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22年年初，经过长期筹备的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先后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胜利召开，中国代表团顺利参加大会，张太雷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张太雷没有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但他在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起草《关于召开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呼吁书》。《关于召开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呼吁书》目前所知的文本均为节选本。结合舒米亚茨基回忆录和有关文本的内容对比，其目前应该有两个全文本，分别是中文本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告远东诸民族书》和俄文本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告远东人民书》。由此引申出以舒米亚茨基回忆录为线索，进一步挖掘张太雷相关文献资料的方法性启示。
关键词：张太雷；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舒米亚茨基
1921年年初，张太雷作为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受命赴伊尔库茨克参加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工作，并被任命为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其间还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三大。随后，作为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的张太雷，便积极参与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又称“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张海滨[1]、黄修荣[2]关于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筹备、召开及意义的研究和杨奎松[3]关于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背景；沈海波[4]对张太雷与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已有一定的研究，但侧重考证张太雷是否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尚未充分认识到张太雷在其中的重要贡献。因此，本文拟系统论述张太雷参与筹备远东人民代表大会过程中的重要贡献，尤其是考证张太雷起草的《关于召开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呼吁书》的全文本，以期推动张太雷与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研究。
一、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及意义
关于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档案资料，我国目前还没有系统地翻译、出版，本文暂且依据零散的资料，大致梳理出这次大会的筹备经过。早在1920年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提出了召开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设想[5]；9月27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贝拉·库恩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执行局建议在伊尔库茨克召开远东人民代表大会[2]。1921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做出召开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指出这次代表大会应该有西伯利亚、中国、日本、朝鲜的代表参加，并责成刚刚成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着手进行大会的筹备工作[6]；在共产国际三大召开前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公布共产国际三大的初步议程，远东人民代表大会被列入其中的第九项议程：“正在筹备的远东各族人民代表大会也必将发挥它的作用。第三次代表大会探讨东方问题，就不能像第二次代表大会那样，只作理论上的探讨，而是要从实践上进行探讨。没有亚洲的革命，就没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7]这体现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即将召开的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实践和引领意义的重视和期待。在共产国际三大结束后，为贯彻共产国际三大精神尤其是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和对抗帝国主义瓜分远东地区的华盛顿会议，1921年8月2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执行局决定于“11月11日在伊尔库茨克召开东方各民族代表会议，讨论华盛顿会议所讨论的问题”[8]64；12月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决定大会不能早于1922年1月1日召开，并讨论大会可否移至莫斯科举行的议题[2]；同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司司长杜霍夫斯基电话问询远东书记处负责人舒米亚茨基大会是否已经开幕，舒米亚茨基答复称“同外交人民委员部已商定，大会将在1月15日以后召开”[8]68；12月11日，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组织委员会召开会议，安排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并决定通知代表1922年1月7日后到莫斯科[9]195-196。1922年1月12日，为了即将举行的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指定由斯大林、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组成工作委员会[8]72；1月21日—2月2日，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终于先后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召开。
大会主要有四项议程：第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作《关于国际形势和华盛顿会议结果》的报告；第二，各国代表团介绍本国情况；第三，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萨发洛夫作题为《共产党人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及其与民族革命政党的合作》的报告；第四，通过大会宣言[2]。大会深刻揭露了华盛顿会议瓜分远东各国的阴谋，强烈谴责帝国主义列强的暴行，呼吁远东各国人民团结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列强和本国封建统治者的奴役和压迫，以实现大会宣言所确立的目标，即“我们要的是平等、自由和独立。……我们定要得着解放。我们要战胜压迫我们的人们，来建设一个公平劳动的制度；我们要将土地从不劳而食的人们手中收归，将权力握在我们——工人和农人，自己手里”[10]288。
中国共产党积极组织中国代表团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代表团共44人，其中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39人，有发言权的非正式代表5人。据杨奎松考证，39人的正式代表由来自中国国内的37人和在苏俄东方大学留学的2人组成，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贺衷寒、中国国民党代表张秋白等[3]。如此数量庞大、范围广泛的代表团规模，体现了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卓越的组织力和号召力。
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为国共两党第一次携手登上国际舞台提供了契机，兼具实际影响和象征意义[11]。中国共产党不仅更加深入地领会了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理论与大会精神，促使随后召开的中共二大制定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革命纲领；而且在大会期间，列宁接见了张国焘和张秋白，询问国共两党是否可以合作，张国焘、张秋白均作了肯定的回答[12]198，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帷幕由此徐徐拉开。
无论是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还是中国代表团的顺利参会，都离不开张太雷不懈的努力和筹备。
综上所述，随着科学技术不断的深入与发展，先进的科技在农业生产领域得到极大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农业的发展。信息技术在高粱种植当中应用，不但可以利用信息技术进行高粱种植，而且还可以利用其进行病虫害的预防与治理。在高粱的种植过程当中，要做好高粱各个时期的管理，为高粱生长提供良好的环境。病虫害对于高粱的生长具有重要的影响，并且极大的降低了高粱的产量。基于此情况下，高粱种植人员需要做好病虫害的防治管理，在此过程当中，主要通过农业防治、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等手段防治高粱病虫害，降低病虫害所带来的影响，进而提升高粱的整体产量。
二、张太雷参与筹备远东人民代表大会
如果说《巴黎地图》和《国王威廉三世的肖像画》中的情景反讽是通过使用特定词汇来体现，那么在《养鸡秘诀》中更多的则是靠特定场景的渲染，提到情景反讽，就不得不提到《养鸡秘诀》，整篇故事都是以反讽的口吻将偷鸡描述为一个正经的养鸡秘诀，堂而皇之地分析如何偷鸡是恰到好处的，比如以下这段的描写：
学术界对张太雷是否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存在不同的看法：黄修荣[2]、杨奎松[3]依据舒米亚茨基的回忆，认为张太雷以工作人员或其他身份参加了大会；而丁则勤[13]、沈海波[4]根据大会的档案资料和张太雷在国内的事务行程，认为既没有档案资料证明张太雷参加大会，忙于国内事务的张太雷也没有时间远赴苏俄。二者相较，前者是根据回忆资料的推论，后者更加注重档案资料的实证，其中后者的观点还可以得到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成员达林的回忆佐证：“张太雷于1921年3月到达伊尔库茨克。几个月后他出发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这两次代表大会之后，张太雷回到中国，筹备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的工作。张国焘很快来到伊尔库茨克代替他。张国焘……接到中国共产党的委任书，作为该党代表参加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14]也就是说，在参加完共产国际三大和青年共产国际二大后，张太雷即启程回国，由张国焘接替他在远东书记处中国科的工作以及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综合而言，张太雷未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观点更符合历史事实。从上文可知，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共产国际三大结束后，张太雷以中国共产党人和远东书记处工作人员的双重身份，参与了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部分筹备工作，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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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智林，高昌人。初出家为亮公弟子。幼而崇理好学，负笈长安，振锡江豫，博采群典，特善杂心。及亮公被摈（453-459），弟子十二人皆随之岭外。林乃憩踵番禺，化清海曲……至宋明之初（465），勅在所资给，发遣下京，止灵基寺……林形长八尺，天姿瓌雅，登座震吼，谈吐若流。后辞还高昌。齐永明五年（487年）卒。春秋七十有九①〔梁〕释慧皎：《高僧传》卷8《智林传》，中华书局，1992年，第309-311页。。
第二，联系中共中央组织中国代表团。张太雷以身作则地践行自己“所有革命组织”都参加大会的主张，向中共中央建议中国所有无产阶级和民族革命的组织，都选派代表参加大会，特别指出国民党在民族革命中的作用，还细心考察和规划中国代表团的赴苏路线和接头地点。张太雷满怀信心地指出：“中国肯定会派出自己全部的革命群众组织和民族革命组织的代表来出席大会，其数目不会少于四十人。”[15]201他回国后身体力行，协助马林“同中国党的领导机关，就代表团的的组成问题做出安排。派同志到广州和另一些城市去邀请那里的团体。共产国际的代表为此事亲自寻求同孙中山的国民党建立联系，……该党派出一名代表赴伊尔库茨克”[16]63。在他的积极工作和协助组织下，中国代表团顺利参加大会。尽管他因为忙于国内工作，没能随中国代表团参加大会，但他在其中所做的历史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第三，起草《关于召开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呼吁书》。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委托，张太雷起草《关于召开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呼吁书》，呼吁中国、朝鲜、日本、蒙古的无产阶级和俄国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以无产阶级的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对抗帝国主义的华盛顿会议，“把东方劳动人民联合起来对付新的危险”[17]56。这是目前所知的、仅有的张太雷起草的关于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重要文献，对于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成功召集具有重要意义。
(3)企业与高校联系少的离散状态，使大学生缺乏学习创业知识特别是获得隐性创业知识的土壤。虽然产学研相结合的呼声叫喊了许多年，但是企业与高校的结合效果始终不理想。而大学生要想获得创业知识的“真经”，如果离开了企业，显然是空中楼阁，镜花水月。而高校如果不清楚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如何服务社会，那么它与企业的联系就疏远。学生到企业去实习就困难，获取创业知识的渠道就不通畅。如果能随时到企业实践，得到企业导师的指导，再结合学校的理论知识学习，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相结合，对大学生创业会有很大的帮助。
第一，确定参会组织的性质和范围。为了尽可能地团结远东各国的革命力量，张太雷反对萨发洛夫等人提出的只有无产阶级革命组织才有资格参会的“左”倾观点，因为这样不仅会将民族革命组织排除在外，而且会割断同这些组织的群众的联系，尤其是“无法用这些群众组织中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分子来壮大自己的队伍”[15]200-201，这对最大限度地集中远东各国的革命力量无疑是巨大的损失。因此，他认为“这次大会应当是中国、朝鲜、日本、蒙古以及大洋洲地区的所有革命组织(其中包括民族主义组织在内)的一次代表大会”[15]201。他的主张兼顾了参会组织的革命性和广泛性，有利于扩大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国际影响，得到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肯定。
第四，译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对于华盛顿太平洋会议》。1921年8月，张太雷从苏俄回到国内，仍继续关注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情况。他在《新青年》第9卷第5期上发表译文《对于华盛顿太平洋会议》，分析华盛顿会议的参与者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间的勾结和矛盾，指出华盛顿会议的本质“是安排大帝国主义的英美底利益而损害弱国……被他们共同鱼肉的是中国和苏维埃俄国”[17]534-535，因此，呼吁远东各国团结在苏俄周围，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张太雷起草的《关于召开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呼吁书》世界性意义相呼应，这篇译文扩大了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在中国的影响，对中国共产党组织起庞大而广泛的中国代表团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五，联系日本社会主义者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1921年10月，为了组织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马林派张太雷赴日本进行联系和组织事宜。据张国焘回忆，马林在接到共产国际召集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指示后，“立即派张太雷到日本去寻求日本的社会主义者的支持，并选派代表出席。张太雷……只找代理书记周佛海写了一封介绍信，以便他会见日本方面的同志。周佛海应允了他这个要求，并和李达联名写了介绍文件给施存统”[12]157。经办此事的周佛海也回忆称：“其时华盛顿会议开幕，第三国际因为对抗起见，在伊尔库茨克开远东弱小民族会议，电全中国共产党组织各界的代表团。……张太雷赴日埠(第三国际全国共产党代办日本代表事)。”[18]这两段回忆相互印证，可见张太雷赴日之事不虚。经过施存统的介绍，张太雷顺利会见以堺利彦、近藤荣藏为代表的日本社会主义者，接洽日本派代表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事宜。1921年年底，施存统被日本警方拘捕后的供述，进一步证实了此事：“十月五日，张持当时在上海的周佛海的介绍信，带着上海俄国过激派S(Semeshko)的使命，来访问我的，恳请介绍堺认识。翌日，我与张同去了堺利彦的私宅，将张介绍给了堺和伊井(近藤)。”[19]随后(12月23日)，施存统在被东京地方法院提审的证词中，明确指出张太雷此行所担负的“使命”：“他带来的使命是，在华盛顿会议开幕那天，俄国莫斯科的第三国际准备在伊尔库茨克召开与之对抗的会议，希望日本派出10名左右的代表出席会议。”[20]不仅如此，据说张太雷还护送日本代表德田球一到上海，使他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取得联系，并协助他制定进入苏俄的行动路线，最终德田球一得以顺利地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21]。张太雷的日本之行，帮助日本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国际建立联系，促成日本社会主义者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1922年7月，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谈到日本工作时肯定了张太雷的作为：“张太雷同志被派往日本，邀请那里的同志参加伊尔库茨克的会议。……在张太雷同志的帮助下，组成了一个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团。后来与日本党接上关系之后，我们经常保持联系。日本同志每半个月派一个信使到上海。”[16]63-64，68
相比之下，同样是俄文翻译而来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告远东人民书》(以下简称《人民书》)，在内容和表达上与舒摘录(《呼吁书》)更为相似：
三、《关于召开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呼吁书》全文考
如上文所述，《关于召开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呼吁书》(以下简称《呼吁书》)是目前所知的、仅有的张太雷起草的关于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重要文献，其被收入《张太雷文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二卷)》等文献资料集，但其文本均为节选本。下面试考证《呼吁书》全文本，这对充实张太雷和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同志们，朝鲜、中国、日本、蒙古的劳动者们：该由你们自己讲出带有决定性的话了。四年以前，在令人难以忘怀的十月的日子里，俄国无产阶级开始了世界解放斗争。你们应当使自己的队伍同这个斗争联结起来！……十一月十一日(一九二一年)，帝国主义将要举行旨在肢解远东各民族的华盛顿会议。正是在这一天，我们也将要在伊尔库茨克召开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其目的是要把处于新的危险之中的东方劳动人民联合起来。……我们的口号是：争取国家的和平与独立！耕者有其田！工厂属于工人！[15]203
《呼吁书》实际上来自舒米亚茨基1928年回忆张太雷的文章《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历史片断——悼念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的组织者之一张太雷同志》。舒米亚茨基在回忆录中称，是张太雷执笔撰写的《呼吁书》，其摘录(以下简称“舒摘录”)如下：
以省略号为分隔，其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的关键词是“决定性”“四年前的十月革命”“同俄国无产阶级联合”，第二部分的关键词是“‘肢解远东’的华盛顿会议”“伊尔库茨克的远东代表大会”“‘新的危险’与东方人民联合”，第三部分的口号内容一目了然。与《呼吁书》相比较，二者不仅几乎只字不差，而且皆来自《革命东方》1928年第4-5期合刊，因此，《呼吁书》就是来源于舒米亚茨基的回忆录。
同志们啊！——高丽、中国和日本的无产阶级啊！“为自由而战”，此最为人所愿道之一语。从四年前十月里几个将令我们永不能忘的日子起，已为俄国无产阶级施之实事了；这一语所给的责任现在也迫到你们身上了！凡是无产阶级都团结起来。使一个真实普遍的实现，——作成劳动者解放。……我们现在要大声喊了：和平是为了全国的；土地是要归于农人的；工厂是归于工人的！……十一月十一号，国际共产党召请远东各民族在伊尔库次克开会，这无异给远东各民族一付急需的药品，因为她的目的就在联合远东的无产阶级，对付新来的这个危险。[9]178-184
经笔者对比，俄罗斯档案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告远东诸民族书》(以下简称《民族书》)的相应段落，在内容上与舒摘录(《呼吁书》)极其相似：
同样以省略号为分隔，第一部分的关键词是“最为人所愿道”“四年前十月(革命)”“无产阶级团结”，第二部分是口号，第三部分的关键词是“远东各民族在伊尔库次克开会”“联合远东的无产阶级，对付新来的这个危险”。由上可知，二者除了口号所处的位置不同和《民族书》缺少“‘肢解远东’的华盛顿会议”这一总括句之外，这三部分的实际内容是一致的，只是表述方式略有不同，而这主要是因为俄罗斯档案中的《民族书》是中文的，而舒摘录(《呼吁书》)是由俄文译成中文的。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光辉历史，祖先留下的文化古迹不仅让我们引以自豪，也给我们探究人类的古文明留下了不可多得的一手材料。在这其中汉字赋予了它生命力，让它得已源源不断的流传。可见汉字为我们人类的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学好汉字，也是我们作为一名中国人不可推卸的责任。汉字也是小学低年级语文教学的重点。如何抓好汉字教学在小学低年级阶段也是相当的重要。下面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低年级的识字教学。
在参与筹备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过程中，张太雷由于其特殊的双重身份，不仅履行联系中共中央组织中国代表团的共产党人职责，而且承担确定参会组织、起草呼吁书、联系日本社会主义者等国际责任，为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和中国代表团顺利参加大会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样参与筹备工作的远东书记处负责人舒米亚茨基，对张太雷参与筹备大会的工作给出了十分中肯的评价：“关于召集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的工作，以及在组成人数众多的中国代表团方面的巨大成功，自然首先归功于共产国际。然而，如果对张太雷同志在这方面的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极大毅力和巨大努力只字不提，那也是错误的。”[15]202
朝鲜、中国、日本的无产者，同志们！现在是你们起决定作用的时候了！四年前在那些难忘的日子里，俄国无产阶级开始了世界解放的斗争。这场斗争把无产阶级队伍联合起来，开创劳动人民共和国的解放事业。……总之，国家实现了和平；土地还给了农民；工厂已交到工人手中。……11月11日的华盛顿会议将要肢解远东各国人民。在同一个11月11日，第三共产国际也要在伊尔库茨克召开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为的是在新的危险面前把远东劳动人民团结起来。[22]
接着以省略号为分隔，第一部分的关键词是“决定作用”“四年前(的十月革命)”“无产阶级联合”，第二部分是已经实现的口号，第三部分的关键词是“华盛顿会议与‘肢解远东各国人民’”“在伊尔库茨克召开远东人民代表大会”“‘新的危险’与远东人民团结”。可以看出，依然是除了口号所处的位置及其表述状态不同之外，这三部分的实际内容是一致的。
继续对比《民族书》与《人民书》就会发现，二者的三个部分都基本一致。不仅如此，经笔者对比，《民族书》与《人民书》的主要内容也基本一致，其中前者来自俄罗斯档案的中文文件，后者来自1921年10月15日出版的刊物《远东人民》第4期。此外，《民族书》与《人民书》的口号表述状态不同，其中前者为将来时，后者为完成时，应是写作时口号内容尚未完成，发表时口号内容已经实现，因此，二者应是前后两个不同时间点的同一个文件。
当前，我国医疗资源较为匮乏，同时分配缺少均衡性。在东部领域中，医疗资源分配情况远远强于西方领域，一线城市医疗资源分配也显著优于二三线城市[2]。由于医疗资源分配不合理，使得一些领域医疗资源过剩，而部分领域则出现看病难、看病贵现象。所以，全面发展在线服务、远程医疗等活动是非常必要的，这给“互联网+”背景下医学信息专业领域人才培育提出了严格的标准。
总之，舒摘录(《呼吁书》)与《民族书》《人民书》除了具体表述方式、口号所处位置及其表述状态略有不同外，三者可以说是同根同源的。再结合舒米亚茨基回忆录进行分析，我们就可以梳理出这样的时间线：张太雷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委托，起草《关于召开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呼吁书》，也就是俄罗斯档案的中文文件；后《呼吁书》被译成俄文发表在《远东人民》上；舒米亚茨基在张太雷牺牲后，写作回忆文章时，参考的是另一个版本的《呼吁书》或者引述上述版本时有误。因此，舒米亚茨基回忆录所摘录的、由张太雷执笔撰写的《呼吁书》，目前应该有两个全文本，分别是中文本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告远东诸民族书》和俄文本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告远东人民书》。
事实上，除了《呼吁书》之外，张太雷第一次在苏俄期间的相关文献，基本上都来自舒米亚茨基回忆录中引述的文献，比如收入《张太雷文集》[17]32-34的《关于殖民地问题致共产国际“三大”的提纲(草案)》，收入《“一大”前后(三)》[23]《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二卷)》[10]98-99《张太雷研究史料选》[24]等文献资料集的《张太雷关于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报告》[25]，收入《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26]的《张太雷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报告》等。这说明舒米亚茨基两万余字的回忆录是建立在占有大量原始文献基础之上的，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它毕竟是回忆录，存在记述不准确的地方，石川祯浩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遗憾的是，他只是为了说明该回忆录在引述文献时存在“杜撰和窜改”，以致于认为“根据该回忆录来探究张太雷赴俄的经过及其在伊尔库茨克的活动，纵然不是完全不可能，至少也是相当危险的”[27]210-211。舒米亚茨基回忆录确实存在张冠李戴的情况。比如上文提到的《张太雷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报告》，实际上主要是张太雷《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的内容，舒米亚茨基回忆称张太雷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并作报告，实际上应是张国焘等。但是，石川祯浩称其“杜撰”“相当危险”未免有些言过其实。相反，石川祯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提到的刊载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通讯》和《远东人民》上的旅俄朝鲜共产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27]215，241，同舒米亚茨基回忆录称张太雷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旅俄朝鲜共产党代表大会并致辞相互印证，这正说明了舒米亚茨基回忆录具有一定的可信性。而且，就目前的资料状况而言，完全抛开舒米亚茨基回忆录，张太雷此时期的研究将很难进行。因此，鉴于舒米亚茨基回忆录特殊的性质和地位，我们需要有鉴别地采信，如同上文考证《呼吁书》的全文本一样，以舒米亚茨基回忆录为线索，进一步挖掘相关的文献资料，以充实张太雷的研究。
综上所述，张太雷不仅在苏俄期间积极参与筹备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确定参会组织的性质和范围、联系中共中央组织中国代表团、起草《关于召开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呼吁书》，而且回国后还继续为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贡献力量——译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对于华盛顿太平洋会议》、协助组织参加大会的中国代表团、联系日本社会主义者参会。他以高昂的工作热情和强烈的责任担当，为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和中国代表团顺利参加大会做出了杰出贡献。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登上共产国际舞台，就留下了如此引人注目的足迹，从此，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在共产国际舞台上发挥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张海滨.远东各国共产党及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J].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1983(1)：184-193.
[2] 黄修荣.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及其对我国革命的影响[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12(3)：12-17.
[3] 杨奎松.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问题[J].近代史研究，1994(2)：269-284.
[4] 沈海波.张太雷与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J].上海党史研究，1998(4)：31-33.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47.
[6] 黄修荣.横空出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737.
[7] 戴隆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1[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9.
[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9]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共首次亮相国际政治舞台：档案资料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10]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11]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7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704.
[12]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M].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13] 丁则勤.关于张太雷去苏联的次数问题[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21(5):95-96，52.
[14] C·A·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M].侯均初，潘荣，张亦工，等译.李玉贞，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30.
[15] 人民出版社编辑部.回忆张太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6] 李玉贞,杜魏华.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17] 张太雷.张太雷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8] 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上海革命史研究资料——纪念建党70周年[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323.
[19]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共建党前后革命活动留日档案选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237.
[20]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共党史资料：第68辑[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180.
[21] 程慎元.秘密会见在春日丸——德田球一与张太雷鲜为人知的一段往事[J].四川党史，1994(3)：52.
[2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3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65-71.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3-44.
[24] 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研究会，张太雷纪念馆.张太雷研究史料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135-136.
[25] 叶孟魁，赵晓春.《张太雷关于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报告》作者考辨[J].党的文献，2011(2):118.
[26]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42-44.
[27] 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M].袁广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ZhangTaileiandPeople’sCongressoftheFarEast
Wang Longteng, Cai Wenjie
Abstract:After the long-term preparation, People’s Congress of the Far East was successfully held in Moscow and Petrograd in early 1922 and Chinese delegation attended the Congress successfully, in which Zhang Tailei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Although Zhang Tailei did not participate in People’s Congress of the Far East, he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in the preparations for the Congress, especially the drafting of AppealfortheConveningoftheFarEastPeople’sCongress. The text of the appeal currently known is an excerpt.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memory of Shumiatskii and the comparison of the contents of relevant texts, there are two full-text versions currently, namely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LetteroftheExecutiveCommitteeoftheCommunistInternationaltothePeoplesoftheFarEast and the Russian version of TheLetteroftheSecretariatoftheFarEasttothePeoplesoftheFarEast. Accordingly, taking the recollection of Shumiatskii as a clue, it further studies the methodological enlightenment of Zhang Tailei’s related literature.
Keywords:Zhang Tailei; People’s Congress of the Far East; Secretariat of the Far East; Shumiatskii
作者简介：王龙腾，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博士研究生，天津大学张太雷研究中心研究员；蔡文杰，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委托项目“张太雷对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历史贡献研究”(TJKSZDWT1837)。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2095-042X.2019.03.010
(收稿日期：2018-12-08)
(责任编辑：陈鸿)
标签：远东论文; 人民代表大会论文; 共产国际论文; 呼吁书论文; 中国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论文;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委托项目“张太雷对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历史贡献研究”(TJKSZDWT1837)论文;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论文; 天津大学张太雷研究中心论文;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