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国老干部局长会议在京召开（论文文献综述）
郭宁虎[1]（2022）在《为了心中那道乐龄“风景线”——访“全国优秀老干部工作者”、忻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老干部局局长王志荣》文中指出全国老干部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2021年12月21日在京召开。忻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老干部局局长、二级巡视员王志荣作为"全国优秀老干部工作者"代表,参加了全国老干部工作"双先"表彰大会,并代表获奖者作了题为《为了心中那道乐龄"风景线"》的大会发言。获此消息,本刊记者对王志荣同志进行专访。
山西省委老干部局[2]（2021）在《全省老干部局长会议在并召开》文中提出2021年3月23日,全省老干部局长会议在太原召开,传达全国老干部局长会议精神,回顾总结2020年全省老干部工作,安排部署今年工作任务。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委老干部局局长张晓峰出席会议并讲话,省纪委监委驻省委组织部纪检监察组组长董军民出席会议,省委老干部局副局长岳卫东主持会议,省委老干部局副局长王小丽、二级巡视员刘晨辉分别对"百年奋斗路银龄心向党"庆祝建党100周年系列活动和"转型出雏型银辉添新彩"主题活动做了安排。太原市委老干部局、吕梁市委老干部局、省委统战部、省林草局等4个单位做了大会交流,会议还以扫描二维码的形式交流了 35家单位的老干部工作经验。
苏成君[3]（2020）在《充分发挥制度优势 健全完善制度机制 努力推动老干部工作高质量发展——全省老干部局长会议在西安召开》文中研究说明3月5日,全省老干部局长会议在西安召开。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及省委十三届六次全会精神,认真学习领会中央和省委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部署要求,全面落实全国离退休干部"双先"表彰大会、全国老干部局长会议和全省组织部长会议精神,回顾总结2019年全省老干部工作,安排部署今年重点任务。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老干部局局长程引弟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局长蔡永杰、王林平出席会议。
王明科[4]（2018）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活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中,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党诞生、成长、发展、壮大的见证,也是党面向未来实现新目标、夺取新胜利、铸造新辉煌的保证;而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则是这一重大政治活动的主体,他们以参与者和决策者的政治角色创造历史,也以这样的身份载入史册。从中共一大开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便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群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每个重要历史节点上,都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而适应不同的历史环境、革命建设任务变化需要,每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微观上,又呈现出不同的结构特点和个体风貌。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党的建设的不断加强,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全国代表大会制度的不断完善,代表制度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规范,从单一到系统的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而且,随着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深入推进,代表制度也需要持续改进和完善,以保证与其所承担的时代使命相适应。考察代表问题的历史发展,探究代表制度建设的未来走向,正是论文致力于研究的核心问题。论文主要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后面部分共分为五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和阐述论文的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概念界定及主要文献史料、学术研究的情况、研究思路和方法、创新点和重点难点等。第一章,主要研究中共一大至七大的代表问题。这七次代表大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按照重要性,代表制度建设的丰富程度,代表人数等方面的差别划分为四节进行阐述。中共一大代表是代表问题的起点,他们不仅参与了早期党组织的建立,而且亲手缔造了中国共产党,在一大召开期间,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创立了代表履职尽责的典范。中共二大是代表制度化的开端,代表中首次出现工人代表,体现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属性,由于人数较少,代表在大会上承担了各类角色。中共三大、四大期间,代表制度开始具体化,部分地区的代表产生开始采取选举的方式,而围绕着第一次国共合作问题,代表在大会议事时进行了激烈争论,思想分歧开始呈现。中共五大、六大时,面对大革命失败,代表们经历了五大时的迷茫,也经历了六大时的艰辛,在沉痛中反思,在逆境中崛起,开启了对救亡图存道路的新探索。中共七大时,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全党上下思想空前统一,在这样的形势下,七大代表几经波折,最终共同成就了一次独立自主、团结奋进的代表大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代表问题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第二章,主要探讨八大至十一大的代表问题。这四次代表大会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召开的,根据历史背景的不同进行分别阐述。八大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代表大会历史上唯一一次提出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大会。代表在大会上广泛发言,充分行使选举权,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意见建议。九大、十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受极“左”思潮影响,在代表推选、代表队伍结构和履职行为方面偏离正确轨道,出现许多偏差。中共十一大虽然没有实现拨乱反正,但对代表制度进行了初步恢复。代表问题在这一期间经历的挫折起伏,恰恰反映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性、根本性作用,对依规治党有重要启示。第三章,主要探讨十二大至十五大的代表问题。这四次代表大会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形成时期召开的,有着拨乱反正、实现党内生活正常化和规范化、不断加强党的建设的独特历史背景。在此期间,代表制度不仅得到恢复,而且实现了发展,特别是党内选举制度的建立,使得代表产生机制更加规范。代表的先进性标准条件不断提升,候补代表被取消,特邀代表设立,台湾省籍党员代表的选举过程更加规范,代表中党员干部比例总体趋于下降,生产和工作一线代表占比不断增加,代表结构更加科学合理。代表问题进入发展和完善的大好时期,无论是制度建设还是实践层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第四章,主要探讨十六大至十九大的代表问题。十六大党章对党的性质进行了新概括,“两个先锋队”的性质定位,对党员结构影响深远。从十六大开始,中央逐渐吸取地方常任制试点经验,探索加强代表制度建设,增强代表联系党员群众、发挥作用的途径,建立了以规范代表问题为核心的党内法规——代表任期制。代表的条件更加与时俱进,新社会阶层和新经济组织党员开始进入代表队伍,代表产生程序步骤更加规范,差额公示展现发扬民主新风貌。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下,代表资格审查在十九大时正向发力,传递了强烈的从严信号;而“党代表通道”的开放,也为代表履职增添了新的平台。第五章,主要对代表制度建设与代表作用发挥的路径选择进行展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承担着为推进伟大事业,进行伟大斗争,实现伟大梦想提供坚强组织保证的重任。在这样的党情国情背景下,代表问题需要立足基础性、长期性和稳定型的本质属性,以全面从严理念为引领,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要求为指导思想,以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为动力源泉,以发扬党内民主为重要目标,深化代表制度建设,保持代表结构基本稳定,强化对代表政治素质的要求,推进代表提案制的实施,完善代表培训机制,建立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统筹联络代表的日常工作机构,强化代表作用发挥。
汪洋[5]（2017）在《乡村政治：地权变迁中的秩序建构 ——湖北省京山县的个案考察（1949-1956年）》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的中国面临着向现代化转型和取得民族独立自强的问题。本文重点考察的是一个县的农村如何在风云激荡的20世纪中期通过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建构起新的秩序。本文从民国时期的京山县农村基层社会入手,分析了中共最初的农村活动直至领导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在农村的建立过程。本文首先通过传统的文本研究和访谈的结合,分析了传统的乡村秩序怎样陷入困境的。笔者认为在中共大规模的介入到京山县的乡村基层前,农村的秩序面临着很大冲击。这其中有“天”的因素和人为因素带来的生产上的破坏,乡村基层的秩序也面临着匪患的冲击,同时国民党的政权建设出现了内卷化的特征。这种秩序的破坏不仅有着传统王朝的秩序破坏的特征,我们还要看到其中现代化要素的介入反倒使得农村精英向城市转移,匪患的武力加强,内卷化带来的更多干扰性因素,以及外国资本对农业生产的某种冲击。中共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抗日战争大规模介入到京山县的农村基层中的,它所领导的带有全盘性抗争和改造的事业对农村的秩序重归稳定提供了极大助力。这种助力也为中共迅速的取得全国性的胜利提供了帮助。伴随着全面的胜利,中共开始了在京山县农村的更大改造活动。带有革命化理想目标的执政党在地权变迁中,实现了对农村政权和民众心理的重塑,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将自身的意志施加于农村社会之中,从而构建新的秩序。地权变迁中国家利用农业生产体制性的变化,获得了大批的拥护者,建立起稳固的政权组织,同时利用阶级力量的话语在农村开展广泛的动员、教育以及斗争工作,力图对农村社会进行全面性的整合。这种国家与乡村之间的互动,整体而言,国家处于相对主动的一方,多层次的乡村各阶层相对被动,这也是国家力量能不断较为成功介入到基层实施改造的重要原因。同时我们要注意到政策的施行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社会各阶层基于已有的情感认知、利益等因素对国家力量形成了跟随、徘徊、抵抗等现象。这种农民与国家之间的互动既有着农民各阶层一致性的一面,也有着各阶层各不相同的一面。通过对身处其中的社会各阶层,以及干部这一特殊群体在地权变迁中的表现考察,我们可以窥见国家力量在传统因素较强的农村如何试图建构起一个新的符合现代化工业化以及革命理想化需要的世界。
杨沙林[6]（2017）在《齐越生平大事记》文中认为（1922年-1993年）1922年2月23日（阴历正月二十七日）出生于黑龙江省满洲里。原籍:河北省高阳县庞家佐村。乳名:宝锷;学名:齐斌濡。笔名:遥拉。1946年到解放区后改名:齐越。父亲:齐肇豫,字叔谦。毕业于北平俄文专修班专修馆。历任中东铁路黑龙江外交署翻译、胪膑县县长。
盛若蔚[7]（2017）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全国老干部局长会议部署2017年主要工作》文中研究表明中共中央组织部2016年12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全国老干部局长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老干部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全国老干部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精神,突出全面从严治党主题,突出迎接党的十九大和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主线,牢牢把握为党和人民事业增添正能量的价值取向,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进一步加强离退休干部思想政治建设和党组织建设,进一步发挥老同志独特优势和作用,进一步强化老干部工作部门自身建设,以优异
周竞风[8]（2017）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考察 ——以1949-1956年江苏省为中心》文中指出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历史地位和中心任务的根本转变。从革命走向执政,时代发展对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提出新的挑战。为适应形势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大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取得了显着成效。论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教育学、人才学等多学科理论和方法,以江苏省为中心对1949-1956年的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进行历史考察,系统地回顾了这一时期干部队伍建设的基本实践,厘清了历史线索。论文首先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的基本概况。从解放战争后期起,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需要,中国共产党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大力发展干部队伍,短时间内获得迅速壮大。干部队伍的发展壮大,有力地推动革命胜利,并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干部基础。当然,干部队伍快速发展,也带来诸多问题,因此,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刻不容缓。这一时期干部队伍建设,首先是组织上整顿与建设。一方面通过精简机构,裁汰冗员,确立编制,建立新规,使干部管理逐步走上正规化、规范化轨道;同时,通过大规模统一调配,优化干部队伍结构,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需要。另一方面,通过一系列重要举措、政治运动,如内部镇反、审干、肃反、“三反”“五反”等,不断对干部队伍进行清理,以保持干部队伍的革命性、纯洁性和战斗力。干部队伍建设另一重要内容是作风建设。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许多优良作风和光荣传统,是中国共产党克敌致胜的重要法宝。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时代环境变化,干部队伍在作风领域却出现这样或那样问题,有些甚至还比较突出,引起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由此迅速采取措施,开展了整风运动、整党运动、“三反”运动、“新三反”运动等一系列作风建设,大力加强和改善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干部作风建设实践中也认识到,作风建设需要长效机制,制度建设、法治保障十分重要,因此干部队伍作风建设开始了制度化、法制化的起步。始终高度重视干部学习与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特点也是突出优点。中国共产党早在延安时期就产生过“本领恐慌”,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工作重心和历史任务转变,中国共产党的“本领恐慌”更胜从前。为此,执政伊始中国共产党就组织广大干部进行广泛学习。这一时期,干部教育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理论与政策学习;二是文化学习;三是专业知识学习。理论与政策学习旨在提高广大干部的理论和政策水平,从而坚定其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信念,增强明辨是非、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提高工作效率和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即有计划地、系统地组织广大干部进行理论与政策的学习。干部文化教育更是这一时期的特色。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是以工农为主体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远不能适应国家发展需要。为此,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即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规模巨大的干部文化教育。这一时期干部文化教育既有正规的也有业余的,既有脱产的也有在职,几乎所有干部都置身其中,因此规模浩大,且成效突出,影响则极其深远。干部教育第三方面内容是专业知识教育。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几乎没有专业干部队伍,已有的专业干部不仅数量缺乏,且专业水平普遍较低。为了加强对专业干部队伍建设,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办法,不断壮大专业干部队伍。同时,广泛开展干部的专业学习,同样开展的有声有色。干部专业教育对于适应新中国的发展、建设,推动干部队伍专业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文的结尾——“结束语”部分,是对1949年至1956年中共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总结。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建设是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开展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经验和教训,对当前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易振龙[9]（2016）在《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研究》文中认为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选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人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推进干部选拔制度改革,取得了巨大成绩。对于这一重大历史进程,现有研究十分薄弱,存在加强研究的必要。本文以1978年至1992年间中国共产党干部选拔制度改革为研究对象,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知识,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采用文献研究、比较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系统梳理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理论及实践,总结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重大意义及成功经验,同时分析其历史局限,为继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提供镜鉴和启示。本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构成,正文共分五章。绪论包含选题的依据和意义,概念的界定,国内外研究现状,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重点难点以及创新点等各项内容。第一章分析中国干部选拔的理论及实践基础。首先阐述中国传统选官理念与实践的演变历程,然后简要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干部选拔理论及其在苏联的实践,紧接着对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选拔理论及实践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最后对西方公务员制度进行了简要阐述。这一章旨在从四个角度（中国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外部借鉴）分析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基础。第二章阐述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背景及条件。着重从现实需要和改革既有条件方面论述。一方面,改革开放之初,干部队伍的状况及存在的问题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存在巨大差距,突显了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另一方面,随着拨乱反正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展,改革的组织条件、理论准备和外部环境逐渐具备。总之,改革因现实需要而产生了内在动力,又因既有条件的促成而具备了改革的可能。第三章论述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主要着力点。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阐述：从组织路线的调整、干部选拔方针的确立以及思想理论的创新等方面阐述了干部选拔指导思想的革新；从离退休制度、干部能上能下、顾问委员会三个角度分析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举措及实施过程；从推进干部年轻化、探索集体交接班制度、加强干部培养等方面阐述了大力选拔中青年干部的思想和实践。第四章分析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三个基本要素。本章围绕“谁来选”、“选拔谁”、“如何选”这三个核心要素展开。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主体逐渐多元化,在一定条件下,组织、个人、群众都成为干部选拔的主体。影响干部选拔的因素发生改变,干部选拔对象出现精英转化趋势。多种干部选拔方式得以运用,干部选拔的具体操作流程更为规范,干部选拔的监督工作得到加强。第五章对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制度改革进行总结分析。首先对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制度改革进行实效性评价,归纳了其在推进党的组织建设和国家政治文明建设等方面的五大成就；其次,总结了干部选拔制度改革形成的五项经验；最后,分析了干部选拔制度改革三个方面的不足并简要阐述了原因。结束语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央精神,通过阐述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启示,对深化干部选拔制度改革作出若干思考。
忽培元[10]（2012）在《长河——马文瑞与新中国建设》文中研究说明序曲踏遍青山,两位开国老部长国庆观礼重逢,天安门上欣然回望旭日初升……1995年10月1日,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六周年纪念日。这天晚上,首都北京华灯齐放,人们沉浸在喜庆的节日气氛中。天安门广场张灯结彩。八点多钟,江泽民、李鹏等中国第三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同首都各届代表和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数以万计的人民群众观赏节日焰火。在这举国同庆,万众同乐,令人欢欣鼓舞的时刻,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的新中国
二、全国老干部局长会议在京召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国老干部局长会议在京召开（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学科视角：代表问题是中共党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
| 二、选题意义：丰富和深化中共制度史与人物史的研究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与主要文献史料 |
| 一、概念界定 |
| 二、主要文献史料 |
| 第三节 学术研究综述 |
| 一、关于学术研究过程的概述 |
| 二、关于学术研究内容的概述 |
| 三、评价：关于学术研究的问题与不足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重点、创新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代表问题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代表制度的初步确立 |
| 一、做始也简：早期党组织的建立与一大的筹备 |
| 二、星星之火：一大代表的产生方式与结构 |
| 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一大代表的开创性履职实践 |
| 四、制度发轫：二大党章首次规定代表人数由中央委员会确定 |
| 五、结构变化：二大代表中开始出现工人身份的代表 |
| 六、角色多元：二大代表承担的职能开始丰富化 |
| 第二节 三大、四大：代表制度建设与履职实践情况 |
| 一、代表制度内容开始具体化 |
| 二、选举代表方式的采用与代表结构的多元化 |
| 三、代表议事中的思想分歧与代表培训的萌芽 |
| 第三节 五大、六大：大革命失败前后的代表制度的坚守 |
| 一、背景：党的建设加强与代表大会制度的继续完善 |
| 二、代表制度内容的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
| 三、代表队伍的壮大与代表结构导向的变化 |
| 四、从迷茫到反思：大革命失败对代表履职尽责的影响 |
| 第四节 七大前后：关于代表问题的自主探索与实践 |
| 一、革命形势变化与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发挥 |
| 二、中国共产党对代表制度的自主探索与完善 |
| 三、七大代表的产生过程与全面审查 |
| 四、“小长征”与代表选举权的行使 |
| 第二章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代表问题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后代表制度建设的历史背景 |
| 一、“九月决议”与恢复、扩大党内民主生活 |
| 二、“两个国会”论开启了代表制度建设的新阶段 |
| 三、自下探索：地方党代表大会的实践及其意义 |
| 四、八大“预演”：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
| 第二节 八大期间：代表问题的发展与实践具有开创性 |
| 一、全面执政条件下代表产生机制的巩固与完善 |
| 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实施及其对代表制度的影响 |
| 三、代表的结构特点——党员干部超八成 |
| 四、代表履职展现积极、热烈、民主的良好会风 |
| 五、极“左”思潮影响下的代表制度式微 |
| 第三节 九大至十一大的代表问题 |
| 一、九大代表推选偏离正确轨道 |
| 二、十大代表推选工作继续错误路线 |
| 三、九大、十大代表履职行为存在偏差 |
| 四、九大、十大：代表制度的根基尚存 |
| 五、十一大对代表制度初步恢复 |
| 六、对九大至十一大期间代表问题的反思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初期至十五大的代表问题 |
| 第一节 代表制度恢复与继续发展的历史背景 |
| 一、思想与理论的拨乱反正 |
| 二、党内政治生活逐步正常化与规范化 |
| 三、党的建设：从“整党”到“从严治党”,再到“新的伟大工程” |
| 第二节 代表制度恢复与继续发展的具体内容及过程 |
| 一、党代表大会制度的规范化建设与发展 |
| 二、代表制度的恢复与发展 |
| 三、党内选举制度的完善及对代表制度的影响 |
| 第三节 十二大至十五大代表的产生 |
| 一、代表先进性的标准衍变 |
| 二、取消候补代表的制度设计,设置特邀代表 |
| 三、代表的产生时间和选举单位 |
| 四、选举代表的程序与方式 |
| 五、台湾省籍党员代表的选举 |
| 六、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人员结构及审查内容 |
| 第四节 十二大至十五大代表的结构分析及其特点 |
| 一、代表分配名额和人数每次递增 |
| 二、从代表结构变化看党内民主的发展 |
| 第五节 十二大至十五大代表的履职问题 |
| 一、取消大会发言,开启代表分组讨论的议事模式 |
| 二、代表“议政”的主要内容 |
| 三、差额选举方式与代表选举权的行使 |
| 四、代表履职行为的开放程度取得突破性进展 |
| 第四章 十六大以来的代表问题 |
| 第一节 新世纪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及其影响 |
|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代表制度建设产生重要影响 |
| 二、“两个先锋队”的性质定位强化了对代表履职的激励 |
| 三、党的建设“主线”推动了代表制度建设与实践取得历史性突破 |
| 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指明了代表问题完善与发展的新方向 |
| 第二节 代表制度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
| 一、扩大的市、县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对代表制度建设的探索 |
| 二、加强党内监督制度建设对代表履职制度的丰富 |
| 三、代表制度“独立成规”——代表任期制的建立和实施 |
| 四、代表制度建设继续深化——代表提案制的提出与实施 |
| 第三节 代表选举工作的突破与创新 |
| 一、代表条件与时俱进 |
| 二、代表产生程序更加规范 |
| 三、十八大：代表选举首次引入差额公示 |
| 四、十九大：全面从严的代表资格审查 |
| 五、十九大：中央领导人提名参选单位原则变化 |
| 第四节 十六大至十九大代表结构比较 |
| 一、代表人数继续增加 |
| 二、代表选举单位的变化 |
| 三、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人员结构 |
| 四、代表中出现新的社会阶层的党员 |
| 五、代表身份构成个案剖析——以十八大代表为例 |
| 六、代表结构的多角度多层次剖析 |
| 第五节 代表的履职问题 |
| 一、党代表大会召开前后代表的基本履职历程 |
| 二、会议期间代表团讨论环节逐步面向媒体开放 |
| 三、十九大：首次设置“党代表通道” |
| 第五章 关于代表制度建设与代表作用发挥的思考 |
| 第一节 代表问题的本质属性 |
| 一、从功能定位看,代表问题属基础性问题 |
| 二、从历史进程看,代表问题属长期性问题 |
| 三、从制度建构看,代表问题属稳定型问题 |
| 第二节 深化代表制度建设、发挥代表作用的基本遵循 |
| 一、以“全面从严”理念为引领 |
| 二、以新时代党建总要求为指导 |
| 三、以落实党内政治生活准则要求为动力 |
| 四、以发扬党内民主为重要目标 |
| 第三节 深化代表制度建设、发挥代表作用的路径选择 |
| 一、保持代表名额、结构的基本固定 |
| 二、更加突出对代表的政治素质要求 |
| 三、代表直选不适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选举 |
| 四、推进代表提案制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层面的实践 |
| 五、基层一线代表培训工作应纳入中央统一部署 |
| 六、建立代表联络工作机构,健全完善配套工作制度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大事记 |
| 附录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 |
| 附录3 八大代表选举情况汇总 |
| 表格索引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5）乡村政治：地权变迁中的秩序建构 ——湖北省京山县的个案考察（1949-1956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已有研究成果的述评 |
| 三、研究的区域和时间的界定 |
| 四、本文研究内容、方法与材料来源 |
| 五、本文研究重难点 |
| 六、本研究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失序与混沌:生态恶化的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天灾抑或人祸? |
| 一、水旱连年 |
| 二、战事:雪上加霜 |
| 三、灾害应对 |
| 第二节 匪患肆虐 |
| 一、流匪如风 |
| 二、“土”匪横行 |
| 第三节 失败的政权建设 |
| 一、失衡的职能 |
| 二、保甲组织:名实难副 |
| 三、政治人物难称其职 |
| 第四节 农民经济状况与行为选择 |
| 一、收不抵支 |
| 二、向何处去? |
| 第二章 革命走进乡村:从边缘到中心 |
| 第一节 革命初临 |
| 一、董必武的学生 |
| 二、革命活动 |
| 第二节: 抗日战争:革命走向中心 |
| 一、汉流组织的帮助 |
| 二、陈大姐与李司令 |
| 第三节 革命支前:从翻深到翻身 |
| 一、支前任务 |
| 二、支前中的问题 |
| 第三章 地权变动下的国家权力 |
| 第一节 从土地改革到农业合作化的实现 |
| 一、急性土改 |
| 二、京山县土改概况 |
| 三、京山县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
| 第二节 地权变迁中的权力体系构建 |
| 一、京山县乡村权力的网络体系 |
| 二、基层建党办社 |
| 第三节 生产环节中的国家权力 |
| 一、干部领导生产 |
| 二、生产中的政治选举与表达 |
| 三、生产中的政治教育 |
| 四、生产中的家庭 |
| 第四章 地权变迁下的情感、阶级与利益 |
| 第一节 亲不亲,阶级分 |
| 一、情感与观念之惑 |
| 二、阶级觉悟:同姓敌人与异姓兄弟 |
| 三、阶级身份的划分 |
| 第二节 身份与话语:合作化时代的双重工具化运用 |
| 一、组织起来 |
| 二、“揩油”:阶级话语的武器 |
| 三、谁在反对? |
| 第五章 乡村的领导者:国家的干部 |
| 第一节 干部配置 |
| 一、土改前后干部的构成与流动 |
| 二、党员干部:红与专的要求 |
| 第二节 干部培训 |
| 一、整风培训:身份认同 |
| 二、学习领导合作化 |
| 三、学习与规训 |
| 第三节 干部问题 |
| 一、人际交往:阶级意识不清 |
| 二、贪污腐化 |
| 三、作风问题 |
| 第四节 处于国家与乡村间的干部 |
| 第六章 阶级斗争:秩序的维护 |
| 第一节 狂风暴雨 |
| 一、对敌斗争:“关管杀” |
| 二、难以过关:自我了结 |
| 第二节 暗处的敌人 |
| 一、混入生产组织的阴谋 |
| 二、乡间案件幕后黑手 |
| 三、农民的心思 |
| 第三节 民间信仰的隐伏 |
| 一、民间信仰组织的基础 |
| 二、清理会道门组织与两种话语 |
| 三、剪不断,理还乱 |
| 结语 |
| 一、新秩序的来龙去脉 |
| 二、历史与现实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6）齐越生平大事记（论文提纲范文）
| 1930年 (8岁) |
| 1935年 (13岁) |
| 1941年 (19岁) |
| 1942年 (20岁) |
| 1943年秋 (21岁) |
| 1944年 (22岁) |
| 1945年 (23岁) |
| 1946年 (24岁) |
| 1947年 (25岁) |
| 1948年 (26岁) |
| 1949年 (27岁) |
| 1950年 (28岁) |
| 1951年 (29岁) |
| 1952年 (30岁) |
| 1953年 (31岁) |
| 1954年 (32岁) |
| 1955年 (33岁) |
| 1956年 (34岁) |
| 1957年 (35岁) |
| 1958年 (36岁) |
| 1959年 (37岁) |
| 1960年 (38岁) |
| 1961年 (39岁) |
| 1963年 (41岁) |
| 1964年 (42岁) |
| 1965年 (43岁) |
| 1966年 (44岁) |
| 1971年 (49岁) |
| 1972年 (50岁) |
| 1973年 (51岁) |
| 1974年 (52岁) |
| 1975年 (53岁) |
| 1976年 (54岁) |
| 1977年 (55岁) |
| 1978年 (56岁) |
| 1979年 (57岁) |
| 1980年 (58岁) |
| 1981年 (59岁) |
| 1982年 (60岁) |
| 1983年 (61岁) |
| 1984年 (62岁) |
| 1985 (63岁) |
| 1986年 (64岁) |
| 1987年 (65岁) |
| 1988年 (66岁) |
| 1989年 (67岁) |
| 1990年 (68岁) |
| 1991年 (69岁) |
| 1992年 (70岁) |
| 1993年 (71岁) |
| 后记 |
（8）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考察 ——以1949-1956年江苏省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ct |
| 导言 |
| 一、选题依据和研究现状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文献综述与研究现状 |
| 二、相关概念界定和研究方法 |
| (一) 相关概念界定 |
| (二) 基本研究方法 |
| (三) 选题基本内容 |
| (四) 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概况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情概况 |
| (一) 新政权在全国的建立 |
| (二) 江苏解放和恢复建省 |
| (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组织概况 |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概况 |
| (一) 解放战争后期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干部的决定 |
| (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迅速壮大 |
| (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的构成 |
|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 (一) 干部队伍扩大和财政压力 |
| (二) 干部队伍快速扩大造成干部质量下降 |
| (三) 干部来源多样和团结合作问题 |
| (四) 干部队伍结构不合理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初步整顿和建设 |
| 一、干部队伍的初步整顿 |
| (一) 党政机关整编 |
| (二) 清理和审查干部 |
| (三) 统一调配干部 |
| 二、进一步确立“德才兼备”的干部任用标准 |
| (一) 原有干部提拔任用上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二) 进一步明确“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 |
| (三) 建立后备干部名单制度 |
| 三、建立干部管理新体制 |
| (一) 原有干部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二) 建立“分部”、“分级”干部管理体制 |
| 第三章 努力提高干部队伍理论和政策水平 |
| 一、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干部 |
| (一) 民主革命时期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
| (二) 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对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高度重视 |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广泛开展 |
| (一) 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要内容 |
| (二) 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形式和方法 |
| (三) 大量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员 |
| (四) 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活动在各地开展 |
| 三、努力提高干部的政策水平 |
| (一) 始终高度重视干部的政策教育 |
| (二) 政策教育的广泛开展 |
| 第四章 大力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在作风上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 干部作风上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二) 干部队伍作风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二、大力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 |
| (一) 开展整风运动 |
| (二) 整顿党的组织 |
| (三) 在“三反”中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 |
| (四) 在“新三反”中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 |
| 三、加强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 |
| (一) 坚决纠正干部强迫命令作风 |
| (二) 广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
| (三) 正确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 |
| 四、建立干部监督约束机制 |
| (一) 成立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 |
| (二) 成立各级人民监察委员会 |
| (三) 制度化、法制化建设的起步 |
| 第五章 迅速提高干部队伍的文化水平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文化基本情况 |
| (一) 干部文化水平普遍较低 |
| (二) 干部文化素质低的不利影响 |
| 二、干部文化教育方针和政策的确立 |
| (一) 中国共产党对干部文化教育始终高度重视 |
| (二) 干部文化教育方针、政策的确立 |
| 三、干部文化教育的广泛开展 |
| (一) 干部文化教育的形式和内容 |
| (二) 各地干部文化教育的广泛开展 |
| 四、干部文化教育取得的成效 |
| (一) 迅速提高干部队伍整体文化水平 |
| (二) 有效提升干部工作能力 |
| (三) 促进干部工作作风的改进 |
| 第六章 努力打造一支专业化干部队伍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专业干部队伍的基本状况 |
| (一) 专业干部数量上严重缺乏 |
| (二) 专业干部专业水平普遍较低 |
| (三) 专业干部队伍管理不规范 |
| 二、采取有力措施加强专业干部队伍建设 |
| (一) 中国共产党对专业干部队伍建设的高度重视 |
| (二) 专业干部队伍的发展和壮大 |
| 三、加强干部的专业学习和教育 |
| (一) 建立各种专业干部学校 |
| (二) 依托高等院校开展干部专业教育 |
| (三) 举办各种专业讲座、培训班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的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和意义 |
| 二、概念界定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五、主要内容和基本框架 |
| 六、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当代中国干部选拔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选官理念与实践 |
| (一) 中国古代重视官员选拔及德才标准的优良传统 |
| (二)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实践历程 |
| (三) 近代中国的选官制度及其变革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干部选拔理论及在苏联的实践 |
| (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干部选拔理论 |
| (二) 列宁的干部选拔理论 |
| (三) 苏联干部选拔制度及其实践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共产党干部选拔的理论和实践 |
| (一)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干部选拔理论和实践的探索 |
| (二)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干部选拔制度的建立及其发展 |
| 第四节 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及其影响 |
| (一) 西方公务员制度的建立 |
| (二) 西方公务员制度的基本原则 |
| (三) 西方公务员制度产生的影响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背景及条件 |
| 第一节 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
| (一) 新的政治路线要靠新的组织路线来保证 |
| (二) 现有组织状况不适应党和国家的要求 |
| (三) 原有干部选拔制度存在诸多弊端 |
| 第二节 干部工作的拨乱反正 |
| (一) 平反冤假错案 |
| (二) 清理“三种人” |
| 第三节 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思想条件逐渐具备 |
| (一) 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错误思想及“两个凡是”的批判 |
| (二) 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新突破 |
| (三) 对借鉴资本主义有益成果的新认识 |
| (四) 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外部参照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良好开局 |
| 第一节 革新干部选拔指导思想 |
| (一) 组织路线：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 |
| (二) 基本方针：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 |
| (三) 时代标准：有改革开放实绩 |
| (四) 选拔途径：走群众路线和加强民主 |
| (五) 解放思想：打破条条框框 |
| 第二节 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 |
| (一) 建立干部离退休制度 |
| (二) 探索干部任期制和推进干部能上能下 |
| (三) 设置顾问委员会 |
| 第三节 大力选拔中青年干部 |
| (一) 推进干部年轻化 |
| (二) 探索集体交接班制度 |
| (三) 加强中青年干部的教育和培养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制度改革基本要素分析 |
| 第一节 “谁来选”：干部选拔主体多元化 |
| (一)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与干部选拔主体多元化 |
| (二) 干部选拔主体分析 |
| (三) “官民”共选干部的初步尝试 |
| 第二节 “选拔谁”：选拔客体的精英转化 |
| (一) 改革开放初期影响干部选拔的因素 |
| (二) 推动党外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及妇女干部的选拔 |
| (三) 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客体的精英转化趋势 |
| 第三节 “如何选”：规范干部选拔的方式和程序 |
| (一) 创新干部选拔方式 |
| (二) 完善干部选拔程序 |
| (三) 加强对干部选拔的监督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制度改革评析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成就和意义 |
| (一) 初步建立了一支“四化”干部队伍 |
| (二) 顺利实现了高层干部的新老交替 |
| (三) 提高了干部选拔制度化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水平 |
| (四) 促进了选人用人观念和执政理念的更新 |
| (五) 为深化选拔体制改革打下了坚实基础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基本经验 |
| (一) 将时代需求与党和人民的需求相结合 |
| (二) 将核心领导层的强力推动和致力于顶层设计相结合 |
| (三) 将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和党的正确引导相结合 |
| (四) 将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相结合 |
| (五) 将坚持干部选拔的基本原则与借鉴优秀管理经验相结合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局限性 |
| (一) “民选”和“官选”的相互关系尚未理顺 |
| (二) 干部选拔政策的执行具有简单化和片面化倾向 |
| (三) 尚未构建干部选拔的全新体系 |
| 结束语 有关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成果 |
| 后记 |
四、全国老干部局长会议在京召开（论文参考文献）
- [1]为了心中那道乐龄“风景线”——访“全国优秀老干部工作者”、忻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老干部局局长王志荣[J]. 郭宁虎. 支部建设, 2022(01)
- [2]全省老干部局长会议在并召开[J]. 山西省委老干部局. 山西老年, 2021(05)
- [3]充分发挥制度优势 健全完善制度机制 努力推动老干部工作高质量发展——全省老干部局长会议在西安召开[J]. 苏成君. 金秋, 2020(07)
- [4]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研究[D]. 王明科.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5]乡村政治：地权变迁中的秩序建构 ——湖北省京山县的个案考察（1949-1956年）[D]. 汪洋. 武汉大学, 2017(06)
- [6]齐越生平大事记[J]. 杨沙林. 沧州师范学院学报, 2017(01)
- [7]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全国老干部局长会议部署2017年主要工作[J]. 盛若蔚. 晚霞, 2017(01)
- [8]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考察 ——以1949-1956年江苏省为中心[D]. 周竞风. 南京大学, 2017(04)
- [9]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研究[D]. 易振龙. 武汉大学, 2016(06)
- [10]长河——马文瑞与新中国建设[J]. 忽培元. 中国作家, 20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