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动向(主持人: 张 亮)·
主持人语: 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世界格局在动荡中加速演变,产生了大量深刻复杂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课题。对面不断涌现的新现象、新变化、新问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者们自觉行动,进行批判性研究,产生了许多新成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的那样:“这些观点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和命运,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新特征,加深对当代资本主义变化趋势的理解。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成果,我们要密切关注和研究,有分析、有鉴别,既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也不能搞全盘照搬。”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我们特组织本专题讨论,希望能够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生命政治学、女性主义等进行梳理、总结,并给出初步的评论。
论 21世纪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 意识形态理论的“三重奏”
陈治国
(山西大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 山西 太原 030006)
[摘要]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出现了新的格局,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复兴与共产主义革命理念重构的“三重奏”局面,这三个方面的分歧、斗争与融合,彰显出当下国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多元性与复杂性。这种发展状况对于深入批判资本主义文化霸权,再次促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复兴与深化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当前国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脱离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诉求,导致其理论批判的深度与现实批判的力度都大打折扣,所以最终未能发出时代最强音。
[关键词] 21世纪;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意识形态”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还是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理论武器。在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在继承“矛盾”与“颠倒”内在逻辑的前提下,在批判“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社会重大问题,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产生了诸如物化意识、文化霸权、集体无意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社会性格、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美学意识形态等一系列意识形态理论形态,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深化与多元化。21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频发,国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更加深入、社会主义思想意识重新兴起与共产主义理念陡然兴盛。上述三者相互激发、彼此影响,形成了新时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三重奏”的局面。
例如初速度为零的带点粒子处于加速电场中,因自身带电而受到电场力的作用,根据牛顿运动第二定律可知,物体此时具有和电场方向相同或相反的加速度。有:
一、 21世纪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
21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日益呈现出新的态势和发展动向,有时在局部甚至出现了社会危机的局面,特别是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集中暴露了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内在矛盾性,人们重新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背后的思想文化进行自觉的反思。资本主义世界的恐怖袭击、生态危机以及文明冲突频发,一定程度上冲击了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价值多元主义陷入危机,民粹主义兴起,新自由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动摇,资本主义世界的意识形态处在深刻变动之中。面对这种社会情势,国外马克思主义积极回应现实,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这一理论努力通过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复兴社会主义思想意识与重构共产主义革命理念,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建构进程。当然,国内思想敏锐的学者一直密切关注着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动,他们译介了大量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方面的资料,通过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加强与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的面对面的学术思想交流,获取最新的学术理论信息,及时掌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动态。这些学术努力与资料累积既有利于我们较为全面地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更有利于我们对其作出较为科学的判断。总体而言,新世纪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具有如下鲜明的特点。
样品分析测试工作由新疆地矿局第一地质大队实验室承担完成。从样品加工、测试方法的选择、质量监控方法及测试过程,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行业标准DZ/T 0130-2006《地质矿产实验室测试质量管理规范》中的分析质量和检查办法要求严格执行。
第一,从阵营规模和代表人物来看,20世纪就已经成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仍然是主角,佩里·安德森、斯拉沃热·齐泽克、艾伦·伍德、阿兰·巴迪欧等具有世界影响的学者继续推出新作阐释宣传自己的观点。其中,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著作有《资本的帝国》(2003)、《新的旧世界》(2009)、《新自由主义的危机》(2011)等,这些著作主要对(新)自由主义、多元主义与民粹主义进行了分析与批判,揭示了它们的运行特征及其危害;揭露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及其意识形态“终结”、论证社会主义即将来临的著作有《终结资本主义的危机还是终结资本主义》(2010)、《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2013)、《当代资本主义的内爆》( 2013)等,这些著作对当代金融资本主义作了深入分析,并预言了社会主义替代策略的可能性;重构共产主义革命理念的著作有《列宁重装上阵》(2007)、《被解放的观众》(2008)、《共产主义假设》(2008)、《再见了,社会主义先生!》(2008)、《第二哲学宣言》(2009)、《论共产主义观念1》(2010)、《最高的贫困》(2011)、《论共产主义观念2》(2013)、《论共产主义观念3》(2016)、《列宁2017》(2017)等,这些著作对共产主义理念进行了重新建构,并指出了社会主义实现的可能性条件。此外,左翼杂志如《新左派评论》、《资本与阶级》、《批判社会学》、《历史唯物主义》等仍在不断刊发大量与新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相关的论文,
2) 原油外输系统通过CTV将FPSO的原油输送到油船上,在设计上借鉴FPSO的原油外输系统——艉输。原油输送软管的提升和下放设备有相应的绞车和克令吊,布置在适当的位置处。
近年来,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在欧美兴起并逐渐蔓延,其政治诉求主要表现为反精英、反全球化、反移民、反建制等。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英国公投脱欧以及在许多国家民粹政党强势崛起等事件,充分昭示着民粹主义已成为当今西方的一股具有强大和广泛社会影响的思潮与意识形态。针对民粹主义的兴起,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意识形态进行了多层面的解读与批判,揭示了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性及其危害。朱迪斯·巴特勒认为:在美国大选中,民粹主义所表现出来的歇斯底里的反女性主义与种族主义激情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压倒了人们的理性判断,严重破坏了社会民主与包容的价值原则;巴迪欧则指出新兴民粹主义煽动暴力行为、赞成野蛮行径,在民主的框架和语境下实施的却是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暴力倾向,体现出一种新法西斯主义的危险特征和倾向;面对当今欧洲社会极右翼民粹主义强势兴起的局面,尤尔根·哈贝马斯不无担忧地指出,这种右翼民粹主义的观念作为一种极端的意识形态,对民主程序和制度本身的合法性构成侵蚀,从而破坏民主制度的正当性,甚至有滑向法西斯主义的可能和危险。
作为最具代表性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对社会主义思想意识造成了空前重大的冲击,给社会主义运动造成了巨大破坏,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复兴和发展的重大阻力。进入21世纪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性和破坏性,对其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揭露了其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本质:第一,戳穿了自由主义的二元辩证法。表面上来看,新自由主义是一种主张和崇尚自由的意识,实则隐藏着强制与压迫,是资本奴役人的工具,本质上是一种为资本主义剥削辩护的意识形态。多梅尼科·洛苏尔多在《新自由主义批判史》一书中梳理了自由主义的内部发展脉络,发现自由主义其实与最反自由的行为密切相连,本质上是一种善恶相混杂的意识形态。艾伦·伍德在《资本的帝国》一书中揭露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两面性,指出经济全球化看似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其实际上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有明确目的的政治行为,是“全球资本从不平衡的发展中获益”的过程。乔万尼·阿里吉在其《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中指出,西方发达国家声称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化流动能促进全球经济的发展,但实际上却妨碍了资本的空间配置,借此剥削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这是一种虚伪的自由主义阴谋。 第二,揭示了自由主义的反人类本质。(新)自由主义将经济利益视为人们行动的唯一目的,从而否定和压制了人类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否定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全面性,这种违背人性的思想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认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各阶层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平等,这成为了当代国家内部和国际社会局势紧张的根源,自由主义统治下的21世纪的头十几年已然成为“一个武力冲突和人类灾难的世纪”;诺姆·乔姆斯基考察了新自由主义在拆散福利国家、削弱劳动者权力以增加富人权利方面的功能,认为它不但阻碍社会的健康发展,而且破坏了社会团结;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揭示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于人生价值的排斥性,认为新自由主义“抛弃了价值观,使人成了一种完全被他人利用的无意识的工具”(1) [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新自由主义的兴衰》,郝名玮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第42页。 。鉴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出现的社会危机,威廉·鲁宾逊指出:“全球资本主义与‘人类的面孔’实际上是相冲突的。”(2) William I. Robinson, ‘Global Capitalism and its Anti—‘Human Face’, Globalization , Vol.10,No.5,2013, p. 669.即自由主义实质上是反人性的。
二、直面现实,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重要内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会具有不同的理论形式和理论特征。进入21世纪,面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出现的新变化,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结合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问题、面临的危机,对(新)自由主义、多元主义与民粹主义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主要形式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揭示了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动摇了人们对这些意识形态形式的信仰。
第三,从理论创新来看,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开辟了新问题域,但理论的现实性较弱。整体而言,新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具有一定的创新性,首先,新世纪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结合2008年金融危机论证了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揭示出社会主义替代策略的可行性与必要性,三极阶级结构理论、社会主义运动的三大谱系理论、社会主义三次浪潮理论等也体现出一种方法论上的创新,这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提供了新的视角;其次,国外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重构的致思取向,也表明他们勇于突破理论传统,重新寻找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理论意识,并运用最新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进行了新的论证,这对于深入思考共产主义的内涵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最后,其意识形态理论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形式的变化,提出并论证了“生命政治”、“行动主义”等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复兴的可能途径,具有很强的时代感。但我们也要清楚地看到,这种所谓的理论创新性由于脱离了工人阶级的现实生活语境,仅仅注重于理论层面的突破,而没有深刻反映广大民众的新要求,所以无论是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还是建构社会主义未来方向,或是论证共产主义理念,都没有真正从工人阶级的立场与视角去反思这些理论观点的现实性与可行性,更遑论建构一种行之有效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理论了。
经典马克思主义指出,社会主义只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与过渡形态,二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但在重构共产主义理想的过程中,21世纪激进马克思主义者解构了传统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他们在割裂二者的基础上试图延宕出一种新型的共产主义理念,如齐泽克 、奈格里 、哈特等人不约而同地认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对立的,正是社会主义的失败才会引出共产主义的回归,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恰恰是共产主义回归的历史前提。奈格里认为:苏东剧变对于共产主义而言正是一个历史 “机遇”,“1989年拆毁了保护现实社会主义的墙”(8) Antonio Negri ,Raf Scelsi ,Goodbye Mr .Socialism ,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2008,p.9.。 巴迪欧则认为社会主义是20世纪的发明,在21世纪我们要发明的是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已然不符合当代社会革命的形势。齐泽克与哈特甚至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部分,是拯救资本主义危机的工具,只有抛弃社会主义,才能迎来共产主义的复兴与回归,即“再见了,社会主义先生,欢迎共产主义同志” (9) Slavoj Zizek,First as Tragedy ,Then as Farce ,London and New York:Verso,2009,p.96.。
作为一种流行于当代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多元主义宣扬国家的超阶级性,成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意识形态,即多元(文化)主义本质上乃是一种“符合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整体利益的政策”。国外马克思主义深入研究了多元(文化)主义这一意识形态的特征及其后果:第一,多元主义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吸收从而成为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思想理论工具。佩里·安德森在其《新的旧世界》中指出:多元主义主张一种无对抗性的多元性,它以文化、民族和宗教冲突来取代阶级对抗,从而导致工人将矛头转向工友,而不是联合起来反抗资本家阶级。(3) Perry Anderson, The New Old World ,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9, P.537.这种多元主义实际上已经成为了破坏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统一性的重要因素。著名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南希·弗雷泽在《女性主义的财富:从国家资本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危机》中指出, 进入新世纪以来,女性主义陷入了多元主义的“万花筒”之中,因追求所谓的多元认同而失去了反抗阶级统治与性别统治的正确方向。第二,多元主义只是形式上的反抗而不具有真正革命的价值。艾伦·伍德指出,事实上文化多元主义并不是一种真正承认多样性与差异的平等主义,其不否定资本主义因而决不会指导人们走向彻底的解放;卡尔·拉特纳更是敏锐地发现并指出,多元文化主义提倡的所谓的多样化是而且必须是资本主义文化霸权所允许的多样化,这种多样化不但不会真正挑战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相反,可能会引导人们拒绝社会主义,从而最终排斥真正的平等与多样性。(4) [美]卡尔·拉特纳:《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实质》,刘子旭译,《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1期。
第二,从理论流派来看,国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内部分歧较大,但也显现出某些方面融合的端倪。新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不但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具有重大的理论差异与阶级立场差别,而且其内部也充满差异与斗争,各种意识形态观点之间存在较大分歧:一是在关于社会主义认知问题上,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如大卫·科茨、萨米尔·阿明、热拉尔·迪梅尼尔、多米尼克·莱维、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人继续坚持社会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解决良方,主张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替代资本主义制度;而安东尼奥·奈格里、麦克尔·哈特、斯拉沃热·齐泽克、阿兰·巴迪欧等人则主张抛弃(现实)社会主义理念,在否定(现实)社会主义的语境中重新建构共产主义思想观念。二是在重构共产主义理想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对共产主义发生的依据也存在一定的理论争议,巴迪欧、朗西埃、阿甘本等人主张共产主义是一种与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断裂”,是资本主义社会之外的另外一种社会存在的“诞生”及其形成,主张在哲学上、伦理学上论证其本体论存在的可能性;而奈格里与哈特则认为共产主义内源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非物质劳动”,这种新的劳动形式将会促使共产主义的来临,这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论证共产主义实现的可能性。当然,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在意识形态理论方面也有一致之处,理论主题渐趋融合,其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成为其共同的理论主题,而“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则成为他们意识形态理论的重要目标。
三、抓住机遇,复兴社会主义思想意识
20世纪下半叶,经济全球化的蓬勃发展与金融垄断资本的强势扩张,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多元主义的盛行和民粹主义的抬头,助长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嚣张气焰,社会主义运动与意识形态陷入低潮。进入21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世界遭遇了很多的社会问题,金融危机、恐怖主义、生态危机等严重冲击了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终结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美好幻觉,打破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神话,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复兴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在多年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在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同时,积极复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论证社会主义才是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
针对传统社会主义与21世纪时代特征的某些错位,国外马克思主义者试图挖掘新的社会主义因素以完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寻求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理念与新途径。热拉尔·迪梅尼尔与多米尼克·莱维利用其提出的三极阶级(资本家阶级、管理者阶级和大众阶级)结构理论来分析资本主义的危机并尝试提出解决之道。他们指出,新自由主义通过资产阶级与管理者阶级的联合来控制和剥削广大劳动群众,导致民众处于悲惨的境地,最后引发收入不足导致金融危机爆发,这就动摇了资本主义统治的阶级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劳动阶级要在破坏资产阶级与管理者阶级联合的基础上,尝试与管理者阶级建立新的联盟,才能超越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条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新思路。而米夏埃尔·布里则提出了社会主义的三次浪潮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的第一次浪潮(1789年至1917年)与第二次浪潮(1917年至1991年)的结束并不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只是表明了社会主义运动的不断发展、更新与进步,苏联解体恰恰是社会主义第三次浪潮的起点或称之为社会主义3.0的诞生时刻,社会主义3.0是一种具有高度的发展与革新能力并且能够实现和谐团结的社会形态。伴随着社会主义第三次浪潮的来临,社会主义运动将走向复兴。布里进一步指出,作为社会主义3.0重要诞生地的中国,其发展道路与制度形式将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重要影响。安德森由此指出:“若说20世纪是受到苏联革命主导的世纪,21世纪则是受到中国革命影响的时代。”(6) Perry Anderson, ‘Two Revolutions.Rough Notes’,New Left Review ,Vol.61,No.1, 2010, p.59.
在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在新世纪出现的社会危机是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这种危机预示着资本主义发展的终结,社会主义将会在资本主义的终结中兴起。萨米尔·阿明指出,由于剩余价值不是主要用来投资扩张以巩固资本主义系统,而是被用来进行金融投机,造成了实体经济的萎缩与金融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21世纪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已经从传统的资本与劳动的矛盾转化为经济金融化与资本积累之间的矛盾,即资本积累的相对停滞与金融体系的高速增长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导致了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可持续性,会引起整个资本主义系统的崩溃即内爆,这种内爆将导致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终结。在这种情形下,要解决资本主义金融化所导致的体系内爆,必须实行私有垄断资本国有化和经济管理的社会民主化,也就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替代性选择。大卫·科茨认为,经济金融化成为资本积累的基石,新自由主义主张利用金融手段即增大资产泡沫和贷款数额来实现价值掠夺,但现实生产性活动则增长有限,这种经济结构透支了经济增长的潜力与社会支付的能力,必将造成重大的社会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这种资本主义结构的必然结果,金融危机证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促进利润增长和稳定积累的能力已经达到了极限。这次金融危机将会导致劳动阶级运动的兴起,社会主义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将会在民众的反抗中再次发出自己的响亮声音。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指出,进入新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成本(人工成本、投入成本与税收成本)支出的上升必将压缩剩余价值量,从而资本家也失去了生产的兴趣和动力,而金融危机又加剧了这种发展趋势,资本主义体系开始失衡,系统性危机逐渐显露,“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了500年之后,第一次处于真正的系统性危机之中,我们自己正处在一个过渡时代”(5)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阶段正走向终结》,《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5期。. 。沃勒斯坦甚至断言,2008年将是自由主义全球化终结的一年,而自由主义终结之后,世界将会迎来“社会主义世界体系”。
按摩穴位选患侧太阳、四白、鱼腰、阳自、迎香、印堂为主,按摩时要轻柔、均匀而适度,可使用推、拿、搓、擦、按、捻多种手法,按摩过程中注意患者保暖,30min/次,1次/d,1疗程10d。
总之,21世纪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在复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并没有一味地坚守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是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这一历史机遇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改造与理论建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部矛盾中挖掘社会主义实现的现实条件,提出了社会主义理论的新观点,这些新的观点再一次论证了社会主义的可信性与必然性,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增添了新的理论内涵,坚定了当前人们走向社会主义的信心,为再次复兴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四、颠覆传统,重构共产主义革命理念
在国外激进马克思主义者看来,21世纪的资本主义不同于以往的资本主义,具有鲜明的时代内容与特征,与此相适应,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也必须反映当前的革命形势与历史使命,因此,马克思主义者需要重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想,以此来引导革命运动的发展,他们选择了“共产主义”作为重塑当代革命理念的语词,以便在意识形态上区别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又能激发起对于未来社会的想象,这些激进主义者试图重构共产主义的革命内涵,以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构新的革命理想,激发新的革命行动,因此“‘共产主义’一词能够而且必须重获积极的价值”(7) Alain Badio, Communism Hypothesis, Verso, 2010,p.37. 。
本研究的纳入标准:主诉上呼吸道感染后出现嗅觉障碍,感冒或上感的其他症状消失后嗅觉障碍未改善,血常规和c反应蛋白检查正常或白细胞偏低,内镜及影像学检查嗅裂区无阻塞。
本文尝试采用抗氧剂1010作为聚乙烯的抗氧剂,提高抗氧效率。在实验过程中发现,由于聚乙烯树脂是非极性的,而包括1010在内的绝大多数受阻酚类抗氧剂是极性的,故二者的相容性较差[4]。因此,在注塑成型过程中1010会有向聚乙烯制品的表面迁移的趋势,影响制件的外观性能[5],对于纯PE,该现象不明显,但是当加入一定量的POE后,析出变得较为明显。本文通过改变PE与POE的比例,以及PE与PP的比例,并采用表面反射红外和光泽度法来考察体系对限制抗氧剂1010向制件表面迁移的影响,最终发现PP的加入能有效地改善抗氧剂1010的析出。
在抛弃社会主义的语境中,这些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对共产主义进行了理论重构,其基本致思理路就是将共产主义视为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反面或否定,他们理论视域中的共产主义代表了一种全人类的更加自由与解放的生存状态。作为一种全新的生存状态,共产主义就是意味着与当今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的彻底决裂,而其最基本的核心理念是所有人的平等。在巴迪欧看来:“若有平等主义反对国家压迫之现象,即有共产主义假设之萌芽抑或显象。”(10) Alain Badiou, The Meaning of Sarkozy ,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8, p. 100平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共产主义的核心理念。在朗西埃看来,共产主义就“意味着对人类平等和团结原则的强调,意味着对集体性原则的肯定”(11) Jacques Ranciere,‘Communists without Communism’ ,in Costas Douzinas and Slavoj Zizek (eds .),the Idea of Communism ,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0, p.176.。而共有也是共产主义的重要内容,奈格里指出:共产主义应该“是共有的建构,是共同自由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能力”(12) Antonio Negri, Raf Valvola Scelsi,Goodbye Mr Socialism ,in conversation with Raf Valvola, New York: Scelsi.Seven Stories,2008,p.26.。而这种共有的共产主义既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而是一种对当前所有制秩序的否定,是一种人对于物即使用价值的自由使用状态。在吉奥乔·阿甘本看来,这就是一种忘却所有的弥赛亚式的乌托邦,“‘最高的贫困’及其对物的使用,就是一种圆满的生活形式,其源于西方生活方式的终结”(13) Giorgio Agamben, The Highest Poverty :Monastic Rules and Form -of -Life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143.,即共产主义就是一种共有生活的圆满状态。可见,在国外激进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共产主义就是一种与当代现实的决裂,是对资本主义统治秩序与文化霸权的否定与颠覆。
革命的主体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革命的主体,他们会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而对于21世纪的激进马克思主义而言,共产主义革命的主体不再是掌握了先进生产力与代表先进生产关系的工人阶级,而是当代资本主义统治秩序下的“剩余人口”,作为社会统治力量所排除的“赤裸生命” (阿甘本)、“非部分的部分” (朗西埃)、“真理的主体” (巴迪欧)、“被排除者” (齐泽克)以及“诸众” (奈格里),这些共产主义的“革命主体”包括了处于社会边缘的所有人,作为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另一极,他们反对资本主义的一切秩序,是潜在的颠覆资本主义秩序的“革命者”,只要通过对社会主导秩序的颠覆行动,就会成为反抗的革命主体。借助于反抗行动,这些潜在的革命主体“开创了一种世界上的新身体形式——真理的身体,或者说主体化的身体”(14) [法]阿兰·巴迪欧:《第二哲学宣言》,蓝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5页。 ,即这些潜在的革命者将会通过巴迪欧的“事件”与“真理”、朗西埃的“感性分配”、阿甘本的“弥赛亚时刻”以及奈格里的“生命政治”等历史活动,成为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革命主体,从而在某一“不可能”或“未知”的时刻颠覆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理想。
当今国外激进马克思主义重构共产主义革命理念的目的就是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下解脱出来,绕过社会主义阶段而直接实现共产主义想象,通过感性审美、偶然事件、宗教启示、非物质劳动以及生命本能等因素的直接政治化过程,来反抗当今的资本主义政治,求得人类的自由与解放,从而突出了他们行动主义的理论色彩,正如齐泽克在《重新上膛的列宁》中所言:“回到列宁的目的是在当前全球化条件下,重复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战争条件下重新改变革命方案的那种‘列宁式的’行动。”(15) Sebastian Budgen, Stathis Kouvelakis and Slavoj Ziziek, ,Lenin Reloaded :Towards a Politics of Truth ,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p.3.抱定共产主义理想热忱,不顾一切的反抗行动才是激进马克思主义重构共产主义革命理念的目的所在。
五、当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存在的问题
总体而言,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通过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复兴社会主义思想意识、重构共产主义革命理念这种彼此激荡的意识形态理论的“三重奏”,提醒人们当代世界还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将人们的思维从资本主义逻辑禁锢下解放出来,从而有信心和能力去想象未来的美好社会,奏响了新时代走向自由解放的新乐章,这对于促进国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于重新激发人们的革命热情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可以说,这种意识形态理论的“三重奏”呈现了当下国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基本格局,其既是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新可能性的结果,又是整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库中的新的理论武器。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存在一些共性的问题,这影响了其意识形态理论的科学性与资本主义批判的有效性,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并给予科学的检讨和批判。
第一,思想理论脱离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诉求,难寻真正的革命主体。自从上世纪中叶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者逐渐脱离了底层民众的现实诉求,偏重于从学理上寻找反抗资本主义、走向人类自由解放的致思理路与可能途径,进入21世纪之后,这一理论倾向并未得到根本扭转。面对新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中工人阶级的生存境遇,他们分析了工人阶级所遭受的苦难,发出正义的呼喊,却不能从工人阶级的视角出发科学揭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运行机制,以便组织起有效的反抗,也不能从工人阶级的立场和利益出发论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与科学性,更不能认清真正的共产主义革命主体即当代工人阶级的内在需求,从而使得其意识形态理论批判与理论建构失去了坚固的阶级基础,意识形态主体“遁形”,从而找不到真正有效的革命力量,发不出代表人民群众的强大声音。
当时光进展到二十一世纪时,计算机科学这个领域已经拥有了非常广阔的研究领域与众多不同方向的科研人员。而此时,计算机科学在很多方面地发展,已经开始从相反的方向来推动数学的发展。但是,在其中,一个始终没有发生变化的核心主题便是,计算机科学的数学基础,也就是理论计算机科学。
第二,理念具有空想性,表达形式过于抽象,普通群众理解与接受困难。人类在21世纪如何走出资本主义危机,实现向未来社会的转变,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对此语焉不详,含糊不清,其理论脱离民众的熟悉语境与日常语言,偏向于抽象的论证与概念推演,不能清晰明确地表达广大民众的心声。另一方面,他们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只是基于民众的苦难与正义的冲动,复兴社会主义基于资本主义的抽象结构的危机以及对于社会主义的片面认知,建构共产主义理念更像是一种乌托邦的说教甚至神秘的咒语,而不能指出实现的具体途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 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因此,仅仅依靠对共产主义的理念假设、社会主义的文字论证与资本主义的言语批判来颠覆资本主义,人民群众不会接受也很难接受,更形不成冲击现行资本主义体制的巨大的物质力量,只能沦为一种乌托邦的想象与激情的批判,就如同艾伦·约翰森针对“共产主义假设”所说:“新共产主义是如此诱人,我们无福消受,只能望而兴叹。”(17) Alan Johnson, The New Communism :Resurrecting the Utopian Delusion , World Affairs, Vol.175,No.1,2012,p.70.可以看出,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这种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意识形态理论脱离了现实的土壤,超出了民众的理解范围与接受水准,无法进入民众的内心去激发他们的反抗意识,注定不能成为新时代反抗资本主义、追求自由解放的革命进行曲。
第三,理论内部互相批判,削弱了批判的总体效果。尽管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批判资本主义方面具有一致性,但是他们对于未来社会的想象存在方向上的冲突,坚持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主义的危机是社会主义复兴的历史机遇,借助于资本主义的“终结”,公有制的、更加公平的社会主义制度将会趁势而起,成为后资本主义时代的人类发展的方向;而对于重构共产主义革命理念的激进马克思主义者而言,社会主义代表着一种过时的革命策略,甚至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必须加以抛弃,必须启动共产主义革命理念与反抗行动,建构一种绝对平等、资源共有的理想社会。因此,后者指责前者胶柱鼓瑟、抱残守缺,沦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帮凶,前者批判后者不切实际、空中楼阁。二者的相互攻击削弱了国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与战斗力,这种内部的对立冲突影响了整个意识形态理论的和谐,从而破坏了其完整性与统一性,最终减弱了批判资本主义的整体效果。
21世纪的劳资关系变化对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创新发展既是一次机遇,又是一次挑战。从当前意识形态的乱局可以看出新自由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然打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形式对新自由主义构成了挑战,动摇了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地位,这正是工人阶级意识形态发起进攻的好时机。从当前国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现状来看,其显然缺少理论资源与方法论准备,只能对各种意识形态加以整合并阐释,而不能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基调的基础上真正创新意识形态理论。鉴于此,当前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转变意识形态批判与意识形态理论建构的根本思路,以“劳动—资本”关系作为理论基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去探索意识形态的创新问题,这就需要回到马克思的“理论初心”,“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创造出伟大的理论,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很早就站在了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而学习、研究、思考、创新。”(18) 张亮:《马克思与我们同在新时代》,《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5期,第69页。 因此,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立足于工人阶级的理论立场,深入分析劳资矛盾的变化,仔细倾听工人阶级的利益诉求,勇敢反击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侵蚀,抛弃理论幻想与抽象推理,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才能创造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新形态,创造意识形态理论的新局面。而只有创造出一种新的、反映民众现实需求并能为民众理解与接受的意识形态,才能将广大民众的诉求与心声激发并集聚起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挥棒下,演奏出反抗资本剥削与压迫、追求自由与解放的时代最强音。
收稿日期: 2019-03-14
作者简介: 陈治国,男,山东德州人,哲学博士,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副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项目编号:2015MZD026)、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马克思学’形成和发展、意识形态本质及其当代走向研究”(项目编号:13&ZD070)的部分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 B0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145[2019]11-0056-07
(责任编辑:周文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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