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平汉铁路工人就开始了抗日活动。平汉铁路工人的抗日斗争活动贯穿于整个抗战时期，并且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平汉铁路工人的抗日活动呈现出明显的系统性特点，它既有军事方面对日军的打击，也有扶助救济难民、维护抗战后方安定的内容。抗战期间平汉铁路工人的抗日活动还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国共两党在抗战问题上的联合与对抗，以及二者关系对平汉铁路工人抗日活动的直接影响。
［关键词］铁路工人；平汉铁路；抗日活动；国共关系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工人阶级始终是中国抗战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抗战的胜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因此，在众多的抗日战争研究中，有必要对中国工人阶级在抗战期间的活动以及所做贡献进行更加深入的介绍与评价。本文即以近代著名工人群体——平汉铁路①平汉铁路之前称为“卢汉铁路”、“京汉铁路”，指北京卢沟至汉口的铁路线，因民国十七年（1928年）北京改称“北平”，故1928年至1949年间，此路以“平汉铁路”为名。工人为研究对象，着重对其在抗战期间的抗日活动进行分析，以期对这一群体的抗战活动有更全面的认识和评价。
永昌县：大力发展高效节水设施农业 推进生态综合治理……………………………………………………… 李俊武(5.79)
学术界目前关于平汉铁路工人的抗日活动主要集中于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的相关介绍，一些回忆资料也多集中于此，缺少对于平汉铁路工人在整个抗战期间的活动全面的回顾与研究。故而，笔者不揣浅陋，就1931年以来平汉铁路工人的抗日活动进行全面探讨和评价，以求教于各位专家。
一、平汉铁路工人抗日活动贯穿整个抗战时期
平汉铁路工人是近代著名的先进的无产阶级群体之一。早在1923年，平汉铁路工人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彰显了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也正因如此，平汉铁路工人始终有着较高的思想觉悟和爱国热忱。所以当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平汉铁路工人成为最早投身抗日洪流中的工人阶级群体之一。纵观平汉铁路工人的抗日活动，它贯穿于整个抗战时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31-1937年为第一阶段；1937-1939年为第二阶段；1939-1945年为第三阶段。这三个阶段体现了在抗战期间，平汉铁路工人抗日活动的不同内容特点。
（一）1931—1937年期间平汉铁路工人的抗日活动
在这一时期，平汉铁路工人主要是以经济援助和精神支持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抗战决心。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震惊全国。广大国民在愤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同时，纷纷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要求政府进行抵抗。平汉铁路工人也不例外。他们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就开始以多样的形式来表达高涨的抗日热情。如1931年10月2日，九一八事变发生半月之后，平汉铁路工人便成立了平汉铁路抗日救国委员会。随即，该委员会就向南京国民政府、总司令部武汉行营、开封行营等军政机构发表通电，表示抗日决心。同时，该组织还颁布了委员会组织通则、平汉铁路工人救国募捐条例、平汉铁路工人救国誓词等一系列对内文件。通过内外合计近一百余件的通电，表达工人要求抗日的决心和热情。如其在《请国民政府对日宣战电》中所言：“此次日本帝国主义无端强占我东三省，并调集满鲜重兵大举入寇，其蔑视我政府，侮辱我民族，破坏东亚和平，违背非战公约，实人类之公敌，为全国所同仇。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本会四万余同胞誓死与日偕亡，与日决斗，有我无日，国存与存。尚祈以民意为依归，率领军民即日对日宣战，逐彼蚕鲸，还我山河，与其坐而待亡，孰若战而求存之为愈也。临电迫切，无任悲愤。”[1]电文积极呼吁国民政府及广大国民进行抗战，内容慷慨激昂，极具号召力。平汉铁路抗日救国委员会自身也在这一精神指导下，开展相关斗争活动。其共组织了三支队伍，沿平汉铁路沿线进行一系列爱国主义活动。如通过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等形式对沿线国民进行爱国主义及抗日斗争的宣传工作。[2]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后，平汉铁路抗日救国委员会还通过捐款的形式支援十九路军的抗战。同年，即九一八事变爆发一周年之际，平汉铁路工人在江岸机车厂举行纪念九一八事变一周年大会，“愤怒声讨日军的侵略罪行。上午11时，全路员工停止工作，向抗日阵亡将士默哀3分钟。”[3]
上述这些活动大多集中于1937-1938年底武汉陷落前后。这一阶段由于战火逐渐蔓延至平汉路沿线，因此平汉铁路工人各个组织发动并领导大批工人投入到抗日活动当中，由此也形成了平汉铁路工人抗日斗争活动的高潮。
1933年，在时任平汉铁路管理局局长何竞武的倡导下，平汉铁路工人成立了国民空军创立会平汉路分会，并通过决议：“一，平汉全体员工捐薪，准备购买飞机两架；二，致电国内各路请同样组织国民空军创立分会；三，定2月5日，本路汉口同仁分发武汉三镇讲演空军救国，并电全线各站同时举行”。[4]这一组织的成立是平汉铁路工人对淞沪抗战中中日军事力量差距巨大的一个直接反应。该组织后来还与国民政府空军有过密切的合作，并且创办了《国民空军》杂志，作为其宣传空军救国的主要舆论阵地。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曾任“二七斗争”工人领袖、平汉铁路工会常务理事及平汉路工人抗日后援会常务委员的刘文松率领徐宽、萧汉廷等人成立了训练班，专门训练破坏铁道的技术人员。国民政府了解这一情况后，即委任刘文松为战地特种工作团第二团团长，由其带领训练班干部组建平汉路铁道破坏队，共计三个总队。破坏队的成员大多数是平汉铁路的技术工人。刘文松兼任第一总队总队长，萧汉廷为副总队长；王凤岐为第二总队总队长，李福荣为副总队长；徐宽为第三总队总队长，魏勇仁为副总队长。这些领导都是当时平汉路工会各分会的负责人。[6]破坏队成立之后，积极配合军队开展活动，取得了许多显著战果。从1938年9月起的一年时间中，破坏队曾在平汉、同蒲铁路等沿线开展破坏工作“137次，共计炸毁敌人机车64辆，杂车202辆，炮车5辆，铁甲车13辆，电车3辆，装甲汽车3辆，车1辆，桥梁14座，路轨60余公里，大炮□门，机枪11挺，枕木10，720根，面15袋，爆矿1座，道棚3间，割电线10公里，获得步枪4枝，地雷1枚，电线300余公斤，伤敌约1090人，牲口25头，阻止敌不通车时间共约90余日，综计其物质损失，至少在1000万元以上”。[7]破坏队的规模也从最初的193人很快发展到2000余人，并有枪支1800余支。
总之，在七七事变爆发之前，平汉铁路工人在坚持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捐款捐物，发动宣传，支援局部的抗战活动，是为这一阶段平汉铁路工人抗战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二）1937—1939年期间平汉铁路工人的抗日活动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平汉铁路工人的抗日活动之所以能够贯穿整个抗日战争，主要原因就是它的抗日斗争活动是一个有组织的系统性的活动。它既有内部的稳定团结，又有经济、民政等方面的活动，还有直接打击日军的军事活动。可以说，这种立体化、多样化的抗日活动，正是平汉铁路工人在抗战期间的斗争活动所表现出的主要特点。
决策式的句法分析方法，是以特定的方向逐步取一个待分析的词，为每次输入的词产生一个单一的分析结果，每读入一个词，都要根据当前状态作出决策。分析过程可以看作是一步步作用于输入句子之上的分析动作的序列。
1935年，平汉铁路工人还积极响应一二九运动。如平汉铁路扶轮学校、职工学校的教职员工先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以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1936年，平汉铁路工人还联合粤汉铁路工人每人捐献一天的工资，以慰问支援参加绥远抗战的官兵，其中平汉铁路工人共捐款2.4万余元。[5]
除了平汉铁路工会组织发动的抗日活动之外，平汉路管理当局也积极发动铁路工人投身抗战活动。1938年10月，武汉会战进入到关键时期。为了防止北线日军利用平汉路快速南下，当时国民政府铁道运输司令部下令，限期完成破坏平汉路的路轨、枕木、桥梁等设施的任务。为此，平汉路路局专门成立了工程队，负责铁路的拆毁工作。据时任平汉路郾城工务段分段长黄慕思统计，仅就郑州至信阳路段，1938年10-11月，广大平汉路工人在40余天的时间内，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共计拆毁轨道193,164公尺，装运钢轨5706根，枕木17,521根，鱼尾板6947付，岔心岔尖各127付，岔枕892根，垫板42块，道钉20，606块，螺栓1870枚。[8]
除了这些直接打击日寇、服务国防的斗争活动外，平汉铁路工会组织及铁路管理局还广泛发动工人，对流离的难民同胞进行帮扶。如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后，平汉铁路工会就成立了收容所，一共有两处，分别位于河南郾城和广水，“以安置自华北撤退南下之员工及眷属，供给食宿，使暂得安居。”[9]此外，平汉铁路工人还延续了九一八事变以来积极募捐和发动宣传的两大传统抗日活动方式。如抗日后援会曾发起募捐棉背心敬军运动，“由平汉铁路员工，各自捐输，并由眷属，自行缝制，在甚短时间，织就十万件，由平汉路工会代表，运到前方献赠前线指挥部转发。”[10]话剧宣传队也在颠沛流离中坚持抗日宣传，即使在武汉陷落之后，宣传队也未解散，而是前往重庆，继续进行抗日宣传工作。
短视频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在多个领域被广泛利用，应为其传染性强，时间短，内容表达丰富等特性，所以被电子商务领域看重。应为电子商务产品本身的限制，所以短视频要做出相应调整，以达到吸引消费者的目的。短视频平台和电子商务平台其中略有不同的营销逻辑。短视频的营销逻辑：让用户对视频及背后的视频主角形成某种认同，销售的是对个人情感的满足。而新建立的一系列电子商务平台以短视频为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呈现手段，吸引消费者实现购买行为的平台。短视频帮助电子商务提高商品转化率，增加浏览时间，划分人群，提供更加个性化需求。
（三）1939—1945年期间平汉铁路工人的抗日活动
1939-1945年，是为平汉铁路工人抗日活动的第三个阶段。这一时期，平汉铁路工人的抗日活动处境日益艰难，逐渐减缓乃至衰落下来。其显著的表现就是抗日斗争活动的减少与工人组织内部混乱局面的爆发。与全面抗战初期相比较，平汉铁路工人在1939年之后的抗日活动中，活动频率和抗战战果都有明显的下降趋势。虽然这一时期平汉铁路工人仍然坚持抗日，在六年的时间里共计炸毁机车、车辆1600多辆，钢桥110多座，路轨折合330多华里，毙伤敌1300多人。但与高潮时期其所取得的战果相比较，存在较为显著的差距。这种状况的出现与当时中国抗战的整体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
综上总结，孕前及孕早期发生负性事件、感冒和生殖系统感染会将先天性心脏病发生几率增加，因此孕前和孕早期加强复合维生素、叶酸的摄入可以使先天性心脏病发生风险降低。
一些保留下来的抗日组织，他们的生存条件也十分困难。例如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该组织的日常经费来源主要是工人们的薪资。当平汉铁路局决定遣散员工时，虽决定保留破坏队，但也仅仅是发放了三个月的薪资。直到该破坏队接受国民政府改编，更名为“军事委员会江北交通工作队”后，工人所处的这种情况才稍有好转。尽管如此，当时工作队队员生存条件依然艰苦，大多还是“两人合领一人之粮饷”。[11]
通过前文对平汉铁路工人的抗日活动的论述，可以发现，平汉铁路工人在七七事变之前，采取的抗战方式基本以经济抗争为主。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鉴于当时日本侵华主要集中于东北地区，所以平汉铁路工人更多的是以经济斗争的方式来表达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慨，进行抗争。在这之中，经济募捐是最为常见的一种手段。如前文所述，从1931年底到1937年，平汉铁路工人从子弟学校到正式的工人群体，都曾举行过经济募捐，以支援局部的抗日斗争。此外，经济募捐还表现在平汉铁路工人组建的相关抗日组织运行所需之经费也依靠募捐筹措。如平汉铁路抗日救国委员会成立后，即明确规定“本会之经费由组成本会之各机关团体担任，必要时得举行临时募捐”。通过募捐协助解决相关工人抗日组织维持与运行的经费问题，进而支援抗战的特点非常明显。
总之，在日军侵华加剧和国民党反动政策的双重影响下，平汉铁路工人的抗日活动已经难以再现其高潮时期的盛况。
二、平汉铁路工人抗日活动的特点分析
纵观平汉铁路工人从九一八事变以来进行的持续性的抗日活动，可以发现他们是以普通民众的身份投身到全民抗日的伟大洪流之中的。因此，他们的抗日活动体现了全民抗日活动的共性特点。然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平汉铁路工人是为数不多的能够长期坚持抗日活动的民众群体，他们的抗日活动又具有自身显著的独特性。
CFG桩法主要用于高层建筑的桩体施工。此方法有效利用固结结构能力，软基中的水可作为固结水进行施工。CFG桩法主要通过水泥石骨架结构实现，施工工艺较简单，能有效增强软基的荷载能力。广泛应用于软基处理施工。
（一）以经济抗争为主的前期阶段
从内部环境来看，国民政府的抗日方针发生逆动，是导致平汉铁路工人抗日活动日益艰难的重要内因。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平汉铁路工人有组织的抗日活动也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极大限制。平汉铁路工人组织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重要工人群体。因此，在平汉铁路工人当中有许多是共产党员或者是与中国共产党有着亲密关系的人。如在抗战初期，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的队员中就有许多共产党员或是曾有过共产党员经历的人员，一些人员甚至担任了破坏大队的核心骨干成员。例如大队长刘文松、石健民、刘松山、萧汉廷、徐宽等人。在抗战初期，国共关系还比较正常时，破坏大队领导集体内部也还能够正常相处，一致抗日。但是，在1939年后，国民政府逐渐取得了工人破坏队的领导权后，在国民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影响下，开始不断在破坏大队内部制造严重的摩擦事件，以至一些工人党员被迫离开破坏大队。国民政府当局甚至一度还逮捕了破坏大队的一些重要领导人，使得平汉铁路工人抗日队伍受到严重的削弱。如当时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内石健民、黄明鉴等身份公开的共产党领导人先后在1939年和1940年离开破坏大队。特别是在1943年，同时受到国共两党信任的破坏队领导刘文松因病逝世后，破坏队内部的分裂形势日益严峻，这对破坏队的抗日活动带来极为负面的影响，可以说“摧挫士气，损害之钜，何可胜言”。[12]
2.2 两组右侧基底节区各代谢物比值的比较 结果(表1，图1)表明：HIE组患儿中右侧基底节区NAA/Cho、NAA/Cr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HIE组患儿中右侧基底节区Lac/Cr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二）军事化色彩浓厚是平汉铁路工人抗日活动的主要特点
经济援助可以说是包括平汉铁路工人在内的大多数抗日群体所经常采用的斗争手段之一。不过，与其他民众抗日群体相比较，平汉铁路工人的抗日斗争活动还有自身的独特性，这就是浓厚的军事化色彩。这种军事化色彩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平汉铁路工人积极参加相关的军事行动，直接对日寇进行军事打击。前文曾提到，七七事变后，平汉铁路工人就成立了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这支部队是一支准军事化的组织。就其领导者而言，大队长刘文松当时身兼军事职务，其军职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特种工作团第二团团长”，领少将军衔。另外，该组织还有能力自行生产一些武器装备和爆破装置。如担任特种工作团第五分团副团长的萧汉廷就曾组织江岸机车厂技术工人姜汉池、汪人荣、孙国璋等人制造了50支三五式冲锋枪，作为破坏大队的武器。[13]为了更好地发挥作用，破坏队队员还曾接受过游击战术、爆破技术、二七革命传统和国共合作、抗战必胜的道理等政治与军事训练课程。1939年，这支工人抗日武装则被正式纳入到国民政府的军事序列当中，经过整编，成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铁道破坏队，在名义上成为一支正规的特种武装部队。由此，破坏队所需要的军需物资均由第一战区领取分发，接受第一战区的领导。
在抗战斗争中，他们扮演了军队当中的工兵角色。众所周知，工兵在近现代战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于平汉铁路工人掌握一定的工业技术，而且又频繁活动于交通干线一带，因此在抗战中，军队十分重视他们的作用。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平汉线成为重要的战略交通动脉。平汉铁路工人无论是在维护这条线路的工作中，还是在承担破坏这条线路的任务时，均充分发挥自身的技术优势，以配合正规军队的战略部署。如1938年10月，随着战局的恶化，国民政府为了延缓武汉北部日军南下的步伐，决定对平汉铁路进行大规模的破坏。这期间，平汉铁路工人充分展现其技术优势，十分出色地扮演了工兵的角色，先后破坏了长台关大桥，驻马店、郾城、许昌、郑州等黄河以南的平汉路交通，以配合国民政府的抗日战略。[14]此外，在破坏队内部的管理上，也采取了军事化管理的方法与内容。例如队员有事必须请假，否则不得外出；队员必须严格遵守记录，不得欺压驻地百姓，男队员必须剃光头，不得与驻地的普通女性谈恋爱等。
注重培养一批过硬的发展典型，如示范园区、示范户、示范村、示范乡镇，重点树立与庭院经济相结合、企业带动、合作社带动、大户带动、经纪人带动、技术能人带动等方面的典型，及时总结和推广典型的生产经验，使之充分发挥示范导向作用，引导千家万户发展棚膜经济。将棚膜产业发展为白城的主导产业，推动旱区持续增收，带领农户脱贫致富。
对于配电设施，小农水项目资金只能用于低压电缆设备的购置安装，变压器及高压线需要电力部门配合完成。由于个别县在项目区选择时整合资金项目没有真正落实到位，井灌工程完成后，变压器以上设施配套跟不上，使小农水工程不能及时发挥效益。
第二，平汉铁路工人与相关军事组织联系紧密，且经常协助军事部门处理一些军事事务。前文曾提及平汉铁路工人于1933年成立了国民空军创立会平汉路分会，并发行了《国民空军》期刊。这一期刊上的文章几乎都是围绕着空军建立的相关问题而发表的，对于普及国人的空军国防知识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这其实也反映了平汉铁路工人对军事问题的热切关注。另外，平汉铁路工人还特别注意肃奸工作，积极协助军事部门，破获汉奸组织和汉奸分子。如在武汉会战期间，平汉路工人就积极主动协助防空部门开展肃奸工作。铁路工人担任防空哨，甚至及时地发现了“敌机首次夜间空袭时，沿江的马路附近不时升起一串串黄色光球(如汤圆大小，每串四五个)。经调查，工人得知这是汉奸为给敌机指示空袭目标而发射的信号弹，遂将此事报告防空委员会。当敌机第二次夜袭时，防空委员会派人设伏，抓住了2名身藏信号发射器的汉奸。”[15]又如1938年成立的平汉铁路宣传队 (亦称战时服务团) ，该组织在中共党员石健民领导下，不仅沿着平汉铁路开展抗日救亡宣传运动，还进行了锄奸活动。
（三）后勤民政及宣传工作的开展是平汉铁路工人稳定内部环境的重要手段
平汉铁路工人的抗日活动，完全是一种民众自发的抗日活动，它与国家主导的军队抗战不同。参与到抗日活动中的广大平汉铁路职工，当时都是在职职工。在他们背后存在着许多制约其抗日活动的内部因素。尤其是广大家眷的安置以及家庭日常收入的保障等，都是他们在进行抗战斗争过程中必须兼顾的问题。因此，为了稳定参与平汉铁路抗日活动的工人们的军心，平汉铁路抗日救国会等组织十分注重内部人员安置以及抗战宣传工作的开展。
在平津地区陷落后，大量平汉铁路北段的工人及眷属纷纷南下。为此，平汉路抗日救国会决定成立员工后退及眷属收容所，以安置南下职工及其家眷。河南郾城及广水最早设立了这一机构，以“安置自华北撤退南下之员工及眷属，供给食宿，使暂得安居。”[16]即使是平汉路局在1938年底中止职能时，也对员工家属进行了妥善安置。平汉路局首先在湖南衡阳成立了平汉路员工收容所，收容员工及眷属，总收容人数达到一千余人。平汉路工会则将当时积存多年的准备金拨付给收容所使用。平汉路局迁至桂林后，又成立了平汉路善后委员会，对流亡员工眷属进行安置。善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瑞蓂还在流亡员工中，积极发动群众，动员他们参加抗日破坏队。这些民政类措施的运用，从客观上支援了前线工人的抗日活动。
另外，平汉铁路工人还十分注意抗日宣传活动。在七七事变爆发之前，平汉路工人就成立了自己的话剧社。七七事变之后，平汉路职工在话剧社的基础上，又组成了平汉路抗敌后援会宣传工作团演剧队，在平汉路沿线进行话剧表演，宣传、激发广大铁路职工的爱国感情。[17]有时遇到演出地有驻军时，话剧队还进行慰劳表演。该宣传队在平汉路局中止职能后，仍然是平汉铁路广大职工主要的抗日宣传团队。1939年宣传队撤退到重庆后，也依然坚持发挥宣传职能。此外，在1937年9月，江岸铁路工人李济之等72名平汉铁路工友还在中国青年救亡协会宣传团团长和中国共产党党员田东亮、李谋等的帮助下组建了话剧歌咏队，深入到江岸等工人聚集的地区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其演出的《再上前线》等一系列剧目，使得广大工友“深为他们的精彩表演所感动”。
在进行各类宣传工作时，平汉铁路工人十分重视通过唤起、激发工友及社会各界民众的国民责任感，来为抗日斗争进行社会动员。一方面，其在宣传活动中，通过紧密结合当时日本侵华的种种暴行，唤起民众的社会责任感。如在1931年九一八后，平汉铁路工人抗日救国委员会就在电文中呼吁民众，日寇侵略中华民族，“压迫剥削，无不极其残暴凶横；济南之热血犹腥，万鲜之残杀又起，此次复乘我同胞喘息于填在拯救不遑之际，强占我东三省，封豕长蛇，荐食上国，凡我同胞，莫不悲愤万分，崛起救国，同仇敌忾，共挽危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18]另一方面，结合宣传，在唤起民众的国民责任感的基础上，使广大工友、工人家属及其他社会各界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的苦难形成共识，进而落实到行动，全民“誓死与日偕亡与日决斗，有我无日，国存与存”。[19]
平汉铁路工人的抗日宣传通过将个体的认识、经验转化为群体的共同的意念：国家正经历苦难遭受压迫，进而进行全面的社会动员，号召大家在民族大义下并肩前行，采取集体行动。因而平汉铁路工人在自发组建抗日救国义勇队、抗日救国十人团等组织时，就呼吁这些组织要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为政府之后援”，“誓拼头颅赤血”，号召大家“一致奋起，自动组织抗日救国义勇队，整齐步伐，一致对日，务达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之目的而后已”。[20]在宣传动员工作中，平汉铁路工人更是发挥二七革命的先进传统，身先士卒。正如在1938年5月1日平汉铁路第一战区铁道破坏第一总队成立大会上，平汉铁路工会主任委员刘文松所指出的，“值此国难当头、民族危殆时刻，不甘做亡国奴，又奋起参加抗日。这是我们铁路工人的最大荣誉！我们一定不辜负人民的嘱托，成为工人阶级抗日的表率”。[21]
从外部因素来看，抗战战局的日益恶化使得平汉铁路工人的抗日活动不得不陷入艰难局面。武汉陷落之前，平汉铁路工人的抗战活动多集中于平汉铁路沿线。一方面，因为他们的家庭大多集中分布于此；另一方面，铁路工人在进行抗日斗争的同时，还需要进行正常的业务工作。然而，随着平汉铁路及武汉相继陷落，平汉铁路工人的抗日活动失去了稳固的基础。广大工人家属不愿意留在沦陷区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因而这些工人家庭只能向后方转移。参加抗战活动的平汉铁路工人，为了照顾家庭，也只能被迫离开抗日活动的第一线。即使是留守抗日活动一线的工人，也不得不在沦陷区艰难地寻觅活动空间。这些因素都严重制约了平汉铁路工人抗日活动的进行。许多工人抗日组织被迫解散，甚至连平汉铁路管理局也在武汉失陷、南迁桂林不久之后，在给广大职工发放了三个月的薪资，作为遣散费用后，中止了职能。
这一阶段，平汉铁路工人直接投身于军事抗击日军侵略的斗争中，成立了武装部队，发挥自身的专业特长，抗击日军。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战争初期，平汉铁路工人即成立了抗敌后援会，开展救亡宣传、资金募捐等活动。但随着战事的迅速恶化，平汉铁路成为日军重点夺取的交通要道。平汉铁路工人的抗日斗争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即其抗日活动的高潮阶段。
我记得，去年一月，您成为我的新主人。您害怕我着凉，把我裹到衣服里，柔软的衣服散发出洗衣液淡淡的香味；我记得，除夕夜，我很久不能静下来，那是我第一次听鞭炮的声音。您看我受惊了，不断安抚我“只是放鞭炮，不怕”。
三、平汉铁路工人抗日活动中的国共角力
抗战期间，平汉铁路工人以普通工人的身份积极参加抗战活动，表现出极高的抗战热情。但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平汉铁路工人在抗日战争十四年的斗争历程中，能够始终如一地坚定抗日信念，这与其背后所受到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政府的相关指导与协助有着密切关系。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对平汉铁路工人抗日斗争活动开展的相关工作，使得平汉铁路工人抗日活动的发展历程，也在许多方面反映着当时国共关系的变迁以及国共两党的角力。甚至可以说平汉铁路工人抗日活动不同阶段所呈现出的特点，与不同阶段国共关系的变迁发展走向，有着密切的关联。
九一八事变之前，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都与平汉铁路工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在1924年国民大革命之前，中国共产党是平汉铁路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众所周知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影响很大的罢工运动，将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推向顶峰。平汉铁路工人的领袖，如刘文松、徐宽等人，在其早期开展工人运动的生涯中，也曾是中共党员或是深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的进步工人。1927年国民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被迫大规模退出平汉铁路工人群体，取而代之的是由国民政府主导的工会组织。特别是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之后，国民政府对北方地区有了相对稳固的管控后，重新建立了平汉铁路总工会。1931年，平汉铁路局在汉口成立了“平汉路各工会联合会”，并在全线的十八个站点设立分会。随着国民政府全线掌控平汉铁路，相比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工人们的福利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工人教育、健康卫生等状况也得到了改善。[22]所以，平汉铁路工人与国共两党有着很深厚的渊源，这些渊源为日后平汉铁路工人能够顺利地开展抗日斗争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抗日。平汉铁路工人也积极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全民抗战这一战略方针。这在平汉铁路工人抗日组织中得到明确的体现。首先，著名的平汉铁路工人铁道破坏大队虽然在名义上属于国军战斗序列，归国民政府管辖，但在内部人员的组织和管理上，却是工人自治的形式，且受中国共产党领导。1937年底，周恩来、石健民抵达平汉路，领导工人的抗日活动的同时，为一些工人领袖，如刘文松、刘松山、徐宽等这些大革命失败后失去组织联系的几位前共产党员恢复了组织关系。[23]1938年1月，刘文松派刘松山作为组建中的平汉铁路工人抗日武装的代表参加了在陕北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破坏队员的训练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下，通过举办培训班的方式对破坏队员进行教育。如1938年自愿报名参加破坏队的工人及工人子弟参加了平汉铁路工人抗日训练班(也称特种工作团爆破训练班) 的短期训练。刘文松担任训练班主任，徐宽担任教导主任。中共党员胡宗良、李自然与国民党方面派出的特务吕伯勋等担任军事教官。
此外，平汉铁路破坏大队在抗战初期，既协助国民党领导的部队抗战，同时也协助八路军、新四军抗战。在国共合作初期，甚至出现了国民党军队、共产党军队、工人破坏大队联合作战的情况。例如1938年9月13日，工人破坏大队在八路军百余人及国民政府九十七军一个团的掩护下，成功地在平汉路待王、李封车站之间，破坏了敌人的军输列车。这次协同作战，同时获得了国共双方的高度赞扬。[24]尽管当时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并没有直接对工人破坏大队给以援助，如国民党政府只是以97军给以掩护，从未发给武器，以至于工人无法参加正面作战，其开展的爆破活动也被日本蔑称为“毛猴子小偷的干活”。另一方面，当时铁道工人破坏队内部，也存在反共分子试图制造摩擦和矛盾。但是鉴于国共合作的大背景，刘文松等领导人采取了宽严并济的手段，一方面并没有直接驱逐国民党顽固分子，但另一方面又使他们不再担任重要职务，从而维护了国共合作抗战的局面。因而，在抗战初期，平汉铁路工人活跃的抗战斗争，可以说是国共两党精诚团结一致抗日的一种反映。
然而，前文曾提到，平汉铁路工人的抗日活动，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之后，转向衰弱。这种情况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国共关系的恶化而产生的。在此之前，由于中国共产党有着充分的领导工人运动的斗争经验，因此中共中央对于平汉铁路工人的抗日活动给出了非常宝贵的建设性意见和具体建议。如在1938年，周恩来通过破坏大队队长刘文松指示刘松山在郑州组织了技术工人6O多人，作为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的早期队员，于当年2月出发前往延安，进行了为期近三个月的学习和培训，接受军事、政治训练，得到了许多敌后抗战的经验。他们还参加了当年延安举行的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但是在破坏队员的培训中，国民党也先后派出了特务进行活动。如在1938年平汉铁路工人抗日训练班举办时，国民党就派出特务吕伯勋、魏遵轲、刘翰章等人担任军事教官，陈慎修、刘惠峰、陈九鼎等担任政治教官。国民党平汉铁路调查统计室主任张平更是对训练班队员不放心，通过吕伯勋了解情况。国民党信阳县党部的董育民也曾前往训练班，妄图“钻空子”。
特别是从1939年开始，受大环境影响，平汉铁路工人内部的国民党顽固派开始大规模制造摩擦事件。国民党平汉铁路调统室主任、特务朱伟刚前往洛阳，与国民党西北文化驿站特务头子张平相勾结 ，共同执行所谓“监督破坏队”的任务。[25]国民党顽固派以反共分子取代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信阳县长，制造摩擦，阻止新四军与破坏队第三总队的并肩作战。国民党第五战区一副军长企图“强迫破坏队第三总队改编为隶属游击总队的一个支队”，其下属游击总队之队长黄瑞华甚至以开会为名妄图对破坏队进行围歼。[26]国民政府交通部和军政部，基于平汉铁路工人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意图夺取铁路工人破坏大队的领导权，要求破坏队前往洛阳进行整编。中共方面希望能够将破坏大队转移到根据地，为此刘松山还曾前往延安商讨这一事宜。但由于平汉工人破坏大队是由广大普通职工组成的，家属的安置问题在当时成为一大困难。“绝大多数家属生活在国统区，破坏队一旦转移到抗日根据地，就会使他们的人身安全和生活来源都失去保障。当时抗日根据地正处在初建阶段，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差，尚无力安排大批既不谙农业生产，又缺乏劳动能力的家属。”[27]由于这些原因，使得当时中共转移破坏大队的想法与计划未能实现。此后，破坏大队不得不接受国民党的改编，铁路工人破坏大队更是更名为“军事委员会江北交通工作队”。这一情况直接导致了铁路工人破坏大队内部如石健民、黄明鉴等共产党领导人的离开。领导权的变更，既对平汉铁路工人的抗战斗争产生直接影响，同时也反映了国共关系对工人运动的影响。
改编后的破坏大队虽然仍坚持抗日活动，但受国共关系的影响，组织内部的争耗极大地限制了其斗争活动。典型的事件即是1941年夏天发生的以“通共”为名，国民党反共势力对江北交通工作队领导人的调查和逮捕。当时工作队的主要领导人，包括副总指挥刘松山、训政主任萧汉廷、副官主任潘希贤、第一大队长邢文阁、第二大队长胡宗良在内，被国民党河南省党部及第一战区长官部扣押。国民党方面并没有查到确凿的证据证明他们是共产党员、有所谓的“通共”嫌疑。但是这一举动却严重影响到破坏大队的日常工作，可以说“不特骤使工作队失去主要指挥干部，且影响全队抗日作战情绪，对战局妨害之钜。”[28]由此可见该事件所引起的恶劣影响。国民党方面一些长期从事工人运动的人员对此也深感不满，甚至为这些被扣押的人员积极奔走。如曾担任国民政府劳工部部长的马超俊专门向国民党中央及军委会陈述此事，并为刘松山等人担保，第一战区这才将刘松山等人释放。[29]可以说，这是一起江北交通工作队内部国民党顽固派针对工作队内部中国共产党势力发动的一次攻击。虽然，这次攻击未能抓捕上述这些人员，但是事后国民党组织部借故调离了被认为有亲共色彩的总指挥刘文松，改派其他人负责江北交通工作队工作大局。由于刘文松在工人中威望很高，因此广大职工对国民党的这一任命十分不满，以不合作的态度对新任指挥进行了抵制。这种情况也影响到工作队的抗战活动，进一步反映了国民党蓄意挑起国共矛盾对工人抗日活动的掣肘和制约，也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以“抗战”为名对工人运动希冀实行一党控制的真实目的。
四、结论
平汉铁路工人作为普通的无产阶级群体，在民族危亡之际勇于斗争，充分展现了他们的阶级先进性。他们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技能，通过破坏战时交通线、反间肃奸、协助正规军进行特种作战等方式，为全民族的抗战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展现了工人的革命热情和爱国情怀。抗战时期著名诗人柯仲平即写下长诗《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来歌颂平汉铁路工人的抗战活动。[30]
西方人饮食崇尚营养和天然，这与中国饮食讲究色香味俱全的文化有着天壤之别。区别的背后，是中国饮食为了追求色香味几近极致的“创举”，比如派生出擅长雕龙刻凤的厨师，对胡椒、生姜、八角、桂皮、大蒜等佐料推崇备至，对味精、酱油等调味品的使用习以为常……很难说谁对谁错，但可以肯定的是，饮食演变绝非一朝一夕，肯定锲入了太多的历史基因，比如餐桌上那仅供观瞻的雕刻，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宫廷的幻象。
虽然受到国共关系的影响，平汉铁路工人在抗战后期的活动，远不如抗战初期，但无论从军事的角度，还是宣传的角度，抑或其他角度，平汉铁路工人的贡献都是多方面的、长期的、系统的，是贯穿于整个抗战时期的。应当对他们的抗日活动给予客观的评价。
［参考文献］
[1][19]平汉铁路抗日救国大会.请国民政府对日宣战电[J].平汉旬刊，1931(3): 35, 35.
[2] 平汉铁路抗日救国大会.本路抗日救国会工作概况[J].平汉旬刊，1931(3):33-35.
[3][5][13][15][21][23]周北泉.我所了解的平汉铁路工人的革命斗争（一）[J].河南文史资料，2008(总第108辑):28, 29, 33,29-30, 36, 30.
[4] 李振芬.平汉路发起国民空军创立会之经过[J].国民空军，1933(4):9.
[6][9][10][11][12][16][22][28][29]中国劳工运动史编纂委员会.中国劳工运动史（二）[M].台北：中国劳工福利出版社，1984:8, 6, 6, 65, 118, 5, 62-63, 118, 249-252 .
[7] 刘明逵，唐玉良.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12）[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501-502.
[8][14]黄慕思.平汉铁路郑信间破坏纪要[J].抗战与交通，1939(30):540, 539.
[17]平汉路后援会演剧队出发[J].抗战戏剧，1937(1):21-22.
[18][20] 平汉铁路抗日救国大会. 通电全国各反日抗日救国会及各机关各法团及人民团体一致奋起自动组织抗日义勇队[J].平汉旬刊，1931(3):36, 36.
[24][25][26][27]周北泉.我所了解的平汉铁路工人的革命斗争（二）[J].河南文史资料，2010(总第114辑): 85, 85, 99, 85.
[30] 周良沛.抗战诗钞[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179-180.
An Analytical Study of the Anti-Japanese Activities of the Peiping-Hankou Railroad Workers
ZHAO Wei
( School of Labor Unions, China University of Labor Relations, Beijing 100048 )
Abstract: Peoping-Hankou railroad workers started to launch the anti-Japanese activitie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September 18th Incident in the year of 1938. These activities ran through the whole three-stage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anti-Japanese activities were consisted of both military attack on Japanese soldiers and refugee reliefs and maintaining work of social stability in the Rear Area. During this period, the cooperation and confrontation between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impacts of the two parties’ relations on workers’ activities were shown in the anti-Japanese activities of railroad workers.
Key words: Railroad workers; Peiping-Hankou railroad; anti-Japanese activities; relations between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中图分类号］D4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75（2019）01-0103-09*［收稿日期］2018-08-01
［作者简介］赵薇（1986—），女，陕西西安人，历史学博士，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工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工运史。
［责任编辑：西 半］
标签：工人论文; 铁路论文; 国民政府论文; 国民党论文; 大队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论文;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工会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