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桂芳:1G到5G:人际交往格局嬗变论文

张桂芳:1G到5G:人际交往格局嬗变论文

【摘要】从1G到5G时代,交往符号由非语言符号向语言符号嬗变,交往关系向立体全方位格局演变。“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关系”逐渐被2G至5G时代的交往所消解,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交往格局得以形成。

【关键词】5G时代 人际交往格局 嬗变

在1G时代,面对面、实打实的直接沟通是人与人交往的主要形式。由于物理空间的限制,这种交往方式呈现出定时定点、单向面窄的特征。随着2G、3G、4G网络通讯技术的不断发展,一种新的、全球性的“虚拟社会”形成了;相应地,一种超越现实世界的新的、虚拟的交往空间被创建了。1G时代人与人的面对面直接交往被代之以2G、3G、4G时代的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多对一等交往形式。在虚拟交往空间,社会交往超越了空间限制,人际交往范围大大延伸,全方位、多角度的交往模式得以形成。

平时,没有戏唱的时候,二狗伢就在家里拉琴,他拉琴的时间没个准,有时是中饭后,有时是晚饭后,下雨天出不了门,他可以关起来拉上一整天。我和健保,塌鼻子还有牛伢曾多次去看热闹,其实也不热闹,大多数时间是他一个人在那里忙乎,有时候,他女人喜姑站在旁边,边纳鞋底边伴唱。有喜姑伴唱的时候,二狗伢就越拉越起劲。

从1G到5G时代,交往符号由非语言符号向语言符号嬗变

随着2G、3G、4G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特别是5G手机移动端的开发,人际交往符号不断由非语言符号向语言符号嬗变,由此产生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变化。

其一,深层互动受限,且易产生误解和欺骗。在满足可通话、便携带的简单通讯需求的1G时代,人们可以通过面部表情、语气变化和肢体语言等非语言符号来判断他人的心理状态。但在2G、3G、4G、5G的数字移动时代、智能时代,再到移动互联网时代,非语言符号的施展空间越来越小。在借助语言符号的网络互动中,由于看不到对方的神情变化,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需要更加坦白才能向深层次迈进。此外,这种仅有语言符号的网络互动交流,容易使人际间的深层互动受限,从而产生误解和欺骗。

其二,交谈内容易被复制、传播。由于语言符号远不及非语言符号传达的信息丰富,1G时代人与人面对面的交谈结束后,其内容只能以记忆的形式保存在交谈者的大脑中。然而在2G、3G、4G、5G时代,人们交谈的内容可以通过文本形式保存在移动终端上,且易被复制、传播。

2.“两童”的社会问题。目前,“两童”人身安全问题比较严重。由于家庭、学校、社会、社区等缺乏有效的监管,留守儿童的人身安全缺乏保障,往往成为被侵害对象。社会上还存在一些“两童”被违法犯罪分子所侵害的现象。其中,农村中的女童多次遭受性侵害,甚至导致怀孕的现象在一些地区还比较严重。近年来,“两童”的非正常死亡现象还屡屡出现在各种媒体的报道中。有关媒体曾经报道过一个9岁孩子自杀的情况,而这类问题对孩子心理的创伤在成年以后也很难愈合。可以说,亲情缺失带来不可逆的心理缺陷,以致于他们在很小的时候便形成了漠视亲情、仇恨社会的负面心理,至于期待他们成年以后关爱他人、回报社会便很难实现。

从1G到5G时代,交往关系向立体全方位格局演变

第二,交往关系由互利状态向去功利性状态转变。人际关系心理学家认为,互利是人际交往的一个基本原则。人际交往需求分为情感定向和功利定向的不同层次。比如亲情、友情、爱情,即属于情感定向的人际交往;为实现某种功利目的而交往,即属于功利定向的人际交往。在现实交往中,这两种情况时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相互交织。有时候虽然是功利定向的交往,但也会有感情的沟通和反馈;有时候虽然是情感定向的交往,但也会有物质利益上的互相帮助和支持;有时是为了物质需求的满足,有时则是为了精神需求的满足。两种交往目的互相交错,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总体上呈现出平衡互利的状态。然而,这种交往夹杂了人与人之间太多的功利目的,亲情、友情、爱情等感情很容易断裂。而在网络时代,虚拟网络使人际交往以符号的形式呈现,熟悉的朋友抑或陌生网友之间的交往主要以情感或志趣为主,这又表现出明显的去功利性特征。

胃肠系统不良反应主要为腹泻、恶心和呕吐。3种药物中,经abemaciclib治疗后观察到的3级腹泻发生率较高,这可能与它们的结构不同有关。如果排除感染性原因,可以提供抗肠蠕动药物,如洛哌丁胺。需要注意的是腹泻会增加感染的风险,如果同时发生中性粒细胞减少,则可能对患者造成严重的后果[15]。

其三,数字符号被赋予意义并创造出网络语言符号。为弥补1G时代非语言符号信息的缺乏,2G、3G、4G、5G时代的数字符号被赋予了特殊意义。人们借助0和1的数字符号来传递和共享信息,以特有的方式创造出“稀饭”“杯具”“虾米”等网络语言符号以及一系列电子表情符号。这种语言符号既补充了网络中非语言符号的缺失,又使人们的交往方式变得生动灵活。特别是网络语言的出现,改变了人们交往的话语方式,提高了聊天效率,展现了时代特征和人类语言的生命力。

第一,交往关系由对称性向非对称性拓展。随着2G、3G、4G时代的到来,传统的“点对点”交往方式逐渐被突破,形成了“主体间性”交往关系,即不同时空交往主体以通讯工具和计算机网络为中介,形成“人—机—人”的非面对面式交往关系。这种交往关系既包含“一对一”的对称性交流或“点对面”甚至立体的全方位对称性交流,又包含对传统交往关系拓展的不对称信息交换模式,例如网络黑客、网络媒介等。因此,非对称的网络交往关系实质上是一种联络不同网络终端的人脑思维的虚拟化、数字化交流与互动。另外,互联网和移动网络也使人们的交往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可以克服地缘、血缘和时空障碍,同时进行多个界面、不同场域的互动,从而呈现出点对面、面对点、面对面的立体全方位交往格局,交往关系由对称性向非对称性拓展。

网络通讯技术的变革彻底颠覆了用户习惯。随着手机、电脑等通讯工具的广泛使用,人际交往关系也在不断进行变革和重构。这种交往关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三,交往关系由不平等向平等转换。在1G时代,交往主体总会受地域、血缘、身份、地位、年龄、性别等不平等社会关系因素制约,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表现出不平等的上下级关系、性别关系等。而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现实交往中的身份、地位、权力等不平等特征被网络交往的“去中心”和“去身份”等虚拟特征所取代。各交往主体的网络身份不断被电子文本化,然后以虚拟身份参与网络人际交往,而且“网络交往不存在最高的管理机构和权力控制中心,没有强制的干预和权威的垄断,人们平日在现实生活中被压抑的心理意识得到了释放和宣泄,这就使人们能够在没有外在压力的情况下进行社会交往”,①从而缩小了1G时代交往个体的身体属性、社会属性、阶级属性和地理属性差异,使“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关系”逐渐被2G、3G、4G乃至5G时代的交往所消解。由此,交往个体的个性得以张扬,话语权得以凸显,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交往格局得以形成。

【注释】

①刘明合:《交往与人的发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136页。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责编/王妍卓 美编/李祥峰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大学生网络生活方式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B14032)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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