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社会怨恨情绪的弥漫与扩散已经成为转型期我国民间话语表达的突出现象。尤其在网络空间，一些网民利用网络匿名性的掩护，通过极端化、非理性的言辞以宣泄内心的不满情绪，表现出了群体极化的倾向。这种怨恨情绪的存在反映了当前我国分化背景下社会关系紧张的现实。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迅速由同质型社会向分化型社会转变，社会的结构性张力不断加大，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日益凸显。社会怨恨很大程度上产生于这样的矛盾冲突之中。因此，只有在改革发展中统筹兼顾社会各方利益，让所有社会成员都能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才可能有效化解各种矛盾与冲突，消解产生社会怨恨情绪的土壤。
[关键词]网络；社会怨恨；结构紧张；群体冲突
怨恨主要表现为强烈的不满或仇恨倾向。当人们自我感觉受到伤害却不得不隐忍时，就可能产生怨恨情绪。按照舍勒(Max Scheler)的观点，怨恨形成的主要出发点是报复冲动，“怨恨产生的条件只在于：这些情绪既在内心猛烈翻腾，又感到无法发泄出来，只好‘咬牙强行隐忍’——这或是由于体力虚弱和精神懦弱，或是出于自己害怕和畏惧自己的情绪所针对的对象”[1]10。怨恨显然是一种负面情绪，“是一种有明确的前因后果的心灵自我毒害”[1]7。如果怨恨只是个体性的失落或挫折，或许无关宏旨、无碍大局。但是，如果怨恨成为一种群体现象，扩展到更加广阔的社会空间，就需要高度重视。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伴随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不确定性和变数，以及社会结构的“断裂”与“失衡”，人们的不安全感、被剥夺感、无力感增强，怨恨于是超脱于个人的情绪体验，日益成为一种突出的社会现象。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人们诉求的表达提供了便利，但相对宽松的话语环境，又使网络成为人们宣泄怨恨情绪的绝佳途径。网络中怨恨情绪的弥漫与扩散无疑是转型期我国社会结构性紧张的一种社会心理反映。现实中人们必须强抑、隐忍的“报复冲动”一旦有了网络这个宣泄口，就会表现得尤其激烈和极端，但这主要是一种“想象中的报复”，真正需要郑重对待的则是这种情绪宣泄背后折射出来的社会现实。
一、网络中社会怨恨情绪表达的群体极化倾向
在社会转型时期，伴随社会的分化、利益的失衡和各种矛盾冲突的加剧，怨恨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民间话语表达的一种突出的社会情绪，在网络媒体尤其表现出群体极化的特点。美国学者詹姆斯·斯托纳(James Stoner)最早阐述了群体极化现象，他在1961年研究群体决策时发现，群体决策通常比群体讨论前个体所持的观点更为冒险，也就是说，群体讨论会得到更加极端的决策，这种现象就被称为群体极化现象(group polarization)。[2]325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凯斯·R. 桑斯坦(Cass R. Sunstein)对此作了进一步研究，他认为群体会走向极端，当人们身处由持相同观点的人组成的群体当中的时候，信息的交流佐证并加强了彼此的观点，他们更有可能走向极端。他同时也把互联网与群体极化联系起来，认为互联网就像一个巨大的回音室，充斥着志趣相投的人们组成的小群体，从而成为极端思想与活动的滋生地，“类似于互联网的环境很可能会造成群体极化的强烈倾向，因为群体成员感觉到群体的某种认同感”[3]104。由于网络的虚拟性、开放性、便捷性、匿名性特征，以及网络传播中“把关人”角色的弱化，网络虚拟空间于是成为群体极化的温床。在近似相同的情绪宣泄中，网络为个体怨恨的传播和相互感染提供了平台，使得怨恨情绪不断发酵扩散，从而成为建构社会怨恨情绪的重要舆论场。
现实中在某些舆情事件发生时，一些网民往往对事件或事件中的当事人肆意评判、谴责甚至谩骂，以此宣泄自己的不满情绪。例如，2013年4月7日，河南陕县政协主席、政法委书记、副县长等5名官员在新密市遭遇车祸身亡。这一事件迅速引发了网民的围观与热议。面对伤亡惨重的事实，人们正常的反应本该是哀悼和同情，但众多网民却表现出兴高采烈的狂欢心态。查看各门户网站相关新闻报道之后的评论跟帖，绝大部分网民表达的是幸灾乐祸及对官员群体的某种怨恨心态，认为“死得好”、“令人高兴”、“值得庆祝”等。一位网易网友如此评论：“我赶紧拿起手机给隔壁寝室的小帅打电话：小帅等下带饭，蛋炒饭给我加两个蛋，哥今儿要庆祝下”，获得了36 055人顶贴；还有众多网友以“……发来贺电”的句式“盖楼”，群起跟风以表达兴奋之情。网易跟帖的前几条热评，如“顶我一次死一个贪官”，“节后第一天上班就有好消息”等，表达的几乎都是兴奋乃至咒骂性言语，并且均有上万网友顶贴支持。[4]越是极端化、情绪化的言辞，越是受到追捧。对于一些网民来说，似乎只有借助于这种极端化、非理性甚至攻击性的言语才足以表达内心的怨懑之情。
显然，在此类舆情事件中，网民与当事人并不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网民的吐槽、怨言，只是出于当事人特定的身份。公众只是借助发生的事件以及事件中的当事人以发泄自己的不满和怨气，这正是当前社会怨恨情绪的集中体现。“无论谁在这个群体之中，也不分辨这个群体具体个人的功过是非，即便对你一无所知，即便远隔千里素无往来，网民依然乐于‘享用’事故带来的‘娱乐盛宴’，而不顾及事件本身。”[5]一些网民的态度是只讲立场，不论是非，当事人的身份就是“原罪”。2014年10月21日在沈阳市一家超市发生一起恶性伤人事件，一名女性顾客结账时发现钱包被盗，在与超市工作人员理论后被超市保安带到内部办公区的监控室，遭到殴打并被捅成重伤。这本来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行凶者和受害者的身份也很清晰。但因为受伤女士系沈阳市政协某领导的夫人，于是在网络上引发了网友大量幸灾乐祸的言论。查看各门户网站关于该新闻报道的跟帖评论，表示“活该”、“喜大普奔”的不乏其人，甚至众多声音为保安的施害行为做“脱罪辩护”，认为“保安不会无缘无故动刀子”，臆测该领导夫人“肯定是平时蛮横惯了”、“太张狂了”。如搜狐网得到众多网友点赞的热评，“估计在保安面前作威作福的，人家忍无可忍了”[6]，等等。如果这个女性顾客只是一名普通的消费者，人们大体会持同情态度，但由于该女士顶了一个“领导夫人”的身份，于是这个是非分明的事情，反而就是非不清了。身份、背景已经成为决定人们态度倾向、评判是非的主要依据，而事件的真相却掩盖在各种情绪化的言辞之下了。
正如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指出的：“形成群体的个人也会感觉到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这使他敢于发泄出自本能的欲望，而在独自一人时，他是必须对这些欲望加以限制的。他很难约束自己不产生这样的念头：群体是个无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担责任。这样一来，总是约束着个人的责任感便彻底消失了。”[7]9处于群体当中的个人，伴随自我意识的减弱、群体意识的增强，往往会表现得更容易冲动，更加放纵自己的言行，而网络的匿名性和虚拟性特征，尤其会强化这种“去个体化”效应。当网络空间充斥的是极端化、情绪化的言语表达时，理性化的声音就难有容身之地，甚至会被认为是某种“政治不正确”。例如，针对“河南5名官员考察途中遇车祸身亡”这一新闻报道的网友跟帖当中，也有少数网友表现得相对理性，对众多网友幸灾乐祸的心态表示痛心，对官员身亡表示同情，认为车祸身亡的官员未必是贪官，但持这种观点的网友却被大肆围攻，认为此类言辞是“年轻无知”的表现，更过分的则是出言不逊、破口大骂。[4]
近年来，所谓“官二代”、“富二代”、“穷二代”、“拼爹”等说法的流行未尝不是我国利益固化现实的通俗描述。2010年9月《人民日报》刊发了题为《向上流动的路怎样才畅通》的通讯报道，其中提出了一个严峻话题：穷会成为穷的原因，富会成为富的原因吗？文章描述了当前我国身份背景对后天发展影响加大，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面临困难的现实，认为贫富差距加大的趋势日趋严重，“阶层固化”所导致的严峻社会现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再不可漠视。[15]住房难、上学难、看病难、就业难等民生问题日益突出，让许多人备感生活不易；可是，面对某些没有节制的资本和缺乏边界的权力，面对各种有形无形的“壁垒”，“先天不足”又使他们拼不过关系和背景、拼不过潜规则，难免会使人们心生沮丧，缺乏安全感，产生强烈的挫败感、无力感。长此以往，社会将失去生机与活力，群体间的隔阂与疏离会更加严重，社会怨恨情绪也会不断累积。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才强调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是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的关键。
二、网络中的怨恨情绪反映了转型期我国社会结构紧张的现实
浮躁喧嚣的网络空间，人们言语无忌，在各种极端化的情绪宣泄背后，往往表现出非黑即白的思维倾向。尽管网民群体也许是针对舆情事件中的当事人发泄某种不满情绪，但实际上指向的却是特定的阶层或群体，反映了当前我国社会不同群体之间心理对立的倾向。因此，这种怨恨被认为是一种结构性怨恨，主要是因为转型期制度、政策及规范等社会体制的错动、失调、矛盾而造成社会诸要素配置严重失衡，从而导致社会成员普遍不满的一种心理状态。[8]14
作为结构性怨恨，社会怨恨的基本特征是怨恨主体和客体的群体性，表现为群体或阶层之间的对立，最直接的则是社会中某些强势阶层与弱势阶层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例如，在2008年哈尔滨六警察打死青年学生林松岭一案中，最初，林松岭毕业大学生的身份使得网络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谴责警察；但是当网上传言林松岭的父亲是当地一名房地产商、其舅为哈尔滨市政协主席时，网络舆论讨伐的风向随之改变，林松岭的角色迅速反转为寻衅滋事的“恶少”，而警察却成了人们同情的对象，网文叙事主题也变更为“六提辖打死林衙内”。公众往往只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公众态度的转换主要取决于当事人身份、角色的转换，依据公众的评判尺度，当事人归属于强势一方还是弱势一方是决定公众态度倾向的基本前提。针对这一事件一波三折的网络舆情，有评论人士认为，实际上这就是当今中国社会某种真实世相世态的必然反映，“像‘警察’、‘衙门’、‘开发商’、‘豪华轿车’等身份标签符号，见证的是社会阶层的分化、断裂，既得利益的固化，以及公众对这种分化、固化的严重不满和对立情绪”[9]。
在仪器设备方面选择超净工作台、高压灭菌锅、电热恒温水浴锅、电热恒温培养箱、高速万能粉碎机、pH计以及振荡培养箱。
但时至今日，新的阶层等级秩序逐渐成型，阶层间壁垒不断增加，已经出现了结构固化的趋势。由于改革的渐进式特征，一方面策略性回避原有体制的某些深层次、根本性问题；另一方面在改革过程中，依托某些过渡性、权宜性制度安排又难免会形成新的既得利益者。因此，改革的不彻底性既是造成当前我国利益格局失衡的重要根源，改革中产生的既得利益者又会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强大阻碍力量。他们会设法强化和固化既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从而导致利益的固化和阶层的固化。阶层固化是与社会流动相对的范畴，其实质是利益分配格局的固化，是社会不平等结构的固化。社会结构中的既得利益者通过其掌握的资源强化其优势地位，排斥底层社会成员向上流动，底层民众通过后天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日益困难，最终使得社会不平等的结构在代际间不断复制。
分田到户以后，之前连接国家与农民的村社集体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按当时的设计，农民具有农业生产经营自主权，村社集体为农业生产提供统一的社会化服务，也就是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农业经营体制。其中统的重要方面是村社集体有权收取“三项提留”、收取共同生产费，农户需要承担“两工”义务。农村土地是集体的，集体所有土地承包给农户耕种，农户具有生产经营自主权。一般情况下，土地承包给农户15年不变，但村社集体可以依据人口增减、生产便利需要进行调整，“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
2015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共享”的理念提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高度，强调“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19]。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20]。社会怨恨的产生源于社会结构紧张引发的各种社会冲突，而冲突往往又源于利益之争。利益格局失衡、利益分配不公，人们难免会产生怨懑情绪。所以从根本上来说，只有在改革发展中统筹兼顾社会各方面、各阶层的利益，让所有社会成员都能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才能有效化解因为社会不公产生的各种矛盾与冲突，释放结构张力，消解产生社会怨恨情绪的土壤。
心怀怨懑的人往往看什么都不顺眼，在本能的憎恶中很多时候已经先入为主，在潜意识中选择性回避对事实真相的跟进了解，而是采取武断的、刻板的思维和标准评判当事人的是非对错，认定“无官不贪”、“无商不奸”，医生一定“收红包”，教师一定“有偿补课”,在愤世嫉俗、以偏概全的非理性思维影响下，于是把愤怒的矛头指向特定身份群体的所有成员，从而导致特定群体的标签化、污名化。这种怨恨情绪越极端化、情绪化、普遍化，就越表明当前我国社会信任度在不断下降，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越加疏离和冷漠，这是社会撕裂、趋向碎片化的表现。极端化的言论氛围不可避免会进一步强化不同群体之间对立的情绪，加剧社会的紧张关系。由于我国目前缺乏一个稳定、庞大且能够发挥缓冲作用的中间阶层，强势与弱势阶层之间的对立，群体之间的鸿沟不断扩大，整个社会弥漫着普遍的信任危机，这会极大增加社会的运行成本，侵蚀社会认同的基础，增加社会整合的难度。民粹主义的阶层对立思维不止会在网络虚拟世界引发硝烟一片，所过之处充斥语言暴力、煽动性话语，甚至还会从线上走到线下，从虚拟网络空间进入现实世界，如屡屡发生的报复社会型恶性犯罪和泄愤型群体性事件，从而给社会的正常秩序、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带来挑战。
权力和资本历来被认为是一种支配性甚至压迫性的力量。在社会转型时期，“强势阶层通过权力和资本汲取资源的能力越来越强，而弱势阶层自我利益受损的情况则不断出现。在阶层之间利益的配置和冲突过程中，权力和资本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6]56。在这样的背景下，转型期我国干群矛盾、劳资矛盾、贫富矛盾等日益凸显，掌握权力的政府官员和掌握资本的富人于是就成为社会怨恨情绪指向的重要目标群体。早在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展开的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相关数据就显示，在问及“近十年来哪个群体获得的利益最多”时，认为党政官员收益最多的公众占比为69.84%；关于公众对不同分组群体间利益差距和冲突的感知，有50.68%的公众认为“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差异最大，其次为干部与群众之间(17.46%)，这说明贫富分化现象已成为普遍的社会共识，贫富之间、干群之间的利益分化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关于公众对群体间矛盾冲突的感知，干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居第一位 (28.26%)，其后依次是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矛盾冲突(24.02%)、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冲突(13.4%)、雇主与雇员之间的矛盾冲突(11.98%)。[17]322～325
三、转型背景下社会张力的扩大是社会怨恨情绪产生的重要根源
社会怨恨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社会心态、网络舆情传播的一种突出现象。为什么一些人内心充满戾气，为什么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之间会如此缺乏信任？面对网络社会中各种极端化、情绪化的语言暴力，人们当然可以指斥某些网民缺乏同情心、缺乏理性，是网络暴民，但这毕竟是需要正视的社会现实。社会怨恨的存在诚然与网络传播的特性有关。在众声喧哗的网络空间，一些网民在偏激的心态和激烈的情绪支配下，利用网络匿名的掩护，往往倾向于以极端化的言辞，表达自己的态度倾向，从而出现大量的语言暴力。但从根本上来说，社会怨恨的产生主要还是与转型背景下的社会结构紧张有关。在中国当下的情境中，所谓“结构紧张”主要表现为”因社会的结构分化速度快于制度规范的整合速度而形成的结构要素之间的紧张与脱节，使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由于政策与制度安排的变化而产生不满，因而引发矛盾与冲突的状态”[13]124。
其中，n表示数据点个数，ci和ui分别表示实际聚类标签和求得的聚类标签.δ(c,u)表示当c=u时，函数值为1；否则δ(c,u)=0.map函数将求得的聚类标签与实际标签进行映射，映射可采用Kuhn-Munkres(最大权匹配)算法[18]获得.ACC的值越大表示聚类越准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迅速由同质型社会向分化型社会转变，社会的利益结构由一元走向多元，社会阶层结构不断分化重组。分化加剧，新的社会结构要素不断出现，打破了原来相对均衡的社会结构模式；另一方面新的结构整合机制发育缓慢，国家的整合能力不断下降，以至于分化与整合失衡，致使社会的结构性张力不断加大，不同社会群体、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利益冲突日趋复杂化和显性化。社会怨恨很大程度上就产生于这样的矛盾冲突之中。尤其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往往会把自己的处境归结为社会，认为本来属于自己的“蛋糕”被某些强势者拿走了，而对改变自己的处境却又深感无能为力，基于这样一种受害者的心态就难免会产生怨恨情绪，并把怨恨情绪指向社会中的强势者。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改善，我国迅速由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发展成为贫富分化悬殊的国家。改革初期我国基尼系数为0.28，意味着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较小，但此后这一数值持续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2008年我国基尼系数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值0.491。之后逐渐回落，2016年为0.465。这一数值在亚洲地区仅次于菲律宾，并超过欧洲所有国家。实际上统计局的数据与其它机构的数据相比，还存在不小出入。西南财经大学公布的一份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高达0.61。[14]通常人们认为0.4是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如果超过0.6，则表明收入差距悬殊，贫富分化非常严重。尽管不同机构公布的数据不尽相同，但我国贫富分化比较严重，收入分配存在不公是不争的事实。这表明我国利益格局严重失衡，财富分配不断向少数人集中，社会利益共享机制出现了断裂。中国的传统是“不患寡，而患不均”。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不仅会影响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也会加大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压力，使得他们产生不满情绪。
问题在于，转型期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失衡、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很多时候并不完全是市场化因素造成的结果，而是因为其他因素，如垄断、特权、官商勾结等造成的。在市场竞争条件下，优胜劣汰，出现收入差距是自然的结果。但权力、垄断性资源等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拥有，这些资源本来具有公共的属性，如果官员以权谋私，或者官商勾结，通过不公平竞争巧取豪夺，尤其会使社会中的其他成员出现强烈的被剥夺感，从而产生不满乃至怨恨情绪。当然，在转型期，出现利益的分化，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有其必然性。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适当地拉开收入差距，本身就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机制。但是这种动力机制要能够发挥作用，就必须以社会的开放性、流动性为前提。
一位女生说她五年前喜欢画画，就慢慢地尝试钢笔画、水彩画等，每月画几幅，后来又喜欢上了摄影、滑雪、缝纫等，都去尝试了，但没有坚持下来。
在群体聚集的网络空间，特别是面对敏感性、争议性的舆情事件时，理性的沟通辩论，就事论事、以理服人往往是不存在的，通常就是“口水满天飞”，事实本身却淹没于这种无谓的意气之争当中了。针对网络空间成为一些网民“泄愤”的场所，知名节目主持人周立波曾不无偏激地提出了“网络公厕论”的观点，认为网络是一个泄“私粪”的地方，“就是实际意义上的公共厕所”。为此周立波受到众多网民的口诛笔伐，周还以颜色，彼此“出口成脏”，现身说法，展开了一场现象级的网络“骂战”。周立波认为网络民意全然不能当真，未免有失偏颇。网络毕竟已经成为现时代非常重要的民意表达渠道。即使一些网民言辞激烈，是纯粹的情绪发泄，只要未曾触及底线，未尝不是一种民意的反映。需要警惕的是，当情绪化的表达、非理性的声音占据上风时，就会构成一种无形的群体压力，人们要么选择随大流，修正自己的观点，要么在“沉默的螺旋”作用下保持沉默，从而更加助长网络群体极化倾向，形成非理性的“多数人暴力”现象。
参加本次调查的230名留学生来自不同的年级，由于他们都是根据学期初的分班考试成绩进入不同的班级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他们的语言能力跟他们的年级级别相对应。我们先根据学生的语言能力把他们分为三个小组，第一组为初级语言能力的学生，第二组为中级语言能力的学生，第三组为高级语言能力的学生，然后考查了不同语言能力的学生，其语用能力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人总是会有感性的一面，对于社会中那些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的官员和穷奢极欲、为富不仁的富人，有愤怒乃至仇视的情绪未尝不是正常的情感反映。正如易中天所言：“民众并不‘仇富’，他们反对的是‘不仁’；民众也不‘仇官’，他们反对的是‘不正’。为官不正，为富不仁，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18]53。现实中一些官员和富人作为社会精英群体却失去了社会的责任担当，甚至践踏法律和道德底线，搞权钱交易、行贿受贿，挥金如土、包二奶、养情妇等，炫权耀富，破坏公序良俗，把丑行、恶行当做人生成功的示范，不仅毒化了社会风气，也极大降低了公众的信任度。因此，网络中充斥各种“仇官”、“仇富”言论也就成为这样一些社会现实的直接回应。仇官、仇富心态则成为当前我国社会怨恨情绪的突出表现。
四、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纾解社会怨恨的重要途径
网络中社会怨恨情绪的弥漫与扩散反映了当前我国社会结构紧张的现实。当今世界一些后发国家陷入发展困局，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撕裂，不同阶层之间、群体之间的关系难以调和。而这种社会撕裂又会进一步激化各种社会危机，官员贪腐弄权、商人惟利是图、黑恶势力猖獗横行，社会怨恨情绪不断积蓄并成为强大的社会动员武器，底层民众于是很容易在民粹主义政治的操控下，动不动走向街头，诉诸暴力，从而陷入恶性循环难以自拔。社会无法形成集体共识，公共理性付诸阙如，公共利益的价值被集体漠视，国家不再是休戚与共、心之所系的精神家园和社会利益共同体，而成为法治不彰、治理失效、争斗不休的角力场。于是国家的发展与进步，民众的安定与福祉，也就成为镜花水月。因此，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须避免这样的局面。
本研究主要分析选择采用分层管理模式对于血透中心管理中进行应用所取得的效果,从本研究结果可以看出,落实分层管理模式以后血液透析中心当中的各项满意度都大大的提升,充分的证实了分层管理所取得的效果和价值。综上所述,临床在血透中心的护理管理当中落实分层管理模式可以有效的对于护理结构进行优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护理人员工作的主动性和责任心,同时也实现了工资待遇和劳动成果的相关性,可以为护理工作提供高效的保障,实现了护理人员的价值,有助于对人才的培养。
(一)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利益分配不均衡，某些强势群体掌握太多资源，而弱势阶层的利益受到忽视甚至被损害，这是社会负面情绪大量存在的重要根源。因此，要切实解决收入分配领域中的各种问题，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形成更加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初次分配是基础性的分配，是国民总收入直接与生产要素相联系的分配，因此首先要采取措施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尤其要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使居民收入的增长与GDP的增长同步，努力做到还利于民；要及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加强对最低工资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逐步缩小行业工资收入差距，使广大普通劳动者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在初次分配中，生产要素收入主要由市场决定，难免会导致两极分化，因此需要通过收入的再分配促进社会公平。
近年来，只要是涉及官员、富人或所谓“官二代”、“富二代”等方面的事件，就很容易挑动公众敏感的神经，引发汹涌的网络舆情。如上述“河南5名官员考察途中遇车祸身亡”事件，仅仅在网易网，就共有248 189人参与讨论，其中予以显示的跟帖有12465条。[4]也就是说，20多万人参与讨论，其中绝大部分网友的跟帖已经被网络“把关人”屏蔽，之所以会被屏蔽显然是因为一些言辞过于极端，不宜显示。事实上即使予以显示的跟帖绝大部分依然是各种非理性的情绪宣泄。此外，网络中的“仇富”心态也非常突出，如2009年广东东莞发生的农民工刘汉黄因为工伤赔偿纠纷杀死杀伤三名高管事件，很多网民称赞刘汉黄是“英雄好汉”，表示“向刘英雄致敬”，认为“杀死万恶的资本家”是正义之举。[10]还有同一年发生的吉林“通钢事件”，上任才一天的公司总经理陈国军被愤怒的工人殴打致死，这样的悲剧非但没有获得公众的同情，反而引来一片叫好声。网络跟帖几乎一边倒地赞扬通钢“工人阶级了不起”，幸灾乐祸于“打死个把资本家有什么了不起”[11]。近年来发生的类似事件，如2009年浙江杭州胡斌飙车案、2010年河北保定李启铭撞人案，2015年南京宝马撞人案等，都在事后迅速发酵，通过网络传播成为众所瞩目的公共事件，而舆论沸腾、群情激愤的背后见证的则是社会撕裂、信任恶化的现实。其实不单是官员或富人群体，社会中其他一些职业群体，如医生、教师等，也面临同样的舆论窘境。2012年3月发生在哈尔滨的杀医案，腾讯网转载事件新闻报道时所设置的话题调查，在总投票人数6161人次中竟然有65%的人在投票中选择“高兴”，却只有258人次选择“同情”。[12]还有2013年江西抚州临川二中因学生上课玩手机被老师收缴、学生把老师砍死的事件，网上同样存在大量认为老师该死的言论。显然，不正常的社会情绪反映的正是社会生活某些层面的不正常。
陈艳收款时一看多发了30元，疑惑地对龚正银说：“小伙子，你多发了30元。”龚正银对着陈艳笑着说：“姐姐，您可能不认识我了。九年前，您赊了我30元话费。后来，我外出打工一直没有回老家，话费也就一直欠着。”停顿了一下，龚正银又问陈艳：“姐姐，30元多少利息？”当时，陈艳既吃惊又感动，她对龚正银说：“9年了，我都忘了这事，没想到你还记着，利息就不用了。小伙子，好样的，姐姐给你点赞。”龚正银见营业厅顾客越来越多，怕耽误陈艳做生意，他还是像九年前一样，隔着柜台深深地给陈艳鞠了一躬，然后就离开了。
(3)同车间及公司三级站在质量数据上缺乏共享与集成，管理和监控滞后，信息获取不够充分，缺乏数据的深度分析。
政府需要通过税收政策增加对高收入群体奢侈消费行为的征税，降低或免除生活必需品的税率，从而降低大众化消费品的价格，减轻小规模纳税人的税费负担。要优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通过社会福利津贴、抚恤金、养老金、失业补助、救济金以及各种补助、农产品价格补贴等转移支付形式来帮助低收入群体，使其收入水平有所提高，达到缩小不同阶层收入差距的目的。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不公与收入分配秩序的不规范直接相关，因此还需要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要着眼于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通过再分配和税收手段调节过高收入，清理和规范工资、奖金、津贴等正常渠道之外的隐性收入，严厉打击和取缔各种非法收入，多渠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的税负，这样才可能逐步形成“橄榄型”的收入分配格局。
(二)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近年来，我国对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更加重视，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公共服务的水平和均等化程度有了明显提升，但由于问题长期积累，全体人民，特别是弱势群体享受到的公共服务水平仍然较低，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在某些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面还存在不均等的现象。如果这种状况迟迟不能改善，必然会使人们的不满情绪不断积累。因此，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也就成为缓解社会矛盾和冲突，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让全体人民群众共同享有改革发展成果的关键举措。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政府需要把更多精力放在发展社会公共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上。首先需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政府应根据居民多样化的公共需求状况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尤其需要在就业、养老、住房、医疗、教育、卫生及文化等民生领域有所突破，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社会成员个体之间的均等化供给。其次，需要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制度，使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拥有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权。由于我国各级政府职责同构的格局，各级政府间财政责任划分不清，存在“财力上收、事权下放”的现象，财力与事权不匹配导致基层政府财政困难，也使得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不足。因此，需要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强化各级政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权力与责任。要根据各级政府财力的不同以及公共物品层次性和受益范围的不同，界定各级政府的责任。为了确保省以下政府能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需要中央及上级政府适当下放财权，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基层政府可以自主支配的财力，从而实现不同群体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三)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落实公平与正义
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我国社会结构逐步定型，阶层间的边界正在明晰化，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代内流动明显减弱，底层人群向上流动的门槛明显增高，因而出现了利益固化、阶层固化的趋势。这不仅不利于阶层结构的优化，还会进一步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因此，需要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消除各种阻碍社会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流动机制，使社会利益结构、阶层结构趋向于合理。需要继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健全城乡一体化的户籍管理制度，逐步剥离附着在户籍身份之上的诸多权利和利益，解除户籍身份对人的束缚，从而促进人口的合理流动。教育一向被认为是主导社会流动最重要的机制之一，对于弱势群体来说，教育尤其是改变命运、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
政府需要以公共教育均等化为目标，采取积极措施，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实现教育投入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大体均衡，使社会所有成员都能平等享有接受教育的机会。长期以来，由于“体制区隔和一些政策及社会因素导致了社会排斥，使得一部分社会群体享受多种多样的福利，一些福利仅仅是部分人的特权；而一些社会群体只享受较少的福利或者几乎无福利可言”[21]62，因此政府需要通过实施补偿性的社会政策和发展性的社会政策以消除各种社会排斥现象。从根本上来说，社会排斥、利益固化是社会不平等的具体表现，所以最主要的是在制度层面贯彻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实现权利平等、规则公平、机会公平，不加歧视地合理分配权利与义务，保证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不因身份、职业、地位、财富等因素的不同而区别对待，这样才能够凝聚人心，激发社会活力，提升所有阶层人群的社会认同。
(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遏制权力与资本的结盟
现阶段我国阶层矛盾主要表现为干群矛盾和劳资矛盾，这也是当前社会怨恨情绪集中反映的领域。干群矛盾主要在于权力缺乏制约，权力缺乏制约必然导致滥用权力、以权谋私；劳资矛盾主要在于资本缺乏节制，资本缺乏节制就倾向于为了利润不择手段。没有边界的权力和缺乏节制的资本必然会扰乱社会利益的分配秩序，损害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加剧利益固化和阶层固化。在中国，权力一直是影响资源配置的重要变量。转型时期，某些政府官员在项目审批、土地批租转让、工程发包、行政执法、融资贷款、税收减免、国企改制等方面，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打招呼”、“批条子”，吃拿卡要，搞权钱交易，牟取特殊利益，极大败坏了政风世风，也招致了公众的强烈不满。权力腐败现象的蔓延在于权力过分集中，权力的监控力度不够。因此，必须强化权力监控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201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22]。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需要继续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明确每个部门及官员个人的职权范围，做到权责对等；同时要规范权力运行，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形成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运行机制，切实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资本问题是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转型期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尽完善，以至于资本向公权力渗透，设法攀附权力以实现财富增值；而权力则进入市场，试图借助资本做到权力变现。伴随权力与资本逻辑的扩张，基于权力和资本结盟所形成的利益集团对特殊利益的贪婪追逐，正是导致转型期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干群矛盾、劳资矛盾凸显的重要根源。因此，要处理好劳资关系、干群关系，化解矛盾和冲突，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明确权力与资本的边界。政府需要收缩权力，居于市场之外，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需要合理规范资本的生产经营和收入分配行为，防范资本对人的剥夺。当然关键还是要加强法治建设，把权力和资本关系的处理纳入法治化轨道，运用法治手段约束权力、节制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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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Resentment and Its Relief under the Social Structure Tension
LIURen-chun1,XULian-ming2
(1.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2. Department of Sociology，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China)
Abstract: The spread of social resentment has become a prominent phenomenon in the expression of Chinese folk discourse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Especially in cyberspace, some netizens take advantage of network anonymity as the cover, typing extreme and irrational words, for venting their inner discontent, showing the tendency of group polarization. Such resentment reveals the tension in social relation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a’s current differentiation.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1978, China has rapidly changed from homogeneous society to differentiated society. The structural tension of society has been increasing, and the conflicts of interests among different group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Social resentment arises largely from such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To cope with that, we should but take into account the interests of all sectors of society so that all members of society can enjoy the fruits of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and “let the people have more sense of gain”.
Keywords: network; social resentment; structural tension; group conflict
[中图分类号]C93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19)05-0016-10
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19.05.002
[收稿日期]2019-03-08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构建的困境及对策研究”(18B22034)
[作者简介]刘仁春(1971-)，男，湖南耒阳人，广西师范大学副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公共管理；徐连明(1974-)，男，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社会学博士。
[责任编辑 李长成]
标签：社会论文; 怨恨论文; 群体论文; 情绪论文; 权力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论文;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构建的困境及对策研究”(18B22034)论文; 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