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价值观是社会文化的核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社会价值观的核心，这种社会价值观是建立在其劳动理论基础上的。当代西方社会理论家从劳动和当代社会特点出发建构了交往价值观、消费价值观、知识价值观和共识性社会价值观等，它们没有能够超越马克思的社会价值观。时至今日，马克思的社会价值观依然具有现实价值，它有助于深入理解劳动创造与实现中国梦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助于正确把握个人奋斗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助于合理看待社会发展一般原理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
关键词：劳动理论；马克思；社会价值观；当代价值
社会价值观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对于整个社会行为和个体行为起着主导与决定作用的价值观，是社会评价及社会控制、激励、调节、导向等长期作用、长期积淀的产物”，“是社会权威性评价活动的价值导向、价值激励、价值调节、价值规范的内化”。[1]换句话说，社会价值观是社会文化的核心。马克思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出发，创立了劳动理论，并由此建构了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价值观。直到今天，这种理论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建立在劳动理论基础上的马克思社会价值观
马克思是社会批判理论家，更是劳动批判理论家。一方面，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关系进行无情地鞭挞和批判；另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劳动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发现唯物史观，强调通过劳动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
(一)劳动发展史是理解社会发展史的锁匙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2]92世界历史可以通过劳动发展史体现出来，反过来，劳动发展史体现世界历史。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所谓劳动是指“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3]，同时也是人与人之间交换活动的过程。劳动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其自身的关系，劳动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通过劳动实践，人不再是单纯的自然存在物，而是社会存在物。通过劳动实践，人类社会既成为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又形成了自身特有的发展规律。劳动实践贯穿于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不断改写和创造世界历史。劳动过程与社会发展过程、人的发展过程是统一的。因此，恩格斯说：“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4]
(二)劳动过程体现人的本质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一切社会关系决定着人的本质。马克思视野中的人，既不是费尔巴哈的作为“感性对象”的抽象的人，也不是舍勒的缺乏现实基础的“完整的人”，而是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既是“人类历史的经常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而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6]。“现实的人”是历史的主体和担当者，它以自身的劳动创造着人类历史；劳动不仅把人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实现了生命演化的超越，而且在创造人类历史的过程中，实现着需要层次的不断跃迁和人的发展的不断升华。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的本质与人的本质是一致的，人的本质只有在现实劳动过程中才能表现出来，人类只有通过劳动才能满足自身基本需要进而实现自由全面发展。
(三)劳动发展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
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劳动制度导致了劳动本质的异化，“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2]54。只要是在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私有制社会中，这种异化劳动现象就不可避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能是一句空话。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这表明财富本身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的，而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只是在同剩余劳动时间的对立中并且是由于这种对立而存在的，或者说，个人的全部时间都成为劳动时间，从而使个人降到仅仅是工人的地位，使他从属于劳动”[7]200。
马克思的社会价值观以其劳动理论为基础，不仅从劳动入手考察社会结构和社会动力系统，而且还从劳动角度揭示人的本质，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理论的价值追求。在马克思那里，劳动是“社会生活最本质的抽象，是社会的因子和细胞，从劳动到社会，在劳动的展开过程中，社会本身可以得到逻辑的再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等都是劳动这个本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不同阶段上才出现的范畴”[17]10，而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作用机制，乃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归根到底都以劳动作为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的机制”[17]150，并且“劳动越发展，社会整体性也越发展，社会的有机联系越复杂、越全面”[17]150。马克思说：“只要社会还没有围绕着劳动这个太阳旋转,它就绝不可能达到均衡。”[18]反过来说，只要社会达到平衡，就说明社会是围绕着劳动运转的。更进一步说，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运行就必须围绕着劳动展开。
由此可见，以劳动理论为基础的马克思社会价值观就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根据劳动理论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尤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研究所得出的必然结论。而且还能够改造内心世界并丰富人们的精神和意志。对此，法国思想家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也有类似观点，“行动就是劳动，就是改造世界，就是创造和控制的意志”[10]。
x是待优化的相机内外参数，c是代价函数，L是损失函数。对于重构过程中的优化调整，代价函数为点云中三维点通过相机内外参数计算投影到图像的像素坐标与该三维点所对应实际像素坐标之间的差值，由于c的返回值为一个表示误差的向量（图像齐次坐标差值），故取该向量的2范式作为总体的代价。而最小化这个误差则可视作是一个优化相机内外参数和点云数据的过程。设Ki，[Ri|Ti]分别表示图像i的内参矩阵和外参矩阵[8]，点云中某点三维坐标为Pj，并与之在图像上对应像素坐标，投影误差则表示为式（15）
二、当代西方劳动理论视野中的社会价值观
当代西方劳动理论是指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理论界所出现的各种研究劳动问题的社会理论。伴随着当代西方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劳动方式的变化，当代西方社会理论家也把社会价值观置于劳动问题之下进行研究，并提出了各种社会价值观，并试图超越马克思的社会价值观。主要代表人物和社会价值观有：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交往行为理论与交往价值观、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uard)的消费社会理论和消费价值观、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等人的知识劳动理论和知识价值观、迈克尔·布若威(Michael Burawoy)的共识性劳动理论和共识性社会价值观等。但是，他们只看到了当代社会发展的某个侧面或某些现象，没有抓住影响整个社会发展进程的社会价值取向。
我们国家在国际分工当中的地位要取决于出口产品的质量以及数量，我们长期占有的是数量的优势，其质量要依靠的是企业生产环节带来的附加价值，所以国际分工的档次位置是根据所创造出的附加值来区分和比较。纺织品、服装等传统生产方式仍然处于简单加工的环节，因此带来的附加值比较少。我们现阶段实现的是从中低端产品向高端工业制品的转换，附加值要在高精尖技术行业当中去实现，很多创新要不断升级改造，适应社会经济的变化，不断升级的国际分工当中，各环节的附加值仍然需要一定的时间去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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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社会理论家鲍德里亚的社会价值观是以符号消费理论为基础的，表现为消费价值观。在鲍德里亚看来，当代社会就是消费社会，因为这个社会“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13]1。这种变化不仅仅是物的丰盛，而且由此带来了人们消费意识形态的变化，而且这种消费意识形态“都想让我们相信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纪元，一场决定性的人文‘革命’把痛苦而英雄的生产年代与舒适的消费年代划分开来了”[13]53。在消费社会中，消费已经渗透到当代社会的价值观之中，不仅“请现在购买，以后再付款”的消费主题取代了那些关于储蓄、劳动、遗产的“清教式”主题，而且消费再一次地成为社会劳动，消费就是一种生产力。因此，刺激、鼓励消费取代劳动而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鲍德里亚的消费价值观反映了当代社会的消费性特征。
美国劳工社会学家布若威的社会价值观从共识性劳动出发。在他看来，与自由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不同，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是生产的政治过程，企业通过劳动过程的游戏化、内部劳动力市场、内部国家等工厂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制造生产的共识，形成共识性劳动，而且共识性劳动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普遍存在。这样，“个体精神中抵抗资本主义支配结构的能力就被剥夺了”[16]，被操作的纯粹工人客体取代了有意识的主体性反抗。在这里，布若威把共识性劳动作为当代普遍存在的社会价值观，“和谐、价值共识和汇聚”是其关注的焦点。
知识劳动理论所崇尚的社会价值观是知识价值观。这里的知识价值观，既不是古典时期人们对世界进行玄思而形成的纯粹知识观，也不是现代时期征服和控制自然的工具知识观，而是指知识社会或后工业社会中用知识创造知识的知识价值观[14]。在知识劳动理论看来，当代社会是知识社会，知识已经成为社会运行的中轴和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形态的变迁都源于知识。德鲁克认为，创造财富的中心活动不再是劳动，而是“生产力”和技术创新，知识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唯一有意义的资源”，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传统的“生产要素”已经降到次要地位。在知识社会中，“智商与努力”将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掌握知识的人将居于统治地位。可见，知识价值观已经成为当代的社会价值观，知识价值观的变革将“推动人们去改变他们的社会安排和体制”[15]。
上述四种社会价值观具有共同特征：1)它们都在以不同的理论方式回应着当代社会世界的变化。交往价值观、消费价值观、知识价值观和共识性价值观等社会价值观都抓住了这个世界的某些特征。2)这些社会价值观都是建立在对劳动问题解读的基础上的，交往价值观、消费价值观、知识价值观和共识性价值观分别对应着工具性劳动概念、符号化劳动、知识劳动和共识性劳动。劳动已经成为当代西方社会理论家用以解读当代社会世界的主要视角之一，劳动概念也已经成为当代西方社会理论中的核心范畴。3)它们都是在对马克思社会价值观的诠释和批判中建构起来的，它们既从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和社会价值观中汲取理论资源，同时又把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和社会价值观作为解构和批判的对象，试图超越马克思的社会价值观。
德国社会理论家哈贝马斯从交往行为理论出发建构了交往价值观。区分劳动与交往(相互作用)是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新框架”。所谓相互作用，是指以语言符号为媒介的交往行为。在哈贝马斯看来，劳动与交往是人的两种不同的行为类型。劳动属于工具性活动，是通过某种手段达到一定目的的活动系统，它涉及到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哈贝马斯说：“我把‘劳动’或曰目的理性的活动理解为工具的活动，或者合理的选择，或者两者的结合。”[11]工具性的劳动活动按照以经验知识为基础的技术规则进行，“相互作用”则是以语言符号为媒介的、主体间按照普遍规则进行的交往活动，哈贝马斯把交往活动作为解决当代社会危机的理想途径和方法。当代社会存在着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性危机和动力危机，而危机的产生主要源于“规范结构的共识基础受到严重破坏，社会变得失范”[12]，因此，应该修复“规范结构的共识基础”，语言交往价值观则是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在这里，哈贝马斯把主体间的共存与对话看作交往价值观的理论前提和基础。这种价值观要求人们之间应该坚持互主体性原则，即在坚持自己是主体的同时，也要承认和尊重他人的主体性地位，尊重他人的主体价值，实现和谐的人际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改善人与自然界的关系。
三、马克思社会价值观与当代西方劳动理论视野中社会价值观的比较
因此，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必须发展社会生产力，扬弃异化劳动，用一个以自由时间为财富尺度的共产主义社会取代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尺度的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认为，只有社会劳动得到巨大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8]，而且“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9]，而增长起来的生产力又会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各方面的协调发展。
由表2可知，当原假设为“LNCPI_SA不是LNAPI_SA的格兰杰原因”时，F的统计量为0.57153、P值为0.4538，大于0.1，接受原假设，即CPI不是农产品价格的格兰杰原因；同理，当原假设为“LNAPI_SA不是LNCPI_SA的格兰杰原因”时，F的统计量为6.82238、P值为0.0123，小于0.1，拒绝原假设，即农产品价格是CPI的格兰杰原因。综上，CPI不是农产品价格的格兰杰原因，而农产品价格则是CPI的格兰杰原因，说明农产品价格变动早于CPI变动。
但是，这些社会价值观并没有能够超越马克思的社会价值观。哈贝马斯把劳动理解为工具活动，而把以符号为媒介的相互作用理解为交往活动，并希望通过理想语言环境实现主体价值，实现交往合理化。实际上，劳动与交往是两种相互联系的社会实践形式，哈贝马斯用以语言为基础的交往价值观取代马克思的社会价值观，既不符合历史逻辑，也不符合现实逻辑。鲍德里亚的消费价值观是以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整体考察为事实根据的，而世界上还有许多人并没有达到这种消费能力——“全世界有202个亿万富翁和300多万个百万富翁。但这个世界也有1亿生活在马路边、垃圾场和大桥下面的无家可归的人”[19]。从根本上说，生产力的发展仍然是社会进步的决定力量。知识价值观强调要用“知识论”取代马克思的《资本论》，主张以智商和知识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这就把产业工人阶级“逐出”了历史舞台。共识性劳动价值观只是当代社会存在的表面现象，共识性劳动的存在，并不表明“资本对工人做出物质让步，而是工人开始对资本做出物质让步，这样做的目的也仅仅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工人阶级面对的是不断增长的专制，而不是霸权”[20]。
而以交往价值观、消费价值观、知识价值观和共识性价值观等为代表的当代西方劳动理论视野中的各种社会价值观，只是在某个侧面、某个角度或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代社会的某些特征。从马克思理论创立到现在的一百多年间，社会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无论从现实世界角度还是从当代西方社会理论的多重研究视角，无论直接还是间接，都能感知到社会世界的历史变迁，而当代西方劳动理论视野中的社会价值观正是对这种历史变迁的理论回应。哈贝马斯的交往价值观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强调主体价值。鲍德里亚的消费价值观强调消费是社会劳动，消费者就是一种生产力，这不仅概括了当代社会所呈现出来的消费性特征，而且还深刻地剖析了消费的意识形态功能，“消费异化”“先行消费”等就是这种消费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等人的知识价值观不仅揭示了当代社会中知识尤其理论知识的社会轴心作用，是真正控制资源和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而且使得“能者统治”“精英治国”等成为知识社会顺理成章的事情。布若威的共识性价值观揭示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尤其二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所存在的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共识性”关系，并深入探讨了形成如此状况的生产政治根源。这些社会价值观都反映了当代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劳动方式的变化，同时也反映了当代西方社会理论家对劳动问题的关注和对劳动概念的重新解读。换句话说，当代西方社会理论家不仅从劳动入手来解读当代社会世界的主要变化，而且也依据劳动来阐述社会价值观。
综上所述，当代西方劳动理论视野中的各种社会价值观都与当代劳动方式的变革有关，但是它们不仅存在着对马克思社会价值观的误读和不恰当批判，而且本身存在着诸多局限性和谬误，它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不是想办法改变现状。当然，还应该看到，这些社会价值观的研究视角和特性，也为马克思社会价值观的当代发展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资源。
四、马克思社会价值观的当代价值
今天，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仍然离不开劳动与创造，崇尚劳动、崇尚创造，既是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追求，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然途径。正如习近平所说：“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生命里的一切辉煌，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21]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立在劳动理论基础之上的马克思社会价值观依然具有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有助于深入理解劳动创造与实现中国梦之间的内在联系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然而，这个目标“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22]需要全国各族人民的劳动创造和艰苦奋斗。这是对基于劳动理论的马克思社会价值观的当代阐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包括国家富强梦、民族振兴梦和人民幸福梦，其中人民幸福梦是中国梦的核心内容。从动态来看，实现国家富强梦、民族振兴梦和人民幸福梦处于社会发展的同一进程之中，统一于全国各族人民的奋力拼搏和伟大创造之中。从静态来看，只有实现国家富强梦和民族振兴梦，人民的幸福梦才能变成现实，即人民幸福梦的实现有赖于国家富强梦和民族振兴梦的实现。这就是坚持群众史观和坚持历史辩证法的统一。从现实来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把宏伟蓝图变为现实，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之共同奋斗，需要各行各业各个阶层发扬劳动创造精神和艰苦创业精神，置身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实践之中。
[50]Miles Brundage, et al., “The Malicious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ecasting,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Feb. 20, 2018, arXiv:1802.07228 [cs.AI].
(二)有助于正确把握个人奋斗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3]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不仅摆脱了自然经济条件对“人的依赖关系”，而且也摆脱了商品经济条件下对“物的依赖性”，实现了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7]52当然，这种“自由个性”并非只是某个个体或者一部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是全体社会成员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个人奋斗与社会发展统一的真正实现，社会发展不再以牺牲个人发展为代价。同时，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会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7]174，但是，这种自由实现的劳动并非“一种娱乐，一种消遣”而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7]174可见，个人奋斗与社会发展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而非单方面的影响作用：一方面，党和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上，尽量为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营造好的氛围，提供有利条件；另一方面，每个个体也应该把个人理想和自我实现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之中，把个人劳动创造和劳动精神与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紧密结合起来，与国家一起进步和发展。
(三)有助于合理看待社会发展一般原理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
如上所述，无论马克思的社会价值观还是当代西方社会理论中的各种社会价值观，都是建立在劳动理论基础上的，都是用劳动来解读社会世界的一般性质、发展动力和发展方向，但解读世界的方式各有不同。马克思从劳动出发来理解社会实践和“现实的人”，不仅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精神的关系都源于生产劳动，而且把世界历史归结为由于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进而揭示了整个社会基本结构、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以及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并预言社会发展最终目标是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让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落脚点。同样的，当代西方社会理论家也从劳动概念出发来认识和解读当代社会世界，并且抓住当代社会发展的一些特征(消费社会、知识社会、交往行为、共识性劳动等等)进一步深入分析，并得出了具有特殊性的、暂时性的结论。应该肯定，当代西方社会理论家从劳动理解社会的基本思路是合理的，也揭示了当代社会的变化特征以及个别或者非主流社会价值观取向。当然，我们既要理性地看待当代社会发展的个别特征，又要用科学的态度来理解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一般原理，并把二者结合起来思考当代社会发展的一般特征和个别特征。同时，也要从社会发展一般原理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角度，去理解马克思的社会价值观与当代西方社会理论视野中的社会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并充分认识马克思社会价值观的一般性和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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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465(2019)03-0023-05
收稿日期：2019-04-06
*基金项目：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在河南农村的实践研究”(2018B002)；河南理工大学教改研究项目“基于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市场营销学》课程考核评价方式改革研究”(2015JG025)
作者简介：郭伶俐(1964—)，女，河南理工大学应急管理学院教授，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兼职教授，河南理工大学太行发展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哲学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劳动理论、社会治理等。
[责任编辑：邓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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