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亚国家间的边界问题是中亚国家间关系的难点和重要内容。这一问题既存在历史传统的影响，又打上了苏联时期行政划界的深刻烙印，在苏联解体、中亚各国独立之后，又成为各国民族国家建构中作为内部动员要素的彼此互不相让的内容，费尔干纳盆地区域尤其成为各国边界争议的关键区域。基于中亚国家间边界问题的历时性探究，分析这一现象背后所展现的内在逻辑，以及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亚各国在处理边界问题上的一些新进展，对中亚各国在国家建构与历史疆域认知方面呈现出的国家感与边疆性进行尝试性分析。
关键词：国家感；边疆性；中亚国家；划界
随着近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与国家结构的现代化，当代国家的一大特征就是存在明确的疆域及边界。在此背景下，边界问题成为一个国家与周边国家关系中的重要议题，这一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间关系的稳定和发展。而在这一过程中，边界本身成为塑造民族国家自身传统和认同的重要符号，也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反映了整个国家与外部的区隔性特征，进而形成各国自身边疆观的整体图景。理解边界及其相关联的边疆观念，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国家及其所在区域在特定时期的边疆特征[1]，而且能够进一步推进我们对于中国周边地区的深入理解和认知。
从现实政治而言，由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及塔吉克斯坦五国构成的中亚区域构成了当代世界政治版图的重要单元，也成为“冷战”结束之后中国西部出现的新地缘政治板块，这一区域不论对于欧亚大陆的稳定还是中国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中亚各国在各自国家认知和边疆态势方面所呈现的不同特质及其内部应对方式，从一个侧面展现出各国在自身国家结构及其边疆特征方面呈现出的区域特质和历史印迹。在当今域外和周边研究的“边疆”转向中，认识和理解中亚及其内部各国边界问题生成的整体背景、历史演进及相关解决逻辑，将为我们对于中亚整体性认知的构筑提供更为全面的视角。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涉及的中亚国家边界问题，仅指中亚各国之间的边界问题，不包括中亚国家与域外邻国(如俄罗斯、中国)的边界问题。
一、中亚区域的生态与前近代特质
中亚有其自身的特质，这种特质鲜明地体现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其自身的孤立性和联系性并存，“中亚在人类历史上起了两种独特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矛盾的作用。一方面，由于中亚大部分地区干旱以及缺乏交通上自然凭借(中亚多数大河都向北流入北冰洋)的结果，中亚的主要作用是隔离开了其周围的中国、印度、伊朗、俄国等文明。但是从另一方面讲，中亚的古代商路，也为中亚周围的诸文明提供了一条细弱的，但又绵绵不绝的联系渠道。正是依靠这些渠道，中亚周围诸文明在各自得到一些贵重商品之外，还得到了一些对方的有限的知识”[2](7)。这一判断，为我们奠定了理解中亚历史与当代地缘关系的重要基础。
Neutrophil-lymphocyte ratio was derived from a standard white cell differential and in keeping with previous studies, an NLR of ≥ 4 and albumin ＜ 35 were used as cut off levels indicating an activated SIR.
在此基础上，理解和认知这一区域本身在近代以来的变迁，将为我们提供认识这一区域当下和未来的基础及可能。正如美国学者苏塞克(Soucek)所言：“因其处于‘中央’位置，中亚地区过去曾是横贯东西的‘丝绸之路’国际贸易网络的中心。现代黎明时分发现的大西洋欧洲和东方诸国之间的海路航线，将这一地区地处欧亚大陆中心的优势转化为身处逆境的内陆地区。随着冷战的谢幕，我们听到更多的是关于一个解放的中亚恢复其往昔的战略和经济重要性的传闻，往往与‘丝绸之路’和重新发现这一地区地处‘中央’的优势有关。现在，在第三个千年到来之际，难以接近海运的不利条件看来再次困扰着地处内陆的中亚，其中心位置可能成为一个包袱而非一项资产。一种强有力的补偿应当是一项改进的强化措施，那就是大力发展中亚与其近邻，即俄罗斯、中国、印度次大陆、伊朗的贸易和其他关系。”[3](278)
根据洱海流域各树种的年净生长量计算的乔木林(纯林和混交林)年碳储量144339 t，其年碳储量价值为1181.80万元。
但在现实层面，由于同处费尔干纳核心区，且经济形态较为接近，乌兹别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之间的边界问题较为突出，双方长期以来对位于费尔干纳地区的边界争端一直影响着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一些边界上的突发事件甚至直接导致两国关系恶化。从1998年下半年起，乌兹别克斯坦开始加强对边境的控制，严格限制人员和物资的跨境流动。最引人注目的是，乌兹别克斯坦开始沿着山谷边界的大片区域，在两米高的带刺铁丝网周围筑起围墙，并在其他地方开矿。这导致吉尔吉斯斯坦国内普遍指责乌兹别克斯坦实际上是在隔离数万公顷的吉尔吉斯斯坦土地。与此同时，两国之间关于自然资源分配的争论也愈演愈烈。吉尔吉斯斯坦的天然气供应依赖乌兹别克斯坦，在冬季的数月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经常关闭天然气供应。由于相对贫困的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无力支付天然气账单，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对此甚为不满。在吉尔吉斯斯坦，许多人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因为乌兹别克斯坦并没有在财政上帮助维护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水坝和水库，而这些水坝和水库主要是为费尔干纳河谷的乌兹别克斯坦棉花核心产区提供水源。因此，两国的边界争端在1999年和2000年成为影响双边关系的关键因素。当时的一些评论者将其描述为一场“低烈度的边境战争”[10]。十多年之后，两国间的这一问题依然不时发酵。例如，2016年3月18日，乌兹别克斯坦向吉尔吉斯斯坦提出，准备向双方争议地区派遣施工队进行维修作业，但随即遭到吉尔吉斯斯坦方面的拒绝。随后，约40名乌兹别克斯坦士兵在装甲车的护卫下，分批进入两国存在争议的阿拉布卡地区，并在当地采取限制性措施，禁止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入境。吉尔吉斯斯坦方面随即做出回应，同样在这一地区进行兵力部署，并在三处边境检查站对乌兹别克斯坦公民采取限制措施，要求乌兹别克斯坦方面将军事人员和物资撤出。乌方则表示，这一争议地区属于乌兹别克斯坦，没有理由从自己的国土上撤出。双方关系一度剑拔弩张，作为相对弱势的一方，时任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的阿坦巴耶夫甚至考虑取消前往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参加上合组织峰会的计划。2016年夏天，双方的边境危机曾一度再次升级。同样是在费尔干纳地区，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在2014年也曾在双方争议地区多次发生边境交火事件，在事件的僵持阶段，为扭转局势，塔吉克斯坦方面甚至还一度动用重武器，这次边境冲突最终导致数十人受伤，受此影响，两国边界完全关闭达数月之久，双方正常贸易和人员往来受到严重影响。
二、沙皇俄国的中亚扩张及其边疆治理
1.2 访谈法 基于本研究的需要，邀请业界相关专家中学者对本研究的选题内容、研究方式与方法等作出评价，并提出建设性意见；邀请专家对2016年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运动员在技术运用方面进行点评，并分析其技术发展特点。
从历时性角度而言，中亚被纳入俄国的实践既是俄国最终成为一支欧—亚力量的关键，同时也是俄国构筑边疆理念的一个重要阶段。因为对俄国来说，俄国自身独特的“边疆性”正是在其与东部族群的对抗中逐渐形成的，而且在其自我叙述中，俄国本身也成为整个欧洲抵御外部威胁的屏障[5]。正如捷连季耶夫所指出的，从17世纪开始，俄国逐渐成为欧洲的“守卫者”，它“在战胜了一个敌人之后，就得马上对付另一个敌人：打败金帐汗国之后，马上就要制服喀山，制服喀山之后，又得去制服巴什基尔人，等等；战事不绝，好像这就是俄国今后的使命。各汗国一个接一个地窜向俄国边境，可以说是在敲打欧洲的大门，但严峻的守卫者毫不客气地撵走了这些不速之客。……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都必须修筑许多新的工事以遏制被他们所占领的地区，于是就出现了一条新防线。这在旧时称作‘界线’。……俄罗斯就是采用这种不断往前伸展的一条条防线，向东推进，劳而无功地去企求安宁。在她还没有遇见一个能尊重条约、开化到不靠劫掠为生，而且强大到足以禁止属下匪帮对我国边境进行强盗式侵袭的民族以前，她是得不到这种安宁的。由各个草原和各野蛮汗国所促成的，而我们不得已予以采纳的这个计划……只能决定构筑要塞来遏阻他们”[6](13～15)。随着俄国版图的东向拓展，欧洲文明的这道“屏障”变得越发深厚。到了叶卡捷琳娜在位期间，俄国进一步向中亚方向推进，“设置一系列类似当时帝国内部已建立的机构，把半野蛮的臣民拴在共同的国家制度上，深入亚洲草原，开辟一条通向进步和文明的道路”[6](86)。在这种思想认知之下，俄国本身向中亚的扩张过程，同时也是中亚内部“流动性”被渐次消除的过程，中亚也在“文明开化”理念引导下被纳入整个帝国的内部治理当中。
行文至此，忽然想起另一种“出国人员”：那些被追逃的“红通人员”，那些将贪腐赃款存入外国银行，偷偷将妻儿安置国外的贪官污吏。他们的“出国”目的可不是为了区区几块银元，他们的“初心”极其肮脏而不可见诸天日。对比百年前埋骨异乡的中国劳工，这些人显得何等猥琐，他们带给中国人的又何止是耻辱！
从历史进程看，俄国逐渐征服哈萨克草原的过程，是从哈萨克诸汗政权渐次被镇压开始的，中玉兹、小玉兹和大玉兹分别在1822年、1824年和1848年被征服。“沙皇统治在哈萨克草原的确立，是一个缓慢而审慎的过程。彼得堡政府并没有给予哈萨克人以臣民的地位，他们还仍然保持着‘外侨’(inorodtsy，allogénes)的身份。”[2](265)随着俄国在19世纪后半叶逐步吞并中亚地区，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局在中亚北部设立草原总督区，驻地为鄂木斯克，在南部绿洲设立突厥斯坦总督区，驻地为塔什干，从而确立起“北部草原+南部绿洲”的中亚治理格局。从周边生态和政治态势而言，这一治理格局尽管在组织方式上呈现多种形式，但其内在基础始终是中亚生计群体在气候、土地、水资源方面形成的分布格局，其南—北结构始终未变。从总体上说，一直到20世纪初期，即便是在俄国彻底控制这一区域之后，当时的行政治理格局基本上依然保持了这种状态，这种状态符合当时以农牧业为主的区域经济格局及其相关的人口与群体分布态势[7]。长期以来，在这种中亚的“南—北结构”中，主体位于费尔干纳的南部区域在经济、人口、历史文化等方面占据优势。
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间的间隙，中亚社会内部的主体性意识逐渐高涨，作为苏俄国内战争的后果之一，苏维埃政府在当地渐次掌握权力，并在之后苏联的整体政治实践和治理框架中形成新的“平等”话语，进而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转变了长期以来“南—北结构”中以南部为中心的历史图景，以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为中心的北部草原区域逐渐成为当代中亚新的“南—北结构”中的北部中心，并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了中亚内部国家叙述历史和理解边界的方式。
截至2017年，塔吉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之间尚有250多公里未勘定边界，在关于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归属问题上存在深层次矛盾；塔吉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之间则存在60多处争议地区；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尚有近1/5的边境地区未得到明确划分，尤其以奥什州的归属最为关键；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的边界问题则基本解决。除此之外，中亚各国之间，尤其是在费尔干纳盆地地区，还存在着更为棘手的飞地问题。目前，乌兹别克斯坦有4块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飞地(索赫、卡拉恰、莎希马尔丹、庄贾尔)；塔吉克斯坦有两块位于吉尔吉斯斯坦的飞地(沃鲁赫、西凯拉哈奇)；塔吉克斯坦在乌兹别克斯坦则有一块飞地(萨万)；吉尔吉斯斯坦在乌兹别克斯坦也有一块飞地(巴拉克)，是吉尔吉斯斯坦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飞地，实际归属于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州卡拉苏地区阿克—塔什村(Ak-Tash)，面积为230公顷，是中亚最大的飞地之一。总体来说，在这一地区，各国边疆治理中的复杂局面依然存在。
近代的中亚处于一个巨大的世界力量转变周期中，像奥斯曼这样的传统陆上帝国逐渐衰落，欧洲力量正在占据新的主导地位。作为欧洲力量的一分子，沙皇俄国(以下简称俄国)在中亚的扩张过程，不仅是其帝国结构在中亚的延伸，同时还是其边疆观念在中亚这一新的历史和生态空间中发展和立足的过程。
三、从“继承”的结构到“重塑”的国家
中亚各国当前的边界现状，是苏联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族和加盟共和国划界的结果。作为一种“继承”的结构，这一结果也使得既有的“北部草原+南部绿洲”的地域格局转变为苏联区域分类上独特的“哈萨克斯坦+中亚四国(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的加盟共和国格局。如果我们进行历时性观察，就会发现，早在1924年，当时的苏联政府就开始着手在原俄属中亚地区进行民族和加盟共和国划界，这种划界行为的意识形态色彩非常浓厚，并没有充分考虑当地的地理特点和既有的行政区划状况，也没有对当时部族群体的历史居住格局和文化特征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分类，而是基于政治治理和全联盟“一盘棋”的经济规划进行划界。在实际操作方面，这一地区原本自然形成的经济区域和民族传统聚居地域被新设立的中亚各加盟共和国边界所切割，这在形塑了当时中亚各加盟共和国并行结构的同时，也为当今中亚国家之间的边境争议和冲突埋下了隐患。例如，在1924年苏联对中亚民族和加盟共和国划界时，就将乌兹别克人聚居较多的锡尔河省卡扎林等几个县划给了后来的哈萨克斯坦，而曾经在1925年至1930年间隶属于哈萨克斯坦的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州在之后又被划给了乌兹别克斯坦。有学者认为，20世纪20～30年代，这些新共和国和地区之间的边界划分争端，是在当时新的政治背景下部族与族裔之间敌对行动的延续[8]。时至今日，这些历史遗留问题依然影响着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之间的国家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中亚国家之间存在的大量飞地现象，实际上也是当年苏联为了平衡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相关利益，在人口密集、自然条件优良的费尔干纳盆地进行人为划分所造成的后果。在苏联时期，这些边界线作为整体上的内部群体分类和经济分工框架的一部分，实际上是苏联内部行政管理、经济活动等的行政界线，但由于存在更高层级的协调，因此，在苏联统一空间内部并没有造成严重的问题。随着苏联解体和中亚各国的独立，苏联结构下的整体性协调不复存在，各国开始以各自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原本被遮盖的边界争议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继承了苏联时期划定的行政结构，继续维持现有边界，共同奉行不破坏边界的原则。这种在苏联政策中基于平等原则塑造的中亚国家并行结构，在苏联解体之后成为一种被“继承”的内容，并在随后各国的国家认同建设中成为某种基本共识。1993年8月，独立不久的中亚五国签署声明，进一步确认了维系各国间现有边界的既有原则。在此基础上，中亚各国都迫切希望短期内解决自身与周边各国的边界争议问题，从而实现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但由于这一问题的历史遗留性、多边性及其在中亚各国自身民族国家建设中所扮演的政治动员工具特征，因此，涉及具体的解决层面就显得困难重重。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基于中亚各国特殊的建国背景和相关传统，其公民认同感建立在民族和领土—文明的认同感基础之上，“与公民认同感相联系的民族性在中亚大的民族中都占优势，除了老的文明中心的居民之外，民族性作为公民自我意识的基础，在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中也占优势。老的中亚文明中心(乃是代表国家的核心)的居民，主要分布于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有费尔干纳谷地、布哈拉、撒马尔罕、塔吉克斯坦南部地区和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地区(如苏尔汉河州)，他们正形成类似非命名的中亚原住民族的公民自我意识，如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塔吉克人，在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乌兹别克人，他们是在中亚传统的领土—文明基础上形成的。因为这些领土的大部分是在乌兹别克斯坦，从总体上讲，该国的公民认同感是在古老的中亚国家体制强力影响下的产物，与该国邻国的居民在很多方面有明显的不同，形成了中亚新独立国家在边界冲突方面的潜在根源”[4](924)。
上述这种认同分野直接体现在费尔干纳盆地内部的中亚国家边界冲突方面。这一面积约为2.2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 000万的地区是历史上东西方交通要冲，水土丰美，人口稠密，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交界地区，作为苏联时期划界的结果，三国的边界线在这一区域彼此犬牙交错，形成了诸多飞地，由于这一地区当前生活的主要民族为乌孜别克族、吉尔吉斯族和塔吉克族，彼此在国家利益和群体认同方面存在诸多冲突。为了解决这些棘手的边界问题，早在2001年，吉尔吉斯斯坦就曾和乌兹别克斯坦进行谈判，希望通过领土交换的方式将一块名为“索赫”的飞地转给乌兹别克斯坦，以换取一块与自己国土相邻的区块，但被邻国吉尔吉斯斯坦以影响国家安全为由而否决。此外，作为连接吉尔吉斯斯坦与吉尔吉斯国内其他地区之间唯一通道的“沃鲁赫”飞地，吉尔吉斯斯坦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非常渴望能够获得领土主权，而实际控制这一地区的塔吉克斯坦则基于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需要，坚决不放弃这一地区。
四、边界问题近况与新进展
第二种是对Thread子类进行定义，也对run方式进行重写：clasMyThread extends Thread{public void run(){}}
历史上，除了费尔干纳盆地，中亚地区多为游牧民族的活动区域，当地民族群体的划分往往按照其居住地的海拔高度、自然地理区域和经济作物类型来进行，并不具有明确的地域界限[4](916)。北部的草原区域和南部以费尔干纳盆地为核心的绿洲区域有着各自的历史发展轨迹，北部区域由于缺乏足够的水源和人口，在近代之前都处于边缘和附属性的位置，因此，中亚“南—北结构”中的南部因素及其所在地域，不管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方面，都占有压倒性优势。理解这一整体结构，将有助于我们认识近代之前中亚历史的整体走向。
随着中亚各国逐渐意识到和平与稳定关系的重要性，各国在边界问题上逐渐开始寻求协商共赢的解决方案。2017年3月10～19日，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政府工作组在双方交界区域继续开展联合勘察，这次勘察活动为第17次联合行动，持续10天。在这一过程中，双方共同巡视了彼此间存在重大争议的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州、安集延州、纳曼干州，以及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州、巴特肯州、贾拉拉巴德州之间的12处区块，并进行了相关的实地测绘和探查工作。此外，双方还进行了4次工作磋商，最终签署了相关的成果性纪要文件[11]。5月25日，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热尼什·拉扎科夫宣布，随着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跨政府委员会开始有效工作，两国在现有1 379公里的争议地段，通过谈判协商的方式，已经对1 054公里的相关归属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在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现存的争议边境线970公里当中，同样有510公里的归属问题已经达成一致。同年7月16日，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工作访问，这是8年来两国间的首次政府高层间交往，旨在进一步破除双方关系中的历史性冰点，解决诸如边界划定等难题。9月5日，新任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同吉国时任总统阿塔姆巴耶夫就边界问题签署双边协议。至此，吉乌两国1 378公里的边界线中有超过80%的部分得以勘定，仍余217公里的边界线有待最终确定。
40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农药工业逐渐发展壮大，极大地推动了农药由弱势产业转向强势产业，促进了我国由农药大国转向农药强国的健康发展轨道。尤其是近20年来，中国农药工业突飞猛进，已形成包括原药生产、制剂加工、科研创新开发和原料中间体配套的较为完整的农用化学品工业体系，为保证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粮食安全和国家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
苏联解体之初，由于中亚各国忙于各自国家的机构设置和内部权力关系的调整，因此，苏联时代的边界在最初的几年当中依然延续着苏联时代的状态，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中亚各国纷纷在原先的苏联内部行政界线设立新的国家边界和海关哨所，形成新的国际边界格局，但总的来说，由于这些调整主要涉及国家机关和对外交往，对各国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较小[9]。
总体而言，2018年中亚国家的边界问题有所缓解。一方面，相关国家开始通过协商互换的方式寻求解决“飞地”等边界问题的方法，尤其是乌兹别克斯坦新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上台后，积极推进边界问题的解决。例如，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于2018年3月9日在首都杜尚别与来访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举行会谈，双方签署了关于塔乌两国部分边界地段的条约及塔乌两国关于睦邻友好的联合声明，为彻底解决两国间的边界问题提供了契机和可能。据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2018年8月14日，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边界委员会成员、吉尔吉斯斯坦政府驻奥什州第一副全权代表巴依什·尤苏波夫表示，吉乌两国已经就双方边界划定和划界完成相关例行谈判工作，作为解决方案，双方决定互换边境附近的土地。同年11月5日，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签署批准了关于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之间的边境协议[12]。另一方面，由于中亚各国间边界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因此依然存在爆发冲突的可能。例如，2018年2月8日，与吉尔吉斯斯坦长期存在领土争议的塔吉克斯坦突然单方面宣布，从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吉尔吉斯斯坦接壤的两处口岸，并封锁了附近的一座浮桥，禁止人员通行，同时，还决定向当地增派边防军人。据吉尔吉斯斯坦方面的消息称，塔吉克斯坦方面的这次行动，导火索是吉方在双方边界争议地区修建浮桥，而这一区域尚未进行明确的勘界。据悉，此次被塔吉克斯坦方面封锁的浮桥由吉尔吉斯斯坦巴特肯州地方政府主持修建，其主要目的在于缩短当地学生的上学路途[13]。2018年，塔吉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边界沿线有冲突事件爆发，而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之间也有边境冲突事件。这些事件的发生表明，边界问题依然是影响中亚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因素。
五、国家感与边疆性：中亚国家边界问题的未来走向
在苏联解体后的数十年间，中亚各国依然在努力构筑自身国家的历史和政治合法性，并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确立更为具体的民族国家认同基础，正是这种基础形塑了国家感的主要内涵。具体而言，这种国家感有助于中亚各国内部认同的凝聚和整体对外身份的生成，其生成过程既是建立在对苏联时代既有的疆域空间及其边界走向的认同基础之上的，同时又必须抛却苏联时代的加盟共和国历史叙述，建立起新的更具历史古老性和连续性的历史叙述框架。但在这一目标之下，各国自身所试图追寻的帝国荣耀及其历史记忆，与这些国家在苏联时期的划界情况始终存在着某种错位。在具体的边疆治理层面，中亚地区这些历史上的荣耀帝国与现实中的各国国家疆域无法形成一一衔接的关联，诸如帖木儿汗国这样的“独占的”与“切割的”国史叙述及其帝国想象无法在中亚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得到彻底贯彻。正是这种理想叙述与现实疆域之间的差异，形成了当今中亚各国的边疆性特征，即各国都无法彻底在现实层面真正塑造一个具有整体连贯历史与单一族类空间的国家空间，中亚各国间在边疆的历史和群体复杂性塑造着其显著的边疆性特质。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共享历史”和“交错历史”都将是中亚各国历史版图与现实疆域之间关系的基本态势。总之，这种国家感与边疆性，构成了我们理解和认识中亚国家划界问题生成和解决的两大关键词。
历史在行进，中亚国家的边界问题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将继续存在，并呈现出如下特征。
其一，中亚各国在苏联解体后获取新的认同感的过程与各国国家制度化建设相伴而行，由于各国认同空间与国家行政空间之间存在不重合之处，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依然还会导致各国在边界与领土方面的冲突，并在中亚各国历史叙述层面形成相互竞争的局面。但总体而言，这些冲突和竞争不足以摧毁当下中亚各国间的既有边界格局，也不会从总体上影响中亚地区的稳定。随着中亚各国认同空间和国家行政空间的逐步整合，以及未来新的跨国经济合作的展开，这些冲突的烈度和频度将会降低，最终会形成相对稳定、有序的中亚国家间的合作交往格局。
其二，由于费尔干纳地区既有作为农耕区的地理条件，又有历史上长期以来形成的文明中心城市(如撒马尔罕、布哈拉等)，因此，该地区将继续成为中亚各国尤其是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之间边界纠纷的重点区域。关于费尔干纳地区的文化遗产及其当代阐释的独占性和共享性问题，也将是摆在这一区域各国面前的一道难题[14]。此外，因为涉及具体的历史认同问题，中亚地区存在的飞地状况在短期内也无法迅速得到解决，还将继续存在。而随着各国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需求，水资源等问题作为费尔干纳周边各国边界问题的衍生性问题，也将日渐凸显。如何协调和处理这一问题，将考验中亚南部诸国政治决策层的智慧。
其三，“三股势力”的跨界传播及其他非传统安全等正逐渐成为导致中亚国家边界冲突的新因素，如何在保证本国国家安全的前提下不以邻为壑，从而从整体上保障中亚各国的安全和稳定，将成为考验中亚各国领导层政治智慧的关键所在。为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中亚整体性的安全空间及南部边界安全问题，有效防止“三股势力”对中亚南部边界安全的挑战，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内，加强与中国、俄罗斯等成员国的合作，将是中亚各国保障内部边界稳定和防止“三股势力”等跨界侵扰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 袁剑，刘玺鸿.“科学边疆”及其实践：19世纪后期英国围绕印度西北边疆的治理策略与影响[J].世界历史，2018(6).
[2] [英]加文·汉布里.中亚史纲要[M].吴玉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3] [美]苏塞克.内亚史[M].袁剑，程秀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4] 王尚达.中亚国家之间的边界问题[A].中国世界史研究论坛第五届学术年会组委会，编.中国世界史研究论坛第五届学术年会论文集[C].内部资料，2008.
[5] Joseph L.Wieczynski.The Frontier in Early Russian History[J].TheRussianReview，1972(2).
[6] [俄]M.A.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一卷[M].武汉大学外文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7] 袁剑.区域、文明，还是历史连续体？——中国的中亚叙述及其话语分类[J].西北民族研究，2019(1).
[8] Hirsch，F.Empire of Nations: Colonial Technologies and the Making of the Soviet Union 1917～1939[R].DepartmentofHistory，UniversityofPrinceton，1998.
[9] Nick Megoran.The Critical Geopolitics of the Uzbekistan-Kyrgyzstan Ferghana Valley Boundary Dispute，1999～2000[J].PoliticalGeography，2004(6).
[10] E.McGlinchey，Powerless in Kyrgyzstan[R].RFE/RL Newsline 13-07-2000，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Prague，2000.
[11] 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加快联合边界勘察进程[EB/OL].http://www.ite-china.com.cn/lian-he-bian-jie/.访问日期：2018-11-19.
[12] 哈总统批准哈土乌三国边界交界处协议和哈吉边境划分协议[EB/OL].http://www.siluxgc.com/kz/kzNews/20181106/15591.html.访问日期：2018-11-17.
[13] 高寒.塔吉边境事件再现中亚边界之怪象[N].文汇报，2018-02-09(8).
[14] 袁剑.中亚地区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现状及特质[J].文化遗产，2018(5).
TheNationhoodandIts’BorderlandCharacter:theBoundaryDemarcationamongtheCentralAsianCountriesandtheRelatedDiscourses
YUAN Jian
(Institute of Global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The boundary demarcation among th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ntral Asian countries,this issue has not only the influence of historical tradition,but also the deep imprint of administrative demarcation in the Soviet period.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as a factor of internal mobilization,the boundary demarcation became the key factor of the nation-state construction in this area,and the Fergana valley zone,in particular,become a key area of border dispute among th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This paper makes a diachronic study of the boundary issues among Central Asian countries,analyzes the internal logic behind the phenomenon,and shows some new progress in dealing with the boundary issues of th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in the recent period,and finally makes a necessary prospect for the boundary demarcation among th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then do some analysis on the “nationhood” and “frontier character” of th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on the nation-state construction and the cognition of historical territory.
Keywords:Nationhood;Borderland Character;Central Asian Countries;Boundary Demarcation
中图分类号：C95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627(2019)03-0011-07
收稿日期：2019-02-0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民族志研究及数据库建设”(17ZDA156)
作者简介：袁剑(1981-)，男，江苏苏州人，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边疆与中亚问题研究。
【责任编辑冯雪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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