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人民正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意气风发地建设新中国，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把战火引至中国边境。当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反击侵略者。我经历了那段严峻而又火红的岁月，还参与了洛阳地方抗美援朝分会的一些工作。忆当年，有些时日已经忘却，有些情景却记忆犹新。
第一次接待
1950年11月，农历小雪过后，有一天，中共洛阳市委宣传部部长李希泌到市图书馆街的民众教育馆内主持召开了一个小会，参加会议的有市总工会、洛阳铁路局、市工商联合会、市民众教育馆等单位的同志。民教馆参加会议的有宗树铮、任毅和我，树铮是当时民众教育馆的馆长，任毅是文艺股长，我是宣传股长。会上李希泌布置了一项任务：有一批自愿赴朝抗战人员途经洛阳，我们要组织个接待机构，集中在火车站办公，时间7天～10天。会上确定了几个人负责筹备工作，有市工商联的邓子万，铁路局的一位姓李的，民众教育馆的王彩舞、裴琪、黄中楼、任毅和我。铁路局负责在东车站的站台上搭起几个大席棚，以备接待人员、医务人员办公及堆放慰问品和烧茶水所用。那时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生活必需品分配采取的都是供给制，生活上再艰苦也不计较，只要有任务，就雷厉风行地去完成。两天后，临时工棚搭起来了，大家集中在此办公。那一年的冬天天气冷得特别早，小雪节令未到，就下了两场大雪。工棚里洗脸毛巾搭在绳子上，不一会儿就冻成冰硬一块。晚上多亏车站的负责同志让检车值班房给我们腾了一间房子，才得以安顿。
那时捐献的慰问物资多是工商联合会筹备的。工商联抽去的邓子万，人很干练，40多岁，工作效率很高。负责医疗工作的王彩舞是位老中医，他的子侄都是共产党员，很早就在八路军或新四军中工作，他的堂弟是洛阳著名的民主人士王飞艇。飞艇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过民众教育馆的馆长和洛阳县人民政府的副县长。彩舞当时担任市民众教育馆的卫生股长，负责管理全市的卫生防疫、中西医就业人员的登记管理、学习和思想改造。彩舞工作认真负责，待人和蔼可亲。他接受任务后，很快就调度医务人员组成医护小组，到车站值勤服务，我和任毅、裴琪、黄中楼等同志负责宣传广播工作，我们很快在站台上安装好扬声器和扩音设备。
提高护理人员针对危险事件的预估能力，在开展护理操作期间，需要预估各项风险事件，及早开展防护措施，减少危险的出现，从而使医患关系获得改善；医院需要按时开展护理培训工作，使护理人员可以掌握各项护理操作期间会产生的危险事件，保证护理人员具备预测风险以及预知风险的能力，当产生风险事件期间，需要施行有效的解决方案，尽量减少危险事件的出现几率[2] 。
第四天的凌晨5时，天刚蒙蒙亮，一列从西而来的货车隆隆开了过来，车门口挤满了壮实的年轻人，穿着黄色的棉军衣，有的还披着皮大衣。列车到站后，我们遵照上级指示，没有组织欢迎的队伍和敲锣打鼓，只是在扩音器里播放了《平汉路小唱》《王大妈要和平》等歌曲。列车在洛阳车站只是几分钟的正常停车，然后就匆匆东去。我们事先准备的慰问品他们一概不收，只有少数战士在站台上添添热水。就这样，我们完成了在车站迎送西北人民赴朝志愿军的任务。
接待志愿军归国代表团
其一，军委总政治部、抗美援朝总会1952年1月12日的指示：志愿军为扩大对祖国军民的宣传，并慰问其回国休养的伤病员，已组织归国代表团 170 人，本月 18 日即可抵京，与他们同来的尚有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 80人。代表团在京只留 10 天，即将分赴各大行政区进行宣传和慰问伤病员……他们分别到各大行政区后的接待工作，请立即和当地抗美援朝分会协商，共同组织招待委员会。他们分别到各区的人数约为 50 人，其生活标准为小灶两倍（吸烟、洗澡、理发在外）。到各地后，看旧戏及会餐一般不超过一次，但可组织文工团或放映队为之演出几次……他们到各地宣传时的招待费，请抗美援朝分会支付，我们已向总会说妥……还有，你们要通知各收容志愿军伤病员的军队和政府的医院早作迎接他们的准备，他们将分发一批伤病员慰劳费，每人 2 万元，到时也请你们帮助办理。
其二，军委总政治部、抗美援朝总会于1952年1月23日的补充通知，规定了招待的生活标准：（甲）代表团团员、随员、翻译和来往数日的家属，每人每日伙食按军队两个半小灶供给（较前电增加半个小灶）；（乙）会餐每 10 人为一桌，不超过 35 万元（酒饭在内）；（丙）每人每天中等烟一盒，茶 3 钱；每 7天洗澡一次，半月理发一次。通知中所说的军队的“小灶”，其标准费用是每人每天6600元。那时用的钱币与1955年发行的新人民币的比率为也就是1万元折合新人民币1元钱。招待志愿军归国代表，每人每天按军队的两个半“小灶”标准计，折合人民币1元6角5分钱。招待志愿军代表的高档宴会折合人民币才3元5角钱。尽管当时物价便宜，但与今日的世风相比还是极其简朴的。
在抗美援朝岁月中，志愿军代表归国访问是件大事，祖国人民十分关心朝鲜前线的子弟兵，志愿军指战员也热切地想把抗美前线的战斗情况向国内的父老乡亲尽情汇报。全国各地的抗美援朝分会出色地完成了此项接待工作。这和中央军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及各大区的抗美援朝分会认真细致的组织工作是分不开的。此刻我案头还有一张当时关于如何接待志愿军归国访问团的通知，摘要如下：
一张极其具体的通知
嵇炳前一行在洛阳停留了8天，作了5次报告，其中一次是在东北运动场的万人大会上，两次是广播讲话。他们在报告中讲述了中朝人民军队并肩战斗、机智杀敌的情况，鼓舞了全市人民的斗志。志愿军访问团在洛阳期间还举行了志愿军家属及军烈属座谈会，慰问了在洛阳疗养的志愿军伤病员。他们带来的战斗实况照片，还分别在市抗美援朝分会及西大街民众教育馆图书阅览室进行了展览。
（三）品种改良情况 武隆县在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黄牛品种改良，当时主要引进秦川牛、鲁西黄牛和西门塔尔牛用于改良本地川南山地黄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至今任然能够发现秦川牛改良本地黄牛的痕迹。2010年全县开始新一轮的黄牛品种改良工程，主要引进西门塔尔牛和安格斯牛的冷冻精液采用人工授精技术与本地黄牛杂交，在2011年改良本地黄牛1 300余头。
洛阳市曾两度接待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首次是1951年3月18日，嵇炳前、张玉甫、李伟英和张佛一行四人。4个人中以嵇炳前的职务高，据说是志愿军某部的宣传科长，张玉甫是个连长，其他两位都是志愿军战士，他们都立有战功。4个人的衣着都和朝鲜人民军的军服一样，全身军绿色，上装只有两个口袋，下身是马裤式的。军帽也是朝鲜人民军的式样，筒式，双层边，正前方左右各有两道外倾的斜线，前有帽檐儿。据说是为了便于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因而着装也和朝鲜人民军相同。
现代城市不仅人口、资产密度加大，而且结构复杂化，防洪的特点一般是防护范围较小，防洪标准高，与航运、城建及其他经济部门关系密切，防洪安全保障需求多样化。因此城市防洪需要利用城市河道综合治理技术，城市雨洪蓄滞、渗透等工程处理技术，城市堤防的建造技术，城市建筑耐水化的处理技术，城市各类生命线系统的防洪应急保护技术，城市发展与防洪减灾相结合的综合规划技术，城市防洪工程的除险加固技术，城市防洪工程体系的优化调度技术以及一些行政管理手段，尽可能消除或减少洪水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保障城市的安全。
嵇炳前是访问团的负责人，平时十分严肃，不爱说话，但作起报告来声音洪亮，十分感人。他们的到来轰动了洛阳城。当时，他们一下火车，即受到洛阳人民的热烈欢迎，欢迎的人群夹道列队从车站一直排到小北门。他们入城后，下榻于毕宅后街7号洛阳市抗美援朝分会。
在探讨财产犯罪具体的罪名之前，需要把我国刑法中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范围做明确的界定。我国财产犯罪的对象是否包括财产性利益，有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观点。笔者主张肯定说，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财产犯罪的对象。张明楷教授认为，财产性利益作为实体财物在法益上的延伸，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一般来说，财产性利益是指狭义财物以外的无形的财产上的利益，包括积极财产的增加与消极财产的减少。［4］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公众对财产的认知也发生了外延式的转变。实际占有的财物是财产，对他人享有的财产性利益也属于财产的一部分。
开城来的客人
1952年3月2日，我们接待了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的代表阴松山。他是随同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次归国访问团前来洛阳访问的。他身材不高，四方脸，细长眼，神采奕奕，身着一身深蓝色的学生服。他到达洛阳后，就住在东华街市委统战部新迁的大院内。阴松山口才很好，他给洛阳市的群众作过多次报告，很有感染力。他讲起美国侵略军残害朝鲜和平居民的罪行时，声泪俱下；讲到朝中人民军并肩杀敌时，慷慨激昂。他讲的是朝鲜话，全靠随团的一位女译员做翻译。3月5日，代表团及我们几个接待人员一同去关林驻军614医院慰问志愿军伤病员，事后顺便去参观龙门石窟。那时春节方过，还未出十五，又刚刚落过一场大雪，春寒料峭，冷气袭人，龙门景区还很荒凉，伊水中流，两岸隔断，原有的龙门大桥被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时炸毁。上午11时许，我们一行到石窟区，只有一位名叫马玉清的同志在看管。我们找到了老马同志，大家稍事休息即开始沿山参观。走过禹王池，步入潜溪寺，阴松山异常兴奋，他快步离开人群向一座座洞窟攀去，累得那位译员小姐和我们都气喘吁吁，还要紧随左右。行至奉先寺，寺在山腰间，石阶立陡，大家攀附而上。阴松山登上那宽敞巨大的石龛，面对着那将近20米高的卢舍那大佛，情不自禁地喊出声来：“啊！好大，好大的菩萨！”我们都惊愕了：“原来他会说中国话！”译员告诉我们说：“阴代表是会讲汉语的，但在公开场所他不讲，因为他这次出访是代表他们国家的。”在这短短的同游中，我们得知阴松山的家在朝鲜南方，父母兄弟和妻子家人都还在故乡。他曾在学校参加学生运动，1945年8月15日朝鲜解放以后到了北方，参加了劳动党。谈话中，还得知他喜好绘画、音乐、写诗。他除了任朝鲜开城市委员会委员长外，还兼任朝苏文化协会、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开城市委员会的理事长。龙门归来，我即向李希泌反映，建议召开个小型文艺座谈会，请阴松山和洛阳市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会面，交流一下朝鲜文艺界在抗美斗争中的活动情况。后来又征询阴松山，他欣然同意了。于是，我们即在3月7日，召开了由市文联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及文学、音乐、美术、戏剧、曲艺各协会的负责同志和部分专业、业余作者参加的座谈会。会上，阴松山通过翻译向与会者讲述了朝鲜特别是开城文艺界的抗美斗争情况。会议结束时，他还热情地给到会的人们题词签字留念。
万徒勒里夫妇
万徒勒里，智利人，版画家，国际和平运动活动家，世界和平理事会驻北京办事处联络员。1952年春天，约在4月上旬，他偕夫人访问洛阳，我参与接待了他们。万氏身材魁梧、皮肤白皙、黄眼高鼻，头发却是黑色的，两颊有茂密的络腮胡，刮得净净的，露着青茬。其夫人也是个高个子，碧眼金发，戴着耳环，涂着唇膏，殷红殷红的。20世纪50年代初，洛阳街头的外国人还不多，因而他们俩一走上街头，围观的人群老是尾随不离。
毛泽东在北京会见万徒勒里和夫人
当时万氏来中国已经不少日子了，他是世界和平理事会派来常驻北京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于1950年11月由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决议成立，总部设在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其宗旨是反对侵略、反对战争、保卫世界和平。这个组织当时在我国一些城市有分支组织设立，我们洛阳也有，全称是“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侵略大会洛阳市分会”。万徒勒里夫妇能献身于这个组织，为保卫世界和平奔波效力，是十分可贵的。对于万徒勒里，我在见到他以前早已神识，当时有不少美术方面的书刊曾对他作过介绍。智利这个拉丁美洲国家的民俗之一就是在建筑物上作大面积的壁画，对比强烈，色彩绚丽。在我们东方国家生活的人也许看不习惯他的画，但对智利人民来说，却非常理解它、喜欢它。万徒勒里告诉我，为了获得创作灵感，他曾做过多种职业。和万氏相见的第二天中午，我和他还有随他来洛阳的翻译三人进行了对话，万徒勒里的汉语讲得很蹩脚，他和别人会话一刻也离不开翻译。当我们谈到壁画、版画和雕塑时，他那黄澄澄的眼睛突然亮了，好像遇上了知音。他问我：你也喜欢绘画？我说：我非常喜欢。他又说：你喜欢诗歌吗？我回答：我也非常喜欢诗歌。他说：你两者都喜欢，我可以送你一件礼物了。说罢他走回住室，取来一本外文诗集，并在扉页上签了名，赠送给我，说诗是他们智利的大诗人聂鲁达的近作，书的封面及内部插页的版画是他的作品。封面是黑与红二色套版，有一排横立着的黑色的人群，紧握着投枪，瞪着黑白分明的眼睛，那眼睛愤怒得要冒出火来，背景是一道红色的闪电。构图明了，刀法粗犷，看了使人立刻感到手中捧的不是一册纸质的书，而是伫立在空间的一群被压迫的队伍在愤怒地呐喊。我高兴极了，再三向他道谢。
第三天，我陪同万徒勒里夫妇及译员参观龙门石窟。车抵龙门山阙口，他们夫妇就连连欢呼起来。随后每走进一个洞窟就赞叹不已。后来就不顾言语，只顾咔嚓咔嚓地拍照。洞窟还没有看完，可相机里的胶卷却告罄了。很遗憾，那时在龙门是买不到胶卷的。归途，我问他有何感受，他高翘起拇指说：伟大的雕刻，伟大的艺术，真好！真了不起！他还说：今天的参观，是他到中国来又一次有意义的观光。
（本文摘自河南省政协文化和文史委员会编撰的《百年记忆》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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