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当代发展论文

刘亚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当代发展论文

摘要:寻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有必要对其历史进程有个全面和深入的认识。就其历史进程而言,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以来大的历史变局中传入中国,在一大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下,在中国实现了有效的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包含了三条主要的内在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文化逻辑。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和内在逻辑,在当代的时代条件下,我们需要将马克思主义与当前的现实实践相结合,创新传播话语,融合中、西、马三种思想资源,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逻辑

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那一刻起,马克思主义就与中国的历史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中国共产党带领着中国人民从革命斗争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都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如,在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编制的四年级下册《劳动与技术》中,活动一“布块缝合”。第一个目标穿针引线,教师在讲述完方法后,让学生闭上眼睛,想象自己是如何把线拧成细小的一股,是如何穿过针眼的,穿过以后自己是怎样的兴奋,经过两分钟想象,然后动手实践,最终学生在一分钟内都完成了第一个目标。最难的是用藏针法缝制,通过4分钟的想象,规定至少想6~10次,实践活动是用长10厘米、针数在10针到12针的布块,最终3分钟的完成率高达90%,5分钟的完成率是100%。可见利用大脑预先设想,是实践活动有效完成的最佳方法之一。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的指导思想,应该如何更好地结合新时代的发展实践,形成更多、更新、更好的中国成果,是当前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命题。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重新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背景

1840年,西方帝国主义以炮舰叩门,不仅轰碎了大清帝国的天朝美梦,也使中国传统的文明秩序遭到根本性颠覆。这样的巨变,迫使中国无数的仁人志士,浴血奋斗,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差不多80年的时间里,一代代先进中国人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再到新文化运动,救亡之路经历了一个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变化过程。

以1915年《新青年》杂志的创刊为标志,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提倡学习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反对中国传统礼教。新文化运动一方面沉重打击了中华传统礼教,另一方面又用科学和民主启发了人们的民主觉悟。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渠道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西方的哲学是如何传入中国的呢?主要有三条渠道。每一个渠道的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方式和具体内容对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有不同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道路的影响也是有差异的。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马克思认为一切社会历史存在物都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全部社会生活本质上都是实践的。理论是否科学、合理、完美,不仅仅靠其内在逻辑的推演来实现的,归根到底在于它能否改变现实生活、改变人类实践。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回应,必须要明确中国目前的中心工作,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与中国发展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哲学发展的产物,其文化背景、语言环境、表达方法、思维方式都与中国迥然不同,存在巨大差异。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理论,揭示了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这些规律对任何民族、任何国家都适用,必须遵循和坚持。但是,每个国家和民族又保持着自身的民族性和独特性。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传入中国,要使其能够为中国大众所认知、理解和接受,并在实践过程中发挥指导作用,就需要找到一种中国化的路径,使中国大众所能接受和理解的民族形式。“党的工作要民族化,以争取广大群众的信仰”,[7]用独特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诠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将其与中国文化进行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从形式到内容的中国化。还必须在根本的理论关节点上体现中国智慧。

3.苏联渠道。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它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挽救国家的希望,他们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中国命运、重新考虑中国出路的锐利武器,对中国革命产生了至深至远的影响。

(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在于: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背景下,使其能够指导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新发展。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实践、中国哲学深度融合,不断丰富、发展、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其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科学合理性。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深刻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必须根据中国的具体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于是,1937年毛泽东写下了《矛盾论》《实践论》,分别从辩证法、认识论的角度,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怎样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找到了适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和革命方法。《矛盾论》和《实践论》的发表不仅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为夺取抗日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在理论上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认识论思想。此时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变成了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方法,完成了向中国化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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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

陈独秀、李大钊最早在中国的高校里讲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讲授了唯物史观。经过瞿秋白、李达、艾思奇等人的共同努力,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在中国的全面传播、系统传播和大众化。

(一)实践逻辑的必然选择

正如马克思所讲,“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8]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就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丰厚的土壤,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具生命力和活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富有民族性的内容又有民族性的形式,实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学习马列原著,在知识和理论上认识马克思主义,还投身于中国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之中。唯有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运用到中国具体的环境之中,才能以马克思主义为强大的思想武器指导中国的实践活动。因此,必须根据实践的变化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而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立足实践不断继承、不断发展着的科学真理的统一体。

(二)理论逻辑的内在要求

正如西方历史学家吕·费弗尔所言:“马克思表达得那样完美的许多思想早已成为我们这一代精神宝库的共同储蓄的一部分。”[3]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反对马克思的人都在渐渐的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所以在未来“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4]马克思主义作为推动和指导世界各国人民群众摆脱奴役、压迫的困境,走上独立、解放和自由发展道路的理论武器,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有着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同时,毛泽东说过:“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5]

马克思主义不是僵死不变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的方法。”[6]马克思主义是革命实践的产物,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以当时当地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不能把它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运用不同时代下的马克思主义,需要根据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的改变,在理论形态上要进行理论创新,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大众化、中国化。

任何理论的发展不过是时代变化的反映,随着历史时空的发展变化,必然要求理论逻辑进行相应的变革。正如列宁所说,“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11]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继续推进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药物开发,尤其是手性药物的开发是极具个性化的,外消旋体药物的手性转换无论在医药行业还是临床治疗中都是十分必要的。在对消旋体和单对映体作用进行长期临床前及临床评估之后,单一异构体药物才能够被开发。在手性药物评价过程中,应根据药物的立题依据,结合药物自身的特点,进行全面、综合的评价。

(三)文化逻辑的深度结合

2.欧洲渠道。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到欧洲勤工俭学,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尤其是到欧洲工人运动的中心——法国。欧洲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另一重要渠道。

理论来自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其“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1]马克思曾指出:“哲学家们只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其永葆生命力的强大动力。

三、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前进的根本方向,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发展和完善,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就在中国,中国将担起将马克思主义发扬光大、使其永具生命力的使命。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努力去做。

彩陶上所装饰的纹饰也是经过古人们对生活的提炼,所创造出来的图案。这类图案一般有三种,一、是几何图形。这个是通过当时人们思维所抽象出来的。二、是任意描绘、刻画出来的线条,这类比较随性随心。三、是反映大自然,我们古人所看到的事物,像鱼纹、鸟兽纹、花果纹等,这些具象的图形,一般都与他们当时生活环境充满着联系。这些物象通过当时人们的加工和提炼,最后反映到彩陶之上作为装饰。

(一)立足当前实践,回应时代问题

1.日本渠道。早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最早期的留学生由清政府派遣赴日。中国知识分子在日本留学期间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并力图通过马克思主义找到救国的新出路。这些留学生当中有大名鼎鼎的李大钊、陈独秀、陈望道等人,他们在日本师从马克思主义学者,受到思想上的启发,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所以它就不能不反映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9]因此,就要求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必须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正如邓小平要求的以创新的精神尊重实践,“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任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10]所以,我们要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用实践说话。当前中国最大的实践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就谈不上坚持更谈不上发展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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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要求,在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学懂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弄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还要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与时俱进实现理论创新,形成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和时代结合起来的新理论,使源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变为扎根中国实际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逻辑的内在要求。

(二)提高对外传播能力,构建“中国话语体系”

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文化多样化的不断深化,中国GDP总量已达到世界第二,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和地位与日俱增。但是,中国对外传播能力却与自身国际地位不相符,表现为中国话语体系还未确立,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明显不足。据调查,当代国际受众对中国的了解主要借助于西方传媒,信息获取率高达68%,仅有22%的受众从中国媒体了解中国。[12]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要加强对外传播,牢牢把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积极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提升话语影响力。

要想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书写好中国历史,不仅要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还需要提升话语表达的吸引力。在对外传播中,要构建中国话语的独特性,以一种喜闻乐见、深入浅出的形式表达出中国的政治理念、精神内涵和文化底蕴。同时,积极主动的向世界传播中国的事例、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理念,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读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塑造中国国际形象和提升中国话语权。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向世界提供中国方案

世界格局正处在不断演变的进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复杂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大量亟待回应的理论课题。中国政府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亚投行”等中国方案,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理念。正如习近平所说,“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3]“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丰富了马克思的“真正共同体”思想,也为人类解决世界难题提出了中国方案。

两岸的山崖愈发地不规律,凹凸转折,如龙游走。崖壁上偶尔有顽强的松柏斜生而出,给前方的路带来了更多灾难性的变数。他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双手不断地调整着操纵杆,滑翔翼宽大的翼面,在狭窄的通道间飞快穿梭,左倾右斜,屡屡泛险。

(四)融会中、西、马三种资源,使马克思主义更具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富有创造力和生命力的科学理论,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我们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因此,必须要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始终反对用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徐光启曾经说过,“欲求超胜,必先会通”。要牢牢把握理论创新的先导作用,充分吸收利用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基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基和源泉,西方优秀传统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他山之石”。在消化吸收之后,才能融合中西文化,形成一种超越东西方文化的新文化。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正视西方文化,敢于接受思想挑战,与时俱进,敢于创新,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生命之树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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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2.

[3]【法】吕·费弗尔.技术、科学和马克思主义[J].外国社会科学,1982(5).

[4][10]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2.258-259.

[5]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91.

[7]陈佳木.陈云年谱(上卷)[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227.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5.

[9]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0-161.

[11]列宁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08.

[12]孟威.改进对外传播 构建“中国话语体系”[J].新闻战线,2014(7):82.

[1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61.

作者简介:刘亚平,中共韶关市委党校( 邮政编码 512026)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359(2019)03-0009-04

(责任编辑 胡爱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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