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王阳明是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军事家，是影响后世的“心学”集大成者。他不但精通儒释道诸家学说，而且善于用兵布阵，是历史上罕见的文武全能的大儒。他一生立德、立言、立功，诠释了“三不朽”的文化内涵和高远的人格理想。青少年时即喜谈兵法，实地考察。进入仕途后，曾向皇帝上折陈述西北的军事防御问题。出任兵部主事时，参与平定了南方流民暴动、南昌宁王宸濠之乱、广西之乱，展现了他的军事智慧。王阳明“心学”，以“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个命题为核心。贵州龙场驿之难，是他体悟“心学”的特殊之地；平定宸濠之乱，是他体悟“心学”的重要经历。
关键词：王阳明；军事智慧；“心学”思想
王阳明(1472—1529)，原名王守仁，幼名云，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因曾筑居于会稽阳明洞，别号阳明子，世称王阳明。他是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军事家，是影响后世的“心学”集大成者，在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他不但精通儒释道诸家学说，而且善于用兵布阵，是历史上罕见的文武全能的大儒。他一生立德、立言、立功，诠释了“三不朽”的文化内涵和高远的人格理想。本文试就王阳明军事智慧与“心学”背景做些梳理与论述。
一、王阳明的军事谋略
王阳明少年时就对军事充满兴趣。《明史·王守仁》记载，王阳明十五岁时随父亲住在北京，其间考察居庸三关，即思考山川形胜的问题。“有经略四方之志，询诸夷种落，悉闻备御策”，询问各个少数民族和部落，包括提出详细的防御策略。当时京畿之地石英、王勇盗起，又闻秦中石和尚、刘千斤作乱，“屡欲为书献于朝”。[1](P257)二十六岁开始学习兵法。弘治(1488—1505)以后，西北沿边军事冲突加剧，朝廷“举荐将才”。王阳明以为朝廷武举之设，“仅得骑射搏击之士，而不能收韬略统驭之才。于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究。每遇宾至如宾宴，尝聚果核列阵势为戏。”[2](P258)对军事布阵和用兵的深入研究，为他后来提调军队、谋兵布阵奠定了基础。
举乡试之后，“顾益好言兵，且善射”。弘治二年(1489)登进士后，被派去办理咸宁伯王越的迁葬事宜。期间，闲暇时即“驱演八阵图”以模拟用兵方略。回京后，朝廷正在讨论西北边防事务。元朝统治者退守草原以后，其铁骑不时南下，对明代西北边备不断带来威胁，弘治以后逐渐加剧。朝廷急议西北边防，“守仁条八事上之”，说明他对西北军事防御已有较为成熟的思考。之后出任兵部主事，与他的军事才能有直接关系。正德十一年(1516)，平定了谢志山、池仲容等江西、福建、广东、湖广等地的流民暴动；正德十四年(1519)，平定了南昌宁王宸濠之乱。
(一)平定横水、左溪、桶冈、浰头之乱
兵部尚书王琼赏识王守仁的才能，正德十一年(1516)八月，擢升其为右佥都御使，巡抚江西南部。当时江西南部“盗贼”蜂起，谢志山占据横水、左溪、桶冈，池仲容占据浰头，皆自称王。他们与大庾陈曰能、乐昌高快马、郴州龚福全等联络一起，攻占劫掠府县。期间，福建大帽山詹师富又起兵，一时间江西、福建相连接的广大地域烽烟四起。面对如此局面，前任巡抚文森“托疾避去”。谢志山与高快马联手攻占了大庾，之后又进攻南康和赣州，赣县主簿吴玭战死。王阳明受命抵达江西后，知道左右大都是“贼寇”的耳目，就找来年老的隶卒责问，“隶战栗不敢隐”，回告了“贼寇”的实情。在全面掌控其活动信息后，决定檄福建、广东两地兵会合，“先讨大帽山贼”。正德十二年(1517)正月，王守仁亲率精锐屯驻上杭，出其不意“连破四十余寨，俘斩七千有奇，指挥王铠等擒师富”，平息了居大帽山十余年的詹师富之乱。虽然大帽山之乱解决了，但王守仁觉得权事不一，影响兵力布防与调动。遂上疏朝廷：“权轻，无以令将士，请给旗牌，提督军务得便宜从事。”[3](P5160)兵部尚书王琼代其上奏皇帝，朝廷答应了他的请求。
九月，“改巡抚为提督，得以军法从事，钦给旗牌八面，悉听便宜。”当时汀、漳各郡皆有“巨寇”，面对江西的形势，王守仁采取了一系列特殊措施。
一是推行“十家牌法”。江西的民众多为“洞贼耳目”，官府的行动还没有付诸实施，“贼寇”已经提前知道了。王阳明责问军门的一个老隶，获得实情。于是在城中立“十家牌法”，即编十家为一牌，开列各户籍贯、姓名、年龄、相貌、行业，每天轮一家，沿门按牌审查，遇有情况可疑者立即报告官府。如果隐匿不报，十家一同犯法。同时倡导父慈子孝、邻里和睦，兴礼让风气，行淳厚之俗。[1](P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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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选练民兵。江西南部连接广东、福建、湖广三地，山势险要，森林茂密，盗贼盘踞其中，成为当地老百姓的祸患。官府派兵镇压，但效果不佳，当军队采取行动时，盗贼隐匿形迹，大军撤离后，又重新聚首猖獗。而选练兵民，如遇突发事件，随时有兵可调。
迟滞宁王宸濠兵锋沿长江东下，是王阳明必须采取的措施。他的谋略在于，一是多派些间谍，在各个府县张贴檄文，声称都督许泰、郤永率地方兵，都督刘晖、桂勇率京城兵，各为4万水陆并进，南赣王阳明、湖广秦金、两广杨旦，各率所部合16万人，虚张三路直捣南昌。二是制作蜡书送给宁王伪相李士实、刘养正，“叙其归国之诚，令从臾早发兵东下，而纵谍洩之。”这一招果然让宁王宸濠起了疑心，谋士也劝他“疾趋南京即大位”。让他更加怀疑的是，十余天后并没有各地军队到来，“乃悟守仁绐之”，才知道王阳明有所用心，正是应了“少迟旬日无患矣”的迟滞战略。宁王宸濠遂决定出兵沿长江东下，留宜春王拱樤居守南昌，亲率数万人袭取九江、南康，围安庆。王阳明知南昌守军少，遂邀临江、袁州、赣州等州县官员及各路驻军汇集，“合八万人，号三十万”。有人请求先救安庆，王阳明说：“不然，今九江、南康已为贼守，我越南昌与相持江上，二郡兵绝我后，是腹背受敌也。不如直捣南昌……贼闻南昌破，必解围自救。逆击湖中，蔑不胜矣。”[2](P5163)决定先攻取南昌城，宜春王拱樤等人被捆缚，宫里的人大多被烧死，军士大多杀人抢劫，王阳明杀掉了违法的头目，宽容裹胁者，安定士民，慰问宗室，做好善后。
断藤峡地理位置重要，上连八寨，下通仙台等“诸洞蛮”，“盘亘三百余里，郡邑罹害者数十年”。王守仁准备讨平这里，但却辞退湖广兵，由布政使林富率思恩、田州招抚的卢苏、王受部土兵“尽平八寨”[2](P5167)，不筹措粮饷，没有较大的军事冲突，是在相对平稳的过程中解决的，这是他怀柔体恤军事思想的体现。朝中有人诋毁王阳明安抚不当，也有人为他抗争，说各处的贼寇祸患多年，起初曾经发兵几十万，只攻得一个田州，不久又被贼寇占据，王阳明实施怀柔政策，恩、田二州就拜首受降。对于八寨、断藤峡的平乱，朝中有人认为，王阳明是受命征讨恩、田二州，没有受命攻取八寨。但也有人认为，大夫出征边疆，有利于安定国家社稷的事，自己决断是可行的。况且，王阳明本来就是承诏便宜行事的。这些话，都是朝中正直的臣子为王阳明鸣不平的，可见朝廷政治斗争的复杂性与残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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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四年(1509)，王阳明仍在贵阳。这一年，提学副使席书(字元山)聘请王阳明主持贵阳书院，提出“知行合一”的学说。席书“问朱陆同异之辨，先生不语朱陆之学，而告之以其所悟……求之吾性，本自明也。”[1](P262)朱熹、陆九渊异同各有得失，没有必要互相辩问攻诘，向我的本性里寻求，它的根本就自己明白起来。“某尝说知是行之主意，行是知之功夫。知是行之始，行实知之成，已可理会矣。古人立言所以分知行为二者。……今说知行合一，使学者自求本体，庶无支离决裂之病。”[1](P262)这就是知行的本体关系，其核心论述也是在贵阳形成的。离开贵阳就任庐陵县知县，过常德、辰州(今湖南沅陵县)，见到门人冀元亨、蒋信、刘观时等喜曰：“悔昔在贵阳举知行合一之教，纷纷异同，罔知所入。”[1](P264)王阳明明确指出“知行合一”的学说始于贵阳。
面对这里的地理环境和盗贼特点，王阳明没有动用大量的军队，而是采取挑选与招募的办法。首先，派遣江西、福建、广东、湖广四省的兵备官，在各自所属的弩手、打手、机快等项目中，挑选骁勇善战、胆略超群者，每个县挑选八九人至十余人不等。其次，江西、福建挑选或招募五六百人，广东、湖广挑选或招募四五百人，将领由其中的优秀者担任，分队统领教习。组成的兵力，一部分专门用来守城防隘，一部分随兵备官屯守，疲惫不堪者辞退。队伍精干且节省了人力和粮饷，用特殊的机动方式来围剿盗寇，“善用兵者，因形而借胜于敌，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胜负之算，间不容发，乌可执滞哉？”[1](P271)实际上推行的是兵为将有的模式，大大提升了防御能力和战斗力。以调整后的军力，平定了漳州之乱。
漳州之乱平定后，乐昌、龙川尚有“贼寇”啸聚。在准备用兵进剿之前，王守仁首先攻心，告谕之曰：“人之所共耻者，莫过于身被为盗贼之名；人心之所共愤者，莫过于身遭劫掠之苦。今使有人骂尔等为盗，尔必愤然而怒；又使人焚尔室庐，动尔财货，掠尔妻女，尔必怀恨切骨，宁死必报。尔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尔宁独不知？”[1](P275)这篇动情的晓谕之文，善意地悲哀怜悯无辜百姓，自然起到了特殊的教化作用，酋长黄金巢、庐珂等人受感化而率众来降，愿意效力回报。这是王阳明以情理化解矛盾与冲突的绝好方式，化干戈为玉帛，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你检查过家中的用品吗？为什么我们认为是安全港湾的家，对孩子来说却不怎么安全？那是因为，当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时，便生活在成人预设好的环境中。成人习惯了他们的喜好，如习惯性地把常用药放在床边，把点火用具放在随手可以拿到的地方……而这些对儿童来说，恰恰是潜藏的危险。
在整顿军队、治理地方的同时，七月向大庾进兵，谢志山乘机急攻南安，被知府季斅击败，副使杨璋等人生擒陈曰能。之后，进讨横水、左溪，各路大军进逼，都指挥许清、赣州知府邢珣、宁都知县王天兴各率一军会于横水，南安知府季斅及守备郏文、汀州知府唐淳、知县舒富各率一军会师左溪，吉安知府伍文定、程乡知县张戬阻击贼寇逃跑，王阳明驻南康指挥，先后攻克横水、左溪。桶冈险固，王阳明移营就近指挥，再攻克桶冈，谢志山、廷凤等缚降，“凡破巢八十有四，俘斩六千有奇。”[2](P5161)横水、左溪、桶冈等地陆续收复后，王阳明回到赣州，商议进讨“浰头贼”，紧接着“连破上、中、下三浰，斩馘二千有奇……自是境内大定。”[2](P5162)
河叫葛东河，在泗阳县城的东边，正好在我家旁边，天时地利啊。河坡上有很多砂礓，被雨水冲刷，有不少已经裸露在外面。
当初，横水、左溪、桶冈“贼寇”势力正酣时，朝廷准备征发广东、湖广驻军围剿，王阳明上疏“止之，不及”。实际上，桶冈平息之后，湖广兵才到达，进攻浰头时，广东的驻军还没有接到出兵的公文，“王守仁将皆文吏及偏裨小校，平数十年巨寇，远近警为神。进右副都御史，子世袭锦衣卫百户，再进副千户”[2](P5162)，因平乱而有功于国家，充分彰显了他的军事才能，遂被朝廷擢拔提升，而且荫及其子。在平定江西、福建之乱的过程中，之所以能顺利推进，从用兵方略到用兵细节，都体现着王阳明的军事思想与超人的智慧。同时，还体现着他治理地方的远见卓识，将军事与地方治理有机地结合起来。攻占横水、左溪等地以后，根据这里的地理位置和社会现状，向朝廷建议设置地方政权建制，以长远治理这一地区，朝廷同意在横水设立崇义县，同时设立三个巡检司。
王阳明到达浔州(今广西桂平市境)，会巡按御史石金商定实施招抚之策，全部遣散各队土兵，只保留永顺、保靖土兵数千人。王阳明到南宁后，卢苏、王受二人遣使乞降，“抚其众七万”。随后奏闻于朝，并提出四点建议：一是“陈用兵十害，招抚十善”；二是“请复设流官”(改变主张)；三是“割田州地，别立一州”；四是在田州设立十九个巡检司，“以苏、受等任之，并受约束于流官知府。帝皆从之”。[2](P5167)王阳明用招抚的办法平定了思恩和田州之乱，设立地方行政建制和巡检司，旨在加强地方治理。巡检司人选用招降的头目出任，目的在于发挥本土人区域自治的作用。
王阳明在主持军事平乱的同时，考虑到地方政权建制的增设，巡检司的设立与换位，包括地方社学兴建、民规相约的规范等，有利于社会稳定与和谐，体现了他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
(二)平定宁王宸濠反叛
王阳明一生最大的军事功绩，就是平定南昌宁王宸濠之乱。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朝廷命王阳明“勘福建叛军”，他率大军行至丰城(今江西丰城市南)，知县顾佖告知宁王宸濠反叛朝廷，王阳明遂返回吉安(今江西吉安市)，与知府伍文定征调粮饷，包括器械舟楫，“传檄暴宸濠罪”。同时，“俾令各率吏士勤王……咸赴守仁军”，[2](P5162)在江西的都御史王懋忠、编修邹守益、副使罗循、罗钦德等齐集王阳明军营。王阳明分析当前局势说：“贼若出长江顺流而下，则南都不可保，吾欲以计挠之，少迟旬日无患矣。”[2](P5162)他已成竹在胸。
三是立兵符。有了尚方宝剑，作为军事家的王阳明开始变革兵制：二十五人为伍，伍有小甲；二伍为队，队有总甲；四队为哨，哨有哨长，由二位协哨辅佐；每二哨为一营，营有营官，由二位参谋辅佐；每三营为一阵，由偏将统辖；二阵为军，军有副将。各级军事指挥员皆“临事委任”，不用朝廷任命，副将以下的官员，王阳明有权提调惩处。这样，大大增强了指挥军队的权力，抓住布军主动权，不贻误战机。
南昌攻克后，如王阳明之前所预料，宸濠果然自安庆还兵，王阳明调集各路军队设伏布阵，九江、南康相继收复，叛军大败。宸濠晨起朝见群臣时，官军“奄至”，宸濠仓促“易舟遁”，被万安知县王冕“所部兵追执之”，宸濠谋士李士实、刘养正等被按察使杨璋等擒拿。宸濠之乱“凡三十五日而贼平。京师闻变，诸大臣震懼”，而兵部尚书王琼却发出话来，“王伯安居南昌上游，必擒贼。”[2](P5164)果然看到了王阳明的奏捷快报。
他是一个孤独的摆渡者，成天坐在小船上，或者坐在河边一丛竹林下。而人们总是从下游绕行，也不愿坐他的小船，尽管他在船蓬上挂了一块木牌，写明：免费过河。人们以好奇的目光打量他。“一个细皮嫩肉的人，怎么会跑到这偏僻的乡村来摆渡呢？还不收钱，如果不是这里出了问题是什么？”一个人向另一个人递话，说到“这里”时，指了指脑袋，似乎很忌讳那个词一样。另外那个人便耸耸肩：“谁知道呢？”
王阳明平乱之后，朝野的政治环境很复杂。宁王宸濠之乱平息过程中，明武宗御驾亲征，自称威武大将军，率京师骁卒数万人南下。王阳明上疏“止帝南征，帝不许”，再加上皇帝身边以前受过宁王宸濠贿赂的人左右谗言构祸，放言诬陷，谓“守仁先与通谋，虑事不成，乃起兵。” 王阳明一时处境危险，好在世宗即位后“趣召入朝受封”，拜王阳明为南京兵部尚书，论功“封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世袭，岁禄一千石”[2](P5166)。王阳明不但化险为夷，而且因功受封。
(三)广西平乱
嘉靖六年(1527)，广西思恩(今广西平果县)、田州 (今广西田阳县)土酋卢苏、王受起兵反叛，总督姚镆不能平定，皇帝再诏王阳明“以原官兼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兼巡抚”[2](P5166)。王阳明上疏陈述对这些地区不宜用兵，也不宜设置流官。田州与交趾相邻，这里深山绝谷，且为瑶、僮等民族占据，继续设立土官为好，“斯可藉其兵力为屏蔽”。朝廷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但他却推行了自己的主张。
向三浰用兵之前，王阳明给仕德的信里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1](P278)，将攻心看得很重要。收复三浰之后，报经朝廷同意，在下浰设立和平县并配置驻军戍守，把和平巡检司改设在浰头，以便扼制交通要害，此外，还上折请疏通盐法，主要考虑为平定流贼筹集军饷。历史上，很少有统军将领考虑地方治理，包括设置县治的大事。
四是立社学。王阳明以为，民风不淳是因为教化没有彰显。贼寇稍为平定，易风易俗的事虽一时不能全部推广，但那些浅近易行的方面，可以进行开导和训诲。于是发布告谕，互相告诫劝勉，兴立社学，聘请教师教育子弟，歌吟诗词，演习礼仪。
作为文臣的王守仁，运筹帷幄，在军事方面的特殊才能和智慧，通过以上几次较大的军事行动得到了充分的显现。首先，对于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动乱不主张军事围剿，而采用怀柔招抚，从文化心理上取胜。其次，军事行动与地方治理并举，增强了地方政权有效性管理。再次，对于宁王宸濠的平叛过程，体现了他谙熟军事、长于用兵的军事谋略。
干奶期间如何饲喂母牛，会影响到犊牛以及犊牛后期的产奶情况，犊牛营养是从干奶、围产期就开始的。另外，微量元素使用形式对母牛生下的犊牛及后期产奶量是有影响的。在使用微量元素时，尽量使用有机微量元素，其添加量少，消化率高，动物利用率也高，对犊牛后期产奶有比较好的影响。在产犊前40天干奶阶段，到犊牛，后备牛，再到第一个泌乳期产奶期间使用有机微量元素，犊牛会更健康一些，死亡率更低。
二、王阳明心学与龙场驿
王阳明“心学”是以“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个命题为核心而展开的，但它的生成背景却与王阳明人生中的两次政治磨难关联密切。一次是正德二年(1507)，受宦官刘瑾迫害而贬谪贵州龙场，“龙场悟道”就是这个背景。一次是正德十四年(1519)，受阉党张忠、许泰威胁而到了近乎不能脱身的处境，即“宸濠忠泰”之变。这两次大的变故，使王阳明对政治、社会和人生有了深切的体会，从而影响到他几十年来对已有哲学思想的重新思考，一次又一次的突破，在王阳明思想形成过程中有着特殊意义，尤其是对朱熹“格物穷理”说的怀疑和否定。
在群体互动中，主体的行动选择受其心智意向或内源性偏好变化所影响。如果不同主体的心智意向和客观行动无差别地一致，主体之间不存在利益冲突和博弈，就不会产生行动悖境。如果主体的联合行动以自身利益为前提，因自身的不稳定性，联合会随着主体利益的变更而瓦解，主体关系由合作演变成敌对，这种意向关系下的社会行动中就会出现悖境。也就是说，在不以集体理性行动为意向关系的互动行动中，群体行动只是个体行动的媾和，因为主体之间的利益可能存在冲突，主体的理性选择会出现悖境。每个个体都从意图的最优选择出发，要么产生非意图后果，要么产生非最优结果，这是一种客观行动悖境。
房地产行业一直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对象，一些购房政策的出台会直接影响到绿色建筑工程的成本。此外，随着近年来房地产行业的蓬勃发展，一些新的投资模式受政策影响相继涌现，如“ppp”项目等。因此，造价预估需要开率具体地区的地方法律和政策导向，可以提高工程造价成本的效率和质量。
武宗初期，刘瑾窃权。正德元年(1506)冬天，宦官刘瑾逮捕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二十余人。王阳明“抗章救”，“君仁臣直，铣等以言为责，其言如善，自宜嘉纳；如其未善，亦宜包融，以开忠谠之路。乃今赫然下令，远事拘囚，在陛下不过少示惩创，非有意怒绝之也。下民无知，妄生疑惧，臣切惜之！自是而后，虽有上关宗社危疑不制之事，陛下敦从何而闻之？”[1](P261)。他的上疏激怒了刘瑾，受“廷杖四十”，“既绝复苏”。在廷堂上打他四十杖，“谪贵州龙场驿丞”[2](P5160)。正德二年夏天，王阳明前往龙场驿的途中到了钱塘，刘瑾派人侦察，他估计刘瑾追杀不会罢休，就托人放出话说王阳明投江已死，以摆脱刘瑾追踪，“因附商船游舟山”。此时王阳明父亲为官南京吏部尚书，他从鄱阳湖去看望父亲。十二月返钱塘，赴龙场驿。正德三年春天，赶到了龙场驿。[1](P262)
“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辞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得其门。自此以后，尽去枝叶，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为学。”[3](P181)在黄宗羲看来，王阳明“心学”的感悟与变化，龙场是一个特殊节点，从早年的任侠、骑射、辞章之习中摆脱出来，终于大悟于龙场，“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
(一)龙场驿是体悟“心学”之地
龙场驿，在贵州西北修文县境内。这里山峦重叠，荆棘丛生，蛇虺魍魉横行，蛊素瘴气弥漫，生存环境相当恶劣。对于王阳明来说，不仅是地理环境，而且当地人的语言难懂，可以通话的都是些从中原逃亡而来的人。由王阳明《初至龙场无所止结草庵居之》诗看，初到龙场的环境是这样的：“草庵不及肩，旅倦体方适。开棘自成篱，土阶漫无级。迎风亦萧疏，漏雨易补缉。灵濑响朝湍，深林疑暮色。群獠环聚讯，语庞意颇质。鹿豕且同游，兹类犹人属。污樽映瓦豆，尽醉不知夕。缅怀黄唐化，略称茅茨迹。”[4](P210)
这里以前没有固定的住房，他开始教当地人利用泥土筑墙，再架木盖房，建屋居住。并劝导当地民众学习，逐渐受到民众爱戴。
王阳明“谪龙场，穷荒无书，日绎旧闻。忽悟格物致知，当自求诸心，不当求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2](P5168)龙场驿安身后，在王阳明心中，刘瑾造成的愤懑已经化解，他考虑“荣辱皆能超脱，维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墩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1](P262)，得失荣辱都能够超脱，只有生死这一念头，自己觉得还没有看透。跟随他到龙场驿的门徒们都生病了，他不但砍柴取水做饭，而且给他们吟诗唱曲，还说些诙谐的笑话，以此来解闷，“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为门徒解闷，实质上是为自己解闷。“忽中夜色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1](P262)他对“心学”有了精深领悟，认为心是万事万物之根本，世间一切皆由心而来。史称“龙场悟道”。清代学者黄宗羲说：“先生命世人豪，龙场一悟，得之天启，亦自谓从《五经》印证过来，其为廓然圣路无疑。”[3](P7)由此看来，龙场驿的特殊环境与经历，是王守仁“心学”顿悟的重要节点。明代人已有评论，“文成大业，亦始基龙场”，“黔为文成过化地”[5](P483)，都认为“顿悟”与龙场驿这个特殊的环境有关。
钱德洪是跟随王阳明的门徒，著有《王文成公年谱》。他认为：“先生之学凡三变，其为教也，亦三变。少之时驰骋于辞章，已而出入二氏。继乃居夷处困，豁然有得于圣贤之旨。是三变而至道也。”[6](P183)龙场驿这个特殊的环境，让王阳明对心学有了深刻的认识，“王阳明的思想转向，正是在这种艰险危难的处境中发生和完成的。”[7]先生尝言：“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点此二字。”又曰：“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6](P184)这里表述得更为清晰，此又是王阳明体悟其心学的另一个特殊节点。“龙场悟道”乃王阳明早年思想变迁之一大拐点。[8](P138)
五是举乡约。在平定动乱的过程中，王守仁认为民众虽然知道约束自己的外在活动，但并不知道约束自己的心理活动。于是举办乡约，“务和尔邻里，齐尔姻族，德义相劝，过失相规，敦礼让之风，成淳厚之俗。”[1](P284)从文化习俗的层面来约束乡民，倡导礼让之风，推崇淳厚之俗，以推进德治，从文化深层来治理乡村社会。
服务果农、服务水果种植是陈伟一直不忘的初心。为服务全县果农，邦力达·两河源果业专业合作社已在全县范围内设立了服务点16个，选择具有良好种植管理技术和信用基础的当地人担任负责人，为区域内果农提供技术培训、农资配送等多种服务。陈伟表示，未来3年计划每村设立一个服务点，将服务渠道下沉到村级，有效解决最后一公里配送难的问题。同时，邦力达·两河源果业专业合作社还建立了一支35人的农事服务团队，可以向社员提供喷药、施肥、疏果、套袋等一系列农事服务，为果园全程托管的服务模式打下了基础。
正德九年(1514)在南京时，王阳明与王嘉秀、萧惠坐而谈道。他说：“吾幼时求圣学不得，亦尝笃志二氏。其后居夷三载，始见圣人端绪。”[1](P269)。
我国虽也有相应的举报制度，但仍有待改进和完善。首先要建立专门受理举报案件的机构，要有固定的人员组成。对举报人的信息要严格保密，对于泄露举报人和举报线索的人员要给予纪律处分，严重的要追究其刑事责任。另外，对于提供真实线索的举报人，要给予高额的物质奖励，提高举报人举报商业贿赂行为的积极性。这些做法不仅能提高举报人举报商业贿赂的积极性，也能对商业贿赂的实施者起到威慑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减少商业贿赂的发生。
正德十三年(1518)七月刻《朱子晚年定论》，王阳明在序略中仍追述他“心学”思想与龙场的关系，“昔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有所悟。证诸《六经》、《四子》，洞然地复可疑。独于朱子之说，有相牴啎。”[1](P283)他的动悟是建立在朱熹学说基础上的，有“动悟”才有“牴啎”。
正德十五年(1520)在江西，王阳明对“格物”进行诠释：“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9](P297)即探究其心中之物，探究意念之物，探究认识中的事物。良知观是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悟道之后对其毕生心学精髓的总结升华”[10]，他在贵州的经历，他对“格物”新的理解，与他“心学”的提出有着密切关联。
王阳明在贵州贬谪生活两年余。在这里住的时间长了，当地人每天来亲近，觉得先生居住的地方潮湿，就砍伐树木修建了龙冈书院、和寅宾堂、何陋轩、君子亭、玩易窝让他居住，他已经与当地人融在一起。思州的守官派人到龙场驿侮辱先生，当地人就不答应。水西安宣慰听说王阳明的名字，派人送来米和肉，还有金帛鞍马，他都不接受。朝廷在水西修筑城池，设立防卫工事，安宣慰觉得占据了他的腹心之地而表示异议，就此事咨询王守仁，他“遗书析其不可，且申朝廷威信”。身为贬谪之臣，依然心系朝廷。
从检测结果可以看出，精煤磁选机和扫选磁选机磁选效果较差。在生产过程中，这两台磁选机均存在翻花现象，将其调整到最大通过量时，尾矿带介情况也没有好转。精煤磁选尾矿带介高，造成浮选尾矿带介高，进入扫选磁选环节后又没有得到充分回收，致使大量介质流失。分析表明，磁选效果差的主要原因是磁选机能力不足，原设计精煤磁选机3台，扫选磁选机2台，型号均为DMM914×2972，设计处理能力273 m3/h。为满足磁选能力，选煤厂增设了1台扫选磁选机(HMDA1219×2972)和1台精煤磁选机(HMDA914×2972)。改造完成后，各产品带介情况见表3。
(二)平宸濠之乱是体悟“心学”的重要经历
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宁王宸濠之乱平息。七月，宸濠兵败被俘，武宗御驾亲征，自称威武大将军，安边伯许泰为副将军，偕提督军务太监张忠、平贼将军左都督刘晖率京军数千南下，至涿州而王阳明捷报至，武宗途中淫乐，继续南下溯江而上。这个过程增添了王阳明处境的复杂性，尤其是宦官张忠与个别嬖倖之臣，与宁王宸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王阳明初上宸濠反状的折子就提到：“觊觎者非特一宁王，请黜奸谀以回天下豪杰心，诸嬖倖皆恨。”[2](P5164)。因此，这些人在皇帝身边肆意诬陷，王阳明从中看到了人性的渥龊与肮脏。尤其让王阳明无法理解的是，平叛取得胜利反而招来祸端。原来明武宗好大喜功，以亲征藩王为名率军南下，王阳明擒获宁王宸濠后，上疏让武宗止兵南下，武宗不但继续南下，而且身边宦官张忠、许泰要王阳明放囚，纵宸濠去鄱阳湖，再让武宗擒拿显功。王阳明因怕祸害百姓，没有听从，直接将宸濠移交宦官张永手中，这样就触怒了阉党，张忠、许泰在皇帝身边谗言威胁，使得王阳明处境十分危险。险恶的政治环境，成为“致良知”学说的背景。“宸濠忠泰之变”，是王阳明内心世界从“未忘忧”转换到“得自由”的又一次重要契机，即从“天理”转向“良知”，从“事功”转向“自我”，迎来其思想创新的又一个高峰。[8](P185，P194)
正德十六年(1521)，王阳明在江西开始揭示“致良知”的学说。这一年，武宗过世，嘉靖帝继位，王阳明出任南京兵部尚书。因平定宁王之乱的功绩，嘉靖帝敕封其为“新建伯”，成为明朝开国以来第二位因军功受爵的文官。何为“致良知”？“得其所性之觉，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曰‘致良知’”[3](P7)。这是王阳明思想体系的核心。“自经宸濠、忠、泰之变，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所谓考三王，建天地，质鬼神，俟后圣，无弗同者。”[9](P301)王阳明虽然平息了宁王宸濠之乱，但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处境很险恶，有人随时都想置他于死地。在这种氛围中，他更加相信良知，它可以忘却遭受的患难，超脱生死。所以就给邹守益写信说：“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9](P301)“致良知”是王阳明现实经历的顿悟，也是圣人之门的核心所在。
他有更为直白的说教，“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也。”他还说：“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9](P302)无论怎样表述，王阳明“致良知”学说，是宁王宸濠平乱过程中社会背景、自身处境的深切领悟。“盖先生再罹宁藩之变，张许之难，而学又一番证透。
对于贵州而言，在历史的长河里，王阳明是一位过客。艰苦环境里两年多的时光，是一段无法忘却的记忆。同时，贵州有幸，贵州的门徒有缘。王阳明在贵州讲学时，曾出现过“士类感慕者云集听讲，居民环顾而观如堵”的盛况，聆听者达数百人之多。[11](P256)从传承与影响的视角看，王阳明过世后，嘉靖十三年(1534)五月，“又见士民岁时走龙场致奠，亦有遥拜而祀于家者；始知师教入人之深若此”[12](P3)。在民间，贵州的门徒们都在纪念这位伟大的先生。在官方，巡按贵州监察御史王杏建王公祠于贵阳。[12](P3)由此可见，王阳明与阳明学在贵州根深叶茂，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 王守仁(著)，陈恕(编校).王阳明全集·年谱一(卷32)[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
[2] 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7.
[3] 黄宗羲.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 王守仁(著)，陈恕(编校).王阳明全集·外集(卷19)[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
[5] 焦竑.澹园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9.
[6] 王守仁(著)，陈恕(编校).王阳明全集·刻文录叙说(卷39)[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
[7] 林乐昌.从“亭前格竹”到“龙场悟道”：王阳明思想转向新释[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4，(4).
[8] 钱明.儒学正脉：王守仁传[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
[9] 王守仁(著)，陈恕(编校).王阳明全集·年谱二(卷33)[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
[10] 陈华森，刘亚鹏.王阳明的良知观及其对多民族地区政治认同构建的价值[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5，(5).
[11] 李迎喜.黔中王门系统考·王学之魂[M].贵阳：贵州民州出版社，2005.
[12] 王守仁(著)，陈恕(编校).王阳明全集·年谱附录一(卷35)[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331(2019)08-0062-07
收稿日期：2019-05-16
作者简介：薛正昌(1956-)，男，宁夏固原人，宁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从事历史学及地方历史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李世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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