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全球政治伦理是人们在全球化时代的一般性政治价值规范和约束规则，它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以资本增殖为核心的经济增长逻辑在全球扩张的影响而面临多重困境。“一带一路”是中国改革开放在当代的深化发展，其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蕴含着平等、公正等政治伦理内涵，顺应了当代全球政治伦理变革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对中外政治伦理的反思、扬弃与发展，是中国为全球政治伦理变革贡献的中国方案。
[关键词]全球政治伦理；“一带一路”倡议；平等；共享
从人类历史总体进程而言，“全球化在其实质上就是市场经济机制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和深化……由此逐渐形成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体系，也相应导致各国政治和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互动”[1]。作为近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发展而衍生出的“新”事物，全球政治伦理是人们在处理全球事务之时需要遵循的共识性价值原则、道德原则或制度规范。其形成于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成功由区域性政治伦理向全球性政治伦理的转型——以自由、民主、法治、人权为代表的西方政治伦理向外传播与扩散[2]。这种西方式全球政治伦理由于日益附属于经济增长逻辑而面临种种困境。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与逻辑的延伸，“一带一路”倡议包含对塑造新型政治伦理秩序的阐述，对当代全球政治伦理变革具有重要意义。
一、全球政治伦理困境的源起
人类社会的全球化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科技等全面而多向互动的过程，其中，西方国家开辟与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处于先决和基础性地位，其造成现当代全球政治伦理具有浓厚的西方政治伦理意蕴。这种西方式全球政治伦理日益面临困境的根源在于，以资本增殖为核心的经济增长逻辑在全球范围扩张，导致全球政治伦理对资本主义全球分工体系的依附性。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为了实现对资源、劳动力、技术等利用率的最大化，必须借助国家力量为自身扩张开辟道路和扫清障碍。随着经济全球化日趋成熟，全球资本主导权及其分配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际分工体系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各个环节，以及不同民族或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进而深刻地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程度、速度。由经济增长逻辑主导的全球政治伦理不断渗透于世界各国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体系之中，成为人们普遍的价值理念和约束机制。“国家的国内作用和有效性与其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密切相关”[3]（P21）。在经济增长逻辑视域下，一个国家的政党能否得到国内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取得或巩固执政地位，主要取决于其所倡导的政治伦理和社会治理理念如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能否为资本扩张提供有力保障，并带来经济持续增长、社会充分就业。在实际运行中，许多国家的执政党出现过分追求经济增长的功利化倾向，作为政治伦理主体的政府组织忽略了经济增长是以保障人民根本利益为目的的工具属性。手段与目的的颠倒，导致本应坚持“人民至上”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成为资本积累推动下的经济增长逻辑附庸。如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在21世纪前后的一段时期内出现经济上的“脱实向虚”，金融资本无节制扩张的局面，与资本主义国家职能缺失并沦为资本扩张附庸之间存在极大关联。基于此，作为国际分工体系中的重要共同体，国家始终在为维护或改变自身所处的国际分工地位而进行全球化活动，全球范围内的市场竞争与合作，表现为资本竞争及其外化的国家之间竞争。作为脱胎于这种经济增长逻辑，本应当扮演全球约束机制的西方式全球政治伦理无法发挥积极效用，反而由于无法摆脱西方的价值立场和利益羁绊而不断地与其达成双向互动与依赖机制，资本与国家相结合的趋势进一步增强，“资本至上”与“国家至上”原则形成了新的有机结合，“资本至上”成为国家治理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内在追求。资本对利润的贪婪追逐，加剧了全球秩序构建中的复杂性与不平等性，并开始显现于作为经济全球化发展产物的全球政治伦理层面，构成了当代全球政治伦理困境的根源。
二、全球政治伦理困境的具体表现
面对由国家围绕经济利益进行全球竞争而引发的种种困境，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外延，及全球政治伦理重要保障和实践支撑——全球合作制度与理念存在明显不足，造成全球政治伦理在理论、制度与实践之间存在内在张力，其具体表现为西方式全球政治伦理的内生性问题；价值引导力受到人们的质疑；道德约束力受到削弱；制度规范作用受到弱化等。
1.全球政治伦理的内生性问题
现当代西方式全球政治伦理对经济增长逻辑的依附属性，决定了其内生性问题的产生——经济增长持续乏力导致政治伦理理念和秩序的合理性出现问题。
有学者指出，“冷战后，地缘政治的两极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利益和经济地位成为世界各大国追求的首要战略目标[4]（P101-108）”。国家之间围绕能源、资源等方面而开展的竞争与合作，构成了现当代全球化的主要内涵。西方国家作为全球既定秩序的最大获益者，也是当前全球经济增长逻辑及政治伦理秩序的坚定拥护者和捍卫者。在经历了数百年的资本积累及全球性扩张之后，西方国家虽然依旧受到过分注重经济增长而引发的社会发展不协调等种种弊端的影响，但处于变动过程中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不断在自我演化中生成了较为系统与完备的国家治理体系。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先发优势在历史进程中得到积累与展现，并转化为成熟与完善的社会进步性成果。西方社会取得了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巨大进步，在物质财富的丰富程度、文化的多样性等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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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technology is getting better=>advances in technology（选自 Halliday&Matthiessen 2004/2008：656-657）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新时代表现，其蕴含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是对新型国际义利观的把握，体现了对尊重、平等、公正、共享等政治伦理内涵的塑造。同时，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对这一新型政治伦理的践行，为重塑人们对全球政治伦理的认同提供了可能与实践路径。
制度性规范是政治伦理的现实体现，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性组织是全球政治伦理制度性规范的具体实施者，其效用在现当代由于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而呈现出弱化趋势。
加大监管力度，规范生产经营行为。濮阳市局扎实推进执法监管“一制两化”（即落实监管责任制，推进执法监管规范化、法治化），实行网格化、痕迹化监管，着力提升执法监管水平。注重加强行刑衔接，成立了行刑衔接工作领导小组，健全了联席会议、案件备案回复和案件复查等工作机制。
在现当代社会，全球化推动人类社会整体性进步的同时，也催生出了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由于缺少一个超国家的权威性全球政治实体，全球政治秩序在构建过程中无法对政治主体的权责关系进行强制规定和实施。因此，人们在处理风险与危机之时，全球政治伦理的道德约束力显得尤为重要。而在世界各国普遍实施市场经济并积极融入全球化过程中，某一国或某一区域爆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始终是存在的，其影响力也是有限和可控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经济危机在一定条件下向全球范围的蔓延，与西方国家缺乏大国担当有极大关联。
尤为重要的是，当面临以上一系列内外发展困境的考验之时，西方国家不是秉持开放、积极的态度，在既定全球政治伦理秩序范围内，通过自我反思与加强合作等方式解决问题，而是走向以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和本国利益至上主义等理念引导下的实践活动，呈现出对遵守和完善当前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消极态度与做法，并以种种理由摒弃现有国际合作制度与框架，基于自身利益强行修改既定全球法则，以一种封闭性、排他性、霸权性的姿态维护本国或本集团利益。当前美国、欧盟、日本绕开WTO等国际性组织，试图重新缔结新的贸易合作协定，并进而基于本国利益修改国际贸易规则，即是这种行为和理念的鲜明表现。其突出地表明，西方国家不断损害着西方式全球政治伦理的公信力和说服力，无力对当代全球政治伦理面临的困境做出符合人类整体利益的调整和变革。
对于众多发展中国家而言，作为全球经济与政治的重要参与者，在认识到经济增长逻辑具有为本国社会进步提供有效支撑的普遍共识之后，为求合作、谋发展提供便利是其对全球政治伦理的普遍期望，这也是它们对当代全球政治伦理认同的源动力所在。但在当前国际分工体系及全球政治伦理秩序之下，发展中国家始终难以妥善解决西方国家提倡的经济发展逻辑、政治伦理理念与自身国内发展现状之间存在的诸多矛盾，许多国家没有能够正确审视本国的发展现状，主动或被动地盲目照搬西方式经济增长逻辑及政治伦理制度，引发社会发展的各种“不良”反应。政治发展“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一个危机是由认同感的获得引发的[5]（P81）”，全球经济、金融、政治、文化等方面呈现出的不平等与不平衡及其解决方案的无效性，造成了人们对全球政治伦理认同的普遍疑惑和下降。同时，许多非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实力、全球性价值引导力、全球话语权等方面无法凝聚起强有力的核心力量，进而无法凭借自身及彼此之间的联合实力而改变现有国际分工体系及解决全球政治伦理困境。非西方国家很多时候只能在不满和抗争中具有融入全球化的强烈诉求，并要求变革全球政治秩序。
2.全球政治伦理的价值引导力受到质疑
价值引导是政治伦理的基本内涵。在现当代社会，全球政治伦理的价值引导力主要表现在西方现代化路径对世界各国的启示意义。但在西方式全球政治伦理视域下，始终存在对实现全球政治伦理同质化的追逐，并在强势扩张过程中与多元民族政治伦理现状之间存在矛盾，全球政治伦理的价值引导力受到人们的质疑。
在资本扩张为核心的经济增长逻辑主导下，西方资本主义在过去数百年中积累的丰富的现代化成果、成功的发展经验和成熟的变革理念被整合为一套国家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标准路径，并被西方社会内部视为具有普世性质的价值指导与道路选择。其伴随全球化的深入推进而传播至其他国家和地区，成为现当代西方式全球政治伦理的重要实践依托和价值内容。而由苏东剧变引发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式微，更使这种假托于现代化路径的政治伦理被认为失去了外部强有力的“他者”的挑战，“民族国家组成的全球治理体系整体上处于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的全球政治认同构建秩序，亦即全球政治伦理范畴之内”[6]。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一度被许多国家视为实现现代化的唯一价值引导，“历史终结论”等类似的思想不断涌现。在西方式全球政治伦理视域下，对同质化发展道路的追求成为西方国家积极开展全球性活动，尤其是对他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层面进行价值、制度、发展模式的输出，甚至实施直接粗暴干涉的话语路径依赖原则。完全市场化、多党民主化、文化多元化是西方国家及其主导的国际性组织判断一个非西方国家是否有资格成为其合作伙伴、援助对象的前提与基础，如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准入的资格审核；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对若干国家的援助条件等。许多非西方国家主动与被动地接受西方政治伦理，并在其价值引导下进行政治制度构建、政治主体塑造、政治文化培养。
2.改革综合教学模式，打破传统课程设置的局限性，整合交叉学科内容，通过“双创”实践训练，培养学生整体研究思维。教学过程中，积极探索开展常用的任务驱动教学法、师生角色互换法、案例教学法、情景教学法等多种新教法［10］。在“双创”教学体系下，整合单一教学资源，调整教学内容和课程结构，规范综合性训练模块，明确各阶段教学目标，针对各年级学生状况，逐渐加大课程难度和深度。同时，利用翻转课堂、同侪教学、PBL、TBL、一对一教学等，建立健全系统训练与探索研究相结合的“双创”人才培养教学新体系。
但是，在全球化的一般趋势下，“全球一体化只是意味着全球整体关联性的增强，并不表明各地区、各个国家之间的利益差异就会因此消失”[7]。民族国家视域下的多元政治伦理理念及秩序始终是一种客观存在，其伴随着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日益注重独立自主性，而成为民族国家认同的核心内容。西方社会所追求的全球范围内的、同质化的政治伦理，与多元化的民族政治伦理产生了矛盾与冲突。这种矛盾与冲突具体表现为，西方社会推动的经济增长逻辑由于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日益盲目地生发出单边主义的错误取向，并试图借助国家力量将这种单边主义演化为霸权主义实践。西方国家在发展理念尤其是在政治伦理层面上所坚持的同质化模式，虽然表面上以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西方式政治伦理理念为宣传旗帜，秉持共同合作与发展的正义性理念，但实质上却更多是围绕本国经济增长逻辑而开展全球化活动，是为了维系自身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优势地位而对非西方国家采取的种种限制举措。它们经常性地忽视非西方国家发展的客观现状，漠视、侵犯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主权，导致许多非西方国家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无法建立健全与完善的经济政治发展机制，西方式全球政治伦理日益丧失其所宣扬的、应有的真正自由、民主等内涵，其价值引导作用受到人们的广泛质疑。
3.全球政治伦理的道德约束力受到削弱
道德约束是政治伦理的应有之义。全球政治伦理是维护以经济共同增长为核心的全球化进程的重要手段，其倡导的民主、自由、公正、法治等理念，是个人、团体、组织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对自身权利与责任达成的普遍共识，要求人们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必须遵守公平、正义、平等的基本道德原则。但在遭遇全球化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或风险之时，西方社会采取的种种自我中心主义或利己主义举措，与全球政治伦理的道德约束原则相违背，全球政治伦理的道德约束力受到削弱。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逐渐在过度追求经济信息化、社会福利化的过程中，丧失了工业化与劳动力的竞争优势，并受到若干发展中国家逆向产业链升级（由最初的低端产业向高端产业不断迈进）的严重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不断形成相对于西方社会的资本、劳动力、资源等方面的后发比较优势。非西方国家的这种后发比较优势日益与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运行逻辑相冲突。在该全球化运行逻辑中，全球经济发展、政治合作秩序是以全球有限资源优先满足西方国家的需要为存在前提的，非西方国家必须扮演一种追随者的角色，维持发展路径与西方国家的一致性，并将发展成果单向地分享与西方国家。换言之，西方国家始终只是将广大发展中国家视为劳动力、能源、原材料的供给地或加工地，抑或商品销售市场，不愿意与各国平等、公平地分享全球发展成果，甚至无法容忍非西方国家基于市场竞争法则而对其在产业结构、消费结构等方面的垄断造成威胁，这种立场本身是与全球政治伦理理念相违背的。
作为全球政治伦理塑造者和主导者的西方国家，在资本、制度、话语权等方面占据优势，能够最大程度上享有全球进步带来的各种权利，并在危机爆发时减少危机对自身的消极影响。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与社会治理体系在资本实力、产业结构、制度建设等方面存在脆弱性。“在权利与义务关系之间，一个突出问题是权利与义务出现一些背离现象。一些人享有了过多的权利，而一些人承担了不该有的义务”[8]。西方国家作为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的主导者，本应坚持公平、担当、正义等政治伦理的基本准则，践行团结、合作、协作的理念，肩负起将危机控制在有限范围之内，促使世界各国共同应对或走出危机的重任。但它们在实践上却更多地专注于自身利益，诉诸于自我中心主义，甚至不惜逾越全球政治伦理的公正等基本道德准则，以各种手段将危机转嫁于他国抑或“趁火打劫”，强行对非西方国家进行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敲诈与掠夺。在这种权利和义务不对等条件下，作为全球发展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南北贫富差距不仅没有随着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而缩小，反而在全球稳定发展与周期性危机的交替运行中有进一步恶化趋势。许多非西方国家在既定全球体系中经常遭遇的经济发展困境，加剧了国内政治的不稳定性。而一旦出现种族冲突、国内战争等问题，全球政治伦理的道德约束效力基本趋于失灵，如恐怖主义、大规模屠杀等恶性事件在全球动荡地区层出不穷。同时，人们在参与处理区域性种族冲突、国内战争等政治危机以及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核威胁问题之时，经常受到西方国家预设价值或利益立场的羁绊与干扰，导致许多冲突、动乱、战争、分裂等政治危机长期悬而未决。
作为全球政治伦理主导者的西方国家在解决全球问题之时，经常从自身利益评判不同群体的政治行为，违背客观、公平、正义等全球共识性道德准则，形成对全球政治伦理理念的背离，极大地消解着全球政治伦理的道德约束力。在不平等竞争以及全球政治伦理约束力弱化的条件下，国家之间虽然逐渐褪去了以往彼此之间显而易见的“丛林法则”色彩，但国家与资本之间关系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作为追随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也不在大多数时候不得不认可这种经济发展理念及矛盾性的政治伦理逻辑，最终导致竞争成为人们普遍的无意识认同观念。人们在全球活动中奉行本国利益至上（实质上是资本至上）主义，经济竞争性思维以一种隐蔽的资本竞争形式存在，并被糅合进流行文化与意识形态，形成对全球政治伦理认同的侵蚀以及道德原则的漠视。
4.全球政治伦理的制度规范效用受到弱化
而西方式经济增长逻辑及政治伦理秩序日益无法遮蔽资本主义经济增长逻辑的困境与不足。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科技进步与制度创新为西方经济增长及社会进步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但其只能暂时缓和却无法彻底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西方国家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出现创新不足、经济增长乏力及其引发的一系列消极后果。其中，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及内部阶层分化的问题，由于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而呈现新特征。资本增殖的困境被以各种形式转嫁至劳动者阶层，劳动者的利益不断受到侵蚀，并在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出现新的不平等与不公正，如盲目削减工人的福利待遇，不断增加劳动者阶层的生活成本等。其导致西方政治伦理的内部凝聚力和整合力出现问题，种族主义、民粹主义、极右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倾向不断涌现。
作为对两次世界大战反思的结果，从国际联盟到联合国都蕴含了人们将全球政治伦理进行组织制度化的尝试——《联合国宪章》序言明确指出“免战、人权、人格、平等、正义、法治、自由、发展、民生”[9]是联合国设立的目的。“联合国六大主要机关、16个专门机构和大量基金、方案，组成联合国系统，围绕安全、发展、人权三大领域开展大量工作，是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秩序建立和发展的基础性、稳定性和建设性力量”[10]，为全球各项事务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平台和制度保障。值得注意的是，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性组织本身是大国政治关系演绎的产物，具有全球政治伦理困境外化的显著特征——其建立在民族国家的共识性认同基础之上，超越民族政治伦理认同，但又缺乏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的强制力和权威性，是一种相对松散的政治认同。在以经济发展逻辑为代表的竞争思维影响下，许多国家只是将全球性组织或制度视为维护自我利益的工具。
因此，一方面，国际性组织和制度在维护民主、平等、公正等方面存在缺陷和不足，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性组织及其制度规范在特定时期沦为某些世界大国的政治工具，如美国主导与发动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苏联实施的阿富汗战争等，都体现了全球性制度规范在大国霸权逻辑中的被边缘化倾向，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动摇了全球性组织和制度的公信力与约束力。另一方面，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性组织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结构不合理、工作效率相对低下等消极因素，如安理会改革难题、国际性公约签履困难等，其导致国际社会在面临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之时无法达成有效与广泛的共识，许多国家诉诸于区域性经济政治合作机制，形成对全球性组织或制度效力的消解。最后，以中国、印度、巴西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走上世界舞台前沿，它们对全球性组织和制度建设方面的改革诉求，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发展中国家对全球政治伦理的差异化理解——尊重、平等、公正、知行合一等政治伦理内涵。但是，联合国等国际性组织进行改革的力度和进度较为迟缓，全球性组织和制度无法对新兴大国的崛起及其诉求进行有效回应。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为了满足农业发展的需求，全国扩建和新建农药企业蔚然成风，农药生产企业在全国各地快速涌现。新世纪以来，农药业发展进入黄金时期，农药厂的规模越来越大，企业的经济效应也逐步显现，集团化、规模化、现代化水平越来越高，农药产业显示出较强的发展势头。进入21世纪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进一步促进了我国农药工业发展，消费与生产两旺，产业一片繁荣。
总之，由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为代表的当代西方式全球政治伦理倡导下的经济增长逻辑及其衍生出的全球性组织为推动全球进步发挥了巨大作用，但由于其没有挣脱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至上与资本至上原则，无法跳出经济增长逻辑，全球政治伦理理念与实践之间的张力由于西方国家的消极与负面作为而日益扩大。其导致在全球经济与政治领域尤其是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很多时候被赋予了过多的地缘战略博弈内涵，“零和博弈”做法在全球互动关系中屡见不鲜，全球政治伦理理论与实践亟待进行新的变革。
三、全球政治伦理变革中的“一带一路”方案
At a certain point, the court found that only one translator bithesi is not enough.For example, in the 12th month of the 52nd year of Qianlong (1787) the emperor ordered the Grand Minister of the State :
首先，“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个经济合作平台，坚持正确的国际义利观——通过国家之间共商、共建、共享的经济合作与协作，带动区域乃至全球共同进步，体现了对尊重、自由、平等、公正、共享等全球政治伦理内涵的塑造。在实施过程中，“一带一路”倡议并不是完全摒弃了现有全球经济政治运行规则的颠覆式地缘战略，而是在当前全球秩序范畴内，针对全球政治经济合作理念与制度的不足而做出的渐进式变革。“一带一路”倡议部分认同“资源稀缺”“经济人假设”等为基础的市场化一般运行原则，遵循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带动社会整体进步的全球化基本逻辑和规律。其并不完全否定当前西方式全球政治伦理秩序的合理性，赞同当代全球流行的多边主义理念，主张发挥联合国等国际性组织的积极作用，倡导各国建立、健全与探索适合本国实际国情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制度。正是因为对既定全球经济与政治秩序的遵守，“一带一路”倡议不仅赢得了沿线各发展中国家的充分参与，而且也受到英、法、德等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积极响应。
比方说，在教学《隐函数的导数》这一节内容的时候，教师就可以提前做好相关的视频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自主学习，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需要将自己存在疑问的地方记录下来，在课堂上向教师询问，从而加深理解，提高教学效果。
由社会进步引发的文明外溢，促使西方国家屡屡利用其所占据的全球经济与政治话语权主导地位，为其他国家迈向现代化提供西方式建构方案，并以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为武器，不断对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进行价值评价或实践干涉。人类社会近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在大多数时候实质上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史。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进步，又在一定意义上消解了其作为一种现代化路径，在当代政治伦理实践层面所应当遭受的批判，甚至造成众多非西方国家忽视了西方资本对外扩张的残酷性，及其主导下的全球政治伦理实践与理念之间的宏大张力和隐性裂痕，盲目地对西方式价值观和现代化路径进行认同与效仿。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倡议所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政治伦理的国际化外延，意味着对当代全球经济与政治伦理的质变式推动。具体而言，“一带一路”倡议虽然承认遵循经济增长规律对社会进步的重要性，但并不是盲目地按照西方市场化原则开展活动，其力图通过国家协商与合作形式，实现对区域性和全球性不平等、不平衡发展的有效消解，构建平等、公正的国际分工体系。在“一带一路”合作体系中，全球资源一方面能够按照市场化一般原则进行有效配置，另一方面又祛除了不同国家或地区由于彼此之间的盲目竞争而引发的产业同质化、环境污染等弊端，顺应了全球分工体系中分工合理、共同发展等应有之义。
有报道5%～40%服用阿司匹林有耐受性差异即“阿司匹林抵抗”，这种抗血小板药物的抵抗可能存在，但不能因此放弃抗血小板治疗，还没有指南推荐常规应用试验方法测定阿司匹林的有效性后再选择阿司匹林的临床应用策略。
国际油价波动具有短周期约2～5年、长周期约8～10年的特点，本轮油价已进入中高位波动区间。2018年1-11月，布伦特和WTI原油月均价分别突破70美元/桶和65美元/桶，最大涨幅分别超过25%和24%。2017年，布伦特和WTI平均价格分别为64.2美元/桶和57.9美元/桶，比上年分别上涨20%和11%。2017年，国际油价经历了一季度相对稳定，二季度震荡回调，三、四季度波浪上升3个阶段，布伦特油价两年来首次突破60美元/桶（见图1）。
“全球的资本主义可能是推动同质化最强有力的力量，而国家有时成了地方差异和多样性的保护者”[11]（P9）。“一带一路”倡议涵盖了亚洲、欧洲、非洲、美洲等众多国家和地区，沿线各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程度各异，“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意味着承认这种差异的客观存在，并不追求经济政治秩序的同质化，尊重由这种差异导致的制度、文化的多样性，以“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2]。各参与国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拥有自主选择社会发展道路，实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战略的自由选择权，各国的独立自主性是“一带一路”实施的必要前提，是对尊重、自由等全球政治伦理理念的践行。同时，其也是对现当代西方式全球政治伦理追逐全球经济与政治秩序同质化的有效回应。换言之，对不同文明、制度、理念下的国家与社会发展道路的包容与开放，是当代全球政治伦理需要增加的平等新内涵的具体表现。
在合作过程中，作为一种多边合作机制，“一带一路”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力图实现全球政治伦理范畴内的民主理念与民主实践之间的重新统一。其极为重视国家或政府对国际国内市场的积极协调作用，这种协调不是大国为了实现自身某种目标而强制实施的地缘战略，也不是出于自我中心主义而形成的妥协结果，而是各参与国基于平等、尊重，经过充分沟通和共同协商而达成的利益一致性。“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或几个大国的独断专裁，不存在大国沙文主义或霸权主义做法，各参与国之间进行的经济合作、政治互动、文化交流并不存在强制性，是基于各国共同利益而做出的自愿选择，是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2]。因此，“一带一路”在一定意义上增添了尊重、平等、公正、共享等新政治伦理内涵，为人们重新对全球政治伦理形成制度认同和价值认同提供了可能。
其次，“一带一路”倡议为促使全球政治伦理理念与实践的重新统一，缓和、消解全球性矛盾与危机，重塑人们对全球政治伦理的认同提供了一条实践路径。
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所蕴含的和平、平等、共同发展理念是中国对自身及全球历史反思的一个重要结果。“人类今天面临的基本任务就是需要去促进关于我们相互依存的一种全球性的伦理上的自我意识，以及去缓和妨碍这种共识达成的强硬态度”[13]（P68）。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主要继承者之一，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不仅传承与提升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和平、合作精神，而且消解了古代丝绸之路所包含的民族至上主义思想，并将科学社会主义的国际合作原则——平等、互助原则进行了当代演绎，形成“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这种对历史、现实进行的有效结合，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现实应用。而近代以来的中国最初是以一种被动姿态卷入全球化的。在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历程中，中国作为一个落后国家，经历了种种苦难、波折和艰难转型的折磨，促使中国社会各个阶层认识到和平与发展的来之不易，以及国家之间互相尊重、平等对待的重要性，进而决定了中国虽然经过四十年左右的改革开放探索，正在由一个发展中大国向世界性强国转变，但其在参与全球性事务之时绝对不会采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等错误做法，能够尊重、理解不同国家在探索构建本国社会治理体系时所秉持和采用的理念、制度。
“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意味着“一带一路”建设采取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传统理念，跳出了以往国际合作的地缘政治博弈怪圈——“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中国强行进行资本输出、价值输出和政治输出的过程，而“是开放的、包容的，欢迎世界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积极参与[14]”，是一个开放、包容的交流平台与体系。其坚持“和而不同”的交往理念，充分吸纳了持有不同价值观的国家与民族，不否定持有不同观点、立场的国家与民族共谋发展，尤其是积极接纳当前作为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主导者的西方国家的参与，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实践践行。各个参与国是平等的、自愿的，“一带一路”倡议尊重、包容各个国家和民族在国家制度、经济状况、风俗文化等方面的自主选择及其独特性，祛除了许多国际性组织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合作的有条件性。“由‘一带一路’倡议分工体系形成的发展互补性，并不意味着为了促进市场化、追逐短期经济效益最大化而忽视当地经济、政治、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也不意味着促使不同国家或民族的经济形态固定为某一单纯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社会，造成各国或地区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不平等地位。”[2]“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是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加强多边合作与交流，实现中国与各沿线国家乃至全球性的互惠互利，促使人类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生成。
“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15]（P257）。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应有之义，对“人民至上”原则的坚持和践行构成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特征，“‘人民至上’原则在政治伦理层面构成了对‘资本至上’的超越”[2]。因此，在既定全球经济与政治秩序内，稳步推进自我变革和改革创新——将以往经济增长逻辑与“人民至上”原则之间的错位关系进行纠正，倡导各国树立发展的“人民至上”原则，不断探索与完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与社会治理体系，并运用国家或政府力量对经济增长逻辑引发的市场弊端进行有效制约。这种对资本增殖逻辑的挣脱，是“一带一路”倡议所倡导的新型政治伦理理念与实践有机统一的又一重要表现。
另一方面，在面临全球性、区域性或民族性的危机与矛盾之时，“一带一路”倡议展现了当前全球政治伦理所应有的实践内涵。“如果‘国际’一词对应的是各国利益的加总，那么‘全球’对应的则是全人类的福祉。”[16]在现当代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全球性矛盾与危机表现为传统型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型安全威胁相交织的局面，区域或国内动乱、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人口问题、难民问题、气候变化、环境问题与生态破坏、资源短缺等频频发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也随着全球经济政治的日趋同步而蔓延至世界各国。面对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全球政治伦理理念与秩序本应是凝聚人们共识的重要手段，但是，西方大国的本国利益至上主义削弱了全球政治伦理的软硬约束力，尤其是西方大国在处理全球性、区域性乃至民族性矛盾与冲突之时丧失对全球政治伦理的遵循，导致全球政治伦理与民族性政治伦理之间出现激烈的碰撞与冲突，加剧了全球政治伦理理念与实践、制度之间的矛盾性。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从建国以后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今天发出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一直是以一种认真、负责、公平、正义的姿态参与全球治理，践行着全球政治伦理的应有内涵。而许多发展中国家与中国对近代被殖民、被剥削的历史记忆产生的共鸣，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所表达的诚意与公平原则。尤其是在参与处理民族国家之间及内部的纷争时，中国一直坚定地奉行不干涉主权原则，提倡问题解决的自主性，反对他国在本国利益至上主义掩饰下实施霸权主义或强权政治，遵循了尊重、公平等全球政治伦理的应有内涵。在处理恐怖主义、毒品问题等全球性问题时，中国又是以开放、真诚、公正的姿态与各国进行平等合作，共同应对各种威胁，树立了负责、正义、担当的大国形象。
四、总结与思考
在全球政治伦理与经济发展、政治实践之间的张力愈加严重，三者亟待共同变革之际，“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新延伸，在国家治理与合作方面蕴含新的理念和思路。其作为一种新型的国家合作观，是对当前全球政治伦理价值理念、道德与制度约束的变革，具有对当代全球政治伦理秩序的量变与质变式的双重推动作用，为协调矛盾与消解冲突，塑造新型全球政治伦理秩序提供了建构方案。同时，复杂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氛围决定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必然要经历种种不确定性因素、困难与挑战，其要求中国一方面要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健康、稳定、协调发展，增强“一带一路”倡议所蕴含的政治伦理的现实说服力，另一方面则要继续加强对沿线各国的合作、交流及国情研究，不断扩大“一带一路”影响力，促使“一带一路”倡议能够在不断走向成熟中成为构建全球新型经济政治秩序的重要平台，进而为新型政治伦理塑造提供认同路径。
[参考文献]
[1]阎孟伟.全球化进程的可能走向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J].北方论丛，2017（5）.
[2]王超.当今全球政治伦理的困境与变革——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的思考[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1）.
[3]Joel S.Migdal.Strong Societies and Wesk States.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State Capabilities in the Third world[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
[4]刘从德.国际关系理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5]鲁恂·W·派伊.政治发展面面观[M].任晓，王元，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6]王超.当代全球政治伦理的挑战与机遇[J].国际观察，2019（1）.
[7]陈义平.全球政治伦理的可能性及当代中国政治伦理的发展趋向[J].教学与研究，2001（8）.
[8]罗健.论共享发展的内在张力及合理调适[J].伦理学研究，2018（5）.
[9] 参见联合国中文官网：http：//www.un.org/zh/sections/un-charter/chapter-i/index.html.
[10]张贵洪.联合国与新型国际关系[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5）.
[11]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M].王晓毅，译.胡搏，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1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001）.
[13]保罗·库尔兹.21世纪的人道主义[M].肖峰 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14]国家发展改革委 外交部 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N].人民日报，2015-03-29（004）.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6]吴志成，何睿.国家有限权力与全球有效治理[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12）.
[作者简介]王 超，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基金项目]重庆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一带一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研究”（2017ZDZT28）；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会认同视角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建设研究”（12&ZD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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