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调查与研究
〔摘要〕文章采用经典扎根理论的方法，研究了大学生和家长两个群体的多任务认知和行为，对多任务行为的文献做出了重要补充和更正。首先，文章所发现的多任务行为选择逻辑弥补了目前多任务行为形成机制的文献真空状态。其次，文章首次提出了“时间价值空间”的概念，并发现了同一国家文化下的时间价值子空间的存在。第三，研究中发现目前我国的多任务行为研究主要依据的是早期学者对外国文献的注译，存在与我国国情不相符合的问题。文章中提出的多种时间价值子空间并存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外国文献的观点，纠正了外国主流文献对中国时间观文化的误解。
〔关键词〕多任务行为，多任务时间取向，多元时间观，经典扎根理论
引言
随着时代的发展，行业竞争日益激烈，企业希望能够用最少的员工完成最多的工作任务的方式来降低高昂的人力成本[1][2]。为了在就业市场上获得竞争力，人们开始学习掌握能够同时处理多项任务的技能。在多元时间观中，个体会以间断、非线性的方式同时做两件或以上的事情。这种多元时间观不重视依照计划在截止期限前准时完成任务，而是倾向于把不同的活动及项目结合在一起。尽管多任务行为的社会影响非常广泛，但中国情境下的多任务行为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并未得到学者足够的重视，仍然处于梳理外国文献的理论处理阶段。
国外学者主要关注多任务行为对个体以及组织的影响。个人影响方面，有学者通过对大脑的研究发现，多任务行为会对大脑造成信息处理能力和认知能力下降、使人出现焦虑和抑郁情绪等负面影响[3]。组织影响方面，国外的文献主要围绕多任务行为的处理能力、多元时间观、时间取向三个维度展开研究[4]。在处理能力层面，学者发现尽管多任务处理能力对工作绩效具有积极影响[5][6]，但随着个体多任务行为数量的增加，个体会在多任务处理能力下降的情况下感受到更高的自我效能感[7]。在多元时间观层面，学者主要探讨了国家多元时间观文化的形成原因和组织多元时间观文化的影响作用，发现组织的多元时间观会通过提高决策速度和降低决策综合性来提高组织的财务绩效[8]。在时间取向层面，国外学者出现了相互矛盾的现象。大多数的观点是，拥有多任务时间取向的个体会对工作有更积极的态度、更高的满意程度[9]、较低的离职倾向[10]，以及较小的时间压力[11](1-54)、心理压力[12]。他们一般会表现出更高的学习目标导向、较低的逃避目标导向[13]、更高的关系导向[14][15]。然而，学者在多任务时间取向与绩效的关系却存在较大争论。部分学者认为，由于多任务时间取向程度较高的个体往往不会依据计划执行任务[16]，且他们可能会为了同时完成几项任务而降低平均的时间和精力投入[17]，所以多任务时间取向会对个体的绩效和创造力水平具有负面影响。而另一部分学者认为，由于多任务时间取向程度较高的个体能更好地适应任务切换情境并在创造性工作中投入更多精力，多任务时间取向对个体的工作绩效[18]和创造力水平[19]有正面影响。
充足的资金来源是保证城市社区居家养老PPP模式健康运营的前提。项目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即私人部门的资金投入和公共部门的政策补贴。当前的资金筹措渠道单一，资金能力不足严重束缚了项目的发展。因此，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应创新思维，寻求其他融资渠道，例如，通过税收优惠、收费减免等政策吸引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鼓励社会捐助。此外，公共部门应加大对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产业的税收、土地的政策扶持，建立一整套的政策扶持体系，避免碎片化、低效化政策扶持。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教育中，人们长期以来偏向于单任务时间取向，将心无旁骛、专心致志等单任务行为看作是良好态度的象征，大力提倡；而将三心二意、心不在焉这类多任务行为视为不重视该任务的象征，加以谴责。从幼儿园到高中，人们持续被限制在目标和任务单一、干扰因素少的单任务环境中[20]。与国外学者探讨多任务行为正面影响的态度正相反，国内学者大多将研究焦点集中于如何才能让人们从小就可以养成专心学习、专心听课等单任务行为[21]上。显然这种对单任务行为的执着与社会对个体能善于开展多任务行为的期望相违背。而且对多任务行为研究的现有文献一般都更多关注多任务行为在组织情境中所能带来的积极影响[4]，以及该行为在校园环境中所具有的破坏力[22]。很少有学者探索当个体从校园跨入社会时，从单任务时间取向转变成多任务时间取向所必须经历的转变过程及其相关影响因素。鉴于此，我们认为，有必要针对学生群体如何为了应对未来工作要求而从单任务时间取向变成多任务时间取向进行研究。由于目前相关领域的国内文献匮乏，本研究采用了经典扎根的方法[23](22)[24]，对学生的多任务行为、多任务时间取向和多元时间观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进行了初步探索。由于许多人在高中毕业前往往处于被人为制造出的单任务环境中，只有学习这一项任务，而到了大学，这种约束几乎消失殆尽，迅速进入多任务情景当中[25]，行为开始出现多任务取向的特征。因此，本研究将针对大学生群体展开，探索以往研究[26]中被忽略的从单任务时间取向向多任务时间取向的个体转变。
一、研究设计的理论基础
(一)多任务行为研究概述
多任务行为是指在同一时间处理多项任务。研究多任务行为的学者主要围绕多任务处理的处理能力、时间取向、多元时间观三个维度展开研究。对“同时”的内涵持两种观点:一是多重任务，二是任务切换[4]。多重任务是指个体在同一时间同时处理或从事两项或以上任务，比如一边打游戏一边听音乐[27]。而任务切换是指个体在没完成一项任务的情况下切换另外一项任务[28]。因此，我们在研究中重点关注了受访者对多任务行为中的“同时”的认识。
通过对大型卧式加工中心床身铸件进行的实型消失模工艺设计、切活料填砂设计及关键过程控制等，总结了生产此类铸件的铸造工艺及质量的控制要点，得到了合格的铸件，为此类铸件的批量生产提供了技术支持。
行为中情绪与多任务处理偏好和逃避心理这两种驱力有关。如果受访者出于多任务处理偏好而选择了多任务行为，他们就会在完成任务的过程感觉过得充实，进而感到满足；如果受访者出于逃避心理而选择了多任务行为，那么他们则会因顺利度过了完成任务的冗繁阶段而感到愉悦。
屈哨兵：这也是我们目前正在探讨中的问题，也是广州好教育下一步的基本走向问题。总的来讲，我想有几个大的板块儿和工程要继续做好。
一般来说个体会按照自己的逻辑选择行为。其他非利益相关者的评价无法改变这套逻辑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例如，当非利益相关者指责受访者的多任务行为对目标任务造成负面影响时，受访者并不会就因此改变自己，转而使用单任务行为；当他人对其多任务行为作出嘉奖时，他们也不会因此更倾向于使用多任务行为。然而，当利益相关者对受访者的多任务行为提出质疑的时候，如所质疑的事情是两个人正在合作的任务时，则受访者会接受批评而做出过改变。
根据阅读的深度，可以将阅读分为粗读和精读。除了课上要求的，教育部推荐学生必须要读的，需要精读的课文外，有些时候还需要学生广泛阅读一些书目。对于这些扩展学生视野的读物，学生则可以进行粗读。相反，对于一些经典，则需要学生反复阅读，不断咀嚼，这就是所谓的“精读”。
(二)自我决定理论
Deci和Ryan提出了可解释影响个体行为导因的自我决定理论[33]。该理论认为，在充分认识个人需要和外部环境的基础上，个体有对自己的行动做出自由选择的能力。随后，Ryan等学者将自我决定理论运用在媒体多任务行为的研究中，认为个体的需求会导致个体产生对媒体多任务的需求，进而影响其媒体工具的使用[34]。自我决定理论认为，决定自我行为的动机包括驱力、内在需要、情绪[33]。首先，“驱力”是自我行为的推动因素。其次，“内在需要”是个体行为的能量与方向的来源。人们的主要内在需要有三种:自主、胜任和关系[35]。其中，“自主”是个体对其行为的主宰性、“胜任”是个体对当前任务完成情况的自我效能感、“关系”是个体源于他人行为对自己赋予的归属感。最后，“情绪”则会影响动机最终形成的态势。在驱力、内在需要和情绪这三种元素的互动之下，个体会对事物产生多重动机，并在动机的驱使下采取不同行为。测量个体自我决定因素的主要指标是个体能否灵活地控制自己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36]。因此，环境因素的影响对个体的自我决定具有重要影响[37](4-5)。当个体处于有利的环境，认为自己能有效处理多项任务并从中获益时，就会表现出多任务行为[4]。然而，研究发现，个体所感知到的多任务处理能力与其实际的能力往往存在偏差[38]。多任务行为次数的增长会导致个体对自身的多任务处理能力变得过度自信，并出现主观感知到进步但客观上却遭遇退步的情况。
时间价值空间具有封闭性，即一个时间价值空间的特征独属于特定的群体。例如，属于青年群体的多任务价值空间的个体都具有多任务时间取向，并会相互影响，但他们的行为选择却不受其他群体的影响，也不会影响其他群体的个体。在相互影响下，许多受访者甚至开始相信多任务行为会是自己未来生活、工作中的必备技能。因此，尽管他们起初并不是自愿从单任务时间取向转变成多任务时间取向，也不能非常成功地面对多任务复杂情境，但到后期，他们不仅成功完成了这项转变，还在主观上提高了对其重要性的认知。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过程
本研究采用经典扎根理论的方法展开调研。经典扎根理论最大的优势在于，让研究者能够在相关文献缺乏的情况下开展探索性研究，根据仅有的少数现实观察和理论线索，为新现象或缺乏文献的现象补充理论依据，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基础[39]。本研究主要关注大学生的多任务行为，研究学生群体从单任务时间取向变成多任务时间取向的转变过程。但由于现有文献大多聚焦于职场中的多任务行为和大学生的媒体多任务行为，缺少个体时间取向转变机制的理论基础，因此，我们采用经典扎根理论对大学生的多任务行为和时间取向的转变展开探索性研究。
理论抽样是经典扎根理论的核心程序。理论抽样要求研究者根据现有资料形成研究设计的依据，指导资料的收集和分析工作。一般来说，研究者会先基于研究主题找到合适的样本，根据其访谈内容找寻下一个受访者，并通过比对样本之间的访谈数据，厘清现象背后的潜藏理论[40]。因此，本文使用理论抽样的方法[41]，在大学生群体中选取合适的样本。我们利用半结构式访谈收集定性访谈数据，每次访谈持续30～60分钟。在每次访谈结束后，我们都会及时将访谈内容整理成文本，并进行编码分析。
在访谈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受访者的时间取向受其家庭教育影响。本文采用的理论抽样方法的一个特征就是基于访谈内容寻找下一个访谈样本，并比对访谈数据得出结论[42]。因此，当许多受访者在访谈时提及家庭教育对他们的影响时，我们有理由认为家庭教育对我们研究的多任务行为和时间取向有重要的影响，有必要关注家长这一群体的行为和时间取向。因此，为了研究设计的严谨性，我们在抽样过程还选取了几位家长，通过了解这些家长的教育观，调查家庭教育对大学生时间取向的影响。在对家长群体的访谈中，我们从“您自己是否会进行一心多用?”“对于孩子一心多用的行为持有怎样的想法?”“您的父母教育您时也要求专心做事吗?”这几个方面提出问题，并进行记录和分析。
基于这个阶段的访谈内容，我们使用开放式编码的方式来分析数据，得出了“逃避心理”“心情愉悦”“普遍现象”等一系列开放编码。随着数据的进一步收集和分析，我们发现一部分访谈内容开始趋同。在进一步的分析后，我们将访谈中经常被提及的“迫于生活”“deadline堆积”等关键词，整合成“外部压力与环境限制”等更高层次的二级编码(详细编码表见表1)。由此，我们从开放性编码转向选择性编码，并基于这些数据提出了更加具体的问题，例如:“为什么认识到了效率的降低还要进行一心多用?”“他人对你的批评会让你放弃一心多用行为吗?”。当数据收集接近饱和阶段，即访谈无法为此次研究提供更多新的信息时，我们转而使用理论编码，将数据的分析比对结果汇编成一套完整的理论[43]。
走进圣家堂，首先吸引我的是雄伟错落的树形柱子从屋顶玻璃天窗泄下来的斑驳影子，犹如梦境一般。左右两边，各有一大片色彩斑斓的彩色玻璃，细看之下是不规则细碎的玻璃拼接而成，颜色由浅至深呈渐变，一边是有红色为主的暖色系，另一边是蓝色为主的冷色系，随着早中晚不同阳光，让整个教堂充满梦幻般瑰丽的色彩。从大厅出来，走向地下室，我们还可以看到圣家堂建造团队的工作室，而著名的设计师高迪也被埋在这个地下室。
本研究一共接触了41名对象，其中有33位在校大学生(13位男生、20位女生)，平均年龄19.2岁，分别就读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东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滁州学院、河海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南京医科大学、金陵科技学院、南京审计大学、江苏城市职业学院、香港大学、天津大学、苏州市西交利物浦大学、扬州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工程学院、华侨大学、湖南大学、淮海工学院，学习经济金融、建筑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生物科学、工商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车辆工程、自动化、英语、会计学、化学、法学、临床医学等专业。另外两名大学生拒绝接受访谈。受访的家长一共6位(2位男士、4位女士)，平均年龄47.2岁，分别从事教师、工程师、公务员、家庭主妇等工作，其中2人拥有高中学历、1人拥有本科学历、3人拥有硕士学历。
表1 多任务行为研究编码表
一级编码 二级编码 三级编码 四级编码效率太低没有太多意义不用动脑子难度高和低的一起无聊枯燥程序化的事情节约时间简单的重复性活动不喜欢的事不重要的事情最优化分配时间迫不得已有更吸引我的事deadline堆积驱力 多任务行为选择逻辑多任务价值空间不会产生影响只看完成度对效率没有影响保证在deadline前完成问题不大容易忽视细节记忆会不大清晰结果判断保持愉悦心情缓解抵触情绪减少疲惫感烦躁静不下心浮躁不安 情绪 多任务时间取向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能处理多任务积极影响更多可以同时做几件事无法很好地分配注意力自我效能感没法集中注意力习惯性的事情不该做但还是做自控力不行 不受控制克制不住不足为奇多数人都会做一起一心多用基本生存技能人之常情很正常同学都这样模仿他们是习惯行为选择固化普遍现象不一定要专心才能做好事一心多用是必要的能力 单任务时间取向败落父母不赞同父母老师言传身教学校的规定周围的影响父母老师的要求没有人一心多用单任务环境 单任务时间取向 单任务价值空间
三、研究发现
经过调研，针对人们的多任务行为动机及其影响等问题，我们从家长和大学生两个群体收集了大量的定性数据。我们从家长的访谈发现，上一代向下一代传递的时间文化观是单任务的时间观。家长们普遍对多任务行为持否定态度，认为该行为是“迫不得已才会用一用”、“不可能做好事情”的方法。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采取多任务行为。而另一方面，我们却从大学生的访谈发现，多任务行为是大学生群体中的一种普遍行为。基于这些访谈数据，我们推演出了一套可以阐述具有多任务时间取向的个体的多任务行为选择机制模型(详见图1)。在这套机制中，人们是否选择多任务行为主要受多任务行为选择逻辑、多任务时间取向和所处多任务价值空间的影响。
(一)心中有数:多任务行为选择逻辑的建立
受访者普遍拥有一套多任务行为选择逻辑。多任务行为选择逻辑是指受访者在考虑是否应采取多任务行为完成某项任务时所使用的决策依据。这套逻辑主要由多任务行为的驱力和结果预判构成。
1.多任务行为的驱力
所有受访者都表示，他们自小就在学校和家庭环境中持续接受着做事要专心、专心才能做好事的思想，并一直受到管制。家长和老师一方面督促他们专心学习，另一方面也主动为其排除干扰、营造一个单任务环境，以致他们的生活目标只有“好好学习、考好成绩”一项任务。因此在这个人生阶段中，受访者不存在需要考虑是否应该采取多任务行为的问题。一位受访者表示:“高中的时候我面前只有卷子，没有什么机会一心多用。”
降颅压治疗：颅内压增高者需要积极降压治疗，常用降颅内压方法有药物降压、腰穿引流、腰大池置管引流、侧脑室外引流、脑室-腹腔分流术、留置Ommaya囊（贮液囊）等。置管持续外引流降颅压需严格无菌操作，加强护理，防止继发感染。
当受访者进入大学后，来源于环境因素的管制会几乎消失殆尽。一方面，由于大多数受访者都是异地求学，父母鞭长莫及，无法像往常一般监督受访者专心学习；另一方面，大学的班主任和辅导员也不会和中小学老师一样对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进行微管理。因此，随着多重任务复杂情境的出现，受访者无法将注意力完全聚焦于学习，受访者便逐渐开始采取多任务行为。
总体来说，如果给受访者充分的自由和条件，他们并不愿意进行多任务处理；但受不可控因素影响，最后仍然会采取多任务行为。根据访谈记录，受访者选择多任务行为的驱力可分为三类。第一，多任务处理偏好。这类受访者一般非常看重完成任务的效率，希望提高单位时间内能完成的任务数量。当受访者判断目标任务是简单的重复性任务，或者是低价值任务时，他们就会为了在同一时间段内完成更多任务，使用多任务行为将目标任务和其他任务进行组合，以避免产生脑力或时间上的浪费。第二，外部压力。当多项任务都必须在同一期限内完成时，受访者会选择多任务行为以确保能按时完成所有目标任务。第三，逃避心理。当受访者不喜欢或不愿意完成目标任务却必须完成时，完成任务的过程对他们而言会变得异常艰辛。为了纾解不适情绪，让自己心情愉悦，受访者会尝试通过同时完成其他娱乐性较强的任务来分散注意力，期望可以在心情愉悦的状态下顺利完成任务。
图1 多任务行为选择机制的理论模型
2.对结果的理性判断
这种状况当然不适合有外人在场。但一切来得太快，也来得太突然，柳红想避已经避不开了，她像是被孙悟空定了身，傻傻地竖在苏秋琴面前。苏秋琴也如同从噩梦中惊醒，两眼惊恐地盯着她弟媳妇柳红。四目相对，犹如雷电相击，震得俩人赶紧别头，一个张东，一个望西。
大多数受访者反映，多任务行为会使目标任务的完成效率下降。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注意力分散和自我心理暗示，会对受访者主观上的任务完成质量判断造成负面影响。一方面，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当个体进行多任务行为时，其注意力的重心很容易从首要任务偏移到其他任务上，以致分配给首要任务的注意力减少，使个体“容易忽视细节”，从而对首要任务的实际完成质量造成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由于从小接受“专心才能做好事”的教育，受访者在采取多任务行为时会主观地认为自己会因“一心多用”而做不好。这种主观的质量判断导致了两种负面结果，一是无论受访者是否高质量完成任务，他们都会觉得自己因分心而未能充分发挥；二是部分受访者会在认为自己不会做好的心理暗示下“破罐破摔”，将原本能做好的事情草草了结。
3.抵御他人评论的盾
这个空间中的个体会相互影响，强化个体的多任务时间取向，从而使这个多任务价值空间更加牢固。例如，当行为尚未固化的受访者违背自己的行为选择逻辑，采用了多任务行为时，即便他们会因此产生愧疚和不安情绪，也不会改变自己的选择。相反，他们会通过与该空间中其他人的相同行为比对的方式，安慰自己这种行为是合理的。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言:“看到身边人也一心多用会减轻我的愧疚感，然后大家一起心安理得地一心多用。”
“我觉得世人对一心多用这个词有偏见，说到这个词总认为是贬义词，但是个人认为这是一个中性词，只是描述了一个人在同时干几件事情，所以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其实是比较喜欢同一时间干多件事情的，但是这个只限于一些小事情，比如打电话、整理资料等我会一起干，但是如果是写作业之类的，我还是会专心做的。”
多元时间观最早由 Hall提出[31]，是指人们在国家文化层面，对同时处理多个任务所持有的态度。发展至今，文献衍生出了组织层面的定义。有学者认为，组织的多元时间观会通过组织文化对员工行为的影响，使员工自愿选择将自己的多任务时间取向与组织的多元时间观协调一致[32]。鉴于此，本研究会在访谈的过程中，询问受访者所在组织对其多任务时间取向的影响。
(二)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行为选择逻辑的崩塌
受访者的行为选择主要受自己的多任务行为选择逻辑的影响。尽管这套逻辑是理性的经验性结论，但该逻辑能否被顺利启用和其作用是否正确可信则受诸多干扰因素的影响。
1.结果记忆:情绪对结果感知的扭曲
选择逻辑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受访者对任务完成结果的预判，而预判结果的主要依据是上一次相似情境下的多任务行为的结果。然而，我们发现受访者对上一次任务处理结果的记忆会受当时的情绪所影响，以致相似的情境可能产生不同的回忆，进而导致不同的结果预判。我们称这种受情绪扭曲的记忆为“结果记忆”。可以导致结果记忆的情绪主要有两种:行为中情绪和行为后情绪。对大多数受访者而言，影响结果记忆的情绪多为正面情绪。
学者在定义多任务时间取向的讨论中提出，个体多任务行为可能源于自由意愿或外部环境限制[29][30]。有学者认为，应该区分多任务时间取向定义中的多任务偏好和多任务行为以明确个体多任务行为的自发性。鉴于本次研究的目的是探讨大学生从单任务行为转换为多任务行为的导因，而不是其为了应付特定环境的具体问题所采取的非自愿应对行为，因此本研究在数据收集过程会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个体自愿采取的多任务行为。
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摄影艺术家开始采用“设计”的方式进行创作。他们有意识地跟随广告业照亮的道路，运用想象与才智挣脱了古典现代主义的束缚。他们不是在现实世界中寻找主题，直接“拍摄”，而是选择自行“创造”一个全新的视觉世界。
行为后情绪主要产生于出于外部压力驱力和偶尔的创新灵感两个方面。出于外部压力选择多任务行为的受访者一般会更关注任务的完成。相对而言，他们比较不重视任务的完成质量。换言之，他们是在用降低的完成质量来换取较短的完成时间。对他们而言，完成所有任务、从中解脱出来的轻松感才是最重要的。一位受访者的话非常具有代表性:
“可能是有很多错误吧，但是把这个事情做完之后谁还去想它呢。”
而当受访者同时进行多项任务时，部分任务的实施过程可能偶尔会出现交叉影响。例如，在处理任务一时得到能更有效解决任务二的创新办法。尽管这种任务间的正向溢出效果并不常见，但是受访者往往会将这种经历的效果主观放大，以致他们在日后做行为选择时，会为了取得相同的溢出效果，而刻意选择多任务行为。例如，一位受访者表示:
目前，广佛线现已开通魁奇路至西朗段，而西朗至燕岗段年底也将开通运营，进一步促进广佛两城的沟通交流。面对广佛线连接两城的特殊性，要切实做好地铁客运服务工作，提升民众满意度，就必须加深完善导向标识系统，为客运服务工作的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我在跑步的时候思考问题，思路反而比静坐专心思考时更清晰、更敏锐……跑步确实有利于思考，但是不一定都有有效的成果，不过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后，我就会刻意地在跑步的时候思考点什么问题。”
首先，传播与翻译涉及相似的要素。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wight Lasswell）在传播学奠基之作《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中提出著名的5W传播模式：谁（who），说什么（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说（to whom），产生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由此可见，传播涉及的要素包括：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而翻译涉及的要素则主要包括：作者、原作、译者、译作和译入语读者。
研究发现行为中和行为后的正面情绪会在受访者的“结果记忆”中占据主导，极大地削弱了受访者由于任务的负面结果所产生的负面感知，干扰了受访者对多任务行为结果的理性判断，以致受访者在未来更倾向于采用多任务行为。
另一方面，如果个体在进行多任务处理时，或在多任务处理后所感知的情绪是烦躁等负面情绪，他们就会在未来降低采取该行为的频率。这些受访者一般具有极高的绩效导向。由于多任务处理行为会给他们在主观上带来完成质量下降的感知，因此他们所收获的情绪往往是负面的。例如，一位受访者表示:“如果必须一心二用，当然是会让我产生烦躁的，因为我大多数情况是两件事都不能做到很好，所以反而很烦躁。”
2.自然反射:行为选择的固化
多任务行为的“结果记忆”会影响受访者的未来行为选择。换言之，在选择是否要采取多任务行为时，个体参考的是他们对类似经历的情绪化记忆，而不是客观结果的记忆。我们发现，随着个体选择多任务行为的次数变多，及事后自我感觉良好的“结果记忆”的数量增多，他们的多任务行为的自我效能感会被不断提高，以致他们对自己的多任务处理能力越来越趋向于过度自信。经常采取多任务行为的受访者甚至认为他们可以通过充分熟悉任务内容、多次反复训练等途径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多任务处理能力。反观不常采用多任务行为的受访者，我们发现他们不认为这是一种能够通过后天训练被强化的能力，他们一般都自嘲自己是没有这方面天赋的人。
本研究通过对家长和大学生两个群体的访谈，收集了大量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探讨了个体的多任务行为选择机制和群体的时间价值空间。我们发现，接受访谈的家长群体由于长时间处于单任务环境中，从未尝试过多任务行为，所以对此持否定态度。而大学生则因为生活学习的环境改变，为了应对从单任务环境到多任务环境的转变，会将其原有的单任务时间取向转变至多任务时间取向。在这一过程中，大学生会在驱力和结果预判的作用下形成多任务行为选择的逻辑。随着个体采取多任务行为的次数越多，他们自我感觉良好的“结果记忆”就会持续积累。在结果记忆的影响下，个体多任务处理的自我效能感会随着个体多任务行为次数的增长而变得逐渐偏离其实际能力，也使他们相信多任务能力能被后天加强，并最终导致其选择逻辑失去作用，多任务行为被固化。我们还发现，经常采用多任务行为的受访者可以从中得到更高的自我效能感和更多的正面情绪，他们对多任务行为更加认可。反观不常采用多任务行为的受访者，由于他们从多任务行为中所获得的情绪多是负面情绪，因此他们不相信自己拥有或能在未来拥有多任务处理的能力，对多任务行为的评价也大多是负面的。由于不同群体所处环境的差异，在其中个体的相互影响下，他们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时间价值空间。
“真的是个习惯性的事情，就是一次一心多用之后注意力就会很难集中…就是我觉得不应该做，但是我还是会做，因为已经习惯了啊。”
（2）制作噬菌体的DNA。再分别取红色和蓝色的彩色磁片，同样在磁板上画出DNA的双链模式图，然后再分别裁剪出红色和蓝色的DNA分子模型（图1）。学生要注意DNA的两条链分开画分开裁剪再拼接，这样把双链拆开还可用于模拟“噬菌体侵染过程中DNA复制”时半保留复制过程。
(三)三人成众:多任务价值空间的形成
在行为选择固化以后，个体的多任务行为会逐渐成为常态，并在情绪等因素的作用下认可自己行为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从而形成多任务时间取向。个体的行为和时间取向还会在与他人的互动、比较之后，形成一个群体性的“时间价值空间”，意指该群体对如何利用时间的共有价值观念。在多任务价值空间中，多任务行为普遍存在，身处其中的受访者时刻受到它的影响，并对此习以为常。他们由于已经认可了多任务行为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所以不会主动对多任务行为产生思考或反思。例如，有受访者表示:
“我觉得multi-tasking是当代青年基本生存技能，就算你把计划中的事情排好了，deadline临近还会有层出不穷源源不竭的事情，所以这么做也没什么。”
在采取多任务行为后，受访者会通过行为后反馈的经验积累形成一套行为适用性的判断准则与流程，我们称之为多任务行为选择逻辑。这套逻辑是经验性的，能够调节个体未来的行为选择，帮助他们根据目标任务的性质，从单任务行为模式和多任务行为模式中选择合适的行为模式，从而可以在不浪费时间的前提下，保证任务能在限时内高质量完成。如一位受访者表示:
鉴于此，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和访谈对象进行交流时，关注了驱动受访者选择多任务行为的内部需求种类、他们在行为过程中的情绪、以及他们所受到的外界环境的影响等因素。
另外，通过针对家长的访谈发现，家长群体中也存在封闭性的空间。然而，家长们所具有的是封闭性的单任务价值空间，他们和身边的朋友一般都只采取专心致志的行为，并且从来没有思考过多任务行为的可行性，更不相信多任务行为能保证任务完成的质量，只会由于不理解而心生反感。尤其在看到孩子采取多任务行为的时候，更会试图改变他们的行为。实际上大学生群体的单任务价值空间已经逐渐被多任务价值空间取代侵蚀，由于时间价值空间的封闭性，家长的劝解一般都没有效果，最多只有暂时性的敷衍，孩子会在离开家长的监管后很快就恢复原本的多任务行为。
四、讨论
而且多任务行为选择逻辑只会在个体刚开始采用该行为的时候起主导性作用。随着个体采用该行为的次数变得频繁，多任务行为选择会固化，阻碍了逻辑的启动，以致受访者不能有效控制自己的行为，出现无论符合逻辑与否都会采用多任务行为的情况，最终对自己的生活造成负面影响。一位受访者对此表示:
(一)研究发现对理论的贡献
首先，本研究提出了时间价值空间这一全新概念。目前，描述一个群体的多任务时间取向的概念是多元时间观。多元时间观最早由 Hall[31]提出，其初始目的是为了描述不同国家的文化对同时处理多个任务的价值观念的差异程度。多元时间观将不同国家的人的时间价值取向归类，认为一个国家中的所有个体都具有统一的时间价值取向[43]。但是这个概念却忽略了即使在同一国家文化下，个体及群体间的时间取向差异的可能性。根据本研究的发现，即使同在当下中国文化环境里，家长群体和大学生群体由于面临不同的外部环境和要求，具有截然不同的时间取向。为了描述这一群体性差异，我们提出 “时间价值空间”这一概念。与多元时间观相较而言，“时间价值空间”是由具有相同时间取向的个体在同一群体中相互作用自然形成，而不是根据研究需要进行人为划分。在相同的空间中，所有个体在实际上具有相同的时间取向，表现出相同种类的行为。“时间价值空间”是阶段性和封闭性的。它是由同一群体中的个体在面对相同的任务环境时进行行为选择并相互作用形成，也会随着群体面临的环境的改变和其中个体的分离而消失。但在成型以后和消失以前，该空间以外的群体和个体不能影响空间内的个体的时间取向。例如，在本研究中，家长群体具有单任务价值空间，而大学生群体则具有多任务价值空间。此时，家长的教导已经不能改变大学生的行为选择，且大学生的行为也不会让家长产生尝试多任务行为的想法。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探讨国家文化层面的时间观文化的影响时，需要特别注意这种同一国家中的群体差异；同时也可以探索不同群体是否会因为未来社会环境的进一步改变，产生除单任务价值空间和多任务价值空间以外的其他种类的时间价值空间。
其次，目前的主流文献认为中国的时间观文化属于多元时间观文化，但我们的研究结果则显示，我国应该不属于多元时间观文化。中国属于多元时间观文化的论点起源于Hall在1976年的论述[44]。他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亚洲地区是多元时间观文化的典型代表。受此观点影响，近年来的中国学者也认为中国属于多元时间观文化[45][46]。尽管2017年有中国学者在对多元时间观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后，认为尽管从直观感受来看我国应该属于多元时间观文化，但事实如何仍未有定论，学术界应该对此问题进行深入探讨[4]，但仍未有学者对此进行实证分析。我们的研究发现显示，这些观点不仅与中国的实际情况不符，还忽略了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而产生的子群体时间取向的改变。我们认为，国外文献对中国的时间观文化做出判断之初就对中国文化存在误解。首先提出中国属于多元时间观的文献发表于1976年，与本研究中的家长群体同属一个时间阶段。然而，从衡量时间观文化的三个重要维度中的首要维度“时间使用上的多重性和单一性”来看[44]，家长群体反感多任务行为，对单一时间使用的偏好非常强烈，与国外文献的描述产生了矛盾。这一错误观点被一直沿用至今，没有得到国内学者的纠正，反而得到了部分学者的引用和推广。如今，随着青年面对的外部环境的改变，以大学生群体为代表的许多时间价值子空间都开始向多任务时间取向转变。然而，即便如此，家长群体仍停留在单任务价值空间中，保持旧有观念不变。由此可见目前中国的时间观文化十分复杂，从我们提出的“时间价值空间”的理论来看，中国目前既不属于多元时间观，也不属于单元时间观，子空间的时间观文化的存在和影响不可被忽视。所以在对待中国问题上，我们不能仅通过翻译引介，就将国外学者的理论框架强加到中国现象的研究中。未来研究有必要在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开展中国特色的多元时间观文化研究。
此外，本文提出了的多任务行为的形成机制。目前的文献中，多元时间观和多任务处理能力被认为是多任务行为的重要前因变量[4]。例如，在多元时间观方面，学者认为员工的多任务时间观会正向促进员工更多地表现出多任务行为，并且员工感知到的组织多任务时间观文化与其多任务行为呈正相关[47][48]。在多任务处理能力方面，学者认为个体感知到的多任务处理能力会促进其更多地表现出多任务行为[38]，且经常表现出多任务行为的个体往往缺乏多任务处理能力[49]。尽管学者研究了影响多任务行为的相关因素，但却未突破对个别因素相关性的讨论，进入影响机制的层面。本研究采用经典扎根理论的方法，从受访者的视角，发现个体在采取多任务行为前，会通过多任务行为选择逻辑进行选择。这个逻辑的成因是驱力和对行为结果的预判，而组织的多元时间观和多任务处理的自我效能感则是帮助行为选择固化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一发现无疑弥补了目前文献关于多任务行为形成机理的空缺。
最后，现有文献对多任务行为中的“同时”提出了多重任务和任务切换两种定义。多重任务一般出现在非工作场所，而在工作场所的多任务情境下，个体主要是在多项任务之间进行切换[4]。但在我们在访谈中发现，受访者对这两类多任务行为定义的界限感到非常模糊。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多任务行为一般是多重任务和任务切换的组合，且不分是否在工作场合中进行。由于目前主流文献探讨的是工作场所中的任务切换，因此很有可能忽略了多重任务与任务切换混合进行的情况，未来的研究有必要注意这一点。
(二)研究发现对实践的意义
首先，从研究发现来看，受访者起初在家长的监控下，建立了单任务时间取向；但当他们脱离家长监控、进入大学后，为了应对突然出现的多重任务复杂情境，很快就开始向多任务时间取向转变，并且在形成多任务价值空间后不再受家长的影响。然而，我们发现许多受访者并不能较好地面对多重任务情境，且这种失败的处理方式可能会负面影响他们的未来工作绩效。我们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青年群体在受教育时期被灌输的单任务时间取向和社会、职场对多任务时间取向的要求之间的不匹配。因此，在这个趋势不可逆的当下，我们的教育有必要主动配合这种趋势，在幼儿园到高中甚至是在大学教育中更多地考虑有关多任务时间取向的引导和多任务处理能力的培养，而不是一味地强调“做事要专心一志”。
其次，研究结果警示我们，即使起初抱着偶尔用一次以后再也不用的想法选择多任务行为，一旦开始采用多任务行为，就容易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固化行为选择，导致多任务行为的次数越来越多。所以如果不认为自己有这个能力，那么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做好任务安排，避免采用多任务行为，以防止未来行为选择固化后的不可控性和负面影响。
最后，导致个体多任务行为持续增多的原因是行为选择固化，而行为选择主要是在受情绪扭曲后的结果记忆和自我效能感的作用下固化的。这说明如果想要从多任务行为转变成单任务行为，仅根据结果记忆进行结果预判来警示自己是没有作用的。因此有此想法的人应该每天忠实记录客观真实的行为结果，以此矫正自我效能感的扭曲，帮助行为的转变。
AR技术以其自身的突出特点，采用极具创意且合理的方案，肯定会与旅游产业擦出绚烂的火花，目前的AR应用处于不温不火，停滞不前的状态，但随着计算机相关技术的不断驱动，结合AR的多维体验的应用场景将会越来越广泛，届时，游客的旅游体验肯定会越来越好。
五、结论
在西方社会研究领域，研究的基本范式是基于已有文献，根据其理论基础和可能的发展方向，提出可以为现有文献缺陷做补充的假设或研究问题，通过数据收集和分析的方式，做补充性研究[50]。上世纪，西方社会学的学者基于早期文献的积累，做了大量的研究，为当时社会学界的各种理论做出了一定的补充和完善。由于此类研究范式具路径依赖性，以致现有许多文献在逻辑思路方面仍保留有早期文献逻辑思路的影子。
因为中国的社会学发展比较晚，所以在早期社会研究的阶段，许多学者在进行研究的时候缺乏可以借鉴或依据的中国理论基础，只能在研究的时候选择借鉴外国的文献作初步探索。例如，费孝通老先生在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问题时，通过将所观察到的农村现象比对西方文献的方式，提出了著名的差序格局理论[51]。尽管差序格局等理论的提出能有效地解释当时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但是也有许多研究在此过程中过度依赖外国文献所提供的理论线索而导致研究发现“失真”的问题。随着更多的学者进行深入的追踪调查，研究范式的路径依赖问题导致部分文献思路越来越往“西”靠，偏离了“中”的现实情况。例如，本研究发现，外国文献对中国时间观文化的误解一直存在。外国学者一直认为中国属于多元时间观。这个观点在近期有关“一心多用”的论文中得到了引用和延续探讨[4]。然而，通过本研究的调研访谈，我们却发现中国的时间观文化不属于外国学者所认为的多元时间观，它其实属于多种时间价值空间并存的情况。所以，我们呼吁学者们应该重新审视现有文献的主流观点，尤其是那些受西方文献影响较深的学术领域，判断其是否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然后根据现实观察，进行适度调整，使其更契合中国的国情，借此开发中国特色理论。
另外，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近2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的思想、行为都在改变，很多事物都与以前不同。但是由于文献的路径依赖性和更新周期等问题，许多学者的研究思路还未发生相对应的根本性变化，以致许多近代研究的发现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例如，尽管大学生在面对新就业市场对多任务处理技能的需要下，已经开始做出行为和时间取向上的转变，但许多学者却仍然在研究引导中小学生专心学习的方法[20][21][22]，或论证大学生的多任务行为对其学业的负面影响[25][26]。鉴于现有文献的研究内容与现实需求存在差异，以致有关个体多任务行为的文献处于匮乏状态，本研究采用经典扎根理论的方法，通过研究大学生行为和时间取向的转变过程，发现多任务行为的产生是源于现实生活需求。多任务行为与文献中常与之挂钩的负面效果不一定存在必然关系[25]，如果个体能够始终贯彻自己的多任务行为选择逻辑来决定行为，就可以在有效避免多任务行为对任务完成的效率和质量产生负面影响的同时，以更高的效率完成手头上的任务。按照现实趋势，学者所应关注的不是如何逆现实潮流，让个体在工作中采用单任务行为，而是应该关注正确利用多任务行为和选择逻辑的意识。鉴于此，我们建议未来研究应该更关注文献内容和现实发展的契合度，让研究能有效服务于现实。
〔参考文献〕
[1]Ishizaka，K.，Marshall，S.P.＆ Conte，J.M.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attentional strategies in multitasking situations[J].Human Performance，2001，14(4):339-358.
[2]Kinney，T.B.Task and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s Predictors of Performance in a Job-relevant Multi-tasking Environment[D].Pennsylvania: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2007.
[3]一凡.“一心多用”有害健康[J].安全与健康，2011，(15):55.
[4]丁雪，张骁，杨忠.“一心多用”研究:理论梳理及未来展望[J].经济管理，2017，39(5):177-192.
[5]Sanderson，K.R.Time Orientation in Organizations:Polychronicity and Multitasking[D].Florida: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2012.
[6]Watson，J.M.＆ Strayer，D.L.Supertaskers:profiles in extraordinary multitasking ability[J].Psychonomic Bulletin&Review，2010，17(4):479-485.
[7]Sanderson，K.R.，Bruk-Lee，V.，Viswesvaran，C.，Gutierrez，S.＆ Kantrowitz，T.Multitasking:do preference and ability interact to predict performance at work?[J].Journal of Occupational&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2013，86(4):556-563.
[8]Souitaris，V.＆ Maestro，B.M.M.Polychronicity in top management teams: the impact on strategic decision processes and performance of new technology venture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0，31(6):652-678.
[9]Arasl，H.，Daskin，M.＆ Saydam，S.Polychronicity and intrinsic motivation as dispositional determinants on hotel frontline employees'job satisfaction:do control variables make a difference?[J].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2014，(109):1395-1405.
[10]Jang，J.＆ George，R.T.Understanding the influence of polychronicity on job satisfaction and turnover intention:a study of non-supervisory hotel employee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2012，31(2):588-595.
[11]Gross，B.Time scarcity: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and implications for consumer behavior[A].In Jagdish，N.S.＆ Elizabeth，C.Hirschman(eds.).Research in Consumer Behavior[C].Greenwich，CT:JAI Press，Inc.，1987:1-54.
[12]Hecht，T.D.＆ Allen，N.J.Exploring links between polychronicity and well-be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rson-job fit:does it matter if you prefer to do only one thing at a time?[J].Organizational Behavior&Human Decision Processes，2005，98(2):155-178.
[13]Schell，K.L.＆ Conte，J.M.Associations among polychronicity，goal orientation，and error orientation[J].Personality&Individual Differences，2008，44(1):288-298.
[14]Bluedorn，A.C.＆ Lane，P.M.How many things do you like to do at once?An introduction to monochronic and polychronic time[J].Academy of Management Executive，1992，6(4):17-26.
[15]Bluedorn，A.C.An interview with anthropologist Edward T.Hall[J].Journal of Management Inquiry，1998，7(2):109-115.
[16]Conte，J.M.＆ Jacobs，R.R.Validity evidence linking polychronicity and big five personality dimensions to absence，lateness，and supervisory performance ratings[J].Human Performance，2003，16(2):107-129.
[17]Kayaalp，A.The octopus approach in time management:polychronicity and creativity[J].Military Psychology，2014，26(2):67-76.
[18]Fournier，C.，Weeks，W.A.，Blocker，C.P.＆Chonko，L.B.Polychronicity and scheduling's role in reducing role stress and enhancing sales performance[J].Journal of Personal Selling&Sales Management，2013，33(2):197-209.
[19]Madjar，N.＆ Oldham，G.R.Task rotation and polychronicity:effects on individuals'creativity[J].Human Performance，2006，19(2):117-131.
[20]赵建鹿.培养低年级学生专心听讲习惯的尝试[J].基础教育研究，2015，(24):88-89.
[21]余华.如何培养小学生的良好学习习惯[J].科学咨询(科技·管理)，2017，(12):144.
[22]徐风.一心为何不能二用[J].共产党员(河北)，2014，(2):42.
[23]Glaser，B.G.＆ Strauss，A.L.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M].New Brunswick(U.S.A)and London(U.K.):Aldine Transaction，1967.
[24]Ng，J.C.Y.，Huang，M.M.D.＆ Liu，Y.P.The‘feminine’entrepreneurial personality trait: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female college-student entrepreneurs in Chinese wei-shang businesses?[J].AsianBusiness&Management，2016，15(5):343-369.
[25]宋玉婷，李丽，牛志民.大学生媒体多任务的现状分析和对策[J].未来与发展，2016，40(12):106-109.
[26]刘晨，孔繁昌，周宗奎.从一心一意到三心二意:青少年的媒体多任务行为[J].心理科学，2014，37(5):1132-1139.
[27]Ofori-Dankwa，J.＆ Julian，S.D.Complexifying organizational theory:illustrations using time research[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1，26，(3):415-430.
[28]Frei，R.L.，Racicot，B.＆ Travagline，A.The impact of monochronic and type a behavior patterns on research productivity and stress[J].JournalofManagerial Psychology，1999，14，(5):374-387.
[29]Oswald，F.L.，Hambrick，D.Z.＆ Jones，L.A.Keeping all the plates spinning:understanding and predicting multitasking performance[A].Jonassen，D.H.(eds.).Learning to Solve Complex Scientific Problems[C].London:Routledge Member of the Taylor and Francis Group 2007:77-96.
[30]Poposki，E.M.＆ Oswald，F.L.The multitasking preference inventory:toward an improved measure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polychronicity[J].Human Performance，2010，23，(3):247-264.
[31]Hall，E.T.The Silent Language[M].New York:Doubleday，1959.
[32]Perlow，L.A.The time famine:toward a sociology of work rime[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9，44(1):57-81.
[33]Edward，L.＆ Deci，R.M.R.The “What” and “Why” of goal pursuits:human beeds and the self-determination of behavior[J].Psychological Inquiry，2000，11(4):227-268.
[34]Ryan，R.M.，Rigby，C.S.＆ Przybylski，A.The motivational pull of video games:A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pproach[J].Motivation and Emotion，2006，30(4):344-360.
[35]Deci，E.L.，＆ Ryan，R.M.Self-determination theory:a macro-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development，and health[J].Canadian Psychology，2008，49(3):182.
[36]张剑，张建兵，李跃，Edward L.Deci.促进工作动机的有效路径:自我决定理论的观点[J].心理科学进展，2010，18(5):752-759.
[37]高则锋.高校教师个人—环境匹配对个体创新行为的影响[D].延边大学，2017.
[38]Sanbonmatsu，D.M.，Strayer，D.L.，Medeiros-Ward，N.＆ Watson，J.M.Who multi-tasks and why?multi-tasking ability，perceived multi-tasking ability，impulsivity，and sensation seeking[J].PloS One，2013，8(1):1-8.
[39]Jhony Choon Yeong Ng，陈怡，谭清美.基于经典扎根理论的网络谣言传播机理调研[J].江南论坛，2019，(4):33-35.
[40]黄春荣，张丽生.经典扎根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应用优势[J].现代商贸工业，2019，40(8):173-177.
[41]Bunderson，J.S.＆ Thompson，J.A.The call of the wild:zookeepers，callings，and the double-edged sword of deeply meaningful work[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2009，(54):32-57.
[42]Ng，J.C.Y.，郑佳，贾良定，谭清美.利他主义与利他行为:三个年龄群体的扎根理论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8，(7):40-48.
[43]张骁，丁雪.文化的时间维度:多任务时间观研究的演进、拓展与展望[J].学海，2018，(3):156-161.
[44]Hall，E.T.Beyond Culture[M].New York:Anchor Books，1977.
[45]曾剑平，廖晓明.时间观与民族文化——中美时间观比较研究[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3):30-35.
[46]侯静华.跨文化交际中的时间观——东西方文化中时间观的差异[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06，(4):58-60.
[47]Kirchberg，D.M.，Roe，R.A.＆ Eerde，W.V.Polychronicity and multi-tasking:a diary study at work[J].Human Performance，2015，28(2):112-136.
[48]Mattarelli，E.，Bertolotti，F.＆ Incerti，V.The interplay between organizational polychronicity，multitasking behaviors and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a mixed-methods study in knowledge intensive organization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Computer Studies，2015，(79):6-19.
[49]Ophir，E.，Nass，C.，Wagner，A.D.＆ Posner，M.I.Cognitive control in media multitaskers[J].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2009，106(37):1-5.
[50]Neuman，W.L.Social Research Methods: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7th edn.)[M].England，Essex: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2014.
[51]Jhony Choon Yeong Ng，朱霁月，谭清美.人际信任行为路径:青年群体方言情境化现象的经典扎根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9，(7):98-106.
Multi-tasking Value Sphere of Chinese Youths:A Classical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on Multi-tasking Behavior and Logic
Jhony Choon Yeong Ng； XU Lu-xi； TAN Qing-mei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anjing 211106，China)
Abstract:The stance adopted by the multi-tasking literature believes that multi-tasking inclination has positive influences on organization，and the ability to multi-task is also valued by the global market.These phenomenon contradict the traditional values of Chinese on one should “focus on what one is doing”.Adopting a classical grounded theory approach，we study the multitasking perception and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s.The findings of our research mak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and amendments to the literature on multi-tasking behavior.First，the multi-tasking behavior decision logic that we found has filled the gap in the current literature o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multi-tasking behavior.Second，based on our findings，we first introduce the concept of“temporal value sphere”，and found the existence of sub-temporal value spheres even in the context of one national culture.Third，we find that most of the multi-tasking researches conducted in China are based on the transla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written by scholars from the past，and the opinions laid in the literature are not representative of the reality of China.Our proposition on the co-existence of multiple temporal value spheres has challenged the opinions of foreign literature，and it correctes the misunderstandings that the mainstream foreign literature has on China's temporal culture.Hence，we urge Chinese scholars to conduct research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at are based on the actual circumstances of China.
Key words: Multi-tasking behavior；multi-tasking temporalinclination；multi-temporalconceptoftime；classical grounded theory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9)05-0046-11
〔收稿时间〕2019-05-2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编号为18AGL02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为15BGL029)；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编号为16ZD008)；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专题研究项目(编号为NX201700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编号为NS2018051)。
〔作者简介〕 Jhony Choon Yeong Ng(1986-)(通讯作者)，男，新加坡人，博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专家，江苏省军民融合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许麓西(1999-)，江苏常州人，女，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本科生。
别看我表面上镇定，心里早就发毛了。纸里是包不住火的，在我们村，屁大点事都藏掖不住，不用说我也知道，我强奸李金枝的事肯定传播得像苍蝇一样无处不在了。我感觉马兰眼里甩出来两条鞭子，劈劈啪啪抽打着我的全身。
谭清美(1961-)，山东潍坊人，男，博士，现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技术经济与创新管理研究所所长、江苏省军民融合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夏 雪)
标签：时间论文; 受访者论文; 取向论文; 个体论文; 文献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论文;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编号为18AGL02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为15BGL029)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编号为16ZD008)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专题研究项目(编号为NX201700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编号为NS2018051)论文;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