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迪光:船山学研究的反思与蔡尚思的船山学研究论文

朱迪光:船山学研究的反思与蔡尚思的船山学研究论文

摘 要:蔡尚思的船山学研究成果主要由两篇论文《王船山思想体系提纲》《研究船山思想应当实事求是》和专著《王船山思想体系》构成,其最大的特色就是敢于反思。蔡尚思的王船山研究顺应解放思想的潮流,对定论、权威提出质疑,推动了船山学研究;蔡氏的研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大陆地区王船山研究的自然结果,蔡尚思比较全面地构拟了王船山思想研究体系,将其分为十一个大类六十九个小类;蔡尚思船山学研究方面也存在不足:过于简化,贴标签,构拟的王船山思想体系大类有缺漏,二级类目设置过于随意,研究中存在着偏见。

关键词:蔡尚思;船山学;反思

蔡尚思(1905—2007),福建德化人,20世纪20年代末考入北京大学,毕业后任教于上海、武昌等地的高等学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复旦大学教授。一生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史,著有《中国思想研究法》《中国传统思想批判》《孔子思想体系》《王船山思想体系》等。

朝鲜诗人更加深入的接受是对黄庭坚诗风的领悟和学习。“尽管在宋代苏轼的诗歌成就或许超过黄庭坚,但黄庭坚可以说更典型地体现了宋诗的特色(不管是优点还是缺点)”[14](P1)。因此自当世始,就成为众多诗人学习的模范,如刘克庄认为黄庭坚“为本朝诗家宗祖”。朝鲜批评家也总结说:“文章所尚随时不同,古今诗人推李杜为首……自欧、苏、梅、黄一出,尽变其体。然学黄者尤多,江西宗派是已。”[10](8册《东人诗话》,P204-205)可见,山谷诗歌是适合并值得学习的。

蔡尚思的王船山学术研究主要由两篇论文《王船山思想体系提纲》[1]《研究船山思想应当实事求是》[2]和专著《王船山思想体系》[3]构成。其中蔡尚思的船山研究专著,谭其骧先生给予了高度评价:蔡氏著作有两个特点,一是全面阅读原著,摘抄材料进行分析才得出结论,二是全面掌握船山思想的各个方面,既指出其进步的、精华的一面,也指出其落后的、糟粕的一面,因而本书不仅是王船山研究著作中的一个典范,也是整个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一范典。[3]朱义禄的书评也基本上沿谭其骧《序》的观点予以较高评价,称略人所详,详人所略,是蔡尚思先生所撰《王船山思想体系》的主要特色。多方位地、立体地考察船山思想的历史地位,是第二个特色。比较全面地揭示了船山思想的各个方面,是第三个特色。朱氏还指出《王船山思想体系》的不足之处。一是因篇幅所限,似乎不可能作到全面地掌握了船山全部著作中的船山思想的各个方面。先就门类而言,作者只列出了哲学、宗教、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教育、史学、文学、美学、科学等十一个门类,而对方法论、逻辑思想、伦理思想等门类均未列出。就方法论而言,船山鉴于道家只偏重于分析,佛家只执著于综合的片面化倾向,而提出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来把握客观真理(“道”)的正确见解。这已涉及辩证思维方法论的实质,其在理论上达到的深度是同时代的黄宗羲(偏重在史学方法)、顾炎武(重点在考据学方法)等人难以企及。在具体的思维方法上,船山注重自得。二是善于以简要的语言进行综括,提出新颖鲜明的见解,是作者的长处,但作者在提出论点之后,如果能够深入地展开论证,那就更好了。[4]

一、蔡尚思对王船山研究的反思及其成果

客观地说,蔡尚思先生在此时期的发表关于船山思想体系的见解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反对者有之,赞成的不少,[3]默默受其影响也有不少。[4]简单地赞成或反对,肯定或否定,都是浅薄的。下面对蔡先生的王船山学术的成就进行具体地考察。

第一、蔡尚思的王船山研究顺应解放思想的潮流,对定论、权威提出质疑,推动了船山学研究。

第三,比较全面地构拟了王船山思想研究体系。不得不承认蔡尚思先生的王船山研究有着很强烈的问题意识。蔡氏说:“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史上,存在的问题最大最多的,王船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2]然后历数了种种问题:一、未暇读其全部遗书,不先掌握其重要资料,就以偏概全,多所臆断的问题。二、间接读书,人云亦云的问题。三、颠倒歪曲、无中生有的问题。四、缩小缺点,夸大优点的问题。[2]蔡氏回顾总结了晚清以来的王船山研究,统计了争鸣中出现种种问题,他说:“今人对王船山的学术思想的研究,我约略统计一下,有下列十多个问题在争论着:1.在阶级属性问题上,有代表市民;代表中小地主或地主;代表农民或自耕农;不专代表一个阶级利益的超阶级立场或士大夫等的几种不同看法。2.在思想流派问题上,有儒家、法家、杂家等几种不同看法。3.在对孔子思想的问题上,有尊孔、批评孔子、与故意避而不谈此问题等的不同。4.在对张载思想问题上,有只强调其辩证法、唯物论与并强调其礼学传统的不同。……”[3]181-183蔡氏列举有十八类问题。

蔡氏在《王船山思想体系》中专辟一节《我的一种治学方法——以〈王船山思想体系〉为例》,也可以说是这部书自序。他以这部书为例大讲特讲他的治学方法,如“必须忠实于历史,遵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教导,全面掌握有关王船山的事迹及其思想的资料”“研究船山学的资料,真正信而有征的是王船山本人的论著”,等等,不一而足。夸赞蔡氏此书的人也盛蔡氏的研究方法。谭其骧先生如此说:蔡氏著作有两个特点,一是全面阅读原著,摘抄材料进行分析才得出结论,二是全面掌握船山思想的各个方面,既指出其进步的精华的一面,也指出其落后的糟粕的一面,因而本书不仅是王船山研究著作中的一个典范,也是整个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一范典。[3]朱义禄的书评也基本上沿谭其骧《序》的观点予以较高评价,称略人所详,详人所略,是蔡尚思先生所撰《王船山思想体系》的主要特色。多方位地、立体地考察船山思想的历史地位,是第二个特色。比较全面地揭示了船山思想的各个方面,是第三个特色。[4]正是这些研究方法在蔡氏的王船山研究中暴露出种种不足。

这样蔡尚思以问题为基础、以分析为武器全面构拟了王船山思想体系。实际上,蔡尚思构拟的是王船山思想研究体系,其分类应是以其下编中的《王船山学术思想资料分类选评》为准,共十一个大类六十九个小类。[3]蔡氏所拟的此种王船山思想研究体系根据蔡氏自己和王船山研究的实际还应加上有关王船山生平、历史地位、思想影响、著作整理等综合研究一类。蔡氏的王船山思想研究体系在王船山学术研究史上第一次完整提出,它就具有一种开创的意义。蔡氏在批判中构拟了庞大的王船山思想体系与王船山思想研究体系。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一方面他正面肯定的是马克思主义王船山思想研究体系,另一方面作为负面批评的王船山的某些思想观念也是王船山思想研究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这种体系相对完整,因而它又是对前此王船山学术研究的一种概括和总结。这种概括和总结不能仅仅看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马克思主义王船山研究的总结,亦是包括用其它观点进行王船山学术研究的一种总结,虽然,这一点并不是蔡尚思主观所追求的。例如蔡尚思认为在礼教道统问题上,王船山尊孔,比之孟轲、荀况、董仲舒、韩愈、二程、朱熹、陆王等有过之而无不及,根本不能同傅山、刘献廷与后来的袁枚等相比,具有浓厚的以三纲为中心的礼教思想。[3]27蔡尚思对王船山这种礼教思想的批判,也是正是新儒家王船山研究所要提倡的。

第二,蔡氏的研究,是建国以来大陆地区王船山研究的自然结果。建国以来,大陆地区的王船山研究有两大特色:一是大家都用马克思主义方法,二是研究在争鸣中进行。这在前面已作很详细的介绍。蔡氏虽然以反对者的面目出现,实际上走的还是综合的路子即正反两方面的观点都加以介绍、分析,然后加以综合。

苏秋琴、白玉儿、毛娣、黄小燕和米菊她们是男人们返村后才回来的,这本身就让她们的男人们非常恼火,他们带着一身焦渴赶回家里,却发现自己的女人还在城里,还在做那种生意。当然,在女人们掏出她所挣的相当可观的钱之后,多数男人看在钱的面子上,也就原谅了自己的女人,只是把怨愤推到苏秋琴一个人身上。都是这个婊子,教坏了他们的女人,明天找白天明和苏秋琴算账去!

2)贴标签。简化的结果就只能贴标签。如论王船山的政治思想,蔡氏贴出了一系列的标签:绝对君权论、礼刑异施论、庶民禽兽论、夷狄禽兽论、女祸论、起义农民盗贼论。[3]蔡氏说:“在他们的论文或有关著作中,对于王船山宣扬的无君是禽兽论、无礼是禽兽论、异端是禽兽论、女娲是禽兽论、庶民小人是禽兽论、起义农民是禽兽论、夷狄是禽兽论等,都没有批判,甚至没有提到,这不能不使人诧异!”[2]在论王船山对待少数民族及有关历史事实问题上的观点时说王船山有大汉族主义观点,他的历史观既有进化史观,又有退化史观,英雄史观与历史循环论,地理决定论。[3]25-32这样的例子在《王船山思想体系》中太多,是举不胜举的。

蔡尚思说:“对于清末以来的‘学术权威’对王船山评价,不要过于迷信,以免束缚自己的思想。我们既要勇于肯定,也要勇于否定。”[3]不要迷信,要勇于肯定或否定,就是解放思想。在另一篇论文中,蔡尚思说得更明白:“就近通读《邓小平文选》,得到极其正确的指示,深信:我们要把社会主义建设推向前进,必须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必须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旧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要提倡学术交流。《邓小平文选》的指导意义,适用于一切工作,我们对王船山思想进行研究,当然也应以之为准则。”[2]

如果体温不到38.5℃可以采取物理降温,体温超过38.5℃可以口服退热药,体温达到39℃建议及时就诊。对于一些曾经发生过高热惊厥的婴幼儿可以提前(即不用达到38.5℃)使用退热药和镇静药,以预防惊厥发生。

二、蔡尚思船山学研究方面的不足

第一,方法论上的不足。蔡氏以方法论自雄,实际上方法论却是他的研究中最大的不足。

蔡氏王船山研究特点鲜明,影响也比较大,但其不足也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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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过于简化。蔡氏自己说:“正如鼓励我的一位同志所说:‘你把王船山近五百万字遗书的内容概括为一篇三千多字的短文,这就使任何忙人都有可能把它读完;假使你把它写成三万多字的长文在报上发表,阅读的人就不会很多了;假使你把它拉长到三十万多字的专著,仔细阅读的人就寥寥无几了。作文和著书,都应力求简要。王船山如果做到这一点,那就不致三百年来无人能读完其遗书,也不致使后人片面臆断或有误解了。’这一段话,我觉得很有道理。我考虑到即使自己写一部论述王氏思想的专著,其主要论点也不大会超出这个《提纲》之外。因之,我就不敢把此书写得冗长。”[3]关于简化问题,蔡氏还有一段按语是很有意思的,他说:“王船山反对‘扼要之法’,以为‘扼要之法乃浮屠所谓佛法无多子者,孟子谓之执一贼道,宋末诸儒,虽朱门人士,皆暗用象山心法,拈一字为主,武断圣贤之言,苟趋捷径,而作经义者依据以塞责。万历以后,恶习熺然,流及百年,余焰不熄,诚无如之何也。’(《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其实,‘扼要之法’未可厚非,任何学者,都应当注重它。至于能否即得其要,那是另一个问题,决不能因有人注重‘扼要之法’而不得其要,就反对它。王船山不是也曾强调‘要领’么?‘要领’就是‘扼要’,他论《易》:‘此章……极尽精微,发天人之蕴,《六经》《语》《孟》示人知性知天,未有如此之深切著明者,诚性学之统宗,圣功之要领,于《易》而显。’(《周易内传》卷五)但这却限于论《易》,而且也未必能真得其要领;何况他对自己的著述,写到五百万字以上,以多为贵,而不避繁复,以致三百年来,没有人能仔细地读完其全部《遗书》(太平洋书店版近五百万字),得其要领,这就是由于他对‘扼要之法’太不注重了!”[3]15或许有人会赞同蔡氏的这种扼要之法,尤其是针对当下学术界的“大制作”盛行更有其意义。但是,过于强调“扼要之法”,其弊也十分显明。且不说王夫之所指责的“执一贼道”有其正确性,中国“文革”时期将毛泽东思想简化为“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不是充分证明如此“扼要”之害吗?将五百万字的王船山著作简化为三千字分析,能说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如果是,那么前于蔡氏的研究者与后于蔡氏的研究者都是在做无用功。关于这一点已有人给予了委婉的批评:“二是善于以简要的语言进行综括,提出新颖鲜明的见解,是作者的长处,但作者在提出论点之后,如果能够深入地展开论证,那就更好了。”[4]

蔡尚思针对王船山研究中引起争鸣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王船山思想体系》一书中分为两个部分《王船山思想体系提纲》和《从中国学术思想史看王船山的几种突出地位》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王船山思想体系提纲》中说:哲学思想,王船山是实有的本体论,佛老是唯心论,王船山是唯物论;他有辩证的方法论;他有实践的认识论;他有礼教的中心论,他主要提倡有天理无人欲、有义无利,这是一些崇拜王船山者所未看到的一面。[3]19-20政治思想,王船山提出绝对君权论,有礼刑异施论,此外还有庶民禽兽论、夷狄禽兽论、女祸论、起义农民盗贼论。[3]20-21经济思想,王船山主张:产是心之本。均之不是齐之。人所自占自耕的田“不得过三百亩”,多占土地要倍出赋税。这种思想比不上颜元、王源等。他还强调“生民者农而戕民者贾”,也是同黄宗羲的“工商皆本”相悖。[3]史学思想,虽有进化史观与反对邵雍的退化史观,然而更主要的倒是主张退化史观与赞成邵雍的退化史观。他有历史循环论。他对古代和当时的人物、学术的抑扬,多不合理。他乱捧儒家。[3]21-22教育思想,王船山主张后天的知识教育、忠孝的道德教育都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又谓文教不可下移,农圃不可上移,知统四德等等。[3]《从中国学术思想史看王船山的几种突出地位》说:(一)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王船山。在唯物主义与辩证法问题上,王船山固然有唯物主义观点但也有唯心主义倾向;王船山在辩证法方面超越前人,但以正反二者为手段,以合为目的,终于归宿到保守的传统思想。作者认为在礼教、道统问题上,王船山尊孔,比之孟轲、荀况、董仲舒、韩愈、二程、朱熹、陆王等有过之而无不及,根本不能同傅山、刘献廷与后来的袁枚等相比,具有浓厚的以三纲为中心的礼教思想。在对待广大人民特别是对劳动人民的问题上,王船山轻视人民,仇视农民起义。在对待贫富贵贱寿夭等问题上,王船山强调全是天命注定,是人间应有的差别。在对待士大夫与农工商贾的地位问题上,王船山尊士大夫而贱农民的,是重农业而轻工商业的。在对待少数民族及有关历史事实问题上,王船山有大汉族主义观点,他的历史观既有进化史观,又有退化史观,英雄史观与历史循环论,地理决定论。[3](二)明清间学术思想史上的王船山。将王船山与同时代的思想家对比,认为民主思想不如黄宗羲、唐甄,考据学不如顾炎武,反传统精神不如傅山,经济思想、教育思想都落后于同时代的人。认定王船山是封建传统思想家,而不是早期启蒙思想家。[3]32-36(三)王船山继承张载思想的问题。作者认为今人一般只知道王船山继承张载的唯物论与辩证法,而没有注意到王船山更发扬张载的重礼思想,张载、王船山基本上均是理学中人,而非与理学完全对立者。[3]36-37(四)王船山与西洋近代启蒙思想家相反的问题。作者认为王船山不是地主阶级的反对派,更不代表市民思想;而是封建传统思想家,是明清间的孔子、张载。他不可能具有近代反对封建传统的思想。[3]23

3)缺乏对王船山整个思想体系的深研。这有两个方面的表现。表现之一是所取材料来自一定的框框指导的摘抄,其目的还是为了印证自己的观点。如在《王船山学术思想资料分类选评》第二类《宗教思想》中为了证明王船山有“天命论”从王船山的《读通鉴论》《宋论》《尚书引义》等著作中摘出大量证明王船山有天命论的材料,却不摘引王船山有关“君相造命”和“性命日生”等方面的材料。表现之二,大量摘抄了正反两方面的材料,往往缺乏深入的分析,而简单地归之于某一方面。如论王船山史学思想时,大量引用了王船山的历史进化方面与历史退化方面的材料,未能分析何以有这种相互矛盾材料,却归之曰:“有时承认历史进化,但主要是宣扬历史退化论”。另外,借力用力的取巧做法非常明显。别人研究的比较深的,蔡氏概括和指瑕功夫亦深,别人研究没有展开或研究不深的,蔡氏只能取其枝叶,摸摸皮毛。如《美学思想》一类下列:(一)善恶决定美丑;(二)主张正心而不视美人;(三)希望复古乐,革淫乐;(四)不知音乐,乃众庶禽兽。此时,王船山美学思想还少有人研究,因而无现成材料可用,所以,所列命题无理论性可言。

2.3 各年龄段患儿非典型病原体总检出情况 九种呼吸道感染病原体总阳性率,<1岁组为12.81%(51/398)最低,≥3岁组为49.75%(99/199)最高。从<1岁组到≥3岁组,阳性率随年龄增加而增高。<1岁组 MP、RSV阳性率排前两位,而其他组以上患儿以 MP、INFB阳性率排前两位。见表2。

第二,体系构拟方面的不足。

1)蔡氏构拟的王船山思想体系大类有缺漏。朱义禄指出,《王船山思想体系》最大的不足之处是因篇幅所限,似乎不可能作到全面地掌握了船山全部著作中的船山思想的各个方面。先就门类而言,作者只列出了哲学、宗教、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教育、史学、文学、美学、科学等十一个门类,而对方法论、逻辑思想、伦理思想等门类均未列出。就方法论而言,船山鉴于道家只偏重于分析,佛家只执著于综合的片面化倾向,而提出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来把握客观真理(“道”)的正确见解。这已涉及辩证思维方法论的实质,其在理论上达到的深度是同时代的黄宗羲(偏重在史学方法)、顾炎武(重点在考据学方法)等人难以企及。在具体的思维方法上,船山注重自得。二是善于以简要的语言进行综括,提出新颖鲜明的见解,是作者的长处,但作者在提出论点之后,如果能够深入地展开论证,那就更好了。[4]按照朱义禄的说法,王船山思想体系的大类还应增加“方法论”、“逻辑思想”、“伦理思想”三类。这种意见虽未必全对,但至少说明还应增加一些类别。“方法论”、“逻辑思想”可以放置在“哲学思想”大类之下的“方法论”二级类中。“伦理思想”,根据后来王船山思想的研究实际可以列为一个大类。另外,语言学方面研究还可以添设为新一类。

2)二级类目设置过于随意。如《哲学思想》大类之下“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并列是没问题的,但将“生死论”“理欲、义利论”“礼教中心论”“儒家道统论”“发挥程朱派的‘理一分殊’论”、“异端异学是禽兽论”与前三者并列为一小类就显得不伦不类。其中“生死论”、“理欲、义利论”应放到“伦理”类,而“礼教中心论”“儒家道统论”“异端异学是禽兽论”可以放到“史学思想”类。又如《政治思想》大类之下列有十个小类,几乎不知其分类标准为何,将“君权论”“郡县论”“统治论”与“民脂民膏说是禽兽论”“女祸是禽兽论”“庶民是禽兽论”等显得非常荒谬。几乎每个大类的小类设置都存在此类问题。

第三,蔡氏的王船山研究中存在着偏见。蔡氏认为湖南不及江浙因而王船山不如江浙人士,这是一种偏见。作者还说:“王船山之博学精研,不能在黄宗羲、顾炎武之上。尽管他研究面也很广,但读书之多,却不及黄、顾,当时全国藏书之富,湘西哪里比得上江、浙?只是王氏埋头苦研达四十年之久,为顾、黄等所不如罢了。有些人对王船山加以溢誉,如说什么:‘博大精深’,‘掩诸家而上之’;甚至说‘五百年来学者,船山一人而已’,‘堪称前无古人’,‘南国儒林第一人’等等,都未免夸大了!”[3]32-36一般来说,发达的地区人才出的多一些,但也不能由此而否定不发达地区就不能出人才。要是这样说,近现代的湖南仍不发达,曾国藩、黄兴、毛泽东等人不也不能与江浙人才比。这不是很荒谬吗?

12世纪诞生的治安官历经磨难、曲折,其单纯维持地方治安的职责逐渐转化为司法职责,1361年《治安法官法》实现了治安官向治安法官的职权转变,授予治安官司法职权,第二年季审法庭进一步具体明确了治安法官每年开庭的时间安排和治安法官的职责,接下来治安法官的司法权一步一步扩大,由参与巡回法庭审判逐渐到独立审判,并享有一定的行政管理权。尤其是在都铎王朝时期中央赋予治安法官新的角色和职能,使它成为中央在地方的代理人,成为郡一级的最高执法官员和行政官员。

综上所述,蔡尚思的船山学研究成果的最大特色就是敢于反思,蔡尚思的王船山研究顺应解放思想的潮流,对定论、权威提出质疑,推动了船山学研究;蔡氏的研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大陆地区王船山研究的自然结果,蔡尚思比较全面地构拟了王船山思想研究体系,将其分为十一个大类六十九个小类;蔡尚思船山学研究方面也存在不足:过于简化,贴标签,构拟的王船山思想体系大类有缺漏,二级类目设置过于随意,研究中存在着偏见。

参考文献:

[1] 蔡尚思.王船山思想体系提纲[N].光明日报,1982-11-03.

[2] 蔡尚思.研究船山思想应当实事求是[J].船山学报,1984(1).

[3] 蔡尚思.王船山思想体系[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4] 朱义禄.读蔡尚思《王船山思想体系》[J].船山学报,1987(1).

[5] 龚建昌.将湖南的船山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J].船山学报,1988(增刊).

Reflections on Study of Chuangshan Research and Study of Cai Shangsi’s Chuanshan Research

ZhuDiguang

(Research Base for Chuanshan Studies,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 Hunan 421002, China)

Abstract:Cai Shangsi’s research results of Chuanshan studies are mainly composed of two papers, “TheOutlineof Wang Chuanshan Thought System”, “ResearchChuanshanthoughtshouldberealistic” and the works of “WangChuanshanThoughtSystem”. The greatest feature of which is the courage to reflect. Cai Shangsi’s Wang Chuanshan research conforms to the trend of emancipating the mind, challenges the conclusion and authority, and promotes the study of Chuanshan research. Cai’s research is the natural result of Wang Chuanshan research in mainland China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i Shangsi comprehensively constructed the Wang Chuanshan thought research system, divided it into eleven categories of sixty-nine small categories. Cai Shangsi’s Wang Chuanshan research is also insufficient: too simplified, labeled, the structure of the Wang Chuanshan thought system category is missing, the second-class category is too arbitrary, and there is bias in the study and so on.

Key words:Cai Shangsi; Chuanshan studies; reflection

中图分类号:B2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313(2019)04-0001-05

收稿日期:2019-06-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王船山学术思想研究史”(14FZX033)。

作者简介:朱迪光(1961—),男,湖南衡东人,教授,主要从事船山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编校 吴 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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