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运用整体主义的文明观念和文化史的谱系学方法，可以发现乡村振兴要解决的是乡村衰落问题，始于近代的乡村衰落根本上是传统乡村文化的衰落，内因在于中国传统乡村文化将生产经营作为事业而非产业。从洋务运动到新农村建设的乡村建设，为农业产业化做了艰辛准备，但并未完成农业产业化的规划。因此，解决乡村文化衰落的问题需要重建乡风文明，这并不要求改变乡村文化的农业本色，而是要按照科技化、资本化、企业化、市场化等的产业化要求改造传统农业，将建立现代化的农业产业体系作为根本出路，进而通过发展股份制农业企业，再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乡风文明体系。
关键词：乡风文明；文化史；谱系学；产业化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其中之一就是乡风文明，这需要一种文化史的理解和对比分析。犹如习近平诉诸近代乃至更久远的历史语境揭示中国梦的提出背景和重大意义，从文化史上剖析乡村振兴所要达到的乡风文明，可以明确乡村振兴的针对问题及其成因，从而在此问题域中明确乡村振兴想要怎样的乡风文明以及如何构建乡风文明。而要做此文化史的分析，首先需要厘定乡风文明的内涵和特征，以期确立理论分析的基本架构和界域。
一、乡风文明的内涵和特征
乡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特殊类型，因此需要从文明的概念出发理解何谓乡风文明。将文明作为文化成果并按照文化的狭义和广义之分，文明可以划分为狭义和广义的两种类型。狭义的文明是指人类的科技、教育、文艺和道德等文化成果，是精神性的概念。广义的文明则指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是总和性的概念。就此意义而言，乡风文明也有广狭之分，狭义的乡风文明是指乡村的科技、教育、文艺、道德等方面的状况，指乡村的精神文明；广义的乡风文明是乡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习近平讲的“五位一体”[1](p38)则提供了整体主义的文明观念，按照这种观念，广义的乡风文明还包括乡村的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这种整体主义的乡风文明观念，可用于系统分析乡风文明的发育状况以及构成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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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述整体主义视域中的各种文明之间的互动关系来看，乡风文明即是外在的也是内在的。乡风文明是外在的，是因为人们可以从乡村的生产工具、建筑设施、饮食服饰、组织结构、人际交往、生态环境等方面直观乡村的文明状况。乡风文明是内在的，是因为上述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内在地反映出乡村的精神文明状况，反映出村民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素养。乡风文明是一种集体记忆和文化血脉，昭示、启发、激励后人与世人。依据马克思的“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2](p43)将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最终决定力量，其中的生产工具也标志性地反映乡村的精神文明状况和村民的文化素养。
就乡风文明与城市文明的关系来看，两者之间是趋同的也是差异的。通常的观念认为西方文明是城市文明，中华文明的传统是农耕文明。但如索托、布代和雅拉贝所言：“拉丁语cultura和cultivare，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法语词‘culture’和‘cultiver’，直到15世纪时它们的含义还纯粹是属于农业上的。”[3](p2)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由于传统社会都是农业为主的社会，中西方的传统文化都必然是以农为主，所以不能简单地用城市文明与农耕文明进行二分。只是到了近代，随着机械化大生产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崛起，形成马克思讲的“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4](p566)才使西方国家的城市文明凸显出来。伴随着城市向农村的扩张和工业产品向农村的商业化流动，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趋同性开始增强。反映在中国的现实是，如今村里人与城里人一样住楼房、开汽车、用电脑和手机，共同呈现出与现代化的适应性。然而趋同并不意味着城市与乡村的同质化，并不能改变费孝通所讲的乡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乡土本色”，[5](p108)也不能改变城市主要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城市本色。两者因差异而共具存在价值，因互补而相互融通。
以“方差”教学为例，在问题解决阶段，授课教师先让学生用自然语言回顾问题分析的各个步骤，从中判断他们对方差本质理解的程度，为下一步的语言互化做好准备。当学生回顾整理后，教师引入符号语言表示，通过全班交流，让学生感悟符号语言的简洁与准确，同时也明白正是从个别到一般的过程，使得解决方法的应用范围得到了拓宽。有了这种感悟，学生在以后的数学交流中，就有了使用符号语言交流、进行语言互化的意识，长此以往，数学交流能力就能得到较大提升。
用文化史的谱系学方法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产业兴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事业不重产业相比形成差异，所要解决的恰恰是中国古代乡风文明的产业不兴问题，因而提供了中国农村社会按现代化要求，实现根本转型发展的进路。而至于如何做到产业兴旺，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23](p32)由于农业产业以生产为基础，以经营为手段，因此产业体系包含着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构建经营体系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与计划经济条件下农民只生产不经营区别开来。除了农业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围绕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习近平还构建了“三权分置”的农地制度支持体系，经营权放开放活有助于农地的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构建了城乡融合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能避免城乡之间的隔绝对立，促进生产要素在彼此之间合理流动，能延长农业的产业链、提升农业的价值链、完善农业的利益链；构建了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能为农业产业化提供物资、资金、技术、社保、安保、仓储、物流等方面的支持；构建了“三治”结合的治理体系和“一懂两爱”(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工作队伍体系，能为农业产业化提供思想政治保证和人才支持。这样农业产业化的生产经营体系及其配套体系就比较完整地构建出来。
二、乡风文明在近代的衰落
如果按照邓嗣禹和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将中国近代的变化归之于西方的冲击。那么中西方文化究竟存在怎样的差异，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代乡风文明的衰落？曾国藩和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认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在于器技，于是按照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推行器物革命。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孙中山和黄兴为代表的革命派认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在于制度，于是他们推行制度改良和制度革命。胡适和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们认为，中西方文明的差异是专制与民主、迷信与科学、旧道德与新道德、旧文学与新文学的分别，于是他们提倡文学革命。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差异，究其实质是小生产与机械化大生产的两种生产方式的生产效率和生产效益的差异，于是提出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解决方案。对于差异的认知不同，会形成不同的问题归因和解决方案。用整体主义的文化观念看，上述的差异认知、问题归因和解决方案都有合理性，主张变革生产方式的方案更具根本性。然而上述的解决方案却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即在地主或乡绅用租税制和道德力量组织佃农自给自足地从事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走向土崩瓦解的历史情景下，农业作为一种基本业态的组织形式如何重建？这就需要重新审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事实上，中国近代的思想家们已经初步触及了产业化。例如，康有为讲的“人生之所赖，农出之，工作之，商运之，资生之学日精，则实业之依倍切”，[15](p227)既划分了产业类型，还引入了农业机械化、交易市场化、农工商结合、学校培养农业人才等。其中的学校培养农业人才，肯定了事业的重要性，却是要化事业为产业能力，提高劳动的生产率。孙中山讲的“美国实业大王骆基化罗曰：‘发展实业之要素有四：曰劳力也、资本也、经营之才能也、主顾之社会也’……然则欲图中国实业之发展者，所当注重之问题，即资本与人才而已”，[16](p133)明确了产业的资本化，并将机械化和通过教育培养人才提了出来。他在《建国方略》中关于“物质建设”的论述中，又提出个人经营和国家经营的实业化路径，[17](p253)将产业化的具体组织形式明确出来。这些产业化的论述提供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路，促成先进的中国人接受西方科学和西式教育，投身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社会革命，移易了社会风俗。但由于近代的器物革命、制度革命和文学革命无法解决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问题，产业化只能是缺乏自主根基的难以实现的方案。因割让关乎农业的最基本要素，又牵动中国传统文化最敏感神经的山东这块土地所引发的“五四运动”，标志着新型的革命即将代起。
用文化史的系谱学方法来看中国乡风文明的变迁，可以发现中国的乡风文明繁荣于古代而衰落于近代。雅斯贝尔斯虽然用“轴心时代”的文明并生论揭示了中华文明的独立生成，但就目前保存的文化古迹与以农耕文化为主导的传统文化来看，中华文明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远古的后土崇拜。就文化典籍看，则可追溯到炎黄及至尧舜禹，他们以播五谷、尝百草、定历法、明道德、治黄河等，共同奠定了中国农耕文化的基础。到夏商周时期，由于青铜器的广泛使用，奴隶制国家得以形成和发展，井田制和礼治秩序确立下来。但随着铁器的使用和土地兼并引发的周室衰落，诸子百家开始用天道和仁爱等损益周礼。秦汉以来，由于铁器广泛使用，分封制的土地制度和郡县制的政治制度建立起来，尊崇礼治、提倡王道、主张“天人合一”和“土居中央”等儒学成为显学，加之丝绸之路的开启，使农耕文化主导下的古代中国在世界上长期占据文明大国的地位，被亚当·斯密称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9](p65)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运用乡土本色、熟人社会、不用文字、差序格局、私人道德、家族社群、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等，揭示了中国古代乡风文明的内容和特征。
继续运用文化史的谱系学方法来看，农业组织形式的重建问题就在中西方对业态的不同处置方式之中。费孝通讲：在乡土社会，“男女只在行为上按着一定的规则经营分工合作的经济和生育的事业”。[5](p145)费孝通的这种事业论与韦伯所讲的中国古代社会以逐利为目的的商业企业的“持久经营的‘事业’”，[13](p6)两者共同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在重农抑商的历史背景之下，男耕女织、结婚生子、生产经营等都只是事业而非产业，儒家的“八条目”也只是事业而非产业要求，为学为政才是光耀门楣的正业，而经商办企业往往被当作末业或不务正业。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它维系了农业的简单再生产的周期性循环，但无法解决舒尔茨所谓的“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非常低”[14](p25)的问题。相比较而言，正如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讲，西方国家的资本家将禁欲主义的新教伦理转化为不断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精神和以企业为具体组织形式的产业资本，提高了西方国家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因此，产业化是与资本化、商品化、理性化的企业组织、完整的产业链和价值链等相连的，是传统文化欠缺而现代文化具有的显性特征。这种差异表明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代乡风文明在近代的衰落，外因在于西方文化的冲击，内因在于把生产经营活动只作为事业而不作为产业。没有强大的产业体系作为支撑，不足以建立以富强为基础和要义的乡风文明，也不足以以文化自信的心态说已有的乡风就是文明。
三、乡风文明的现代化重建
然而在明末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代乡风文明显示出衰落的征兆，西方国家已开启了近代的科技革命，中西方文明之间的天平开始向西方倾斜。及至鸦片战争时期，中西方文明开始剧烈碰撞，造成了马克思讲的“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和“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结果。[7](p36)由于连年战争、割地赔款、兵役税赋等，这些主要由农民来承担，使得务农人口锐减、大量土地荒芜、亲情伦理破坏、礼仪规范消解，最终造成了中国乡村的衰落。从洋务运动的器物革命，到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制度革命，再到新文化运动的文学革命，中国近代社会的逻辑演进表明乡村的衰落根本上是儒家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对于中国文化，亚当·斯密认为“处于静止状态”，[9](p66)休谟认为“科学的进步如此缓慢”，[10](p48)黑格尔认为中国人的意识“还没有发达成熟”。[11](p128)胡适认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12](p515)这样就将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代乡风文明置于了落后、蒙昧和不文明的境地。
除了生产经营体系及配套体系的构建，农业产业化还需要一种微观的构建，也就是说农业产业化还需要有其具体的组织形式。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23](p32)这里讲到了农业产业的组织形式。他在2018年7月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的指示中提出的“五个振兴”，明确了产业振兴的先决性和文化振兴的重要性，指明了乡村振兴必须落实到组织振兴。这里讲的组织，除了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还包括农业产业的组织形式。如前所述，现代产业的组织形式是资本化、科技化、商品化、市场化、法治化的具有完整产业链和价值链的理性化的企业组织，其典型形式是股份公司。韩长赋为此讲道：“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要抓好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把集体家底摸清楚；稳步扩大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范围，推广成功的做法和经验。”[23](p212)这样就把农业产业组织形式的股份制改造方向明确了出来，也合乎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涌现的现实与趋势。
对于大批农民奔向城市及其引发的田地撂荒、空心村、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或有人归因于现代化和城市化，认为现代化和城市化使人们背离了乡村和土地，淡漠了礼仪和乡愁，因而是乡村及其文化衰落的根源。然而现代化包括农业的现代化，若没有农机、农技、化肥、良种等的广泛使用，就无法达到温饱和小康。城市化打破了城乡二元体制，没有城市化就不可能促进城市和工业的发展，就不可能促进农民因“隐性农业革命”带来的收入增加，也不可能带来农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文明意识的增强。因此，解决乡村及其文化振兴问题，需要从历史的差异中寻找进路，而不必顾此失彼地割裂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如前文所述，中国乡村及其文化的衰落始于近代，内因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代乡风文明只是将生产经营活动作为事业而非产业，要重建乡风文明就应建立现代化的农业产业体系，提高农业劳动的生产率和收益率。由此观念来看，从五四运动到新农村建设这段历史时期的收复失地、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等，是在现代化的合理路向上为农业产业化做了地权、制度、知识、技能、设施等方面的艰辛准备，使乡村向“后乡土中国”[22](p21)进行转型。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短板主要在农业农村农民，集约化的农业产业组织形式还未形塑，农业收入低使大批的农民离开土地的现实表明，农业产业化仍是一项未完成的规划。
以收复失地为标志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的革命文化自信，在随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得以延续。土地所有权公有化，解决了马克思以及康有为、孙中山等揭示的土地私有化造成的不平等、争地导致的战争和封建割据等问题，并以计划体制、城乡二元体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组织形式集中农村劳力乃至知识青年发展农业生产，恢复了国民经济的农业基础。但“浮夸风”的出现和贫穷问题，表明缺乏科学性、经营性、开放性、个体责任的非产业化的农业生产存在劳动效率与效益的边界，思想上存在姜义华所谓的“理性缺位”，[19](p9)土地革命随后转到了强调个体责任和商品生产的土地改革上来。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商品经济的重启、农机和农业科技的运用，激发了人们求富的动力并赋予其能力，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效益得到了提高。推进城镇化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破除了城乡二元体制，释放和激发了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形成黄宗智所言的“隐性农业革命”。[20](p10)新农村建设通过取消农业税和完善农村基础设施等，提高了农业的收益率，改善了农业生产经营的外部条件。通过制度的调整和变革，农业产业结构、农村社会面貌、农民的受教育程度以及科技意识、市场意识、法律意识等有了明显改善。但农业收入低等诱因仍然使大批农民离开土地奔向城市，[21](p330-337)散户型而非集约型的农业组织形式仍然占主导地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现代化强国的短板仍然在农业农村农民。
四、乡风文明的新时代构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提出了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里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依据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当前，我国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23](p209-210)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短板在农村农业农民，那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补足短板，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其次，依据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目标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如果把产业兴旺对应富强和物质文明，把治理有效对应民主和政治文明，把乡风文明对应文明和精神文明，把生态宜居对应美丽和生态文明，把生活富裕作为上述文明建设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那么总要求中还应纳入和谐社会文明，这样就构成整体主义的乡风文明及其对应的价值目标体系，表明乡村振兴要达到的是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为目标的整体性的乡风文明；再次，依据“仓廪实而知礼节”的哲理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体现乡村物质文明富强的产业兴旺就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中占据基础地位，成为乡村其他方面文明的生成基石和维护对象，也成为补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短板，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出路。
就历史的相对稳定性和总体变迁性看，乡风文明即是稳定的也是流变的。文明在中国文化中指文以化人，去除蒙蔽。在西方文化中意指智慧之光，照亮黑暗。两者都内含人为作用和变迁之义。当黑格尔用幼年时代、青年时代、壮年时代、老年时代喻指人类文明的历史演进，马克思用五种社会形态划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时，他们分别用自由意识的发育程度与生产工具的发展水平作为划分文明类型的标尺，揭示了人类文明的相对稳定性和总体变迁性。变迁意味着差异，福柯将差异作为谱系，并建立了文化史分析的谱系学。福柯讲道：“谱系学就是解释史：作为不同解释出现的道德、观念、形而上学概念的历史”，[6](p155)“它将所有那些据信内在于人的不死的东西重新引入变化中”。[6](p156)用谱系学的方法看，马克思所讲的石磨、手推磨和蒸汽磨的差异，显示出乡风文明的相对稳定性和总体流变性。三者是代际性的人类文明成果，具有历史的继承性而言，乡风文明的变迁又非马克思所谓的“一切等级的和固定东西都烟消云散了”[7](p34)和“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7](p52)而是他内在赋予“批判”的扬弃态度。福柯将批判的态度视为“断裂”和“继续”，“短暂”和“永恒”的结合体。[6](p534)因此，对于乡风文明的文化史分析就在差异之外，还需要由“继续”和“永恒”融入加德默尔的“视域的融合”，[8](p396)从而避免将传统类型的乡风文明当作蒙昧和垃圾的极端化处理。
从“三农”角度审视始于五四运动的中国现代史，贯穿的一项主题便是维护和发展土地权益，包括的内容和演进的逻辑是收复失地、土地革命、土地改革。如果说近代中国一直在丢失土地，那么从五四运动开始则在收复失地，主导思想历史性地转化为主张“剥夺剥夺者”的马克思主义，它的中国化理论形态是主张“农村包围城市”和“武装夺取政权”的毛泽东思想。对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内含着两种革命逻辑。其一，从原始社会的公有制经私有制到共产主义的公有制的历史演进过程表明，造成人类社会不平等的私有制既非天然合理，也非永世长存，无产者要消除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就要革命。其二，如马克思所言：“当西方列强用英法美等国的军舰把‘秩序’送到上海、南京和运河口的时候，中国却把动乱送往西方世界。”[4](p695)西方国家使用鸦片和坚船利炮等殖民中国，所引发的中国革命将反作用于西方国家。毛泽东将此革命逻辑转化为中国式的革命道路，发动起工人、学生和人数居多的农民等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通过收复失地，不仅解决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入侵问题，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也因此以“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18](p345)初步解决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问题。
“八百里分麾下炙”的辛弃疾，二十岁便出入行伍，曾在万军中俘虏敌军大将，屡立战功；二十五岁执笔上言平戎十论，有霍去病、卫青的气概，指点江山豪气干云。但不久一贬再贬，英雄沦落为田舍菜翁，其间幽忿落寞之情，有谁共鸣？写下“而今识尽愁滋味”的辛弃疾，不想抱怨吗？他不是不想，而是明白抱怨无用，干脆就不抱怨了，他把他的一腔孤愤化为词中沟壑，那怨气怒气、不平之气酿成了他青史留名的底气。
用文化史的谱系学方法来看，与自给自足地从事简单再生产的古代农业组织形式相比，股份制企业从事社会化的扩大再生产。自给自足的小生产依赖土地和劳力，文化上是封闭的、因循的、分散的、经验的、礼治的、家族式的；股份制的社会化大生产在土地和劳力之外另强调资金和科技的投入，文化上是开放的、创新的、集约的、科学的、法治的、社会化的。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的本性在于增殖。由于股份制企业追求资本增值，因而能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以及培育人的劳动技能和现代文明意识等，提高劳动效率和劳动效益。目前，我国股份制的企业改造已经在工业领域取得成效，但在农业领域进展缓慢。按照股份制企业的组织形式推进农业产业化，通过加大国家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投入，引导农民用劳力、资金和土地经营权等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发展现代农业、电商产业、生态产业、旅游产业等，能够提高农业劳动的效率和效益，培植农村的造血功能，以工资、保障性收入和股权收益等重新安顿农民的生活。
五、结论
用文化史的谱系学方法和整体主义的文明观念，可以发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解决的是乡村衰落问题，始于近代的乡村衰落根本上是传统乡村文化的衰落，内因在于中国传统乡村文化将生产经营活动只作为事业而不作为产业，无法解决农业劳动的生产率和效益提高的问题。从洋务运动到新农村建设的乡村建设，为农业产业化做了长期而艰辛的准备，但并未完成农业产业化的规划。因此，解决乡村文化衰落的问题就需要重建乡风文明，按照科技化、资本化、企业化、商品化和市场化等的产业化要求改造传统农业，将建立现代化的农业产业体系作为根本出路，进而整体性地再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乡风文明体系。然就农业产业化的组织形式而言，股份制的企业改造已在工业领域而非农业领域取得成效。按照股份制企业的现代组织形式发展农业产业，是五四运动以来继收复失地、土地革命、土地改革之后中国农业领域的第四次革命。这次革命能使中国的农业和乡风文明发生历史性和根本性的变革，最终实现乡村及其文化的振兴。
当然，以上未列出的山西杰出学者尚多，仅清代就有孙嘉淦及徐润第、徐继畲父子等人。 而从三晋学术史或中国学术史的角度来看，以上所列学术团体及重要学人，皆对当时及后世的学术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其中皆有本省学者与外地名宦、寓贤交流互动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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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9）10-0050-06
作者简介：张元洁（1975—），女，山西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田云刚（1970—），男，山西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唐 伟 贾晓林
标签：乡村论文; 农业论文; 文化论文; 马克思论文; 中国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发展和变迁论文; 《湖北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论文; 山西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 山西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