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颂杨:理性的不可自适:“逻辑—实证”在公共行政学应用中的局限——兼论复杂性视角与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契合性论文

王颂杨:理性的不可自适:“逻辑—实证”在公共行政学应用中的局限——兼论复杂性视角与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契合性论文

【哲政阐赜】

摘 要:在公共行政学的方法谱系中,无论是经验研究法还是规范性研究法,其本质均为“逻辑—实证”的操作化变体。伴随着公共事务的日益复杂化,“逻辑—实证”分析范式显现出相当的不可自适性。这主要表现为线性逻辑、机械还原、工具理性与建构理性以及“主—客”二分在面对公共行政网络化、整体化、不确定化以及价值多元化趋势时的不可自适。然而,复杂性视角对公共行政变得日益复杂的事实却有着方法论层面的更强的涵摄力。在复杂性视角的统挈下,公共行政的研究需从“物”的实在转向“关系”的实在、从化约还原转向跨层次的整体综观、从线性思维转向网络式的交互思维、从“主—客”二分转向“天人合一”的深度触诊。

关键词:逻辑—实证;公共行政;复杂性视角

依据马克斯·韦伯的理论观照,人类冲破宗教的束缚,确立理性的思维,树立崇尚科学的精神,开展科学的实践便是人类开始步入现代社会的标志[1]。在理性与科学的统挈下,近现代的自然学科与社会学科在本体论、认识论以及方法论方面发生了重大改变。在本体论层面,世界不再是超验意志的先验性定存,而是客观的独立存在;在认识论层面,超自然的形而上学被剔除于科学的认知范畴,借助于观察和理性人类可感知与认识一切;在方法论层面,观察、化约、还原、机械、数理推论的理性操作贯穿研究始终。无独有偶,公共行政学作为产生于近现代的一门学科,与生俱来地被打上了理性与科学的烙印。从“政治—行政”二分到科学管理,再到新公共管理的众声喧哗,公共行政学的研究总是在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和程序理性的作用下,汲取实践元素,解谜现实问题,并借助理性的人为建构对现实加以形塑。

1.3.4 酶切扩增物 取限切酶Rsa I 10 U,20 U Alu I限切酶+10 μl扩增产物一起在37℃温度条件下进行酶切反应3 h。反应后的最终产物在2%琼脂糖电泳凝胶进行电泳,用溴化乙啶进行定时30 min的染色, Marker为DNA分子量的作为参照柱,在紫外灯条件下观察。

然而,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的浪潮使得公共事务的不可治理性日益增加,面对现实的高度复杂化与不确定性,“逻辑—实证”的研究取向是否具有相当的适应性与有效性,在公共行政的领域中是否存在着一种更优的研究路径来对“逻辑—实证”的研究取向加以修正和充实,这便是本文题域阐释所在。

一、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的谱系:“逻辑—实证”的操作化

公共行政学是一门研究公共组织行为以及与其所处环境互动关系的学科。具体而言,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域涵包括三个层次:在微观层面,公共行政学聚焦于公共组织内部体制架构、人事管理、财务运行等议题的研究;在中观层面,公共行政学聚焦于公共服务提供边界、提供方式、供给流程等议题的研究;在宏观层面,公共行政学聚焦于公共部门与市场、社会之间交往互动关系的研究。针对以上命题,公共行政学研究或借鉴迁移,或自我发展出了一系列的研究路径与方法。

⑤AKI及肝肾综合征 防止AKI的发生:纠正低血容量,积极控制感染,避免肾毒性药物,需用静脉造影剂的检查者需权衡利弊后选择。AKI早期治疗:(a)减少或停用利尿治疗,停用可能肾损伤药物,血管扩张剂或非甾体消炎药。(b)扩充血容量可使用晶体或白蛋白或血浆;(c)怀疑细菌感染时应早期控制感染。后期治疗:停用利尿剂或按照1 g·kg-1·d-1剂量连续2 d静脉使用白蛋白扩充血容量,无效者需考虑是否有肝肾综合征,可使用血管收缩剂(特利加压素或去甲肾上腺素),不符合者按照其他AKI类型处理(如肾性AKI或肾后性 AKI)。

(一)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的谱系

1.经验研究法。在公共行政的话语体系内,经验研究法包括既有资料研究法与实证研究法,或称为非介入性研究法与介入性研究法[2]。前者以旁观者的身份对与命题相关的文献、档案、史料、案例等既存资料进行分析、整合与归纳,在此基础上形成自我构念集合,并经由逻辑推导得出结论;后者借助于对命题相关的现实事件的参与式观察与测量(如问卷调查、方言以及实验等),直接收集和处理数据资料,进而验证命题组的真伪,并在此基础上对理论进行发展与完善。在操作层面,质性研究法更多地运用于既有资料研究中,而定量研究法则更多地出现于实证研究当中。当然,既有资料研究法并不拒斥量的操作,而实证研究法亦不拒斥定性的操作。

2.规范性研究法。与经验性研究方法注重解释事物间的因果关系不同,规范性研究法以理想化的行为建构为旨皈。这一理想的理论体系中融摄着公共行政应然的价值以及实现这些价值的最优路径、方法、流程与组织和制度载体。规范性研究的应然性建构并非凭空产生,它的逻辑起点源自于可靠的知识基础和已经确证的价值信念,它的元素材来自于研究者的知识习得与现实体验。故此,追溯规范性研究的本质,其仍是经验性的。虽然规范性研究缺乏对现象的描述和因果阐释的兴趣,但其在最佳行为的构建过程中所依据的价值、知识以及现实体验又何尝不是现实经验的抽象凝结呢?规范性产生于实践,其又在经验知识的选择性积累中不断地形塑实践,从而形成新的知识与客观标准。

“逻辑—实证”分析范式的内核在于其对理性的信仰以及操作化运用。依据“逻辑—实证”的理论观照,人类可充分利用理性将现实事物进行剥离、剖析和还原。基于上述分析可知,公共行政学的诸多研究取向皆可称之为“逻辑—实证”分析范式的操作化变体,因而无论是经验研究,还是规范性研究或阐释性研究,理性都饱含其中。这种理性着重体现为技术理性与建构理性。前者意指通过资料采集、数理分析、模型推论等技术手段来对命题群系作出检判,或者发展新的理论构念;后者意指基于知识的累积或实践的体验来解谜现实关系,从而建构最佳路径以对现实进行控制与形塑。然则,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其受制于经验获得与知识习得的不完全性,以及个体的情感体验与价值偏好。当承载着有限理性的“逻辑—实证”研究取向面对日趋复杂化与不确定化的公共事务时,这种理性的不可自适性便凸显出来。

公共行政是一个整体的系统存在,它融摄了价值子系统、组织子系统、功能子系统、行为子系统以及环境子系统。公共行政的实践是在这些子系统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中发生发展的。因此,任何将公共行政现象与其所处环境进行剥离,然后开展原子化的还原性分析都是不可靠的。然而,公共行政学中“逻辑—实证”的分析范式正是建立在对实践现象的普遍抽离,进而进行理论模型的简化还原基础之上。如传统的组织设计就注重对组织各子部门功能的分析。机械还原的分析方法忽视了整体功能相对于部分功能所显现出的“自我涌现”,意即构成整体的元素并不具备整体的属性。因而将公共行政的某一实践现象从其所处的环境中剥离出来而进行孤立的结构化分析并不能真实探赜这一实践现象的意义所在。

(二)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的共性表征

科学有效的宏观调控监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必然要求,调控监管是新旧动能转换的资源、方向上的保障。要加快形成适应新旧动能转换的宏观调控监管体系,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地结合起来。政府优化服务,创新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将信息整合在共享平台,激发市场活力和全社会创造力,加强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精准调控,创新监管方式促进市场活力更加规范、更加健康、更可持续,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后现代社会的莅临让公共行政充盈着高度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与此同时,网络化成为了公共行政一个重要的时代表征。网络化模糊了公共组织的边界,使公共权力出现了去中心的趋向;网络化亦使得公共组织间的行为交互充满着偶然性与无序性;网络化还打破了公共组织间行为交互的空间束缚,形塑了公共组织交互的跨空间格局。俾此,“逻辑—实证”的线性分析范式已不再适应公共行政的网络化趋势。这种线性逻辑将现实中的事物关联进行了极简化的概括,并将复杂的逻辑关联囿于一维的思维空间中,于是现实因子跨空间与跨层次的交互关系被视若无睹。近年来,数学模型与数理统计在公共行政的研究中大行其道,这正是对现实因子的静态化与线性化的考量分析。

1.来源于现实的元素材。经验研究法旨在对现实因果进行解谜,它的命题来源于对实践的抽象概念化,它的论据来自于对现实现象的指标化测量或可控的还原。规范性研究虽以最佳行为框架的构建为旨皈,但其推导过程所依据的知识积累与现实经验亦是对实践现象的理论化抽象,且规范性研究的最佳行为框架需付诸实践才能实现最佳行为框架与现实现象的双向形塑。阐释性研究法需在对现象的情境化观察中来挖掘现象生成的意义逻辑,因而实践中的现象既是社会意义的载体,又是社会意义凝集的现实定存,它是阐释者进行认知、解释与建构的元素材。

1.本体论。在本体论层面上,复杂性是客观事物的一种定存属性,它包括“组分复杂性(Compositional Complexity)”和“结构复杂性(Structural Complexity)”[6]。前者意指构成事物的要素繁多且类型性质各异;后者意指构成整体的要素的结构是多层次的,且各要素之间是跨层次和不可直接化约还原的。总而言之,复杂性集中体现为客观事物不同层次之间的相互关系。

3.可证实原则的终极意义。在经验研究看来,那些具备经验可证实性的命题才是科学有意义的,因而经验主义研究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对现实现象的素描与分析而进行逻辑上的证实或证伪。规范性研究所建构的最佳行为框架亦需在实践的运用中而得以检判其适应性。规范性研究所理性建构的最佳行为框架与现实互为作用,互为形塑。阐释性研究法对于意义的解读与重构仍需被放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情境中来检验这种意义的正当性。俾此,可证实原则主导了公共行政学诸种研究取向的终极意义,这与公共行政学作为一门应用型学科而时刻关切现实回应实践有很大的关联。

在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当中,无论是经验研究的取向,还是规范性研究的取向,抑或是阐释性研究取向,其在本质上均为“逻辑—实证”的操作化变体,因为这些研究方法在认知与操作层面隐含着“逻辑—实证”取向的核心要素。

4.化约主义的方便法门。“世界各个部分、各个层次之间具有一种可化约的简洁关系,概括性最大即最简单的原理成为了科学理论中‘美’的标志之一。”[4]诚如是,在公共行政学的诸种研究取向中,对丰繁复杂的现实世界的化约成为了达成目标的方便法门。这一“化约”沿循着“理论推导(实践观察)—抽象凝结—命题群系—逻辑推理—检判证实—理论构念”的路径。这是一系列的多重化约,首先,逻辑起点的理论模型是对现实的最简归纳;其次,命题群系的形成亦是对现实问题的抽象与概括;再者,线性逻辑的演绎或归纳假定了因子间交互关系的空间平行性;最后,新的理论构念的形成又是对现实要素与结构层次进行最简概括后的还原。

二、“逻辑—实证”范式在公共行政学应用中的局限性分析

3.阐释性研究法。阐释性的研究取向认为社会并非独立地客观存在,而是源自于人为地建构。主观建构的背后总是隐含着某种意义指向。因此,对社会现象的意义阐释才是至关重要的。而对意义的认知与阐释需结合特定的话语、背景与文化来实现。阐释性的研究取向并不承认客观真理的存在,它意图在不断地意义反思中去理解这个社会建构的世界是如何真实地运作中[3]。在公共行政的研究中,后现代公共行政的话语分析与公共能量场分析正是阐释性研究法在公共行政领域应用的典例。阐释性研究否定了客观现象的无指涉性,转而将现象背后的意义与情境进行契合,从而阐释世界真实运作的动力机制。因而在操作层面,阐释性研究认为定量法是一种迟钝的工具,而深度访谈、焦点团体和素描却是大有助益的。

(一)公共行政的网络化:线性逻辑的不可自适

宋代吃火锅则很平民化。在当年的黄河流域一带,民间有“暖冬”风俗,每到农历十月初一。这一天家家都举办“暖炉会”,过节般地围着火炉 吃肉喝酒,此即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所谓,“十月朔,有司进暖炉炭,民间皆置酒作暖炉会。”暖炉会上,有的是吃烧烤,有的是吃火锅。

其实,前七子针对才情与格调的关系已经进行过探讨。李梦阳的定位是: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昌也。”〔7〕118可见,只有七者兼备,情才能得以发。这一论断已触及格调与才情的关系,注重格调对才情的影响。七子的另一成员何景明的观点与此相异,他认识到了格调规范的束缚,所以要求创作要“心领神会”“不妨行迹”。虽然毛先舒的文学思想继承七子,但毛氏的“格调论”并未在此基础上有所升华,他从诗教的目的出发,强调格调对才情的统辖。

(二)公共行政的整体化:机械还原的不可自适

荀子是先秦儒学大师,虽与孟子俱尊孔子,但二人的气质、学说截然不同。冯先生依照威廉·詹姆斯区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方法,判孟子为软心的哲学家、荀子为硬心的哲学家。因为孟子有唯心论倾向,而荀子有唯物论倾向。在荀子看来,孟子许多有神秘意味的思想,特别是他的修养方法、境界体验,可谓“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荀子·非十二子》)。但荀子与孟子,就像道学中有程朱、陆王二大派,其不能无,亦不须无。

(三)公共行政的不确定化:工具理性与建构理性的不可自适

信息的爆炸式增长、组织边界的模糊、公共权威的式微、社会价值的多元都让公共行政的实践充斥着高度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表现为公众行为的不可预期性、公共需求的多元性、公共事务的不可治理性以及公共行政生态环境的突变性。然而,“逻辑—实证”的研究范式意图基于一系列的资料获取技术、数理统计方法、数学模型以及既有的知识积累来对命题群系进行检判,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最佳行为路径——这本身是不现实的。其一,可证实性作为“逻辑—实证”分析范式的终极意义,其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着矛盾。在于时间维度,急速变化的公共行政实践可能将同一命题在不同时间内检判为相反的结果;在于空间维度,同一命题可能在不同的公共行政实践地域内呈现出相反的验证结果。其二,数理化的推论模式将公共行政的现象囿限于静止的逻辑空间内,其在变量的输入上是不完全的,在变量交互关系分析上是静态简化的。其三,公共行政现象发生、发展和作用的因子是无法穷尽和周延的,那么基于对现象因子的选择性汲取后而进行的主观结构分层的化约分析必然是无法以最佳行为框架控制实践的走向的。

(四)公共行政价值的多元化:“主—客”二分的不可自适

黑格尔曾言道:“国家是伦理精神的现实形态,是表露出来的内生实体意志的伦理精神。”[5]作为国家意志执行的公共行政则更是一项追求公共道德与公共价值的事业。伴随着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加速,公共行政的价值变得日趋多元化,而公共行政的实践也正是不断平衡、协调和驾驭一系列多元价值的过程。故此,价值无涉的研究取向对公共行政来说无疑是空中楼阁。但是,在“逻辑—实证”的分析范式看来,社会现象是独立于人的意志而客观存在的,即认知主体与认知客体之间是互为隔离的。认知主体不应通过认识论对客体的实体存在加以过滤,他只需基于纯粹的逻辑推理与知识累积对现象的意义进行阐释。然而,公共行政的一切要素都是为了实现某种社会意义而人为的加以建构的,摒弃对现象的价值赋予且拒斥认知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价值体验与互动是难以把握公共行政真实的运作规律的。

三、另一种可供选择的研究取向——复杂性视角

上述分析可知“逻辑—实证”的分析范式在面对公共行政的日益复杂化时显现出相当的不可自适性。那么,是否存在着另一种更具现实阐释力的研究取向来优化和完善“逻辑—实证”的分析范式呢?复杂性研究视角的出场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供选择的路径。

(一)复杂性视角的内涵要素

2.演绎或归纳的线性逻辑。从现实中获取的元素材需经由逻辑的演绎或归纳才能形成一系列的构念命题,并最终得以证实或证伪。这无论对于经验研究,还是规范性研究,抑或是阐释性研究都是适用的。基于演绎的逻辑或归纳的逻辑,经验的元素材首先被抽象化为一系列的构念命题,进而被检验,或是被加以修正而得到最佳行为框架,也或是被放置于关联的情境中而获得隐含的意义指向。此外,这些逻辑的推理都呈现出线性化路径,即忽略了因子之间时空交互下的结构层次。有所不同的是,经验研究更多地基于研究者从现实中获取的一手资料而采用直接的逻辑推理,而规范性研究则更偏好于间接的逻辑推理,因为其将既有的知识积累和现实体验作为逻辑的起点。

2.认识论。由复杂性的本体意义可得知复杂性的研究对象是系统诸要素间跨越结构层次的交互关系。在事物的认知上,复杂性理论拒斥次级元素与高级元素之间的化约与还原关系,认为把高层次属性化约为低层次属性的机械还原论以及把低层次属性升华为高层次属性的统计还原论均是不可靠的。故此,复杂性理论主张从以下几个路径来认知事物关系的本质:(1)整体论。整体并非部分的叠加,整体的特性只有在整体与部分发生联系时才能表现出来;(2)自适应论。组成系统的要素具备学习和适应的能力,其能通过与环境及其他个体的相互作用改变自身的结构和行动;(3)涌现论。一种新的属性或关系的产生事先无法从事物层次间的相互还原与化约得到预言;(4)自组织论。看似杂乱无章的独立因子,它们之间存在着跨层次空间的作用关系,因而整体呈现出一定的有序性与稳定性[7]。

3.方法论。围绕着复杂性的本体意义和认知特征,复杂理论衍生出诸多方法路径。包括系统论、耗散论、协同论、分形论、混沌论、原细胞自动机理论、复杂网络论[8]等一些列的方法论。非还原性、空间交互性、系统综观性是这些方法论探赜事物间关联的共同特征。

鱼瘦素表达水平与其营养状态相关[17]。经过一段时间饥饿后,鱼类瘦素表达水平增加[18]。瘦素与鱼类代谢相关[19-21]。鱼类瘦素通过调节糖(血糖)和脂类代谢而调节鱼类的摄食及能量代谢平衡[14,22-23]。

(二)复杂性视角与公共行政研究的契合性

1.从“物”的实在到“关系”的实在。公共行政的研究应从注重客观实体的研究(如组织形态、功能、体制架构、运行机制等研究)转向事物间普遍关系的研究。普遍关系的研究即指整个公共行政系统不同层次要素之间的互动关联。具体而言,依据公共行政的主体结构,这些关系包括公共组织间的互动关系、公共组织与公众之间的互动关系、公共组织与市场间的互动关系;依据公共行政的实体结构,这些关系涵盖公共价值与公共行为之间的关系、组织架构与绩效输出之间的关系、利益博弈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等。事实上,对于公共行政现象普遍关系的探知隐含着对公共行政各要素属性功能的研究,只不过这些实体要素的功能属性被放置于一个动态有机的行动网络中而进行了生成与付诸实践路径的更为深刻的洞察。

2.从化约还原到跨层次的整体综观。将高层次的整体还原为低层次的构成要素而对整体的属性进行探知已不能适应公共行政日益复杂化的趋向。我们需将公共行政视为由元素群系有机聚合而成的子系统,这些子系统互为耦合、互为作用,共同构成了公共行政的系统整体。公共行政各构成要素的功能属性并不必然表证为整体的属性,公共行政的整体属性在更大程度上与处在不同结构层次元素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公共行政的基因编码有关。因此,我们应跳脱公共行政分析的碎片化功能主义导向,转而在综观公共行政各元素、各子系统不同层次的互动关系的基础上对公共行政系统整体的运行规律进行真实把握。

3.从线性思维到网络式的交互思维。公共行政现象的发生是由大量的因子群系跨结构、跨空间综合作用的产物。相同的因子在不同的结构层次出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相同的现象呈现可能是由不同的因子作用而成。故而,依靠数理推论的线性静态思维并不能有效阐释公共行政各要素间的跨层次、跳跃性的行为方式。因此,我们应以网络式的思维方式取代公共行政研究的线性逻辑。网络式的思维方式的建立首先要打破公共组织间的空间隔离与功能边界,进而将公共行政的各子系统进行无缝对接;其次,要将公共行政的实体存在和关系交互视为一个多维的曲折网络空间,公共行政的网络是主体去中心化的,公共行政各要素间的交互行为是偶发的和跨空间的;在公共行政“基因编码”的控制下,公共行政网络中的诸要素在看似杂乱无章的运作中谋得了网络整体的协作有序。

4.从“主—客”二分到“天人合一”的深度触诊。公共行政本身便是为了实现既定的社会目的而加以建构的。公共行政的行动就是对某种价值的内化、操作化以及实践的过程,因而抛开主观价值而言公共行政的本质无疑是空中楼阁。“主—客”二分的分析思维割裂了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的天然联系,并且使得观察者以个人经验和意义假定去解释被观察者的行为。故此,公共行政的研究视角应从“主—客”二分转向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深度融合,意即观察者并非价值无涉,它应与被观察者进行情境置换,从而领会被观察者行为的动机意义。将这一观照扩展开来,在公共行政的研究中,观察者应将自身视为公共行政系统中的组成要素,将自身放置于公共行政的环境系统中去认知标的要素的价值动机。总而言之,公共行政研究者应在对标的对象所处环境关系的深刻感知与把握中实现对这一对象内在运行规律的无偏涉的“共主体”洞察。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 经济与社会[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218.

[2]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65.

[3]鲍尔·弗朗, 大卫·马什. 皮肤而非毛衣:政治科学中的本体论与认识论[M]//格里·斯托克. 政治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4]王志康. 论复杂性概念——来源、定义、特征和功能[J].哲学研究,1990(3):102-110.

[5]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311.

[6]RESCHER N. Complexity: A Philosophical Overview [M].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8:28.

[7]吴彤. 复杂性概念研究及其意义[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4(5):2-9.

[8]吴彤. 复杂性研究的若干哲学问题[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1):6-10.

Rational Incompatibility: Limitations of “Logic-between Evidence” in the Applica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Concurrently Discussing Agreement Character between the View of Complexity and the Research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cience

WANG Song-yang

(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Xi’anUniversityofPostandTelecommunications,Xi’an710061,China)

Abstract:In the methodological linea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whether it is empirical research or normative research, it is essentially an operational variant of “logic-positive”. Along with the increasing complexity of public affairs, the “logical-positive” analytical paradigm shows considerable incompatibility. This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linear logic, mechanical reduction,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constructive rationality, and the “subject-object” dichotomy 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trend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etworked, integration, uncertainty and value diversification. However, the complexity perspective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powerful in terms of the complexit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complexity perspective, the stud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eeds to shift from the reality of “object” to the reality of “relationship”, from the reduction to the overall perspective of cross-level, from linear thinking to interactive thinking of network, from the “object-subject” turned to the deep palpation of “Oneness of Nature and Man”.

Key words:logic-positive;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 view of complexity

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910(2019)04-0031-05

DOI:10.15926/j.cnki.hkdsk.2019.04.005

收稿日期:2019-03-10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I8JK0754)

作者简介: 王颂杨(1991— ),女,陕西延安人,助理工程师,硕士,主要从事公共管理基础理论与公共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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