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阿尔及利亚独立后，其政治具有高度的稳定性，统治集团内部高度团结，反对派无力对政权造成威胁，政治的稳定使其成为地区动荡中的稳定岛。阿尔及利亚实现政治稳定的核心维度包括：构建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宣传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军政体制为稳定提供保障机制和以福利换稳定的策略等。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看，当前对阿尔及利亚政治稳定构成挑战的因素主要源于威权主义整体逐渐衰退，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也变得不合时宜，政治民主化的推进要求重构合法性，而经济转型的困难也会增添相应的政治风险。
关键词：阿尔及利亚；政治稳定；威权主义；布特弗利卡；北非政治
自“阿拉伯之春”以来，西亚北非地区多个国家政权发生更迭，区域性动荡重新成为困扰国际社会的难题。这次肇始于突尼斯的政治危机迅速外溢，在区域内产生了连锁反应，而危机产生的后置效应对各国的政治稳定都具有负面的影响。与其他中东地区国家相比较，阿尔及利亚却未被卷入这场危机的漩涡，除了小范围骚乱外，政权仍然维持稳定。因此，有学者提出了“阿拉伯之春例外论”的观点来讨论阿尔及利亚在特殊国际环境下的稳定局面。[注] Boutheina Cheriet, “The Arab Spring Exception: Algeria’s Political Ambiguities and Citizenship Rights,” TheJournalofNorthAfricanStudies, 2014, Vol. 19, No. 2, pp. 143-156.在中东地区整体处于动荡状态的大背景下，对政治稳定的思考是探索其他深层次问题的基础，故研究阿尔及利亚的“例外”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对阿尔及利亚政治稳定进行结构性解析，对认识阿尔及利亚以及中东国家的政治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 独立后阿尔及利亚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重点转向了新独立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西方政客与学者提出以“民主化”的所谓普世主义模式对第三世界的政治系统进行改造，其客观结果是造成了发展中国家更深层次的政治危机。鉴于民主化模式的失败，亨廷顿等学者提出政治稳定作为政治发展的核心主题，强调政治变迁的有序性。[注]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23页21世纪之交的比较政治学在强调政治稳定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政治民主化的内容，从而使政治发展的内涵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因此，当前比较政治学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秩序变迁方案时，更加关注政治稳定的重要意义。然而，在政治学概念中，政治稳定与政局稳定之间在现象层面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但却存在质的差异。阿尔及利亚独立后的政治发展历程中，出现过以政变的方式对政治发展方向进行调整和以武装斗争的形式挑战政府权威的事件。这些事件的出现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对政局的稳定造成了破坏，但从长时段观察，却没有因此而丧失政治的稳定性。独立后阿尔及利亚政治具有如下特征。
(一) 统治集团内部始终保持稳定
阿尔及利亚是通过民族解放战争的方式赢得民族独立的。在独立战争时期，民族解放阵线承担着战争的领导和组织工作，为了防止出现独裁专权的情况，民族解放阵线实行集体领导原则，重要决策必须经由集体协商才能通过。随后迫于斗争形势的需要，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权被互不统属的政治集团所分割。在外交上，1958年成立的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是其在国际舞台上的最高代表，临时政府为阿尔及利亚获得国际社会承认和争取国际援助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动。在军事方面，民族解放军总参谋部和国内各军区各行其是。总部位于突尼斯边境的总参谋部名义上是最高军事领导机构，在战时几乎完全处于临时政府控制之外，而阿尔及利亚国内的六个军区最初归总参谋部统辖，但随着法军加强对边境的封锁，各军区领导人逐渐大权在握。因此，有学者认为，独立战争最丰富的遗产就是国家的政治“封建化”[注] David and Marina Ottaway, Algeria:ThePoliticsofaSocialistRevoluti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p. 18.。在阿尔及利亚走向独立后，临时政府、总参谋部和各军区领导人开始竞争国家领导权，并形成了特雷姆森集团和提济乌祖集团[注]特雷姆森集团和提济乌祖集团：阿尔及利亚独立初期为争夺政治权力，1962年7月本·贝拉及其支持者从摩洛哥进入阿尔及利亚西部地区，并将总部设在特雷姆森(Tlemcen)。与此同时，临时政府总统本·赫达(Ben Khedda)及其支持者也返回阿尔及利亚，将总部设在柏柏尔人聚居区卡比利亚的首府提济乌祖(Tizi Ouzou)，从而形成了以特雷姆森和提济乌祖为中心的两大政治集团。两大政治和军事对立阵营。最终，本·贝拉在总参谋部的支持下进入阿尔及尔，特雷姆森集团获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从本·贝拉总统开始，阿尔及利亚的核心统治集团就与军方形成了特殊的关系，特别是自胡阿里·布迈丁开始，历任总统都具有军方背景，即形成了军方掌握核心政治权力，再由技术专家进行治理的统治模式。军队干预政治是保证统治集团核心利益的重要手段，因此，当政权遭遇的挑战触及军方底线时，军队便会予以强制纠正。
(二) 政治反对派无法对政权构成威胁
在现代政治语境中，政治反对派的存在是社会多元化的表现，这意味着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在社会分化中进行了重新整合，并以政党等形式予以表达。但在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政治反对派缺乏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这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发展的均质化。殖民主义是阿尔及利亚现代化的发动者，法国殖民者的“文明使命”破坏了传统的农业社会，地主阶层被殖民者取而代之，形成了欧洲移民与阿尔及利亚人对立的二元社会，到1946年，随着贫困化加剧，农民逐渐成为半无产者。当殖民统治结束时，阿尔及利亚社会主要是由这些无产阶级化的农民构成，民族解放阵线是他们的唯一合法代表。
第二，现代化进程缓慢。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则滋生着动乱”的悖论，[注] [美]塞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31页。在经济领域发生的现代化会向社会和政治领域渗透，造成对生活习惯、社会传统和宗教观念等方面的冲击，最终给政治带来不确定性。阿尔及利亚的现代化在布迈丁时代是以通过“石油美元”向基础工业注入资金，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目标，现代化对社会领域的冲击有限。到20世纪80年代，沙德利总统的经济改革失败，被迫开启了政治改革的大门，到布特弗利卡总统统治时期，经济发展仍然举步维艰，改善民生仍为首要难题。因此，现代化带来的经济价值对政治价值的重塑在阿尔及利亚进展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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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地区动荡中的稳定岛
外交是国内政治的自然延伸，同时，外交也是确保国内政治稳定的重要手段。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推行第三世界外交，以维护民族独立和推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为目标[注]慈志刚：《浅析阿尔及利亚的第三世界外交》，载《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78页。，因此，阿尔及利亚也成为全世界革命者心中的革命圣地。在20世纪90年代，阿尔及利亚陷入内战，军方接管政治导致政权合法性在国际社会遭到质疑，同时，政府内部存在多元权力中心，造成阿尔及利亚外交官对本国政策的认识和执行也充满不确定性，[注] Yahia H. Zoubir, “The Resurgence of Algeria’s Foreign Poli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JournalofNorthAfricanStudies, Vol. 9, No. 2, 2004.因此，这一时期阿尔及利亚外交处于收缩和防御态势，内政和外交无法形成有机的互补。布特弗利卡当选为总统后，阿尔及利亚外交政策开始发生改变，其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几点：第一，阿尔及利亚需要改善政府形象，结束内战时期外交上的“孤立”局面，获取更多外国援助；第二，布特弗利卡曾多年担任外交部长职务，能够审时度势地做出改变；第三，部分反政府武装转变为恐怖组织，并呈现国际化的趋向。新世纪阿尔及利亚将外交的重点放在地区安全和稳定上，将国内反恐与地区安全统一起来，借助“9.11事件”将本国安全与西方反恐战略对接，再依靠其强大的军事存在和丰富的反恐经验，使其成为地区动荡中的稳定岛，因此，2010年爆发的“阿拉伯之春”对阿尔及利亚的冲击远不如其他阿拉伯国家严重。
二、 阿尔及利亚实现政治稳定的核心维度
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完成了从殖民地向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这种转型期的政治发展本身就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独立后在政权问题上爆发的各种矛盾，由此引发的各种政治事件产生了不同的政治影响，对政治稳定造成了冲击，但却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政治稳定的基本支柱。也就是说，政治稳定不是一个孤立的政治现象，它的产生与维系与特定的政治体系相关，政治体系的关键要素在政治的动态发展过程中没发生根本性变化，则政治稳定就具备相应的保障机制。
(一) 政治合法性维度——政治体系的权威性
从独立后阿尔及利亚政治合法性构建的历史来看，其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的转向，通过具有超强魅力的领袖人物为政治稳定提供秩序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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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是布迈丁时期的“革命合法性”。1965年6月19日，为了纠正本·贝拉偏离轨迹的路线，布迈丁发动军事政变，便是“为了恢复革命的合法性，为了重新赋予革命原则以全部价值。”[注][阿尔及利亚]布迈丁：《布迈丁言论选编》，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2页。首先，布迈丁确立了以“乌季达集团”[注]乌季达集团：1965年布迈丁发动政变推翻本·贝拉，革命委员会成为最高权力机构，而革命委员会的核心是曾在革命年代与布迈丁一同驻扎在摩洛哥小镇乌季达(Oujda)的部分军官，故被称为“乌季达集团”。为核心的统治集团。政变后的最高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由发动政变的26名军官组成，包括总参谋长和各军区司令等，[注] John Ruedy, ModernAlgeria:TheOriginsandDevelopmentofaNa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07.从而完成了国家机构的重组。其次，完成对民族解放阵线党的改造。由战争年代的老兵填充并重构党的组织，将战争年代与建设年代通过革命精神连接在一起，藉此赋予党以新的生命。最后，将“革命”作为社会整合的工具。为了弥合民族、宗教和语言等方面出现的分歧，布迈丁希望通过重新解读“革命”来完成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精神的重塑。
第三，社会传统价值复苏。在经济价值无法对社会进行整合的背景下，社会传统价值的作用便凸显出来，成为政治动员的基础。阿尔及利亚1989年宪法是该国走向多党制的开端，宪法规定，任何政党不得以宗教、语言和地区主义等排他性要素作为成立的基础。但是实际上，后来对政权造成冲击的伊斯兰拯救阵线却高举宗教旗帜，而社会主义力量阵线和争取文化和民主联盟也以柏柏尔人聚居区为活动基础，均并未遵守宪法中不得基于排他性成立政党的规定。
第三阶段是合法性的转型时期。1978年12月，布迈丁突然病逝，导致阿尔及利亚出现政治合法性危机。首先，布迈丁猝然离世，标志着传统魅力型权威的终结，从而造成短期内的权力真空；其次，随着独立后一代的成长，革命已经成为历史记忆，革命合法性的基础在时光流转中遭受侵蚀；最后，民间伊斯兰运动兴起，并成为国家控制之外的政治力量，开始挑战政府的权威。沙德利总统推行“去布迈丁化”政策，实行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政府在进行自我否定的同时，又试图建立新的权威基础。然而，在经济改革失败后，政治领域的改革打开了政治危机的魔盒，以伊斯兰拯救阵线为核心，形成了新的否定政权合法性的“合力”。
第四阶段是布特弗利卡时期重建“民族合法性”。1999年布特弗利卡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开始了合法性重建的过程。布特弗利卡的第一步是推动民族和解。1999年和2005年分别通过了《民族和解法》和《和平与全国和解宪章》，通过政府主导的和平与和解进程，重新建立政府权威。第二步是重建国际声誉。2001年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遭受恐怖袭击后，阿尔及利亚及时调整外交政策的方向，成为美国全球反恐的重要伙伴，使阿尔及利亚的国际形象得到改善。第三步是巩固总统权力。布特弗利卡在第一任期后期开始进行大范围的人事变动，加强对各级权力机构的控制。2008年11月，阿国民议会以超过四分之三的支持率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取消总统连任限制。随后布特弗利卡又在2009年和2013年参加总统选举，并获得胜利。政治强人主导下的政治秩序仍是政治稳定的重要基础。
晞月慢慢舀了两口燕窝，轻浅笑道：“从前她总仗着是先帝孝敬皇后和景仁宫皇后的表侄女儿，又是先帝和太后指婚给皇上的，得意过了头。如今太后得势，先帝与孝敬皇后都已作古，景仁宫那位反倒成了她的累赘了。想来太后和皇上也不会再敷衍她。”
(二) 政治认同维度——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阿尔及利亚的现代政治启蒙是在法国的殖民统治下完成的，其开端就是阿尔及利亚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与强调族群分治的英国殖民模式不同，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强调以理性为基础的普世价值，以“优越的”西方为模型推进以“同化”为目标的“文明使命”。这种殖民模式为“西方化”的个体开启了升迁之路，但也因宣扬西方的优越而强化了法国与阿尔及利亚人的整体性对立。在殖民模式下的民族主义启蒙和对立中，阿尔及利亚的认同意识逐渐出现。同化论者否认“阿尔及利亚民族”的真实性，而伊斯兰改革主义者则在阿拉伯与伊斯兰的历史与传统中确认了“阿尔及利亚祖国”的文化属性。[注]慈志刚：《阿尔及利亚自管社会主义起源探析》，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年第2期，第72页。在此后的民族解放斗争中，民族主义成为政治动员的重要旗帜，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独立以后。
第一阶段是本·贝拉时期的“历史合法性”。所谓“历史合法性”是指政府的权威来源于革命斗争的历史：一方面，本·贝拉通过强调“革命历史”，树立领导人的个人权威。作为“特别行动”组织的早期成员，本·贝拉是民族解放斗争的主要发起人，在民族解放阵线内部享有较高声誉，在革命中始终保持一尘不染的革命形象，作为仅存的几位早期领导人之一，特殊的革命历史赋予其特殊的政治身份；另一方面，通过官方的革命历史叙事，赋予其政策以合法性。本·贝拉强调其政策的历史根源，其自管社会主义的独特性就在于阿尔及利亚独特的历史、语言、宗教和文化。《阿尔及尔宪章》进一步指出，“革命从来不是同过去一下子完全一刀两断。人在过去遗留下来的各种条件的影响下进行活动，这些条件又迫切地给人们指出道路。正因为如此，唯有历史能赋予已经发生的事情以意义。”[注]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39页。
第一，民族主义政治话语的延续。阿尔及利亚是以民族解放斗争的形式实现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在这一过程中表现为对殖民统治的反抗，并通过民族的“再生”赋予民族共同体以现实价值。作为大众政治的产物，民族主义也是大众政治的制造者。民族独立确定了阿尔及利亚的自然地理疆界，独立后的民族主义政治通过大众动员来确定国家的政治疆界。为了宣告与殖民时代的资本主义和剥削压迫挥手作别，阿尔及利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在官方意识形态中，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主义是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独一无二的社会主义，它的独特性深植于阿尔及利亚独特的历史、语言、宗教和文化。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成为民族主义革命的延续，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转变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而上升为国民“忠诚”的依据。到布迈丁时期，他批判了本·贝拉的社会主义，强调社会主义必须以阿拉伯和伊斯兰传统作为道德基础，后来又发动“文化革命”来回归革命年代的民族主义。到沙德利总统时期，阿政府进行了多元民主改革，造成了国家近十年的动荡。1999年以后，布特弗利卡重新以民族主义作为宣传工具，以此来疏导民族情感，并从中获取政治能量。
第四，民族主义为导向的政治和解。民族主义通过对内的政治治理和对外的国际交往，确定了民族国家的政治疆界，又通过语言、宗教和历史的统一，建立对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沙德利时期的政治改革，强调以“去布迈丁化”的多元民主为特征，这与民族主义政权强调统一的原则发生矛盾，伊斯兰复兴运动和柏柏尔人复兴运动从政权的高压下释放出来，在时机成熟后，发起了对政权的挑战，试图摆脱民族主义政治治理模式。1999年7月，阿政府颁布《民族和解法》，该法一方面恢复了国家对民族和解进程的主导地位，重建政府的权威，另一方面也通过大赦的方式试图重建民族团结。2005年4月，布特弗利卡在其第二总统任期提出了新的民族和解方案——《和平与全国和解宪章》，其核心内容是巩固和平，巩固民族和解，增强民族凝聚力等。通过这些实现民族和解，重建民族认同的努力，放下武器的反政府武装多数通过大赦重新回归社会。根据半岛电视台统计，截止2006年3月，共有2,629名监狱服刑人员被释放。[注] George Joffe,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and General Amnesty in Algeria,” MediterraneanPolitics, Vol. 13, No. 2, 2008, pp. 213-228.
第三，民族主义外交的推行。民族主义政治延伸到外交领域，对阿尔及利亚的外交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本·贝拉和布迈丁时期，仍然延续革命时代的民族解放话语，在处理对外关系上，以“革命”和“反动”作为国家间交往的价值标准，阿尔及尔也成为那个时代革命者的“圣地”。阿尔及利亚坚定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但主张对主权国家内部事务不加干涉，反对向外输出革命，阿尔及利亚也因此成为不结盟运动的领导者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倡导者之一。美国学者罗伯特·莫蒂默(Robert A. Mortimer)认为，独立后阿尔及利亚的外交政策经历了从革命主义向国家利益的转变，[注] Robert A. Mortimer, “Algerian Foreign Policy: From Revolution to National Interest,” TheJournalofNorthAfricanStudies, 2015, Vol. 20, No. 3, pp. 466-482.实际上，冷战背景下阿尔及利亚的外交政策充满了实用主义色彩。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失败，阿尔及利亚在外交上全面收缩，在90年代甚至陷入“孤立”。布特弗利卡执政后，凭借其丰富的外交经验，采取“安全向西看，经济向东看”的策略打破了外交困境，与此同时，他还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但独立自主仍然是国家吸引外资的优先考量要素。2009年通过的新投资法坚持阿方控股政策[注]中国驻阿尔及利亚经商参处：《阿尔及利亚出台投资新政策保护本国企业》，2009年10月5日，http://dz.mofcom.gov.cn/article/jmxw/200901/20090105996226.shtml，登录时间：2018年5月29日。，该政策虽然因影响外来投资而饱受诟病，但阿尔及利亚始终没有将其放弃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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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民族主义的历史叙事。法国对阿尔及利亚除了法律层面的殖民统治以外，还有意识地对殖民地进行文化层面的改造。在殖民体系的话语下，阿尔及利亚社会被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粗暴野蛮、桀骜不驯、世代游牧的外来征服者——阿拉伯人，另一部分则是与欧洲文明相似的、过着世俗的、定居生活的本土居民——柏柏尔人，殖民者通过这种“柏柏尔神话”，为殖民统治建立合法性。殖民主义者通过一种错误的逻辑重新构建被压迫人民的过去，即歪曲它、毁坏它、消灭它。[注][法]弗朗兹·法农：《全世界受苦的人》，万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页。与殖民话语下的历史叙事相对应，民族主义者在1954年的独立宣言中明确提出为了“阿尔及利亚民族”和“阿尔及利亚祖国”而团结斗争的必要性。[注]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集》，第143-146页。独立后的《阿尔及尔宪章》有意识地摆脱殖民主义历史叙事，将阿尔及利亚的历史追溯到8世纪的“伊斯兰征服”时代，反侵略与民族解放是其中的核心主题。布迈丁时代仍然延续反殖民主义话语，国家发起了全面“书写和重写历史计划 ”，[注] Laurie A. Brand, OfficialStories:PoliticsandNationalNarrativesinEgyptandAlgeri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142.把阿尔及利亚地理范围与民族特征形成的历史追溯到努米底亚时代。[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三局译：《阿尔及利亚国民宪章》(内部资料)，1984年版，第21页。1979年以后，革命话语在阿尔及利亚的教科书中逐渐消失，随着柏柏尔人复兴运动兴起，历史叙述更加强调团结与统一，比如1992～1993年六年级的历史教材强调阿尔及利亚人通过共同的语言、宗教、习俗和传统构成了阿尔及利亚社会。[注] Laurie A. Brand, OfficialStories:PoliticsandNationalNarrativesinEgyptandAlgeria, p. 173.总体来看，独立后阿尔及利亚仍然延续民族主义的历史叙事，反复强调民族共同体的延续性。
2010年以来中东地区迎来了新的政治挑战，阿拉伯国家的剧变催生了改造中东政治的革命性实践，当然也对传统中东国家的政治稳定模式提出了挑战，它必然会推动中东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层次转型，重新思考政治变局与政治稳定的动态关系或许能够为阿尔及利亚的政治转型提供新的视角。
(三) 政治保障机制——军政体制的维持
在阿尔及利亚实现独立后，由于缺乏公认的政治权威，在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制度化进程中，出现了多个权力中心的竞争，最终以军人干政的形式完成了政治参与规则的确定。塞缪尔·亨廷顿在讨论“军人干政”时认为，最初的干预可能不具合法性，但是当干预转变为参与，并承担起创设新的政治制度的责任，从而使未来的军人或其他社会势力的干预成为不可能或不必要时，干预也就能获得合法性。[注] [美]塞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199页。阿尔及利亚军政体制的建立便是以“军人干政”的方式开始，以构建新的政治权力关系结束，其本质内容是为民族主义政治发展的不确定性提供强制性的稳定结构。
第一，军政体制存在的必要性。军政体制与军人寡头政治不同，它强调稳定优先，在此基础上推进改革。为了确保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和发展的有序性，军方对政治进行有限干预，因此，有学者认为，中东地区的军队不仅是指导现代社会所必须的工业化、制度化和改革的理想工具，还是威权主义实现稳定的关键变量。[注] Steven A. Cook, RulingButNotGoverning:TheMilitaryandPoliticalDevelopmentinEgypt,Algeria,andTurke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首先，阿尔及利亚军方是现代化变革的倡导者。阿尔及利亚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是从布迈丁发动政变后开始的。其次，军方支持政治制度化建设。由于军方缺乏消弭意识形态分歧的有效手段，因此，通过制度化建立超越政治集团和意识形态的法律规范和秩序，达到社会整合的目的。最后，军方重视合法性建设。军人干政本身不具有合法性，但是军方通过推动现代化和民主化等方面的变革，为国家发展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制度结构，从而为政治的良性运转开辟了道路。
供给侧改革的中心任务是推进创新以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所以，高校必须充分利用自身科研资源优势，促使各种应用性和基础性研究及其成果集约化，以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相关任务。同时，高校应立足于地区重点行业企业以及国家战略发展需要，积极打造高校、企业、科研单位以及政府部门四方合一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以致力于在技术创新和科研创新等方面获得巨大突破[4]。
第三，军政体制的治理模式。阿尔及利亚反殖民统治的暴力特征决定了军队在独立后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军队从战争时期的革命者转型为独立后现代化建设的改革者和政治秩序的捍卫者，军人与政治的特殊结合形成了军政体制。独立初期，为安抚各军区领导人，政治局对其许以高官厚禄，扩大军区对政治事务的参与；另一方面，各军区接受政治局提出的军队复原原则，退伍军人转变为地方基层干部，在制宪国民议会的196名成员中前军区领导人便占了三分之一。[注] David and Marina Ottaway, Algeria:ThePoliticsofaSocialistRevolution, p. 72.布迈丁执政后，军人也从幕后走上前台，政治上实行高度集权，经济上开启以“产业化工业”为特征的现代化，阿尔及利亚军政体制的基本特征在这一时期最终形成。
高中政治的有效教学是新时代的要求，高中政治教师要重视课堂的有效性，积极探索创新适合现代政治教学的方法，将政治课堂生活化，采取有效的教学手段，不断提高实际教学的效果，提高政治学习积极性，使学生得到全方面的发展，形成正确的思想观念。高中政治是高中学科中重要的一部分，对学生的个体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教师要不断地开放教学思维，提高政治的教学效果，使政治能够真正为学生的发展添动力。
第二，军队政治角色的转变。阿尔及利亚独立后分散的政治权力迅速集结为两大对立的集团——特雷姆森集团和提济乌祖集团，两大集团的对立加速了国内政治的碎片化。在总参谋部的支持下，本·贝拉为首的特雷姆森集团获得胜利，此后，军队便成为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决定性力量。独立后军队参与政治大体经历五个阶段，即本·贝拉时代军政“联盟”阶段；布迈丁时代的全面参与阶段；沙德利时代的军政分离阶段；内战时期的军管阶段；以及布特弗利卡时代的军政关系调整阶段。1999年拥有军方背景的布特弗利卡执政后，重新调整总统与军方的关系，军队回归军营，并在宪法框架内发挥作用。2003年总参谋长拉马里将军宣布，军队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不会倾向任何候选人。[注] Ulla Holm, “Algeria: President Bouteflika’s Second Term,” MediterraneanPolitics, Vol. 10, No. 1, 2005, p. 32.布特弗利卡完成了军队的重新洗牌，军队的控制权也转移到总统手中，唯一不变的是军队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
首先，政治精英与技术官僚共同治理。军方采取“统而不治”的策略，避免直接参与政治管理，而是通过政党体系、社会精英招募机制和技术专家的聘任，从而实现治理的专业化。其次，军方是真正的政治决策者。在1965年政变后的军政关系中，政治家沦为政府的雇员，民族解放阵线党也不过是政府合法性的装饰，历史学家穆罕默德·哈尔比(Muhammad Harbi)形象地指出，布迈丁将政党变成了不能移动，也不能沉没的戏船，[注]Raba Lounici,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Military and the Political in Contemporary Algerian History,” ContemporaryArabAffairs, Vol. 4, No. 3, 2011, p. 291.军方掌握着核心权力。最后，军队的强大军事力量是其政治角色的物质保障。阿尔及利亚是非洲军事大国，军事现代化水平在地区层面处于较高水平，到2015年军事力量达到50余万人，在应对国内外安全威胁上也积累了丰富经验。
(四) 政治调节机制——福利换稳定模式
国民收入的分配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是对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从政治学角度看则是对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它能够对政治发展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特别是福利性分配对平抑社会不满，调节社会矛盾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阿尔及利亚独立初期处于从殖民体系向民族国家过渡的时期，社会经济的管理与实践经验缺失，因此，1963年以后政府才以法令的方式建构替代性的社会经济体系。到布迈丁执政时期，阿尔及利亚经济发展模式初步建立，国家掌握更多的经济资源用于再分配，福利性分配亦始于这一时期。作为一种政治调节手段，福利性分配的主要目标是实现社会稳定，其原因主要有三：首先，随着军政体制的建立，威权主义政治排斥大众参与式的政治生活。因此，国家通过提供福利性分配，换取民众对政治活动的低度参与。其次，阿尔及利亚依据“增长极”理论制定了“产业化工业”战略，通过工业增长拉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现代化。根据2010年的数据，阿尔及利亚石油储量15.4亿吨，居世界第15位，天然气储量4.58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7位。[注]《世界知识年鉴》，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第267页。因此，炭化氢产业成为工业增长的动力源，但炭化氢产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劳动力需求小。受此影响，国家将炭化氢产业收入的一部分用于福利性再分配。最后，随着石油价格上涨，沙德利政府放弃了布迈丁时代的紧缩政策，通过加大社会福利满足群众需求，以缓解政府所面临的政治压力。
从福利性分配的类型看，可以分为制度性福利和临时性福利，二者对政治稳定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所谓制度性福利，是国家通过建立某种福利制度对社会资源进行分配，这包括对基本食品实行价格补贴，对公有住房实行低廉租金，为国民提供免费医疗，对全民实行免费教育以及对国家正式职工享受子女补贴等。[注]赵慧杰：《列国志·阿尔及利亚》，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75页。阿尔及利亚国民的税收始终维持在较低水平。1989年至1990年的政治动荡期，加上石油价格暴跌，税收仅占GDP的16.3%，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内战，2000年税收占GDP的比例进一步下降到11.5%。[注] Clement M. Henry, “Algeria’s Agonies: Oil Rent Effects in a Bunker State,” TheJournalofNorthAfricanStudies, Vol. 9, 2004, p. 70.2009年政府与工会和雇主举行了三方会议，决定提高最低保障工资，同时，国家将继续负担家庭津贴。这些政策在缓解社会矛盾，调节政府与民众关系方面长期发挥着作用。为了应对突如其来的政治危机，政府还会增加临时性的福利。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阿尔及利亚的部分城市也出现示威和骚乱，为了应对危机，政府除了部署警力来控制局势和满足群众政治改革呼声以外，还通过基本食品补给和增加工资等方式平抑民众不满。2011年1月，阿尔及利亚粮食局紧急从国际市场采购小麦85万吨，防止出现粮食短缺，确保百姓基本食品供应。[注] 中国驻阿尔及利亚经商参处：《阿紧急进口85万吨小麦》，2011年1月7日， http://dz.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101/20110107382373.shtml，登录时间：2018年6月3日。与此同时，国家向年轻人贷款的条件也变得宽松，以保障失业青年顺利就业。
监管工作在国内的公路工程项目建设施工的质量安全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实际上国内的工程监管体系发展尚不够成熟与完善，使其在具体落实的过程中出现许多问题。首先，施工单位对监管工作缺乏全面深入认识，其所落实的监管工作内容仅限于现场监督施工人员的施工情况，却忽略了设计与技术交底、施工组织设计、质量安全检查保证等环节的监管职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路工程建设施工中对质量安全的监管工作成效。
南部帮浦东段矿区发现的F1、F2，走向近EW，F1、F2是热液充填型高品位铅锌矿体的主要赋存部位，F11、F12及F13则是产于岩体内的次级断裂。北部笛给矿区总体构造格架为一系列的向南倒转的复式背向斜组合，背斜主要构造线走向近EW，向斜相对开阔舒展而背斜往往紧闭，岩层产状多陡倾。其中矿区中部发育一条背斜，走向近EW向，贯穿于整个矿区，核部地层为典中组凝灰岩，两翼岩层倾角均呈陡倾状，区内复式向斜南部和北部有多个由古近系典中组火山岩组成的较大的向斜盆地构造，中间为由二叠系旁那组片岩组成的次级背斜。铅锌矿体产于南部两个较大的倒转向斜盆地南翼凝灰岩中近EW向断裂中。
由此可见，“福利换稳定模式”是威权主义政体应对大众政治参与的调节手段。得天独厚的油气资源和炭化氢产业是阿尔及利亚政府的重要政治资本，以石油美元为基础的福利分配是构建政权或领袖合法性的特殊路径，通过垄断福利分配，满足民众对物质生活的期望，从而将经济资源转变为政治资源。当然，福利分配本身并不能解决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但却能够遏止突发性的政治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政权的生命力。
三、 当前阿尔及利亚政治稳定面临的挑战
2016年两会期间，黑龙江省双鸭山矿业集团工人因工资久欠不发走上街头抗议,数千名煤矿工人涌上街头，要求补发欠薪，补缴社保。《经济学人》在中国专栏报道了此次事件。在3月19日的报道中，主要包含两个概念隐喻——“经济发展是旅程”和“工人罢工是战争”。在“经济发展是旅程”概念隐喻中，旅程的增速放缓对应于经济增长放缓（例6）。在“工人罢工是战争”概念隐喻中，战争的爆发对应于罢工事件的爆发（例7），战争爆发的导火索对应于罢工事件爆发的起因（例8）。
(一) 威权主义政治前途未卜
独立初期,本·贝拉和布迈丁在构建威权主义政治过程中，虽然群众基础有所不同，双方对社会主义的认知和治理模式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就威权主义的核心构成要素而言，二者并无太大差异。二者的政治权威都是直接继承于民族解放斗争，以一党制政治体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革命历史的合法性作为威权主义政治的核心要素。政治权威构成要素都具有历史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要素会失去稳定性而走向衰微。沙德利执政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威权主义遭遇巨大挑战，民族解放斗争转变为历史记忆，一党制遭遇多元民主的挑战，自管社会主义经济也因经营不善而开始向市场化转型，因此，军队强权成为维系政府权威的唯一途径。现任总统布特弗利卡虽然仍重视革命和民族主义传统，但与曾主导阿尔及利亚政权的议会、执政党和军队相比，他更希望增强个人权力。[注] Stephen J. King, TheNewAuthoritarianismintheMiddleEastandNorthAfrica,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46.布特弗利卡一方面将军队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并修改宪法，废除连任限制，为个人连任铺平道路；另一方面，他又不断推动政治经济改革，满足民众渴求民主和改善生活的愿望。由此可见，布特弗利卡在其任期内完成了政治权威的重建，他继承了传统威权主义的革命话语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坚持军队在维系政治权威中的特殊地位，同时，他也顺应时代潮流，为新威权主义政治增添了新的要素，这其中布特弗利卡的个人魅力发挥着重要作用。2014年布特弗利卡赢得选举开启第四个总统任期。2019年阿尔及利亚将举行新的总统选举，从当前情况看，布特弗利卡身体健康状况堪忧，而不论布特弗利卡以何种方式退出政治舞台，都会对阿尔及利亚威权主义政治的发展造成巨大影响。
(二) 民族主义政治的衰退
作为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的民族主义，它在阿尔及利亚的出现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民族主义可以成为一种革命动员的武器，以民族的视角判断反殖民运动中的“敌”与“我”。民族主义可以成为一种大众参与的旗帜，阿尔及利亚人在它的引导下自发走上了自管社会主义的道路。民族主义还可以是一种政治统合的工具，它能够建构出一个超越地域、血缘和政治观念的稳定共同体。总之，与其他一些中东国家一样，民族主义使阿尔及利亚完成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跨越，是推动历史转折的重要力量。
根据化验分析，匿名信及3张纸条均系一种纸质，原料是高粱秆。可是，侦查员走遍了全市110个大大小小商店，都称没有出售过这种纸张，查遍东北所有造纸厂，也都不是用高粱秆做原料。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民族主义逐渐式微的趋向已不可避免，其式微的根源则在于民族主义本身。一是因为民族主义具有排他性。民族主义通过确定自身疆界的方式建构一个民族共同体，再将民族共同体与主权范围相重合，建立一个排他性的民族国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艺术、文学和语言等问题变成严重的政治对立问题，并被用来作为民族斗争的武器。[注][英]埃里·凯杜里：《民族主义》，张明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页。阿尔及利亚独立初期，将语言、文字和教育作为实现民族主义的工具，否认其他民族的存在。特别是在柏柏尔人问题上，政府否认其存在的合法性，1979年以后，柏柏尔人问题逐渐政治化，这也凸显了以建构“同质”共同体为目标的民族主义在实现社会整合上的缺陷。二是因为民族主义具有狭隘性。在人类文明交往的特定历史阶段，民族主义通过竞争来划分边界和寻求群体认同，对抗式的互动更是成为近代以来民族国家间交往的经常方式。阿尔及利亚经过130多年的殖民统治，使它对民族独立更为珍视，因此，在国家间交往层面，阿尔及利亚积极参加反帝反殖的不结盟运动，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主张。两极格局解体后，国际关系发生了深刻变革，主权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发生变化，阿尔及利亚的外交身份也从第三世界的领导者向地区核心国家转变。随着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侵蚀，布特弗利卡时代外交中的民族主义色彩逐渐淡去，这说明在新的历史时代，民族主义急需完成对自我的超越。
(三) 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
政治民主的思想和实践在阿尔及利亚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
第一，民族解放斗争语境下的民主。从民族主义者在奥雷斯山打响反抗殖民统治第一枪，直到1956年苏马姆会议通过民族解放阵线纲领，民族主义者都主张建立保卫民主自由委员会，但他们对民主的内涵并未做任何的解释和说明。独立前夕的《的黎波里纲领》是民族国家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主张继武装斗争之后，应该进行思想斗争；继民族独立斗争之后，将进行人民民主革命，[注]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集》，第206页。这里所说的民主在纲领中表述为废除封建主义制度，建立新的机构和组织来保证人们的解放和自由。
第二，自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民主。阿尔及利亚在结束了独立初期的政治混乱后，民族解放阵线通过了《阿尔及尔宪章》，其特点是用阶级斗争话语绘制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蓝图。民主一词虽然被提及甚少，但却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即劳动者的普遍意志充分地得到表达。布迈丁时期的民主同样是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下予以阐释的，所谓民主是要废除资本主义以前的、旧的、过时的,反动的社会结构，以及它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影响。[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三局译：《阿尔及利亚国民宪章》(内部资料)，第32页。这一时期的政治民主只是进行大众动员的口号，缺少制度化的实质内容。
第三，投票箱中的民主实践。1988年阿尔及利亚修订了宪法，真正开启了多元民主改革。受民主化第三波浪潮的影响，阿尔及利亚尝试用西方自由人权观念对政治民主进行重新解释，从初期的民主化实践来看，投票箱中的选票更多地是表达民众对生活的不满，他们对民主政治并无深刻理解。此后，政治民主很快超越了政治实践的层面，上升为一种政治价值，赋予政权以统治的合法性，这就使民主成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政治游戏规则。从1995年开始，军方便尝试通过民主制度重建政权合法性，这次大选标志着阿尔及利亚向民主制度转变的重要一步。[注] Martin Stone, TheAgonyofAlgeria, London: Hurst & Company, 1997, p. 121.到布特弗利卡时期，政治民主已经成为政治生活中的常规话语。但是，从当前阿尔及利亚的民主化实践来看，军人对政治生活的干预和总统威权主义统治等内在的问题无疑阻碍了民主化向更深层次发展。
(四) 经济转型的挑战
在现代政治中，强大的军事力量和超凡的领袖魅力都已经不再是政治权威的决定性因素，经济价值对政治生活重塑的作用体现得越来越明显。阿尔及利亚独立初期，民众通过自发占领被殖民者废弃的无主产业，开始了自发的自管运动。本·贝拉通过将自管运动纳入政府主导的制度化框架，建立了阿尔及利亚的自管社会主义。这种大众参与式的经济模式反映在政治生活领域，导致民粹主义政治的发展超出了统治集团的预期。布迈丁掀起了以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为内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其“产业化工业”增长模式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类型，排斥大众参与，这也决定了民众对政治生活的冷漠。20世纪70年代，阿尔及利亚完成了油气资源的国有化，石油和天然气在经济生活中的影响逐渐增强，油气资源也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矿产资源和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资源转变为影响政治稳定的政治资源。布特弗利卡执政后试图改变“惟石油发展战略”，但恰逢国际油价走高，炭化氢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没有得到任何改变。2000年，炭化氢部门占全部出口收入的95%和政府财政收入的60%。[注] Meredeth Turshen, “Algerian Oil & Gas,” ReviewofAfricanPoliticalEconomy, Vol. 29, 2002, p. 184.到2009年国际油价下降前，阿尔及利亚对油气资源的依赖程度没有发生任何改变，石油美元仍是政府维持国内政治稳定和调节国际关系的重要经济资本。2016年阿尔及利亚政府制定了“新经济增长模式”战略，试图实现经济多元化和战略转型，由于传统经济模式被赋予了太多的政治意义，因此，新的经济转型所产生的效应也会超出经济层面而外溢到政治领域，二者的矛盾互动为政治稳定增加了无法预知的风险。
(五) 中东安全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并没有构建出统一的政治规则，相反，地区和国家认同的重建增加了政治发展的多样性，国际交往的扩大化使国家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强，这就为政治稳定提供了一个超国家层面的思考维度。汉斯·摩根索认为，占压倒优势的武力、超局部的效忠和对正义的期待这三个条件使国家内部的和平成为可能。[注][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28页。从这个角度审视2010年以来的中东变局，突尼斯事件的迅速外溢，并在中东形成多米诺效应，维持和平与稳定的因素在动态的地区局势冲击下土崩瓦解，并引发新一轮的政治权力重构。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毗邻，在中东发生剧变的背景下，并未发生任何旨在推翻政权的政治活动，仅阿尔及尔等部分城市出现要求政治改革的示威。更为重要的是，阿尔及利亚在整个西亚北非地区的政治安全和稳定在某种程度上对蔓延的政治风暴起到了有效的缓冲，使阿尔及利亚成为危机中的“例外”。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阿尔及利亚不具备发生政治变革的内部环境，从而使外部的连锁效应无法形成有效冲击。对政治暴力的恐惧、福利换稳定的政策以及相对开放的政治体系确保突尼斯和埃及那样的大规模抗议没有发生。[注] Larbi Sadiki and Youcef Bouandel, “The Post Arab Spring Reform: The Maghreb at a Cross Roads,” DigestofMiddleEastStudies, Vol.25, No.1, 2016, p. 15.另一方面则是阿尔及利亚政府应对危机的策略，即“武力与金钱”的组合模式，实现了政治压力的软着陆。毫无疑问，阿拉伯剧变给中东国家政治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这包括政治版图的碎片化、政治安全的跨国化、恐怖主义的国际化和危机传播的网络化等问题，再加上域外大国的推波助澜，民族国家的政治规则与主权疆界在回应未来的政治挑战时将更加难以提供有效的解决框架，这也是阿尔及利亚政治稳定需要破解的难题。
综上所述，阿尔及利亚政治稳定的核心挑战来自于国家政权内部的政治体系调整、意识形态重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转型的成败，地区层面政治动荡的连锁效应在阿尔及利亚影响有限，而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跨国恐怖组织会对国家安全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无法触动政治稳定的基本结构。因此，如果阿尔及利亚政治稳定的核心维度不发生根本性变化，其政治稳定局面便不会遭遇根本性威胁，但当前阿尔及利亚政治所面临的挑战也使得维系政治稳定必须推进政治改革。从中东变局中阿尔及利亚“例外论”的视角观察，阿尔及利亚的政治稳定源于对20世纪90年代政治危机的反思，经济危机诱发政治改革，进而导致伊斯兰主义挑战世俗政权的剧变模式，使阿尔及利亚经历了十年的政治调整才走出危机漩涡，而刚刚发生过的阿拉伯剧变从内容来看只不过是信息时代背景下阿尔及利亚政治危机的翻版。阿尔及利亚摆脱危机的模式对乱局过后的中东国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那就是对民主价值的追求让位于对民生需求的肯定，对政治变革的推动让位于回归政治秩序，大众政治参与让位于政治权威的构建，最终在实现政治和解的基础上实现政治转型。总之，政治稳定的本质便是一个在政治的动态发展中寻找新的政治平衡的过程。
作者简介： 慈志刚，博士，内蒙古民族大学政法与历史学院世界史研究所教授(通辽 028043)。
文章编号：1673-5161(2019)02-0019-15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10ZD115)和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伊斯兰教与现代中东国家政治发展关系研究”(13XSS003)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赵 军 责任校对： 邹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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