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坛经》是佛学中国化、大众化最为成功的典型之一。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主张独立思考，启悟思维，而不死于句下，其顿悟之门，大众易于掌握运用；二是下人上智，上人失智，主张学佛，过程是众生平等，这对大众是一种思想解放；三是“求福”与“求功德”有本质不同，功德大小，并非布施钱财之谓也；四是强调学佛的当下现实性；五是方法灵活、矛盾辩证，说服力感染力强，故能给大众以强烈的思想震撼。
关键词：《六祖坛经》；佛学；中国化；大众化
印度佛学，在东汉明帝时传来中国，作为外来的宗教思想，经历了漫长的艰难发展，才逐渐被中国的传统文化所容纳、消化，并迅速发展壮大，从而儒、道、释三教并立，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三大支柱，说明了佛学中国化的成功与贡献。
心理学家马歇尔卢森堡将这种情绪化的沟通方式称为暴力沟通，而萨提亚把这样的沟通定义为指责型沟通模式，这种类型的人常常忽略他人的感受，习惯于攻击和批判。
本文为国内某扩建电解厂阳极泥从电解槽转移至阳极泥中间槽的过程设计了一套自动冲洗控制系统，通过自动化控制，可以有效地降低工人的数量和劳动强度，并能定时有效地清除电解循环系统中的阳极泥，并及时流转到阳极泥中贵金属的提取工段，此系统的使用可明显提高经济效益。
印度的佛家经典，原用梵文书写，中国士人及僧侣，能阅读梵典者少之又少，佛学要让中国人接受，首先要过翻译关。尊重原典的直译、硬译、死译，中国信众读不懂，不能理解，而以意译为主的讲解，又多误解原典而误入歧途，而有“谤经”之误，这是佛学中国化过程中的阵痛。六祖惠能之前的高僧大德如鸠摩罗什、慧远及唐初的玄奘法师，都积极探索，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但其译经的阅读对象，主要是中国的士大夫。中国士大夫能读、能理解佛典，是佛学中国化的一大进展。但能读能理解，并不等于接受思想指导。如果广大民众不能读懂、不能理解，那么中国佛学还只能说是贵族阶层或知识分子的精神粮食，而与广大民众不生关涉，其影响受到很大的局限。因此，佛学的中国化还必须进一步从士大夫知识分子走向民间大众，才能成为真正中国化的深入民心的新佛学。在这方面，《坛经》是典型，其现实作用与影响无可替代。
综上所述，IRS-2蛋白阳性表达与结直肠癌远处转移有关联，而关于IRS-2蛋白与结直肠癌预后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来证实。
《坛经·行由品》第一曰：“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4］20这对下层民众的学佛，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学佛并非是“上上人”——士大夫知识分子的专利，不识字或缺乏教育的“下下人”——人民大众，只要心诚即佛，一心向善，同样可以成佛。在学佛的道路上，卑贱者也有超越上层精神贵族的大智慧。众生平等，在学佛道路上，没有上下贵贱之分。只要悟解本心自性，都有到达彼岸成佛的可能。念佛不只在念经说空，夸夸其谈，而“必须心行”，即言行一致，想到做到，思想与实践合而为一，这才能成佛。所以六祖又说：“当知愚人、智人，佛性本无差别，只缘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4］38万物内在皆具佛性，何止是贵族、平民、君子、小人乎！所以六祖接着又补充说：“一切经书，因人说有，缘其人中，有愚有智，……愚人忽然悟解心开，即与智人无别。善知识，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若识自心见性，皆成佛道。”［4］53-54此所以六祖提倡“平等性智心无病”也。所谓“平等性智”，是佛学中的四智之一，谓如来观一切法，与众生皆平等，发大慈悲心，随其根机加以开导，众人一旦证入，即可成佛，佛与众生是平等的。把佛学从士大夫知识分子的专利，扩大到世俗界千家万户的百姓之中。
《坛经》对《庄》《老》及魏晋等玄学的“得意忘言”“得蹄忘筌”的“言外之意”的方法论，当然有所继承和发展。不过，比较而言，《坛经》继承初祖达摩的表述，更激进、更彻底，干脆来个“不立文字”的顿悟之法。惠能原不识字，这对读书治学来说，当然是劣势；但对他这个特殊的天才人物而言，却更显优势。因为他不受传统士人所受传统经学思维模式的拘缚，认为理论解读和思想接受，要有独创性，不要人云亦云地炒冷饭，这样才能给世俗大众予以思想引导。那干巴巴的说教、繁琐的经疏，对多数目不识丁的大众，又有何意味呢？他的“不立文字”之法，实际上是一种深思熟虑之后的独立思考，合乎王国维、陈寅恪诸学人所称的 “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一说法，不仅对佛学研讨，就是对于其他思想学术研究，也是一个有益的启悟。
（1）假设数据集的维数为d，SU={u1，u2，…，u2d}为没有邻近稠密网格的稀疏网格单元，计算各网格的重心点坐标 gi|i=1，2，…，2d；
在佛祖面前，人们不论高低贵贱，人人平等的观念，六祖一贯坚持，即在五祖弘忍面前，也是当仁不让。惠能初到黄梅见五祖，不过是一庙中下层劳作的杂役，但与五祖的对话却很生动，《坛经·行由品》第一曰：
一、不立文字，教外别传
又如晋宋之际的高僧大德慧远，在庐山东林寺建立了颇具规模的僧侣学校，他不仅讲佛学，同时讲儒学，如《丧服经》《诗经》等，《庄》《老》之学，世俗弟子中以雷次宗、宗炳及谢灵运等最为著名。他年轻时，讲解佛经佛理，因思想来自印度梵言，中国士人大多听不懂，于是慧远就改用世俗流行的《庄子》来格义，连类阐说，破惑释疑，《高僧传》称“远乃注《庄子》义为连类，于是惑者晓然”［2］，这是很具体很实在的佛学中国化进程。他在《与隐士刘遗民等书》中说：“每寻畴昔，游心世典，以为当年之华苑也。及见《老》《庄》，便悟名教是应变之虚谈耳。以今而观，则知沈冥之趣，岂得不以佛理为先？苟会之有宗，则百家同致。”［3］68
宋明理学又被称为宋明道学，是宋明时期中国社会最主要的思想。宋明理学从大的派系上说属于中国传统儒学，它产生自中唐的儒学士大夫对西来的佛学的拒斥。但是实际上宋明理学吸纳了大量的佛学的概念和思维方法。宋明理学很多主要代表人物的为学经历经常被形容为“出入佛老，归本六经”，即他们最终虽然都以儒家的六经为宗旨、为最终归宿，但他们都曾广泛涉猎过佛学书籍，甚至曾沉浸于佛学当中。因此从思想基础上来讲，宋明理学具有非常强的多样性和综合性。它不仅仅只有一个思想基础，除了秦汉的儒学之外，魏晋隋唐的佛学也是宋明理学的重要思想基础。
祖曰：“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惠能曰：“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4］7
二、下人上智，众生平等
惠能世称不识字，但实际他在佛学中国化、大众化的过程中，对前贤的探索是有所继承与发扬的，至少有其暗合的一面。如他那“不立文字”之说，与道家言为糟粕、得意忘言思想，实际遥相呼应。六祖之前东晋名僧支遁（道林）借用当时流行的玄学来讲解佛学，又用佛家般若学的“即色论”来讲解庄子的《逍遥游》。他见王羲之，“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1］121；刘孝标注引《支法师传》阐释说：“法师研《十地》，则知顿悟于七住；寻庄周，则辩圣人之逍遥。”［1］121当时注《庄》解《庄》，不出向（秀）郭（象）的自生、独化、适性为逍遥义。但支遁反驳适性逍遥之说，指出“夫（夏）桀、（盗）跖以残害为性，若适性为得者，彼亦逍遥矣”，认为“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常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1］120。也就是说，人类必须跳出人生苦海，而渡向彼岸自由世界，涅槃新生，才能真正逍遥。不跳出物欲横流的世俗世界，岂能成为“至人”“菩萨”？这就转而用道家思想《庄》《老》之学来讲解佛学了，因此推动了佛学中国化的进程。
六祖惠能早年贫苦，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他自称不识文字，不识字，在治学上，明显是劣势，但同时又是优势。正因他不识字，所以他听人读经解经，会抛弃那多如牛毛的我注六经式的繁琐经疏注释，他在默听时即急速转动脑筋，独立思考，一旦打开了智慧顿悟之门，立刻直抉心源自性之空明，他运用的大多是六经注我的方法，只要不违经典佛理，就可以用最通俗最生动的浅显明白的语言作譬喻，直接揭示佛学的本质真相，让不识字的广大民众，也能明白无误地接受佛理的影响。这比前贤高僧大德那艰深的学术言说，大大地深入到了中国广大民众心中。这对佛学中国化的进程，是伟大的推动，其贡献难以估量。
《坛经·般若品》第二曰：“若大乘人，……心开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不假文字。”［4］50《机缘品》第七曰：“尼乃执卷问字。师曰：‘字即不识，义即请问。’尼曰：‘字尚不识，焉能会义？’师曰：‘诸佛妙理，非关文字。’”［4］102此谓佛理不仅在文字语言的表述，更应在言语文字背后去解悟其思想本质，“吾今强言说，令汝舍邪见。汝勿随言解，许汝知少分。”［4］126此谓弟子听师言说讲解，应有独立思考，而不能死于句下，这样才能有所收获。故宗宝《坛经跋》中明白指出：“达摩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卢祖六叶正传，又安用是文字哉？余曰此经非文字也，达摩单传直指之指也。……今之禅宗，流布天下，皆本是指，而今而后，岂无因是指而明心见性者耶？”［4］204于此可见禅宗自达摩初祖不立文字，至六祖发扬光大，教外别传，禅宗广泛流传，不仅在士大夫，在庄严宝刹，更在广大民间的人民大众心中。
但是，为支遁、慧远诸先贤所推动的佛学中国化进程，主要影响还在士大夫知识分子阶层，其影响面较窄，也很有限，不够广阔深入。六祖惠能《坛经》，则明白无误地突破了这一局限，直接深入到了广大的下层世俗民间，而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因此，其佛学的世俗化、大众化，正是对前贤高僧所推动的佛学中国化的补充与发展。慧远所称“苟会之有宗，则百家同致”［3］68的思想理念，由六祖惠能的《坛经》真正推广到了下层民间而深得民心。
所谓“獦獠”，是指南方边陲的蛮夷之人。但惠能自尊自信，坚持自己与五祖弘忍一样，“佛性”并无差异，都有学佛成佛的权利和可能，惠能通过诚心向佛而成为世所公认的禅宗六祖，这就为自愿学佛而慈悲向善的劳苦大众，树立了一个成功的典型。就这样，《坛经》把佛学的中国化引向了更广阔更深入的大众化世俗欲界之中。惠能之名，据其弟子法海的《坛经跋》说：“惠者，以法惠施众生，能作佛事。”六祖出身于下层民间，了解民生疾苦，与人民大众自然心心相印，息息相通而打成一片，他认为老百姓学佛，就是一种思想的解放，引导平等众生成佛而脱离烦恼苦海，正是自己应有的责任。这又是他超越前贤的地方。
三、强调“成佛”与“求功德”的本质差异
在“上上人”的心目中，他们有钱有势，可以布施设斋，求得菩萨保佑，利于消灾弥难，求得福业。《坛经·疑问品》第三记载曰：“公曰：‘弟子闻达摩初化梁武帝，帝问云：‘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设斋，有何功德？’达摩言：‘实无功德。’弟子未达此理，愿和尚为说。’师曰：‘实无功德，勿疑先圣之言。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度僧，布施设斋，名为求福，不可将福便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师又曰：‘见性是功，平等是德。……内心谦下是功，外行于礼是德。……不离自性是功，应用无染是德。……若修功德之人，心即不轻，常行普敬。心常轻人，吾我不断，即自无功；自性虚妄不实，即自无德。……功德须自性内见，不是布施供养之所求也。是以福德与功德别。武帝不识真理，非我祖师有过。’”［4］64-65六祖说佛，并不引经据典地故作艰深，而是以明白浅显的语言，来说明世人认为高深莫测的大道理。功德不在钱多钱少，而在内心自性的诚意，一心向佛，慈悲为怀，度人苦难，钱多是功德，钱少的布施、甚或无钱布施，也可以是无量功德。梁武帝错把求个人之福，当作了我佛的无量功德，这实是谤佛而非向善。如果布施钱多则功德大，钱少则功德小，没钱则无功德，这样，求菩萨成佛而升往西方极乐净土，岂非为权贵所世袭垄断，这正是佛祖所痛恨的，六祖对梁武帝求福的批判，正是把学佛、成佛的权利，交还到广大民众的手里，化为人民大众学佛向善的自觉心愿。如此佛学，推动了佛学的中国化、大众化。
四、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
《坛经》强调明心见性，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但他同时又强调说佛不能离开空有名相，因为他的信众，大多属于世俗谛，而非菩萨谛，所以不能脱离现实来空讲佛法。《坛经·般若品》第二曰：“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菩提本自性，起心即是妄。……世人若修道，一切尽不妨。常自见己过，与道即相当。……若欲见真道，行正即是道。”［4］59-61修己向善，慈悲为怀，以普渡众生为念，离真道正道自然就不远了。这一说法具有强烈的当下现实性，使学佛大众的修炼有了明确的方向。惠能所称“道”，有借助儒道仁义、庄老道法自然理念的层面，但这只是“格义”，目的是为了证大众明白佛理而做归佛祖。
《坛经·疑问品》第三又有无相颂曰：“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苦口的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日用常行饶益，成道非由施钱。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目前。”［4］74这是借助传统儒家概念，来作佛理的阐释，具有强烈的改造当下世界的现实精神。佛理菩提，只在世间，而不能脱离现实来说空。人或说和尚出家背弃父母为不孝，六祖加以反驳，他年轻上黄梅拜五祖时，就是求得人舍施十两银子安排好母亲生活后才上路的。他何曾不孝养父母？佛祖之慈悲，即孔孟儒家仁义的扩大深化，“孝养父母”“上下相义”，同样具有很现实的意义。今日寺庙捐赠救灾，正是佛祖慈悲以普度众生的思想体现。因此，学佛不一定要在寺庙为僧，在家做居士过普通人的正常生活也可修道成佛。与以前法相宗、华严宗、天台宗相比较，六祖禅宗的学佛成佛之路更现实更宽广，学富五车，遍读梵典，可以成佛；但目不识丁的人民大众，只要自性之心向善，诚恳修炼，一样可以成佛。这就向大众敞开了学佛之门，因而更易于被大众所接受。后来禅宗佛学的迅速兴盛，正与其现实精神密切相关。
五、方法灵活，矛盾辩证
中国传统思维，《周易》的阴阳矛盾、正反相生之说，道家庄老的矛盾对待、祸福相因、有无互用、虚实相生之说，是古代朴素辩证法的萌芽。《坛经》的方法论，暗中与之相合而又加以发展，如其《咐嘱品》第十曰：“吾今教汝说法，……先须举三科法门，动用三十六对，出没即离两边，说一切法，莫离自性。……出语尽双，皆取对法。……无情五对：天与地对，日与月对，明与暗对，阴与阳对，水与火对，此是五对也。法相语言十二对：语与法对，有与无对，有色与无色对，有相与无相对，有漏与无漏对，色与空对，动与静对，清与浊对，凡与圣对，僧与俗对，老与少对，大与小对，此是十二对也。自性起用十九对：长与短对，邪与正对，痴与慧对，愚与智对，乱与定对，慈与毒对，戒与非对，直与曲对，实与虚对，险与平对，烦恼与菩提对，常与无常对，悲与害对，喜与嗔对，舍与悭对，进与退对，生与灭对，法身与色身对，化身与报身对，此是十九对也。师言此三十六对法，若解用，即道贯一切经法，出入即离两边……自性动用，共人言语，外于相离相，内于空离空。若全著相，即长邪见，若全执空，即长无明。”三科法门即阴、界、入也。阴是五阴，色受想行识是也。入是十二入，外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内六门眼耳鼻舌身意是也。界是十八界，包括六尘六门六识。“若有人问汝义，问有将无对，问无将有对，问凡以圣对，问圣以凡对，二道相因，生中道义。如一问一对，余问一依此作，即不失理也。”［4］172六祖具体举例说：“设有人问，何名为暗？答云：明是因，暗是缘，明没则暗，以明显暗，以暗显明，来去相因，成中道义。余问悉皆如此。”［4］172-173
在继承先秦儒道传统思想辩证法的基础上，六祖把佛家辩证逻辑之学加以变化，以极其简明扼要的生动例证，具体演说了矛盾对待与转化的辩证逻辑之法。六祖讲经之所以能深入人心而给人以思想震撼，从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量，方法论的简便快捷、直取心肝，亦是推动佛学中国化、大众化而成功登顶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2001﹒
［2］释慧皎﹒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4：212﹒
［3］华梵佛教研究所﹒慧远大师文集［M］.台北：原泉出版社，1986﹒
［4］丁福保.六祖坛经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A Typical Example of Sinicization of Buddhism：The Sixth Ancestor’s Altar Sutra and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JIANG F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The Sixth Ancestor’s Altar Sutra is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examples of sinic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Buddhism.It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first it has no writing,teaching outside the spread,advocating independent thinking,enlightenment thinking,not die in the sentence,the public easy to grasp and use the door of the Epiphany;second,the lower people are wise,while the upper men are unwise.We advocate learning Buddhism,and all beings are equal in the process,which is a kind of ideological liberation for the masses.third, “seeking happiness” and “seeking merit” are different in nature.Merit is not about giving money;fourth,it emphasizes the current reality of learning Buddhism;fifth,the method is flexible,contradictory and dialectical,persuasive and appealing,so it can give the public a strong ideological shock..
Key words:The Sixth Ancestor’s Altar Sutra;Buddhism;sinicization;popularization
中图分类号：B94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348（2019）10-0012-04
［收稿日期］2019-02-20
［作者简介］蒋凡（1939-），男，福建泉州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
（责任编辑：王焰安）
标签：佛学论文; 功德论文; 大众论文; 惠能论文; 思想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佛教论文; 佛教史论文; 《韶关学院学报》2019年第10期论文; 复旦大学中文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