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豫新:民族地区人口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论文

李豫新:民族地区人口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论文

摘 要:人口抚养比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由于“二孩”政策的放开,未来一段时间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可能面临更大压力;人口城镇化能有效提高城市人口聚集程度,激发经济发展活力;人口教育结构对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影响;人口收入结构虽然在一定条件下对地区经济增长也表现为正相关,但影响甚微;人口在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结构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人口结构;经济增长效应;固定效应模型;民族地区

一、引 言

人口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言而喻,民族地区由于人口结构的复杂性,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更不容忽视。当前人口结构在改革开放的40年间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年龄结构、城乡结构、教育结构、职业结构、收入结构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已悄然转变。

第一,随着2000年后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逐渐消失,非劳动人口占比的上升将是未来一段时期的常态。第二,近些年民族地区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城乡居民流动,通过城乡结构的优化,减轻了城乡二元结构对经济发展的束缚。第三,随着经济发展,国民素质和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得到普遍提高,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看,教育结构的优化,民族地区多年的教育投资,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第四,收入结构也是反映人口结构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当前表现为城乡收入差距悬殊。第五,就业结构的转变反映了产业结构的转变,随着工业化、信息化、智能化的发展,就业人员已经从第一产业大量流向第二、第三产业,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不断升级,呈现交替螺旋式上升趋势。

针对民族地区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特点,经济发展不仅要注重量的提升,还要兼顾质的优化。为带动民族地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必须考虑各方面人口结构对经济的影响。另外,就业、医疗、养老和教育等都不可避免地与人口结构息息相关。因此,研究人口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对民族地区今后制定人口与经济发展政策具有深远影响和指导意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位于我国西北边陲,与全国其他民族地区相比,人口结构及经济状况显得更为复杂。本文试图从人口年龄结构、城乡结构、教育结构、就业结构和收入结构等五个方面,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研究区域,通过数理推导得出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面板回归分析,对民族地区人口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逐一分析研究,力图从这五个方面揭示民族地区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随着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口结构问题作为其中最重要的和最基础的问题之一,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其中年龄结构、城乡结构、教育结构、职业结构、收入结构,一直都是学界持续关注、讨论和研究的热点,然而大多数学者只是从单一因素去考察人口结构对经济的影响。对于人口年龄结构,通常将幼年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与居民消费联系起来[1]。多数学者认为人口结构的老龄化显著影响了经济增长,如袁蓓、黄伟借助人口和劳动力年龄结构收敛增长模型,对处于转型期的我国经济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印证了老龄化阻碍经济增长的推论[2];范剑平、向书坚通过当年居民消费率过低这一现象,追根溯源,讨论了人口城乡二元结构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提出优化人口城乡结构、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的方略[3];王萍基于人力资本的生命周期相关理论,通过MRW模型探究了劳动力教育结构如何改变人力资本存量,进而对经济增长造成影响[4];李方一等人研究了2002~2012年中国就业总量与结构的演变历程,并基于投入占用产出技术构建结构分解模型(SDA),定量测度了各产业就业变化的动因,得出了就业结构不断改善的结论[5];刘伟、蔡志洲从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出发,论证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以完善收入结构为基础[6]。

此外,有不少学者考虑了人口结构中双重因素对经济的影响,如马力基于经济增长的内生化视角,运用MRW模型、面板数据回归和门限值回归,分析了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教育结构、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之间的传导关系[7];田柳、周云波认为教育结构可能会影响收入结构,高收入群体中拥有较高教育水平的人能够获得高收入,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相对乏力,通过这种传导机制,使得我国经济分异扩大[8]。也有不少学者还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就业结构的转变[9][10]。

(2)当煅烧高岭土替代矿粉质量分数为20%时,低碳混凝土样块的抗压强度与基准混凝土的相近,其收缩率比为95%;经过200次冻融循环后,其质量损失率和抗压强度损失率比基准混凝土减少了0.17%和2.07%.

这里的“净”是马士英,“末”是杨龙友。第二出中有“有位罢职县令叫做杨龙友,乃凤阳督抚马士英的妹夫,原做光禄阮大铖的盟弟”之句,可知杨龙友是马士英的妹夫,因而此处“舅翁”指“内兄”确凿无疑。

2.3 MAIT细胞和IL-22水平相关性分析 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TB患者外周血MAIT细胞和IL-22水平呈正相关 (r=0.427,P<0.05),见图1。

三、理论模型

为找出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根据梅森(Mason)提出的人口与经济的相关概念[11],可以将人均产出分解为劳动人口占比与劳均产出的乘积:

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梳理和总结可以发现,当前相关研究仍有不足之处。一是人口结构包括多个方面,不能就一两个方面以偏概全,否则会使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问题的解释不充分、不全面;二是民族地区人口结构与其他省区差异巨大,不可笼统分析,一言以蔽之。

(1)

其中,Y是总产出,N是总人口,W是劳动年龄人口,Y/N表示人均产出,W/N表示社会中劳动人口占比,Y/W反映了劳均产出,对上式两边取对数得:

(2)

其中,W/N既可以表示劳动人口占比,也反映了有效生产和有效消费的比率。换言之,劳动人口的有效劳动创造了价值,而社会全体人口都进行了消费(C)、储蓄(S)和投资(I),以此可以对该式进行替换:

英语词汇中广泛存在一词多义的现象,因此翻译过程中,译者对原句中关键词词义的把握和确定能力就显得相当重要,一旦疏忽,就会造成错误理解。例如:

(3)

基于索洛模型,本文假定产出由技术进步、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三者决定,即:Y=AF(K,H)=AKαH1-α

(4)

假设居民消费、储蓄和投资均由居民可支配收入(y)决定,且各弹性系数分别为α1,α2,α3,则:C+S+I=F(y)=(α1+α2+α3)y=βy

(1)四种中心锥结构水力旋流器内压力场与速度场均呈轴对称分布。适当的减小上锥段底角能增大径向压力梯度和最大切向速度,有利于固液分离从而提高分离效率。

(5)

其中,A为全要素生产率,表示技术水平;K是实物资本存量;H是人力资本存量,根据曼昆(Mankiw)等的观点,教育水平是人力资本的主要决定因素[12],因此,本文假设平均受教育水平为h,劳动力和人力资本之间存在如下关系:H=hW

(6)

将(4)、(5)、(6)式代入(3)式可得:

(7)

假定劳均产出增长率可以表示为:

(8)

其中,z*是稳态水平下的对数劳均产出,z0是初始的对数劳均产出,λ表示劳均产出的收敛速度。根据已有的文献研究,我们可以将影响稳态状态下的劳均产出的变量加入式中,如实物资本、对外开放度和人力资本等变量,所以z*和z0可以表达为:z*=ηX+μ

(9)

(10)

结合(8)、(9)、(10)式可得:

(11)

本文选取了1990~2017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5个地州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所使用数据来自新疆及各地州市统计年鉴、《新疆五十年:1955~2005》、新疆人口普查及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表,缺失数据通过各地州统计公报补齐,如有数据冲突,则以统计年鉴为准。为有效减少变量的异方差,对大数值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

(12)

通过表1中核心解释变量的分析不难看出,人口职业结构是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大的人口属性,其次是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教育结构,最后是人口城乡结构和收入结构。在解释变量中,人力资本也反映了人口的受教育属性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大促进作用。所以总的来说,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影响,且不同人口属性结构影响的方式和大小也不尽相同。

针对田间杂草,除杂草种类及农药安全施用外,同时应结合种植区域地理条件及种群选择施药。如来自不同地理种群条件下,节节麦呈现出不同甲基二磺隆耐药性,野芥菜对同浓度草甘膦呈现敏感型和耐受型2种不同表型[36-37],田间杂草并不茂盛时,可选择人工摘除。

(13)

由式(13)我们可以看到,资本存量、教育水平和劳动人口等变量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抚养比对经济具有负向影响,收入对经济的影响可能存在着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假说,在该式中也表现为负相关。除推导变量之外,由于户籍制度,客观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教育资源和产业结构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直接影响了教育和收入水平。因此,在进一步研究过程中,还应将人口城乡结构和人口职业结构单独设立变量,以减少内生性问题的干扰。

四、实证分析及稳健性检验

(一)模型设定

根据理论模型推导得出的(13)式可知,人口结构、资本存量、抚养比、教育和收入等方面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在其他变量中,不同的人口属性对其又有着深刻影响,因此本文试图从五个方面说明人口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实证模型具体设置如下:

lngdpn=α0+β1lnDit+β2lnTRit+β3lnCRit+β4lnINDit+β5lnFIRit+β6lnTHIit+β7lnEDUit+β8lnIit+β9lnOPENit+μi+εit

式中,i代表样本中的被观察区域;t代表样本中每个地区的观测时间;α0是常数项;β1,β2,…,β9代表各变量弹性系数;μi表示不可观测的地区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被解释变量为地区人均实际GDP(gdp)。核心解释变量包括:人口年龄结构(D)、城乡结构(TR)、人口教育结构(CR)、收入结构(IND)、人口职业结构(FIR、THI)。此外,还将人力资本(EDU)、固定资产投资(I)和对外开放度(OPEN)作为控制变量加以考虑。

(二)变量及数据的说明

联立(2)、(7)、(11)式解得:

具体变量设置为:人口年龄结构(D)用人口抚养比来表示,指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也可拆分为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之和,意为每100个劳动年龄人口所要负担的少儿和老年人口数;城乡结构(TR)用城镇化率表示,即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人口城乡结构变化。由于通常认为大专以上即为高等教育,因此将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作为衡量人口教育结构(CR)的指标变量;收入结构(IND)是将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比值作为衡量指标。由于新疆地区产业结构的特性,人口职业结构可分为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比和第三产业人口占比,分别用FIR和THI表示。此外,控制变量中,人均资本存量(CSC)是人均产出最为重要且直接的解释变量,其中实物资本存量根据永续盘存法[13]算出,并将其与总人口之比作为衡量依据。人力资本(EDU)用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对外开放度(OPEN)用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来表示。为了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选取人均实际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变量,用gdp来表示。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由于面板数据的估计方法包括混合OLS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所以为了选择更为合理有效的方法,我们对其分别进行三种方法验证。首先根据F检验结果可知,固定效应模型明显优于混合OLS模型,Hausman检验结果也表明,固定效应模型也优于随机效应模型。

表1: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结果

解释变量(1)(2)(3)混合回归固定效应随机效应人口抚养比(D)-0.025∗∗∗(-4.20)-0.026∗∗∗(-4.72)-0.025∗∗∗(-4.20)城镇化率(TR)0.007∗∗(2.44)0.007∗∗∗(2.80)0.007∗∗(2.44)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比(CR)0.019∗∗∗(3.75)0.020∗∗∗(4.40)0.019∗∗∗(3.75)城乡收入比(IND)0.071(1.20)0.022(0.39)0.071(1.20)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FIR)2.624∗∗∗(3.73)2.210∗∗∗(2.96)2.624∗∗∗(3.73)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THI)3.221∗∗∗(3.45)3.123∗∗∗(3.46)3.221∗∗∗(3.45)人力资本(EDU)0.190∗∗∗(2.98)0.205∗∗∗(3.53)0.190∗∗∗(2.98)人均资本存量(CSC)0.001∗∗∗(4.31)0.001∗∗∗(3.88)0.001∗∗∗(4.31)对外开放度(OPEN)0.111∗∗∗(3.84)0.108∗∗∗(4.01)0.111∗∗∗(3.84)常数项(cons)8.491∗∗∗(10.48)8.800∗∗∗(11.20)8.491∗∗∗(10.48)R20.9430.9450.943F模型设定检验32.04(0.000)Hausman检验51.62(0.000)

注:括号内为t值或z值,***、**、*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这里同时给出了F检验和Hausman检验的值和伴随概率。

根据表1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实证分析结论如下。

6.人力资本、对外开放度和人均资本存量都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正向作用,且作用大小依次排列。首先,在民族地区提高平均受教育年限,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不同文化背景的劳动者思想,提高了劳动意识和自我发展意识;另一方面,通过学习,提升了技能水平和劳动素质,提高了个体劳动效率,从劳动供给角度看,人力资本通过提升劳动供给质量,直接提高了社会生产率,促进了经济发展。其次,对外开放度依托边疆良好的开放政策和众多边境口岸,通过国际贸易将各个口岸城市变为地区经济“增长极”,以点带面产生扩散效应。最后,虽然人均资本存量也与经济增长呈现显著正相关,但是相对于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由于民族地区在原始资本积累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因此,虽有推进作用,却受限于量的不足。

1.人口抚养比对经济增长有显著负向影响,这与我们的预期一致,也和大多数学者研究结果相符[14][15]。无论民族地区还是其他省份,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都是社会价值的主要创造者,反之0~14岁的少儿人口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增加,一定程度上会加大社会负担。从供给需求角度来看,人口抚养比上升意味着每单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更多的少儿和老年人,因此劳动者要抽出更多时间来抚养少儿、赡养老人,从而减少了劳动力供给,降低了我国人口红利[16]。从消费和储蓄来看,少儿抚养比上升会提高教育、日用品等少儿服务业的消费需求[17],但并不是说少儿抚养比一定能提高消费率[18]。尤其在我国不太富裕的民族地区,家长会节衣缩食来给子女创造更好的条件,这份“母苦儿未见,儿劳母不安”的情感,可能导致家庭总消费支出并不一定会因此增加,因此二者叠加效应在民族地区更倾向降低消费和投资。在当前房价居高不下、生活成本节节攀升的时代,老年人为了减轻子女赡养负担,长期抑制自身消费。在新疆,乃至西部地区,社会保障体制和养老保险制度都尚未健全完善,过重的抚养负担导致国民净收入减少。此外,由于我国已步入老龄化时代,加之“二孩”政策的放开,在未来10年里,由劳动年龄人口带来的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甚至由于高人口抚养比将导致国民经济增速放缓。

2.城乡结构与经济增长呈现显著正相关,说明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具有正向影响,这也从人口角度证明了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的正确性。提高城市人口比例,推进人口城镇化,优化人口城乡结构,从多维角度促进经济发展和居民幸福感。第一,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有利于享受包括教育、医疗和养老保险在内的多种社会保障,减轻劳动人口的经济负担,提高个人消费和投资。第二,城市经济建设与人口密度息息相关,提高城市人口基数和密度,会产生规模经济,吸引外部投资,促进消费。第三,提高城市人口比例,促进各民族间的交流,增加民族感情,维护地区团结稳定,增强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3.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说明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对人才学历水平和专业程度的要求越来越高。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阐述了专业化和分工能提高生产率,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也指出,专业化和分工能增加社会物质财富,而专业化分工需要专业的人才。随着市场的多元化和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分工对于异质性人才的需求也急剧增加,而高等教育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的本质就是为人提供专业化技能教育,这符合生产分工和劳动力市场的需要,并且通过分工合作生产提高了社会生产率。

4.由城乡收入差距反应的收入结构对经济增长虽然具有正向影响但并不显著。这一点可能是由新疆地区的特殊性所导致。一方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域辽阔,北疆与南疆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均衡、不协调,但在南、北疆地区内经济差距乃至收入差距并不是很大。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差异和城市间间隔过远,经济往来和信息流通存在着巨大阻碍,城市高收入人群没有刺激到农村低收入人群的劳动积极性,也没有产生明显的“带动效应”。

5.新疆人口就业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例对经济增长具有十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尤其是第三产业就业比例在所有变量中最为突出,这也符合配第—克拉克定理。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新疆作为第二亚欧大陆桥的重要一环,近年来第三产业蓬勃发展,根据现代经济学理论,服务业收入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形成乘数效应而使国民收入总量增长,推动经济发展。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显著促进作用,与以往学者研究存在差异。原因在于:一方面,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起步较晚,发展水平较低,导致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升级较为滞后,农业依然对经济有较大贡献;另一方面,新疆自身区位优势和农业禀赋优势显著,与周边地区农业发展有着很强的同构性和互补性[19],区域农业合作给地区经济带来了巨大活力。所以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对于新疆经济发展十分重要。

四环素类药物 有米诺环素(美满霉素)、多西环素(强力霉素)、美他环素(佐本能)、地美环素(去甲金霉素)等。此类药物是脂溶性的,进入皮肤后很容易引起光毒反应。

科学技术的飞速前进,在弹性波理论与电磁波理论的基础上,涌现了大量的新型工程勘探技术,新型的与物理原理相匹配的数据采集设备不断引入。成本小而且勘探质量高、速度快。工程物探技术具有快速、信息量大等优点,与常规钻井方法相比,具有节省时间、节约成本、地形要求低、勘探精度高等优点。

为体现人口抚养比(D)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式中W可以用N/(1+D)替换,得到:

(四)稳健性检验

民族地区长期得到国家和其他发达省份的对口支援,对口支援的形式和办法灵活多样。2010年3月,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明确要求19省市从就业、医疗、教育等方面进行对口援疆。那么不禁要思考,对口援疆政策创造的各种有利条件对新疆经济发展起到了多少作用,对口援疆政策的实施会影响本文结论吗?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主要考虑加入对口援疆政策对文章结论的影响。通过引入虚拟变量来比较对口援疆政策(DKYJ)实施前后差别,其中2010年以前赋值为0,2010年以后赋值为1,并代入模型中重新进行估计。

表2:稳健性检验结果

解释变量(1)(2)固定效应固定效应(政策干扰)人口抚养比(D)-0.026∗∗∗(-4.72)-0.025∗∗∗(-6.32)城镇化率(TR)0.007∗∗∗(2.80)0.004∗∗(2.33)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比(CR)0.020∗∗∗(4.40)0.014∗∗∗(4.15)城乡收入比(IND)0.022(0.39)0.075∗(1.80)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FIR)2.210∗∗∗(2.96)3.297∗∗∗(5.92)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THI)3.123∗∗∗(3.46)4.421∗∗∗(6.57)人力资本(EDU)0.205∗∗∗(3.53)0.137∗∗∗(3.19)人均资本存量(CSC)0.001∗∗∗(3.88)0.001∗∗(2.57)对外开放度(OPEN)0.108∗∗∗(4.01)0.056∗∗∗(2.68)对口援疆政策(DKYJ)0.491∗∗∗(7.01)常数项(cons)8.800∗∗∗(11.20)8.719∗∗∗(15.47)R20.9450.972F模型设定检验32.04(0.000)63.76(0.000)Hausman检验51.62(0.000)53.28(0.000)

注:括号内为t值或z值,***、**、*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这里同时给出了F检验和Hausman检验的值和伴随概率。

通过表2中(1)、(2)两列对比可知,对口援疆政策对新疆经济增长产生了十分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其他变量的显著性、系数大小和符号都与之前结论保持高度一致,表明实证结果相当稳健。此外,在加入对口援疆政策之后,原本不显著的人口收入结构在10%的水平上显著。这是由于对口援疆政策的项目一般都在城市内,且多为市政工程,因此改善了城市面貌,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提升了城市居民幸福感,掩盖了人口收入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大多数学者认为,当前城乡收入差距阻碍了经济增长,但也有研究表明,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促进效应,因此,适当的城乡收入差距有助于物质资本积累,从而促进经济增长[20]。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存在较大差距。民族地区大多深处内陆,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因此,一定程度的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能在贫困地区对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在新疆地区,这样的传导机制依然有效,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新疆地广人稀,城市人口密度较低,经济活力不足。人口收入结构的差异,将有限的人口向高收入部门或城市聚集,以收入为导向调整人口分布,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显著性水平依然不高,说明这种短期的以收入差距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正在慢慢失效,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新疆整体经济水平的提升,长期来看,城乡收入差距可能也将趋向于阻碍经济发展。

五、结论与建议

研究表明,民族地区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劳动年龄人口作为社会主要劳动力,由于人口抚养压力过大,降低了人口红利,阻碍了经济发展的步伐;近年来的城镇化建设已初见成效,由此有所改善的人口城乡结构,有利于进一步的经济建设;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是当前劳动力市场的主要需求对象,民族地区人口教育结构的优化,提高了地区人力资本和生产力水平;人口收入结构虽然在当前一定条件下能推动经济增长,但收效甚微,不能作为未来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从就业人口在产业结构分配来看,引导就业人口向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流动,能有力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此外,本文针对对口支援政策干扰做了稳健性检验,结果不仅有力支撑了前文结论,而且表明对口支援政策给民族地区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引擎。

③按照 《水闸技术管理规程》要求,闸门开启由中间向两边分批依次对称开启,关闭顺序相反,分批启闭时间间隔须根据闸门启闭速度和水流状态确定。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考虑到民族地区人口与经济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改善民族地区传统教育模式,扩大现代科学知识传播。具体包括:大力发展以职业教育为主的高等教育,提高专业化劳动技能和劳动者素质;提升民族地区学校网络软硬件设施,增加民族人口接触知识和文化交融的机会,开阔新生代眼界,避免闭门造车、偏安一隅;政府在贫困地区尤其要加大教育投资,精准扶贫要从教育扶贫做起,给更多人受教育的机会。

鞍马:① 体操器械的一种,形状略像马,背部有两个半圆环,是木马的一种;② 男子竞技体操项目之一,运动员在鞍马上,手握半圆环或撑着马背做各种动作;③ 鞍子和马,借指骑马或战斗的生活。

第二,完善计划生育服务,改善养老保障体系。“二孩”政策的放开,从长期来看,毋庸置疑提高了未来时期的人口红利,但是短期内政府应加大新生儿保障措施,分担一部分贫困劳动者的抚养负担,缓解“婴儿潮”对经济的下行压力。可以选择低保户进行“二孩”特惠补贴,并采取减免学费、设立奖学金等措施。对于老年人口,必须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扩大覆盖范围,惠及广大农村。

第三,引导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积极推进城镇化建设。首先,各级政府要鼓励农民走向城市,并为农村人口在城市购房提供一定的购房补贴,或者对其降低房贷利息,让农村人来到城市能有立足之地。其次,由于大城市“城市病”和城市边缘化问题越来越严重,因此,未来一段时期,应将聚集农村人口的重点聚焦在小城市、小城镇。最后,加强城镇公共设施建设,提升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服务水平,使其更多地吸纳人口。

拈花湾对禅文化的深入挖掘不仅表现在外在景观设计中,包括道路、商铺、景点建筑、客栈等,它们的名字也都来自禅意文化典故或者经典作品,在无形中加深了旅游者对禅文化的理解。

第四,把握政策机遇,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利用好对口支援带来的巨额转移支付和各种就业机会,通过调整人口就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民族地区大多经济基础薄弱,且农业资源丰富,因此不要强行过快完成“配第—克拉克定理”指出的产业结构转型,要因地制宜,大力发展自身优势产业,提升自身经济发展水平,逐步递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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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ftheEconomicGrowthEffectofthePopulationStructureinEthnicAreas

LI Yu-xin,CHEN Ku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hihezi University,Shihezi 832000,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on economic growth in ethnic areas,this paper introduces population structure variables on the basis of Solow model,and establishes measurement models through mathematical derivation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pulation dependency ratio has a restraining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Due to the liberalization of the two-child policy,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thnic areas may face greater pressure in the future.Population urbanization can effectively increase the concentration of urban population and stimulate the vit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population education structur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although the population income structure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the impact is minimal; the employment structure of the population in the prim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a significant impetus.Based on this,we propose co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optimizing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of ethnic areas and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Keywords:Population Structure; Economic Growth Effect; Fixed Effect Model; Ethnic Area

中图分类号:C92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627(2019)05-0138-08

收稿日期:2019-05-1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稳定—发展’双重目标下新疆人口空间格局优化的路径与政策研究”(15AGL023)

作者简介:李豫新(1962-),男,河南南阳人,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与产业发展研究;陈琨(1995-),男,河南信阳人,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助理研究人员,主要从事区域经济与产业发展研究。

【责任编辑 马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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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豫新:民族地区人口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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