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价值观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和多样性的特征。因其时代性特征，价值观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迁；因其民族性特征，价值观在变迁的过程中会保持着它不变的基因；因其多样性特征，各种不同的价值观相互交流碰撞，又促使了新型价值观的产生。我国的价值观也是有着自身的变迁脉络，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价值观相对稳定，但是每个朝代都会因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到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着中西文化的冲突，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矛盾，重构价值观成了迫在眉睫的要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彰显了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同时又借鉴了西方的文明，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值得我们努力践行。
[关键词]价值观；历史变迁；民族精神；新时代
价值观是对各种关系的看法或观点，它体现着主体之间、客体的要求、主体的生活规范和理想目标。价值观作为一种稳定的观念体系，内化于个体或民族的自觉意识，并通过人们的社会实践反映出来。通过价值观，主体可以对人或事的善恶、好坏、美丑进行判断，也可以找到自身存在的意义和自身行为的合理性。由于价值观是在对于各种事物的规律和本质问题上所做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思考，可以供国家、社会或者个人做出价值选择和判断。因此，价值观是我国精神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它能够主导一个社会的理想信念和精神风貌。
一、价值观的时代性、民族性与多样性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人们的价值观往往不同；同一时代不同民族或同一民族不同时代，人们的价值观也会各不相同；在同一时代的同一民族，不同的人们的价值观往往也不相同。因此，价值观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和多样性。
(一)价值观的时代性
黑格尔说：“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1]价值观念也是如此，被它的时代所限定。时代性为民族的价值观设定了主旋律，价值观也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反映时代主题内容和回答时代重大问题的任务。在同一个时代中，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观可以表现出很多共同之处，体现出时代的共性。不同社会阶层中的个人，由于社会地位、职业类型、生活环境、性格心理等的不同，会形成不一样的个人价值观；但是在同一个时代中的社会群体和个人通常又不得不受到时代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在个人价值观特殊性中又蕴含着价值观的普遍性。时代给国家、社会和个人的价值观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没有任何一个主体能够真正做到完全不受它所处的社会文化历史的时代背景影响。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也必然随之改变。
在我国早期的封建社会中,重义轻利的儒家价值观是在全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主流价值观。所谓“义”就是道德上的“应当”，“利”则指物质利益。“义利之辨”所集中讨论的是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2]。 重视道德修养是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道德的高低是用以区分君子与小人最主要的标准。所以，“杀身成仁”的孔子被称为“至圣”，“舍生取义”的孟子被称为“亚圣”。虽然儒家并没有把义和利放在绝对对立的位置，但是义利相比，则倡导更重视道德轻视利益。“重义轻利”这样的价值观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和生活各方面,使“道德与经济二元化”的思维方式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人们的一种定式，“道德至上”的价值观念成为人们安身立命的精神追求，这也是导致我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的一个思想上的原因。但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时代的更替变迁，我国在政治经济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及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确立之后。“大力发展生产力”是我们工作的重心，“发展才是硬道理”是我们的口号，“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在当代社会有了新的内涵和要求。价值观具有继承性与连续性的特征，尽管每一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会有所变化，但是每一个新的时代一般不会轻易否定前代所有的文明，而会对前代有所继承，旧的价值观也绝不会在新的时代销声匿迹，它必然会有所留存产生影响。恩格斯曾说过：“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3]
(二)价值观的民族性
价值观的民族性指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被民族大多数个体所认同和接受的思想的、价值的和道德的准则规范,同时也是一个民族稳定的思想情感、心理特征、文化传统的综合反映。不同的民族地理位置、生产方式、文化底蕴、风俗习惯不同，从而在历史的演变中形成特色的民族价值观，具体体现在民族的习俗、艺术、宗教、建筑、哲学和法律中。民族价值观是一个民族的基本品质和本质特征,反映着该民族的理想和追求,在民族社会文化中居核心地位。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民族价值观。比如,法国人崇尚自由、追求浪漫；英国人珍视传统、稳重保守；德国人重视理性、认真严谨。
价值观的民族性与该民族的文化土壤息息相关。“橘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不同的文化土壤培育出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念。中华民族的文化系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五千年的历史演变和文化发展中，不断地吸纳并创造性地同化外来文化,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系统。从孟子的“舍生取义”、屈原的“上下求索、九死不悔”、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周恩来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种忧国忧民的崇高情怀, 以集体和国家利益优先的价值取向,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基因，它代代相传并深深影响着一代代的中国人,使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从未间断。
价值观的多样性也表现为每一个民族都有本民族的价值观。全世界不同的民族由于处于不同的地理位置和经历不同的实践过程，会形成自身独特的文化和风俗。世界各民族多种多样的民族价值观构成整个价值观的总和,这样的多样性可以让整个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因此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现代的全球化使各国和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更加频繁和迅速，每一种不同的价值观的碰撞让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成为世界文化的底色。我们现在很难找到一种单一的、纯粹的某一个民族的价值观，也不可能选择一个普世价值观适用于各民族。由于价值观的民族性根深蒂固，没有一个民族可以被其他民族的价值观完全代替，所以任何一种民族价值观都不能取得独霸价值观的垄断地位。价值观的民族性决定了不同的民族赋有不同的文化气质和特征。随着各国交流的深入和全球化的影响，中西文化交流频繁，民族内部就会涌现出新的价值观，这些都是价值观多样性的表现。
(三)价值观的多样性
每一种价值观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我们不可能把世界上所有时代、国家和个人的价值观都纳入到一个模式和框架中来。价值观的不同主要是因为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需要,不同的客体有不同的属性,这决定了价值观是具有差异性的。因此,同一事物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和相对于不同的人而言具有不同的价值，这就是价值观的多样性。价值观的多样性表现为时代性、民族性和个性化。
价值观的多样性首先表现为每个时代具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不同的时代赋予了价值观不同的背景、内容和主题。从历时态上看，价值观是多种多样的，前一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到了新的一个时代可能就会成为个别团体的价值观；而某些激进的价值观到了另一个时代也许成为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不同时期的价值观有其相应的时代特性，随着时代的更替和演进，出现了前一个时代的价值观和相继的新的一个时代的价值观的更迭，前一个时代的价值观并未完全消解，后继时代的价值观又在萌芽产生，经历了多个时代的延续及世代更替，就出现了多个时代价值观同时存在的现象。
价值观作为民族文化的核心,深深植根于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中，具有极强的稳定性。比如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分分合合，多少次外族入侵，但儒家的价值观却从未从根本上改变；再如犹太人,虽散居世界各地千年,文化脉络却存于每个犹太人心中，终复国以色列。东西方的核心文化大概建立于公元前五世纪，几乎是同一代人奠定了中西民族传统文化原型，这一时期被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基源与目标》中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是春秋战国时期，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在西方,是古希腊的黄金时代，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圣人辈出。核心民族文化一经确立,便成为人们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和心灵之船停泊的港湾。民族的价值观一经形成,便犹如万里长城，虽历经千年风雨，仍屹立不倒。
多元文化冲突的形成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各种文化之间彼此在无法交流与合作的情况下，就会不可避免地相互排斥、发生矛盾和冲突。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为文化的迅速传播提供了新的渠道；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地理界限被逐渐打破，民族文化的边界也愈发模糊。在这样文化冲突的背景下，出现了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的对立，所谓的“强势”和“弱势”，并非是文化本身的强与弱，而是综合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在内的多重因素的整体较量。在文化冲突的斗争中，最先感受到危机并做出反映的是弱势文化。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还处于劣势地位，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维护自身的文化，应对多元化文化背景下的挑战。文化冲突是一种客观存在，“从冲突的性质来看，如果群体内冲突的双方不涉及群体基本的、核心的价值观念，那么冲突就会对社会结构发挥积极的功能”[6]。在一个和谐的社会关系中，并不是要消除一切冲突，而是应当去认识和解决所面临的冲突，善加利用存在的冲突。
中国由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也必然反映在价值观层面上。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高度集中的封建专制制度束缚了百姓的思想，让人们的思想相对统一；经济上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使人们的思想较为保守、小农意识严重；文化上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价值体系，使中国人养成了仁爱、和谐、诚信、注重礼仪的民族性格。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落，我国的仁人志士在探索中找到了一条适合我们发展的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国人民的精神面貌也随之焕然一新。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这一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根据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国家的工作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如今，我国的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发展的速度举世瞩目，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社会生产力显著提高，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也有了更高的需求。
二、价值观变迁的基因与动因
(一)中国价值观变迁的脉络
中国的价值观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其自身的变迁脉络。特别是在历史发生变革的时期，价值观的变化就更为显著。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着完整的文化体系和结构，儒、释、道三家思想都是这个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层面影响最大的，可以说是非儒家文化莫属了。就价值观而言，虽说以儒家思想为主流价值观在我国表现出相对稳定的状态，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儒家思想的表现形式又有所不同。
先秦时代，诸子百家争鸣，出现了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等等，其中儒墨并称显学。两汉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高潮，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确定了 “三纲五常”“以名为教”的思想体系。这些有利于从思想上控制百姓，为封建等级制度做辩护，从而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儒家思想在历史上居于主流地位，开始在我国传统社会深入人心，逐渐为广大民众所认同并代代相传，成了各个阶层的价值共识。魏晋时期，崇尚老庄的玄学开始盛行一时。到了隋唐时期，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与本土的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道教在这一时期民间的影响也比较大。到了宋明时期，道学和理学以一种崭新的形式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宋明理学也是为封建社会的社会制度和伦理道德进行合理辩护，成为后期封建制发展时期影响最大的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体系。明代后期开始，出现了反对封建礼教的进步思想，同时也出现了唯物主义和民主思想的萌芽。清代以来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救亡图存的有志之士开始探索挽救中国的道路，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开始动摇。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不断地遭到列强的侵略，中国的传统文化开始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中西方文明也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中国不得不走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道路。在经历了戊戌变法的政治启蒙运动之后，一些西方的观念渗透到中国的制度层面。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把斗争的对象指向维护封建统治地位的主导理论儒家思想，提倡科学和民主等崭新的价值观。这些对旧价值观的批判和对新的价值观的树立动摇了以儒家为主流价值观的统治地位，并对我国的传统价值观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也随之传入中国，而中国封建保守的传统价值观丧失了主动权，开始了向现代化模式迈进的节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的价值观开始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平均主义为原则，努力进行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国家的建设。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开始了对现代价值观的探索，价值观开始呈现多元化趋势。从重农轻商的传统小农经济模式开始向现代工业的商品经济、改革创新、锐意进取的价值观转变；从平均主义开始向效率、利益、竞争等价值观念转变；从以政治为中心开始向以经济为中心转变；从提倡做好人开始向做“能人”“强人”的观念转变……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西方文化交流频繁，相互不断渗透、影响，使我国的价值观呈现出更加多样化、复杂化的特征。
(二)价值观变迁的基因
再次，文化因素同样对价值观变迁起着重要作用。从文化和价值观本身的视角来看，可以把整个人类的文化看成一个整体，各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观念或者各种不同的价值观都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整体中的各个部分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是相互影响和渗透的，各种价值观之间可以相互交流和对话。大哲学家雅思贝尔斯提出了“轴心时代”，他认为人类文明的精神基础同时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独立形成[4]。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轴心时代”，主要是由于文明对话的结果。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各个学说的代表人物成为文明对话的主体力量。以儒学为例，孔子正是以对话的形式，向他的弟子传道授业解惑，而后被弟子写成《论语》，成为传世之作。无独有偶，在同一时代的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也采取对话的方式给“正义”“勇敢”等下定义。从整个人类文化历史的整体来看，是没有绝对意义上的“独白时代”的，即使在所谓的文明独立形成的“轴心时代”，由于年代原因交通和信息都很闭塞，无法交流，但是在这期间形成的文明后来也被不断地进行对话、冲撞和融合。
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或多或少受到过其他外来文化的影响。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信息传播技术发达、速度惊人，这对价值观的变化影响巨大。以往一种文化要渗透到另一种文化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而现在信息网络技术的发达，加速了文化和思想的传播和交流的进程。在信息化时代，整个文化系统的内部彼此之间互动更为频繁，价值观的碰撞更加剧烈。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利用信息化的便利条件宣传我们的价值观，让世界了解中国；另一方面也要阻止一些别有用心者试图把其他价值观强加给我们的不良行径。
(三)价值观变迁的动因
我国的价值观之所以不断变迁，是因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发生了变化，这就促使了价值观变化以适应新的社会存在。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我国的价值观的变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 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决定了价值观的生成和演进。价值观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来看,应该是由其所在时代的经济基础决定的。价值观与一定的经济基础相联系,也一定会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任何一种价值观都有其深厚的社会生活背景，特别是经济生活基础。春秋战国时期经济的发展，农业、商业、手工业及科学的进步以及复杂而尖锐的阶级矛盾、社会矛盾，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因而出现了多种价值观的繁荣时期。后期的封建制度的特点是佃租的封建剥削形式取得了支配的形态，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相对减弱了，工商业得到了高度发展，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发展。此外，商品经济比过去有更大的发展。明代后期还有些工商业发达的市镇，到了清朝出现了分工很细工匠众多的工业工场，这些都是我国古代价值观发生变迁的根本原因。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封建社会急剧解体，进而西方文化涌入。在民族的灾难与巨大的社会变革面前，终于引发了价值观念的“中西古今”之争。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确立之后到现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作用由主导性变成决定性。在经济全球化高度发达的今天，各国之间的经济交流逐渐深入，分工越来越精细化，生产资料与消费市场遍布世界，生产要素最高速度和最大规模地流通，以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互联网的高效便利更是经济腾飞的催化剂，从生产到交换再到消费都体现了国际化的特征。全球化的经济运作要求必须具有一种全球意义的价值观作为支撑，各国也为这个全球意义的价值观做出了努力。伴随着经济交流的同时也展开了文化上的交流，如各地建孔子学院、中国文化年、汉语热，等等，共同的价值观已成为全球经济存在和发达的坚实基础。
其次，政治因素也是价值观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政权的稳定需要得到民众思想上的认同和支持。在封建社会时期，每每更换一个朝代，统治者都会在社会思想和价值观层面进行统一和加强。秦汉时期，在爆发多次农民战争后，部分农民获得了土地，新建的王朝为了巩固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防止农民革命的再起，替强宗豪族和门阀世族这个封建特权阶层的利益做辩护，加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专政，在文化思想战线上又建立起官方的占统治地位的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因此，在秦汉时期，儒家学说最受推崇，利用纲常名教进行思想控制。也由此，孔子学说成了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处于战争与分裂的时代，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十分尖锐。人们需要宗教的思想来慰藉自己的心灵；同时上层统治阶级也需要宗教思想来缓和社会的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佛教思想在中国与本土文化相结合以适应统治阶级的需求。佛学也很容易与玄学贵无论所主张的思想相统一，所以很为当时的社会所接受。而后隋朝结束了南北朝的对峙局面，但由于其残暴统治，爆发了农民起义，严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李渊在隋末起义打击后，吸收了隋朝灭亡的教训，为巩固自己的政权，采取了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以防止农民战争的再起，理由是佛教叫人向善，由此大兴寺院，形成僧侣贵族的特权阶层。在朝廷的支持下，佛教在社会上更加广泛地流行起来，寺院经济也空前发展。这些都说明了政治上的需求是价值观变迁的一个重要原因。
价值观变迁的基因是指其内在的相对稳定的因素，是根植于民族价值观的一直流传至今不变的东西，是中国价值观生成的土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根植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虽然我国的价值观经历了一系列的变迁，但是中国人骨子里的东西没有变，是从古至今一直流传下来的，是变动中的稳定部分。我国价值观变迁中不变的基因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稳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价值观的形成离不开其所在的特定的自然地理条件。我国地域辽阔、海陆兼备，地处北温带，完备的地形地貌与适宜的气候条件相结合，为文化的独特性和包容性创造了有利的空间。我国半封闭的大陆—海岸型环境有利于我国传统价值观体系的保存，保持中华民族文明的独特风格，保证了文化的绵延性。二是我国古代长期延传的血缘宗法结构。我国古代的宗法社会和宗法制度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宗法制度是由原始社会的父系社会的氏族关系演变的，在西周时期确立之后，宗法制度不断延续传播，虽然经历了很多朝代更替、战乱灾害，其民间社会也一直维持着相对稳定的结构。这样稳定的宗法结构同样也体现在了道德规范上，比如中国的五伦思想、国与家的观念、道德的本位“孝亲”，等等。三是我国古代长期稳定的小农经济结构。我国最早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这是一种在封建领主范围内分为公田和私田的土地制度。此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井田制遭到破坏，土地私有进一步发展，土地制度开始由领主制转变为地主制。土地私有制不断发展，土地兼并开始盛行，地主权力扩大。所以我国古代的经济主要特点就是自给自足，以农为主的经济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较强，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的思想，相对稳定的经济基础决定了意识形态的相对不变性。小农经济生产方式要求崇尚经验,培养了人们爱好和平,礼仪为重,互帮互助的性格。在社会生活生产实践层面上,人们依存自然,注重于务实,重视传统和经验，心理上趋向于自足、乐天、均和、知命。四是我国古代政治上的统一的中央集权模式。秦始皇以来，我国就形成了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一直到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退位，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一共持续了2 000多年。对于统治者来说，统一百姓的思想至关重要，“焚书坑儒”“文字狱”等都是专制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而发起的。古代社会的统治思想一般是儒家和法家思想，儒家主张德治、法家主张法治，在我国很多的朝代都呈现出“半儒半法”“儒法结合”的景象。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是用来统治人民思想和维护中央集权的工具，久而久之，儒家思想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国家至上”是核心的政治理念。
②根据县乡河道存在问题及综合整治目标，综合整治措施主要包括河道疏浚、水系沟通、河道清障、岸坡整治、堤防加固等。通过上述整治工作，实现项目区主要河道水系基本功能得到有效恢复，河道内无阻水障碍物，水系基本畅通，水面无有害漂浮物、岸边无垃圾，配合农村环境保护工程措施，河道水环境有明显改善，河道、滩地自然形态得到有效保护。
大功率参量阵定向扬声器声学空间覆盖特性如图5所示。由图5可知，大功率参量阵定向扬声器区别于普通扬声器的特性在于它有着极强的指向性，声音发散角度达到±15°，在其指向区间范围外几乎无声音；且定向扬声器的发声强度超过100 dB，该指标非常先进，目前国内外类似产品均未达到该水平。当定向场声器安装于室内空间通道内时，没有了致命的强近场声音反射，仅仅产生远端反射(见图6)。远端反射通常比直接传播到听者的声强要低2个dB左右，而人耳的定向能力则在0.1 dB范围内即可明确方向，因此在封闭的室内空间，大功率参量阵定向扬声器有着极强的音源方向性。
三、时代变迁、文化冲突与价值观重构
(一)新时代的变迁
价值观的多样性还表现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价值观，也就是价值观的个性化。个人是环境的产物，由于每个人处的环境不同，所接受的教育有所差异，加之年龄、性别、信仰等的不同，所以价值观也会各不相同。价值观的个性化体现在大到信仰、择业和生活方式等的选择，小到消费、饮食和日常生活的安排。这些价值观的个性化很难评判谁好谁坏，如果不是存在着原则性及合法性的问题，应该以包容的态度来对待这些价值观的个性化。
意译法是指保留原美食文化的内容而不保留形式的翻译方法，一般通过改写、增减进行翻译，比如一些陕西美食中国人一看便知道意思，但是外国友人却不了解，这是可以采用意译法提高翻译的信息量，比如把“奇妙大虾”翻译成“Fride prawns with salad cream”，将松鼠全鱼增译成“Sauced fish with the shape of squirrel”等。
二是身份角色的不对等，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注定是不对等的，父母更多会处在一种掌控的角色，而子女更多会处在一种被照顾，被掌控的角色，即使再讲究平等观念的家庭，也无法消除这种客观上的不平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5]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个主要矛盾的变化是我们进入新时代的标志之一，也是对新时代特征的准确判断。在新时代的定位下，我国当下的工作也要围绕新的主要矛盾来开展，要解决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过去的传统的价值观已经不适应新时代的需要，社会存在的变化决定了要有相应的社会意识与之相适应。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时期，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之间、本土价值观与外来价值观、主流价值观与非主流价值观等多种不同价值观会发生碰撞和冲突，如何重新整合价值观进行价值观的重建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重点工作。
(二)文化的冲突
文化冲突一般是在一定时期内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形态和模式在传播和交流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否定或排斥的现象。文化冲突一般表现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单一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冲突，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西方文化作为外来文化，如果它不符合我们原有的认识和利益，不能得到发自心理的认同，那么就必然发生冲突。文化冲突是不同文化做出排异反应的结果，但是冲突并不是不同文化的碰撞所产生的必然结局。当外来文化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那么不同的文化是可以实现妥协、渗透甚至融合的。
中国在传统的自然经济制度和血亲宗法的社会结构下，形成了独特的日常行为规范和社会心理，逐渐统一为稳定的社会秩序和价值导向。历经几千年的历史变迁，儒家文化渗透在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了传统文化的核心。然而，随着19世纪西方现代文明的兴起，中国的传统价值体系开始瓦解。加之世界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和政治多元化发展，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但随之而来的也有冲突和挑战。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利用自己在经济贸易和语言方面的优势地位，推行“文化霸权主义”，企图输出本国的价值观来主导国际上的文化话语权，加剧了中西文化冲突。
在工作上，王敏似乎没有体现出非常官僚的一面。在同事眼里，他对下属以严厉著称，不接受下属的请托事项，不允许搞“乌烟瘴气”，对工作搞不上去的地方和当事人毫不客气。其上一任秘书戚某跟着他一干就是九年，有三次提拔机会，但王敏明确表态不能“特殊照顾”，直到2012年戚某才得以任用。但王敏的另一面却是娇纵亲属和子女大肆敛财。因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看起来只是作风问题，但长期作风不正，就容易堕入腐败的深渊。
(三)价值观重构
新时代我国的主要矛盾和当前多元价值观存在的冲突要求我们的价值观要不断地更新进步,做到与时俱进。价值观重构要秉承民族精神,发扬文化传统；要善于借鉴优秀的外来文化,做到取其精华和吐故纳新；还要具有全球视野,可以对全人类的命运承担起责任。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水资源需求将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持续增长，加之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水资源供需矛盾将更加尖锐，我国水资源面临的形势将更为严峻。解决我国日益复杂的水资源问题，实现水资源高效利用和有效保护，根本上要靠制度，靠政策，靠改革。根据水利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在系统总结我国水资源管理实践经验的基础上，2011年中央1号文件和中央水利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确立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用水效率控制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从制度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
四是组织流域水功能区监测。从2006年起组织开展了长江流域及西南诸河约250个缓冲区、饮用水源区等重点水功能区的水质监测，并按季度定期发布《长江流域及西南诸河水功能区水质通报》，2011年7月起调整为按月发布，2014年纳入《长江水资源质量公报》并按月发布。流域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也组织开展了辖区内水功能区水质监测。截至2016年，长江流域（片）共对1 362个重要水功能区开展了监测、评价和信息发布工作。近年来，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按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水功能区纳污红线考核要求，每年对部分重要水功能区开展监督性比测，水功能区监测逐步进入常态。
首先，新型价值观的重构要发扬民族精神，去糙取精。价值观的重构要立足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中国的传统价值观是建立在儒家文化基础之上的，从春秋战国形成后到现代是一直传承的、有着属于内在属性的本质特征，“仁义礼智信”是无论何时都应该继续发扬的民族精神。尊重民族精神就是尊重历史和现实，现代人是无法超越传统和历史而迈入现代社会的，其必然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者，正如西方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言：“人只有扎根传统才能产生伟大[7]”。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长河中，久经变迁却未曾褪色的文化和价值观，一定有着强劲的生命力，是值得我们继续坚守的美好品质。毛泽东同志曾说过:“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8]这句话仍有当代意义，在重构价值观的今天，也要继承中华民族的珍贵遗产。现代化的发展必然带来现代性的问题，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在面临着转型时期的挑战和威胁。面对这样的现实，重构价值观对传统也自然要有所取舍，才能更好地解决冲突和矛盾。所谓“去糙取精”，也就是要在重构价值观的过程中剔除那些不合时宜的、明显落后的价值观念，保留优秀的文化遗传。
其次，新型价值观的重构要相互交流，与时俱进。新型价值观的构建要在扬弃西方价值观之上，是一个包容开放的价值观。当今世界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国家之间进行着包括经济、文化、政治等全方位的认知和交往。不同民族、国家的价值观的碰撞和交流在今天这个日益开放的时代是不可避免的。不同价值观念之间的民族进行文化交流和观念碰撞,能够促使狭隘封闭的文化心理向宽容的、开放的文化观念转变。在文化的交流和对话中是可以实现进步的，罗素曾在《中西文化之比较》一书中提道:“同文化的接触曾是人类进步的路标。希腊曾经向埃及学习,罗马曾经向希腊学习,阿拉伯人曾经向罗马帝国学习,中世纪的欧洲曾经向阿拉伯人学习,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曾向拜占庭学习。在那些情形之下,常常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9]新型价值观并不是一种普世价值观，而是在强调价值观的民族性时也要重视价值观的全球性。价值观从更高的意义上来讲，它应该是属于全人类的。新型价值观构建要以尊重其他优秀民族文化为前提，看到文化的全球性，求同存异，做到异中求同。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谦和包容的国家，汲取其他国家优秀文化和价值观，有利于新时代价值观的构建。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资本主义价值观，也同样适用于我国的价值理念；西方的科学精神、理性精神、契约精神等价值观促进了西方国家的发展，同样我国社会的进步也离不开这些精神的影响，因为每个民族的价值观与人类文化都是可以内在有机地统一起来的，文化是人的本质属性。从全人类的视角来看，文化不仅仅是某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而是属于全人类的。因此博采众长、海纳百川，结合中国实际批判地汲取西方价值观念，是重构我国价值观的必经途径。
最后，新型价值观的重构要符合人类的整体利益，共同发展。每个人作为价值观的主体，有着特殊性。然而，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其价值规范不能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民族和国家的差异而忽视共性。人类社会有着共同的利益和理想，所以也必然存在着共同的价值观。马克思在晚期的人类学笔记中提出了世界历史的观点，他认为世界有一个逐渐从民族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人们会逐渐突破地域、种族、国家的限制成为世界公民。且不说这个结论能够得到证实，经济全球化已经让世界紧密相联，成为命运共同体，人类面临的危机和挑战已经是全球范围的。从现实来看，粮食危机、生态环境污染、局部战争、资源短缺等问题是需要我们共同面对的，各个国家需要一个统一的价值观作为交流、对话的前提，以此作为共识的标准加强合作、解决问题。我国作为一个在世界局势中有影响力的、负责任的大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案:“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平等相待，坚持创新、公平包容、协同联动，打造共赢的合作模式，公平公正的治理模式，平衡互惠的发展模式。”[10]这个方案也体现了中国当代的“平等、公平”的价值理念，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我国新型价值观一直在探索构建中，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到党的十八大概括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终于明确了我们当代的能够深入人心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了我们的民族精神，符合文化传统。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1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虽然仅用24个字得以概括，却凝结了我们几千年优秀的中华文化，集中体现了我们的文化自信。同时，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既借鉴了空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精神，又符合人类普遍的价值观念和根本利益。
智慧停车系统接入物联网平台系统主要有两种模式：⑴采用标准的通讯协议，比如OPC协议、Modbus RTU/TCP协议等，通过即插即用的方式读取子系统的变量，然后将数据进行映射到统一的监控画面中。⑵采用SDK或者ODBC等一些私有的通讯协议，这主要是指以子系统为主导开发出一套想对应地通讯驱动程序，当测试完成后根据内部变量进行映射到统一界面上。
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了当代中国的价值公约数，将重构中国现代的文明秩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结合我国特殊国情，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传承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全人类的优秀文明成果，开辟了人类共有价值的新领域，彰显了其世界意义。同时，我们还应该积极开展实践活动，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其具体化、日常化、生活化，融入生活的各个方面，让其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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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 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EB/OL].[2017-01-18].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n1/2017/0118/c1001-29030932.html.
[1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本固基的基础工程[N].重庆日报，2014-02-26(1).
国情国策研究郝菲菲.论中国价值观的历史变迁[J].知与行,2019,(1):55-61.
[收稿日期]2018-12-07
[作者简介]郝菲菲(1990-)，女，黑龙江伊春人，研究实习员，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9)01-0055-07
〔责任编辑：徐雪野 吴 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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