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与历史上的“第四国际”相比，当前“第四国际”在理论上发生了具有转折意义的变化，包括淡化托派色彩、生态社会主义转向、性别平权主义转向、从一条战线转变为多条战线等。在当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种意识形态之争又变得激烈的时候，“第四国际”以反对资本主义为目标，对此应给予充分关注和积极评价。
关键词：托派组织；“第四国际”；生态社会主义；性别平权主义
“第四国际”是流亡国外的托洛茨基于1938年成立的一个国际组织，以反对资本主义和斯大林官僚主义为宗旨。托洛茨基去世后，该组织成为战后西方左翼的一股重要力量。上世纪30年代至今，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变，“第四国际”和托派也随之经历了重大变化。但国内一些学者对当代托派的印象还停留在托洛茨基时期，或把“第四国际”与托派等同，或以偏概全地将某一托派组织视为“第四国际”。为纠正这些误解，有必要对托派组织的发展现状及其理论策略的调整变化作一番梳理。
一、当代托派组织与其中的“第四国际”
众所周知，“第四国际”深受理论分歧和派别分裂之苦，未如托洛茨基曾期望的那样成为世界工人运动的统一组织。目前仍然存在的主要托派组织有十余个，因坚持国际主义原则，所以这些组织都是世界性的，其支部分布在诸多国家。其中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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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四国际”。二战后，时任“第四国际”领导人帕布洛提出了让下属支部“打入”斯大林主义政党的主张，引起“第四国际”内部的严重分歧，导致其于1953年分裂为“国际书记处”和“国际委员会”。更确切地说，“国际委员会”和其他托派组织实际上都是从“国际书记处”分裂出去的，因此后者往往以“第四国际”的正统自居。在1963年6月召开的统一代表大会上，“国际书记处”多数派和“国际委员会”多数派重新联合，并将统一后的“第四国际”领导机关即“国际书记处”更名为“统一书记处”。后来“统一书记处”被撤销，这一名称又被“第四国际”所取代。因此，目前的“第四国际”其实是托洛茨基创建的“第四国际”的一脉或者说主脉，在组织传承、理论沿袭等方面都属于最正统的托派国际。1995年后，“第四国际”的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尤其在亚洲地区发展迅速，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托派国际，共有55个支部，分布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如阿尔及利亚“社会主义工人党”、奥地利“社会主义替代党”、阿根廷“社会主义民主”、巴西“反叛派”、比利时“反资本主义左翼”、德国“国际社会主义组织”、俄罗斯“第四国际成员集团”、瑞典“社会主义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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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开始以后，南京政府摒除社会力量，建立起统一的合作行政体系，将农业合作事业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形成对农业合作事业的强制性制度推进。在强制性制度安排之下，中国农业合作事业完全丧失发展的自主性，无论从发展模式、发展速度亦或业务经营等方面，均服从于政府的行政指令，农业合作组织也被作为政府推行经济政策，维护政治统治的工具之一。在此背景之下，早期农业合作事业的自助与互助性质丧失殆尽。迄今为止，对抗战以后农业合作事业及合作金融问题尚缺乏系统性研究，尤其是1946—1949年间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通过探讨政府垄断模式下农业合作金融的兴衰变革，透视在强制性制度安排下，中国农业合作事业的被动发展历程。
6.“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1963年“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与“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中的多数派重新统一时，后者中的少数派拒绝统一，遂成立了新的“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目前该组织共有10余个支部，其中美国“社会主义平等党”是最大支部，此外还有澳大利亚、德国、加拿大、斯里兰卡、英国的“社会主义平等党”以及其他支持组织。
传统托派或托洛茨基主义的主要理论特征，是强调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的“不断革命论”和反对斯大林主义，但这两点在“第四国际”最近几次大会决议中被逐渐淡化，17大决议甚至鲜有提及。事实上，“第四国际”对自身的“重新定位”自1995年的世界代表大会已经开始，成为它在“后曼德尔时代”(2)埃内斯特·曼德尔(1923-1995)，比利时人，曾任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教授，自二战以后直到去世一直担任“第四国际”书记处书记，是“正统”托派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和理论家。的基本走向。
5.“重建第四国际协调委员会”。该组织成立于2004年，是一个由来源各异的政党在“重建第四国际”名义下成立的。其中规模最大的支部是阿根廷工人党，在国内有着不小的影响力，其次是意大利工人共产党，剩余的多是小团体，共10个左右，如阿根廷“工人党”、芬兰“马克思主义工人同盟”、墨西哥“革命行动组织”、土耳其“革命工人党”、希腊“工人革命党”等。
4.“国际马克思主义倾向”。上世纪90年代，“工人国际委员会”的多数派不再赞同打入传统社会民主党和工党的内部，依据是这些政党已经变成了资产阶级政党。因此，坚持打入策略的一派从中分裂出来，另行组建了“国际马克思主义倾向”。目前，该组织的下属支部主要有阿根廷“战斗”组织、爱尔兰“斗争”组织、奥地利“火花”组织、澳大利亚“反击”组织、巴基斯坦“阶级斗争”组织、巴西“马克思主义左翼”组织、德国“火花—马克思主义左翼”组织、俄罗斯“资本的反对者”组织、新西兰“社会主义呼吁”组织、英国“社会主义呼吁”组织等，共30余个。
我们常说的新时期，通常是指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开始以后这样一个特殊而伟大的历史时期。这一阶段以来，中国的电影艺术有着腾飞式的发展。电影作为综合艺术，我们在研究它时，电影叙事之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
2.“国际社会主义倾向”。该组织属于非正统托派，由托尼·克里夫建立。托尼·克里夫是一名托派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理论家，他的理论观点对正统托派构成重大挑战。由于他把苏联的性质认定为国家资本主义，从而与正统托派分道扬镳，因为后者认为苏联是堕落的工人国家。1951年被“第四国际”开除后，他创建了“国际社会主义倾向/传统”和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这被视为托派运动在当代的“重新定向”。托尼·克里夫的思想成为当代西方左翼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克里斯·哈曼、艾力克斯·柯林尼可斯等人。目前，“国际社会主义倾向”在多个国家设有20余个支部，如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埃及“革命社会主义者”、爱尔兰“社会主义工人党”、澳大利亚“团结党”、奥地利“左转”组织、巴基斯坦“国际社会主义者”、波兰“工人民主社”、荷兰“国际社会主义者”、加拿大“国际社会主义者”等。其中，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是最大的支部，在理论和行动上都左右着“国际社会主义倾向”。
本次选择我院接诊治疗的58例鼻出血患者,分为参照组与对照组,所有患者均符合顽固性鼻出血诊断标准,排除存在鼻内肿瘤、精神病史、血液疾病的患者。参照组患者中最大年龄69岁,最小年龄20岁,平均年龄(36.5±1.3)岁;其中女性15例,男性14例;实验组患者中最大年龄68岁,最小年龄20岁,平均年龄(35.5±1.3)岁;其中女性14例,男性15例;两组患者在一般资料中未出现差异,P>0.05,不存在统计学意义,可比。
除上述以外，规模较小的托派国际组织还有“第四国际(重建国际中心)”“国际主义共产主义联盟”“第四国际—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国际工人团结”“第四国际—国际工人联盟”“争取第五国际联盟”“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主义者)”“第四国际波萨达斯主义者”等(1)《几个常见托派国际简介》，https://www.jinglei1917.net/%E5%87%A0%E4%B8%AA%E5%B8%B8%E8%A7%81%E6%89%98%E6%B4%BE%E5%9B%BD%E9%99%85%E7%AE%80%E4%BB%8B/#internationalcommittee-of-the-fourth-internationalicfi。。
可见，目前仍被称为“第四国际”的组织是当年托洛茨基“第四国际”的主脉，也是当今分布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托派组织，但它却并非当今托派组织的全部，更不能以其他某一托派组织(特别是名称中也带有“第四国际”字样的)来指代当今的“第四国际”。由于当今的“第四国际”在整个托派组织中占居主导地位，所以我们下文的讨论主要以该组织的最新动态为据。
二、“第四国际”当前的理论转向
2018年2月25日至3月2日，“第四国际”在比利时的西弗兰德省召开了第17次世界代表大会。世界代表大会是“第四国际”的最高权力机关，有权决定国际内部各种事宜，按章程每5年召开一次；闭会期间的常设机构是国际委员会，一般每年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在国际委员会之下还设有生态委员会、女性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此次世界代表大会通过了《第四国际的作用与建党任务》《社会动荡、反击和可供替代的出路》《资本主义全球化、帝国主义、地缘政治混乱及其影响》以及《资本主义对环境的破坏和生态社会主义替代选项》等一系列决议。《资本主义全球化、帝国主义、地缘政治混乱及其影响》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着重在经济上揭露其最新矛盾和没落趋势，并在理论上发生了一些明显的转向，非常值得关注。
说到青铜文化，各种著述无不自豪地描述古代的青铜文化集中体现了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智慧，但是这种表述只说到了史实的一个层面，青铜文化另一个层面的意义，就像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告诉我们的那样，还有无数矿工千辛万苦的劳作，用血与汗擦亮了青铜器的幽冥绿光，用无数条鲜活而屈辱的生命，幻化成了我们灿烂的青铜文化！
(一)淡化托派色彩
3.“工人国际委员会”。该组织成立于1974年4月，总部设在英国伦敦，在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30余个支部，如英格兰和威尔士社会党、爱尔兰社会党、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党”、奥地利“社会主义团结党”、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社会主义运动”、巴西“自由、社会主义与革命派”、比利时“左翼社会主义党”、德国“社会主义替代”、俄罗斯“社会主义替代党”、法国“革命左翼”、荷兰“社会主义替代党”、美国“社会主义替代党”等。其中，英格兰和威尔士社会党、爱尔兰社会党是其最重要的成员，爱尔兰社会党还成功进入了本国议会。“工人国际委员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世界大会，执行机构是国际执行委员会，行政机构是国际书记处。
在1995年世界代表大会上，就有人主张同其他左翼组织进行更广泛的重组，“参加到已经存在或组织起来的革命组织中”，“参加到一个革命政治阵线中，不过要保持自己的独立存在”等。2003年世界代表大会上虽然提出以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为目标，但实际上是要“建立广泛的、多元的和反资本主义的政党，并(或)同一支真正存在于无产阶级和社会运动中、在反资本主义全球化斗争的框架中抵制新自由主义的力量实现重组”。在2010年世界代表大会上，“第四国际”工作的重心已从加强与各左翼组织的联系转变为重组左翼，“希望参与重组进程，建立一个新的左派以满足本世纪的挑战，重建工人运动及其结构、阶级意识、在政治和文化上对于资产阶级的独立性”(3)“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第四国际的作用与建党任务》，https://www.jinglei1917.net/%E7%AC%AC%E5%9B%9B%E5%9B%BD%E9%99%85%E7%9A%84%E4%BD%9C%E7%94%A8%E4%B8%8E%E5%BB%BA%E5%85%9A%E4%BB%BB%E5%8A%A1。。可以说，这样的左派实际上已是反资本主义政党的广泛联盟，而不再是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的传统托派政党。
Wallace（1991）[1]指出促进教师发展的有效方式之一为反思性教学。Wallace认为通过反思性实践使教师的经验性知识（experiential knowledge）不断转化为接受性知识（received knowledge），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Wallace（1991）[1]还强调反思性教学实践的重要性，提到外语教师需不断反思自身教学实践并在教学中不断修正。
此外，对斯大林主义或“后斯大林主义”的反对，在第17次世界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虽然还偶有提及，但基本是被作为历史问题而非现实政策，这同样与“第四国际”对自身的新定位有关。
虽然“第四国际”至今仍把彻底推翻资本主义作为根本目标，但其内部关于建党问题的争论也很激烈。处于少数的反对派批评这一“广泛性政党”政策，认为“建立‘广泛性政党’而非革命党的政策事实上导致将我们自己的力量溶入了改良主义的联盟”(5)“第四国际争取革命的国际纲领派”：《让我们把握机会，建设革命与共产主义的国际》，https://www.jinglei1917.net/%E8%AE%A9%E6%88%91%E4%BB%AC%E6%8A%8A%E6%8F%A1%E6%9C%BA%E4%BC%9A%EF%BC%8C%E5%BB%BA%E8%AE%BE%E9%9D%A9%E5%91%BD%E4%B8%8E%E5%85%B1%E4%BA%A7%E4%B8%BB%E4%B9%89%E7%9A%84%E5%9B%BD%E9%99%85。。反对派依然强调工人阶级的核心作用，主张建立列宁主义的、扎根于工人阶级的先锋党，全面反对资本主义和重建阶级意识，建立一个革命的、共产主义的国际。因受到多数派的反对，反对派提交的纲领未获大会通过。可以看出，多数派的决议至少在党的建设问题上有别于传统托派，正如多数派的一个支部所声明的：“我们的身份不再仅仅是‘托洛茨基主义’这一个标签，因为我们现在是要通过在各国创建革命党以及创建革命的国际，以努力重建阶级政治意识和创建群众性反资本主义的国际派别。”因此，反对派公开指责多数派是要“清算托派这一称号本身”(6)[加拿大]鲍伯·L：《回应鲁塞同志〈党的问题〉——革命现状同鲁塞同志的悲观主义》，https://www.jinglei1917.net/%E9%99%84%E5%BD%952%EF%BC%9A%E5%9B%9E%E5%BA%94%E9%B2%81%E5%A1%9E%E5%90%8C%E5%BF%97%E3%80%8A%E5%85%9A%E7%9A%84%E9%97%AE%E9%A2%98%E3%80%8B-%E9%9D%A9%E5%91%BD%E7%8E%B0%E7%8A%B6%E5%90%8C。。
在2018年第17次世界代表大会上，“第四国际”提出的建党目标是：“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建设有利于阶级斗争的党。这也就是说，这样的党要能集合力量，并能基于阶级斗争的方式和纲领决定行动，以影响和促进阶级斗争。”(4)“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第四国际的作用与建党任务》，https://www.jinglei1917.net/%E7%AC%AC%E5%9B%9B%E5%9B%BD%E9%99%85%E7%9A%84%E4%BD%9C%E7%94%A8%E4%B8%8E%E5%BB%BA%E5%85%9A%E4%BB%BB%E5%8A%A1。鉴于国际内部的多数派认为“‘国际工人运动’不再存在”，因而会议不再强调工人阶级的核心地位，这表明“第四国际”已不再是一个在国际革命实践中起积极作用的、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革命政党，而成为一个“交流、对比与辩论的论坛”，即松散的国际交流平台。
(二)生态社会主义转向
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虽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但先前并未成为“第四国际”的专门议题，至少在埃内斯特·曼德尔时代是如此，而当今的“第四国际”在这方面则发生了明显变化。2003年代表大会决议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应是“反资本主义、国际主义、生态主义和女权主义的”(7)“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第四国际的作用与建党任务》，https://www.jinglei1917.net/%E7%AC%AC%E5%9B%9B%E5%9B%BD%E9%99%85%E7%9A%84%E4%BD%9C%E7%94%A8%E4%B8%8E%E5%BB%BA%E5%85%9A%E4%BB%BB%E5%8A%A1。。在2010年第16次世界代表大会上，“第四国际”首次明确宣布自己是“生态社会主义者”。此后，生态主义逐渐成为其议程中的专门议题。
在2018年第17次世界代表大会通过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帝国主义、地缘政治混乱及其影响》和《社会动荡、反击和可供替代的道路》中，都有对资本主义生态问题批判的专门论述，此外还几乎一致通过了题为《资本主义对环境的破坏和生态社会主义替代选项》的专门决议，认为“激进的生态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达到生态极限后的唯一“替代选项”，要求将能源部门和信贷部门社会化，“废除私人对自然资源(土地、水、森林、风、太阳能、地热能、海洋资源等)与智力知识的占有”，“废除用于生产商品的强制劳动时间，这一异化范畴会破坏闲暇时间，阻碍非商品化的人类活动”等。此外，该决议还明确要求销毁所有武器库存，抑制无用的(武器等)或有害的(石化、核能)产品；停止核能，停止开采煤炭、焦油砂和褐煤；承认第一民族和土著族群的自决权，承认他们关于生态系统的知识和对生态系统的可持续管理；承认对南方国家所负的生态债务，废除帝国主义国家用来制造不公正与不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公共债务；取消专利制度，尤其是立即取消生命和能源转换与存储技术方面的一切专利；发展生态的、本土的农业，既不要转基因也不要杀虫剂，并且要将农业视为公益；免费供应作为基本需求的能源和水，为了同浪费作斗争并保障基本需求，对超过基本需求的消费征收高额累进税；谴责大国将气候问题军事化以及试图利用灾难来实现地缘战略目标等(8)“第四国际”生态委员会：《资本主义对环境的破坏和生态社会主义替代选项》，https://www.jinglei1917.net/%E8%B5%84%E6%9C%AC%E4%B8%BB%E4%B9%89%E5%AF%B9%E7%8E%AF%E5%A2%83%E7%9A%84%E7%A0%B4%E5%9D%8F%E5%92%8C%E7%94%9F%E6%80%81%E7%A4%BE%E4%BC%9A%E4%B8%BB%E4%B9%89%E6%9B%BF%E4%BB%A3%E9%80%89%E9%A1%B9。。由此可以看出，“第四国际”已将自己的目标定位为生态社会主义或“绿色社会主义”“太阳能共产主义”，其基本立场是彻底反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认为必须在世界范围内而非一国之内才能解决当今生态问题。
(三)性别平权主义转向
曼德尔1983年对性别问题的看法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第四国际”关于这一问题的传统观点。1983年3月，曼德尔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上指出：“在一个革命党中，不应把资产阶级社会的压迫内部化，对此我完全同意。但是你必须问一问自己，资产阶级社会中最大的压迫是什么？总的说来不是对妇女的压迫，也不是对同性恋的压迫。当然，女性工人和同性恋工人比其他工人更受压迫，我不否认这一点。但是我否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女性知识分子或一个资产阶级女性比一个男性工人更受压迫。我的这一否认是严格基于物质条件而作出的。你能作出相反的证明吗？你能向我证明在这个社会中一个普通工人能受到教育、得到发展，因而能像你这样在这个会议上自由发言吗？我认为：不能！他是更受压迫的，更受剥削的。如果一个革命组织中的制度不允许工人讨论和决定事务，那么，与其说是把对妇女和同性恋的压迫内部化了，不如说是把对工人的压迫内部化了。这才是真正的问题。”(9)Ernest Mandel，RevolutionaryMarxismandSocialRealityinthe20thCentury—CollectedEssays, Steve Bloom: Humanities Press, 1994, p.73.“国际社会主义倾向”的创建者和思想家托尼·克里夫在其《阶级斗争与妇女解放》一书中，也把妇女问题作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个附属问题，并据此反对女权主义：“谁是妇女压迫的得益者？激进女权主义者和许多自称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的人，乃至自称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的人，认为是男人。我们的答案是坚决地说：非也！”(10)Tony Cliff, ClassStruggleandWomen’sLiberation,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cliff/works/1984/women/15-social.htm.他认为，资产阶级女性与资产阶级男性的共同点，远大于她们与工人阶级女性的共同点，所谓跨阶级的“姐妹”事实上是两个世界的人。
相比而言，“第四国际”当今在这一问题上的转向是很明显的。自1995年进入“后曼德尔时代”以来，女权主义已成为“第四国际”仅次于生态主义的专门议题，2018年第17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甚至明确提出：“党寻求在外部和内部建立女权主义形象。”(11)“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第四国际的作用与建党任务》，https://www.jinglei1917.net/%E7%AC%AC%E5%9B%9B%E5%9B%BD%E9%99%85%E7%9A%84%E4%BD%9C%E7%94%A8%E4%B8%8E%E5%BB%BA%E5%85%9A%E4%BB%BB%E5%8A%A1。同时，把妇女斗争与生态社会主义相结合，也是“第四国际”当今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资本主义对环境的破坏和生态社会主义替代选项》指出：“土著族群、农民和青年处于环境斗争的第一线，而且女性在这三部分人中发挥着领导作用。”决议还认为，对妇女的占有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对自然的占有的一部分，因而妇女斗争与生态斗争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资本主义不仅依赖雇佣劳动实现对自然和劳动力的占有，而且依赖被护理工作和劳动力再生产所遮掩的父权制。除这三个资本主义支柱外的第四个支柱，就是基于种族的剥削。这四个支柱有一个共同点，即对自然资源(人类劳动力是其中的一部分)的占有。妇女的斗争……因此而成为生态社会主义斗争的一部分。”(12)“第四国际”生态委员会：《资本主义对环境的破坏和生态社会主义替代选项》，https://www.jinglei1917.net/%E8%B5%84%E6%9C%AC%E4%B8%BB%E4%B9%89%E5%AF%B9%E7%8E%AF%E5%A2%83%E7%9A%84%E7%A0%B4%E5%9D%8F%E5%92%8C%E7%94%9F%E6%80%81%E7%A4%BE%E4%BC%9A%E4%B8%BB%E4%B9%89%E6%9B%BF%E4%BB%A3%E9%80%89%E9%A1%B9。
本文之所以把上述转向称为性别主义转向而非女权主义转向，是因为其中还包括除女权主义外的更多内容，特别是跨性别者(同性恋或双性恋者)的平权运动。“第四国际”17大通过的多个决议中都提出了“LGBT+”(13)LGBT是女同性恋者(Lesbians)、男同性恋者(Gays)、双性恋者(Bisexuals)与跨性别者(Transgender)的英文首字母缩略字。20世纪90年代，由于“同性恋社群”一词已无法完整体现相关群体，“LGBT”一词便应运而生并逐渐普及。的斗争口号，并将其视为一条重要的反资本主义战线。《社会动荡、反击和可供替代的道路》认为，在许多国家(除了穆斯林世界和撒哈拉以南非洲)，“LGBT+”的组织力量为跨性别人士争得了有限的权利，同性婚姻在许多地方获得认同，但跨性别人士和“LGBT+”的父母的完全权利仍有待争取。对于“LGBT+”运动，“第四国际”中的少数反对派也并非不赞成，只是他们仍坚持把这一运动整合进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中。
(四)从一条战线向多条战线的转向
“第四国际”传统上是把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阶级斗争作为核心战线的，但由于受前述转向的影响，它在当今则明确提出了多条战线的斗争策略。除依赖传统的工人运动外，“第四国际”当今的斗争策略还包括自我组织与合作、债务斗争、农民的斗争、民主与社会正义运动、失业青年的斗争、女权与“LGBT+”的斗争、反种族歧视与保卫移民的斗争以及生态斗争。可见，在当前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逐渐淡化工人阶级的传统主体地位，转为多条战线、多元主体并特别突出生态社会主义、性别平权主义维度，是“第四国际”在当代的一个显著变化，这也意味着其传统托派色彩的淡化。尽管少数反对派仍基本上坚持曼德尔的思想，主张多元斗争的开展必须以工人阶级主体地位为核心，并提出了更为激进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议程，但这并不能扭转“第四国际”在总体上的转向。
三、结 语
“第四国际”的当代转向不是偶然的。二战后，资本主义并没有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预期的那样走向灭亡，其经济领域的基本矛盾甚至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后果是这一基本矛盾逐渐向其他社会领域蔓延。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主要不再集中体现在经济危机中，而是在不同社会领域散射式呈现。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变化，其产业链条在世界范围的布局，以及由此带来的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经济状况的相对改善，使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斗争力量被大大削弱，从而使以工人阶级为主体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传统观点受到挑战。同时，随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生态领域、弱势群体中以及被压迫国家的表现愈益明显，导致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或女权社会主义)、新殖民主义等理论思潮的兴起。在此背景下，“第四国际”的传统理论必然受到极大挑战，其社会影响力也面临日渐缩小的危机。这些都促使它发生了上述理论转向，力图淡化自身的传统托派色彩，通过建立更广泛的反资本主义战线，采用更灵活的策略走向尽可能开放的新格局。尽管如此，“第四国际”仍坚持以彻底推翻资本主义为目标，把工人阶级的斗争置于多条战线的首位，坚持阶级斗争观点。
对“第四国际”当今的这种自我调适，我们还是应当给予积极评价。从原来强调国际战略的统一性，到现在更看重基于各国国情的建党方案，这一变化也体现出其更理性的发展趋势。但肯定“第四国际”的积极转变并不意味着我们赞同其所有观点。作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多元力量中的一支，特别是在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种意识形态斗争又变得激烈之时，“第四国际”反对资本主义的积极意义应当受到充分关注。
作者简介：吕佳翼，浙江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杭州 310023)。
基金项目：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当代托派的‘重定方向’：托尼·克里夫思想研究”(17FKS025)。
(责任编辑：高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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