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学，而蒲鲁东主义者、李嘉图主义者等社会主义者最终沦为空想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其未能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则因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虚假阐释，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真实的社会关系和内在矛盾，从而为社会主义成为科学开辟了现实道路。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
蒲鲁东主义者、李嘉图主义者等社会主义者未能使社会主义走向科学的重要原因，在于其未能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立场，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视为永恒的自然形式，从而最终沦为空想。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则因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虚假阐释，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真实的社会关系和内在矛盾，从而为社会主义成为科学开辟了现实道路。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关系的误读
首先，古典政治经济学将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社会关系混为一谈。在亚当·斯密看来，物物交换，互通有无，是人之天性，也是分工带来的必然结果。大卫·李嘉图也认为，商品之所有具有价值，是由于生产商品耗费了人类劳动时间。从而，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看来，使用价值（商品的自然属性）表现为价值（商品的社会属性）是一个再自然不过的过程。他们将商品经济视为一种“永恒的自然形式”，并将这种“永恒的自然形式”的社会关系投射到过去的社会历史形态中，即自然经济只不过是由于生产力及社会分工不发达而导致的落后的商品经济，二者只是范围和程度上的不同，并无本质区别。而一旦以商品交换原则为核心的发达的商品经济确立，历史便已终结。
而马克思则揭示了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背后的社会关系及劳动的社会组织形式绝不仅仅是范围和程度上的不同，而是有着质的区别。在自然经济形式下，劳动产品的生产是为了共同体成员使用的使用价值，若产品有了剩余，能交换更好，不能交换也没关系，因为生产的目的本身不是交换。劳动的社会性不以交换价值的方式实现。这是自然经济时期社会生产的过程及社会关系的根底所在。而商品经济社会是与自然经济社会存在全然不同的社会关系，在商品社会中，各种劳动产品是由相互独立的个人生产出来，并归个人私有，通过相互交换才转换为社会的东西的社会。正如希法亭指出的，“所谓商品，就是相互独立的生产者通过财货的中介，而表现他们的社会关系的东西。”①我们看到，马克思所揭示出的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社会生产过程和社会关系的被古典政治经济学所遮蔽了。
进而，古典政治经济学遮蔽了资本主义社会真实的社会关系。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揭示，商品经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社会统治地位的时期，则由简单商品经济发展为发达商品经济。而马克思指出，正是在后一时期，劳动产品才普遍的表现为商品，“商品表现为这种（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元素形式”。②古典政治经济学则以对商品价值的资产阶级解释遮蔽了商品价值背后特殊的、具有历史性的社会生产过程及社会关系的根底，价值被解释为因为耗费的人类现实的劳动量而内在于商品之中的，与交换无涉的东西。于是，价值这种只不过是人与人的关系在物上的表现，却被当作了物与物的关系，这便是马克思所揭示的商品拜物教。这也是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人们形成的日常意识。
而马克思的价值学说是破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及社会关系的奥秘的关键所在，而马克思价值学说的核心便是揭露商品拜物教这一虚假意识的本质。我们都熟悉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理论。这一理论被马克思指认为“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③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理解形成商品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转化为表现为价值的抽象劳动的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即“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形成商品价值。”④若是断章取义的这段话理解为具体劳动的抽象化是人类一般生理能量的耗费，则恰恰落入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陷阱，即与斯密和李嘉图用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关系投射到原始社会来得出物物交换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以货币为媒介的物物交换之间无本质区别相一致。因为，这种解释只会把抽象劳动及其表现——价值理解为一种超历史的范畴，不以任何时候形态为转移，与人类历史同在。然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节末尾就指出，并非一切劳动产品都是商品，自给自足的劳动产品就不是商品。⑤人类劳动产品只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才表现为价值，才是商品。
马克思的价值学说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关键，在于指出了，具体劳动的抽象化，是在整个社会每天都在进行的交换过程中实现的抽象。只有从一定的历史社会形态中，从大量的、重复亿万次的交换现象中的关系体系来看，才能理解这种抽象过程。⑥“生理学意义上的劳动概念，即缺乏商品生产中劳动的社会结构的特征的一切标志的劳动概念，不能得到关于作为劳动产品的必然的社会形势的价值的任何表象。”⑦从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以货币为中介的商品交换不是可有可无的活动。而是商品（作为对商品所有者的非使用价值）只有通过完成与货币的交换，其个体劳动的社会性才能得以实现，商品所有者才能得以生存。因而正如希法亭指认的，“货币其实就是通过物表现出来的社会关系。”⑧商品拜物教就是人们把本身是人类自身的关系，归结为物的关系错置。
⑦广松涉.《资本论》的哲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265-266.
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拜物教”立场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立场
而另外一些社会主义浪漫派，则主张用爱、同情心去去除资本主义弊病。而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社会主义者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关系的特殊性，而将之抽象化为一般的人与人关系去理解，也是拜物教思维方式。马克思指出，在截止目前为止的人类社会形态中，个人并不具有独立性，而是受社会关系的强制。在生产力落后的自然经济时期，人受“人与人依附”的社会关系强制。而在生产力发达了许多的资本主义发达商品经济时期，人并不是彻底的独立了，而是处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状态下。人受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关系的强制，只要处在这种社会关系之下，人就不得不遵从一些商品经济的规律。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他所研究的资本家，并不带有玫瑰色色彩，而只是资本这一经济范畴的肉体承载者。一个资本家可以是一个好爸爸，好丈夫，甚至是一个关爱工人，有爱心的人。但如果不遵从尽可能的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的资本增殖要求，这个人就会在竞争中丧失其社会地位，被资本抛弃，另选其他能够使资本不断增殖的代理人。正因如此，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具有了独立性和个性，而人不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这是马克思进行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伦理着重点。因而，那些社会主义浪漫派诉诸于抽象人性，将人视为脱离了社会关系的独立存在，就像马克思曾经批判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将社会中的人视为像鲁滨逊一样在孤岛上独立生存一样，是一种对现实的虚假构想。因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单纯谈论主体间关系，谈论爱、同情心等等都只是一种空谈。
仅以斯密和李嘉图的价值学说为例，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基于常识的“内在价值论”，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现实之间的矛盾。斯密和李嘉图都认为，价值内在于商品之中，货币只不过是为了交换便捷的指代商品固有价值的媒介和符号而已，并由此将前商品经济时期的物物交换与发达商品经济时期的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界定为只是程度上和范围上的区别，没有本质上的差异。然而，在李嘉图以此种价值学说为理论前提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仅仅出版两年后，大规模的经济危机爆发。而在经济危机中，没有人要被李嘉图指认为具有内在价值的商品，人们只要货币。由此可见，古典政治经济学大大的低估了货币的不可替代性，它绝不是什么可有可无的中介和符号。这意味着建立在商品经济日常意识基础上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探究的商品经济生产的社会过程及其社会关系的分析是“非科学”的。
通过以上步骤产生的空调系统，需要进行三种验证。第一，主要设备额定流量的匹配；第二，末端温度满足预设值；第三，动力设备压头达到要求。满足以上要求，可视为空调系统合理。
由此，我们看到，李嘉图派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未能清晰的辨析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二重性的同一，未能辨析出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改变，生产资料的资本属性就不会改变，这种属性本身就在不断的再生产出被剥削的无产阶级和无偿占有无产阶级劳动产品的资产阶级。只有变革了社会关系，变为生产资料共有的社会，例如共产主义社会，生产资料才会真正为生产者所用和服务。
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空想社会主义
3)运用有限元法对卷筒结构在整个工作循环中的疲劳寿命进行分析，计算得出其疲劳寿命为1.1×108次循环。同时研究了不同存活率下卷筒结构的疲劳寿命，并给出了不同负载对疲劳寿命估算的影响。
例如，在当时流行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中，蒲鲁东主义者提出了取消货币说。在他们看来，价值和价格不相等的症结就是货币的存在。因而只要取消货币，就可以消除价值和价格不相等的弊病。这里我们看到，蒲鲁东主义者本质上和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站在同一个立场上。它们都认为货币乃是一个没有实质作用的媒介和符号，只是代表了内在于商品中的价值而使物物交换更加便捷而已。这实质上是商品拜物教意识的一种变体——货币拜物教意识。他们未能自觉到货币之为货币，不在于其物质承载者的物理性质，而在于它是私有制条件下劳动实现社会化而必须通过的交换关系的表现而已。因而，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流通过程的调节，而在于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全社会的劳动按一定比例来分配，这一适用于一切人类社会形态的规律，在私有制条件下，在商品属于私人生产者的条件下，这一规律就表现为价值规律。也就是说，具有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表现为价值，劳动表现为二重性，这一商品生产尤其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特征，其存在的具体劳动向抽象劳动的转化和抽象，唯有通过交换活动的完成，通过劳动产品完成向作为交换价值的代表——货币才能实现。因而，要想取消货币，除非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因为，货币从来不是物，而只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表现而已。由此可见，蒲鲁东主义者意图在保留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前提下，在流通领域进行一些改良措施以破除资本主义的弊病是行不通的。
而从李嘉图出发的社会主义者，提出社会变革的关键在于如何管理和配置资本，使其为劳动者服务。他们（勃雷、格雷、汤普逊等）将资本与作为物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工具相等同，其实质是停留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拜物教立场，对资本进行了物象化理解。即将原本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误认为是其物质承载者本身所固有的属性。这种观点将资本与其物质承担者相等同，就会产生将物化的资本与人格化的劳动相对立的“超历史”的存在。将在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以资本的存在方式出现的生产资料与一般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资料相混淆。由此，一方面资本本身特有的规定性被上升为一般生产资料的规定性。另一方面，一般生产资料的规定性被直接等同为资本固有的规定性。由此，原本作为生产关系，作为一个运动过程的资本，现在却将只是被视为其整个运动过程的一个物质构成要素而存在。马克思指出，资本，不过是“表现生产条件所有者在生产中同活的劳动能力发生的特定的生产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物，就和价值表现为物的属性一样。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多处强调了这一问题，“正像经济学家们一方面犯了把资本的这些元素形式（=商品和货币）本身跟资本等同起来的错误一样，他们另一方面又犯了把资本的使用价值存在方式（=劳动资料）本身说成就是资本的错误。”李嘉图派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犯了同样的错误，其根本原因在于其未能清晰的辨别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具有的双重性，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作为通过有用劳动使使用价值构成新的使用价值的实际劳动过程，其中包含生产资料和劳动等生产要素，这种劳动过程适用于任何社会形态，与人类社会并存。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这一实际劳动过程同时又是资本增殖的过程。然而，恰恰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这两个过程的同一，即“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基础上，使用价值（资本在这种使用价值上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存在）和作为资本（资本是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生产资料即这些物的用途，是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的；这正像在这种生产方式内，对于局限于这种生产方式中的人来说，产品本身就被当作是商品一样。这一点构成了政治经济学拜物教的一个基础。”
我们可以看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面对的是同一些研究对象：商品、货币、资本等等。然而，关于商品，古典政治经济学从未明确区分过使用价值和价值，从未明确区分过商品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从而把商品生产等同于物的生产。关于货币，古典政治经济学从未明确探讨过这种贵金属的自然属性之外的东西，从而把货币仅仅视为代表商品内在价值的符号，只是使交换更便捷但并非不可取代的媒介。关于资本，古典政治经济学从未明确探讨过作为货币、生产资料这种物质承载者之外的东西，而把资本与其物质承载者相混同。然而马克思指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⑨马克思以商品、货币、资本为研究对象，是要探究作为这些物“以外”的东西。这种“以外”的规定性不是什么抽象的神秘的东西，而是社会的关系性。换句话说，如果仍然将其作为物或物的属性关系的表现，那就是拜物教。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是自然物的属性，而是社会的关系性。但以人与人之间直接的社会关系为研究对象是社会学而不是经济学。经济学所研究的，用马克思的话说，是“隐藏在物的外壳下的关系”，⑩用恩格斯的话说，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的外貌中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由于种种原因，古典政治经济学未能探究这种社会关系表现形式的特殊性，从其表象形式物与物的关系去构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视为一种永恒的自然形式。而马克思构建的揭示在物的外观掩盖下的真实的人与人的关系，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拜物教立场，构成了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这为马克思超越空想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成为科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0世纪20—30年代，著名乡村建设者晏阳初和梁漱溟分别从农村治病和农村自治的角度，提出了农村建设理论，并进行了相关的实践。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关系，并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表现为私人所有物之间的关系，这是使拜物教意识得以成为人们日常意识的社会历史根源。在人们的日常意识中，商品的价值无非是商品可以按一定比例与其他商品相交换的性质。人们意识不到商品价值本质是一种社会属性，是社会关系的表现。反而把价值归结于商品自身的性质，并由此去理解商品交换的可能性及其规律性。作为商品社会里的日常意识，这种商品拜物教乃至其各种形态，诸如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等，是理解经济现象以及处理日常经济事宜最为便捷，“正确”的方法。古典政治经济学正是基于这一立场，形成了进一步研究如何实现财富增长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然而，套用恩格斯的话，这种常识在日常生活中是有效的，极可受尊敬的，然而一旦到了广阔了研究领域，即要真实说明资本主义发达商品经济的内在规律，这一立场就不能站住脚，就会发生惊人的变故。
综上所述，资产阶级经济学在拜物教的意识下将人与人的关系遮蔽了起来，而在马克思之前的诸种社会主义流派未能超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拜物教立场，未能认清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诸种弊病的根本原因，试图在保留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前提下，进行一些流通领域的改良或是诉诸抽象人性，最终沦为了空想。而马克思诉诸于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观念范畴及其思想前提的批判，真实的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的根源，最终才能打破空想社会主义将资本主义设定为唯一可能的社会经济模式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真正探索出使社会主义走向科学的现实道路。
注 释：
①希法亭.论争·马克思经济学[M].法政大学出版局，1969，159-160.转引自广松涉.《资本论》的哲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251.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7.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5.
从上小学的时候，家里还是十一寸的黑白的电视机，每天晚上的六点到六点半钟，正好吃晚饭的时候，几乎是一天不落地听过单田芳的评书。那时若走在胡同里，从一家家窗户里传来的，胡同中人手里握的话匣子里，都是他的评书，此起彼伏。一个人开车时，赶上他的评书，我会把车停到安全的路边，直至听完再走，此情此景，尤以到晚上无事回家时最舒坦。他是第一位让我在没听完评书时，四处买了评书本子来阅读的人。如果是在茶馆听书，这样做似乎不好，但读了“墨刻儿”（指印刷）的册子，并不代表我不过去听，反而要听他的话佐料、“书外书”，听得更认真了。
④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0.
⑤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4.
在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科学社会主义之前，已存在种种社会主义思潮。这些社会主义者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正、不平等的现实，要求变革现实，以去除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弊病。然而，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由于未能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拜物教立场去构建其社会主义理论，将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视为一种自然形式，最终未能探索出使社会主义成为科学的现实路径。
⑥参见广松涉.《资本论》的哲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287.
图6a表明,当磨料流量为10mL/s时,能观察到线材表面有明显的大量黑色阴影,线材表面只有少量的氧化皮和锈层被除去,此时的去除量很少。当磨料流量为15mL/s时,图6b中的黑色阴影明显的减少,说明线材的表面去除效率增大。当磨料流量为20mL/s时,图6c中的黑色阴影几乎消失,此时线材表面的去除效果特别明显,能达到完全去除氧化皮和锈层的效果。当磨料流量为25mL/s时,从图6d中观察到阴影面积又增多,线材表面的去除面积较少。
项目实现了县有预警指挥中心，乡镇有自动监测站和预警发布平台，行政村有简易雨量站、手摇警报器、铜锣、有线广播等预警设施和自然灾害避灾场所的目标，进一步完善了山洪灾害群测群防体系。
⑧希法亭.金融资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22.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22.
首先要确保完善高速公路桥梁养护管理制度，并且要为公路桥梁的养护配置专门的专业型养护工程师，选择专业性强的、有责任感的人员从事桥梁养护维修工作。针对桥梁的维修养护制定专门的计划，采取检查和维修相结合的方法，并且要建立起完善的养护检查维修档案，明确记录高速公路桥梁的使用状况及发展状态和趋势等，然后根据其发展状态进行专门的维修保养。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3.
1.2.2 ELISA检测血清IL-22水平 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IL-22水平，Human IL-22 ELISA检测试剂盒为美国BioLegend公司产品，操作步骤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检测仪器为芬兰MK3-酶标仪。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47-4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48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41.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7508（2019）07-0001-04
基金项目：本研究为2017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三大批判’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研究”的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7 YJC710073。负责人：孙慧
收稿日期：2018-03-25
作者简介：孙慧（1986-），女，吉林敦化，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科学社会主义。
标签：马克思论文; 政治经济学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商品论文; 拜物教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列宁主义论文; 毛泽东思想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9年第7期论文; 2017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三大批判’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研究”的成果之一; 项目编号:17YJC710073论文; 吉林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