄弟同乡朋友总体Fη2因关系人感到有面子程度维护家庭伦理3.62±1.293.06±1.463.72±1.393.56±1.253.30±1.263.46±1.355.46∗∗∗0.015见义勇为3.65±1.273.47±1.443.74±1.323.38±1.393.43±1.393.54±1.371.93宣扬关系人的行为维护家庭伦理4.21±1.404.06±1.754.47±1.324.61±1.424.33±1.454.34±1.483.61∗∗0.006见义勇为3.69±1.403.98±1.323.91±1.433.99±1.444.03±1.293.92±1.381.40表达与关系人的密切程度维护家庭伦理3.04±1.332.99±1.513.10±1.423.47±1.293.48±1.463.20±1.414.50∗∗0.012见义勇为3.04±1.243.40±1.373.31±1.423.44±1.473.55±1.373.35±1.383.03∗0.008主动谈及维护家庭伦理2.84±1.293.01±1.512.99±1.352.92±1.423.56±1.413.05±1.415.32∗∗∗0.014见义勇为3.01±1.273.43±1.433.18±1.413.47±1.543.61±1.393.34±1.424.66∗∗0.013
(2)脸面共享行为分析
一个8m3的沼气池每年一般换料2次，共可产沼肥12m3左右。其中含氮素45kg、磷15kg、折尿素98kg、10%过磷酸钙150kg[16]。按照中国化工网报价尿素的价格为1 630元/t，普通过磷酸钙的价格为350元/t。以中国沼气农户对沼肥的利用率40%[17]计算400m3沼气发酵残余物沼渣沼液的肥料替代效益，结果如表6所示。
宣扬行为。关系主效应显著(F(4，1466)=3.05，p<0.05，η2=0.008)，当关系人出现维护伦理行为时，为同乡进行宣扬的得分显著高于父亲和老师，为兄弟宣扬的得分高于父亲，父亲、老师和朋友差异不显著；伦理类型主效应显著(F(4，1466)=30.56，p<0.001，η2=0.020)，维护家庭伦理时被宣扬得分显著高于见义勇为；交互作用不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父亲、同乡和兄弟维护家庭伦理时被宣扬的得分显著高于其见义勇为。维护家庭伦理时，为同乡宣扬的得分显著高于老师，其他关系差异不显著。五类人见义勇为时为其宣扬得分差异不显著。
本文以《明史》中的《宰辅 年表》［2］（卷109、110，宰辅年表一、二）为主要研究对象。注意到其中存在错误，学界已有人进行了订正，例如胡丹的《〈明史·宰辅年表〉校正〉》［3］。本研究结合《明史》中的其他内容及《明实录》等进行了校勘。
表示关系亲密行为。关系主效应显著(F(4，1466)=6.22，p<0.001，η2=0.017)，与同乡和朋友表示亲密的得分显著高于父亲、老师和兄弟，老师、父亲和兄弟差异不显著；伦理类型主效应不显著，交互作用不显著。老师见义勇为时，表示亲密的得分显著高于其维护家庭伦理。朋友出现见义勇为时，认为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得分显著高于父亲，其他关系差异不显著。朋友和同乡出现维护家庭伦理行为时个体最可能表示与其关系密切，显著高于老师。父亲、兄弟和老师间差异不显著。
主动谈及。关系主效应显著(F(4，1466)=8.78，p<0.001，η2=0.023)，朋友出现维护伦理行为时最可能被个体主动谈及，显著高于其他四类关系；父亲得分最低，显著低于朋友、老师和同乡，但与兄弟差异不显著；兄弟、老师和同乡差异不显著。伦理类型主效应显著(F(4，1466)=14.27，p<0.001，η2=0.01)，见义勇为被主动谈及的得分显著高于维护家庭伦理；交互作用不显著。
3.3.3 讨论
3.3.2 维护伦理条件下脸面共享和脸面共享行为分析
对维护家庭伦理的宣扬亦主要集中在血缘和地缘关系中。当关系人出现维护伦理行为时，对家外关系表示亲密的可能性显著大于家内。可能的解释是家内血缘关系是其他社会关系的核心，家庭是个体天然的共同体，是中国人“大我”的必然组成部分，是亲属人情的核心(黄光国，2006；梁凤华等，2016；危芷芬，黄光国，1998；翟学伟，2016)。因此当家人出现维护伦理行为时，个体并不需要也没有必要向他人展示自己与家人的亲密。教师维护家庭伦理并未被大学生评价为是一件有面子的事件，既不值得宣扬，也不需要以示亲密来提升共享的脸面。见义勇为并非是一种强制性道德义务，做到了是一件很光彩的事，使周围人都有脸面，脸面共享并不因关系亲疏而变化，不过当朋友做到了时，个体会表示与之的亲密关系。关系人维护伦理时，出现了家外关系主动谈及程度显著高于家内关系(特别是父亲)的现象。以上结果部分支持了假设5，即对于关系人维护道德的行为，在家庭伦理上的确会出现家内关系相对于家外关系有更多的显扬行为，但表示亲密行为和主动谈及行为则主要出现在家外关系中，与假设5相反。
4 总讨论
4.1 所得结果讨论
研究1和研究2分别探索了五类关系人违背伦理和维护伦理时个体的脸面共享和脸面共享行为。研究结果发现当五类关系人违背或维护伦理时个体均存在脸面共享感受，与现有的研究结果一致(梁凤华等，2016；翟学伟，2016；Hwang，2006)。总体上，当关系人违背或维护伦理时，个体均表现出中等偏上的脸面共享感受，且脸面共享与事件性质显著相关。违背家庭伦理的脸面共享主要限于家内成员间，对家外成员的影响较弱，与危芷芬和黄光国(1998)的研究结果一致，他们亦发现大学生与家庭内部成员间有明显的脸面共享，与家外成员则无明显的脸面共享。在已有的研究中很少会研究关系人见义勇为时，个体的脸面共享，但的确发现了家庭成员间因成员杰出表现而有正向脸面共享及因家人失败行为而招致的负向脸面共享(Hwang，2006)。另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对于家内上位关系，大学生更看重其对家庭伦理的遵守，而对于家外的上位关系则更看重其对职业伦理的遵守；对于平行关系，大学生赋予朋友以社会关系的核心位置，对朋友与兄弟的脸面共享强度程度相似，甚至因朋友而产生的丢脸感受高于兄弟。
例6：某高校个别重大事项未经集体决策先实施，涉及金额150万元。某高校于1月28日付某市国土资源局征地工作经费150万元，在未经集体讨论情况下先支付。该事项于同年3月14日第3次院长办公会议补充审议同意。该事项未经集体决策先实施，违反《省普通高等学校执行“三重一大”的规定》中规定：属于“三重一大”需要决策的事项，必须先经党委会、校长办公会或教代会等集体讨论后做出决定。
Quantitative Analysis on the Constrai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trol Quality of Throttle Pressure and the Variation of Fuel Quantity LIU Haizhe,TIAN Liang(48)
在关系人违背伦理时，个体的脸面行为存在显著的事件类别差异。脸面来自于个体所属社会圈的期待，受个体所处群体价值的引导，是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相统一的表现(翟学伟，2016)。因此，以上结果也进一步证明以孝道观念为核心的家庭伦理，仍然是中国伦理体系的核心。在关系人违背三类伦理时，个体的脸面行为亦存在显著的关系类别差异。结合研究1和2，可以看出家庭伦理的核心地位，要求去作为而不允许不作为。
另外，关系人违背家庭伦理和消极义务时，个体对之表现出高于违背职业伦理的划界避殃程度，与同乡划界避殃的程度最高，说明划界避殃亦遵从差序式关系原则，有亲(近)疏(远)的差别，且地缘关系不再成为关系关切的主要方面。然而，整体而言，划界避殃得分均值明显较低，说明划界避殃是个体很少可能选择的脸面共享行为。而当关系人违背伦理时，避而不谈的程度显著较高，且个体更可能对关系人违背家庭伦理避而不谈，对于家内成员违背伦理避而不谈的程度更高。而当家庭伦理得到维护时，个体往往又选择不去谈及，但却能适时宣扬。当关系人维护伦理时，个体更可能宣扬与家外关系人(朋友和同乡)的亲密关系，之所以出现此种特点，可以说与家庭是个体“大我”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与个体连气同枝浑然一体的血脉相连，脸面心理与行为就是从家庭中孕育出来的有关(翟学伟，2016，p.19)。因此当家庭成员出现荣耀事件时，理所当然家庭内的所有成员都能共享此荣耀，而不需要向外界宣称自己与家庭成员有多亲密。在主动谈及上也出现了类似的特点，家外成员维护伦理的行为最能被个体所主动谈及，显著高于家内成员维护伦理时被主动谈及的程度。这同样可以用以上的原因来加以说明。
廖：我是从1997年任所长助理开始参与行政管理工作的.2000年开始任副所长，2005～2009年任所长.长达12年的行政管理工作，对我的性格有所改造：从一丝不苟、循规蹈矩办事开始，在逐渐“领悟”到学术研究与行政管理所遵循的乃是两套不同的“游戏规则”后，便将影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中皇上所言“不聋不瞎，不能当家”铭之座右——抓大放小，不求水之“至清”.因而虽然每日繁杂的事务性工作缠身，但也是另一种难得的人生经历与体验.
4.2 理论与实践意义
研究结果证明了尽管近年来国人价值目标中的自我价值和个人价值成分逐步增加，但脸面共享和脸面共享行为并没有因此而消解。已有的研究发现 “人情”与“面子”心理不仅没有随文化的变迁而消亡，反而与时俱进，演变成“关系学”(王涛，戴均，2009)，大学生不顾家庭经济状况，因人情和面子而过度消费亦十分常见(段媛媛，2015；朱迪，2015)。从研究结果看，虽然今天年轻一代强调对个体价值的尊重，对个人身份的认可，并以理性与成熟的姿态强调人作为独立个体的价值和意义(翟石磊，李川，2010)，但并没有因此否定传统家庭伦理在现有社会中的地位和核心功能。樊浩(2017)指出在对待伦理道德时，要尊重伦理道德自身规律，必须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伦理道德，以发展出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中国特色伦理道德体系。因此研究所发现的家庭孝道伦理仍为现代中国社会个体伦理核心的结果，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明中国现代社会道德伦理的发展应充分借鉴传统儒家伦理道德的合理内核。因此在包括社会养老等伦理制度的顶层设计上要充分肯定传统儒家伦理的合理内核和能动价值，而不是弃传统孝道文化于不顾，片面过度移植西方社会的道德伦理系统或体制。
5 结论
(1)当关系人违背道德事件时，脸面共享强度随关系的亲疏远近逐步减弱，当关系人遵从道德事件时，脸面共享主要表现在家内关系和地缘关系上。
根据地理学内容，可将地理国情监测划分为2个方面，基础性地理国情监测和专题性地理国情监测，以便最真实客观地反映自然地表及人文地理的现状。地理国情监测具体内容延续普查时期的内容体系，利用符合监测时点和分辨率的卫星影像，收集民政、国土、环保、建设、交通、水利、农业、统计、林业等最新版专题资料，采集变化信息，同时结合外业核查结果，补充新增和变化内容，使各类要素的现势性符合当年的真实状态，形成覆盖全国的时间序列数据成果。
(2)以孝道观念为核心的家庭伦理，是中国伦理体系的核心，相对于消极义务和职业伦理，更为个体所看重，对脸面共享感受影响更大。
1.降低开发商建设被动房的增量成本。土地政策方面，将用于开发建设被动房的土地拍卖地块给予一定优惠，同时对被动房建筑规模、比例、评级等要求写入土地出让条件，以监督开发商如期建设被动房；优先政策方面，在目前房地产行业高周转的情况下，可以将被动房项目办理报建、审批、预售、验收等流程纳入行政审批绿色通道，缩短周转时间以降低成本；税收政策方面，政府可适当降低开发商建设被动房的契税、营业税等；财政政策方面，建立专项资金补贴被动房项目建设或设立被动房技术研发专项基金以提升被动房技术水平，从而降低开发商的增量成本。
(3)伴随着脸面共享，个体会表现出相应的脸面共享行为。当关系人违背道德时，避而不谈和辩护是较划界避殃更可能出现的脸面共享行为，个体更可能因家庭成员而避而不谈，更愿意为关系亲密者而不是为同乡辩护；当关系人遵从伦理时，宣扬行为较表示关系亲密行为和主动谈及行为更为可能，当关系人维护家庭伦理时比见义勇为更可能被宣扬，后者则更可能被主动谈及。
参考文献
丛晓波，文辉.(2017).从“脸面”含义的变迁看转型期自律精神建构.社会科学战线，(9)，194-201.
段锦云，魏秋江.(2012).建言效能感结构及其在员工建言行为发生中的作用.心理学报，44(7)，972-985.
段媛媛.(2015).消费主义思潮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及应对策略.现代教育科学，6，40-45.
樊浩.(2017).伦理道德，如何才是发展.道德与文明，4，5-22.
费孝通.(2004).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出版社.
黄光国.(2006).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见 杨国枢(编)，中国人的心理(pp.226-248).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黄光国.(1998).两种道德：台湾社会中道德思维研究的再诠释.本土心理学研究，9，121-175.
金耀基.(2006).“面”、“耻”与中国人行为之分析.见 杨国枢(编)，中国人的心理(pp.249-269).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梁凤华，段锦云，程肇基.(2016).农民工的三类社会关系对其道德脸面感受的影响.心理科学，39(3)，120-127.
梁静蓉.(2005).“关系类型”、“情感状态”与“事件性质”对关系他人“面子”的影响(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心理学研究所.
王涛，戴均.(2009).改革开放30年来大学生价值观变迁的轨迹及其规律研究.高等教育研究，(10)，6-13.
危芷芬，黄光国.(1998).积极义务与消极义务：台美大学生道德判断的文化比较研究.中华心理学刊，40(2)，137-153.
翟石磊，李川.(2010).身份认知与文化维度——中美文化背景下的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对比研究.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2(2)，37-43.
翟学伟.(2016).中国人的日常呈现.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翟学伟.(2011).中国人的脸面观.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朱瑞玲.(2006).中国人的社会互动：论面子的问题.见 杨国枢(编)，中国人的心理(pp.189-225).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朱迪.(2015).经济资本还是文化资本更重要?——家庭背景对大学生消费文化的影响.黑龙江社会科学，148(1)，111-119.
Hwang，K.K.(2006).Moral face and social face：Contingent self-esteem in Confucian society.InternationalJournalofPsychology，41，276-281.
Zetterqvist，M.，Lundh，L.G.，& Svedin，C.G.(2013).A comparison of adolescents engaging in self-injurious behaviors with and without suicidal intent：Self-reported experiences of adverse life events and trauma symptoms.JournalofYouth&Adolescence，42(8)，1257-1272.
MoralFace-sharingandMoralFace-sharingBehavior：TheEffectofSocialRelationsandMoralEvents
Liang Fenghua1，Duan Jinyun2
(1.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s，ShangRao Normal University，ShangRao 334001；2.Department of Psychology，Soochow University，Suzhou 215123)
Abstract：The research aime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an individual sharing face with a social related other，who conducted a particular type of negative or positive moral events，and what tactics she/he might use to maintain or gaining her/his own face when it happened.The research was divided into two parts.Basing on scenarios experiment method，studyⅠused 3(moral events：family ethics，negative obligation，professional ethics)×5(relationships：father-child，brotherhood，tutor-student，friend，fellow-townsman)between subject design，and studyⅡ used 2(moral events：family ethics，negative obligation)×5(relationships：father-child，brotherhood，tutor-student，friend，fellow-townsman)between subject design to collect data.Results showed that (1)When the dyad violated moral norms，individual would feel face-losing，but the intensity of face-losing decreased as the closeness between them weakening.And while the dyad other obeyed moral norms，individual would also feel face-gaining，but this feeling was only among family members and fellow-townsman relationships.(2)Family ethics，as the core ethics of Chinese society centering on the concept of filial piety，was more deeply valued by individuals than negative obligations and professional ethics，and had a bigger impact on face-sharing.(3)Along with face-sharing，individual also showed corresponding face-sharing behavior.When the dyad others violated moral norms，individual would more likely to avoid discussion of the events and defend for the dyad others than draw a line with him or her.Individual would most likely to avoid discussing the dyad’s anti-moral behavior when the dyad other was a family member，but the defend behavior would mostly happen when they were intimacy.When dyad others obeyed moral rules，individual would more likely to use advertising behavior than showing intimacy or talking about the dyad’s behavior.And the ethic obeying behavior would mostly be advertised when the dyad others obeyed family ethics than helped others for a just cause，the latter would more likely to be talked initiatively.
Keywords：face-sharing；face-sharing behavior；violating ethics behavior；obeying ethics behavior
中图分类号：B8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19)02-0151-08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三五"(2017)规划项目(17SH09)。
通讯作者：段锦云，E-mail：mgjyduan@hotmail.com。
标签：脸面论文; 伦理论文; 关系论文; 关系人论文; 个体论文; 《心理学探新》2019年第2期论文; 江西省社会科学"; 十三五"; (2017)规划项目(17SH09)论文; 上饶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论文; 苏州大学心理学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