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毛泽东农村调研，围绕农村土地状况与土地政策问题、阶级状况与阶级政策问题、工商业状况与工商业政策问题、政权组织与建设等重大课题展开。他的调研，系统全面、方法科学、卓有成效，不仅强化了他本人关于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和宏观把握，而且切实推动了土地革命向前发展。在新时代，回顾和总结毛泽东农村调查研究的内容、方法，有助于党政干部提升调研意识，培养调研作风，改进调研方法，增强调研实效。
关键词：毛泽东；农村调查；内容；方法；启示
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提出“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深入调研。在我党历史上，毛泽东既是党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最早倡导者，又是领导干部中亲身搞社会调查的杰出典范。他一生重视调查研究，所做社会调研无数。调查研究工作也直接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尤其在土地革命中前期，他曾在赣南、闽西地区展开过高密度、全方位、系统化的农村社会调查。这些卓有成效的调研，使毛泽东深化了他关于中国农村乃至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和宏观把握，发现和纠正了党在土地革命中存在的系列问题，促进了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推动了土地革命的发展。他在这一时期撰写的调研报告被集中收录于《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以下简称《调查文集》)。
一、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内容
《调查文集》①收集的调查报告，时间集中在1930至1933年，范围涵盖赣南、闽西农村地区，内容广泛，重心落在土地状况与土地政策问题、阶级状况与阶级政策问题、工商业状况与工商业政策问题、政权组织与建设等与土地革命成败息息相关的重大课题上。这一时期，毛泽东深入进行农村社会调研有深刻原因：一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色革命武装已将工作重心从城市转移到了农村，亟须摸清中国农村状况，以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斗争策略；另一方面，由于党内存在较严重的教条主义、盲动主义、主观主义作风，尤其是三次“左”倾错误，给革命带来巨大危害，迫切需要通过调查研究来发现和纠正问题。
(一)土地状况与土地政策问题
1.旧有土地状况
3.走技术进步之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而技术进步是采油矿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坚定基石。为此，我们需要坚持在继承中发扬、在积累中提升的工作思路，大力实施科技兴油战略，始终以技术进步为重点，完善科技管理体系，加大科技投入，建立科技人才和特殊贡献激励机制，不断提高技术创新创效能力。同时，在自主开发的基础上，广泛应用新工艺、新技术，在滚动勘探、三次采油、稠油热采等方面力求实现新的突破，走出一条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开发水平的新路子。
土地问题是中国土地革命的最核心问题。因此，在土地革命初期系统调查封建土地关系下的土地占有状况具有重要意义。1930年5月、10月，毛泽东分别对寻乌县、兴国县永丰区的土地状况展开深入调查。在寻乌调查中他了解到，在分田斗争开展前，该县的耕地大致分为公田和私田两种类别，公田占比大。寻乌的公田、地主占地、农民占地分别为该县耕地的40%、30%、30%。由于公田主要由地主、富农支配，故寻乌土地的大部操控在地主、富农手中。除耕地之外，他还细致考察了当地的山林制度，发现山林分配也不公平。“寻乌的山地，多落在首先落脚的氏族手里，后到的氏族便没有山或少有山。”[2]133其中，“出息较大的”私山亦集中操控在地主富农手中。寻乌土地调查，证实了平分公田、地主土地、山林的合理性。寻乌调查有个缺憾，就是“没有把富农、中农、贫农的土地分开来讲”[2]42-43。在接下来进行的兴国调查中，毛泽东弥补了这一缺憾，对永丰区各阶级土地占有状况进行了更具针对性的调查。结果发现，占该区人口6%的地主富农占据了区土地的80%，占区人口20%的中农占有区土地的15%，而占有区人口60%的贫农只占了区土地的5%，雇农、手工工人、游民等群体则基本无地。永丰区下辖四个乡，人口规模达八千八百多人。故兴国调查的规模并不算小。寻乌、兴国调查的结果揭示了，在旧的土地关系下，中国农村土地分配严重不公，阶级间占地反差极大，占人口大多数的底层群体具有强烈的土地革命诉求。正是上述调查，使毛泽东“益增革命之信心”。
2.分田斗争状况
毛泽东深入考察了赣南、闽西地区的分田斗争开展状况。在1930年的调查中，他了解到在分田斗争开展后，赣南、闽西地区许多地方的旧有土地分配格局被逐渐打破，广大底层群众陆续分得了土地。但在调研中，他也发现了一系列新问题。第一，土地政策有缺陷。土地革命初期的土地分配政策只规定了“抽多补少”原则，考虑了数量上的平分，却未将质量上的平分考虑在内。结果，富农只愿意将坏田、瘦田分出去，将肥田牢牢把持。群众对此不满意。“肥瘦分配的斗争”实际已成为“土地斗争的中心”[2]174。政策规定土地分配既可执行人均分配法，又可采用劳力分配法，但“劳力分配法”不可取。“安福与吉安、分宜交界的‘边界区’及吉安之延福乡”，就实行了以劳力为单位的分田办法，“并且是绝对的，有劳力的有分，无劳力的无分，不论年龄”，造成“孤、寡、老、幼、小脚妇女及一切不能耕田的人，均不够食”[2]277。第二，土地政策未得到彻底贯彻。土地法规定主要以乡为单位进行分配，“赣西南分配了土地的有几十县……普遍的以村为单位去分配，乡为单位分配的很少”[2]254以村为单位分田造成许多弊端：各村人均土地占有量差距较大；由于以村为单位分配，单位太多，不易监督；贫雇农往往被地主富农以姓氏主义所蒙蔽[2]276。第三，荒田问题严重。在土地革命初期，赣西南地区出现许多土地无人耕种或收割的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既有赤白对立、战争破坏等直接原因，又有产权制度不合理等深层次原因。
3.土地政策的调整和完善
调查者在整理材料、撰写报告的过程中，要擅于运用分析综合法。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写《资本论》就采用了这种方法，先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各部分，然后加以综合，最后才得出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分析综合法要灵活应用，即使在分析中也应“有小的综合”[2]24。调查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发现和总结规律，产生新观点、新论断、新理论，以指导实践。“我们应当从实践中找出事物运动的规律来，产生新的理论。”[2]25对于调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取得的经验，应不断加以反思和总结。并依据经验随时改进后续的“调查和整理材料的工作”[2]27。
1928年12月，毛泽东就主持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土地法，俗称“井冈山土地法”。此后，他结合调查实际，不断致力于政策的调整和完善。(1)土地分配政策的完善。1930年6月，他主持召开了中共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在会上，他结合寻乌调查反映的情况，对土地分配又增加了“抽肥补瘦”原则。1930年11月，毛泽东提出更便捷合理的土地分配办法：“以乡为单位，按全乡人口总数，除全乡人口所耕田的总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移得田动的移田，移田不动的移民。”[2]279“到1930年底，新一轮‘抽肥补瘦’的分田运动基本结束，为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3](2)土地产权政策的调整。针对赣南、闽西地区大量出现的荒田现象，1931年2月，毛泽东适时地提出：田分好了即算分定，不可再随意调整。得田人对所分田地拥有管理权和处分权，“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4]256。他建议改变原来的土地公有政策，承认农民土地私有，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31年11月出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明确规定“现在仍不禁止土地的出租与土地的买卖”[5]619。土地政策的适时调整，顺应了革命发展的需要，维护了广大群众权益，有力推动了土改的开展与红色政权的巩固。
(二)阶级状况与阶级政策问题
毛泽东十分重视农村阶级状况调查，一方面是因为“分析了农村中的各个阶级、阶层及其生活概况，然后才能对农村有正确的全面的了解”[2]25，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只有准确分析了农村阶级状况，才能制定出正确的阶级斗争策略。
1.土地革命前的阶级状况
1.寻乌工商业调查及其影响
毛泽东系统调查了寻乌县、兴国县永丰区的阶级状况。(1)基本阶级结构。在寻乌调查中，他首先对农村的阶级划分制定了基本标准。他以收租数量多寡区分了大、中、小地主，以有无余钱剩米放债、够食不欠债、不够食欠债、是否专门做工等分别作为判断富农、中农、贫农、雇农成分之依据。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精准统计。寻乌农村的大、中、小地主以及富农、中农、贫农、手工工人、游民、雇农在人口占比分别为：0.045%、0.4%、3%、4%、18.255%、70%、3%、1%、0.3%。永丰区的阶级结构大体与前者相似。在后一调查中，他把小商人也纳入统计范围，统计结构更趋完善。(2)各阶级具体状况。通过调查，毛泽东发现各阶级在各个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经济上，大、中地主坐拥大量财富，以剥削为生，极少参加生产劳动。小地主分为老税户、新发户两种类型。前者趋于商业化，希望通过做生意、进学堂谋求出路；后者作为新晋阶层，具有吝啬、谋求发财、终日劳作等特征。富农“除了不租田给人耕种外，一样是高利盘剥者”[2]131。贫农按贫弱程度不等分为四个阶层，他们拥有土地数量少，有的连生产工具都无法自给，靠租地、打工、做小生意、借债勉强维持生计。雇农则是最悲惨阶层，无生产资料，饱受压榨奴役。在政治上，“中地主是全县权力的中心……小地主及富农是很难过问的”[2]127。在文化上，各阶级受教育机会极不平等。“大学生中大多数出于大中地主阶级”，中学生“全部都是地主子弟”，“高小学生大部分是小地主子弟，大地主与富农子弟各占小部分”[2]161。在婚姻方面，地主富农不仅人人有老婆，有的还娶了好几房。中农成家率达百分之九十，贫农达到百分之七十。游民“百分之十有老婆”，雇农则“百分之九十九无老婆”[2]222。(3)阶级剥削关系。寻乌的剥削有三种类型(地租剥削、高利剥削、税捐剥削)，具体剥削方式多达23种。农民所租土地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的收成都要以地租形式交出去。“刚打下禾交过租就没有饭吃了，这种情形寻乌简直占百分之四十。”[2]137农村破产现象严重，“寻乌近年每年有百分之二的人家破产，有百分之五的人家半破产”[2]143。受重租重利胁迫，底层社会的许多家庭被迫以卖儿卖女还债度日。细致入微的阶级调查，为毛泽东日后制定科学的阶级斗争策略奠定了坚实基础。
2.土地革命中的阶级状况
毛泽东不仅关注土地革命前的阶级状况，还跟进考察了土地革命中的阶级状况。(1)阶级格局重构。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使赣南、闽西地区旧有阶级格局发生天翻地覆变化，旧有阶级结构被彻底打破，原来处于统治、剥削地位的地富阶级被纷纷打倒，贫雇农、中农、手工工人、游民等社会底层群体则因分田、废债、办学、参政等缘故，翻身成为社会的主人。据他统计，土地革命开展后中农获益多达六条，贫农获益多达十二条。(2)富农问题凸显。在土地斗争中，富农问题也逐渐呈现。兴国县永丰区四个乡“共计三十二家富农，二十四家反革命”[2]216。永新红色区域的富农通过“粮食居奇”“贩卖工业品”等手段剥削普通群众。“北路春荒时，富农把谷卖到红色区域去。”[2]253在调查中，毛泽东产生了限制富农的思想。(3)“左”倾问题严重。1933年，王明路线贯彻到中央苏区后，当地开始贯彻“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政策，该政策带来一系列严峻问题。1933年11月，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时发现，该乡在土地斗争中对于富农的打击非常严重。富农原本拥有的田地、山林、房屋、耕牛、农具等家庭财产和生产工具悉数被没收，分给他们的只是一些跛田、坏屋，因没有耕牛和农具，富农在生产时只能向别人租借。此外，对于富农的罚款也极其随意。富农的生活境况比雇农更差。他明确指出“对富农的政策是错的”[2]299。
3.阶级政策的制定和完善
(1)提出合理的阶级政策。1933年，毛泽东提出了“削弱富农”的政策。他指出富农是半封建剥削者，对待富农与对待地主应有区别。“对地主取消灭的政策，对富农则取削弱的政策。”[4]2691934年1月，他进一步提出土地斗争的阶级路线——“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与消灭地主”。这就基本弄清楚了中国土地革命应该由谁领导、依靠谁、联合谁、打击谁这个基本问题。(2)解决阶级划分标准问题。1933年，毛泽东亲自撰写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并主持制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这两个文件为农村各个阶级的划分制定了明确标准，有效解决了查田斗争中因阶级成分划分标准不明造成的混乱局面，弱化了王明过“左”阶级政策带来的消极影响，对后续革命进程也产生持久积极影响。
首先选取我国1952～2016年三大产业占比数据，对我国整体产业结构演变历程进行简要描述，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产业结构占比是指国民经济内部各类产业的构成及其比例关系，本文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占比为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占GDP的比重。
(三)工商业状况与工商业政策问题
毛泽东重视工商业与工商业政策问题调研，在这方面花费过巨大心血，其调研亦产生了积极效果。
缺磷发生原因：首先，与土壤有效磷含量低有关，另外磷在土壤中易被固定，有效性较低。其次，偏施氮肥易导致缺磷现象的发生。另外，在干旱地区或干旱季节，土壤含水量低，磷素扩散受阻，易发生缺磷现象。
土地革命初期，苏区常发生一些破坏工商业发展、侵犯工商业者利益的极端行为，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党的高级决策机关不熟悉商业状况，“始终不能给同志们以行动上的具体策略”[2]56。 因此，毛泽东下决心搞了寻乌调查。“寻乌的商业”一章在《寻乌调查》中，占据相当篇幅，长达三万多字。毛泽东发现，在对外贸易往来中，寻乌县出口的基本是农副产品，当时称之为洋货的日常生活用品全赖进口。当地交通运输业落后，陆路运输全靠肩挑骡拉。为深入掌握情况，他对寻乌县城工商业涵盖的各个行业(娼妓业包括在内)都做了详细调查，不仅统计了各行业的商品或服务类型与价格、营业形态、年营业额、顾客类别、店铺数量、雇佣关系，而且调查了店铺老板的家庭组成、资产规模、生活习性、荣衰历史、政治态度。他把“县城各业人员数量、比例，各商铺经营品种、收入……各类人群的政治态度，等等，都弄得一清二楚”[6]。调查显示，寻乌城内工商业者不仅整体数量少，力量也较弱。流氓的“人数竟超过商人一倍，和手工业者几乎同等”[2]100。城内中小工商业者占绝大多数。“该县城内共有私营手工业13个行业，80余家。其中有两家资本在一二千元以上，两家三五百元，其余资金都很少。只有一家首饰店是师徒4人，其他雇工一二人或不雇工。”[7]老板与雇员之间并非张力十足。从“杂货店的店员制度，看他们阶级关系原来是那样的模糊”[2]65。城内无论是杂货、水货行业，还是纸伞制造业、打铁业、手工缝纫业、木器行业、爆竹业，都处于萧条状态。“主要的原因是市场变动了——洋货市场代替了土货市场。”[2]76。此外，农民生产欠收，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旧政府的盘剥压榨同样制约了工商业的发展。寻乌工商业“不但是很小而且是逐年衰落”[2]100，工商业者普遍处境艰难。在政治上，商人基本没有话语权。在这次调查之后，苏区“保护工商业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8]。
阶级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主要的社会分析方法。列宁指出，对于阶级社会，要牢牢把握“社会划分为阶级”以及“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积极用阶级的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15]30。毛泽东同样极其强调阶级分析法的重要性，认为采用阶级分析法作几次周密的社会调查，“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他指出，在土地革命阶段，解剖各种社会阶级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明了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正确阶级估量的基础上，“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2]6。
在第二次“左”倾冒险错误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之后，“左”倾领导者提出为取得革命胜利，要坚决执行阶级的策略，“没收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9]126-127，削除其反革命的武器，实际等于是要消灭私营工商业。中央批评红四军提出的“保护大小商人的口号”，要他们“完全站在阶级利益上来转变这一个策略”[9]139。1930年10月的兴国调查中，毛泽东发现兴国县永丰区的工商业遭受沉重打击，“五十元本钱以上的十二家小店铺，有九家因打击过重或逃跑，或停歇倒闭”[10]，幸存的三家中有两家被派了款。他明确指出这“是当地过左政策的结果”[2]230，“目前无条件的没收一切工厂商店是不对的”[11]318。他提出，对于反革命分子的商店、军阀官僚资本的工厂商店要坚决没收；对于不违反苏维埃劳动法的资本，则不宜采用没收手段，而是要做好监督工作，克服资本家移开资本或怠工不办货之阴谋。他的建议对于党及时纠正过左工商业政策发挥了积极作用，促进了苏区工商业的保护、恢复和发展。1934年1月，毛泽东进一步提出，由于“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12]133，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苏区不但不应阻止私人经济发展，还应提倡和奖励。
(四)政权组织与建设问题
在赣南、闽西土地革命过程中，旧有政权陆续被推翻，红色苏维埃政权逐步建立。毛泽东围绕政权组织与建设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调查。
1.在“初期的土地革命”时期，致力于发现问题
1930年的深入调查，一方面，使毛泽东深入地掌握了基层政权的运行状况。通过李家坊调查，他才明白了土地斗争中村乡两级苏维埃的具体组织和活动情形，之前，他的认识是模糊的[2]254。另一方面，使他发现在基层苏维埃政权建设中存在一系列问题。例如，基层政权建制不完善，有些地方的村政府并未彻底建立起来。“二月到五月有村政府，分田时候实在需要村政府。田分完了，村政府可以不要了。”[2]245基层政府的成员结构不合理。雇农常常被排斥在政权运行之外，“中农贫农总以为雇农‘不认得字，不会说话，不开通，不熟公事’，办不得事”[2]225。投机分子比重过高，永丰区苏维埃政府的十八位工作人员中，“赌钱为业六人，裁缝兼赌钱一人……破产大地主一人，富农二人”[2]243。此外，政府工作人员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工作作风。他们不喜接近群众，没收了反动派的东西不发与贫雇农，选拔女同志到政府工作只看长相不看能力，代表大会的选举只是走形式。在分田过程中，部分干部被特殊照顾。“党部负责人特别分好田，勒令农民帮同作田。”[2]266扩红工作也不细致，存在强迫等情况。李家坊乡送去当红军的队伍中，“有四五个人哭着不愿去，是勉强去的”[2]259。优待红属工作不到位，“永新自动当红军的不优待，不帮助耕田，要是政府派出去的才优待他的家属”[2]272。在分配土地后，社会底层群体还存在普遍缺乏生产工具的问题。许多地方师资缺乏，有的连学校也未建立。正是通过这些调查，及时发现了土地革命初期政权建设中存在的系列问题，使问题获得针对性解决，促成了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加强和改进。
2.在“深入了的土地革命”阶段，致力于总结经验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不仅善于发现问题，而且重视发现典型、总结和推广成功经验。1933年11月，毛泽东分别做了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才溪乡调查实际是上才溪、下才溪两个乡的汇总调查)。上述调查以推选模范、总结经验为主。从调查中毛泽东获悉，长冈乡、才溪乡在政治选举、扩红、生产、公债推销、卫生、救济、妇女、儿童、文化等方面的工作，都搞得有声有色、卓有成效。在推销公债方面，长冈乡依靠耐心宣传讲解、说服教育，仅用15天就推销了5000元的公债，“别乡有销数比长冈乡少至五倍六倍、反而在强迫摊派、销了两三个月还不能结束者”[2]315。在扩红方面，长冈乡全部青年壮年男子(十六岁至四十五岁)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占比达79%；上、下才溪乡青年壮年男子(十六岁至五十五岁)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占比分别达88%、70%。其主要方法是：靠宣传鼓动不靠强迫执行，做好优待红军家属工作，健全编制与训练地方武装。在发展生产方面，两地通过“有组织地调剂人工与推动女子参加生产”，在“扩大红军如此之多”的不利条件下，生产不减反增。他们依靠组建模范耕田队、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有效解决了劳力调剂与耕牛问题；通过大力倡导‘妇女学犁耙’运动，使女子成群地加入生产战线，解决了劳力缺乏问题。两地还积极组建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解决了商品、粮食紧缺的问题。在文化方面，两地通过积极兴办小学、夜学、识字班、墙报、俱乐部，使儿童和成年人都获得了受教育机会。上述成功典型的经验总结和推广，有力促进了苏区政权的建设和巩固，对粉碎敌人围剿、克服经济困难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毛泽东农村调查的方法
毛泽东重视矛盾分析法的运用，提出“对立统一，阶级斗争，是我们办事的两个出发点”[2]23。对立统一主要是指矛盾分析法。矛盾分析法强调用辩证的思维认识和分析问题。在调查内容上，要重视揭示和分析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关系。在调查方式上，要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正确处理好一般调查与典型调查之间的统一关系。他强调，“假若丢掉主要矛盾，而去研究细微末节，犹如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仍是无发言权的”[2]26。
(一)基本调查方法
1.座谈会调查法
农机管理部门在做好农业机械设备推广、农机技术推广培训的同时，还要协调和督促相关农机生产企业做好产品三包和售后服务工作。农机手在开展农业作业之前，一定要进行岗前培训，并严密监测培训过程中农民群众农机驾驶问题，做好用户后期回访，不断增强农机手的操作水平和操作质量[3]。
座谈会调查法是毛泽东最为倡导、最常使用的一种社会调查方法。他指出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忠实可靠的方法，是比任何大学都要高明的学校[2]16。《调查文集》中的大部分调查是以开调查会的形式完成的。其显著优点是，由于人数比较多，能集中收集各种信息，迅速了解情况，节省调研时间，提升调研效率。其不足就是相对简单，不能完全保障反馈信息的客观、准确，需要佐以走访调查法等其他调查方法。在寻乌调查过程中，除了开调查会之外，毛泽东还进行了二十多天的实地走访调查，广泛了解“各行各业群众的生活和思想状况”[13]54。
2.数量分析法
毛泽东的农村调查，充分“运用了大量统计数字和田野调查材料”[14]341。数量分析法，从头到尾贯穿在《调查文集》的报告当中。其调研报告中，不仅含有人口数量、粮食产量、商品价格等大量统计数据，还有人口成分统计表、旧有田地分配表、文化程度统计表等综合性统计图表。毛泽东注重定量分析法和定性分析法的运用，指出，寻乌城“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共占百分之七十一”，“才知道它还完全是一个农业手工业城市”[2]99。大量翔实准确的统计数据，支撑了毛泽东调查报告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3.阶级分析法
2.兴国工商业调查及政策建议
黄刺玫果饮料灭菌以后,室温放置一周,饮料稀释10倍、50倍、100倍后,均匀涂布于琼脂培养基上,在培养箱(36±1℃)中培养两周,无菌落生成。说明饮料灭菌很好,无菌落污染。
由表2可知，在第①种典型负荷分布下，当供电半径增至24.2 km，线路末端电压为规定临界电压9.30 kV，由此确定LGJ-240架空线在总负荷为1 MW情况下的中压线路最大允许供电半径为24.2 km。同理可得，在第②种、第③种、第④种典型负荷分布下的中压线路最大允许供电半径分别为23.9 km、23.6 km、18.5 km。
毛泽东农村调研方法系统科学，富于方法论意涵。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二)基本调查步骤
1.在调查前期，做好准备工作
(1)选择调查范围。毛泽东的一些小型调查是随机性进行的，不存在调查范围选择问题；而他的一些大型调查则经过事先精心安排，极讲究范围选择的合理性。他之所以选择在寻乌县、兴国县永丰区开展调查，是因为寻乌县位于闽、粤、赣三省之交界，调查了寻乌一县，三省交界的整体情况也就大体明了[2]42。永丰区处在兴、赣、万三县交界处，调查了永丰区一处，不仅赣、万二县的状况能掌握，整个赣南土地斗争的状况也会有大概了解[2]182。(2)确定调查内容。在开展社会调查之前，调查者不仅要明确要调查的主要方向和内容，还要准备详细的调查提纲。“所谓‘调查纲目’，要有大纲，还要有细目。”[2]10(3)甄选受调查对象。调查对象的选取要讲究典型性和代表性，包括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三种类型[2]27。调查会人数要依调查人的指挥能力而定，但“至少需要三人，不然会囿于见闻，不符合真实情况”[2]10。
4.矛盾分析法
2.在调查中期，深入挖掘材料
(1)与调查对象搞好关系，使他们说真话。为了使调研对象说真话，调研者要根据各人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接触方法。但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非做侦探[2]27。(2)“要开调查座谈会作讨论式的调查。”开调查会要提出中心问题并围绕中心问题展开讨论。“只随便问一下子”，不能得出近乎正确的结论[2]9。 (3)“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关于研究中国社会，毛泽东倡导采用“四面受敌法”，分成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四部分展开系统研究[2]24。材料搜集并非愈多愈好，必须“抓住要点或特点(矛盾的主导方面)”[2]25。(4)调查者要亲自主持调查会并做好会议记录。调查者不仅要在调查会上当主席，而且要亲自做会议记录[2]11。
3.在调查后期，做好材料归纳和总结工作
19日上午，合肥少代会正式开幕。出队旗、唱队歌、呼号、领导致辞、进行表彰，在这庄严肃穆的氛围中，小记者们深感自己的光荣使命，各个摩拳擦掌，立志为努力实现中国梦时刻做好准备。
蓦然，程晓觉得，自己拥有这辆凯迪拉克后，没有真正成为身份的象征，日子过得如此辛酸，并不是买凯迪拉克买得不切实际，而是用错了地方！无论在公司里当技术员，还是当管理者，凯迪拉克都只是一件奢侈的消费品；但换一个地方，比如这个小老板谈业务时，别人不知他的出身背景，凯迪拉克就恰到好处地为他脸上贴了一层金，让人不敢小窥他，而与他合作。这时的凯迪拉克，就成了他与人叫板的砝码，买凯迪拉克就变成了一种投资，投资能获取效益，与消费是两个概念。由此，程晓对凯迪拉克的认识发生了质变，他的生活发生了质的飞越！
(三)基本调查原则
1.亲身出马
造成医院费用持续增长却难以控制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根本原因在于有限的医保费用和不断增长的医疗需求之间的矛盾。一方面，随着各种新技术、新业务的推出，越来越多的高值耗材和贵重药品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患者人均医疗费用也随之增长；另一方面，医保报销政策刺激医疗消费需求，而参保人员缺乏自主控费的意识，导致医疗资源的浪费，有限的基金无法承受无限的医疗需求增长。因此，大部分医院目前采用的医保控费方法已无法适应新的医改需求，更无法从根本上突破医保基金收不抵支的困境。
领导干部必须亲身搞社会调查，不能由别人代替。毛泽东指出，小到乡政府主席、大队长、支部书记，大到全国中央主席、总司令、总书记，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2]10。只有通过亲身出马、实践其中，才能及时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共产党的正确斗争策略，是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绝非少数人坐在房子里空想而能得到。所以各级领导干部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2]8。在调查当中，调查者要怀有满腔热忱，眼睛向下，放下架子，甘当小学生，参与调研的全过程。
以治水为中心，实现绿色经济转型的策略与措施：1) 综合开发水力资源，带动水保产业发展。2) 以治水带动旅游资源开发，潜力很大。3) 在6～7月主汛期，全面提高绿色覆盖率，禁止地表裸露。4) 治水与立体农业、生态农业相结合，退田还湖，发展湿地产业、避洪农业等，巩固治水成果。
2.实事求是
假设2台机组正在运行，系统负荷变小时，冷冻供水泵将减小所供应的水量，机组感应到水量变小，即反映到机组的负荷相应减小，当2台机组的负荷达到或者小于1台机组的总负荷时，控制系统启动减机延时，延时一段时间后关掉其中一台机组，使另一台机组在高负荷状况下能够同时满足系统负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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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的基本要求。如果调查者在调查材料上弄虚作假，最终形成的调查报告将丧失任何参考价值。从毛泽东对于调查研究方法的论述及其调查报告中，能展示出鲜明的实事求是作风。他倡导领导干部走出书斋、开展实地调查，为的是获取第一手真实材料。在开座谈会时，重视与调查对象搞好关系，为的是使对方说真话。在调查过程中，统计大量真实数据，也是为了达到实事求是的目标。
敦煌文献又称敦煌遗书、敦煌文书、敦煌写本，是对1900年发现于敦煌莫高窟一批书籍的总称。该批文献均为公元2—14世纪的古写本和刻印本，蕴藏着大量的政治、经济、文学、语言、音乐、舞蹈、宗教、民俗、军事、科技以及中西交通等方面的信息，总数6万余卷，目前由于历史原因散落在世界各地。敦煌遗书兼具文物、文献、文字三方面的研究价值，蕴藏的研究信息量极为庞大［4］，是研究我国中古时期社会全貌不可多得的一手资料。因此敦煌文献数据库建设一直以来受到国内外学者、研究机构及国际组织的高度重视，特别是进入信息化时代以来，数字技术得到快速发展，建设高质量的敦煌文献数据库成为可能，并且发展迅速。
3.问题导向
毛泽东农村调查体现出鲜明的问题导向风格。调查研究工作以问题为导向，首先是指调查者要从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出发展开调查。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时期深入调查农村的土地、阶级、工商业、政权组织与建设等状况，不仅是因为这些工作是土地革命的中心环节，更在于党在这些方面存在认识模糊、政策不明等诸多问题。问题导向，还指调查者要善于在调查当中发现新问题。只有在调查中不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调研的实效性才会充分体现出来。
4.联系群众
毛泽东充分肯定树立群众意识、密切联系群众对于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实际上“把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相统一，赋予了群众路线以认识论的基础”[8]。他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2]17。和同志们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是他的志愿[2]18。这一方面是因为，党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调查研究最终的服务指向是人民群众；另一方面在于，群众是社会的基本组织细胞，他们对于基层情况最了解，最有发言权。
三、毛泽东农村调查的现代启示
毛泽东调查研究的内容、方法是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重要反映。在新时代，重温毛泽东农村调查研究的内容、方法，对于深刻认识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一)党政干部应提升调研意识、培养调研作风，努力做好调研工作
党政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要重视调查研究，努力提升调研意识、培养调研作风，是由调查研究对于党政工作的基础性意义决定的。其基础性意义，毛泽东曾有概括，大致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党政干部只有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才能把基层情况摸清、吃透，工作才能有的放矢。第二，只有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才能及时发现问题并找出应对之策。“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2]3第三，只有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才能将党和国家政策落实到位。“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2]3，会犯形式主义的错误。第四，只有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才能有效解决矛盾、加强领导力。若事前不做周密调查，遇事乱处理一顿，就会“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干净”[2]5。在培养调研意识和调研作风方面，毛泽东可资借鉴和学习。他不仅重视在军事斗争闲暇展开调研，在紧张激烈的行军打仗途中仍不忘调查研究。在新时代，国家和民族中、长期发展蓝图已经绘出，民族复兴迈入关键阶段的重要时期，需要千千万万的党政干部撸起袖子加油干、一张蓝图绘到底，把调查研究内化为干部的核心素质[16]，依靠扎扎实实搞调研，切实把各项工作胜利推向前进。
(二)党政干部开展调查研究必须遵循科学的方法
党政干部要做好调研工作，单纯具备强烈的调研意识和踏实的调研作风显然是不够的，因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2]13，调研方法科学与否也至关重要，还应在改进和完善调研方法上下功夫。调查方法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调查效率的高低与调查成效的大小。倘若调查者的调研方法不科学、不系统，调查工作就容易陷入僵局，或浮于表面，难以发现问题的关键症结所在，劳力而无功，事倍而功半，写出的调查报告乏善可陈，缺乏参考和决策价值。毛泽东调查方法是其调查研究实践的思想结晶，凝聚了大量心血，包括基本调查方法、基本调查步骤、基本调查原则等多项内容，具有极强的科学性、系统性、可操作性，依然可以作为新时期党政干部调研工作的基本遵循。当然，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我们还需要在科学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方法。尤其要适应信息社会的特点，在“拓展调研渠道、丰富调研手段、创新调研方式”上下功夫，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不断“提高调研的效率和科学性”[6]。
(三)党政干部调查研究工作应与党风建设、科学决策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
党政干部的调查研究工作与党和政府目前正在倡导的党风建设、科学决策等工作要求之间是有机统一关系，应通过加强调查研究工作促进党风建设和科学决策工作任务之落实。第一，调查研究工作可以在改善党风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大力推进反腐倡廉、党风廉政建设，使党风、政风明显好转。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并未根绝，党风建设仍任重道远。由于，调查研究遵循亲身出马、实事求是、问题导向、联系群众等基本原则，显然可以成为克服上述不正之风的有力武器。例如，追求实事求是，有助于减少犯形式主义错误的机会；追求亲身出马、联系群众，则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坚持问题导向，有助于提升服务水平，改善干群关系。第二，调查研究可以成为“科学决策”的有力抓手。这一论断具有双重意蕴。一方面，“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的过程”[17]533。将调查问题弄实、弄全、弄细，科学决策一般也就可以做出了，正如“十月怀胎”与“一朝分娩”之间的自然关系。另一方面，调查研究工作应强化目标导向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曾将党政干部调查研究要求扼要归纳为“深、准、实、细、效”五点。效，是最后一点，也是最关键一点。党政干部的调查研究明显区别于学者学术调研之处在于，它最终要为“科学决策”服务。因此“效”之目标实现至关重要。
注释：
①《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共收录了11篇毛泽东的农村调查报告。其中，1篇(《中国佃农生活举例》，1926年)完成于大革命时期，10篇完成于土地革命时期。而在后10篇报告中，又有8篇(《寻乌调查》《兴国调查》《分田后的富农问题》《东塘等处调查》《赣南土地分配情形》《江西土地斗争的错误》《分青和出租问题》《木口村调查》)完成于1930年；2篇(《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完成于1933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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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孙克信，等，编.毛泽东调查研究活动简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1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15]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6]朱天舒.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重温毛泽东调查研究理论与实践[J].科学社会主义，2009(6)
[17]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J].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9)02-0022-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形成的历史逻辑与作用机理研究”(17ADJ007)。
作者简介：王小康(1983—)，男，陕西吴堡人，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榆林学院讲师；陆卫明(1964—)，男，浙江象山人，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胡政平；校对：暮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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