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贤品:《墨子》“越王繄亏,出自有遽”和越之族源论文

熊贤品:《墨子》“越王繄亏,出自有遽”和越之族源论文

摘要:《墨子·非攻下》中的“越王繄亏,出自有遽”是越国王族族源研究的重要史料。“繄亏”即越王无余之说,“有遽”即文献中常见的“有虞”,为族氏名。据此可见,越国王族应来自夏代之前的有虞氏,也可能和越王无余之母为夏代有虞氏之女有关。“越王繄亏,出自有遽”这一记载的价值度,需结合考古材料等来综合判断,不可仅由此就断定其关于越国王族族源记载的绝对性。

关键词:墨子;有虞氏;越;族源

关于先秦时期越之族源的研究,学界从文献、考古等不同角度进行了很多探讨,提出了“越为禹后说”“楚越同祖说”“三苗后裔说”“土著说”等多种意见[1]120-136。而就文献的记载来看,虽然相关材料有限,但部分史料的探讨仍不充分,如《墨子·非攻下》有“越王繄亏,出自有遽”的记载:

则夫好攻伐之君,又饰其说以非子墨子曰:“子以攻伐为不义,非利物与?昔者楚熊丽始讨此睢山之闲。越王繄亏,出自有遽,始邦于越,唐叔与吕尚邦齐晋。此皆地方数百里,今以并国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是故何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古者天子之始封诸侯也,万有余,今以并国之故,万国有余皆灭,而四国独立。此譬犹医之药万有余人,而四人愈也,则不可谓良医矣。”[2]154

这是一条重要史料,学者们征引较多。但不论是从事《墨子》研究的学者,还是据以探讨越之族源的研究者,目前均无有说服力的意见,其史料价值也尚未得到合理运用。其中的“有遽”或被认为是地名[3],或是人名[4]237。而有关“出自有遽”一句的理解也有很多纷争,通行的意见是“楚、越同祖”“越出自楚”等[5];也有学者从考古角度回反对这种看法,但回避了对此条材料的直接解释。鉴于此记载的价值,笔者对此也有一些思考,现撰成此文,不当之处,尚祈赐正。

一、“越王繄亏,出自有遽”是追溯族源还是发源地?

《墨子》这段话的背景是讨论军事攻伐的正义性问题,并列举一些通过战争将领域扩大的国家,这其中就包括越国。这正是“越王繄亏,出自有遽,始邦于越”的背景。由此,似乎“出自有遽”中的“有遽”应当是地名,而非族名或者人名。因此,我们首先要来看看,“越王繄亏,出自有遽”是追溯族源还是发源地?

在先秦两汉文献中,有一些和本句相类似的记载,其中有“出自”后明确为接地名者,如《楚辞·天问》“日月安属?列星安陈?出自汤谷,次于蒙汜”;《左传》定公六年“阳虎使季孟自南门入,出自东门,舍于豚泽”;《诗经·小雅》“出自幽谷,迁于乔木”等。

而在“出自”后明确为接人名、族氏名者的记载有:《穆天子传》“赤乌氏先出自周宗”;《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吊焉。见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左传》昭公十六年“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国语》“郑出自宣王”;《国语》“先君叔振,出自文王,晋祖唐叔,出自武王”;《世本》“已姓,出自少皞”;《世本》“厘子氏,出自厘子观起之后”;《史记·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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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到,新蔡葛陵楚简甲三·11+24“昔我先出自川阝追,宅兹湑(睢)、章(漳)”的记载,先讲述了楚的族源,然后论及最初的居住地;而这条文献也可与《墨子》“越王繄亏,出自有遽,始邦(封)于越”的记载相联系和类比。从《墨子》这段话来看,“越王繄亏,出自有遽,始邦(封)于越”的背景,所讨论的是包括越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起初疆域甚小,而后通过军事战争不断扩大疆域,也就是军事征伐的正义性问题。从《墨子》此处上下文来看,“始邦(封)于越”侧重于地理方面,“出自有遽”则似与之不同,应当是指族源方面。因此,“越王繄亏,出自有遽”所追溯的并非是发源地,而应当是越之族源。

二、“越王繄亏,出自有遽”考

(一)“繄亏”考

从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论新药创制与仿制药产业的共同发展…………………………… 邵 蓉,董心月,蒋 蓉(3·161)

一些学者基于上述“繄亏”即“无余”的观点,做更进一步的推论。例如,丁山认为“无余”就是“禹”[7];而李平心依据古音上的联系,认为“无余”即“孟涂”[8]115。按,若以“大禹”为越王,在文献中尚未见到相关的观点和记载。至于“孟涂”,据文献的记载,如《山海经·海内南经》“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巴人讼于孟涂之所”,一般多以为其活动区域在巴族、巴地。如果认为其为越之国君,几乎没有任何文献可以支持此说。

2.3 AFC对比 试验组与对照组的AFC分别为(6.10±0.42)个和(13.39±3.28)个,试验组明显低于对照组(t=5.872,P<0.05)。

此外,吴毓江认为越王“繄亏”即越王翳[4]136-137。从文献的记载来看,战国时期的越王“翳”(《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竹书纪年》)之名,尚有“不扬”(《越绝书》《吴越春秋》)、“殹”(清华简《系年》),及出土文献中的“旨殹”“者旨不光”等,上述中的一些可能为“繄亏”之省,也似乎存在此可能。但综合来看,吴先生以“有遽”为越王无余的观点尚无充分证据(详后),在《墨子》本句整体理解上行不通,故关于越王“繄亏”即越王翳的观点,也缺乏坚实的立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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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代学者孙诒让提出“有遽”就是楚国君熊渠[2]154-155的观点后,一些学者由此进一步认为,楚、越同姓,越国王室出自楚[9]。但何以越源自楚,学界对此提出了一些意见,如吕思勉曾用“通婚说”来解释越出于楚的观点[10]。从文献的记载来看,春秋以后虽然有楚、越联姻的事例,但在春秋以前,则目前尚未见到记载。因此吕思勉先生的这一看法尚无充分的证据。

结合传世与出土文献的记载,及相关考古材料,学界多认为有虞氏曾经是在历史上存在的。而这也是本文所讨论的《墨子》中的“有遽”之可能之一。

(二)“有遽”的理解

学界对于这一观点有以下几种意见。罗香林认为,见于《左传》定公十五年等记载的“齐侯、卫侯次于蘧挐”中的地名“蘧挐”在河南长垣县;或是山东寿光南之古剧县,并由“剧”“杞”“纪”之读音上的联系推断:

军民融合,是国家把国防建设有机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最大限度地实现军地资源优化配置、互惠互利,为实现强国梦、强军梦提供丰厚资源和可持续发展后劲的活动。国防动员,是国家统一调配使用资源,把国防潜力转化为国防实力,用于应对战争和其他威胁,以及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动。两者有一定联系但又相对独立。经研究梳理,主要有五个方面的不同。

总之,就上述几种意见来看,应当以越王“繄亏”是“无余”的观点较为合理。

不论是研究楚还是越的族源,历来有很多学者反对“楚、越同族说”,他们从早期越、楚的历史泾渭分明,及语言、习俗等方面的不同,对“楚、越同源”或“越源于楚说”提出了异议[11]。应当说,这些反对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但是其回避了对于《墨子》此条记载的解释,从而留下了遗憾。

在马克思的断言中,达到“客观真理”的问题是一个实践问题,如何理解马克思关于客观真理的断言才是完全适当的?经仔细考虑后,对“达到客观真理的问题确实会成为一个实践问题”之客观真理的理解只剩下唯一的一种可能。直白地说,这就是从相反的方向达到客观真理的情形;思维与实在之间的符合依然得到保持,但达到客观真理的方式,跟经典的真理符合论是完全不同的:在我们考察的情形中,联系到马克思的《提纲》第二条,达到客观真理的方式在于依照关于实在的概念来塑造实在。[17]

简论花山文化及其后申遗时期的研究策略 ………………………………………………………………… 王建平 陶志红(3/72)

此外,吴毓江、黄德馨曾推测“有遽”就是越王无余。笔者认为此说应当注意两个问题。[4]137,[12]首先,依据吴毓江先生的理解,“越王繄亏,出自有遽”就是说越王翳为越王无余之后,似乎也能说得通,但终有隔阂之感,而不如王焕镳先生曾指出的“有遽”应当是国族邑氏之名[13]。其次,从越国国君之名来看,目前有“者旨某”“者某”等形式,但尚未见到名为“有某”的越王,而文献中所见的“有某”往往是部族之称。因此,笔者认为,《墨子》此处的“有遽”不大可能是越王无余。

2.族名说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具体意见有两种:李平心认为,“处”“遽”“扈”古音相通,“有遽”就是“有扈”,越是姒姓有扈之后裔,也就是“昆吾”、《诗经·十月之交》的“方处”;[8]114-115陈瑞苗先生认为,“有遽”是江苏北部与山东交界处的一个姒姓部落,为禹之后裔。[14]

陈先生在文中提出上述观点而未加论证,故此处亦不好详细讨论,只能存疑。而据文献的记载,如《尚书·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启通过甘之战,打败有扈氏并灭之。陈先生认为“有遽”也就是“有扈”,并曾南迁到今日之江南,这和文献尚未见越为有扈之后的记载相类似,同样缺乏文献证据。

3.地名说

1.人名说

则谓越国首领即出于剧、或纪、或杞,亦似可能……其民族或其首领自北南迁……越民族及越国最早首领之自别地徙于今之浙江,虽为时尚早,决不始于春秋时之剧国或杞国,而其与剧或杞之上世有同源关系,则颇近真际。[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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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香林先生这里提出了两个推断,即认为“有遽”可能在河南长垣,或是与山东之杞等有族源关系。按,推断“遽”为“蘧挐”的省称,实无确证。例如,先秦时期有“邢”地,多用为“邢台”(今河北邢台)之简称;又《左传》宣公六年“赤狄伐晋,围怀及邢丘。杜注:邢丘,今河南平皋县”,可见“邢丘”(河南温县)并非是“邢(邢台)”之丘。因此,认为“遽”是“蘧挐”的省称,并无依据。至于后一说,虽然依据“遽”(群纽鱼部)、“剧”(群纽铎部)、“杞”(溪纽之部)、“纪”(见纽之部)在古音上有联系,进而推断越之族源可能与山东之古剧县及山东地区的杞国等有关,但从文献记载来看,商周时期杞国的国名,尚未发现有写作“有杞(剧-遽)”的,故“有遽(剧-杞)”是指杞国尚缺乏说服力。

近代学者吴承志认为,“《周书·王会解》于越纳会稽以鼂于越,与会稽异地,宜即有遽之国”[16],但语焉不详,亦未举出证据。吴先生的看法可能在文本的理解上并无依据。《逸周书》此处的记载为“姑于越纳……会稽以鼂”,很多学者认为这些都是于越贡物的相关记载,而会稽为于越之都,并不认为《逸周书·王会解》中的“于越”“会稽”为二[17]。这种解释较为合理,本文亦从之。

谭戒甫、顾颉刚先生认为“有遽”即“有嵞”,即淮南之涂山。[18-19]此说也有几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如不论是“涂山”还是“涂山氏”,目前在文献中并无被称为“有遽(涂)”的相关记载,这也和上述一些将“有遽”认为是地名的问题一样,都是不易解释的。目前所发现的“有某氏”等,一般是在中原地区,而很少发现于别的区域。我们以谭、顾二位先生的研究为基础,除了他们从地理角度所指出的,“涂山”可能位于越早期所在之外,还可以从族氏的角度进一步做出推测,也就是将《墨子》“越王繄亏,出自有遽(涂)”,与文献所见大禹娶涂山氏之女相联系,由此则可推断出“越王繄亏”为大禹之后了。从文献的记载来看,大禹和涂山氏女的后代有明确记载,就是“启”。如《史记·夏本纪》:“予辛壬娶涂山,癸甲生启,予不子……夏后帝启,禹之子,其母涂山氏之女也。”《汉书·古今人表》:“禹娶涂山氏之女姣,生启。”而文献中并没有见到涂山氏的后人有越族的相关记载。因此,若依谭戒甫、顾颉刚二位先生的意见,不论将“有遽(涂)”理解为地名的涂山,还是族名的涂山氏,都还有一些不能解释之处。

清代学者卢文弨认为“繄亏”即越王无余。此为大多数学者所赞同[2]155。卢文弨的思路为,首先指出文献中存在“繄无”简称为“无”的现象;其次,“余”“亏”二者古音上也有联系,即“亏”为溪纽歌部,而“余”为喻纽鱼部,又“余”中古为三等,喻三上古归匣,故“亏”“余”二者之声母溪、匣旁纽,而韵部歌、鱼通转,因此“余”“亏”二者在古音上是相近的。由此,自然就得出“则‘无亏’长言之,亦可云‘繄无亏’,短言之,又可云‘繄亏’”的结论了,当属可信。

4.其余诸说

清代学者尹桐阳曾认为“遽”同“储”,副君也。王焕镳则认为此说不可信[13]。依尹氏之说,则《墨子》上述问句之文意殊不易解。故笔者认为王焕镳先生的这一评论是有道理的。

综之,从现有讨论来看,似均有不足之处。笔者以为,此处的“有遽”应当为族名,而从文献记载和古音的联系上来看,此处的“遽”可以读为“虞”。“遽”的上古音为群纽鱼部,“虞”为疑纽鱼部,二者韵部相同,声母群、疑同为牙音、而旁转,故“遽”“虞”在读音上是非常接近的。由此,《墨子·非攻下》“越王繄亏,出自有遽”的内容理解也就很明白了,说的是越王繄亏(无余)及越王族源于有遽(虞)氏。

三、“越王繄亏,出自有遽”和越之族源问题

此前关于越之族源,主要有“越为禹后说”“楚越同祖说”“三苗后裔说”“土著说”等四种意见。从目前的讨论来看,关于“越为禹后说”,赞同此说的学者有之[20],而反对此说的学者,也从夏、越活动范围不同,以及夏、越文化差异等多角度对此说提出批评[1]121-124。学者们据以论定越源于楚的文献证据,除去本文所讨论的《墨子》此条材料外,主要就是《国语》的相关记载,即《郑语》“芈姓夔、越,不足命也”[21]。一些学者据此认为越国为芈姓,进而认为越源于楚。蒙文通[22]、舒之梅[23]先生等对此说早有辨析,如舒先生认为“芈姓夔、越”不能连读为“芈姓夔越”,“芈姓夔、越”指的是赣、鄂接壤一带的扬越,是由于西周末年楚熊渠在此封“越章王”所致。因此,《国语·郑语》“芈姓夔、越”不能作为越源自楚的证据。《墨子·非攻下》“越王繄亏,出自有遽”的记载及理解,此前学界的探讨相对薄弱,也是接下来探讨越之族源问题中所不能回避的。

目前,经过学者们的研究,信服“三苗后裔说”者已经不多,学界主要倾向于支持有较多考古证据的“土著说”,并尝试调和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的不同,提出越之上层贵族可能来自中原,也就是文献所记载的“越为禹后说”;而越之下层族众则为土著民族[1]120-136。通过这种“二分法”来断定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在越之族源研究中的不同定位。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一些还不好直接断定为地名,或人名、族氏名,如新蔡葛陵楚简甲三·11+24:“昔我先出自川阝追,宅兹湑(睢)、章(漳)。”关于本句中的“川阝追”就存在不同意见。如何琳仪读为“昔我先出自均,归宅兹氵疋(沮)、章(漳)”。一些学者遵从此看法,并认为“川阝追”是地名[注]详见何琳仪《新蔡竹简选释》,《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1~11页;王伟《清华简〈楚居〉地名札记二则》,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480.;也有学者认为“川阝追”为人名,如董珊读为“昔我先出自颛顼,宅兹氵疋(沮)、章(漳)”,认为其中的“川阝追”即“颛顼”[注]详见董珊《新蔡楚简所见的“颛顼”和“雎漳”》,http:∥www.bamboosilk.org/admin3/html/dongshan 01.htm,2003-12-07;郭永秉《帝系新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4~197页;李学勤《论清华简〈楚居〉中的古史传说》,《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第53~58页。。按,根据新出安大简中的楚史类材料来看,简文从“颛顼生老童”开始记载,直到楚(献)惠王“白公起祸”止,反映“三楚先”为老童、祝融、穴(鬻)熊(即“季连”),“根据安大简第一组楚史类文献材料初步整理的结果,楚早期世系为帝颛顼生老童,是为楚先”[6]。由此,从安大简来看,身为“三楚先”的“老童、祝融、穴(鬻)熊(即‘季连’)”正为颛顼之后。将新蔡葛陵楚简“昔我先出自川阝追”的记载与之对看,正好契合。笔者也赞同后一说,“川阝追”应非地名。

当代一些学者从分子人类学的角度对百越之族源进行了研究,提出百越民族源于广东地区并北上迁徙、扩张的观点,认为百越有单起源的遗传学迹象,可能在三四万年前发源于广东一带,而后慢慢扩散开来。其中,向东北迁徙的越人经过江西到达浙江,形成了“於越”,在太湖平原和宁绍平原创造了灿烂的文化。[24]但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学者们认为,具有古越族特色的器物“镇”的原产地当在以浙江绍兴为中心的杭州湾地区,在战国中晚期,越族中的一支曾经有一个从浙江东北部向岭南迁徙的过程。[25]从这一关于“镇”的研究来看,位于浙江、广东两地的古越族存在一定的差异;也说明越之起源,可能并不是如分子人类学者所认为的单独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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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之,目前有关越之族源的讨论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对《墨子·非攻下》“越王繄亏,出自有遽”的理解;二是如何调节依据考古资料的“越族土著说”、文献“越为禹后说”和分子人类学者提出的“越起源于广东”说之间的矛盾。应当说,第二个问题是解决越之族源的关键所在,但从目前的相关讨论来看,近期似乎很难有突破性的进展。相较而言,通过上文的考释,《墨子·非攻下》“越王繄亏,出自有遽”的记载,似乎说明越王族为有遽(虞)之后,就上述第一个问题有新的思考,似乎为越族源的探讨,提供了新的资料。

(一)有虞氏的理解

应当注意的是,关于“有虞氏”的具体所指,可能有两种不同的内涵,从而导致对《墨子》“越王繄亏,出自有遽(虞)”的理解也有不同。

其一,指的是夏之前的有虞氏。古代文献中多有“虞夏商周”的记载,童书业曾认为夏商周之前的虞代,是墨家所增入[26]。裘锡圭先生已据出土的郭店楚简《唐虞之道》指出这一说法的不可信[27]。我们也认为,从本文所讨论的《墨子·非攻下》“越王繄亏,出自有遽(虞)”来看,应当说是《墨子》保留了一定的古史传说,而并非是它所后增的。自20世纪50年代杨向奎先生指出有虞氏具有重要地位之后[28],现在学界对“有虞氏”陆续有一些探讨。目前来看,学者们的有关工作,一是寻找和“有虞氏”相对应的考古发现,目前观点甚多,如造律台类型[29]、鲁西阳谷县景阳冈遗址[30]、豫东永城王油坊遗址[31]、晋南龙山文化三里桥类型[32]等,先后被认为是和有虞氏有关。另外一方面的工作,则是从文献中探讨有虞氏的谱系问题[33]。如陈泳超先生依据文献中所见,总结了分别以《左传》《大戴礼记·五帝德》、刘耽《吕梁碑》等为代表的三种有虞氏谱系[34]。此外,上博简《容成氏》简5中曾记载古人物“有无通”,郭永秉先生指出即尧舜之前的一位有虞氏古帝王“有虞迥”,并指出《容成氏》中的古帝王世系是包括有虞氏在内的,即“包括简35B‘□氏’在内的古帝王→有虞迥→尧→(虞)舜”[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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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指的是夏代的东夷有虞氏。上面所论述的,是相较从广义上说的有虞氏,实际上也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墨子·非攻下》“越王繄亏,出自有遽(虞)”是一种具指,亦即越王无余之母为有虞氏部族之女。这可以从文献中所见“少康中兴”的历史说起。据文献记载,在太康之后,夏的国势日衰,发生了东夷首领后羿驱逐身为太康之孙、仲康之子的相,而自立“代夏”之事。其后寒浞又灭后羿,并杀死先前已经逃亡的相。而相之妻幸免于难,并生下了少康。而后来少康又逃亡有虞氏,并以有虞氏之女为妻,文献的相关记载如《左传》哀公元年“(少康)逃奔有虞,为之庖正……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史记·吴太伯世家》“少康奔有虞。有虞思夏德,于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于有纶”。

同时,文献中也有越为禹后的记载,如《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的“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社稷”;《越绝书·记地传》中的“越之先君无余,乃禹之世,别封于越”。文献中关于少康之子的记载,如《左传》“季杼”、《国语》“杼”、《通志·氏族略》“少曲”等。此外还有越王无余为禹后少康之子的记载,如《汉书·地理志》中的“帝少康之庶子云,封于会稽”;《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中的“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绝祀,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 但《水经注》又记载为大禹之后、少康之子的首位越王为“季杼”:“夏后少康封少子季杼,以奉禹祀。”按,从文献的记载来看,少康之后封于江南者有“无余”(《吴越春秋》)、“季杼”(《水经注》)。我们怀疑,这可能是一事之异传,而《水经注》关于“季杼”受封于江南的内容,也可能是在后世流传中的增添。

文献所记载的越国至勾践之世系,有如下几种:

《史记·越王句践世家》:少康庶子……→(后二十余世至)允常→句践

最后,全面检查变频器内部的运作线路,按时测定参数值,如果一旦发现有烧损或是参数有变动的器件应该及时更换。

《吴越春秋》:少康→无余……→(六世至)无玉→无→夫康→元常→句践

《越绝书》:无余……→夫谭……→允常……→句践

依上述文献来看,少康之妻也就是越王无余之母,正属有虞氏,而这也有可能是《墨子》“越王繄亏(无余),出自有遽(虞)”的实际所指。由这一角度的理解,说明《墨子》的此记载,实际上是古代“越为禹后说”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先前有学者指出,越族应当包括在东夷的范围之内[1]141-143,如果将“有遽(虞)”理解为夏代“少康中兴”时期的东夷有虞氏部族,则也将越之族源和东夷联系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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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文献的记载,妫姓之陈为有虞氏之后,学者或据此认为有虞氏为妫姓。文献关于越国之姓氏的记载,主要有芈姓、姒姓两种;如前所述,越为芈姓之说实无依据,则《墨子》所记载的“越王繄亏,出自有遽(虞)”中的“有遽(虞)”,可能不是指广义上所说的妫姓有虞氏,而可能更偏向于特指“少康中兴”时期的东夷有虞氏,因为此乃是由“越王无余之母为有虞氏”而论,而若是从父方立论的广义有虞氏之说,则存在越国姓氏上的抵忤。

总之,“越王繄亏(无余),出自有遽(虞)”中的“有遽(虞)”,不论是理解为夏之前的有虞氏,还是夏代的东夷有虞氏部,都将越之族源和先秦时期的华夏、中原地区及其东夷相联系了。上述考订工作从而扩充了文献中关于越之族源的相关记载。

(二)《墨子》所载越出自“有遽(虞)”和越之族源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学界曾有“吴越同族”的观点,但目前学界多认为这一看法说服力不强[36]。此外,笔者注意到,也有学者依据“吴”“虞”古音相通,及一些异地同名的情况,认为勾吴族源自有虞部族的南迁[37]。而据前文考证来看,《墨子·非攻下》“越王繄亏,出自有遽(虞)”的记载,揭示出文献中将越之族源和有虞氏相联系。如此,则似乎吴越均源自有虞氏,从而也就形成了一种新的“吴越同族”说了。

笔者以为,如若认为勾吴族源自有虞部族的南迁,则此说需要解释以下两个问题:(1)现在一般认为吴族源于宁镇地区的湖熟文化,是一种土著民族。(2)文献中一些相关的地名,持论者均定在宁镇地区,并以之来推断有虞氏的南迁,如《史记·五帝本纪》《越绝书·吴地传》中的“历山”;《楚辞·天问》“吴获迄古,南岳是止”,认为“南岳”就是南京以西的当涂横山。上述关于地理方面的意见,可能都还缺乏很强的说服力,如《楚辞·天问》“吴获迄古,南岳是止”,一般认为此处的“吴”是指虞舜,整句是指舜南巡而崩于苍梧之野[38],而不是说有虞氏部族迁到“南岳”。又如关于“历山”,《越绝书·吴内传》记载“舜去耕历山”,《越绝书·吴地传》又记载有吴地之“历山”,持论者因之作为有虞氏南迁吴地的一条证据。《越绝书·吴内传》的原文是“舜亲父假母,母常杀舜。舜去,耕历山”,“历山”所在地也有很多意见[39],若认为其就是同书《吴地传》之江南“历山”,实无确证。因此,笔者认为,吴族为有虞氏南迁的观点还缺乏说服力;而本文关于《墨子·非攻下》“越王繄亏,出自有遽(虞)”的解读,也不能与其构成吴、越同源于“有虞”的“吴越同族说”。

关于越之族源,如上所述,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处理好考古发现中越族本地起源的“土著说”、文献记载的“越为禹后说”,以及分子人类学的“广东起源北扩说”等之间的冲突。目前尚无法就此问题有明确的结论,越之族源的研究,需要在上述方面进行综合性的考量之后,才有可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而本文关于《墨子》文本中越为有虞之后的发现,对于越之族源的探讨来说,也不能脱离上述框架。由上文来看,《墨子·非攻下》“越王繄亏,出自有遽(虞)”的记载,将越之族源与先秦时期中原地区的有虞氏部落相联系,实际上也是支持了文献中已有的“越为夏后说”。有考古学者认为,越国王族统治下的人民应当为越人或东夷的后裔;而越国王族本身,则与华夏族有密切关系,即越国的王族很可能与中原夏族有密切的关系,后代的族源认同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认识[注]详见赵东升《论先秦时期越国的族属》,载于《城市与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432~440页;赵东升《再论越国的族属及相关问题》,《南方文物》2017年第1期第183~187页。。

笔者关于《墨子》的此条考订,应当是为这种意见提供了一定的支持。但我们认为,《墨子》的上述记载,虽然在相关的史料记载上有所扩充,却也和之前的文献记载一样,并不能提供越之族源的绝对证据,而需要结合考古等多方面的证据来加以研究。越国族源的最终确定,还需留待日后多学科的更进一步探讨。

综上,笔者认为,《墨子·非攻下》“越王繄亏,出自有遽”当读为“越王繄亏(无余),出自有遽(虞)”,反映了战国时期有越族源自有虞氏的看法,但也需要结合考古发现等来考量其记载的价值度,目前还不好就断定此记载对于越之族源探讨的绝对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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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262(2019)01-0067-07

收稿日期:2018-05-22

基金项目: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包山简与楚国社会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遗址与河洛三代都城文明研究”(13&ZD100)

作者简介:熊贤品,男,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战国史研究。

(责任编辑:苏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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