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五四时期是一个思想活跃、百家争鸣的时期，在众多的思想、理论中，马克思主义脱颖而出并最终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主流思想，为多灾多难的中国指明了一条通向胜利的途径。广大爱国知识分子以火热的激情投入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当中，掀起了一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促使其在五四时期得到进一步传播，并在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对象上呈现出了其独有的特点。
关键词五四时期 马克思主义传播 主体 特点
产生于西方文化价值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一个极其复杂的文化碰撞、价值认同过程，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在五四时期这个风起云涌、复杂多变的时代，广大爱国知识分子以巨大的爱国热情、强烈的使命感，走在了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前列，充当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找到了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理论旗帜。
水瓶座的人是个性极强的人，你向往人之间美好的情意，但绝不愿意受感情上的丝毫束缚。你喜欢丰富自已的思想境界，喜欢到旅行中去开阔自己的视野，并喜欢在与他人交往之中了解互通彼此的思想观点。水瓶座的人不能忍受任何约束，你也决不强迫自己去服从任何纪律。如果某件事引起了你的兴趣，你能为之付出巨大的努力，单调无味的生活会使你心烦意乱，甚至能产生一种使你周围的人都无法忍受的变态心理，你时而异想天开，幽默过人，时而又冷若冰霜，令人费解，是一个不易相处的人。你不能生活在谎言之中，过分耿直坦率，会被人认为是个怪人，其实人们对你并不是真正地了解。
一、传播主体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尤其是经过五四运动的涤荡，马克思主义迅速在中国传播开来。此阶段，传播主体主要有：一是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二是以孙中山、戴季陶等为代表的国民党人；三是以梁启超等为代表的其他知识分子。
1.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锋。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将马克思主义的圣火‘盗’到我国的‘普罗米修斯’”[1]35，并最早欢呼十月革命。1918年7月，李大钊在《言治》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这是他赞颂十月革命的第一篇文章，该文揭示了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称十月革命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2]228，此后又相继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热烈歌颂十月革命。1919年1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新纪元》，对十月革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指出其“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3]268。在长达两万六千余字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首次向国内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论、经济论和社会主义运动论这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并认为阶级斗争就如“一条金线”，将这三个部分联系起来。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针对胡适发表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李大钊当即撰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进行批驳。文中李大钊对“布尔扎维主义”的喜爱溢于言表，称赞其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应该对其深入研究和介绍。同时，李大钊认为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或者主义作为准则，如果没有理想，不宣传主义，仅仅依靠一点一滴的改良，社会问题是无法根本解决的。从李大钊的观点来看，“问题”与“主义”两者是并行不悖的，不能只谈“问题”，不要“主义”。
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间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十月革命前陈独秀虽然对马克思主义有些许了解，但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也没有将其视作改变中国命运的理论武器，随着十月革命影响的扩大，他开始真正接触马克思主义。在1919年发表的《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中，陈独秀声称在人类社会变动的历史进程中，十月革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同年12月，《新青年》刊登的陈独秀撰写的《本志宣言》指出，造成世界无穷罪恶的原因正是军国主义（即帝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即资本主义），对这两者必须予以抛弃。1920年5月，他在上海发表了《劳动者的觉悟》的演说，阐明了劳动者应该是社会的主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同年9月发表的《谈政治》一文，可以说是陈独秀告别旧世界观并形成新世界观的标志性文章。该文运用唯物史观，阐述了政治、法律、国家、强权四者之间的关系；文章认为无产阶级只有用革命的手段，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国家，并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苏俄两次对华宣言发表之后，陈独秀的思想则有了很大转变，他深刻认识到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开始研究俄国道路，并以此为武器考虑中国问题。
李达是早期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之一，并且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杰出学者”[4]83。他曾亲历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从“冰河期”到复苏的过程，并受到日本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河上肇的影响，学习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初步研究。五四运动爆发之后，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接连两天发表了李达的《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两篇文章，文章初步阐述了社会主义的原理，说明了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终极理想，私有制最终要被消灭。同时，他发表大量文章尖锐地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以极大的勇气捍卫马克思主义，在《张东荪现原形》中论述了张东荪大讲社会主义，却又反对社会主义这种自相矛盾的问题；在《马克思还原》中大声疾呼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真实面目；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中批判了梁启超的改良主义，主张采取俄国式的道路，夺取国家政权；在《无政府主义之解剖》中揭露了无政府主义否认一切政府、一切国家的本质；除此之外，还有《社会主义底商榷》、《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等文章。李达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论战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但是却被妄加修改，弄成非驴非马的马克思主义；论证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李达还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露中国现实问题，如1919年发表的《女子解放论》就尝试运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这一唯物史观原理，分析中国女性受压迫的经济原因，认为女子要获得解放必须实现物质和精神的自由。为了进一步使国人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李达翻译了由荷兰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郭泰撰写的《唯物史观解说》，着重翻译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李达曾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担任过《共产党》的主编，他也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重要成员，积极筹备中共一大的召开并当选为中央局宣传委员。
毛泽东在五四时期思想也逐渐发生转变，撰写了《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发表对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并于1920年在长沙与易礼容等人创办了“文化书社”，出售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周恩来在天津创办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指导青年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1920年1月被捕入狱之后仍组织学习小组，宣传马克思主义。李汉俊也是我国早期有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曾花费大量心血学习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瞿秋白最早在中国系统介绍了辩证唯物主义，邓中夏、恽代英等人也都就马克思主义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介绍和宣传。
无政府主义者通过创办刊物等方式，揭露资产阶级的剥削本质，主张通过互助等方式实现共产主义，撰写《俄罗斯社会革命之先锋李宁事略》、《李宁之解剖》等文章宣传十月革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在反对资本主义方面存在一致性，曾通过共产国际协助，与之组成同盟，但最终因两者在实现共产主义的手段等方面存在严重分歧而分道扬镳。
2.国民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受到当时先进分子的高度重视，投入大量心血和精力学习和宣传，一些国民党人也对其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作为民主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在旅欧期间切身感受到了帝国主义的种种弊病，开始批判资本主义。同时他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对其研习。十月革命爆发后孙中山深受触动，开始着眼于苏俄，提出了要“以俄为师”。1919年孙中山写成《实业计划》，“提出要利用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和技术来发展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主张，‘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5]98。但是，孙中山是将社会主义包括在三民主义的体系当中的，在他看来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两者之间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实现的方法不同而已，他对马克思主义没有从本质上把握，也没有深入理解。
国民党知识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侧重点体现在：孙中山重点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等理论；戴季陶侧重介绍政治经济学、劳工问题；朱执信侧重介绍阶级斗争理论；林云陔侧重阶级斗争理论和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学习；胡汉民侧重唯物史观的研究。其他知识分子也从不同方面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内容。
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空前活跃，经过五四洗礼的爱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获得了大解放，开始摒弃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想观念，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与五四之前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零星式、随意性、肤浅性相比较，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主要有以下特点。
（3）在论战中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五四时期是一个风云变幻莫测、思潮跌宕起伏的时期，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行会）社会主义等各种思想和学说在中国的政治舞台相互碰撞、交融，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学说也受到了时代的挑战，经历了三次重要的论战：以胡适和李大钊为代表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以李达、陈独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同以梁启超、张东荪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展开的关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战，以李达、陈独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同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展开的论战。这三次论战不但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同时也促使马克思主义者逐步将其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本项目的总体研究目标是拟研究一系列可适用于野外现场分析的快速、简单、高效的样品分离富集前处理技术与便携式钨丝电热原子吸收光谱仪联用，致力于提高该仪器的分析性能从而推动该仪器走向现场快速分析，同时进一步加强新型分离富集技术及其与钨丝电热原子吸收光谱法联用方面的理论和应用研究。
张东荪提出实现社会主义必是世界发展的趋势，积极向中国介绍社会主义学说。但是他和梁启超都极力主张稳健、温和的改良社会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认为十月革命用武力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是过激主义，中国目前尚不具备实行这种主义的基础，如果不顾实际勉强实行，必将贻害无穷。
在当前幼儿教育中，语言教学是一项重点内容，这是提升幼儿语言能力的关键[1]。为了激发幼儿学习兴趣，优化课堂教学效果，幼儿园应当在语言教学活动中积极运用多媒体技术，以此调动幼儿的主体能动性，让幼儿想说、敢说、能说和会说，在语言教学活动中表现出较高的热情，实现语言教学效益的最优化，促进幼儿语言学习的全面发展。
二、传播特点
胡汉民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研究主要集中于唯物史观，他通过节译《神圣家族》、《法兰西内战》、《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等著作介绍唯物史观的内容，写成了长篇论文《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于1919年发表于《建设》。文章对唯物史观的意义和阶级属性作了相关论述，并对唯物史观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朱执信也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了一些介绍和研究，他认为国家之中最有力量的是人民，尤其认识到来自下层革命群众的力量。林云陔对马克思、恩格斯给予了赞扬，指出“马克思是最真实的哲学家”[7]。
（1）创办各种报刊。报刊是五四时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之一，主要有北京的《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每周评论》、《国民》、《新青年》（1915年创刊于上海，1917年初编辑部迁至北京，1920年春迁至上海）、《劳动音》、北京社会实进会创办的《新社会》、上海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星期评论》、《建设》、《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创办的《劳动界》以及秘密刊物《共产党》、天津觉悟社出版的《觉悟》、长沙的《湘江评论》、武汉互助社出版的《互助》等，在中国报刊界形成了一个反封建的思想斗争热潮。
1.传播主体：先锋为主、后援为辅。五四时期是一个精英辈出、“是一个需要巨人而又产生了巨人的时代”[8]28，正是在这一精英、这一“巨人”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如熊熊烈火迅速在中国传播开来，照亮中国人前进的道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坚力量和先锋，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目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拯救在苦难中挣扎的中国。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当时除陈独秀已进入中年外，其余均集中在20至30岁之间，他们富有青春气息，朝气蓬勃，易于接受外来新鲜事物和思想。他们大都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人都曾游历日本，袁振英、蔡和森曾留学法国，恽代英、陈潭秋精通英文，李大钊通晓日文、英文，李汉俊更是精通日、英、德、法四国语言，这使他们具有通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语言功底。他们经过痛苦的徘徊、挣扎，逐步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实现了思想的重大转变，成为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肩负起救国救民的重任，支撑起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走在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前沿。国民党人和其他知识分子，虽然试图借宣传马克思主义来宣传自己的理论学说，但是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辅助和后援的作用。
常规组采用常规护理,包括一般性手术配合、心理辅助、口头教育、术后切口护理等基础护理工作。干预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采用聚焦解决理念进行护理。具体的聚焦解决理念有:(1)寻找临床实践中的问题。成立聚焦解决理念护理小组。针对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评估,分析存在的问题。(2)进行相关文献的系统综述。根据患者的特点以及存在的护理问题,查找相关文献资料,制定聚焦解决理念护理计划。(3)评估。聚焦解决理念护理小组开会讨论,对存在的突出护理问题及潜在的护理问题进行检查、评估,找出不足,进行修正,将精力主要应用解决措施的制定,以期达到较佳的解决效果。
2.传播内容：焦点不一、趋于系统。马克思主义历尽万水千山，从最初传入中国到五四时期的广泛传播，经历了一个由表入里、由感性到理性的过程。在最初传入阶段，只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片段做零散地介绍，不能全面解读，包括对马克思本人姓名的翻译也是各式各样。五四时期虽然各个群体关注焦点不一，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却更加全面、趋于系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主要集中于唯物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社会变革。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必然产物，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三大原理联系起来的“一条金线”。陈独秀认为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论述了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发展、消亡的原因；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的产生和阶级斗争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李达指出了唯物史观与社会学的关系，阐述了生产以及经济生活对人类社会的决定作用；强调了物质条件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李汉俊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他搜集了大量资料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瞿秋白、蔡和森等人都对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戴季陶也是五四时期名声较大的社会主义宣传家，他通过多种形式对马克思主义给予了关注和学习。一方面，戴季陶曾担任进步刊物《星期评论》的主编，该刊“共登载各种类型文章455篇，其中专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有50篇左右，占其总数的1/9”[6]21。戴季陶在该刊上发表了131篇文章，主要介绍劳工问题，这些文章对促进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戴季陶翻译了李卜克内西的《马克思传》，考茨基的《商品生产的性质》，同时将日文版的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翻译为中文版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为中国人民了解《资本论》这部伟大的著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也为中国人民了解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开拓了视野。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戴季陶也开始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中国社会问题，《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革命！何故？何为？》《我的日本观》《劳动运动的发生及其归趣》等便是其主要代表作。
甲减（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的原因很复杂，包括自身免疫损伤、甲状腺手术切除、放射性碘破坏、外照射、碘缺乏和碘过量等。
这些传播群体虽然出于阶级以及历史条件的限制，传播马克思主义各有侧重、焦点不一，甚至对错掺杂，但是从总体上相比五四之前来说，逐步归拢、集中，将马克思主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贯穿一体，初步显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框架，传播内容更加全面、系统。
3.传播方式：丰富多样、切合实际。
陈小华：中国创业基本上是人和资本的结合，资本在每个浪潮中起了很大作用。今天看到的独角兽也好，超级独角兽也好，都是跟资本结合的。资本是敏感的，虽然不一定每次看得都准确，但是如果资本完全不看好，这个行业基本就没有太多机会了。
（2）成立进步社团。五四时期各种宣传进步思想的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充分利用各种社团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其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推波助澜。其中比较典型的社团有李大钊在北大发起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李大钊的倡导下，由张西曼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的社会主义研究会；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在长沙成立的新民学会；周恩来、郭隆真等人在天津成立的觉悟社；恽代英在武汉创办的利群书社；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在济南成立的励新学会等。这些都成为了各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场所。
3.其他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介绍。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在一定时期对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抱有良好的愿望。他对列宁本人的革命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正是因为列宁独特的人格魅力，才使得十月革命取得成功，他对苏维埃政权、对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认可的。在《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认为劳工问题“不出数年”就会解决，只要“实行了社会主义几个根本大原则”，社会必定气象一新；在俄国之后，或许有些国家进行社会革命短时期内会大伤元气，但是“过后反赢得意外发达”，也是可能的。
（4）开始注重和工人运动相结合。“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9]9。马克思主义提供的不是到处可以套用的教条，而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被广大群众真正接受、掌握并且和实际联系起来的科学的理论，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始和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国工人阶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备受剥削和压迫，因而革命性最彻底。五四运动使中国的知识分子看到了工人阶级强大的力量，同时也意识到只做理论宣传，不结合实际生活，一切都只是空谈，所以他们深入工人实际，到工厂做工，从事工人的劳动，创办各种形式的工人夜校、劳动补习学校，以更加通俗的语言宣传马克思主义，向工人阶级揭露资产阶级的本质，启发工人觉悟，鼓励工人进行坚决彻底的斗争。
除了以上方式之外，中国的先进分子还通过发表演说、开展论坛、课堂讲授等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
综观人类历史，政治权力的获得不外乎两种途径。一是选票解决问题，二是依靠军队解决问题。古代的氏族首领推选、现代实行普选制国家的领导人的产生属于第一种，历史上封建王朝的更替、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统治、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则属于第二种。每一个封建王朝的君主虽然是世袭制，然而，新王朝的建立总是依靠暴力完成的。各种政变造成的权力更替也是以军队为后盾的。近30年来，在西方“颜色革命”理论推动下，出现了一种新情况。反对派以非暴力（有时也会诉诸暴力）的群众运动把执政者赶下台，然后，借群众运动的余威通过选举上台。这种途径虽然与和平竞选不同，但是上台者的政治权力依然要以获得多数选票作为合法性的依据。
4.传播对象：针对性强、定位明晰。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进程中，各个群体结合自己的阶级属性，将传播对象锁定在一定范围内，针对性较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以马克思主义为拯救中国的理论武器，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奋斗目标，由最初面向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而包括广大的工人阶级和农民。如李大钊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农国”，如果农民这个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工阶级不能获得解放，也就无法实现全体国民的解放。他认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本上输入到社会，必须使知识阶级和劳动群众打成一气。他主张知识青年“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做些开发农村的事，是万不容缓的”[10]648。李汉俊指出，“脑力劳动者”应该与“体力劳动者”共同努力，对于“体力劳动者”在知识开发、知识输入上要下功夫，只有这样实现社会改造才有希望。这些知识青年都逐步意识到了劳工群众在社会改造当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逐步致力于到劳工群众当中开展宣传工作。
国民党知识分子虽对马克思主义做了相关研究，但是他们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为本阶级服务，是为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补正其三民主义思想”[11]50，为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走向资本主义道路服务。因此，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其他群体如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为实现资产阶级改良政治服务，因此他们将传播对象锁定为赞同改良观点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认为中国只当有社会主义的精神，不当真正实行社会主义，并试图证明通过发展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为中国发展提供一条除社会主义之外的可能道路。
五四时期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在广大爱国群体的奔走呼号下，马克思主义历尽坎坷崎岖，以其独有的魅力在中华大地遍地开花，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为中国人民带来了重生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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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Subjec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arxism During the May Fourth Period in China(1919－1921)
Wu Man，Zhang Xiaohong
AbstractThe May Fourth period was a period with active thinking and contention of all schools of thoughts，among which Marxism emerged and eventually became the mainstream thinking，providing a path to victory for disaster-prone China.During the time many patriotic intellectuals with great enthusiasm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 research on Marxism and initiated a campaign of studying Marxism in China，so Marxism was widespread in China with its unique features in terms of communication subjects，contents，ways and objects.
KeywordMay Fourth period;communication of Marxism;subject;characteristic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 2018-08-15
DOI：10.16565/j.cnki.1006-7744.2018.03.3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15JD710033）。
★作者简介：吴曼，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宁夏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张晓红，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标签：马克思主义论文; 中国论文; 唯物史观论文; 马克思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论文; 《兰台世界》2019年第3期论文;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15JD710033)论文; 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宁夏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