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五四时期，民族生存危机衍生出文化转型危机，仁人志士选择并走向了马克思主义，展开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思想对话。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品质与中国文化的优秀成果，表征出基本价值取向上的一致性，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现实可能。当前，基于文化时间与空间相互交织的复杂性，厘清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文化支撑，把握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实践要求，实现传统文化的“双创”式发展，阐扬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内涵性，是培育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构筑民族振兴中国梦的核心要义。
关键词：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现代化
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回溯五四时期中西文化对话与民族文化历史，关联着正确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抉择问题。当前，处于 “三期叠加”的社会转型阶段，探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文化条件支撑，总结五四时期文化与社会变革的内在逻辑关联，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及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姿态，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现实基础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中华民族的现实生存状态相关联，这一时期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现实基础。二十世纪初期，面对着政治变革与文化转型的现实需要，基于内在超越性的共同文化意向，仁人志士坚定地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抉择，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创举。
（一）中华民族的现实生存状态
长期以来，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与闭关自守的国家政策，共同构成了传统农业经济社会的物质基础。近代在西方积极开展工业革命的同时，相比于资本主义的机械化大生产，中国不仅在技术水平上落后于西方，在政治制度与文化形态层面同样缺乏时代性与先进性，闭门造车的发展模式使得中国国力逐渐衰微。国弱则文化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伊始，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出于资本扩张的内在需求，而强制性将中华民族卷入世界化的历史进程中，在根本上摧毁了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同时击垮了中华民族 “天朝大国”的优越心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社会结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产业工人阶级队伍由此诞生并不断得到扩充。人民群众生活于水深火热的双重压迫之中，对外承受着帝国主义的暴力侵略，对内忍受着封建势力的压榨剥削，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正是在被动适应全球化与工业化的现实境遇中，仁人志士清醒地认识到了自身的不足与落后，致力于探索新的中国社会发展道路。革命战场由西方逐渐转移至东方，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展开了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与辛亥革命等，但是由于缺乏科学革命理论指导与文化价值体系建设，这些救亡图存的革命实践运动最后均告以失败。
（二）民族危机衍生出文化危机
民族危机衍生出了文化转型的现实需要。二十世纪初期，在充分认识西方文明的基础上，知识分子日益不满于 “落后腐朽”的传统文化，认为传统文化已然不能适应于其所面临的时代课题，试图全面舍弃 “过时的”传统文化，先后走上了学习西方文明以挽救民族危机的道路，由此逐渐拉开了五四运动的序幕。中西文化交流冲破了封建思想桎梏。以变革、求新为文化价值取向，青年知识分子试图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救亡图存运动，逐步开展对传统文化的大规模批判，急切地期盼着一种能够有效关照现实的理论阐释与思想指导。然而一战期间，资本主义的侵略本质与制度弊端暴露无遗，这与素来爱好和平的中华民族本意相背离，随之而来的巴黎和会更是加深了国民对于西方列强的抵触情绪，引发知识分子对于社会道路的再思考。与此同时，落后的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俄国对华宣言的发表与帝国主义的掠夺行径形成鲜明对比，相似的国情为中国人民带来了前行的希望，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属性与实践价值，无疑增强了中国人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同与信心。作为 “改造世界”的实践性理论，马克思主义倡导构建 “共产主义”理想社会，是超越于西方 “个人本位”的文化价值体系，尤其是以暴力革命取得解放的革命手段，符合青年知识分子变革社会现状的强烈需求，他们期望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彻底改变落后挨打的现实境遇。
（三）内在超越性的共同文化意向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不仅立足于当时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同时也与中华民族的文化意向相关联。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在形成发展时期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与五四时期中华民族的现实生存境遇，具有本质上的相似性，二者都具有内在超越性的文化意向，这是两种文化得以融会贯通的重要原因。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西方优秀文明成果，立足于从事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现实个人，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固有矛盾，提出人类社会过渡到更高形态的历史必然性，在本质上超越于西方追寻世界 “本原”的形而上学思维。毋庸置疑，人的现实生命存在及其活动，从根本上决定了文化意向的相容性。马克思晚年非常关注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驳斥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恶劣行径与不当行为，写下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农民起义和太平天国革命》等著作，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在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首先实现，而部分国家甚至存在着直接跨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可能。马克思对于东方落后民族的热烈关怀，以及关于社会形态更替的理论阐述，科学地回答了未来社会发展道路问题，指明了中华民族向何处去的关键问题，为存亡之际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曙光，由此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走向。毫无疑问，基本价值取向上的一致性，增强了国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归属意识。
二、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价值契合
马克思主义脱胎于西方文化语境，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于五千年文明史，虽然在民族传统、地域限制、风俗习惯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但是二者在人生道德哲学方面存在着内在的价值契合之处，具体表征为世界观与方法论、社会理想愿景与人民主体地位的相似性。
（一）世界观与方法论的价值共通性
当前，遵循文化时间与空间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要求。这要求我们处理好两对主要关系，在时间维度上，合理把握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协调文化传承与变革的内在机制，实现传统文化的 “双创”式发展；在空间维度上，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文化共在性，整合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性与文化内涵性，构筑中西异质文化和谐共生的世界文化格局。
像李英这样能以基准利率贷款的民营企业还算“幸运儿”。“虽然近段时间银行贷款利率稍微稳定下来了，但前阵子一直在涨。”另一省份某医药公司董事长刘成贵说，他们公司主要通过银行贷款进行融资，“以前企业效益好，找银行贷款多少还给点优惠，今年可能是整个社会资金吃紧，各家贷款银行利率普遍上浮了5到10个百分点。”
（二）社会理想愿景的内在契合性
在人民主体地位层面，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与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具有一定的情感相容性。儒家学说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始终推崇“以民为本” “安民富民乐民”，认为百姓是维护国家社稷安稳的核心力量，君主应当自觉维系人民的切身利益，中国历史上多次开仓放粮以赈济百姓，正所谓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传统文化所蕴含的道德伦理思想精华，是值得后人肯定与赞扬的。诚然，儒家文化高扬了人民百姓的重要地位，但是其立论基础仍在于维护封建统治，强调的是君主对于民众的应然态度，试图通过 “敬天爱民”将民众更好地束缚于此，以谋求封建社会的稳定有序与长治久安。马克思从群众史观的战略高度出发，强调事物的根本在于人本身，他将 “剧中人”与 “剧作者”的双重身份复归于人，始终站在广大无产者的政治立场上，号召人民群众积极投身于实践活动，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构造平等、和谐、自由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旧世界的同时，揭示出无产阶级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以维护苦难民众的切身利益为价值取向，进一步消解了国民对于外来文化的排斥与抗拒心理，有效缓解了文化解构与文化建构之间的矛盾冲突，这种情感上的相容性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稳固的理论生长点，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与思想语境。
（三）人民主体地位的情感相容性
在社会理想愿景层面，马克思主义追求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与传统文化推行的 “天下大同”价值诉求，具备一定的内在契合性。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推行着 “家天下”的治理模式，即以血缘为联结纽带的家国一体化，如嫡长子继承制与诸侯分封制，高度重视家族与国家的集体利益，期望实现集体的大同社会。正所谓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传统的 “大同”追求实质上是小农生产基础上的平均主义，内蕴着共同体的最初雏形，表征出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奠定了知识分子认同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心理基础。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在根本上超脱于西方传统 “个人本位”的思维方式，强调从社会整体性高度把握人的根本问题，在马克思看来， “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1]。通过将劳动人民的集体利益置于首要的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着力于改造现存世界、构筑共产主义社会，以实现全人类的现实解放与共同幸福。五四时期，仁人志士对于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产生了强烈的共情，而马克思所提倡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则为构筑中华传统文化的 “大同”理想境界，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现实方向与实践路径，增强了国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心理认同。
Studies on tourism development planning of traditional village---A case of Xisanduhe village in Laixi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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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学评析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关系
如前所述，价值取向的契合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韵味，但是二者仍以表面上的相似性遮蔽了本质上的差异性，任何蓄意掩盖二者之间的差异性，而过度地强调其中的相似性，都是不可取的文化态度。基于此，立足于五四时期的特殊时间节点，只有科学评析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双向互构关系，才能真正理解二者结合的现实可能。
（一）传统文化限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语境
二是自觉吸收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品格。传统文化不仅仅是对以往思想文化的传承，更是适应时代要求而不断自我更新的活力体。中国传统文化素来尊崇儒家的 “仁”，拥有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开阔胸怀，历史上印度佛教、西域文明等外来文化的传入表明，中华文化作为动态发展的有机体，并不局限于僵化的地域界限与民族差异，始终能够积极吸收其他优秀文明成果，而葆有源远流长的生命活力与博大精深的理论品质，这也是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唯一流传至今的重要原因。当前，实现传统文化的 “双创”式发展，应当自觉吸收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品格，丰富中华文化的时代性与内涵性，重塑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要通过丰富传统文化的现代性价值取向，打破文化发展的时间性与空间性悖论，摒弃历史虚无论与传统断裂论的文化意识，积极吸收同时代西方文明的先进成果，在实践中不断调整更新自身文化体系，强化传统文化的功能性价值与现实性特质，增强中华文化的精神生产力，发挥文化的教化与教育功能，承担起中华文明继往开来的时代使命，以昂扬的生命活力铸造民族振兴的中国梦。
40年前，我国磷肥产量只有103万吨P2O5，其中高浓度磷复肥只占1.7%，销售收入2.19亿元，与发达国家的磷复肥工业相比，差距巨大。经过几十年的卧薪尝胆，我国磷复肥工业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16年，我国磷肥产量达到1662万吨P2O5，其中高浓度磷复肥产量达到1544万吨P2O5，占磷肥产量的93%；2017年，全国磷肥总产量达到1640.7万吨P2O5。其中，高浓度磷肥产量1535.4万吨P2O5，行业主营收入达4792.7亿元，实现利润180.4亿元。磷复肥生产量、消耗量、出口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
以 “自由”概念为例，传统文化 “自由”底蕴的缺失，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解读。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受封建 “三纲五常”影响，认为君臣、父子、夫妻存在着理所应当的主从关系， “家国同构”的治理方式将个人束缚于家庭等级制，强调个人的社会责任与道德义务，使得国民形成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限制了个人自由性的发挥。中国历史上曾有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他们所要求的 “自由”仅仅体现在耕地、衣食、财产等方面的均平化，而忽视了个人自由个性的发挥。相应地，在五四运动中，尽管青年知识分子高举 “自由”旗帜，但是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仍然是小农社会主义的历史演变，并没有将目光转至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民众的生活境遇，因而难以过渡到更高的社会形态发展阶段。毋庸置疑，这与马克思所倡导的 “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要求我们厘清二者的本质区别，完整解读马克思主义的意义语境，及时还原其本真面貌。
（二）马克思主义提供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马克思主义内蕴的历史性与逻辑性，消解了五四时期传统文化的生存危机。五四时期，多数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持简单否定的批判态度，原因之一在于当时革命斗争的直接需要，面对着千年未有之变局，仁人志士为挽救民族生存危机，不得不极力反对封建统治者尊崇的传统文化，尤其是猛烈抨击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然而这不仅全盘否定了民族文化母体，同时导致了中西文化的二元对立论。对此，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世界性的历史意义，原因在于批判地融合改造了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包括资产阶级时代的文明成就。遵循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辩证思维方式，马克思提出了辩证的否定观，即要从暂时性方面理解现存事物存在的合理性。在肯定资产阶级创造出巨大生产力的同时，马克思揭示出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本性与剥削实质，阐明无产阶级要在批判继承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能使个性得到自由充分发展的人类家园。在这个意义上，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出发，立足于扬弃的理论基点，为仁人志士认识到传统文化的积极意向，提供了重要的启发价值。
不难发现，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并非原封不动的被人民大众所接受，而是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历程，涉及的是东西方文化的接触、碰撞与融合，二者存在着双向互构的创造性融合，对此，我们既不能忽视二者的契合性，也不能混淆二者的差异性。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对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 “传统文化现代化”，不能将其简单理解为一蹴而就的一体化，而必须随着时代变化与实践发展，秉承着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有机统一，推进二者的动态式互构式发展。为此，重拾五四时期被过度贬低与舍弃的优秀传统文化，积极构筑独立自主的文化体系、捍卫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是应对西强我弱文化发展态势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内蕴的科学性与价值性，提供了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实践路径。基于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归结出资本主义特殊规律与人类社会一般规律，阐明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演变的必然发展趋势，提倡通过消灭各种形式的私有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图景，以实现无产阶级与全人类解放为价值关怀。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消解了传统文化的腐朽性与空想性，尤其是唯物史观对于生产力等经济要素的重视，以及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论述，提供了从根本上改变中华民族生存境遇的思路，勾画了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理想蓝图，不仅与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具有内在相通性，同时又从根本上超越于传统文化的封建性与落后性，提供了改变社会现状、解决中国问题的现实路径，即借助于以无产阶级为主力的阶级斗争，从根本上打破封建农业经济生产方式，改变原有的社会经济基础，从而消解政治与文化上层建筑难题，为传统文化转型提供了现实依托。
四、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要求
在世界观与方法论层面，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与传统文化的朴素唯物认识论，尤其是辩证逻辑思维，具有一定的价值共通性。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悠久的文化进程中，尊崇着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追求 “格物致知”以探究事物的本真之“道”，强调 “天人合一” “道法自然”。相关典籍有 《易经》 《老子》 《道德经》，代表人物如荀子、曾子、王充、王夫之等，诸如 “五行说”认为金、木、水、火、土元素相生相克，由此构成了一切宇宙自然现象的变化与更替；无独有偶， “阴阳学说”则将阴与阳作为对立统一的基本范畴，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此外，亦有 “物极必反” “否极泰来”，强调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即反向转化，由量的积累达至质的飞跃，云云。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唯物辩证法是从既成事物的运动形式中，尤其是在肯定与否定的有机统一中，从暂时性方面把握事物的根本属性。诚然，由于受制于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影响，传统文化始终未能实现质的飞跃，相比较而言，是尚且不具备成熟性的理论形态。但是传统文化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对于物质基础性与辩证认识论的重视，尤其是对于矛盾双方运动变化属性的认知，昭示着中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内在共通性，在这个意义上，后者重新唤醒了前者的生机与活力，使仁人志士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积极的思想共鸣。
（一）实现传统文化的 “双创”式发展
作为社会意识的基本表现形式，文化具有历史继承性，是一种既定的文化环境，任何现实的个人生命存在，都自觉接受着传统文化的哺育与滋养，并以此为自身文化生命的理论生长点。习总书记多次强调传统文化的重要地位，尤其是要实现传统文化的 “双创”式发展，注入时代内涵的创造性转化、拓展理论成果的创新性发展，是延续中华文化生命力的坚实支撑。
一是培育具有稳定性与超越性的张力思维。在文化哲学的意义上，文化为优化人的生活而存在，创制文化理想、修正文化现实，是文化张力思维的具体表征。正如卡西尔在 《人论》中指出， “在传统与改革、复制力与创造力之间存在着无休止的斗争。”[2]事实上，无论在五四运动时期，还是在21世纪的中国，中国文化的发展均面临着文化时间与文化空间相互交织的复杂性，不仅存在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同质性差异，同时存在着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异质性差异，因而培育稳定性与超越性的张力思维，是实现文化延续性与创新性的内在要求。基于此，我们所提倡的中华文化复兴，不是一味地沉湎于过去辉煌的文明成就，而是在承继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坚持 “破”中有 “立”，秉承着恰当的文化取舍态度。中华文明是一颗璀璨的东方明珠，拥有着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因此，既要肯定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理论贡献与独特魅力，摒弃全盘西化的错误思潮，又要顺应时代要求积极整合原有优秀成果与现实发展需求，破除复古主义的思想桎梏。贯彻稳定性与超越性的张力思维，基于文化的继承与延续，实现文化的变革与创新。
二十世纪初期，知识分子受制于自身文化底蕴与思维方式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限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语境。经典文本翻译的准确性与严谨性，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真含义，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德文为主，兼有俄文译本、英文译本、法文译本，以及日文译本等，20世纪初，仁人志士先后翻译了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开启了马克思主义被赋予中国语境的始端。然而由于文化沟通与意义表达的差异性问题，中文译本与德文原本之间并不具备完全的相似性。更重要的是，五四运动时期，青年知识分子引入马克思主义的直接目的在于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因而对其作出了相应地的价值选择与意义强调，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有机构成内容。并且不自觉地以传统话语阐释马克思主义，将中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附加于其上。虽然增进了国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亲切认知，但是由于受限于时代条件与理论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马克思主义的意义语境，混淆了原初含义与既有概念，肢解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与本真性。因而对于五四时期的“中国化”与 “原生态”马克思主义来说，任何持有简单等同论的看法都是错误的。
（二）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内涵性
深入探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关联，指向着在文化建设中如何安放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关键在于积极阐扬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内涵性，以巩固其主流意识形态地位。意识形态性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灵魂与行动指南，文化内涵性是世界民族的精神滋养与理论品格，二者辩证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是应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文化共在性的首要前提。
田志芳睁开眼，漫天尘雾里，车停在一排平顶矮房面前，说是一排，也就三五间。一个士兵麻利地把她的行李递了下去。喊她的是个年龄比她大几岁的女人，穿一身旧军装，不知从哪疾步跑来，脚后跟的尘土撵着她，像大雾里的一串云朵。田志芳听见她的话站起来，觉得全身骨头散了架，重心不稳打着趔趄，她想，自己才在腾云驾雾，身子飘啊飘，从最东头十万八千里飘到了最西头，这世上所有的路，这辈子所有的路，这一次全走尽了。
正确认知意识形态性与文化内涵性的内在联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在于，过度地强调其意识形态性，而部分地忽略了其文化内涵性，浓厚的意识形态性遮蔽了潜在的文化内涵性，导致政治属性与文化属性的比例失衡，这直接引发了人民群众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认知，似乎马克思主义仅仅适用于国家与政党的组织工作，而对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来说则是无关紧要的，甚至将其看作外在于中华民族的 “舶来之品”。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在中华民族的革命与建设时期，为抵制西方敌对势力对新中国的破坏，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致力于抵制国际范围内良莠不齐的社会思潮影响，因而更加侧重于维护其意识形态功能。特定的历史环境决定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强调，因而随着政权巩固与局势稳定，我们必须及时调整文化价值取向，在维护其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同时，着力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内涵性，使其取得广泛的社会共识与价值认同。
丰富与阐扬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内涵性。首先，在国内层面上，既要构筑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将其置于 “极端重要”的战略高度，巩固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规避苏联解体的意识形态陷阱；又要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内涵，将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华文化土壤，与中华优秀文明成果相衔接，增强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与大众化，彰显其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与科学性，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落到实处，使其 “飞入寻常百姓家”，摆脱长期遗留的 “官方色彩”与 “教条印象”，增强人民的思想共鸣与文化认同。其次，在国际层面上，构筑中西异质文化和谐共生的世界文化格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将在长期内共存，这要求我们把握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性建构的 “度”，既不能一味弱化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也不能过分夸大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属性，应当阐明其中蕴含的世界性文化价值，为全人类的和平与幸福作贡献。针对西方国家宣扬的“普世价值”，在中西文化博弈中，必须主动捍卫中华文化的独立性地位，阐扬中国道路、中国价值、中国精神，自觉尊重世界文化的和谐共生，实现超越意识形态的和而不同。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当孩子们在舒缓的乐曲声中进入新课的学习的时候，他们的心情是愉悦的，他们的注意力是集中的，他们的学习动力是由内而外的。比如我在教学《草原》这一课的时候，我先借助多媒体，播放《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在学生聆听音乐的过程中，利用课件展示辽阔无边的草原景象，让学生在歌声与图片的熏陶中，感受草原之美。再引导学生走进文本，结合视觉的体验来感悟文字给学生描绘的草原的景色。然后提问：老舍先生是怎样来给我们描绘美丽的大草原的呢？让学生在问题的引领下去感受文字的美，提高阅读的兴趣。这是我们阅读教学的目的之一——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并养成阅读的习惯。
厘清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逻辑联系，使其转变为人民大众的理论武器与物质力量，是重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不懈追求，也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现实需要。毋庸讳言，当前在全球化与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人类面临着许多共同难题，诸如自然环境破坏、贫富差距加大、物质利益裹挟、道德品质下滑，等等，消解现代人的生存困境，需要汇聚中华民族五千年与社会主义五百年的智慧结晶，积极汲取同时代西方文明的有益成果，实现三者的有机结合与综合创新，这是需要学界持续关注并拓展深化的时代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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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83（2019）03-0036-06
收稿日期：2019-03-12
作者简介：毕雪晗 （1996-），女，汉族，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201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责任编辑：李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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