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殖民主义理论经历了从殖民主义到新殖民主义再到后殖民主义的理论转型，而文化帝国主义批判在其转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后殖民批判理论中，并成为后殖民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为殖民主义理论的转型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为其作了先期的理论准备；二是为殖民主义理论的转型提供了新的批判维度，拓展了它的批判的空间；三是使后殖民批判理论的阐述变得多样化。
关键词：文化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转型；殖民主义
20世纪许多理论历经了转向与转型，殖民主义理论就是其中一种，即历经了从殖民主义到新殖民主义再到后殖民主义的理论转型。而在这一转型中，文化研究与文化批判起到相当大的作用，尤其是文化帝国主义批判，它也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出现的重大理论背景，并成为后殖民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文化帝国主义批判在殖民主义理论转型中所起的作用也就不言而喻了，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提供先期的理论准备
二战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持续高涨，亚非拉许多国家争取与走向独立，并摆脱了帝国主义与列强的殖民统治，帝国主义原先构建的那套旧的殖民体系、半殖民体系土崩瓦解，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与秩序开始建立，形成新的世界体系。帝国主义依靠原先那种强大的军事做后盾，以强权和暴力手段对殖民地进行控制、压迫与奴役的侵略行径，已经被国际社会所不容。西方列强不得不改变原有的殖民统治方式与策略，由之前直接的赤裸裸侵略统治转为采取间接地、更为隐蔽的、更具欺骗性的手段，其主要体现在对经济、政治与文化的控制上。在此其间，文化的地位日益凸显并成为国家的软实力，世界各大国之间除了展开军事与科技上的竞争，文化也成了各国之间的角斗场，各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力量也渗透其中，文化不再仅仅是看成入侵的辅助手段了，而是成为潜在的主要手段，帝国主义文化开始引起众人的关注。殖民主义理论的转型，因为文化要素的掺入，历经了从殖民主义到新殖民主义再到后殖民主义的理论转型，而后殖民主义与文化直接相挂钩的，被当作为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对当今世界出现的后殖民社会状态的一种反映。因此，在讨论后殖民批判理论时，文化帝国主义是其无法绕开的话题，更重要的是，帝国主义的文化批判为后殖民主义批判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来源与支撑。或者说，文化帝国主义为殖民主义理论转型提供了相当深厚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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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有关文化帝国主义的论述始于20世纪60年代，而据考证，文化帝国主义这一概念，则由美国传播学研究巨擘，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名誉教授赫伯特·许勒于1976年在其《传播与文化支配》中首度使用和诠释。许勒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一个全面的、历史性的现象，涵盖了包含媒体讯息的各个生活层面；文化帝国主义研究的集中议题并不在对讯息诠释的同质化，也不在一般性的文化面向，而是集中在：国际文化生产与流通的不平等结构，是如何形成、扩大和加强了一种新型态的跨国支配。[1]P43在《文化帝国主义与文化霸权思想考察》一文中，孙晶引用了相关学者的研究，认为这里所说的跨国支配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文化的渗透，而且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渗透一般有三种方式：一是在理论层次上推行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基础的人文、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宣扬西方社会制度和价值观。二是在大众文化层次上通过各种文化媒体传播它们的文化，主要通过电视、广告、电影、广播、网络、书籍、报纸等媒介。三是在文化性的物质产品以及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日用品方面大做文章，使人们的环境和生活方式西方化。[1]P43-44这么说来，文化帝国主义批判是一套关于权力―文化―话语的理论，而且主要聚焦于殖民时期之“后”，后殖民即为殖民之后，在此，后殖民中的“后”主要是对原殖民的“延续”，尤其是帝国主义与原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这也是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理论维系的一个跻带，而且这根脐带一直没有剪短。
然而，吊诡的是文化帝国主义批判的理论来源却来自于帝国主义内部，即来自于帝国主义内部的批判。其基本理论来源可以直接上溯到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提出的“文化霸权”理论，葛兰西认为资本主义对于国家机器的控制与统治，与此前对国家暴力机器的控制相比，现今已经转移到了市民社会，即强调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在意识形态取得领导权，而意识形态直接是与文化话语相关联。到了后殖民时代，帝国主义只不过将其国内的那套统治手段延伸到了原殖民地而已。“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对于西方文化通过描述进而重塑非西方形象这一过程的揭露，其思想的来源正是葛兰西对文化霸权的种种阐发。”[2]P60除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还汲取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而且法兰克福学派在文化批判方面显得更为激进。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激进主义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专注于批判理论，特别是以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为代表西马学者，对二战后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直接把批判的矛头和靶子指向工具理性、启蒙、现代性和文化工业，认为“文化给一切事物都贴上了同样的标签。电影、广播和杂志制造了一个系统。”[3]P107西方资本主义统治者借助高新技术对帝国文化进行大批量的工业复制和传播，是意识形态控制的新形式，文化工业成为大众欺骗的启蒙，马尔库塞在其《单向度的人》中表达了同样观点，并指出科学技术和大众文化正在成为一种统治工具与手段，造成人的异化与单面。而以霍加特和威廉斯为代表的英国伯明翰学派则专注于文化研究，特别是对大众文化有着独到的造诣。他们吸取葛兰西、阿尔都塞等人的理论观点，将文化视为“编码―解码”的模式，同时重视边缘文化和亚文化的研究，为文化研究增添了灵活性与系统性。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这一时期也异军突起，德里达和福柯的理论观点直接成为后殖民批判理论的生力点，甚至有学者指出，后殖民主义理论基本脱胎于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因为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核心理论观点就是反中心、去中心和反权威。所有这些理论及其流派都为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生长与发展提供了支撑，且他们的理论指涉与落脚点集中在文化话语权力批判。可以说，文化批判在后殖民主义批判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化帝国主义不仅为殖民主义理论的转型做了先期的理论准备，而且在殖民主义理论转型中成为首要的批判对象与范畴。
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另一大来源是法农的理论，法农长期以来关注民族解放，并亲自投身到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中，生前写了大量反殖民主义的著作，1956年出版的《黑皮肤，白面具》是其最具代表性的著述。法农一方面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展开阶级分析，另一方面运用心理分析对殖民地人民作出心理诊断，其中，心理分析成为后殖民文化批评最关注的，也是最具有价值的部分。在《黑皮肤，白面具》这本书中，法农从心理与心灵视角剖析黑人是怎样被异化，丧失自我与主体（性）的，即殖民地文化在文化帝国主义的入侵下，如何一步步失去自我，最后走向消亡的。而法农所作的心理分析却被回收与纳入到文化批评研究中了，尽管属于殖民主义阶段的理论与话语范畴，但是却被后殖民主义理论批评家所提取与吸纳。刘象愚在其文章《法农与后殖民主义》中指出，法农的思想与理论为近年西方兴起的后殖民主义批判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从他那里获得理论资源，以阐释和发挥自己的后殖民主义理论。[4]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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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主义在西方学术界的发展只是近几十年的事。虽然有学者把它的源头追溯到20世纪一些黑人思想家，如赛萨尔、詹姆斯、法农、赖明等人，特别是法农的《黑皮肤，白面具》和《全世界受苦的人》是非常具有影响力，但学界对后殖民主义的发展真正起了直接推动作用的，是1978年萨义德《东方主义》一书的出版。[6]P2萨义德认为帝国主义最大的功绩在于把整个世界变小。因此，帝国主义的文化并不是躲躲藏藏的，它也毫不掩饰它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和利益关系。它所具有的扩张性与包容性，几乎任何东西都无法逃脱，文化帝国主义必然要和各种事物发生关联。因此，文化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影响并不是单一的、单向的。而“文化帝国主义”这一术语本身糅杂着“文化”与“帝国主义”这样复杂的要素，这使得后殖民批判理论的跨学科交叉研究成为可能。从殖民主义理论转型的范畴和意义上来说，将后殖民主义理论批判置于文化的视野下考察，不仅开拓了后殖民主义理论批判的空间，而且还把后殖民主义批判提升到新的批判维度。正如伊斯兰学者萨达尔对萨义德的《东方学》所作的评判，尽管他认为萨义德的《东方学》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东西和新的问题，但不得不承认其开创意义，“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的新特征仅仅在于：一，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学批评的维度，从前的东方主义批评主要只是历史分析；二，将从前不同的批评置于一种跨学科的框架之下，从而将作为学科批评的东方主义转化成了一种多学科的文化批评；三，通过运用福柯的话语理论和文化批评，对东方主义批评进行重新定位。”[7]P9再就是英国学者汤林森1991年出版的《文化帝国主义》直接是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把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纳入到现代性批判中，还有全球化的视野背景下，像其后的《文化与全球化》也是他这方面的代表作。
在后殖民批判理论中，大多数学者对文化帝国主义持的是批判的态度。当然，也有少数持肯定态度的。如美国学者福山于1989年就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形态，20世纪以来，西方自由主义相继战胜了专制主义、法西斯主义、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东欧的巨变和苏联的解体表明西方帝国主义的自由主义取得完全的胜利，人类的社会历史和思想只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和演变。1993年哈佛学者亨廷顿则提出“文明冲突论”，指出冷战结束后，文化上的冲突取代经济上和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冲突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世界不同文明的地理分界线将是未来的战争线，西方国家的威胁主要来自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为了避免冲突，西方文明内部不同国家和地区应该在文化和宗教的合作基础上结盟。他们的观点随即掀起轩然大波，但不管是福山还是亨廷顿，他们都在灌输一种思想观念，即文化霸权，认为文化帝国主义应该成为全球的主导，显然具有非常强烈的文化政治因素与考量在其中。
二、批判空间的拓展
另外，在后殖民主义理论发展中，萨义德也是一个不可绕开的人物，他的《东方学》被学术界公认为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发轫之作。在这本书中，萨义德对东方学这个古老的话题重新加以阐述、梳理与批判，试图从西方对东方的历史渊源关系中追溯文化帝国主义的源头。他认为西方（欧洲）的东方观念本身就存在着霸权，东方是由西方构建、书写的，而这样的观念一直影响到现在。他在书的一开篇就指出，东方学是一种根据东方在欧洲西方经验中的位置而处理、协调东方的方式。然而，东方与西方的地位和关系并不对等，东方不再是欧洲的对话者，而是其沉默的他者，在历史的书写与口耳相传中，西方已驾凌于东方之上，东方是因为西方而存在。“东方是欧洲物质文明与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在文化甚至意识形态的层面对此组成部分进行表述和表达，其在学术机制、词汇、意象、正统信念甚至殖民体制和殖民风格等方面都有着深厚的基础。”[5]P2从萨义德对东方学的批判中，我们便可探知文化帝国主义所拥有的传统理论根基有多么强大，特别是在欧洲中心主义的主导下，西方文化帝国主义更是“大行其道”。
从法农的《黑皮肤，白面具》《全世界受苦的人》到萨义德的《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再到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文化与全球化》，文化帝国主义批判为我们勾勒出了一条清晰的发展线条。对殖民主义的批判不仅仅停留在政治与经济方面，而已经引伸到了历史与文化的角度，而且批判的重心也转移到了对文化的批判。在《东方学》与《文化与帝国主义》这两本书当中，萨义德一直不断在强调“文化”这一要素在殖民主义入侵中所扮演的角色，《文化与帝国主义》这本书与他之前的《东方学》一脉相承，在书的前言部分，萨义德自己坦言说是在试图扩充《东方学》的观点，对现代西方宗主国与它在海外的领地的关系作出更具普遍性的描述。“世界范围的帝国主义文化和历史上对帝国主义的反抗，使得本书不仅仅是《东方学》的续篇。”[8]P2文化批判的连续性与承接性也在此体现了出来，使得文化帝国主义批判自成系统和体系。此外，从批判学者的队伍上来讲，来自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成为后殖民主义批判的中坚力量，像萨义德、霍米·巴巴、斯皮瓦克等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中都是少数族裔的学者，而且这支队伍目前正在不断壮大。而跨学科研究所开拓的批判空间更开阔也更深入，像之前的法农，早就将精神分析理论与反殖民理论、民族主义与反殖民主义相结合；斯皮瓦克则从女性的立场出发，对西方女性主义进行了后殖民解读和批判；德里克则把马克思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相结合，大放异彩。还有就是像我们所熟知的杰姆逊、伊格尔顿、齐泽克等国际知名学者都对文化帝国主义批判情有独钟，引发了帝国主义文化与现代性、全球化、民族主义，本土文化、身份认同等问题的激烈探讨。
而谈到《东方学》这本书的出发点，萨义德在书中毫不忌讳地称自己写作此书深受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与福柯“权力话语”理论的启发与影响。“葛兰西对民众（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做过有益的区分，前者由学校、家庭和民间社团这类自愿的（或至少是理性的、非强制性的）联合体组成，后者由国家机器（军队、警察和中央政府）组成，其作用是对前者进行直接控制。当然，人们会发现文化乃运作于民众社会之中，在此，观念、机构和他人的影响不是通过控制而是通过葛兰西所称的积极的赞同来实现的。”[5]P9萨义德认为要理解工业化西方的文化生活，霸权这一概念是必不可少的。“正是霸权，或者说文化霸权，赋予东方学以我一直在谈论的那种持久的耐力和力量。”[5]P10或者也可以这么说，正是因为文化帝国主义，赋予了后殖民批判理论持久的耐力与活力。不得不承认，文化帝国主义从一开始就与殖民主义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成为西方诸国维系海外殖民统治最重要的一个纽带，在历史的发展与现实的斗争中，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为殖民主义理论积淀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因此，在殖民主义理论转型中，文化帝国主义批判在其中的起承转合作用也必然更加突显。
“卡炉”、“回火”现象是燃气竖炉内部故障的综合反映，它表明竖炉燃烧性能已改变，有时可预告其事故性损伤，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竖炉的使用、维修及保养状况，是简单而有效的故障诊断方法及依据之一。长期实践证明，外方专家提供的上小下大的“正三角形烧炉”单一操作法难以适应铜原料复杂和工况多变的苛求，为确保出铜口铜液温度足够和铜液畅通无阻，需根据炉况的不同而改变燃烧操作法，灵活运用中间小、两头大“哑铃式”或“倒三角”、“正三角形烧炉”等多种燃烧方式，可大幅减少“卡炉”、烧嘴“回火”次数，竖炉损耗小[4]。
三、阐释途径的多种可能
对文化帝国主义批判的不同也是后殖民主义理论阐释途径变得多样化。为了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化帝国主义，汤林森在其专著《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中例举了谈论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途径，分别为：文化帝国主义作为“媒介帝国主义”的一种话语、文化帝国主义作为一种“民族国家”的话语、文化帝国主义作为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一种话语、文化帝国主义作为现代性的批判。这四种途径完全适用于阐述后殖民批判理论，同时也抓住了时下后殖民主义批判的关键，将“文化”与“媒介”“民族”“全球化”“现代性”串联了起来，让后殖民批判理论呈现多样化的发展形态。作为“媒介帝国主义”的话语，汤林森认为绝大多数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已出版文字，均把媒介当作问题的核心，媒介成为了中介，并且起到文化支配的作用。这种一味地强调像电视、收音机、电影、报纸杂志、广告等媒介作用的观点，汤林森并不赞同，他认为虽然文化帝国主义的至关重要的方面，是通过媒介而植入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来传播和扩散的，但是媒介并不是现代文化的中心。而媒介的确对文化的输出十分直观，信息量也非常巨大，至于说到接收者的反应，问题又变得更为复杂了。而涉及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文化，或者说本土文化，恐怕是与文化帝国主义交锋与冲突最为激烈的，以萨义德、霍米·巴巴、斯皮瓦克为代表的后殖民批判理论学者，都是来自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他们对文化帝国主义批判的声音也最为尖锐。然而，无论是媒介、民族国家，还是全球化，汤林森都将它们归结到现代性的问题上，全球化与现代性基本上被看作为资本主义的映射，“‘现代性’指涉的是全球发展过程中文化延伸的主轴。”[]P54因此，在众多学者的著述中，在论述文化帝国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问题时，必然要谈到现代性。
当世界各地的本土文化遭遇到文化帝国主义的入侵时，到底会发生什么？据有关研究，现在每年都有许多语言、文字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一种语言、一种文字的消失，也就意味着一种文化的消失。在萨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提出的是融合、抵抗与敌对，西方帝国主义文化的入侵在世界各地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抵抗；而杰姆逊则认为目前世界各地区面对西方文化的入侵时，并不是采取排斥和否定的逻辑，而是战略性地吸取西方帝国主义的科技和文化，使之成为本土化的东西。在众多通过论述民族主义来谈论文化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的著作中，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步》另辟蹊径，观点独特又富有启发，可谓一枝独秀了。安德森认为民族/国家是帝国主义扩张的产物，他对民族的界定为一种想象的的政治共同体。“（民族）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10]P6安德森指出民族的属性以及民族主义，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的人造物。他要在这本书论证的就是这些文化的人造物是如何创造出来的，一旦创造出来后，随着殖民主义在各大洲的扩散，变成模式化的了，其中，帝国主义的文化在其间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他说他在书中尝试论证的是，这些文化的人造物之所以在18世纪末被创造出来，“其实是从种种各自独立的历史力量复杂的‘交汇’过程中自发地萃取提炼出来的一个结果；然而，一旦被创造出来，它们就变得‘模式化’，在深浅不一的自觉状态下，它们可以被移植到许多形形色色的社会领域，可以吸纳同样多形形色色的各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组合，也可以被这些力量吸收。”[10]P4在此，安德森通过对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扩散的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构架和范式，借用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中的术语来说，就是一种新的“认识装置”。在论证民族主义在殖民地扩散的同时，也论证了文化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地的扩散过程，这样一种双向互证的研究方法，是连接现代性问题的一座桥梁，把文化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和现代性问题联结了起来。
四、结语
文化帝国主义批判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批判，其复杂性远远要超出我们的想象，但目前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研究更主要侧重于作为文化话语的探讨，而关于世界各地区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反应与应对方面的研究还是太少了。再就是大多数研究文化帝国主义批判与后殖民主义的批评者兼具东西方的知识与生活背景这样的二重身份，或者完全是接受的是西方的学术训练与知识话语框架，更有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文化帝国主义批判与后殖民主义理论研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出身于第三世界的第一世界的后殖民知识分子是按照自己的主体性与认识论，也即是根据自己的想象来代表第三世界对西方文化霸权进行批判的。”[1]P46因此，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研究还有相当大的空间需要开拓，而这一任务主要落在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批判上。但不管怎样，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研究在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研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文化与理论的转向中，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2.1 两组患者术前和术后3月宫腔长度变化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术前宫腔长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3月均有显著增长，观察组患者宫腔长度平均为(7.66±0.72)cm，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参考文献：
[1]孙晶.文化帝国主义与文化霸权思想考察[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43-47+50.
[2]李震.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J].学海，2004(3)：55-62.
[3](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07.
[4]刘象愚.法农与后殖民主义[J].外国文学，1999（1）：55-60.
[5](美)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2011.
[6]刘象愚，罗钢.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7]赵稀方.后殖民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8](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M].李琨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9](英)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M].冯建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0](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增订版）[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On the Role of Cultural Imperialism Critique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lonialism Theory
LIU Q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The theory of colonialism has undergone a theoretical transformation from colonialism to neocolonialism to post-colonialism，and cultural imperialism critiqu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ts transformation，especially in post-colonial critical theory，and becomes an important part of post-colonialism theory.Its role is embodied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First，the cultural imperialism critique provides a profou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lonialism theory，and it has made early theoretical preparations.Second，the cultural imperialism critique is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lonialism theory.It provides a new critical dimension and expands its critical space.Third，the cultural imperialism critique diversifies the post-colonial critical theory.
Key words:Cultural imperialism；Post-colonialism；Cultural critique；Theoretical transformation；Colonialism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583（2019）-0084-05
收稿日期：2019-03-01
作者简介：刘 庆，男，江西赣州人，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理论与美学研究。
（责任编辑：罗智文）
标签：帝国主义论文; 文化论文; 殖民主义论文; 理论论文; 东方学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国家理论论文; 国家政治制度论文; 《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论文; 复旦大学中文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