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和文工团员们在一起（后三排左四为罗然）
摆在笔者面前的是一张62年前的照片，照片上的周恩来面带微笑，用手指着当时重庆市文工团的团长李庆升，亲切地与之交谈。坐在后三排的那个长相甜美、身材高挑的姑娘，名叫罗然，她正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周恩来，聆听总理的教诲。
“这张照片拍于1957年，那时我才27岁，风华正茂。当时，周总理和贺老总出访欧亚11国后回国，路过重庆作短暂休息，专门来文工团观看正在上演的《日出》，并亲切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62年来，罗然一直将这张照片视为珍宝，从不轻易示人。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当年周总理接见我们时， 我还是个年轻人，转瞬之间，已是80多岁的老人了！”罗然万分感慨。
1930年6月，罗然出生在四川广元市利州区宝轮镇，从小极具音乐天赋，1947年春考入成都南虹艺专，1950年考入四川省艺专（即四川音乐学院前身）音乐系。朝鲜战争爆发后，20岁的她毅然报名参军，任川北军区文工团乐队队员。穿上军装的罗然照了平生第一张半身侧面像， 照片上的她英姿勃发，风采照人。
1953年3月，罗然转业到重庆西南团工委青年文工团。后由于西南区撤销，文工团被解散，罗然进入重庆市文工团， 在乐队拉手风琴，弹钢琴。
“总理，我叫罗然。”第一次和周恩来跳舞，罗然显得十分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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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板剧本《四十年的愿望》
1953年，重庆市文工团（1958年1月改名为市话剧团）按照市委的指示，创作了反映成渝铁路建设的话剧《四十年的愿望》。时任市委宣传部长的任白戈为这个剧本的创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剧本由团长李庆升执笔，初稿出来后，市委便召开常委会讨论，剧作者全部列席市委常委会参加讨论。
李庆升系山东临沂人。1939年参加革命。解放战争期间，在山东省陇海铁路北担任武工队长，进军西南后转业从事文艺工作，任重庆市文工团团长。
话剧《四十年的愿望》在重庆演出时，被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著名导演吴雪看中，便调创作组去北京修改剧本。在中国作协书记光未然的指导帮助下，经过数月奋战，剧本终于定稿，由洪深导演搬上了话剧舞台，并通过了时任文化部部长周扬的审查。
时任西南军区司令员、中共西南局第三书记的贺龙得知此事后，匆匆赶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他虽然没有看过修改后的剧本，但他看过在重庆的演出，对该剧还保留着重庆演出时的印象。贺龙认为戏不成熟，应该暂停上演，并打算请中央领导看后再定夺。这下青艺着了慌，演出宣传马上停止，票也不敢卖了。
座谈结束后，剧团设便宴招待周恩来一行。席间，演员们向周恩来敬酒，他来者不拒，当大家向贺龙敬酒时，周恩来接过酒杯说：“贺老总血压高，不能喝酒，我代他喝吧。”说罢一饮而尽，总理对老战友的深情和爱护，使演员们极为感动。
为了详细了解文工团团员们的生活情况，周恩来还特意来到大家的宿舍。当时文工团的红楼宿舍刚整修不久，他看了很满意，说：“你们的宿舍比北京有些剧团还好些。”
戏演完后，周恩来立即主持会议，并首先表态，认为这个戏写的是铁路工人克服重重困难，实现了西南人民修建成渝铁路40年愿望的事迹，表达了建设祖国的热情，方向正确，应该肯定。
随后，周恩来又让大家提出缺点好让作者修改，并首先指出剧中应有军代表出场，军代表是负责干部，他不出场不合适；接着又询问大家最后通车的尾声要不要保留？他认为尾声还是需要的，因为人民要看到愿望的实现才满足。周恩来的意见既中肯又具体，令全体创作人员深受感动。
当晚，按周恩来的意见，主创人员将剧本进行了修改，增加了军代表上场的剧情。在周恩来的关心指导下，《四十年的愿望》 如期上演，轰动一时，并连续公演135场，全国15个省市剧团纷纷演出该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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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的愿望》在全国广大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周恩来认为这部戏“是一出歌颂中国工人阶级的好戏”，贺龙称赞其是“第一部反映我国大规模生产建设的剧本”，还把这个戏带到朝鲜去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这出戏还先后在南京、上海演出。
1956年，《四十年的愿望》荣获第一届全国话剧汇演演出一等奖等7项大奖。
与大家讨论剧情
1957年初春，周恩来、贺龙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了欧亚11国，前后历时80天，行程10.8万公里。访问结束后， 周恩来一行从锡兰（今斯里兰卡）回国，2月8日由昆明来到重庆，决定先休整几天再回北京。
周恩来和贺龙、李井泉、任白戈等领导到达剧场时，前两幕已演完，便从后台进入化妆室。他发现帷幕已拉开，便示意贺龙等人放轻脚步。进入剧场后，堂灯已熄灭，团领导引领周恩来等人入座。因为场内漆黑，行走难免磕碰，观众谁也没想到是周恩来来看戏，有位观众略为埋怨地说了句，都演了两幕了这阵才来，搞啥子嘛！周恩来带着歉意说：“对不起，对不起！”
抗建堂是重庆一座专供演映抗战戏剧电影的著名剧场，颇有来历。
行为文化，指的是院校的全体师生以及工作人员日常的生活、学习和思维方式。它是在精神文化的催生之下，借助物质文化而产生的一种文化。受到前面两种文化的影响而发生改变。它具体表现为学术氛围是否浓烈，文化活动是否受到欢迎等。
即使决策过程单纯是由案件主办侦查员做出的，但在具体决策过程中，侦查决策也必然会受到决策主体自身知识、能力及经验等多方面的影响。通过对侦查实践中具体案件决策过程的调查，我们可以看到，在侦查实践工作中，绝大多数决策是由具有多年侦查经验的侦查人员做出的，而新任侦查人员则常常居于次要地位。也就是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侦查人员是根据以往的经验进行决策的，［4］侦查决策往往是一种经验决策。② 有学者将侦查决策划分为科学决策和经验决策两种类型。参见杨郁娟.论侦查经验决策与侦查科学决策［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0，(2).
1940年4月，郭沫若兼任中国电影制片厂的中国万岁剧团团长，他立志要在纯阳洞高达275级石梯的半坡上，兴建一个话剧剧场，以解决当时重庆戏剧队伍云集、名家荟萃，而剧场奇缺的困难。著名导演史东山的夫人华旦妮具体负责改建事项。
抗建堂坐落于重庆渝中区上纯阳洞街13号，占地面积1321平方米，建筑面积817．22平方米。剧场坐北朝南，为中西式两层砖木结构楼房，有堂厢、楼厢和工作室，设有860个座位。1942年12月改建竣工后，座位增至1000座。建成后的剧场，音响效果很好，大小适中，是演话剧的理想场地。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亲笔题写了“抗建堂”三字，取自当时最流行的口号“抗战必胜，建国必成”。
从1941年4月到1945年抗战胜利， 抗建堂共上演了33出大型话剧，其中《北京人》《棠棣之花》《牛郎织女》《风雪夜归人》《清宫外史》《芳草天涯》都是名剧首演，轰动大后方。这些话剧在编剧、导演艺术上都极为成功，在中国话剧史上谱写出光辉的篇章，留下了许多传颂至今的佳话。 老一辈戏剧家郭沫若、曹禺、夏衍、阳翰笙、陈白尘、吴祖光，著名演员舒绣文、蓝马、白杨、张瑞芳、陶金、耿震、谢添、秦怡等都曾在这里挥洒汗水，演出了一幕幕脍炙人口的经典剧目。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抗建堂”改名为红旗剧场。
2月10日晚，周恩来和贺龙、李井泉等领导同志一道，来到重庆抗建堂观看话剧《日出》。周恩来对抗建堂非常熟悉，看着这座陈旧的建筑，他对身边的人说道：“这是抗建堂嘛，抗战时期我在这里看过许多戏。”
演出结束后，演员们簇拥着周恩来和贺龙到休息室开会。一开始大家显得有些拘谨紧张，当周恩来亲切地招呼大家坐下后，会场顿时活跃起来。周恩来显得十分兴奋，侃侃而谈，谈演员的优点与不足，谈对《日出》剧本和剧中人物的理解，内行人讲内行话，演员们听了都口服心服。
观察组患者T0、T1、T2、T3时间点的MAP、SpO2、HR等指标数值波动小，并与对照组患者同时间点的MAP、SpO2、HR等指标数值比较存在较大差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周恩来又亲切地问了几个导演的家庭出身，结果，第一个回答是地主，第二个回答也是地主，第三个回答还是资本家兼地主，引起全场一阵哄笑。
早年参加过孩子剧团的张莺，在剧中饰演陈奶妈，周恩来见到她非常高兴，他对张莺说：“我和你们的邓妈妈找了你几年，原来你在这里。”他拉着张莺照了一张相，又从身上的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递给张莺，说：“你写几句话，我回去带给你们的邓妈妈。”
周恩来很赞赏陈白露的扮演者雷南，说“我给你打75分”。贺龙指着雷南说：“她还是有点拘束，她要不是共产党的话，也许更放得开些。”周恩来说：“我不同意你的说法， 是共产党员， 应该演得更好些。”话音一落，贺龙和大家都笑了。
周恩来坦诚地说：“我也是大地主家庭出身，背叛家庭闹革命，家庭出身不是自己能够选择的，是身不由己的， 但不妨碍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民族立功。”
在周恩来面前， 大家无拘无束,谈笑风生，如同接待一位最尊敬的长者和最亲密的朋友。
穿上军装的罗然（右）和战友合影
意大利人基督传教士利玛窦，作为将《孟子》译成西方语言的第一人，他不仅熟知儒家经典文化知识的精髓，也常在自己的著作及书信中引用《孟子》中的言论及观点，并在1594年完成对《四书》的翻译，并取名为《中国四书》。随着《中国四书》的不断传播与发扬，引起了越来越多的西方研究者的探讨，其中英国著名汉学家对《四书》也进行了英译，并在香港顺利出版，他不仅作为西方汉学研究的里程碑式人物，更是为更多西方研究学者开辟了一条专业化汉学研究道路，这不仅有利于中国传统思想的传播，也激发了西方研究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热情。
后来的日子里，紫云心里很不踏实，肚子闹腾得厉害，整日往池子里吐苦水，莫非有了孩子？这事还不能让丈夫知道。
和文工团员跳舞
贺龙的动作也快，第二天晚上便请来了周恩来，还有时任炮兵司令员陈锡联、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及各方面的负责人。
当走到团里的小礼堂时，周恩来问李庆升：“你就不让我和这些年轻的演员们跳支舞吗？”
于是，乐队奏起了音乐。看见周恩来和大家跳得兴高采烈，罗然也想跳舞，但没有舞伴，于是便坐在乐队旁，看大家跳舞。谁知她刚坐下不久，就看见周总理走了过来，邀请自己跳舞。顿时，罗然感到胸中涌出一股暖流，心咚咚跳个不停。
周恩来拉着罗然的手，一边跳舞一边亲切地问：“小鬼，你叫什么名字？”
“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是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元帅，并和周总理跳过舞，合过影。”周恩来朴实的作风、长者的风范、优雅的舞步，让罗然印象深刻，那幸福的经历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由图2可知，电磁场在离开金属表面后急剧衰减，这符合SPP的特点.其它阶模式对r的依赖关系也类似.然而，不同阶SPP对θ的依赖关系却有着较大区别.图3以Er为例展示了场量在SPP波导横截面中的分布：
周恩来又问：“你是哪个地方的人？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
罗然回答：“我是四川广元宝轮镇的人，1950年抗美援朝时， 国家号召知识青年参军，保家卫国，我就报名参了军。”罗然明显感到自己手心出了汗。
年轻时期的罗然
“你的钢琴弹得不错嘛！在哪里学的？”
《河北省天然气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到2020年力争天然气发电装机比例达到5%以上，装机折合150万千瓦。目前河北已有华电石家庄、国电投廊坊等在建项目。建议结合地方政府能源政策调整以及在建项目投产后相关配套政策和运行情况，在有供热需求的城市和工业园区加快前期布局并适时稳妥推进。
“我从四川省艺专参军，到川北军文工团，后转业到西南团工委青年文工团，西南大区撤销后，当时重庆市文工团需要一个弹钢琴的人，伴奏京剧功和芭蕾舞的基本功训练，因为我是学钢琴的，所以团里把我调来了。”
“你成家了吗？爱人在哪里工作？” 周恩来亲切地问。
看到周恩来和蔼可亲，像一个慈祥的长辈， 罗然慢慢放松了下来，答道：“成家了，爱人也是军人，在四川军区组织部工作。”
采用常压蒸汽灭菌锅进行灭菌。当温度上升到80℃时，要排放冷空气，灭菌时间以袋内温度达到100℃时开始计时，持续8～12小时。灭菌时不可干锅，不可加冷水，不可停火，停火焖2小时。
“见到你爱人，记着代我向他问好！”周恩来边跳边说。
和罗然跳完一支曲子后，周恩来又去邀别的女同志跳。当舞会快结束时，文工团中还有一位女同志没有和周恩来共舞， 周恩来发现后，便要乐队再奏一曲，上前邀请那位女同志跳。细微之处充分体现出周恩来的体贴周到。
另一方面，表现为系统误差和偶发性误差。在实际数据测算过程中，系统误差主要由于水文测验工作测量设备或测量条件中的某些特定因素的系统性影响，导致测量结果中存在误差，即系统误差。实际工作中，在相同测量条件中的多次测验中，系统误差的大小与符号也常常变化，有时还会呈现一种特定的变化规律。偶发性误差表现形式多为随机性，其诱发原因多为不可抗拒因素，包括水流流速的突变、气候变化导致水文现状发生转变等。
（责任编辑：徐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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