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社会工作参与反贫困的视角出发，通过分析大扶贫语境下社会工作介入的背景以及社会工作与扶贫工作的联系，探索当前阶段社会工作在大扶贫格局下的六个现实困境，提出“社会工作+”的概念，并初步构建出大扶贫语境下“社会工作+”介入模式的总体框架，主要包括：“介入理论体系”“介入主体体系”“介入方式体系”“介入方法体系”“介入资金体系”“介入评估体系”六个方面，以期为社会工作参与反贫困工作提供一定的理论创新意义与实践指导意义。
关键词：社会工作；大扶贫；介入模式
一、问题的提出
贫困问题一直以来是困扰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近30年来，通过党和政府的不断努力，我国的反贫困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基于人口基数大、贫富差距大、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人口多等基本国情，我国的贫困问题在现阶段依旧面临严峻的挑战。2011年农村贫困线提高后，贫困人口总数上升至1.28亿，其中，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居多，占农村总人口的13.4%，接近全国总人口的10%。2012年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会议提出“以更大决心、更强的力度、更有效的举措，扎扎实实做好扶贫开发各项工作，确保到2020年全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采取对口支援等多种形式，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边远贫困地区扶持力度”[1]。2013年2月，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批转深化收入分配制度若干改革意见》，重点强调了加大扶贫开发投入，《意见》指出，要大幅增加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且新增部分主要用于支持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攻坚。①国务院2014年11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意见》中提出，“创新完善人人皆愿为、人人皆可为、人人皆能为的社会扶贫参与机制，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②。201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强调了扶贫攻坚任务的重要性与艰巨性。该《决定》指出：我国扶贫开发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中西部一些省(自治区、直辖市)贫困人口规模依然较大，剩下的贫困人口贫困程度较深，减贫成本更高，脱贫难度更大。实现到2020年让7 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既定目标，时间十分紧迫、任务相当繁重。必须在现有基础上不断创新扶贫开发思路和办法，坚决打赢这场攻坚战。其中重点强调坚持群众主体、激发内生动力、增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的原则要求，提出“实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贫困地区计划”③。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党和政府站在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将扶贫工作推向一个更加突出的位置。2013年，民政部颁发了《民政部关于做好首批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支持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该《通知》指出，“三区”计划的主要任务是由民政部支持选派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到国家确定的中部和西部地区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覆盖的县提供专业服务，同时为这些困难地区培养社会工作专业人才。④这是党和国家对“三区”扶贫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举措，通过社会工作的专业视角对扶贫工作进行介入，为贫困群体带去专业的价值理念，提供专业的服务，帮助其解决问题脱离贫困，由此，社会工作的介入成为我国创新扶贫开发思路和办法的一个新起点。
二、社会工作与扶贫工作的联系
(一)社会工作在扶贫工作中的起源
纵观社会工作发展的历史，其产生与发展与扶贫工作有着天然的联系。从1601年伊丽莎白政府出台的《济贫法案》，到18世纪查默斯以友好访问员的身份出现在受助案主中而成为个案工作史上第一位个案工作者并建立了“程序指引”的理论，再到19世纪中期美国“改善贫民状况协会”与“慈善组织会社”的成立，都与扶贫工作有着直接的联系，或多或少都带有扶贫的元素在其中。以人道精神和民主社会理想为动机的个案工作源于17世纪英、美国家宗教团体及政府机构对贫困的救济，这也是社会工作发展的源头。如果把社会工作理解为“促进人们福利的服务活动”，那么我国社会工作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周代，那时就注重生息、养民，实行慈幼、养老、振穷、恤贫、宽疾、安富的“六政”，这相当于今天的儿童福利、就业服务、社会救济、医疗保健、社会安定等，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社会工作在中国历史上的萌芽。[2]由此可见，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社会工作从某种意义上源于扶贫工作，两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4)控制变量测度。借鉴蔡海亚等[29]、张虎等[28]9的相关研究，本文模型中还控制了4个可能影响因变量的解释变量：市场化水平(Market)，以各省非国有企业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作为代理变量；人力资本(Labor)，采用各省居民人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代理变量；政府支出(Govern)，以各省财政支出与GDP的比值来表示；贸易开放(Open)，使用各省进出口总额和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表示。
(二)社会工作在扶贫工作中的优势
反贫困一直是专业社会工作重点关注并发挥作用的领域，西方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专业社会工作对于缓解和消除贫困有着先天的优势与功能。[3]首先，社会工作与扶贫工作的理念契合。社会工作的理念是“助人自助”，相信人对社会的适应能力是与生俱来的，个人产生无助感是因为遇到了暂时的困难导致其出现各方面的障碍，而人的实际承受困难的能力远比他们自己想象的大得多。故社工在助人过程中强调充分挖掘案主潜能，以“优势视角”替代传统的“缺失视角”，帮助案主恢复自助能力，其“赋权”思想对于消除贫困有重要作用。[4]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工作就是给贫困群体赋权，帮助其发挥潜在能力、提升自我素质，最终实现助人自助。解决贫困群体遇到的种种苦难不是社会工作的终极目标，社会工作最终的目标是促进人的发展。[5]其所蕴含的“授之以鱼—授之以渔”与扶贫工作中“输血式扶贫—造血式扶贫”的理念相通，较为契合。
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高职院校实验课程教学团队建设仍然存在片面认知和不够重视的情况，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其次，社会工作价值观有利于与贫困群体建立关系。社会工作价值观在操作层面具有以下原则：接纳服务对象、尊重与包容服务对象、为服务对象提供个别化的服务、坚持自我决定与知情同意、强调为服务对象保密、不对服务对象批判和指责。长期以来，贫困群体被贴上各种标签，在心理和社会层面产生了种种问题，使其心理产生自卑感，社会功能的正常发挥受到阻碍。社工秉承接纳、尊重与非评判原则使案主避免被“标签化”，以正常人的身份与社工建立平等的互助关系，同时社工坚持个别化、案主自决、保密的原则能有效获得贫困群体的信任，使关系进一步得到巩固。较之政府工作人员的浓厚行政色彩，社工更容易与贫困群体建立关系。
再次，社会工作能有效链接整合扶贫资源。贫困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种因素共同构成的，贫困问题不仅仅包含经济上的落后，贫困问题也绝非单纯依靠经济上的支持就能够有效得到解决，需要通过多种资源整合后进行合理配置投入，才能使贫困问题得到更好解决。社会工作的一大功能就是资源链接与整合，在实践中，社会工作机构能结合政府与贫困者之所需,有针对性地引入多方面域外资源，与政府、企业、个人等多元主体形成合力,共同推动贫困地区顺利脱贫。[6]
现阶段社会工作在扶贫工作领域中的实践运用大多是以传统的个案、小组、社区三大方法为基础开展的，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就大扶贫格局而言，目前社会工作的扶贫方法缺乏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微观层面贫困个体深层次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中观层面贫困群体之间的互助网络体系建立不健全，宏观层面贫困地区的贫困现状难以得到改善。从这三个层面的问题里不难发现在社工参与反贫困工作的探索过程中，传统的方法已经难以适应日益变化的扶贫新形势。需要以传统社会工作方法为根基，拓展符合本土特点，顺应时代要求的新方法，才能进一步推动社会工作在扶贫领域中的发展。
(三)社会工作在扶贫工作中的运用
邵力子从未见黄炎培发这么大的火，当即劝慰道：“黄参政员不必生气，我马上将此事向蒋委员长作一报告，并将你的意见一并转告蒋委员长，相信委员长会有个说法。”
第一，项目服务为导向。这种方式是目前社会工作参与扶贫工作的主流方式，主要以政府与基金会购买服务为主，由社会工作机构作为服务提供方，在规定的时间内开展专业的社会工作服务，完成购买方提出的目标，并由购买方进行监督。在此方式中强调“服务性”，以个案、小组、社区等专业方法作为其基本手段，展开各式各样的服务。如针对留守人群开展的个案辅导和心理帮助、针对贫困群体开展的互助成长小组、针对贫困居民开展的社区活动讲座等。具有代表性的项目有民政部的“三区”社会工作人才支持计划，李嘉诚基金的“大爱之行”社会工作服务项目，东莞市购买的各类“社工扶贫扶志”项目服务等，这种以项目的方式开展扶贫工作的形式，为社会工作参与反贫困积累了许多经验，同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二，合作嵌入为导向。这种方式尚处在探索的阶段，并没有成熟的经验，主要以高校、社工机构为主体，与基层组织、企业等形成“多元合作”的模式。高校、社工机构以专业团队的形式嵌入到贫困地区的建设和发展之中，通过社会工作的专业视角和方法参与并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以及公共事务的建设，为当地的反贫困工作提供帮助与指导。有的也包含“项目服务式”的元素在其中，但与之不同的是这种方式强调“嵌入性”，在提供社工专业服务之外，扎根于基层，关注当地的整体发展，嵌入“农村社会工作委员会”“合作社”“村办集体企业”等基层组织之中，对其进行组织制度改造与经营管理矫正，介入到实际运作当中，参与其决策与管理。如吉林大学以农村研究团队为主体，联合基层政府及村委会，组建河村社会工作委员会，设立社会工作办公室，共同开展社会工作，在此过程中，积极引导村民养成与现代生产相匹配的资本积累、扩大化再生产的观念，以及与产业化生产相匹配的组织化、纪律化、标准化习惯，促进社区群众由“农民”向“工人”角色的转化，从“增能型”扶贫发展为“合作型”扶贫。[9]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开展的“平寨”“红星”“从化”农村社会工作项目，通过实施“城乡合作式”的社会经济扶贫策略，深入城乡社区，建立社工站，深层次理解困难群众的基本生存需求，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开展田野式的深度评估，通过组织及能力建设，实施互助合作的组织策略，与城乡合作、公平贸易实践等策略，帮助困难群众增收脱贫。[10]这种“合作嵌入式”的扶贫方式蕴含着“大扶贫”的理念，为社会工作参与反贫困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三、当前阶段社会工作在大扶贫语境下的现实困境
(一)主体力量薄弱
“社会工作方法+社会学方法+心理学方法+管理学方法+经济学方法”。以社会工作传统的专业方法(个案，小组，社区，行政)为基础，结合各个学科的方法共同构建“社会工作+”介入方法体系。社会工作方法+社会学方法，通过对贫困地区的具体问题展开深入调查与研究，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为社会工作的介入提供翔实的现实资料与数据支撑；社会工作方法+心理学方法，以个案小组为基础，结合心理咨询与团体辅导，为贫困群体提供不同层次的心理疏导与服务；社会工作方法+管理学方法，以社会工作行政与管理学方法相结合，为贫困群体组织的管理和贫困者的激励以及贫困地区的“领袖”培养提供指导；社会工作方法+经济学方法，通过社区工作与经济学方法的结合，在社会策划模式中引入经济学分析方法，对社区提出意见和专业知识，为解决贫困社区的经济发展问题进行计划和实施。
(二)理论视角单薄
社工参与的扶贫工作大多基于“优势视角”“增能理论”“生态系统理论”“社会支持理论”等社会工作专业的理论视角，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反贫困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中，仅仅依靠社会工作理论视角指导扶贫工作的话，只能在单一层面上发挥作用，无法满足大扶贫格局中复杂多样化的多重需求，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理论视角的单一，对实践的指导也容易造成影响，使社会工作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上显得较为“疲软”，导致社会工作在反贫困工作中的成效受到质疑。
(三)资金渠道狭窄
当前，社会工作参与扶贫工作的资金渠道主要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投入与支持，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资金来源主要分为专项资金、预算外和预算内资金，从整体情况上看，多数属于专项资金及预算外资金，大多尚未纳入公共财政资金，导致资金的来源不稳定。地方政府对社会工作在反贫困工作中的重视程度和财政支持力度相对滞后，且资金的使用和管理都需要依照政府部门严格的财务制度进行，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社会工作在扶贫工作中的发展。“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扶贫工作是一项长期且复杂的工程，需要的是扶贫人员的扎根与坚守，资金的缺乏对扶贫工作者带来的后顾之忧势必会对扶贫工作产生严重的影响。如贵州省的“三区”计划，专业的社工人才需要在受援地服务一年，每人每年的经费只有两万元，受援地大多条件艰苦，在恶劣的条件之下缺乏充足的后勤保障，大多数社工都是在为扶贫事业做“奉献”。
(四)方法陈旧传统
最后，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为扶贫工作提供指导。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社会工作行政)比较适用于扶贫工作，能够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维度，分别对贫困者个人问题、特殊贫困群体问题、区域性贫困问题进行介入，通过个案辅导、团体交流、社会支持网络建立、社区活动、政策倡导等多种实务方式和技巧介入扶贫工作，以专业的手法为解决贫困问题提供指导。
(五)方式亟待创新
通过现有的社会工作参与反贫困实践情况不难发现，不论是以“项目服务为导向”还是以“合作嵌入为导向”，抑或是其他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反贫困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也有着其明显的局限性。如“项目服务为导向”的方式缺乏长期稳定的持续性，“合作嵌入为导向”的方式对社工团队的要求较高且推广起来存在一定的困难。这些局限的存在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社会工作在反贫困工作中的发展。随着大扶贫的提出，传统的社会工作扶贫方式已经不能完全适用于现有的格局之中，急需新的思路探索新的介入方式。
(六)评估手段单一
就现阶段而言，社会工作在参与反贫困工作中的评估手段较为单一，评估的主体主要为社工与机构自身，主要运用需求评估和效果评估。在需求评估的过程中，有些社工往往容易被案主不真实的表达所蒙蔽，带着其“专业的判断”，陷入感性和主观的困境中，缺乏理性和客观。在效果评估的过程中，往往容易陷入“指标”的漩涡中，许多扶贫项目为了“应付”购买方的评估，忙于完成“指标”，甚至在“指标”上“动一些手脚”，忽视了贫困者、贫困群体与贫困地区的真实需求，形成了为“指标”而“服务”的导向，使介入的效果大打折扣。由于评估手段单一所导致的种种弊端，对社会工作在大扶贫格局中发挥的作用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需要进一步完善现有的评估体系。
四、大扶贫语境下“社会工作+”介入模式的构建
“社会工作评估+专业督导评估+贫困者自我评估+政府部门评估”。以社会工作评估作为基础，与各方组成“社会工作+”介入评估体系。社会工作评估+专业机构评估，在社会工作者自身评估结合机构评估的基础上，聘请专业督导评估，为评估工作提供专业层面的指导；社会工作评估+贫困者自我评估，在社会工作者对贫困者进行评估的基础上结合贫困者的自我评估，为评估工作提供案主层面的回馈；社会工作评估+政府部门评估，以社会工作评估方法结合政府部门的行政方法进行评估，为评估工作提供政府层面的建议。通过“社工—督导—案主—政府”四个维度的评估体系，为社会工作参与反贫困提供更为全面的评估方式，以便于更好地反思社会工作在扶贫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存在的问题以及改善的措施。
“大扶贫”与“社会工作+”两者之间存在着理念上的耦合，两者都强调通过多方合作，产生各领域之间各种类型的有机结合，实现优势互补，形成合力共同解决问题。这与实践型精准扶贫中的系统实践有一定的相通性，系统实践是所有反贫困参与者(不只是扶贫人员)的参与、合作、协同、共进的实践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方都不是机械地参加，而是能动地参与。这种能动性既包括各方的一般参与，也包括他们的改变、发展和在此基础上的协同、合作。[12]同时也与以能力建设和资产建立为核心的优势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有所契合，该模式强调在“城乡合作”和“公平贸易”的平台上，建立多方参与、优势互补的合作伙伴关系，透过资产建立和能力建设，最大限度地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主人翁精神)和潜能(聪明才智)，从而实现城乡居民的互惠互利和城乡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笔者尝试将“社会工作+”理念运用在“大扶贫”语境中，即在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中，利用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理念与专业技术方法以及社会工作专业的平台，使社会工作专业与各专业融合，使社会工作行业与各行业合作，使社会工作者与各方人员配合，实现优势互补，共同解决贫困问题，推动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在此基础上，初步构建了大扶贫语境下的“社会工作+”介入模式，如下图：
(一)介入理论体系构建
“社会工作+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工作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一直较为紧密，许多理论来源于其他学科，如社会学中的“场域理论”在小组工作中的运用、“社会冲突论”在社区工作中的运用，心理学中的心理动力理论、认知行为理论在个案工作中的运用等，可见社会工作与其他专业的融合性较好。在大扶贫语境之中，以社会工作作为基本理论视角出发，融合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在扶贫工作中社会层面进行运用，如运用社会冲突论对贫困问题的产生进行分析；融合心理学的理论视角在扶贫工作中心理层面进行运用，如运用归因理论对贫困归因进行分析、运用认知行为理论缓解贫困者的焦虑心理；融合管理学的理论视角在扶贫工作中组织机构、企业等层面进行运用，如运用木桶定律对贫困地区基层组织机构进行指导、运用激励理论对贫困者进行引导和鼓励；融合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在扶贫工作中经济发展层面进行运用；运用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对现存贫困问题的供给和需求层面进行分析。通过“社会工作+各种学科理论”形成完善的介入理论体系，拓宽社会工作在大扶贫格局中的视野，夯实理论储备，以期为社会工作参与反贫困提供更多的理论指导。
(二)介入主体体系构建
“社会工作者+志愿者+贫困者+民政部门+高校+社会力量”。大扶贫语境中，单一的扶贫主体已经不能满足扶贫工作的实际需要，综合各方力量形成强力的介入主体体系显得尤为关键。社工与其他各方的合作已经有较为成熟的经验，如“双工联动”以及“三社联动”机制的成功运用，表明社工独特的专业价值观、素养、方法技巧可以为其与各方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础。在“社会工作+”介入模式中，社工+志愿者可以为贫困地区提供志愿服务；社工+贫困者可以充分运用“优势视角”发挥贫困者自身的优势和资源，使贫困群体形成“自助和互助”；社工+民政部门可以为贫困地区链接政府的行政资源，使贫困群体获得更多的政府支持；社工+高校可以为贫困地区链接高校人才和科研资源，为贫困地区的发展提供人才和科技的支持；社工+社会力量可以为贫困群体链接社会资源，使贫困群体得到来自社会各方的各种形式的支持。介入主体体系的构建，能够真正形成各方参与、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扶贫主体体系。
本平台将台风实况,包括台风位置、台风路径、台风强度、风圈半径、台风预报等信息,并采用不同颜色的点和线显示不同等级的台风中心位置及其路径(图2)。对不同预报线路也采用不同颜色表示,平台可同时显示一个或多个台风信息,所有台风有关信息都可以显示或消隐,并具备测距、地形叠加等GIS功能,方便预报员参考。同时平台也对省台台风报告单制作系统提供良好支持。
(三)介入形式体系构建
“社会工作+项目服务+企业合作+科研推动+岗位定点”。通过各种形式的组合构成“社会工作+”介入形式体系。社会工作+项目服务，以社会工作机构承接各类扶贫项目为贫困地区的公共事业建设及贫困群体能力建设提供相应的服务；社会工作+企业合作，以社工与企业的合作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及将贫困群体的劳动力转化为企业的生产力；社会工作+科研推动，通过与科研机构的合作，以社会工作专业为视角对贫困地区以及贫困群体进行相关的研究，通过科研的推动，发现贫困地区及贫困群体存在的问题，提出有效的政策建议；社会工作+岗位定点，通过政府的支持在贫困地区设置相应的社工岗位，将社会工作纳入政府扶贫体系当中，以岗位定点的形式使专业的社会工作人才能扎根在贫困地区，深入基层开展扶贫工作。“社会工作+”介入形式体系以社工扶贫项目与社工扶贫岗位为“种子”，社企合作与科研推动为“养料”，开出多样化的社工扶贫方式的“果实”。
(四)介入方法体系构建
在大扶贫语境中，强调多方力量的参与，但就目前而言，社工作为扶贫主体力量十分单薄。理论上社工的一大优势是资源的链接，实际过程中链接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首先，体现在地方政府的支持力度不够。一方面，地方政府对社工参与扶贫本身持有“怀疑”的态度；另一方面，许多社工扶贫的项目在地方政府眼里被看成是一项额外任务，带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对社工的扶贫工作采取“旁观”的姿势，并担心社工过多的介入导致贫困群体的诉求借由社工向地方政府“施压”，从而使地方政府与社工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关系，使地方政府的力量链接不到位。其次，社会力量的链接不足。在英国、北美等地，社会工作在反贫困实践中有着更大的主动性，发挥作用领域更为广泛，社会工作机构与基金会、企业、高校等均有着良好顺畅的合作关系。[11]而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中，许多社会资源的链接需要依靠“关系”，资源链接的数量与质量受到机构或者社工个人的能力限制，并且难以发展成为长期稳定的资源。最后，忽视了贫困群体自身的力量，许多贫困者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被扶贫”的状态，导致贫困群体形成了某种依赖心理，使其被动地接受扶贫，并刻意忽视自身能力资源，为自己标记上“贫困”的身份以享受各种政策和资源的优惠。许多社工在反贫困工作中实质上还是在“输血”，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发挥贫困群体自身的优势和资源，使他们作为扶贫工作中的重要力量相互进行帮助，建立支持网络，达到“造血”的功能。政府—社会—贫困群体三者的力量都缺乏有效的链接，导致社工在大扶贫格局中的力量单薄，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社会工作发展的历史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与贫困作斗争的历史，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理念正是人们在与贫困及相关社会问题作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7]从社工参与扶贫的国际经验上看，社会工作参与反贫困成效已经非常显著了。事实上在当代社会，扶贫概念的诞生本身就与社会工作密切相关，社会工作者对贫困者采取的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等方法，都已经成为扶贫工作的国际惯例。[8]但就中国而言，社会工作参与扶贫工作是一个较新的领域，党和政府以及社工界都在积极地进行尝试和探索，同时也取得了一些成就，总体来说呈现以下两种方式：
(五)介入资金体系构建
“社会工作行业+政府购买服务+专项财政支持+基金会支持+社会资源支持”。以社会工作行业作为资金的调度者，结合各类资金的支持形成“社会工作+”介入资金体系。政府购买服务用于支持社会工作扶贫项目的开发与实施；专项财政的支持用于保障基层贫困地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扶贫工作岗位的稳定；基金会的支持用于进一步促进社会工作扶贫项目的开发与实施以及对贫困者的福利水平提升；社会资源的支持用于贫困地区的经济建设与贫困群体的生活改善。在这个体系之中，社会工作者应充分发挥自身链接资源的能力与优势，将各方资源有效整合，合理利用。
藏药麻花秦艽醇提物对胶原诱导型关节炎模型小鼠滑膜组织中NF-κB p65表达的影响 ………………… 贾 娜等（15）：2082
建筑工程设计工作是影响工程造价的主要因素，体现在设计人员与图纸方面。对于设计人员，如果专业素质不能达到标准，没有掌握先进技能与专业基础，在设计期间很容易影响工程造价，无法将工程造价控制与施工设计联系在一起。施工设计图会直接影响工程成本，如果不能在施工前期进行设计图纸的审核与完善，在施工中很容易出现变更现象，不利于进行造价的管理与控制，难以形成良好的发展体系。
(六)介入评估体系构建
上述现实困境表明，社会工作虽然在参与反贫困工作中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在大扶贫背景之下，社会工作的扶贫道路布满荆棘，充满了挑战。同时，挑战亦是机遇，大扶贫的语境给社会工作创造了更多空间，如何在这种环境之下更好更充分地发挥社会工作的作用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许多专家学者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提出“社会工作+”的概念，此概念源起于时下较为火热的流行语“互联网+”。“互联网+”是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推动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组织变革，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⑤通俗的说法就是“互联网+各个传统行业”，但这并不是简单的两者相加，而是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进行深度融合，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在其中提取几个关键词“技术”“平台”“领域”“融合”，将社会工作的元素嵌入其中，形成“社会工作+”的概念，即“利用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理念与专业技术方法以及社会工作专业的平台，使社会工作专业与各专业融合，使社会工作行业与各行业合作，使社会工作者与各方人员配合，实现优势互补，共同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发展，形成更广泛的以社会工作为基本点和创新点的社会发展新形态。”
五、结语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工作专业促进公平、维护正义和改善人类与社会环境关系的理想追求。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借此契机社会工作应充分发挥其专业效能，提升社工专业的社会认知，为扶贫工作做出贡献。本文尝试提出“社会工作+”的理念，旨在从宏观层面构建大扶贫语境下的“社会工作+”介入模式，“+”象征着无限的可能性，今后将对该模式的建构以及实务层面进行深入探索，并推出系列专题研究，以期为社会工作参与反贫困提供些许理论意义与实务经验。由于笔者本人水平有限，存在许多局限与不足之处，愿各位同行批评指正。
注 释：
①见《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发〔2013〕6号)。
纵观六里屯、阿苏卫、苏家坨的建设垃圾焚烧厂的建设决策过程，民众总是有意无意的被忽视。六里屯垃圾焚烧厂建设过程中居民并没有得到参与得到相关的决策中，只是从规划中得知 要修建一座垃圾焚烧厂；阿苏卫居民则是在去政府办事，在小汤山政府公告栏黑暗角落发现的公示，这些都加剧了群众的不满，因此决策过程公开化、民主化、透明化是一个重要举措。
②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意见》(国办发〔2014〕58号)。
所有研究对象行12导联24 h动态心电图检查，动态心电数据应用深圳市博英医疗仪器科技有限公司的 BI6812型动态心电图工作站记录器，由三名高年资医生进行数据分析，人工去除记录中的干扰及伪差，通过分析系统自动计算出DC值、AC值和HRV相关指标。记录者和数据分析者都不清楚患者的分组情况。
③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发〔2015〕34号)。
④见《民政部关于做好首批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支持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民函〔2013〕87号)。
⑤见《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国发〔2015〕4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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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ExplorationofintheContextofGreatPovertyAlleviation“SocialWork+”InterventionMode
WANG Ya-qi
(SchoolofManagement,ZunyiNormalUniversity,563006,China；GuizhouMinzuUniversity,Guiyang,Guizhou,550025,China)
Abstract:This article 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work involving in anti-poverty,through analyzing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great poverty allevi- ation an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ocial work and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exploring the six realistic plights of current stage of social work in the context of great poverty alleviation ,on this basis,putting forward the concept of “social work +”,and building overall framework of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mode in the context of great poverty alleviation,which mainly includes:“intervention theory system”,“intervention subject system”,“intervention mode system”,“intervention method system”,“intervention funding system”,“intervention evaluation system”six aspects.The concrete content includes:“social work+sociology+psychology+management+ economics”,“social workers and volunteers+the poor+civil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s +colleges+social force”,“social work+project service+enterprise cooperation+scientific research+fixed position ”,“ methods of social work+ methods of sociology,methods of psychology,management methods+economics methods”,“social work profession+government purchase services+special financial support+support of foundations+support of social resources”,and “social work assessment+professional supervision assessment+self-assessment of the poor+government assessment”,which expects to provide certain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social work participating in anti-poverty work.
Keywords:social work;great poverty alleviation;intervention model
论文编码：Doi:10.3969/j.issn.1673-9329.2019.04.12
收稿日期：2019-02-28
基金项目：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贵州大扶贫‘社会工作+’介入模式研究”(项目编号：16GZQN14)
作者简介：王亚奇(1990-)，男，江西赣州人，遵义师范学院管理学院讲师，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学专业2018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研究。
[责任编辑：杨明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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