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企的根本问题在于国企本身（论文文献综述）
穆希琳[1]（2021）在《国企工会互助制度的生成与变迁研究 ——基于YZ厂的实证分析》文中认为在我国各级工会组织实施的正式制度中,工会互助制度属于工会保障职能中兼具职工集体福利和困难职工帮扶双重主题的制度形式。该制度的生成是结构互构与个体需求的复合体。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内制度的表现样态呈现区别化,本文对工会互助制度发展阶段的划分将厘清制度的发展脉络,对各阶段制度内容和运行实际效果的分析是归纳制度阶段特征的依据。而在工会互助制度变迁的逻辑体系中,原有的制度生成结构发生变化,作为工会组织“自我赋能”的中层力量崛起发挥着创新工会互助制度组织形态的作用。对工会互助制度的研究将原本呈现为割裂状态的工会互助制度典型阶段融汇为一脉相承的制度发展过程,并且将静态的制度呈现以动态演进的方式开展研究。通过构建“结构—需求—制度”的分析框架,将工会互助制度的生成和变迁的动力要素划分为“宏观制度—单位组织”的多重制度逻辑结构,又将个体需求的满足程度使用“认同—行动”双重维度进行类型划分。通过分析强化了“中层组织”在制度变迁中不可忽视的关键力量,中层组织呈现单位组织“退场”、上级工会组织“入场”。工会组织通过市场化机制的尝试达到“自我赋能”,这一外在突生的力量为工会互助制度变迁提供了全新的组织形态。本研究选择东北地区国有大型企业YZ厂作为田野调查点开展实证研究。YZ厂建厂历史悠久,工会互助制度发展历程完善,并且当下YZ厂仍保留单位内外多种互助制度并行,在参与上级工会职工互助保障的主流互助制度之外,在单位内部按年度职工仍开展向厂内互助基金会捐款。本研究采用社会学定性分析方法中的实地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将该厂1955年建厂初期至1995年间在工会会员之间实行的以“互助储金会”为代表的经济互助制度,结合“生活服务小组”、“思想互助小组”等为代表的劳力互助制度和思想互助制度,统称为工会互助制度的“初样态”。将1995年后参与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C市办事处组织的以职工医疗互助为主要内容的“职工互助保障”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工会互助制度的“新样态”。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处于低位时期,收入分配制度遵循平均主义基础上的按劳分配,职工收入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成为客观现实。社会管理领域国家以单位体制将个体纳入单位组织中便于管理及整合,单位组织也成为国家向个体提供福利待遇的中间组织。本论文所研究的国有企业在单位体制时期是典型的能够为单位成员提供近乎全覆盖福利、单位成员对单位组织依附黏性较强的单位组织。从自上而下的结构角度而言,国家经济社会的宏观制度要求单位组织承担国家意志的传达者、国家资源的提供者角色,纳入代表着“国家”的单位组织中的个体依靠单位解决自身的困境成为该历史阶段下理所当然的选择。这是国家制度对单位组织内部成员互助行为的社会建构。从自下而上的结构角度而言,在企业与国家“同构”之下的国有企业工会,听从党委领导并为行政部门分忧是其重要的政治任务,在国家总体资源供给量不足的局限下,动员群众力量展开互助互济活动成为工会的理性选择。把单位成员的问题在单位组织的场域内解决,这是单位组织“向上负责”的反馈表现。在国家宏观制度与中层单位组织的互构结构之外,大量职工存在临时性经济借贷需求这样微观个体的实际需求也是工会互助制度的生成要素。笔者通过对YZ厂工会互助制度发展过程的研究认为互助制度的变迁是对原有互助制度中呈现正反馈递增的设置予以保留,在此基础上采取渐进式变迁的方式,符合职工对工会互助制度发展的预期惯性,也符合制度制定的主体工会组织的功能定位。由于工会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功能侧重有所区别,工会互助制度也随之呈现了从“解群众之困”到“筑风险补充保障”的功能偏重转向。在单位体制之下,工会是生产性行政单位的企业同盟者或建设伙伴。因此工会组织为单位行政减轻负担的同时还要为职工群体缓解压力,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工人的生活福利工作,将出现临时经济困难的职工“揽”到工会职责份内,采取广泛依靠群众力量、解决群众自身问题的方式设立“互助储金会”,这是工会对稳定单位体制的有效的助益方式之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职工互助保障的群体边界相较单位体制时期工会互助制度范围扩大。职工互助保障将一事一时的工会“送温暖活动”转变为覆盖全年的帮扶救助长效机制,将工会单向“施惠”转变为职工双向多元互助参与。笔者通过对YZ厂工会互助制度的研究认为互助制度的当代价值不仅在于为职工提供风险补充保障,更在于“重塑”单位内部职工间相互关爱的凝聚力。“在内”有单位组织对“单位人”的关怀,“单位人”以尽心完成职业目标作为对单位组织的回馈;“在外”利用大数法则的职工互助保障,是低投入的非营利性的风险补充补充保障。笔者认为工会互助制度的发展进路应在维护职工保障权益的原则上拓展多层次多元化的互助保障体系,配合“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过程中的下岗职工、人数日渐增加的离退休职工、互联网平台灵活就业职工等群体设置有工会特色的互助保障制度,这也将是工会迎合职工民意需求增强持续创新能力持续“赋能”的表现。
肖赛玥[2]（2021）在《国企“单位文艺”的生成及功能变迁研究 ——以S市112厂为例》文中研究说明考察典型单位制元素的生成与发展历程是单位制变迁研究持续关注的核心议题。在传统单位制社会,职工群众以“单位人”的身份工作、生活在各个单位组织之中。单位组织开展的文艺活动是职工业余文化生活的主要形式,加之党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需要借助文艺形式向职工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宣传和生产动员,“单位文艺”成为单位组织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在社会结构转型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单位制面临着转型或消解的趋势,与单位组织相依存的“单位文艺”同样面临命运抉择。单位制变迁的总体趋向是为适应社会发展逐步褪去单位组织的社会服务属性,回归以生产为主的企业属性,学界称之为“单位去社会化”。依据这一演变逻辑,文艺作为非生产、管理属性的元素,似乎难以摆脱被剔除的命运。然而,笔者通过实证考察发现文艺在当下的单位组织中仍有其发挥价值的空间。据此,本研究以在单位制变迁进程中依旧保留传统单位制组织形态的大型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将“单位文艺”作为单位制变迁历程中,单位组织内部的保留性元素加以考察。通过不同历史时期“单位文艺”的生成与功能变迁历程的探究,解析单位制变迁背景下单位组织为适应社会发展变化所进行的积极探索。受研究对象的历时性和复杂性因素影响,本研究主要采取质性研究方法,以S市112厂为研究个案,对112厂“单位文艺”的生成与发展历程展开实证考察。研究对“单位文艺”价值的考量是围绕“单位文艺”的功能变迁展开的,主要包括三个层次:首先是从历史维度对“单位文艺”的缘起与生成进行溯源,为“单位文艺”工具化属性的形成探寻历史源流;其次以“单位文艺”生成的历史轨迹作为逻辑主线展开研究。遵循结构功能主义分析范式,依据“单位文艺”的生成历程与功能预设、功能实现、功能延展和功能转向的对应关系,将“单位文艺”的功能变迁嵌入到“单位文艺”的生成与发展的时间序列之中。从不同历史时期的“单位文艺”的艺术图景中探究“单位文艺”如何助力单位组织实现动员机制的有效实施;再次是结合“单位人”对“单位文艺”的记忆表达和功能认知,探讨“单位文艺”的功能实效。基于文艺是潜移默化地产生影响的特性,笔者引入时间维度从即时性、阶段性和积累性三个层次探讨“单位文艺”的功能实效,并着重从积累性实效层面考察“单位文艺”对“单位意识”形塑起到的正向作用。研究结尾,笔者尝试运用本土实践经验与经典理论进行对话。借鉴布尔迪厄的文艺生成理论对“单位文艺”的生成结构中“文艺场域”与“权力场域”的结构关系进行分析。依据文艺生成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变化探究“单位文艺”的功能变迁的时代推动因素。本研究将“单位文艺人”视为“文艺生产场”中的行动者,通过分析“单位文艺人”的“习性”的产生,以及“习性”对“单位文艺人”的行动的影响,探讨“单位文艺人”作为行动者在“单位文艺”的生成及功能变迁过程中的作用。本研究将“单位文艺”定位为单位体系中,助力单位组织动员机制有效实施的协作要素。研究发现:（1）“单位文艺”的功能定位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文艺的价值禀赋一脉相承。在历次朝代更迭、社会变革的进程中,文艺在思想启蒙、教化民众方面发挥的功能促使中国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形成了一种价值认同与文化自觉。一方面是对文艺的工具属性的价值认同。能够发挥政治服务、社会服务功能的文艺形态往往比纯粹的审美性的文艺形态更被推崇。政治精英把文教当作统治中不可或缺的治理工具,文化精英则将文教当作一种应然的使命。另一方面是形成文化自觉。中国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善于汲取国内外不同历史时期和历史情境中的文艺工作经验,逐步构建出具有本土特色的文艺生成结构和运行逻辑。上述两点共识不仅是推进“单位文艺”的功能变迁的历史动因,也是中国文艺价值史观中亘古未变的核心命题。（2）从“文艺生产场”的场域结构来看,“文艺场域”与“权力场域”之间的结构依附关系促使“单位文艺”从生成伊始便走向组织化、制度化的文艺运行轨道。对资源与秩序具有绝对支配和管理权的权力主体从官方角度对“单位文艺”的功能建构过程进行把控,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单位文艺”的思想宣传、文化教育、生产动员等诸项功能的有效实施。“文艺场域”中“单位文艺人”作为能动的行动者,一方面通过意识形态导向的内化与再生产促进“单位文艺”的功能识别,另一方面则通过对意识形态导向的“过滤”和“化解”,形成“去功能化”的“单位文艺”记忆表达。（3）“单位文艺”的功能实效是随着时间的累积而逐渐呈现的。依据“单位文艺”发挥实效的时间长短可分为即时性实效、阶段性实效和积累性实效三个层次。研究发现,“单位文艺”对形塑“单位意识”中的积极要素具有正向作用。随着时间的积淀,以“单位意识”形塑为典型实效的积累性实效是单位制变迁进程中,“单位文艺”能够成为从传统单位制时期过渡到后单位制时期的保留元素的核心价值所在。组织架构和管理体制的调整促使以组织空间为单位共同体依存形式的共同体格局趋向松动或瓦解,而思想意识层面的精神共同体依旧存在,集体主义荣辱观与使命感等积极“单位意识”不仅是传统单位制时期的宝贵财富,在新时期同样具有重塑国企单位组织社会价值的现实意义。
刘凤文竹[3]（2020）在《新世纪初期国企技能传递组织模式变迁研究 ——以K厂技能大师工作室为例》文中提出技能及其与组织的关系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话题之一,技能传递自工业革命以来便成为现代工厂发展的重要现象。新中国成立以来,技能传递成为影响中国国企培养技术工人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环节。新世纪初期,面对中国制造业技能型劳动者供需矛盾逐步扩大的现实困境,在总结地方性经验的基础上,依托国家人才战略规划与政府制度性力量的推动,我国诸多行业内成立了“技能大师工作室”,并且在国企工厂中尤为典型,它是集传艺带徒、技能攻关等功能于一体的平台性组织,其出现不仅意味着企业的组织形态发生了重要变化,同时也对工人技能形成与传递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拟运用社会学研究的质性方法,通过对C市某高铁制造企业K厂若干“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田野调查,从工业社会学的研究视角,重点关注技能大师工作室生成及有效运转所依托的社会性,循着“环境—组织—关系”的研究框架,努力从总体上和多角度地对这一独具特色的组织形态展开研究,并对技能短缺背景下中国国企组织内部形态变迁及其对技能形成与传递的影响作出一个基本的理论提炼与概括。首先,本文从宏观视角对技能大师工作室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及企业环境展开研究。技能大师工作室是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到新阶段的情况下,面对技能型劳动者供需矛盾逐步扩大的现实困境,依托于一定地方性组织经验,由政府主导而形成的一种新型的组织形式。此外,大师工作室的有效运行离不开企业为其提供的制度环境作为支撑。技能大师工作室制度是嵌入于企业既有制度体系之中并与之互补与融合共生的:一方面,技能大师工作室作为集技能培训、技术攻关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的技能提升平台,其嵌入有助于厂内既有劳动力市场功能的发挥,因为内部劳动力市场是基于技能等级分层与提升而进行差异化激励的;另一方面,技能大师工作室作为一种非行政建制性组织,本身缺乏足够的激励与奖励机制,需要嵌入既有制度并与组织内部分配问题、升迁问题及职业流动等问题关联后才得以发生最大效用,由此内部劳动力市场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技能大师工作室内部缺乏有效劳动激励的局限,激发了工人群体的积极性与参与热情,促进了大师工作室的制度活力与影响力,在适应既有制度的过程中使得双方均得到了整合与升级。其次,在理解技能大师工作室及其作用的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追问和回答宏观制度环境对形塑其生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同时还应从微观层面上注意到,技能大师工作室并非是工厂内部传统意义上的工人工作团队,而是一种具有极强整合能力与平台性质的组织,并与厂内既有“车间—工段—班组”的纵向垂直结构发生着复杂的关联。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企工厂普遍实行以“车间—工段—班组”的纵向垂直结构对工人进行组织与管理,同时也成为工人技能培训与形成的基本组织结构,导致技能传递主要是在一定的行政生产单元内进行,技能资源相对单一,传递边界较为封闭。伴随着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建立,企业内既有的技能传递的组织模式发生了重要转变,形成了以“班组+工作室”的重层结构模式。这种技能传递的复合组织结构,并不是班组元素与工作室元素的简单相加过程,而是充满了复杂性,主要表现在:第一,大师工作室是将原有一线高技能工人按照技师及以上级别进行筛选与重新组合,其选择范围跨越了班组、工段甚至是车间,打破了既有的纵向垂直范围,有的工作室还吸纳专业技术人员、科研院校等相关主体加入其中,其着眼点在于在不同主体之间建立起密切的生产联结关系,该模式更具多元主体性;第二,从技能传递方式上看,扩展了技能传递的渠道,大师工作室作为一个高水平工人的团体,不仅能够对一线工人进行“拔高式”的培养,并能够以工作室的名义集中工人技能资本承接工厂重要的技能攻关项目、帮助行政部门举办技能大赛,还能通过资源引入的方式突破以往班组培训模式的相对单一性,其中既包括物质资源也包括人力资源;第三,从组织属性上看,该重层模式是将带有行政性质的纵向结构与带有非行政性质的工作室有机结合,使传统的纵向体系逐步转化为纵横联合的、具有交叉性的复杂格局,这种模式对于以往的组织形式的最大突破在于,通过多方资源引入与重组生成了一种具有平台性质与整合能力的组织,同时作为一种“技能共同体”也使得工人的自主性与主体性在技能传递中明显凸显,具有典型示范的意义。最后,作为企业内一种特殊类型的组织,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出现使得劳动者之间、劳动者与管理层之间在既有关系的基础上呈现出了多种新的互动形态,使工厂内原有的技能传递关系更为复杂化,其中师徒制改革下师傅与徒弟之间的互动关系最具代表性。从表面上看,师徒二人的关系似乎是通过技能的“传”与“承”建立起来的,但事实上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局限于这样简单的范畴,而是具有较为复杂的互动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间有建立在利益互酬关系上的“吸引与亲和”;有由于师徒合同短期化带来的“浅关系”;有由于徒弟数量膨胀导致传递关系上的“差序格局”化;也有从工作室工作角度而产生的师徒间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此外,工作室与企业管理层之间双向互惠与博弈并存,而工作室外普通一线生产工人对于工作室的“不参与”与“积极联系”也成为企业内部互动关系的重要方面。上述多面向的关系互动和态度取向构成了工厂内真实的关系形态,不仅使得技能形成与传递被编织在一张复杂的关系网络之中,同时也对企业技能传递关系的治理产生了复杂的影响。笔者认为,技能大师工作室作为国企内新出现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形态,是受到宏观社会环境、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以及劳动者群体的行为选择等多元因素影响的过程,因此,只有同时将环境、组织与关系纳入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分析框架,才有可能为其提供全面的分析。在这一意义上,本文通过“环境—组织—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试图全面认识以技能大师工作室出现为代表的国企内部组织形态变迁,并在此理解与认识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探讨这种组织模式变迁对于技能形成与传递有效性的影响。
刘志永[4]（2020）在《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文中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具有鲜明转型期特征的“企业家”发展史。肇始于“农民企业家”的改革开放历程,在证明“企业家”之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国王”的同时,其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复杂性也昭示了中国的特殊性——肯定“企业家”作用时并不能忽视政府及其官员作用。至少在地区层面上,单纯从企业家角度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奇迹”中地区发展不均衡突出的现象。地区间不均衡原因,站在现实而非理论的角度,与其说是企业家及其精神的禀赋差异,不如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家的“耦合”差异所致。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逐步迈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转型期所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转型叠加而来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处理理论上“政府与市场”及其表现在实践上“官员企业家与市场企业家”关系成为了中国在改革“深水区”时期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囿于研究范式,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抽象的一般的西方经济学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中国转型期的复杂性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研究素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把市场经济置于特定社会历史中来进行分析。基于中国特色治理结构和社会主义初级历史阶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由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实践层面上特别在地区层面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践上还不尽清晰,这不仅关系着地区间能否实现均衡发展,更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前行等重大问题。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对地区改革实践的观察,本文采用演绎归纳、历史研究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在借鉴主流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同时,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对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企业家和政府及其官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双主体”理论框架,分析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博弈关系,以及“双主体”耦合机制与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些政策及建议。中国“企业家”发展中交织着无处不在的政府“烙印”。循着中国改革脉络,发现实践中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绝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使然,而是中国治理体系和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交织关系在改革中的延展,其复杂关系主要在于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了“准市场主体”的地位。在本文提出“社会网络人”假设下,地方官员如同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谋取利益一样,为了获取其政治利益和财务利益而具有了“企业家”的属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进而和市场企业家一起推动着地区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双主体”机制是转型期间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必然选择。实践表明,在宏观层面上肯定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政府及其官员在地区层面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不同于其他相关文献的地方官员“为了增长而竞争”逻辑,本文认为在政治治理体系、地区禀赋结构和“社会网络人”约束下的地方官员的“为了竞争而增长”是“双主体”机制的现实基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耦合”决定着地区经济增长。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速度、绩效和可持续增长等取决于两者的“耦合度”,而且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不同致使着“双主体”耦合及其形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以地方政府在“耦合”中行为迥异的温州政府和苏南政府为典型性样本和地区科技创新系统动态演化博弈模型,证实了“双主体”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同时,本文从中央层面“把激励做对”来保证地方官员“做对的事情”的纵向机制和通过“中间组织”规制地方政府“做对的事情”和“防止做坏事”的横向机制上,提出了“双主体”稳定运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双主体”耦合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文化禀赋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相容,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形成各自行为上的充分自觉,催生出遏制政府随意干涉市场或者“越界”的市场力量和克服市场失灵等的规制力量,该模式最终会朝着“政府公共服务性引导+企业家主导型经济”的耦合方式演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的不同会导致地区间在朝着最终模式演进的速度、路径等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政府的“主体”地位不会消失,转变的只是政府职能——“因时因势因地”与企业家耦合的“能动性”行为。“双主体”下“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多维性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涵不完全在于政府的“大小”或者“强弱”,也不是空泛的“有为”“无为”,更不是僵化的“谁主谁次”“谁动谁从”,而是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因时因势因地”的动态耦合。因此,地区层面上的政府与市场“边界”是一个动态性多维度的意涵,包含着文化维度下“亲清”政商关系和制度维度下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企关系等在内的边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是地区层面“双主体”架构的目的。在“双主体”下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区企业家两个维度入手,提出了通过“双主体”耦合实现地区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及建议。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地区经济活动的产业政策,认为以“中央定规划、部委出政策、地方来执行、事后看绩效”为特征的“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在工业化起步和成长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进入创新引领阶段时其不适应性凸显,建议在发展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从“多层级”向“两层级”体制转变;同时,从地方官员的视角提出了地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程序化、组织化和法治化等的边界。二是地方政府间接介入地区经济的企业家政策,在前述分析企业家发挥作用需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的产权保护、市场化进程、政府行为法治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制度,中观层面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及文化层面的“亲清”政商关系、“友好”社会环境和“有效”诚信体系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及建议,以期实现“双主体”下的良好契合关系,进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高露洋[5]（2020）在《改革政治的多层想象 ——新时期以来工业小说研究》文中指出新时期以来工业小说是对中国改革历程的生动记录,内在蕴含了民族国家、现代化、改革之丰富语义,是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表征符号。思考新时期以来工业小说创作,有助于审视中国改革的独特性与复杂性,探究改革政治的多重面向,为反思文学与政治的互动关系提供新的视域。首先,工业小说中改革政治的核心内涵是以民族国家为主体,以科学技术为方法,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工业小说始终将国家置于现代化的时间序列上,以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现实,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受文化保守主义影响,部分工业小说尝试将儒家文化、家族文化等传统文化内核与工业生产、企业家精神相结合,试验了民族传统文化融入、促进现代化的可能性与代价;“工业史”小说则尝试修复国家与工人之间的紧密关系,通过叙写工业历史,缓释当下工人群体的身份焦虑。科学技术作为实现现代化的手段,在新时期工业小说中继续以“红”与“专”的形式得到呈现。知识分子作为科技的主体成为叙述的中心,工人在生产中处于从属地位,但知识分子的留洋与工人为国分忧,暗示了“红”与“专”的对立。科学管理一方面被视为提高生产效率的必要方法,具有无可争议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工人将科学管理视为压迫自身的方法。工人在失去科技话语权后,只能成为被管理的劳动力。新世纪工业史小说将“红”与“专”统一起来,工人子弟通过接受教育,既保证了工人文化的延续,又掌握了科学技术,完成了新世纪关于“又红又专”的想象。打工小说赋予“南方”以现代化的象征功能,集中呈现了打工者追求现代文明过程中的热望与代价,亦是中国现代化的缩影。南方或是现代文明的等价物,隐含了城与乡、现代与前现代的二元结构;或是检验劳动致富的实践空间;或是封闭的城市,拒绝打工者的闯入;或是生活的寓所,承载了打工者所有的喜怒哀乐。打工小说中的南方具有多样化的价值属性,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表意空间。其次,改革的推进伴随着阶层分化等社会矛盾的出现,使人们对改革产生质疑。工业小说与改革进程相呼应,反思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整合出现分裂的社会认同,修正社会对改革的认知。这突出表现在干部群像的改革实践以及对工人苦难的想象。不同阶段的改革实践赋予了干部形象特殊的政治意图和身份想象:他们或以“开拓者”之姿态表征国家改革的坚定意志;或以自身的失败反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之必要性;或被“污名化”处理,成为改革代价的道德镜像;或成为“职业经理人”,探求解决社会主义价值理念与资本逻辑矛盾的可能性。总之,干部形象的多种类别充分说明了中国改革的历时性与复杂性。工业小说中的苦难书写不仅仅在于展示苦难,更在于赋予苦难意义,达到阐释苦难的目的。《抉择》将苦难道德化,肯定工人对苦难的承担,通过惩治腐败回报工人对国家的忠诚,修复工人与国家的关系,消解了现实苦难的悲剧意义。《车间主任》认为苦难源于工人缺乏改革意识,苦难的克服有赖于工人自我的蜕变,简化了苦难生成的复杂性。《问苍茫》将苦难归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借助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情怀与马克思主义话语寻找解决现实矛盾的方法,最终在现实与理想之间进退失据。《无碑》将苦难视为打工者融入现代文明的必要代价,以个人奋斗的失败反思资本逻辑中的劳动美学。最后,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书写工业历史,记忆工人文化,想象工人未来,成为工业小说创作的中心。在后工业社会,工人文化的再生产分化成两种不同的路径:一是对工人文化的浪漫怀旧,反思改革对社会道德文化的冲击,抚慰工人群体的精神伤痛,重建工人文化的当代价值;一是消解工人文化的崇高性,突出工人的失败图景,突破工业小说传统的叙述模式。两种路径都存在明显的认知偏见,彰显了后工业社会记忆工人文化的难度。
彭巨水[6]（2019）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所有制问题是一切反对现存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的基本问题。由此可以看出,所有制问题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是一切社会形态演进、更替的内在逻辑和客观规律。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来看,所有制的演化不仅是多元的,而且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随着现实经济利益关系的变化而变化。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中国化的过程,就是所有制改革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并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面临新的历史方位,所有制改革也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总结我国所有制改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基于新时代的战略方位和时代要求,对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我国所有制改革提出新部署、做出新动员,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时代命题,从“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的高度强调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重要意义。从现实来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采取了较为有力的举措,改革成效初步显现。同时,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中还存在“混合就是私有化”“混合就是新的公私合营”等理论争议、“混合是否要国有股‘一股独大’”“混合到底是‘谁混谁’”等实际操作难题,影响了这项改革的深入推进。因此,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深入辨析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全面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所有制变革的历史脉络,从中找出我国混合所有制理论产生和发展的逻辑主线,进而通过回溯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实践,以此为基础,在坚持问题导向的前提下,从宏观、微观层面探讨如何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改革,并提出总体性思考和针对性举措,对于推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从理论、实践、对策三个方面深入研究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问题。首先,从一般理论层面入手,对建国以来混合所有制方面的研究文献作了综述,通过梳理相关研究发现,要探讨混合所有制理论必须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和西方产权理论入手。基于这一思路,讨论了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并将其与西方产权理论进行对比、分析异同,希望能够对混合所有制理论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和理解。接着,从实践层面出发,讨论了建国以来所有制理论发展和实践情况,总结了我国所有制理论演进规律和改革实践的经验教训,从理论和实践上得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就是混合所有制,这是一种经济发展规律,也是一种生产力发展趋势。由此,进一步深入探讨了混合所有制理论及混合所有制在我国实践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再次,从对策层面入手,坚持问题导向,总结和探讨了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坚持原则、构造环境、改革重点,然后从宏观层面转入微观层面,具体深入分析了国有企业、农村集体经济、民营经济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应采取的对策和选择的路径。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研究讨论的逻辑性方面具有一定新意,从整体上阐释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历史轨迹、演化趋势和内在规律,对从建国初期开始,一直到党的十九大,把“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在所有制变革方面探索中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全面总结;二是研究分析的结构性方面具有一定新意,在阐释混合所有制发展的具体领域中,构建了一个涵盖“国有企业、农村集体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分析视阈,在差异化问题导向下分析了不同所有制经济在混合所有制发展中所需的条件保障和应坚持的科学路径;三是研究结论的实践性方面具有一定新意,针对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搞混合所有制就是搞全盘私有化”和“搞混合所有制就是搞新的公私合营”等热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得出了混合所有制只是经济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的结论,以此为前提,从不同层面讨论了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对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公有制与非公所有制的混合发展,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和重大课题。本文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的变革,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为指导,学习和借鉴西方产权理论的有益观点,结合我国国情和特殊发展阶段,牢牢把握“两个毫不动摇”,探索一种新的混合所有制发展路径,才能积极拓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空间,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健康、更可持续的发展。这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应有之义,也是我们能够在经济发展中坚持理论自信的必然要求。在实践中,要深刻认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全局性、系统性、整体性和复杂性,既要发挥国有企业、农村集体经济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动性、引领性,也要发挥民营经济倒逼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积极性、参与性;既要注重培育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发展预期,也要注意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共识。
赵华美[7]（2019）在《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思想研究》文中认为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也同步进入新时代。站在崭新的历史方位,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从哪里来,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向何处去,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基于怎样的价值立场与路径安排,这些不仅关系到国有企业自身的前途命运,而且更是决定着党和国家伟大事业的兴衰成败。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道路绝不是光明平坦、一帆风顺的,作为“共和国长子”的国有企业一直在荆棘密布中攻坚克难、在毁誉参半中砥砺前行。历史和现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国有企业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始终充当着“顶梁柱”的作用,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支撑和政治基础。时代孕育着问题,现实叩问着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心系牵挂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实现国有企业的全面发展,并由此逐渐形成了一个系统科学的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思想理论,指出了当前国企改革发展的总方向。新时代各种矛盾的叠加,意味着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也必将成为在新时期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牵引力量,成为当前全面深化改革不容回避的焦点议题,因此要求具备科学完整的理论对国企改革进行指导。基于这种思考,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立足于当前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生动实践经验,通过追溯新时代国企改革发展思想以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和国学为根的理论根源,阐明了这一思想形成的历史依据。新时代国企改革发展思想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是灵活运用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和认识论等方法论的深刻实践。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特征,新时代国企改革发展思想涵盖了国企改革发展的各方面,包括国有企业的地位与作用、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国企党建等问题,并对国企分类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国资监管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同时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一带一路”开放战略中践行国企改革。新时代国企改革发展思想对指导当前国企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为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理论生长点的形成、新型“市场-政府”关系的构建、市场经济于社会主义制度有机结合的内生场域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同时还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化解、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党执政基础的巩固提供了实践路径。更为重要的是,新时代国企改革发展思想的论述阐明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小逻辑与全面深化改革大逻辑的内在机理,澄清了学界关于国企改革的各种错误言论,驳斥了国企低效论、国企垄断论和国企私有化等错误论断,增强了国企改革发展的自信。
张金艳[8]（2019）在《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文中指出作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生要素,技术创新不仅是现代生产力的重要表现,更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引发产业革命的重要内核,在新技术革命时期,尤其如此。虽然技术创新的主要参与和推动力量是企业等市场主体,但创新的持续推进离不开必要的国家干预。历次工业革命无不彰显国家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干预色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则以科技创新为内核的核心竞争力之争。2018年备受关注的中美经贸摩擦不仅仅是单纯的国际经贸摩擦,更是两国之间创新能力的博弈;不仅是技术之战,更是法律之战。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亦表明,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阶段,企业技术创新和政府作用都是构建一国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离不开相应的制度创新与有力保障。创新必需的良好法治、竞争、文化等营商环境的营造不仅是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重要目的,更是其干预的重要表现。经济法作为促进和保障经济健康、协调发展之法,对经济运行的介入和调节使命决定了其内含的国家干预本质。在众多法律制度领域,经济法在有效链接政府与市场、实现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中的重要规范与保障作用无可取代。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既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谦抑性干预,又是以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适度干预。经济法既能对技术创新行必要的促进、激励与保障作用,又能以其特有的规制功能引领技术创新朝向合理化方向发展,通过激励与规制双重维度的作用发挥,彰显其在创新驱动发展时期经济发展促进法的本质。本文立足于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和我国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基于技术创新的生产力本质和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经济职能,在经济法视域下考察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意图在经济法国家干预理念与制度保障下,正确界定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最优体制保障、最佳界限厘定等,在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充分彰显经济法在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制度作为。这既是对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必然因应,亦是经济法自身制度创新的应有之义。本文共有五章,沿着基础理论——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研究与论证逻辑进行展开。具体如下:第一章为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该章试图建构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与视域勾连。第一节首先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基本内涵展开,界定了本文研究范畴下的主要概念。本文的技术创新是以企业为主体、涵盖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以及产业化运营全链条的完整经济行为,国家对其干预建立在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防范技术风险等基础之上。文中的国家干预并非广泛意义的国家干预,而是以政府等经济管理主体为主的政府干预行为,与政府干预具有概念统一性。这里的概念解读与限定意在与经济法视域下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基本研究语境与范畴保持一致。接着梳理了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回顾比较了不同阶段技术创新理论中相应国家干预元素的变迁,试图解构论文中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由来及演进。第二节重点梳理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不同理论分支,为论文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奠定直接理论基础。本节对相关理论的梳理与介绍主要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不同维度进行分类,首先从激励、引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和市场创造理论。根据传统的国家干预理论,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主要源于该领域市场失灵的存在。技术创新因其明显的知识外溢性、高风险性等特征使其具有不同于一般市场失灵的特点与表现,决定了不同的国家干预需求。在对技术创新领域传统市场失灵理论梳理与阐述的基础上,论文接着对近年来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关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市场创造理论”进行了介评与分析,意在拓宽本文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理论支撑。市场创造理论对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国家干预解读超出了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的诱因与范畴,将国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应超强规划与干预解读为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之外的市场创造的内容。这也是近年来在非主流经济学领域备受关注的全新观点,其在技术创新领域“企业家型国家”的角色定位的确反映了现代国家在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无论该理论是否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其对印证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不可或缺都有所裨益。其次从防范技术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风险社会理论和负责任创新理论,意在从规制与约束技术创新负面效应的角度,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另一维度寻找理论支撑。现代社会充满了风险,其中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迅速发展带来的风险更加难以预估。技术创新作为一把双刃剑,其在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典型正外部性的同时,亦会因技术成果的滥用带来诸如环境污染、经济秩序失范、危及经济安全等负外部性,甚至会挑战道德、伦理与法律等。国家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对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进行预防与消弭,敦促技术创新主体进行负责任创新。而无论是风险社会理论还是负责任创新理论,其实都暗含了必要的国家干预需求。而其中不当的国家干预与规制本身又可能成为新的风险源泉,因此必须将这种国家干预纳入法制的框架,以避免其干预在消弭市场失灵的同时,产生新的干预失败问题。这种需求就与经济法本身的国家干预本质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因此,论文最后介绍了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为本文经济法语境下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建立自然的理论衔接。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本国经济运行之法,本身就具有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进行双重矫治与匡正的内在功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作为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必要组成部分,自然与经济法的国家干预理论具有天然契合性。论文分别从国内外经济法概念与代表性经济法国家干预理论的视角诠释该理论的主要内容。以上相关理论建立了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完整理论架构,也奠定了全文研究与论证的维度与基调。第三节针对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重点着墨,亦是本文论证的重要铺垫,主要在于解决从经济法视域下审视与论证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必要性。技术创新会影响制度创新,推动其不断发展完善;而制度创新又进一步保障与规范技术创新。论文主要基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协调互动关系,为接下来论证技术创新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奠定基础。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革命直接推动经济法的发展,同时经济法的基本特征、功能及回应性品格也决定其回应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必然性。经济法不仅要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不断回应与调适、完善自身,更应以其必要的创新与发展,保障技术创新在安全、有效的制度环境中运行。论文主要从经济法的经济性和现代性特征、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以及经济法之风险防范与规制法功能等三个方面论证经济法与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之间的必然回应关系。以上对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之间关系的论证再次夯实本文研究的范畴与语境。第二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该部分是论文研究的实证逻辑起点,目的在于通过对我国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现状的分析,探寻其中存在的问题及瓶颈。第一节主要论述了我国技术创新体制发展的不同时期、取得的主要成就及存在的问题。经过多年科技体制改革与发展,我国技术创新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正在逐步跨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是仍然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机制体制尚需完善、自主核心技术依然缺乏、距离创新型国家标准还有差距等,这些均制约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同时也对相应国家干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二节重点论述了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第一个维度展开。本节首先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促进技术创新几乎是所有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首要目的,也是国家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本体现,主要在于通过克服技术创新过程各环节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更好激励和促进技术创新与发展。在技术创新的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发、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与扩散以及市场进入等不同阶段,存在的市场失灵及相应国家干预需求是不同的,因此国家介入的程度与手段也应有所区别。经济法作为规范国家干预经济运行之法,理应通过其促进经济发展的相关规范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过程中发挥其重要保障作用。论文接着阐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主要梳理了我国不同时期的科技创新政策与产业政策。此处的国家干预政策主要表现为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等顶层制度设计,也属于广义上的经济法律规范范畴。在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主要举措方面,论文分别从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主的营商环境优化,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优化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激励,主导或引导产学研协同创新等实践层面展开,意在说明及国家在技术创新领域的积极作为。最后重点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具体经济法律制度的现状。首先梳理了激励技术创新及成果转化的专门法律制度安排与相关经济立法。在专门法律制度安排领域,本文主要列举了与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相关的具体法律,重点围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新修订部分的“市场导向”亮点进行了详细解读。在相关经济法律制度部分,本文重点围绕激励技术创新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安排和维护技术创新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制度安排两个维度进行列举与介绍。前者主要体现为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关法律规范,后者则主要是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市场规制法律规范,主要在于呈现经济法在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制度保障现状和基本样貌。第三节重点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技术风险防范维度呈现我国经济法在防范技术风险领域的立法及制度现状。首先是对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论文从技术风险的定义出发,介绍了技术风险的不同成因、危害与不同分类。本文的技术风险主要是指技术应用过程中结合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产生的外部风险或负外部性,并非指技术研发过程中因其不确定性产生的内部风险,该风险类型是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过程中着力规避的对象。接着再次重申经济法对其进行规制的正当性。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目前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政策及立法体现。由于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政策在所有技术创新政策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技术风险防范的政策内容异常薄弱,因此本部分与相关经济立法一并阐述与呈现。第三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亦是本文的问题提出部分。该部分共分为三节,每一节呈现一个较为突出的困境或问题,为下文的针对性对策解决提供论证的对应框架。第一节从目前科技创新体制角度论述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困境。重点围绕现行体制下的主体同构与政策协调问题展开。体制是否顺畅直接关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效果,现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众多之累、协调沟通之困及政策弥合之惑均是制约干预效果与成本的重要因素,也是文章着力研究、探讨与试图解决的重要问题,意在通过干预体制优化下主体的同构、政策的弥合等为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扫清主体不统一与干预效果掣肘之困。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不仅是创新驱动发展之基本要义,更是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进行勾连的重要背景。在科技经济深度融合过程中,科技、经济等不同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配合甚至是深度融合必要且迫切。现有体制下,与技术创新相关的国家干预主体涵盖了科技、经济等众多管理部门,看似国家对技术创新支持与鼓励的全面覆盖,但也会呈现出干预主体繁多、机构烦冗的困扰。在国家一贯主张并力促科技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背景下,当前科技与经济管理平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沟通、协调之困无疑会阻碍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步伐,这也是导致我国长期以来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重要原因。文章从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提出及必要性入手,分析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政策联动之困。第二节重点探讨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厘定之困。国家干预界限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研究中历久弥新的话题,由于二者之间的界限始终难以准确界定,因此在技术创新领域依然具有探讨与研究的必要。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方面,依然因干预越位、缺位并存对干预适度的把握造成困扰。在防范技术风险的相关干预领域,也存在监管与创新之间的平衡难题。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国家干预越位或缺位其实就是干预失灵的问题,对其进行充分预警有利于尽可能减少干预失败造成的损失或成本,尤其在促进技术创新的举国体制下,过度的产业政策激励未必产生应有的效果。本节最后一部分以光伏和新能源领域的产业政策实施为例,探讨了目前对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不足之困,为下文进一步思考相应的经济法矫治对策进行铺垫。第三节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本节是在第二章经济法制度现状基础上,进一步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探讨经济法律制度的不足之处。目前虽然有关于促进和规制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但是相关制度还很不完善,防范技术风险、新兴产业规制等领域亟需补缺。第四章为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本文重点选择美国和日本两个典型创新型国家作为蓝本,通过对两国不同科技经济发展和国家干预传统下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及其立法的介绍评价,为我国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体制保障、界限厘定及经济法律制度完善提供启示与借鉴。论文前两节分别围绕美国和日本的技术创新及国家干预进行介评,分别梳理了两国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国家干预及立法。美国虽然历来具有市场自由主义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具有天然的排斥和反感,但是美国崛起与创新之路却始终伴随国家干预的影子,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的“企业家型国家”角色更为彰显,不同时期的科技政策与立法一直是其国家干预的体现和保障。美国自工业革命以来就是在政府与市场协同共进下依靠技术创新的力量逐步实现其经济的迅速崛起。日本虽然也属于资本主义创新型国家,并且和美国一样经历了早期经济复苏与发展过程中市场换技术的阶段,但是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创新之路却与较强的国家干预紧密相随,其一路发展过来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国家干预传统与我国比较相似。日本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广泛存在的产业政策对我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与经济改革与发展更加具有启示与借鉴意义。第三节重点总结美国、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对我国的启示。首先,无论是倾向于市场自由的美国还是重产业政策的日本,在以技术创新为内核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均离不开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而科学完善的科技创新体制是其创新成功的重要保证。其次,美国和日本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国家干预是以充分尊重市场为前提的适度干预,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相得益彰、游刃有余,所有相关干预手段和措施均是基于市场失灵修复或必要领域的市场塑造和引领。美国和日本均重视对政府干预失败的预警,为尽量减少政府失灵,美国一直秉承市场优先、经济自由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保持一定的忌惮和谨慎;日本为汲取创新领域相关产业政策的失败,也在不断调整干预力度与模式。再次,完善的法律制度是两国实现技术腾飞与经济跨越的重要保障。两国不仅高度重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还注重对技术创新与发展过程中相应经济风险防范的立法规制,以保障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尽量降低野蛮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道德、伦理风险与秩序失范。这些均对我国相应国家干预提供了有益启示与借鉴。第五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本章为论文的对策篇,亦是论文着力追求的创新之处,论文针对前文提及的问题,在进行域外借鉴的基础上逐一进行完善。第一节为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前文提及的第一个突出问题相对应。论文认为,解决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体制之困的关键是应积极探索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通过进一步优化、整合科技与经济管理部门,使其具备从技术研发到投入市场、转化为产业的全链条技术创新管理与干预能力,避免因现行科技、经济管理体制相对分立下出现的干预低效问题。论文首先提出了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探索,介绍了大部制改革的含义及我国历次改革的概况,指出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现实需求和地方科技与经济管理大部制改革的探索等改革的内在动力和改革的基础,同时分析了改革面临的困境,进而提出了深度推进的具体措施等。由于大部制改革的推进并非一蹴而就,在现行体制下关键是解决好现有干预主体以及相关干预政策之间的协调与联动问题,论文针对以上问题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在现行体制下,尽量加强相关干预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通过建立相应的沟通协调机制,降低干预的沟通成本问题;加强政策实施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减少政策实施中的掣肘与低效问题。第二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分别从应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内容为对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的客观审视。文章主要从坚守市场失灵弥补之边界,正视引领、塑造市场的超强干预之边界和探索技术风险防范之边界三方面展开。首先,技术创新是以企业等市场主体为主的自发行为,动力主要源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实现的需要,放松管制、减少干预是技术创新所需的最佳外部环境。产业革命与转型是技术创新的最终归宿,只有尊重市场规律的谦抑干预、适度干预,才能真正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其次,国家在基础研究和重大技术、关键技术创新领域的超强引领与干预必不可少,意在发挥其“企业家型国家”角色,这也和我国建构型、过渡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契合。再次,在抑制、消弭、防范技术创新风险和保障经济安全领域,国家亦负有重要的干预责任,文章强调了对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强化与重视,不仅与前文的风险社会及负责任创新理论因应,又与文章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经济法律制度设计进行呼应。第二部分为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首先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基本互动规则,接着阐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适度原则,该部分主要结合经济法国家适度干预原则进行论证。适度干预或需要干预其实是对国家干预界限的一种笼统却又相对灵活的表达,适度其实就是为了避免干预的越位或缺位问题。政府失灵的存在更需要国家在干预经济运行中始终保持谦抑的品格,以需要国家干预作为介入经济运行的边界标准。引领、主导型超强干预抑或以尊重市场为前提的谦抑、必要干预均以正确发挥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为己任。本部分对适度干预的必要性、判定原则、判定标准及适度把握等进行了阐述。国家干预的界限与限度掌握不好,极易产生国家干预失败。第三部分重点论述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及矫治。首先论述了国家干预失败的含义、原因及表现。在对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失灵进行界定与论述的基础上结合技术创新领域对其表现进行阐述。国家干预失灵或政府失灵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不可回避但却难以有效解决与矫治的问题,技术创新领域亦是如此。本节最后一部分提出了相应的矫治方案。首先论述了公共选择学派关于政府失灵的一般矫治手段。但是无论是改革宪政、财政立宪还是引入公共部门的竞争与激励机制均非经济法视域下能够解决的问题。文章接着从立法、执法、司法及社会监督等方面简要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失败的综合矫治对策。经济法视域下的矫治与匡正主要借助于经济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完善,将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行为纳入经济法律制度框架本身即是一种矫治,也是经济法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重矫治功能的重要体现。因此,文中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的经济法矫治其实就是通过相应的经济法律制度设计将其干预行为纳入法制的框架,也为文章最后一节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埋下伏笔。第三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呼应论文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主要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制度完善问题。本节共有三部分内容,首先结合目前技术创新国家干预领域的政策与法律现状、困境,进一步强调了加强经济法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其实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既是广义的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对其干预行为的一种规范与保障。接着呼应全文关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基本维度,分别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展开对经济法律制度完善与创新的论述。前者主要论述了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等领域相关法律制度和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竞争法律制度的完善,更好发挥经济法在弥补市场失灵,促进、激励创新方面的作用;后者则从防范新技术发展下共享经济、金融科技、人工智能产业、基因技术应用等新业态、新经济相应风险维度,通过相应市场监管或规制法律制度的创新或完善,发挥经济法通过必要的国家干预以防范相应经济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其中贯穿了国家干预过程中对鼓励创新与必要监管、创新主体私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兼顾、创新自由与国家安全等兼顾的综合平衡与考量,亦对新技术革命时期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元共治下的国家干预定位进行思考。结论部分再次重申关注与研究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重要性,并对未尽研究进行展望。要充分发挥经济法在促进、鼓励技术创新与有效防范、规制相应技术风险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合理厘定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正确把握干预的限度,对干预失灵进行充分预警并进行相应的矫治,同时还应关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主体同构问题。只有遵循制度创新保障和决定技术创新的规律,对经济法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与完善,才能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和创新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不负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
张飞雁[9]（2019）在《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前很难找到不存在国有经济的国家,承担国有经济的载体是国有企业,在不同制度下国有企业承担的功能和作用不同,资本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的存在是为其政党服务,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是为人民服务,所以在不同制度下国有企业的发展路径不同。纵观国有企业演变历程,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国有企业都经历改革,在不同的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改革目的与路径必然不同,资本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有其制度的必然性,而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改革必然不能走私有化的道路,这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所决定。中国国有企业作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载体,在创造“中国奇迹”的伟大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取得巨大成就。回顾中国国企发展和改革路径,改革开放前30年,建成了“统购统销”、“统分统包”、“一大二公”的单一公有制国有企业。改革开放后40年,中国国有企业基本上是围绕国有企业控制权进行改革,从“简政放权”、“股份制”、到目前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基本上具备现代企业特征的基本构件。中国经过40年的改革,当前的国企再也不再是单一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已是产权多元化的现代企业组织,基本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但是,国有企业也积累一些问题、存在一些弊端,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并把混合所有制经济提升到制度层面,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写进国家重要文件,这为中国国有企业未来发展提出明确的发展路径——混合所有制。文章就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问题进行分析,从国有企业发展改革的实践路径入手,对国企改革路径以及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借鉴中西方的相关理论,提出解释国企混改的理论框架,用以分析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中的问题,并结合国内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最终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的优化方式。文章主要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法、描述性分析、案例分析、比较分析法。笔者比较分析国内外国企改革的路径特点以及国外成熟市场经济的国有企业改革路径的实践,为构建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理论与实践路径提供有益的借鉴。文章主要包括五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即本文绪论部分,主要对中国国企混改的背景和理论与现实意义。对国内外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文献和研究现状进行梳理,总结既有的研究成果,分析现有研究的不足,理清本文写作可行性、目的及意义;确定本文的研究方法;明确本文可能创新点和难点。第二部分,即第一章,首先通过梳理国内外国有企业改革的相关理论,为分析国有企业改革奠定理论基础;其次,通过分析国有企业混合改革的逻辑发现公有制制度前提下可以实现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从理论上解决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融合的问题,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问题就成为现代企业制度的治理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混合所有制企业改革的分析框架。第三部分,即第二章主要梳理中国国有企业的来源、发展历程,以及从整体和局部对国有企业治理的现状、运行状况进行统计性描述分析。从整体上看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萌芽、形成、发展并不断向成熟推进的过程,在国有企业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所表现出不同的内容和特征。第四部分,即文章的第三、四、五章,这部分主要是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分析,首先分析现阶段实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几种主要路径的模式的内涵、特征,并从整体上对各种路径的效果进行统计性描述分析。其次是分析对国有企业改革中两个典型案例和国外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改革实现路径中典型的模式特点研究,分析国有企业在实践的路径中出现的问题及国企改革的启示;第三,通过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模式和国内典型案例分析,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问题。第五部分,即第六章,是在以上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国企混改优化的具体路径和政策建议,为国企改革实践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并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建议。可能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一）许多学者认为微观层面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是国有经济主要载体和实现形式。笔者认为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并不仅仅通过国有企业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实现,只要是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实现形式都可以是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二）实践中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点,笔者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的突破点要注重人力资本在价值增中的作用,形成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要素利益共同体。（三）学术界与理论界一致认为,混合所有改革的关键是市场化改革,引入市场化体制机制打破行政垄断,而没有指出切实可行的实现市场化的路径。笔者认为职经理人的市场化机制是实现市场化的重要方式,最主要是政府放弃对国有企业人事的行政垄断权,使职业经理人选聘完全由市场决定。进一步探讨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企业的运行需要市场经济驱动,但政府也要发挥作用,需要市场与政府二者共同协调。随着经济的演化与发展,国有经济的运行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崭新的课题。进一步深入研究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有助于解决公有制制度体系下国有企业发展的问题,揭示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徐淑云[10]（2019）在《卫兴华经济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卫兴华是中国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杰出代表、是我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国内经济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卫兴华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60多年来,不断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进行发展和创新,提出了许多有创建的观点。卫兴华还结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实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进行系统性研究,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与构建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卫兴华经济思想包含的许多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理论依据,对我国经济建设与发展具有很强的实践价值。本文以卫兴华经济思想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卫兴华提出的主要经济理论观点为研究对象,力求对卫兴华的主要经济思想进行较为全面的概括和总结。本文研究所涉及的卫兴华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有:卫兴华对《资本论》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探索;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研究;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研究;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卫兴华对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卫兴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思考等。论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多角度阐释卫兴华的经济思想,在对卫兴华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脉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卫兴华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较为全面和系统的总结、概况和评析,并总结了卫兴华经济思想的特点,提出卫兴华经济思想对我国当前经济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结论:第一,卫兴华教授是我国着名的经济学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奠基者,对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二,改革开放以来,卫兴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研究、创新与发展,在经济理论和经济改革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和创新独到的政策建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第三,卫兴华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第四,卫兴华教授始终强调的“严谨的治学精神、求真的科学态度”和“不唯上、不唯书、不唯风”的研究学风,力守“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密的论证、严谨的学风”的“四严”治学格言,为后来的经济学工作者的培养产生重要影响。
二、国企的根本问题在于国企本身（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企的根本问题在于国企本身（论文提纲范文）
（1）国企工会互助制度的生成与变迁研究 ——基于YZ厂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与问题提出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工会 |
| 1.2.2 工会会员与单位成员 |
| 1.2.3 互助互济 |
| 1.2.4 工会互助制度 |
| 1.3 理论基础与解释框架 |
| 1.3.1 理论基础:制度生成与变迁理论 |
| 1.3.2 解释框架:“结构—需求—制度”分析框架 |
| 1.3.3 论文篇章结构 |
| 1.4 研究对象情况介绍 |
| 1.5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意义 |
| 1.6.1 理论意义 |
| 1.6.2 现实意义 |
| 第2章 相关文献回顾与述评 |
| 2.1 国内文献回顾 |
| 2.1.1 工会角色与组织运行研究 |
| 2.1.2 工会功能与改革研究 |
| 2.1.3 互助价值传统与互助实践研究 |
| 2.1.4 工会互助保障研究 |
| 2.2 国外文献回顾 |
| 2.2.1 工会角色与组织运行研究 |
| 2.2.2 工会功能与改革研究 |
| 2.2.3 互助思想与互助组织研究 |
| 2.3 既有学术贡献与局限 |
| 2.3.1 学术贡献 |
| 2.3.2 研究局限 |
| 第3章 工会互助制度生成的背景分析 |
| 3.1 制度下沉: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催生互助“刚性需求” |
| 3.1.1 计划经济时期经济水平与收入分配制度的局限 |
| 3.1.2 单位制初期国有企业“纵横交错”管理体系下的工会组织 |
| 3.1.3 单位制初期的工会保障职能 |
| 3.2 组织反馈:单位成员团结模式的有机形塑 |
| 3.2.1 发挥工会“政治动员”组织者的作用 |
| 3.2.2 互助行为优化单位成员社会互动结构 |
| 3.2.3 集体主义思想成为单位体制时期价值取向 |
| 3.3 个体需求:满足计划经济时期单位成员基本生活保障需求 |
| 3.3.1 脱离剥削性质的旧时民间借贷组织的需求 |
| 3.3.2 大量单位成员存在应急借款的需求 |
| 3.3.3 缓解单位成员家属“后顾之忧”的需求 |
| 第4章 计划经济时期工会互助制度的“初样态” |
| 4.1 工会互助制度“初样态”的运行和功能 |
| 4.1.1 建国初期工人阶级互助实践 |
| 4.1.2 工会互助制度的运行过程 |
| 4.1.3 工会互助制度“初样态”的功能 |
| 4.2 YZ厂工会互助制度“初样态”的内容和特点 |
| 4.2.1 “互助储金会”——经济互助制度 |
| 4.2.2 “生活服务小组”——劳力互助制度 |
| 4.2.3 “思想互助小组”——思想互助制度 |
| 4.2.4 由“输血”到“造血”的互助基金会 |
| 4.3 单位成员对工会互助制度“初样态”的行动回应 |
| 4.3.1 单位成员“支持型”行动 |
| 4.3.2 单位成员“妥协型”行动 |
| 4.3.3 单位成员“观望型”行动 |
| 4.3.4 单位成员“排斥型”行动 |
| 第5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工会互助制度的“新样态” |
| 5.1 工会互助制度“新样态”的特点和功能 |
| 5.1.1 从路径依赖视角解析工会互助制度“新样态” |
| 5.1.2 职工互助保障区别于商业保险的独特价值 |
| 5.1.3 互助制度助力工会打造全方位保障“品牌” |
| 5.2 YZ厂工会互助制度“新样态”的表现形式 |
| 5.2.1 YZ厂参与职工互助保障的必要性 |
| 5.2.2 双轨互助制度并行的YZ厂特色 |
| 5.2.3 对制度目标和成效的认同激发参与动力 |
| 5.3 单位成员对工会互助制度“新样态”的行动回应 |
| 5.3.1 单位成员“支持型”行动 |
| 5.3.2 单位成员“妥协型”行动 |
| 5.3.3 单位成员“观望型”行动 |
| 5.3.4 单位成员“排斥型”行动 |
| 第6章 工会互助制度的变迁逻辑分析 |
| 6.1 宏观制度对中层赋能和个体需求的决定作用 |
| 6.1.1 国家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作用 |
| 6.1.2 单位由行政性整合转向利益性整合 |
| 6.1.3 “国家—单位保障”进阶“国家—社会保障” |
| 6.2 中层赋能的“强化”促生互助组织新形态 |
| 6.2.1 向上贯彻:上级工会“在场”重塑互助边界 |
| 6.2.2 向下回应:发挥工会组织联系职工的“桥梁纽带” |
| 6.2.3 自我赋能:工会组织市场化“跨界” |
| 6.3 微观个体为宏观结构和中层赋能提供经验建构 |
| 6.3.1 “搭便车”的群体惰性助推互助行为制度化 |
| 6.3.2 “由借到挣”的行为逻辑嵌入互助基金会的运营理念 |
| 6.3.3 “风险自担”的制度常态激发工会互助保障的转型 |
| 第7章 结论与讨论 |
| 7.1 主要结论 |
| 7.1.1 工会互助制度生成的复合因素 |
| 7.1.2 工会互助制度变迁不可忽视的“中层力量” |
| 7.1.3 工会互助制度的现实意义 |
| 7.2 研究不足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访谈提纲 |
| 附录2:受访者基本信息表(以访谈时间先后排序) |
| 附录3:《互助储金会组织通则》 |
| 附录4:《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章程》 |
| 附录5: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C市办事处开展的职工互助保障类型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 致谢 |
（2）国企“单位文艺”的生成及功能变迁研究 ——以S市112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单位文艺 |
| 1.3.2 单位文艺组织 |
| 1.3.3 单位文艺人 |
| 1.4 理论基础 |
| 1.4.1 结构功能主义 |
| 1.4.2 艺术场域理论与文艺生成理论 |
| 1.5 研究设计 |
| 1.5.1 研究对象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田野过程介绍 |
| 1.6 研究框架与篇章结构 |
| 1.6.1 研究框架 |
| 1.6.2 篇章结构 |
| 1.6.3 阶段划分依据 |
| 1.7 研究意义 |
| 1.7.1 理论意义 |
| 1.7.2 现实意义 |
| 第2章 “单位文艺”溯源 |
| 2.1 中国传统文教思想与文艺社会功能说 |
| 2.1.1 为治世而兴诗教 |
| 2.1.2 “文以载道”理念的形成与沿用 |
| 2.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教思想的传承与文艺使命的延展 |
| 2.2.1 从“文以载道”到“文以化人” |
| 2.2.2 文艺跃升为革命战斗的武器 |
| 2.3 苏联模式中的文艺工作经验 |
| 2.3.1 文艺是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 |
| 2.3.2 开辟工人阶级的学校和乐园 |
| 2.3.3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本土化探索 |
| 小结 |
| 第3 章 生成期:“单位文艺”的早期萌生 |
| 3.1 “单位文艺”早期生成的历史语境 |
| 3.1.1 “单位文艺”形成的宏观社会语境 |
| 3.1.2 “单位文艺”形成的地域环境 |
| 3.2 “单位文艺”的生成动因与功能预期 |
| 3.2.1 国家层面:价值理念的形塑与传播工具 |
| 3.2.2 单位层面:助力单位组织动员机制有效实施 |
| 3.2.3 个人层面:满足多元精神文化诉求的主要路径 |
| 3.3 “单位文艺”的早期文艺景观与功能实现 |
| 3.3.1 爱国主义教育与爱国情感抒发 |
| 3.3.2 弘扬集体主义劳动精神 |
| 3.4 “单位文艺组织”的早期雏形 |
| 3.4.1 “自发原生型”业余文艺团体 |
| 3.4.2 “路径依赖型”业余文艺团体 |
| 3.4.3 “模式借鉴型”文艺活动阵地 |
| 3.4.4 “辅助拓展型”文艺活动空间 |
| 小结 |
| 第4 章 过渡期:“单位文艺”的震荡式过渡 |
| 4.1 过渡期的“别样文艺景观” |
| 4.1.1 “大跃进”时期的“文艺跃进” |
| 4.1.2 “文革”时期的“模式化”文艺生产 |
| 4.1.3 绑缚“政治胞衣”的“单位文艺” |
| 4.2 过渡期的常态化“单位文艺”实践 |
| 4.2.1 “单位文艺”的检阅与提升 |
| 4.2.2 文化主管部门与权威大众媒体联合树立舆论导向 |
| 4.2.3 单位组织自有媒体助力“单位文艺”的传播与推广 |
| 4.3 功能预设与功能实效的偏差 |
| 4.3.1 不同利益主体对“单位文艺”的功能预期的博弈 |
| 4.3.2 个体对功能实效的感知与内化的偏差 |
| 小结 |
| 第5 章 成长期:“单位文艺”的蓬勃发展盛景 |
| 5.1 改革开放初期:“单位文艺”的发展新契机 |
| 5.1.1 文艺政策制度调整 |
| 5.1.2 单位组织体制变革 |
| 5.2 成长期:“单位文艺”的发展态势 |
| 5.2.1 文艺活动常态化与文艺形态多样化 |
| 5.2.2 文艺活动组织规模日趋扩大 |
| 5.2.3 发挥“典型单位制”区域的引领与示范作用 |
| 5.3 “单位文艺”的功能延展:单位组织文化的系统构筑 |
| 5.3.1 自制影视剧——单位组织文化的影像呈现 |
| 5.3.2 厂歌、厂旗和厂徽——单位组织文化的识别符号 |
| 5.3.3 厂庆文艺活动——单位组织历史的文艺呈现 |
| 5.3.4 文艺公关——维系单位组织公共关系的纽带 |
| 小结 |
| 第6章 转型与发展期:“单位文艺”发展中的挑战与自我调适 |
| 6.1 转型期“单位文艺”发展中的现实挑战 |
| 6.1.1 国企单位组织的角色转换 |
| 6.1.2 代际更迭导致“单位文艺组织”的凝聚力下降 |
| 6.1.3 文化多元化与“单位文艺”的效用困境 |
| 6.2 多元功能诉求促成“单位文艺”的功能转向 |
| 6.2.1 国家层面:重塑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担当 |
| 6.2.2 单位层面:“内聚外展”双向驱利力下的功能延展 |
| 6.2.3 个人层面:搭建情感融入与情感记忆的桥梁 |
| 6.3 “单位文艺”的自我调适与功能的演变进路 |
| 6.3.1 “单位文艺”的自我调适 |
| 6.3.2 “单位文艺”功能的演变进路 |
| 小结 |
| 第7章 “单位文艺”的评价 |
| 7.1 “单位文艺”的民间记忆与功能解读 |
| 7.1.1 “单位文艺人”对“单位文艺”的功能解读 |
| 7.1.2 “非单位文艺人”对“单位文艺”的功能解读 |
| 7.2 引入时间维度解析“单位文艺”的功能实效 |
| 7.2.1 即时性实效 |
| 7.2.2 阶段性实效 |
| 7.2.3 积累性实效 |
| 7.3 “单位文艺”与“单位意识”的形塑 |
| 7.3.1 “单位意识”的内涵与形塑过程 |
| 7.3.2 “单位文艺”的运行特质 |
| 7.3.3 “单位文艺”的形塑策略 |
| 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讨论 |
| 8.1 “文艺生产场”的运行逻辑与“单位文艺”的功能变迁 |
| 8.1.1 结构的附属:“权力场域”中的“单位文艺” |
| 8.1.2 “文艺场域”的内部结构 |
| 8.1.3 作为行动者的“单位文艺人” |
| 8.2 “单位文艺”的未来发展趋向 |
| 8.2.1 “单位文艺”的“回潮”现象 |
| 8.2.2 “单位文艺”发展的合理性与持续性 |
| 8.2.3 “单位文艺”发展的适用性与局限性 |
| 8.3 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单位文艺爱好者访谈提纲 |
| 附录2:单位文艺管理人员的访谈提纲 |
| 附录3:受访者基本信息表 |
| 在读博士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致谢 |
（3）新世纪初期国企技能传递组织模式变迁研究 ——以K厂技能大师工作室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1.1 高技能工人短缺制约产业升级发展 |
| 1.1.2 技能供需矛盾背景下技能大师工作室的诞生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核心概念界定 |
| 1.3.1 “技能传递”的含义及理论依据 |
| 1.3.2 “技能大师”的界定 |
| 1.3.3 “技能大师工作室”的概念与分类 |
| 1.4 研究意义 |
| 1.4.1 理论意义 |
| 1.4.2 现实意义 |
| 1.5 研究设计 |
| 1.5.1 研究对象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研究过程介绍 |
| 1.6 研究框架与篇章结构安排 |
| 1.6.1 研究框架 |
| 1.6.2 篇章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2.1 从工作室制引发出来的问题 |
| 2.1.1 工作室制的起源及基本特征研究 |
| 2.1.2 不同学科对于技能大师工作室的研究 |
| 2.2 工人技能形成问题综述 |
| 2.2.1 关于技能的差异性理解 |
| 2.2.2 从劳资斗争探讨技能问题:西方劳动过程理论 |
| 2.2.3 师徒制研究的三种路径 |
| 2.2.4 技能形成的国家（地区）体系与国际比较 |
| 2.3 工厂制度下组织和关系变迁研究综述 |
| 2.3.1 关于组织模式变迁的总体研究 |
| 2.3.2 西方工厂制度下的组织研究 |
| 2.3.3 苏联的工厂组织模式研究 |
| 2.3.4 中国国企组织模式研究 |
| 2.4 以往研究的贡献与不足 |
| 2.4.1 学术贡献 |
| 2.4.2 研究局限 |
| 第三章 技能大师工作室生成的社会环境及过程 |
| 3.1 国企技能供需的矛盾与困境 |
| 3.1.1 技能短缺痼疾之源 |
| 3.1.2 国企内外部技能形成方式的非均衡性变化 |
| 3.2 国企技能大师工作室生成的地方探索与国家介入 |
| 3.2.1 “类工作室制度”的地方性探索 |
| 3.2.2 国家介入: 技能大师工作室的生成及制度性推广 |
| 3.2.3 国家对技能大师的身份建构 |
| 3.3 K厂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形成过程 |
| 3.3.1 早期探索: 工人自发组织“高铁技术沙龙” |
| 3.3.2 工作室雏形: 企业建立“金蓝领工作室”及“首席操作师工作站” |
| 3.3.3 国家授牌: 技能大师工作室的正式成立 |
| 第四章 企业环境与技能大师工作室制度体系的构建 |
| 4.1 企业对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制度管理 |
| 4.1.1 性质定位: 非行政建制性创新团队 |
| 4.1.2 平台组织: 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功能复合性与生产嵌入性 |
| 4.1.3 对技能大师工作室的柔性激励与弱退出机制 |
| 4.2 制度关联: 内部劳动力市场与技能大师工作室的运行 |
| 4.2.1 分层与晋升机制: “操作师”与“技能专家”评聘制度 |
| 4.2.2 激励机制与导师带徒绩效化 |
| 4.3 关于技能大师工作室有效运行的讨论 |
| 4.3.1 一种“柔性制度”: 对技能大师工作室制度属性的理解 |
| 4.3.2 与企业技能晋升制度关联: 由“身份性才报酬”到“行为性才报酬” |
| 4.3.3 企业的技能提供制度: 国企与国家在培训上的同一性 |
| 第五章 技能大师工作室场域下技能传递的组织形态转换 |
| 5.1 班组制: 国企技能传递的传统组织形态 |
| 5.1.1 班组制下技能传递的具体形态 |
| 5.1.2 班组权力结构、动员能力与技能传递 |
| 5.2 “班组+工作室”模式: 国企技能传递的“重层结构” |
| 5.2.1 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多元主体结构 |
| 5.2.2 作为“平台”的组织: 技能大师工作室对班组模式的突破与创新 |
| 5.3 对工作室制度下技能传递组织形态转换的讨论 |
| 5.3.1 “跨界兼职”: 技能大师工作室组织结构的多元性 |
| 5.3.2 从“班组制”到“班组+工作室”模式转换的影响 |
| 5.3.3 对工人主体性的发挥与“技能共同体”的营造 |
| 第六章 技能大师工作室场域下技能传递关系形态的展开 |
| 6.1 国企内部技能传递的关系变迁 |
| 6.1.1 国企内部技能传递的传统关系 |
| 6.1.2 技能大师工作室场域下技能传递关系的变动 |
| 6.2 技能大师工作室场域下的技能传递关系形态分析 |
| 6.2.1 师傅与徒弟的关系 |
| 6.2.2 工作室成员与工作室外普通工人的关系 |
| 6.2.3 技能大师工作室与企业管理层的关系和互动 |
| 6.3 国企内部技能传递关系的特征及评价 |
| 6.3.1 工作室场域下的师徒关系: 从“二元关系”到“发展性网络” |
| 6.3.2 技能传递的“公”“私”分离 |
| 第七章 讨论与结论 |
| 7.1 企业组织形态变动与技能传递模式的变迁 |
| 7.2 “环境—组织—关系”框架下的技能大师工作室 |
| 7.3 进一步的研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K厂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统计名单及情况汇总 |
| 附录二:访谈者编码 |
| 附录三:访谈提纲 |
| 附录四:K厂技能大师工作室导师带徒合同样本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致谢 |
（4）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企业家与中国改革进程:基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
| 3.1 改革的启动期和企业家萌芽(1978年12 月-1992年10 月) |
| 3.2 改革的推进期和企业家成长(1992年10 月-2002年10 月) |
| 3.3 改革的深化期和企业家发展(2002年10 月-2013年11 月) |
| 3.4 改革的攻坚期和企业家“主体”确立(2012年11 月..至今)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4.1 宏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三期滞后动态模型的SYS-GMM分析 |
| 4.2 微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知识扩散维度的SEM分析 |
| 4.3 政府的作用:实证模型隐含的启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家理论的视角 |
| 5.1 渐进式改革下政府的“有形之手” |
| 5.2 “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 |
| 5.3 转型期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官员企业家 |
| 5.4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与经济增长困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区经济增长中“双主体”: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6.1 “双主体”的时空辐辏:中国改革实践与理论困境 |
| 6.2 “双主体”耦合:经济增长中的合意行动 |
| 6.3 “双主体”的演化博弈:基于创新的视角 |
| 6.4 “双主体”的稳定均衡:激励约束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双主体”模式检验:以苏南和温州地方政府为样本 |
| 7.1 市场化准备阶段(1978-1992):政府“控制人”+企业家“萌芽” |
| 7.2 市场化初级阶段(1992-2002):政府“经济人”+企业家“侍从” |
| 7.3 市场化发展阶段(2002-2013):政府“协调人”+企业家“主角” |
| 7.4 市场化深化阶段(2013- ):政府“公共人”+企业家“主导”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双主体”模式与地区经济增长 |
| 8.1 中央-地方产业体制:战略性产业的“多层级”向“两层级”转变 |
| 8.2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 |
| 8.3 地方政府的“企业家”政策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主要内容及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布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5）改革政治的多层想象 ——新时期以来工业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缘起 |
| 二、工业小说范畴的厘定 |
| 三、研究现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与内容 |
| 第一章 改革主体:新时期民族国家想象的建构 |
| 第一节 民族国家神话与现代性反思的阙如 |
| 第二节 文化保守主义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重构 |
| 第三节 “工业史”书写与缓释身份焦虑 |
| 第二章 改革路径:科技霸权与工人的失落 |
| 第一节 科技主体:工人主体地位的消解 |
| 第二节 科学管理:效率与公平矛盾的凸显 |
| 第三节 科学信仰:工人与科技再结合的可能性 |
| 第三章 改革前沿:“南方”的现代化想象 |
| 第一节 文明之地:无悔的现代性追求 |
| 第二节 财富之所:虚幻的奋斗传奇 |
| 第三节 封闭之城:永远的都市异乡人 |
| 第四节 生存之寓:被忍受的现实痛楚 |
| 第四章 改革干部:公平与效率的困境 |
| 第一节 “开拓者”型:官僚体制与卡理斯玛支配的失败 |
| 第二节 “无力回天”型:“好人”没用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吁求 |
| 第三节 企业家型:改革正义与干部形象的污名化 |
| 第四节 职业经理人型:身份焦虑与社会主义价值诉求 |
| 第五章 改革阵痛:工人苦难与认同政治的重整 |
| 第一节 《抉择》:主流话语与苦难的道德化 |
| 第二节 《车间主任》:改革神话与苦难的内在化 |
| 第三节 《问苍茫》:诗性正义与苦难的本质化 |
| 第四节 《无碑》:资本逻辑与苦难的价值化 |
| 第六章 怀旧与消解:后工业社会工人文化的再生产 |
| 第一节 怀旧:工人文化的浪漫想象 |
| 第二节 消解:工人文化的否定性书写 |
| 第三节 工人文化再生产的可能性与限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6）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评述 |
| 一、改革开放前所有制研究评述 |
| 二、改革开放后所有制研究评述 |
| 三、当前所有制改革研究评述 |
| 四、存在问题及深化方向 |
| 第三节 论文研究内容 |
| 一、论文内容 |
| 二、结构安排 |
| 第四节 论文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我国混合所有制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的混合所有制思想综述 |
| 一、建国初期的混合所有制思想 |
| 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混合所有制思想 |
| 三、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的混合所有制思想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后的混合所有制研究综述 |
| 一、混合所有制理论探索阶段的研究综述 |
| 二、混合所有制理论成长阶段的研究综述 |
| 三、混合所有制理论完善阶段的研究综述 |
| 四、混合所有制理论突破阶段的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简要评述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有关所有制理论的主要观点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所有制理论的主要观点 |
| 二、列宁关于所有制理论的主要观点 |
| 三、斯大林关于所有制理论的主要观点 |
| 第二节 未来社会的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 |
| 一、对未来社会所有制的理解 |
| 二、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两个阶段 |
| 三、如何认识重建个人所有制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所有制演进规律 |
| 一、所有制演进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相统一规律 |
| 二、所有制演进的主体性和多元性相统一规律 |
| 三、所有制演进的稳定性和动态性相统一规律 |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对比研究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产权解析 |
| 一、马克思所有制理论中的所有权概念 |
| 二、马克思注意区分所有制和所有权的关系 |
| 三、产权是马克思所有制理论的应有之义 |
| 四、简要评述 |
| 第二节 西方产权理论的综述 |
| 一、西方产权理论的概念 |
| 二、西方产权的属性和功能 |
| 三、简要评述 |
| 第三节 马克思产权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的辨析 |
| 一、马克思产权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的联系 |
| 二、马克思产权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的区别 |
| 三、两种产权理论对比的启示 |
| 第四章 我国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的形成与突破 |
| 第一节 我国单一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的形成 |
| 一、建国初期的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 |
| 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 |
| 三、单一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的僵化固化阶段 |
| 第二节 我国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的三次突破 |
| 一、“单一到补充”:我国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的第一次突破 |
| 二、“补充到共同”:我国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的第二次突破 |
| 三、“共同到混合”:我国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的第三次突破 |
| 第三节 我国所有制理论演进和改革实践的经验与教训 |
| 一、我国所有制理论演进和改革实践的经验 |
| 二、我国所有制理论演进和改革实践的教训 |
| 第五章 我国混合所有制的理论内涵、发展实践、基本经验及现实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的理论内涵 |
| 一、我国混合所有制理论的提出 |
| 二、我国混合所有制产生的必然 |
| 三、我国混合所有制的实现形式 |
| 第二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的发展实践 |
| 一、我国混合所有制的发展回顾 |
| 二、我国混合所有制的发展逻辑 |
| 第三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发展的基本经验 |
| 一、发展混合所有制必须坚持基本经济制度 |
| 二、发展混合所有制必须坚持公有制有多种实现形式 |
| 三、发展混合所有制必须坚持各种所有制一律平等 |
| 四、发展混合所有制必须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
| 第四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中的现实问题 |
|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存在形式主义 |
|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存在意识形态争论 |
| 三、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存在“混合所有制失灵”现象 |
| 第六章 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应坚持的原则、完善的环境和把握的重点 |
| 第一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应坚持的原则 |
| 一、坚持“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结构形态 |
| 二、坚持发展生产力的混合所有制判断标准 |
| 三、坚持共同富裕的混合所有制价值取向 |
| 四、坚持互利共赢的混合所有制发展理念 |
| 五、坚持中国特色的混合所有制发展方向 |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应完善的环境 |
| 一、宏观制度层面 |
| 二、中观体制层面 |
| 三、微观机制层面 |
| 第三节 当前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应把握的重点 |
| 一、宏观层面重点行业关键领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
| 二、微观层面国有企业异质股权下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
| 三、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下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
| 第七章 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
| 第一节 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意义重大 |
| 一、有利于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
| 二、有利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
| 三、有利于提高国有企业市场竞争力 |
| 四、有利于国有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现状 |
| 一、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正在稳步推进 |
| 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面临理论困境 |
| 三、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面临现实难题 |
| 第三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途径 |
| 一、深化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改革 |
| 二、优化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机制 |
| 三、因企施策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
| 第四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环境构造 |
| 一、健全法律法规制度 |
| 二、平等保护各类产权 |
| 三、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
| 第八章 深入推进农村集体经济混合所有制改革 |
| 第一节 农村所有制改革的简要回顾 |
| 一、改革开放前农村所有制变革 |
| 二、改革开放后农村所有制改革历程 |
| 三、改革开放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历程 |
| 第二节 农村集体经济混合所有制改革现状及存在问题 |
| 一、目前现状 |
| 二、存在问题 |
| 第三节 创新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制实现方式 |
| 一、创新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实现方式 |
| 二、把股份合作制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的主要实现方式 |
| 三、努力探索农村集体经济混合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与发展模式 |
| 第四节 农村集体经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制度保障 |
| 一、加快理顺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关系 |
| 二、加快完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体系 |
| 第九章 深入推进民营经济发展 |
| 第一节 民营经济的基本内涵 |
| 一、民营经济的基本概念 |
| 二、从所有制角度看民营经济 |
| 三、民营经济存在发展的内在逻辑 |
| 第二节 民营经济是混合所有制内在要素的逻辑分析 |
| 一、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 |
| 二、民营经济是提升国有经济效率的必然要求 |
| 三、民营经济融入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路径分析 |
| 第三节 民营经济的发展回顾与现状分析 |
| 一、民营经济的发展回顾 |
| 二、民营经济的现状分析 |
| 第四节 推进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举措 |
| 一、自上而下推动民营经济发展 |
| 二、自下而上激发民营经济发展 |
| 三、加强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引导 |
| 结语与展望 |
| 一、研究预期达到目的 |
| 二、本文的政策建议 |
| 三、研究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本文图表附录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7）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依据和选题意义 |
| 一、选题依据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文献综述 |
| 一、关于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 |
| 二、关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 |
| 三、关于中国特色现代国企制度 |
| 四、关于界定国企改革的各种争论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结构安排 |
| 第四节 论文创新与不足 |
| 一、论文的创新之处 |
| 二、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思想的形成依据 |
| 第一节 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思想的历史轨迹 |
| 第二节 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思想产生的现实条件 |
| 一、回应风云诡谲的国际经济环境 |
| 二、反映国内经济新常态的深刻变化 |
| 三、总结新时代国有企业发展的丰富实践 |
| 第三节 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思想产生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思想 |
| 二、西方国家国有企业治理思想 |
| 三、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集体主义思想 |
| 第二章 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思想的方法论研究 |
| 第一节 蕴含唯物史观的厚重底蕴 |
| 一、坚持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础性作用 |
| 二、坚持经济与政治的互动规律 |
| 三、坚持群众史观的价值理念 |
| 第二节 闪烁唯物辩证法的耀眼光芒 |
| 一、坚持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 |
| 二、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 |
| 三、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 |
| 四、坚持底线思维与系统思维相结合 |
| 第三节 遵循认识论的基本路线 |
| 一、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统一 |
| 二、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
| 三、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统一 |
| 第三章 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思想的核心内容 |
| 第一节 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思想的核心理念 |
| 一、明确方向,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
| 二、站稳立场,恪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 |
| 三、统筹协调,共写“两个毫不动摇”的奋进之笔 |
| 四、培根铸魂,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绝对领导 |
| 第二节 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思想的战略布局 |
| 一、推进国有企业建设和加强党的领导 |
| 二、推进国有企业进行分类改革 |
| 三、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
| 四、推动建立和完善国有资本监管机制 |
| 第三节 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思想的实践路径 |
| 一、“转观念”: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
| 二、“强自身”:切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三、“借东风”:践行“一带一路”开放倡议 |
| 第四章 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思想的重大意义 |
| 第一节 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思想的理论意义 |
| 一、构成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论生长点 |
| 二、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政府”的新型关系 |
| 三、构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有机结合的内生场域 |
| 第二节 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思想的实践意义 |
| 一、重塑新时代现代化经济体系 |
| 二、破解新时代发生转化的社会主要矛盾 |
| 三、提升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说服力 |
| 四、巩固新时代党的全面领导与建设 |
| 尾论:坚守国企本性,永葆改革初心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8）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 |
| 第一节 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及其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一、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概述 |
| 二、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 |
| 三、技术创新理论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主要理论 |
| 一、市场失灵理论与市场创造理论 |
| 二、风险社会理论与负责任创新理论 |
| 三、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 |
| 第三节 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因应 |
| 一、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影响及协同 |
| 二、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呼应 |
| 第二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 |
| 第一节 我国科技创新体制及发展现状 |
| 一、我国科技创新的体制演变 |
| 二、我国技术创新取得的主要成就 |
| 三、我国技术创新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 |
| 三、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经济立法 |
| 第三节 我国防范技术风险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 |
| 二、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经济立法 |
| 第三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现行干预体制之困 |
| 一、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含义及意义 |
| 二、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干预主体协调之困 |
| 三、技术创新国家干预政策联动之困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边界厘定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中的干预适度之困 |
| 二、防范技术风险中的监管平衡之困 |
| 三、对干预失败预警不足之困——以部分产业政策为例 |
| 第三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尚需完善 |
| 二、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明显不足 |
| 第四章 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二节 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三节 美、日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立法的启示 |
| 一、技术创新与发展得益于良好的体制保障 |
| 二、技术创新中的政府与市场灵活互动、并行不悖 |
| 三、充分重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立法保障 |
| 第五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体制优化 |
| 一、探索科技、经济管理的大部制改革 |
| 二、实现不同干预主体间的有效互动与协调 |
| 三、加强现有体制下相关干预政策的协调与联动 |
| 第二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 |
| 一、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 |
| 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 |
| 三、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失灵 |
| 第三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一、强化经济法律制度完善的必要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三、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9）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一)混合经济思想 |
| (二)国外国有企业改革相关文献 |
| (三)国内国有企业改革相关文献 |
| (四)文献分析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四、文章创新与进一步研究的意义 |
| 第一章 中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来源与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所有制、所有权和产权 |
| 二、混合所有制 |
| 三、企业 |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来源 |
| 一、马克思的相关理论 |
| 二、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 |
| 三、启示 |
| 第三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理论分析框架 |
|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理论的基本逻辑 |
|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根本制度——产权制度 |
| 三、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治理模式——公司治理 |
| 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保障机制——监督机制 |
| 第二章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的来源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过程 |
| 一、混合所有制萌芽阶段 |
| 二、混合所有制产生阶段 |
| 三、混合所有制的发展阶段 |
| 四、新时代混合所有制深化阶段 |
| 第三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现状分析 |
| 一、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整体运行状况 |
| 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行业与地区分布状况 |
| 三、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公司治理状况 |
| 第三章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分析 |
| 第一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缘由 |
|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动因 |
|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条件 |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主要路径分析 |
|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要模式 |
| 二、并购和重组模式特点分析 |
| 三、整体上市模式特点分析 |
| 四、公私合营模式特点分析 |
| 五、员工持股模式特点分析 |
| 第三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特点分析 |
| 一、推进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 |
| 二、以构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的利益共同体为目的 |
| 三、资产监管方式从“管企业”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 |
| 第四章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存在的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的思维怪圈 |
| 一、概念认识误区:混合所有制概念的误区 |
| 二、围绕产权和控股权的争论 |
| 三、“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的争论 |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的制度缺陷 |
| 一、产权制度缺陷 |
| 二、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存在的缺陷 |
| 三、国有资产管理存在的缺陷 |
| 第三节 混合所有制企业不同产权主体的矛盾问题 |
| 第五章 国内外国有企业改革的典型路径及启示 |
| 第一节 中国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模式分析 |
| 一、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动因与改革方案介绍 |
| 二、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和效果分析 |
| 三、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意义 |
| 第二节 中钢集团案例分析 |
| 一、中钢集团并购重组简单回顾 |
| 二、中钢集团扩张过程 |
| 三、中钢集团并购重组分析 |
| 四、中钢集团重组给其他国企的启示 |
| 第三节 国外国有企业改革典型路径模式分析 |
| 一、新加坡的国有企业改革典型路径模式 |
| 二、法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典型路径模式 |
| 三、英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典型路径模式 |
| 四、金股制度 |
| 第六章 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的优化 |
| 第一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的突破口 |
| 一、重视国企的人力资本 |
| 二、分类改革 |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优化 |
| 一、优化的原则 |
| 二、适合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企业范围 |
| 三、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步骤 |
| 四、优化方案 |
| 第三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应该注意的问题 |
| 一、要坚持增量改革,不轻易放弃控股权 |
| 二、国有资本要积极入股非国有企业 |
| 三、要注重员工持股公平公正与激励机制的建立 |
| 四、要对混合所有制企业正确的定位 |
| 五、正确认识“管企业”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 |
| 第四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建议 |
| 一、加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改革顶层制度设计 |
| 二、打破“政企不分”的瓶颈方法 |
| 三、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方向 |
| 四、完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治理机制 |
| 五、完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保障机制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学习期间学术成果 |
| 致谢 |
（10）卫兴华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四、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 第一节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形成 |
| 一、家庭背景对卫兴华经济思想的熏陶 |
| 二、抗日战争年代曲折求学经历 |
| 三、建国初期走进经济学殿堂 |
| 四、任教初期对经济学理论的探索 |
| 第二节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发展 |
| 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坚持与发展 |
| 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研究 |
| 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与创新 |
| 第三节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深化 |
| 一、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的理解 |
| 二、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认识 |
| 三、准确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转化的科学内涵 |
| 第二章 卫兴华对《资本论》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 |
| 第一节 卫兴华对劳动及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及贡献 |
| 一、对马克思关于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阐发 |
| 二、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深化与发展 |
| 三、在争鸣中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 |
| 四、对马克思价值论和财富论的关系探索 |
| 五、对生产劳动论的理解 |
| 第二节 卫兴华对生产力理论及再生产理论的认识与探索 |
| 一、对生产力理论的探索与创新 |
| 二、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认识 |
| 第三节 卫兴华对《资本论》其他理论问题的研究 |
| 一、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探究 |
| 二、对马克思货币理论的认识 |
| 三、对马克思股份制理论的认识 |
| 四、对《资本论》当代价值的研究 |
| 第三章 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探索与创新 |
| 第一节 卫兴华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 |
| 一、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 |
| 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的客观必然性的分析 |
| 三、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特征的把握 |
| 第二节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 |
| 一、论证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科学性 |
| 二、阐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 |
| 第三节 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究 |
| 一、对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形成与实践成就的分析 |
| 二、阐明实行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依据 |
| 三、对公有制存在形式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辨析 |
| 四、对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的认识 |
| 五、主张应扭转公有制为主体向私有制为主体演变的趋势 |
| 第四章 卫兴华对收入分配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 |
| 第一节 关于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的研究 |
| 一、强调马克思按劳分配思想的基础作用 |
| 二、对初级阶段收入分配制度的形成与实践的探索 |
| 三、对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探讨 |
| 四、对商品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认识 |
| 第二节 对贫富分化与共同富裕问题的探索 |
| 一、关于共同富裕理论与实践的思考 |
| 二、对贫富分化产生的原因考察 |
| 三、提出消除贫富分化,实现公平分配的对策 |
| 第三节 对分配过程中公平与效率关系的研究 |
| 一、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阐释 |
| 二、对公平和效率提法演变的考察 |
| 三、主张效率与公平并重和统一 |
| 四、对效率与公平问题不同意见的评析 |
| 第五章 卫兴华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 |
| 第一节 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研究 |
| 一、对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正确认识 |
| 二、阐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统一的理论依据 |
| 三、对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的认识与辨析 |
| 第二节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过程的总结和评析 |
| 一、准确把握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发展的曲折历程 |
| 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确立和发展过程的探索 |
| 三、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曲折原由的探析 |
| 第三节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 |
| 一、从资源配置视角阐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二、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 |
| 三、对新时代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构 |
| 第四节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治建设的研究 |
| 一、阐释了市场经济与法治的内在关联 |
| 二、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离不开法治保障 |
| 三、强调宪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根本框架 |
| 四、主张以法治引领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 |
| 第六章 卫兴华其他方面的经济思想 |
| 第一节 关于国有经济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
| 一、强调国有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 |
| 二、坚持公有制经济是党的执政基础的观点 |
| 三、主张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
| 第二节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研究 |
| 一、正确的认识和把握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 |
| 二、对贬公扬私、妖魔化国企、主张“国退民进”等观点的辩驳 |
| 三、新时期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要重点把握的问题 |
| 四、强调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加强管理的重要性 |
| 五、落实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环节 |
| 第三节 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理解 |
| 一、从生产力和价值标准相统一的视角把握经济发展问题 |
| 二、强调创新驱动和体制转轨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
| 三、重视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全问题 |
| 第七章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特征 |
| 第一节 坚守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阵地 |
| 一、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 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现实经济问题 |
| 三、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
| 四、从系统性和整体性方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 第二节 勇于对重大经济理论是非问题进行辨析 |
| 一、对错解、误解马克思经济思想的观点的批驳 |
| 二、对错解、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观点的辨析 |
| 三、对经济概念的混淆和误解进行澄清 |
| 第三节 紧密联系经济发展实践来探索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
| 一、关注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课题 |
| 二、紧扣经济发展实践,把握时代脉搏 |
| 第四节 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研究 |
| 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
| 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 |
| 第八章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现实意义 |
| 第一节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
| 一、注重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生产力的关系研究 |
| 二、提出创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解决的问题 |
| 三、厘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 |
| 第二节 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与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
| 一、卫兴华提出的许多经济理论观点与中央决策精神相吻合 |
| 二、卫兴华对改革开放实践进行科学评价 |
| 第三节 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
| 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
| 二、教材的编写是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关键 |
| 三、关注政治经济学学科研究的进展 |
| 四、对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支持 |
| 第四节 卫兴华治学精神对后来理论工作者的启示 |
| 一、严谨的治学方法和严格的治学态度 |
| 二、把教书和育人相结合,传递马克思主义信仰 |
| 三、心系祖国和人民,关注国家改革与发展的重大现实课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四、国企的根本问题在于国企本身（论文参考文献）
- [1]国企工会互助制度的生成与变迁研究 ——基于YZ厂的实证分析[D]. 穆希琳. 吉林大学, 2021(01)
- [2]国企“单位文艺”的生成及功能变迁研究 ——以S市112厂为例[D]. 肖赛玥. 吉林大学, 2021(01)
- [3]新世纪初期国企技能传递组织模式变迁研究 ——以K厂技能大师工作室为例[D]. 刘凤文竹. 吉林大学, 2020(01)
- [4]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D]. 刘志永. 山西财经大学, 2020(12)
- [5]改革政治的多层想象 ——新时期以来工业小说研究[D]. 高露洋. 河北大学, 2020(02)
- [6]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研究[D]. 彭巨水.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7]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思想研究[D]. 赵华美. 厦门大学, 2019(08)
- [8]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D]. 张金艳.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9]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研究[D]. 张飞雁.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10]卫兴华经济思想研究[D]. 徐淑云.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标签：经济法论文; 混合所有制经济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论文; 企业工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