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作为一种政治话语，“塔西佗陷阱”的提出有其内在逻辑和现实背景，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前提就是政府公信力存在着大量不和谐因素，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民众对政府的认同。在梳理“塔西佗陷阱”这一概念如何进入政治话语体系的基础上，对跨越这一陷阱的诸多要素进行了SWOT分析。强化以民生建设为重点的社会治理、增强社会治理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深化服务型政府建设、重建网络信任以及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是跨越“塔西佗陷阱”，塑造新时代政治认同的有效途径。
关 键 词：塔西佗陷阱 群众路线 政治认同 SWOT
一、 引 言
政府公信力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方面，对于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及民众之间的和谐互动，进而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依法治国，坚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政府公信力不断提升。然而，“塔西佗陷阱”一词近来却频繁被提及，用来描述政府遭遇的公信力危机。作为一种政治话语，“塔西佗陷阱”的提出和热议有其内在逻辑和现实背景。一方面，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转变，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和更高的发展阶段。同时意味着人民对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对政府公信力的期望也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则是各地的基层实践中，政府公信力的确还存在着大量的不和谐因素，时而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如“长生疫苗案”)对政府公信力产生了极大影响。“塔西佗陷阱”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着独特的发生机制。本文在梳理这一概念如何进入当代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跨越“塔西佗陷阱”的各类要素的作用，提出了增强新时代政治认同的应对措施。
二、 “塔西佗陷阱”溯源及结构性因素
1. “塔西佗陷阱”溯源
日常语境中，“塔西佗陷阱”意味着公民对政府公信力的质疑。实际上，“塔西佗陷阱”作为一个被引申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关于外界对于皇帝反应的一句名言：“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塔西佗，1985)。英国哲学家培根在此基础上将其进一步引申为“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举措和坏的举措同样地触怒人民”(培根，2001)。其后，随着公共事件的政府应对实践，“塔西佗陷阱”逐步进入学者研究视野与当代政治实践。“7.23”温州动车事故以后，学界对“塔西佗陷阱”的关注和研究不断深入，逐步由自媒体时代的舆论推动、谣言传播、政府公信力建设扩展到政治生态建设和国家治理(杨妍，2012；靳浩辉，2017)。
2014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到了“塔西佗陷阱”，他指出，“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这就是‘塔西佗陷阱’”(习近平，2015)。习总书记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背景下提出了“塔西佗陷阱”的警示，这也意味着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在一些地方发生了局部失调，脱离群众的现象以及为人民服务宗旨意识淡薄使得政府公信力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对此，习总书记一方面强调“我们当然没有走到那一步(指掉入‘塔西佗陷阱’)”，另一方面也警告全党“但存在的问题也不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威及党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习近平，2015)。2017年11月，新任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同志在江苏省发改委调研时指出，要加强对如何跳出“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这三大陷阱的研究思考，积极化解发展起来后可能会先行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娄勤俭，2017)。先发地区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跨越“塔西佗陷阱”是必然要面对的历史性课题。从中央到地方，从群众路线实践活动到先行地区开启现代化新征程，“塔西佗陷阱”逐步进入了政治话语体系。
2. “塔西佗陷阱”的本质是政治认同的弱化
“塔西佗陷阱”作为一种政治话语，与政府公信力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本质上讲，“塔西佗陷阱”是由于政府公信力的下降而导致的公民对政府政治信任或政治认同的弱化。政治认同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归属感和情感。这种归属感和情感保障了社会群体的正常有序交往与合作。良好的政治认同有利于实现个体利益诉求与制度的有效性的统一，从而树立政治体系的权威性。李普塞特认为，政治认同支撑着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李普赛特，1997)，而这种合法性则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哈贝马斯，1989)。按照从抽象到具体的顺序，政治认同大致可以分为以下类型，一是对包括国家基本制度、政党制度在内的国家政治体系的认同；二是对政治信仰和基本政治伦理的认同；三是对各项政策和法律规范的认同；四是对具体政府行政作为的认同。这其中，有利益认同，有制度认同，也有价值认同。需要指出的是，可塑性是政治认同的典型特征，也就是说政治认同会随着群体或个体对政治体系的认知状况而改变，最终达成一种动态的平衡。这也使得跨越“塔西佗陷阱”成为可能。
3. “塔西佗陷阱”的结构性因素
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斯梅尔塞提出了分析群体性事件的“价值累加理论”(Value-added theory)框架。他认为，所有的群体行为都是由以下六个因素相互作用产生的，即结构性诱因、结构性紧张、一般性信念、集体行动的触发因素、参加者的行动动员和社会控制能力(赵鼎新，2006)。沿着这一思路，“塔西佗陷阱”的出现也是一系列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首要因素是政府的治理实践，主要体现在政府的决策是否尊重客观规律，决策过程是否透明、公开，尊重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以及政府行政过程是否能不越位、不出位、不滥用职权。其次是公民利益主体的分化。文化素质和教育水平的差异使得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对政府产生政治信任和政治认同的程度也不尽相同。再次则是信息的传递过程。信息传播渠道的堵塞、不畅或屏蔽，会引发公众更多的猜疑，信息的不对称和人的从众性，容易加深社会的情绪化。而及时高效的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则可以促进有效的风险沟通和民主的风险决策。这三大结构性因素中，政府若有效治理不足，则无法取得公众的信任与认同，公民利益主体的分化也使得政治认同的标准和维度更加多元化，而信息的传递过程会进一步调适政府和民众的关系。
三、 跨越“塔西佗陷阱”诸要素的SWOT分析
当前，“塔西佗陷阱”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学科也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问世。然而，有学者就指出，“这一词语并不是西方政治学的固有理论，但反过来又被西方学者运用，谈论所谓‘塔西佗陷阱’现象，在舆论上造成混乱，渲染出一种公权力已经缺乏信赖和认可的负面氛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更不应随意引用或引申这类可能存在误导的理论或概念，来简单对应分析和描述我们国家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更不能把它当作必然的政治学规律”(李海青，2017)。事实上，政府公信力是否会落入“塔西佗陷阱”也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政府的治理实践、信息传递和媒体引导能力、利益主体分化等。跨越“塔西佗陷阱”，需要我们运用系统性思维来进行诸要素的SWOT分析。
1.优势(strengths)
(2) 贫富分化对阶层结构的负面影响。贫富分化集中体现了社会阶层结构，也是影响社会阶层关系的核心维度，主要通过社会成员的主观感受来体现。当前，社会成员对贫富分化的感受较为强烈，客观上增加了调整阶层关系的难度。对于低收入阶层而言，贫富分化体现在多方面，除了住房、收入等物质生活的贫穷，还有社会认同、社会地位等主观因素的相对不平等。对于主观认同为底层群体而言，这种相对“剥夺感”会加速形成他们的共识和阶层归属。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容易造成社会不满情绪的蔓延，使得阶层关系失衡，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和老陈说话，让人感觉累。小声了，老陈就把一只手合拢在耳朵边，叫我大声点，说他耳朵沉，听不见。老陈耳朵沉，他说话声音大，那么大年纪的人，说话底气却如此足，震得人耳朵嗡嗡响。
随着气候条件和耕种方法的不断变化，主要病虫害开始逐渐替代过去的次要病虫害。同时，在种植过程中，大部分农户不能全面清晰地认知和区分各种病虫害，导致一方面控制力明显不足，另一方面防治方法相对落后，对病虫害的防治措施和效果不理想，从而影响小麦产量。
(3)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制有序运转。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对于激发社会活力、实现社会的稳定有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治理这一用以保持社会发展各部分之间的协调和稳定的动态平衡机制，是党领导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在一次次实践中探索和总结出来的。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着力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体现了党对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关系认识的升华。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八大更加突出“法制保障”在社会管理体制中的重要作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着力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健全公共安全体系，进而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社会治理制度建构的人民主体性、制度运行的有效性、制度规范的法治性，是社会治理制度自信的基础和源泉。伴随着这一建构过程，中国共产党赋予社会治理制度以社会主义本质属性，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
2.劣势(weaknesses)
(1) 新媒体对传统话语的解构。新媒体是一柄双刃剑，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威胁。网络终端的使用已经大为普及，技术的弱化导致传统的话语权体系正在解构。随着新媒体时代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垄断的情况不复存在，这使得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首先，新媒体日益成为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改变了媒体格局。在新媒体平台上，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信息发布者，受众有较大的自主选择权，从而突破了传统新闻场域的信息垄断和资讯控制。其次，新媒体通过构建新的公共社会功能，突破了政治与经济场域对传统媒体的制约，改变了舆论生态。新媒体的筛选机制扮演着重要的“信息门卫”角色。这使得人们已不再像以前那般信任政府或新闻机构，而是对个人社交圈表现出了更多的信任。
在“轻食”概念席卷人们的生活之时，韩琳将自己的首次创业放在了一家“轻食”餐厅上。在筹备自己的轻食餐厅之前，韩琳做了详尽的调查：近几年，轻食这股浪潮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逐渐扎根，并有向二三线城市蔓延的趋势，成为餐饮界正当红的一个细分品类。2018年6月份，在济南威廉百货三楼，韩琳的轻食餐厅“香蕉打卡”正式营业了。
以法治思维做好新常态下信访工作，不以信访作为行政越位错位的总兜底。当前正式救济路径的不畅和行政信访自身角色定位不当引发的信访越位、错位，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对此，要明确信访工作的定位，畅通涉法涉诉事项的法律化解渠道，切实树立正确的法治舆论导向，维护正常信访秩序。坚持不妥协、不纵容，依法处置那些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群访集访。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唯物史观。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了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上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新高度。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充分尊重民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致力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居民收入，强化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政府担当，有效调动了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 社会利益矛盾冲突凸显。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主要是在三个变革背景下进行的。一是在所有制结构调整的背景下，计划经济时代以工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会阶层结构中逐步分化出中介组织从业人员、非公企业管理技术人员、自由职业者等新的社会阶层；二是产业结构调整背景下，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加入产业工人队伍，形成农民工阶层和新型业态中的工人群体；三是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以及农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涌现，职业农民群体开始出现。身份的快速改变、就业结构的重构以及新型居住区与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使得地域范围内的社会阶层结构被快速解构，社会阶层急剧分化。当前，改革已经从释放被束缚的生产力进入利益调整时期，社会分化为若干个不同的阶层与利益群体。改革的受益者越来越凸现出资本化、权力化的色彩，资本所有者、具有审批权力的官员、企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越来越成为受益者；而改革初期得到一些利益的群体承担的改革代价增多(宋林飞，2011)。群体利益分化不断扩大，利益矛盾突出。
3.机会(opportunities)
(1) 新媒体和大数据的结合使得社会治理更为精准化。新媒体时代，随着移动社会化媒体的广泛应用、物联网的广泛覆盖，同时，大数据处理能力和云计算技术的日益成熟，人们对于海量数据的处理能力越来越强。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的结合越来越广泛和紧密，政治、社会、文化等多种资源和信息都呈现出海量数据，大数据凸显出信息时代的基础作用。十八大以来，各地在搭建社会治理基础信息平台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一方面，各地通过全要素网格化治理等方式，加大了信息的采集力度，有效整合了人口信息、居住信息、就业登记信息和房屋出租信息等基础性信息，为研判网络舆情、劳资关系信息、突发事件提供了依据。另一方面，自媒体时代，社会成员信息发布渠道多样化，也越来越便捷，这其中也蕴含着巨量的治理资源和信息。地方政府在实际决策过程中，充分运用大数据系统，加大了对这类海量“微数据”和“微事件”的挖掘和提炼，以小见大，见微知著，有效提升了社会治理的信息化、科学化和精准化水平。
(2) 全能政府的隐退与社会组织的迅猛发展。对于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社会结构，有学者提出“总体性社会”的概念，主要有两个特征：其一，国家垄断着绝大部分的稀缺资源和结构性的社会活动空间；其二，社会各个部分以政治为中心高度关联。全能政府将公共权力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弊端，越来越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促使着全能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以及“全能政治社会”向“后全能体制”的过渡。随着社会资源的分化和政治中心的转移，这种结构正在变化，主要表现为国家与社会逐步分离，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手段从行政转向市场(孙立平，1998)。有学者对全能政府隐退后的格局作了精辟概括，有限的多元化并逐步形成非政治领域的自主社会空间，意识形态领域仍是党的组织整合和凝聚的基础、还保留着社会主义的基本符号体系，继承了全能体制下执政党的国家动员力量、仍具有强制性的巨大资源(萧功秦，1998)。
全能政府逐步隐退的同时，社会组织成为社会治理主体社会化的关键一环和重要载体。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社会化是现代社会治理的一个显著特征，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协调与平衡是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在社会治理实践中，社会组织主管部门一方面改革了登记审查制度，重点培育并优先发展行业协会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赋予这些社会组织承担政府转移的部分职能。另一方面，逐步扩大放开公共服务市场，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服务等机制，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有效降低行政成本的同时，也提升了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这些改革为社会组织的快速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近年来，一些枢纽型社会组织得到了快速发展，承担着服务社会、整合互动、监督自律、传达利益诉求等社会职能，成为参与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新生力量。
对政治体系的高度认同是保持政治稳定的重要基石。在这一前提下，着力改善其它薄弱环节是当务之急。从全面小康到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不断增强各层次的政治认同，不仅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共识，而且也影响着民族复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凝心聚力。跨越“塔西佗陷阱”，塑造新时代的政治认同，可以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4.威胁(threats)
(1) 公民对基层政府的公信力认同度不高。有研究表明，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呈现差序化格局，即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高，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低，且随着政府级别的增高，对政府的信任也随之增高(耿静，2013)。基层政府是将中央各项政策方针细化落实到“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执行者，提供着各类基本公共服务，与人民群众接触面最广，也最为频繁。当前，基层成为各种利益关系的交汇点和社会矛盾的集聚点，而某些政府部门和领导却没有及时回应人民群众的痛点和合法利益诉求，个别领导干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较为严重，政府部门不依法行政的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公民对政府的政治认同。此外，部分地区黑恶势力猖獗，与基层政府理不清的“庇护”关系使得人民群众不相信用常规的、法律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是求助于黑恶势力。基层政府的不作为或乱作为，解构了政治认同的神圣性。
(2) 新媒体导致社会结构的变革。长期以来，社会群体围绕着业缘、地缘等形成了集群和互动模式，随着新媒体的出现以及应运而生的互联网互动方式开始高度嵌入人们的生活与工作，基于共同利益、价值观的社群将取代基于业缘、地缘的社群，逐步成为更为普遍的形式传统。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与传统差序格局或团体格局迥然不同的、内部非等级化、弱中心化的社会结构形态——以圈群为基础的“趣缘格局”。新社会结构的开放性、去中心化性通过对社群成员价值观的重塑，改变着原有的行为选择与行为方式。例如，在社会参与方面，不同背景的个体借助新媒体平台，会“共谋”形成情绪化的“集体行动”。网络平台上不同知识结构、生活背景的人群固化会产生网络“意见领袖”。社会转型期，网络“意见领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民意的代言人，在重大公共事件中某些事实和观点的“偏差”，会加剧社会对抗性情绪，增加舆情处置的难度。
(2) 公民对国家政治体系的高度认同。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净化政治生态，在反腐败斗争上取得了压倒性态势。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民生改善取得的巨大成就，现代化建设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目标，使得国家制度和体系更加完善，有效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极大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基本政治制度的拥护和党执政能力的认同。公民对国家政治体系高度认同，主要体现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等一系列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已深入人心。
四、 跨越“塔西佗陷阱”，塑造新时代的政治认同
五是，引入“中国梦”宣传教育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在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各种西方文化相继涌入，对大学生的思想价值观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导致大学生不能理性看待身边事物，严重影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工作。而在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中引入“中国梦”宣传教育刚好可以解决此问题，帮助大学生更加深刻理解“中国梦”，让大学生可以从社会发展规律的层面来看待任何问题，并理解“中国梦”的规律以及意义等，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从而为中国富强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强化以民生建设为重点的社会治理
人民群众对政府是否认同和满意，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这其中，是否为人民谋福利或者说利益认同是首要因素。利益认同是各阶层政治认同的逻辑起点，也是促进他们政治认同的基本前提。这就需要强化以民生建设为重点的社会治理，构建利益“同心圆”。民生建设的根本目标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核心是“人的全面发展”。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聚民力。一方面，要建设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导向的民生财政体制，加大对教育、就业创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服务等领域的投入，另一方面，要高度关注并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应强烈的社会痛点，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变化。人民群众关注的利益问题，是各社会阶层参与社会治理的内在动力。人民当家作主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看得见的，体现于各阶层在政治参与实践中有民生利益诉求的渠道，使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在社会治理中既“够得上”、“挨得着”，也“参与得上”。牢牢抓住了这个切入点，才能提高各主体全方位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
2.依法治理，增强社会治理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解决维稳依赖，从维稳转型为治理。衡量社会治理制度的优劣，在于制度本身能否容纳矛盾并用制度化的方式化解矛盾。在新形势下，政府应直面矛盾，并用制度化渠道解决民众的“怨恨”，而不应用维稳来压制民众的利益诉求。
线上：丰富资源+师生互动+学生自测。借助“MOOC+SPOC”资源，改革传统的课程教学模式，提高计算机基础课程的吸引力和教学效果。为了实验教学，我校已建立网络教学平台（http://jszx.ysu.edu.cn/moodle/）。该平台是一个集教案与教学资料发布、作业提交、交流、考试测验等功能为一体的优秀教学平台，并能实现监控网络学习和学习效果。同时建立了按照知识点录制的微课视频、任务驱动等实验项目，学生可以利用这些资源进行自学，以补充课内学时的不足。通过这个平台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实现计算思维能力的培养。
3.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在厘清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基础上实现政府管理重心的转移，淡化其经济功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经济调整和公共服务上，强化市场监管职能。简而言之，全能主义的政府要向市场和社会还权。
综上所述，生活化数学教学方式可以有效帮助孩子们习得数学基础知识，将那些抽象难懂的知识内容变得更加具体化，帮助同学更好地理解，是小学数学教学方法当中不错的选择，此也是新课背景下对于小学语数学教学的新要求。生活化教学对于同学们的以后发展都存在着深远的影响，进一步可以达到同学们全面发展这一目标。
政府要从“强管控”向“强服务”为核心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借助有效政策组合工具，通过委托服务、承包、采购等多种形式，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进一步加大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力度，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和质量。此外，要科学界定政府各部门在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中的职责，建立与此相应的责任机制、考核机制和奖惩机制，实现部门间的合理分工与整体协作。通过“激发活力”“补齐短板”“完善职能”提高政府社会治理能力。
在发酵过程中，辅料可以吸附一定水分，贮存部分空气且能为微生物生长提供必要的营养物质。辅料一般采用麸皮、豆粕、统糠等，因为此类物质不仅含有碳水化合物，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蛋白质等，所以辅料的种类与食醋的风味直接相关。
4.善用网络，重建信任
完善虚拟网络社会治理。网络虚拟社会是现实社会空间的扩展，互联网意味着“开放、平等、协作、分享”，各种观点和思潮在网络上交流交融。但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要积极应对“网络暴民”和“舆论极端化”的负面影响。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治理体系，在尊重互联网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推进互联网生态治理。对于网络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在坚持政治底线的前提下，寻求“最大公约数”。充分发挥新媒体代表人士在净化网络空间、弘扬主旋律等方面的正能量。构建良好秩序，依法保障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
提高政府对社会风险网络传播的引导能力。当前，微信、微博等网络媒体在社会风险源逐步外显化形成社会风险事件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危机应对中，信息占有的不对称性会导致谣言的传播加速，主流媒体的沉默、政府的遮掩会引发民众对政府的抵抗情绪，削弱政府部门的公信力。政府部门要强化网络舆论引导能力和舆情应对素养，增强主流媒体、政务微博的覆盖力度和知晓率，及时、真实地回应突发事件等社会热点，遏制谣言的产生和传播。
5.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增强主流媒体的公信力
全媒体时代的到来，深刻改变了舆论生态、媒体格局和传播方式。当前，社会自媒体利用其灵活高效优势创造了很多舆论热点，成为了很多年轻人获取资讯和信息的主渠道。主流舆论，是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和保障。要顺势而为，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主流媒体要主动回应社会关切、社会痛点，及时提供更多真实客观、观点鲜明的信息内容，牢牢掌握舆论场的主动权和主导权，增强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此外，要全面提升技术治网能力和水平，规范数据资源利用，防范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风险。
参考文献：
1. 塔西佗著：《历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2. 培根著：《培根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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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哈贝马斯著，张博树译：《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5. 赵鼎新著：《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6. 习近平著：《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7. 娄勤俭：《切实把十九大精神学深悟透 实现更高质量和水平的发展》，《新华日报》2017年11月21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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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孙立平等：《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
10. 萧功秦：《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态势与前景展望》，《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
11. 杨妍：《自媒体时代政府如何应对微博传播中的“塔西佗陷阱”》，《中国行政管理》2012年第5期。
12. 靳浩辉、唐宝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塔西佗陷阱”与“修昔底德陷阱”的双重超越——以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良性互动为视角》，《学术探索》2018年第3期。
13. 宋林飞：《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14. 耿静：《政治信任的差序化：基层治理中的“塔西佗陷阱”及其矫治》，《理论导刊》2013年第12期。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82(2019)03-0011-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群体事件中的社会认同模式变迁及应对策略研究”(编号：12CSH042)；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第一批重点学科(社会学)建设成果。
作者简介：岳少华，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现代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南京 210004)。
[责任编辑：李 慧]
标签：社会论文; 政府论文; 政治论文; 陷阱论文; 公信力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国家理论论文; 国家行政管理论文; 《现代经济探讨》2019年第3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群体事件中的社会认同模式变迁及应对策略研究”(编号:12CSH042)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第一批重点学科(社会学)建设成果论文;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现代化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