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李大钊，是河北省乐亭县人。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也是一位著名学者。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祖父虽然早早地就走了，但留下了丰富的革命遗产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他树立的清正勤谨的家风延续了近百年，传承了几代人。我的父辈都继承了祖父留下来的好家风。我父亲李葆华，曾长期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逝世前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兼党委书记，一生非常清廉，克己奉公，生活节俭。我们第三代的兄弟姐妹中，没有一个是“大款”，大家都以艰苦朴素为荣。
祖父的遗产仅1块大洋
1927年4月28日，祖父李大钊英勇就义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对于他，我是从书中了解到的。虽然从未谋面，但我通过文字与祖父相遇了。
特征提取即对某一模式的组测量值进行变换，以突出该模式具有的代表性特征的一种方法。常见的文字特征类型分为统计类特征和结构类特征，统计类特征有像素点个数、灰度值统计类别等，而结构特征是如边缘、角、区域、脊等代表性特征。
大钊祖父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曾祖父便去世了，大钊祖父由他爷爷一手抚养长大。祖父的爷爷非常重视教育。祖父五六岁时便入私塾，到后来去日本留学，他前前后后一共上了18年学。在那个年代，能上18年学非常难得。严厉的家教，长期的求学，使祖父从小便树立了致力于民族解放事业的远大志向。
留学回国后，学养深厚的祖父担任了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一职，那时他的月工资是120块大洋。再往后，他担任北大教授，月工资涨到200块大洋，加上他在别的大学兼课，每月收入至少有250块至300块大洋。
按说，他的收入已经不低了，但因为他把自己工资的很大一部分用在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建党的事业上，再加上经常慷慨助人，以至于自己的日子常常过得很紧张。
1921年，中共北平支部成立后，他每月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80块大洋作为活动经费。此外，他还仗义疏财，多次资助家境贫困的学生。每到发工资时，祖父就会从会计科领回来一把欠条。后来，为了不让家里断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只好嘱咐会计科每月从祖父的工资中拿出50块大洋，单独交给我的祖母。
飞鱼是群集生活的鱼类。我们很难想象，飞鱼妈妈争先恐后地在同一片棕榈叶上产卵的情形该有多么混乱。不过很显然，飞鱼妈妈这样做肯定是有原因的。
[26]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ailand,“Policy Statement of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 http://www.mfa.go.th/main/contents/files/policy-20150205-103332-009818.pdf, 2014年9月12日。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者，在北平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名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在狱中，祖父备受酷刑，但始终严守党的秘密。4月28日，北洋军阀政府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将祖父等20位革命者绞杀。祖父英勇就义时年仅38岁。
祖父英勇就义后，家里的遗产仅有1块大洋。由于没钱安葬，只好举行公葬，也就是向公众募集安葬款项。祖父的高尚品格感染了许多人，在为他举行公葬的募捐人员名单上，就有蒋梦麟、沈尹默、鲁迅等人的名字。
父亲去世后，曾有记者问我：“你父亲给你们留下了多少遗产？”我回答说：“我们不需要什么遗产，李大钊的子孙有精神遗产就足够了。”
别人可能难以相信，一个厅级干部住的宿舍不到60平方米，没有装修，也没有什么好家具，更没有现代化的电气设备。8平方米的过道既是客厅又是餐厅，放一张老式的大方桌，连走路都得侧着身。家里最时髦的家具就是一个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福利发的三人木制沙发，一半放衣服，一半放书籍。后来，省里按规定主动给我补了一个20平方米的小套间，我的儿子才有了一个自己的空间。我认为，一个人是否富有，更多地在于精神层面，而物质方面并不太重要。
父亲拒绝调新房
我父亲继承了祖父的高尚品质和良好家风，对我们没有设定条条框框，更多的是身体力行，身教重于言教。并且，我父母从小就用祖父的事迹教育我们，要我们严于律己，不断学习进步。
一件事是，1994年，父亲到杭州开会，时任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到驻地看他，当时在浙江工作的李青也在场。李泽民告诉父亲李青工作表现很好，父亲马上对李泽民说：“你们对他要严格要求！”另一件事是，1995年，李青在中央党校培训学习，周末回家看望父亲一般要骑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当时李青已经50多岁了，骑车一个多小时也挺累，但父亲并没有因此而照顾李青，父亲从不让自己的司机接送李青。
我的哥哥李青是父亲的长子。哥哥说，父亲有两件事他一直铭记在心。
从这些小事和细节，都可以看出父亲是怎样严格要求我们这些子女的。我们深深地体会到，这是父亲对子女的大爱，是真诚的、严格的爱。
1978年，父亲调到中国人民银行主持工作。对父亲来说，69岁的高龄和生疏的工作领域显然都是巨大的挑战。然而，在银行工作的4年里，父亲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规划金融业发展蓝图，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金融业的恢复和改革工作，完成了金融业的拨乱反正，推动了金融体制革新的全面展开，也为我国成功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作出了杰出贡献。
后来，父亲还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然而这样一位高级干部，家中却简朴得让人难以置信——老旧的三合板家具、人造革蒙皮的椅子，客厅的沙发一坐就是一个坑。房子是20世纪70年代的建筑。2000年，中央有关部门要为父亲调新房，他说：“住惯了，年纪也大了，不用调了。”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担任过水利部和水利电力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在水利水电战线上奋斗了12个春秋，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是新中国水利水电事业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父亲经常深入到各个水库视察指导工作，有一次还陪同兼任淮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到安徽霍山县的佛子岭水库工地做实地调查，当时附近没有招待所，两个人干脆睡在一个潮湿的工棚里。大别山区雨特别多，工棚没有防雨措施，整夜漏雨，两人也整夜无法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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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困难时期，父亲调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他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检查城镇居民的粮食供应配额。他借了一个粮本，到一家粮店买粮。营业员给了他3斤大米、7斤红薯干。父亲说：“不对，国家规定是每人每月7斤大米、3斤红薯干。”两人争执起来……后来问题查清楚了，李葆华书记微服私访的故事也在社会上流传开了。
我踏着先辈的脚印往前走
我父亲李葆华于1909年在河北出生。十几岁时，他就在我祖父李大钊的引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祖父被杀害后，一家人从此颠沛流离。我父亲李葆华为躲避抓捕，在友人的帮助下东渡日本，考取了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物理化学系，还在日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我父亲愤然中断学业，迅速回国，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
其实，从我们几个子女的生活点滴中，就能了解李家的家风。
1987年，我调到安徽省民政厅担任副厅长，曾先后4次主持分房工作，分房近200套，从未给自己要过一套房子，在担任厅局级干部期间，一直住在一套60平方米的旧房里。虽然按照省里的有关规定，我可以分一套新房。1987年至1992年间，3次分房我都有机会，但考虑到厅里人多房少，每次我都让给了其他同志。直到1998年最后一次分房，那时我已经担任厅长，想到许多年轻科长住房较差、需要改善，我又一次不顾妻子的埋怨，放弃了最后一次分房的机会。
式中：Green、NIR(near infrared)、MIR(middle infrared)分别为绿波段、近红外波段、短波红外波段，在Landsat 8 OLI数据中，对应的波段数分别为第3、5和6波段像元的灰度值。
我一生与自行车有着不解之缘，可以说是感情深厚。上中学期间，我一直骑自行车上学放学。后来当兵了，有3年时间不怎么骑自行车。1969年我退伍到合肥化工厂当工人，后来进合肥工业大学读书，1978年任共青团合肥市委副书记、书记，1983年任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1984年任安徽省民政厅副厅长、厅长，这期间我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
在任安徽省民政厅副厅长期间，一天，厅里一位同志看到我步行上班，便问：“你怎么不骑车呀？”我告诉他：“车子放在楼下被偷走了。”曾经有一篇报道是这样写的：“前些年，在安徽合肥，总能看到一个身材魁梧、满头灰发的中年人骑车行走在上下班的人流中，路上的交警都和他亲热地打招呼，他就是李宏塔。担任领导工作20多年，李宏塔骑坏了4辆自行车，穿坏了5件雨衣、7双胶鞋。随着年龄的增大，这几年他才将自行车换成了电动车，后来因为上班路途太远，开始坐汽车。他笑称自己会在能力范围内尽量节俭。”
其中：ε1为观测误差u为控制输出；b0为补偿因子；β11,β12,β13是改进型ESO的增益；α1,α2,α3为非线性因子。一般取α1=0.5,α2=0.25,α3=0.125；b0是补偿因子的估计值，一般取：b0=2.485；δ是滤波因子，一般取δ=0.01[10]。
对住，我不讲究，对吃、穿，我同样也不讲究，我不抽烟不好酒，更不上歌厅、洗脚房。虽然我家挺节俭的，但我们并没有多少存款。有人会问，钱都到哪去了？对于这一点，安徽省民政厅机关里的不少人心中都有数，在每年“送温暖”“献爱心”的名单中，我的名字都是排在最前面——这样的名单，不是以职务高低，而是以捐赠的数额多少排名的。
还有，如果到农村看到“五保户”家的房子漏雨，到福利院看到老人被子太薄，到“低保户”家看到过年包饺子的面没买，我就会想到祖父李大钊救济穷人的事迹，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帮助他们。对我来说，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思想指引：“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14]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之所以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原因在于人类社会是由现实的个人组成的、超越“市民社会”中物化关系的、以人类自由解放为旨趣的“真正的共同体”，而“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15]可见，人类社会超越市民社会的私利性，彰显人类社会的公共性是大势所趋。
李家的良好家风，让我们能够平心静气地固守清贫，我们是心甘情愿的，没有任何装潢门面的想法。“革命传统代代传，坚持宗旨为人民。”我经常用这副对联自勉，并以此教育子女，决心把祖父李大钊树立的良好家风继续传承下去，踏着先辈们的脚印继续往前走。
（摘自《党建》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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