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他继承批判理论的学术传统，同时结合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承认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关注资产阶级民主扩大带来的批判理论范式转型，通过建立在日常语言基础上的“交往理性”，实现对传统意识哲学真理观的超越和整个批判理论的语言学转向。哈贝马斯建构对话、沟通、交流的主体间性，倡导一种多向度、多视角的批判实践，发展了批判理论的理论形态，拓展了批判理论的生存空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批判理论；交往理性； 主体间性；语言学转向
批判理论又称“社会批判理论”，是由法兰克福学派创立并发展起来的理论形态。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哈贝马斯一方面继承了批判理论的优秀传统，另一方面对批判理论进行了反思、转型和重建。通过对传统“历史哲学的理性概念”的全面反思，他开始关注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指出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已经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重建了历史唯物主义；通过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重新考察，他发现早期批判理论已经不适应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确认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带来的批判理论范式转型；通过对理性概念的重新定义，他抛弃了传统的意识哲学真理观，建构起以日常言语交往行为为基础的“交往理性”，实现了批判理论的语言学转向。哈贝马斯改变了批判理论强烈质疑和否定的激进立场，抛弃了单一视角的批判模式，建构起对话、沟通、交流的主体间性，推动批判理论走向异质多元和开放融合的理论革新。
一、反思：突破早期批判理论的客观局限
哈贝马斯对批判理论进行了深刻反思，他抛弃了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悲观主义色彩，并指出其三大缺陷：“规范的基础”、“低估民主——法制国家的传统”、“真理概念以及同科学的关系”。[1]“规范的基础”是指批判理论“标准的基本原则”，即“历史哲学的理性概念”。哈贝马斯认为，“30年代，旧法兰克福学派仍公开赞成理性观念，并按照历史哲学来发展它”，[2]批判理论早期在历史哲学方面发展了理性概念，并且用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来掌握资产阶级哲学。他们相信资产阶级虽有一些局限，但却仍然具有上升的潜力，因而主张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历史进程的推进，不断挖掘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理性潜力，他将这种观点称之为“历史哲学的理性概念”。事实上，法兰克福学派后期对这一观点进行了修正，从40年代出版的《启蒙辩证法》开始，他们对启蒙理性进行了重新审视。阿多诺指出：“经济生产力的提高，一方面为世界变得更加公正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又让机器和掌握机器的社会集团对其他人群享有绝对的支配权。”[3]生产力的发展带来工具理性的泛滥，启蒙倒退成神话，成为对人新的统治，批判理论从赞同理性的积极潜力转而否定启蒙理性的极权特质。哈贝马斯肯定了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并对理性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
政治理论方面，哈贝马斯认为批判理论“低估民主——法制国家的传统”，即没有认真对待资产阶级民主。他认为，阿多诺启蒙的辩证法和否定的辩证法，通过对启蒙理性的反思和工具理性的批判，彻底否定了资产阶级民主法治国家中理性存在，并有滑入非理性主义的危险。这种彻底的理性批判，导致了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彻底否定。事实上，民主制度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和政治手段依然有生命力，他说：“资产阶级法律制度和宪法制度以及它全部政治机构的形式上的特征显示出道德实践思想和解释的抽象性，与在某种程度上根据道德范畴而包含在传统社会的法律机构和政治机构内部的东西相比，它们肯定要优越。”[4]资产阶级民主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在西方民主国家取得了巨大成就，已经成为一种成功典范，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为此，他强调不仅要贯彻法制，强化民主程序，更要帮助公民树立起一种政治意识、民主观念和民主理想，鼓励公民参与到国家管理机制中去。他相信，“民主——此外还有关于它的最佳实现途径的公开辩论——能够解开当今世界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的戈尔迪之结”。[5]
他认为，批判理论继承了以黑格尔哲学为基础的意识哲学的真理观，却企图用意识哲学的理性概念来批判建立在意识哲学基础之上的现代性，这正是批判理论真理概念的致命之处。
二、转型：聚焦科技与民主的双重视阈
通过对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的重新认识，哈贝马斯放弃了早期批判理论颠覆和反抗的激进立场，实现了后工业社会的批判理论转型。
（2）秸秆灰渣作为吸附材料，对所制染液的最佳吸附条件为：灰渣粒径 60～100 目、投放量 2.5g·L-1、温度20℃，pH值为5～7。脱色率高达80%以上。
(6)是各规格成品砂石料通过地下装车通道，由各规格成品料仓的数控给料机进行装车，替代人工铲车装车，提高装车效率，降低装车成本。
马尔库塞认为，科学与技术已经成为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奴役性，技术合理性给人带来的是肯定性思维，已经变成政治统治的重要工具，“技术合理性是保护而不是取消统治的合法性，理性的工具主义视界展现出一个合理的极权主义社会”。[6]他批判了发达工业社会技术统治的极权主义特征，认为技术统治的极权社会已经使人们失去了反抗和解放的可能，在这样一个单向度的社会中，塑造出来的必然是单向度的人和单向度的思想。哈贝马斯不赞同这种悲观主义论调，他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它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划分阶级的经济基础不复存在，贫富差距、阶级对立开始消失，整个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得到有效缓解。他反对马尔库塞把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来批判，他相信，科学技术不但成为第一生产力，更成为统治合法性的依据，“第一位的生产力——国家掌管着的科技进步本身——已经成为（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而统治的）这种新的合法性形式，显然已经丧失了意识形态的旧形态”。[7]
在重构理性的基础上，哈贝马斯提出交往行为理论，并将语言作为交往行为的前提条件，“交往行为概念，首先把语言作为参与者与世界方式关系，相互提出可以接受和驳斥的运用要求的理解过程的一种媒体”。[15]对于交往行为理论，他定义道：“我把以符号为媒介的相互作用理解为交往活动。相互作用是按照必须遵守的规范进行的，而必须遵守的规范规定着相互的行为期待，并且必须得到至少两个行动的主体（人）的理解和承认。”[16]可见，交往行为是两个及以上主体以语言符号为媒介进行的相互交流，必须以社会道德规范作为交往规则，语言交往行为的发生是平等自愿的，拒绝一切暴力和强权作用。
针对批判理论忽视资产阶级民主这一缺陷，哈贝马斯详细考察了晚期资本主义民主政治，重新思考了阶级与阶级关系。“公民的权利，其中也包括参加政治选举的权利，已经成了普遍的权利”，[9]一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成功地使阶级冲突处于潜伏状态，“阶级的社会同一性解体了，阶级意识涣散了”。他认为，晚期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具有大众民主形式的社会福利国家，随着民主政治的日益扩大和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资本主义国家合法性的取得可以通过正式的民主渠道加以解决，“只要社会福利国家纲领与广泛传播的专家治国论的共同意识结合在一起，并把公民的私人性维持在一个必要的水平上，对合法化的需求就不一定会导致危机”。[10]哈贝马斯相信，整个社会阶级矛盾的不断缓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日益扩大，导致批判理论的激进风格不断弱化，批判理论的历史转型已经不可避免。
三、重建：构筑语言学转向的“交往理性”
当m≥2时,H(m,n)的结构比较复杂,给出它的点可区别边色数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在此借助染色算法能够给出H(m,n)的一个上界。
哈贝马斯认为：“语言运用是从社会化的主体间的相互作用中发展自己的；社会化的主体，以符号为中介，作为不同的个人，他们相互认识、相互承认。”[17]对话的开展即意味着共识的产生，“当我们接受一种理论观点时，当我们进行对话和交谈时，我们就创造了，至少已经含蓄地创造了一定的我们能够赖以取得一致意见的前提”。[18]他相信，不同的主体通过语言对话达成共识，可以形成一种平等沟通、协作互动的社会语境，“通过交往而达致的共识，可以用主体间对有效性要求的承认来加以衡量，它使得社会互动和生活世界语境连为一体”。[19]哈贝马斯以“交往理性”取代传统“理性”概念，构筑起主体间对话交流的交往行为理论，彻底颠覆以黑格尔哲学为基础的意识哲学的真理观，全面超越工具理性批判，实现了批判理论的语言学转向。
在重新认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基础上，哈贝马斯全面反思了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科学技术便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这样，运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的条件也就不存在了。当科学技术的进步变成一种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时……马克思本人在考察中所得出的剩余价值来源，即直接的生产者的劳动力，就愈来愈不重要了”。[8]据此，他对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阶级与阶级斗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作了重新解释，重建了历史唯物主义。
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颠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原则，其目的是以他的交往行为理论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全面分析，实现对工具理性批判的超越和对整个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重建。他批评马尔库塞重回黑格尔，实际上使理性变成了一个乌托邦字眼，丧失了立足之地，而阿多诺把理性总看成是否定的，必将达到一种非理性主义境地，这同样是危险的。他既反对黑格尔的先验理性，也反对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工具理性，认为早期批判理论错误地把工具理性等同于理性本身，从而对理性进行了全面否定性的批判。在他看来，理性是批判的基石，如果理性自身被批判，那么批判的根基也就被破坏了，为此，重建批判理论的理性基础就成为首要任务。
基于语言实践的“交往理性”是哈贝马斯重建批判理论的核心。哈贝马斯借助语言学转向的语用学理论，他主张用“交往理性”取代工具理性，建立起以“交往合理性”为核心的“批判的社会学”。[11]“所有这些使理性非先验化的尝试仍然残留着先验哲学的烙印，仍然在先验哲学预先规定的概念框架内活动。只有过渡到一种新的范式，即语言交往的范式，只有转变这些范式，问题才可能得到解决”。[12]哈贝马斯把“交往”活动中的理性称为“交往理性”，认为语言是交往活动的桥梁和纽带，语言交往行为是“交往理性”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在语言理解的可能性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稳定的理性概念，它的声音存在于既依赖语境又具有先验意义的有效性的要求中”。[13]在哈贝马斯的眼里，“交往理性”摆脱了一切宗教和形而上学的假设，直接进入了社会生活过程，其途径就在于，理解行为承担着一种协调行为机制的作用。哈贝马斯明确指出，“交往理性在主体间的理解与相互承认过程中表现为一种约束的力量。同时，它又明确了一种普遍的共同生活方式”，[14]“交往理性”可以确保主体间相互沟通理解的有效实施，并能构成一种社会普遍的生活方式。
四、超越：把握传承与革新的历史趋向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突出体现了对批判理论的传承和革新。他继承了阿多诺“星丛”的“非同一性”原则，认可异质多元的差异性矛盾存在，“相安无事中彼此不存在支配关系但又存在各自介入的区别状态”。[20]用语言行为表述“星丛”，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理论创新，这对哈贝马斯的影响非常大，直接奠定了他交往行为理论的基础。不同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对理性的否定性批判，哈贝马斯相信，启蒙运动开创的现代性事业并未终结，人类理性并未泯灭。他相信可以用理想言语情境中的主体间交往范式替代原来认识论意义上的意识哲学范式，挖掘出现代社会语境中“交往理性”的存在可能，以交往行为理论化解当前的“合法化危机”，彻底完成批判理论的范式革新。很显然，哈贝马斯这一设计方案带有理想主义色彩。正是基于“交往理性”而建立起来的规范性基础，使得哈贝马斯发展出批判理论新的理论模式，但这一理论的总体性视角又使其具有普遍性原则和先验性色彩，而这恰恰也是需要给予充分关注和认真审视的。
一天，曾国藩坐在窗前，就着窗外的光线大声朗读《左传》，读得正专心，突然听到有人大声吼道：“曾国藩，你把窗户的光都挡住了，我怎么看书呀，还不赶紧挪开！”曾国藩停下来，侧身一看，是自己床铺对面的杨甫瑞。此时，杨甫瑞其实并未读书，而且他的床靠着窗户的另一侧，也未完全遮住光线。曾国藩很生气，想和他理论，但还是压住了火气，把凳子移到自己的床前，重新读起来。
借助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置于科技进步基础之上，而非理性的自我发现和自我完善，哈贝马斯成功摆脱了“历史哲学的理性概念”的束缚，重建了历史唯物主义；而他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全新认识，促使其相信，传统的意识形态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已经不适用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必须修正。从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两个维度，哈贝马斯解决了资本主义国家合法性问题，他放弃了批判理论的激进立场，实现了批判理论由“左”向“右”的转型，表明了批判理论从激烈的批判和彻底的否定，开始变得更加温和、公允、合理。此外，建构在“交往理性”基础之上的交往行为理论，则进一步证明了拒绝、否定、对抗已经不适合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对话、沟通、交流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
总之，哈贝马斯对批判理论的传承与革新，为当下的批判实践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启发意义。我们必须告别激烈否定的批判模式，褪去意识形态色彩，转向沟通、对话、协作、共赢，在主体间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建构起全新形态的批判理论系统；必须抛弃单一视角的批判模式，转而采取一种多向度、多视角的批判策略，正如马丁·杰伊所说：“批判理论的核心是对封闭的哲学体系的厌恶，如果以为它是封闭的体系，那就会扭曲它本质的开放性、探索性和未完成性。”[21]批判理论不是单一、极端、封闭的，而是多元、对话、开放的，具有与时俱进的精神品质，并能对当下现实产生积极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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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绚灏，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邮政编码 541004）
中图分类号：B51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359(2019)01-0100-04
（责任编辑 胡爱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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