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0年中国经济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张文华[1]（2021）在《面向系统灵活性的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规划研究》文中提出2020年我国“30·60”双碳目标的提出,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在国家自主贡献中的力度,对中国高质量能源发展提出了新要求。自此,构建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新型电力系统成为实现“30·60”双碳目标的必由之路。然而,在走向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新形态的路上,存在诸多管理决策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极为突出的就是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消纳的相关问题。随着可再生能源渗透率的提高,电力系统将面临更大的波动性和供应的不确定性。为避免出现大量弃风、弃光的情况发生,提升系统灵活性是最直接有效的解决办法。对此,研究建立并完善提高系统灵活性、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的中长期电力规划模型,探索电力行业优化发展路径,有助于为能源监管部门提供科学的管理决策依据,减少无效投资,对“十四五”规划乃至2035年远景规划有重大参考价值。基于此,本文首先从能源“不可能三角”理论出发,以“安全、经济、低碳”三元目标为优化方向,从基于组合预测的中长期电力需求预测模型研究、基于系统成本的电力资源技术经济分析与增长潜力研究,以及供需两侧资源协同优化的电力规划模型研究三个方面构建了面向系统灵活性的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规划研究体系。其次,通过构建基于MLR-ANN（多元回归和人工神经网络耦合）的全社会用电量预测模型和基于Gompertz曲线的电力经济增长规律分析模型,系统LCOE（系统平准化发电成本）技术经济分析模型和基于双因素学习曲线的电力资源成本下降趋势模型,以及面向系统灵活性的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规划模型等模型,建立了新型的中长期电力规划思维范式。然后,本文也应用所构建模型分析了不同政策情景下2021-2035年中国电力行业潜在的发展路径,并运用电力系统运行模拟方法对形成的规划方案进行了可靠性验证。最后,针对优化路径,提出了公正合理的政策建议,为国家能源高质量发展献策。具体来说,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及基本结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系统灵活性和中长期电力规划相关基础理论研究。从能源“不可能三角”理论出发,以“安全、经济、低碳”三元目标为优化方向,阐述了面向系统灵活性的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规划研究优化思路,形成了从基于组合预测的中长期电力需求预测模型研究、基于系统成本的电力资源技术经济分析与增长潜力研究,以及供需两侧资源协同优化的电力规划模型研究三个方面构建面向系统灵活性的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规划研究体系的整体思路。（2）电力行业发展现状分析。重点梳理和分析了近20年来我国电力行业在电源结构、跨省跨区输电线路和全社会用电量等主体构架方面的变化趋势,以及发电技术经济性、线损、厂用电率、煤耗、需求响应规模等成本效率方面的演变趋势。为面向系统灵活性的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规划模型的构建和电力行业优化路径的探索提供了参数设定依据。（3）基于组合预测的中长期电力需求预测模型研究。首先,重点分析了引起全社会用电量变化的相关因素,基于MLR模型进行了相关性分析,提取了影响全社会用电量变化的显着影响变量。并通过时间序列ANN模型和最小二乘法,分别预测了显着影响变量的未来值。其次,通过构建的基于MLR-ANN的全社会用电量预测模型,分别用两组数据预测了我国2021-2035年的全社会用电量。然后,基于Gompertz曲线模型对主要发达国家电力经济发展规律进行了分析和总结,研究了用电量“拐点”的问题。最后,整合了国内外权威研究机构对中国电力需求预测的结果,结合对中长期电力经济发展规律研究的结论,对本文构建的基于MLR-ANN的全社会用电量预测模型结果进行了校验。结果表明,本文构建的“MLR+最小二乘+ANN”预测模型具有较高的预测精度,预测结果可靠。（4）基于系统成本的电力资源技术经济分析与增长潜力研究。首先,分别构建了以系统成本为核算基础的系统LCOE技术经济分析模型和基于双因素学习曲线的电力资源成本下降趋势模型,补充了已有的技术成本分析研究中存在的灵活性和需求侧资源考虑缺失的问题。然后,充分模拟电力市场环境,利用所构建模型分析了 2021-2035年不同电力资源竞争力情况。最后,基于电力市场化背景,综合不同电力资源竞争力分析结论,分析了各类发电资源和需求侧灵活性资源的年均新增规模及发展潜力,为面向系统灵活性的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规划模型约束条件设立了较为客观的定义域。（5）供需两侧资源协同优化的电力规划模型研究。首先,基于电力规划基本原理,通过对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新形态特性的分析,论述了中长期规划视角中需充分考虑满足系统灵活性要求,进而适应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新形态的必要性。其次,以中长期电力规划模型作为切入点,嵌入电力行业碳达峰约束与灵活性平衡约束进行优化,构建基于系统灵活性的供需两侧资源协同优化的新型电力规划模型,并叠加前文子模型的互动,共同形成了面向系统灵活性的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规划模型。然后,基于所构建的MLR-ANN中长期电力需求预测模型、系统LCOE模型以及双因素学习曲线模型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构建的基准情景、加强政策情景、“碳中和”情景以及1.5℃情景等四种不同政策情景,应用该模型模拟分析了不同政策情景下2021-2035年全国层面和局部区域电力规划方案,探索了 2021-2035年我国电力行业优化发展路径。最后,采用运行模拟进一步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结果显示,本文所建立的规划模型呈现的规划方案能满足各项约束条件,是一个优化的结果。（6）政策建议。基于不同政策情景下全国层面和局部区域电力规划方案对比分析结论,分别从电源侧、电网侧以及需求侧等多个方面提出了保障优化路径得以实施的相关政策建议。同时,还针对优化路径引发的相关公正转型问题进行了论述,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余雪扬[2]（2021）在《法定数字货币法经济逻辑与制度规则研究》文中认为制度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连接在一起,从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渐进的制度演化过程。西奥多·舒尔茨（1968）曾说,货币即制度。货币是一种古老的制度,服务于人类社会的交易活动。交易活动的本质是实现产品或服务让渡,伴随着这种让渡的是同等数量价值的反方向转移。无论货币以何种外在形式呈现,都是天然承载这种价值转移的载体。从原始的物物交换、简单的商品经济到发达的市场经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中,货币与之相伴。货币的本质内涵是一种权利,即获得社会普遍接受的未来价值索取权,历经千年延续下来,一以贯之未曾改变。期间,生产力的发展催生新的需求,技术迭代推动货币从实物、金属、纸币向电子货币形态演变,以提高货币流通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改善消费者福利。从货币及其延伸形态发展的历史演变和内在逻辑看,每一次技术革命背后都蕴含着货币形态变革的现实。21世纪后,互联网及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经济数字化、社会生活数字化已是大势所趋。同时,金融科技等对货币演化的影响进一步深化,货币形态及其流通模式也日趋数字化和网络化,催生出一种新形态的货币:数字货币。数字货币登上历史舞台,引发巨大关注,构成对传统货币流通与经济规则的重塑与革新。作为其中重要类别的法定数字货币将构建新的货币前景,同时也使得传统货币理论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失语”,需要新的理论支持和解释逻辑。从法经济学角度,法定数字货币是由法律授权中央银行向社会发行的基于密码学技术、完全依赖数字信息形态存储和支付交易、具有加密货币形式和功能、在发行国内普遍使用和具有法偿力的法定支付工具和价值凭证。科斯（1937,1960）交易费用与制度安排内在关系的理论表明,在给定技术水平的条件下,人们创生或选择某种制度来降低交易费用,从而导致一些市场制度的出现和改变。货币体系同样如此。理想的法定数字货币具备不可重复花费性、可控匿名性、不可伪造性、系统无关性、安全性、可传递性、可追踪性、可分性、可编程性、公平性等诸多特性。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后,将与现行货币体系中的信用现钞和电子货币相互竞争、动态博弈。法定数字货币具备的诸多特点与功能,将有效改进信用现钞的缺陷,又能够兼具电子货币的优点,从而进一步降低交易费用、增加价值效用。因此,法定数字货币的整体竞争绩效将强于信用现钞和电子货币,能够有效提升货币体系的安全与效率。尽管信用现钞、电子货币和法定数字货币名义价值相等,但是法定数字货币竞争优势强,将使其在社会公众认可中的实际价值更高,接受度及使用率也将更高,有较大概率成为货币体系的主导货币。随着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以及流通范围的扩大,法定数字货币对信用现钞和电子货币的价值改进势必在中央银行货币控制力、货币政策实施以及支付体系运行方面产生影响,带来效益。首先,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有助于增强中央银行货币控制力。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与流通将改变当前货币体系结构,使得信用现钞和电子货币为主的二元货币结构中增加法定数字货币形成三元货币结构。当前的货币流通运行中除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这种电子形式的法定货币外,绝大多数是存款货币、预付货币这些电子货币,这削弱了法定货币的地位,减弱了中央银行对基础货币的控制力。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及流通势必替代部分电子货币,从而能够减轻电子货币对信用现钞的替代效应。同时,法定数字货币对中央银行来说是可控可追踪的,这样可以提升中央银行对整体货币体系的控制力。其次,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有助于优化货币政策实施。在社会全面流通而非封闭场景下,法定数字货币可测性、可追踪性、可控性强,其发行与流通可以使货币供应量、货币流通速度的可测量度有所提升,大数据分析基础更为扎实,货币政策调控手段更加精准。中央银行通过调整法定数字货币利率,来调控银行存款利率,进而传导至银行贷款利率,这有助于提升中央银行政策利率对中长期信贷利率的传导,改善我国政策利率向贷款利率传导不畅的状况。通过对法定数字货币计负利率,或者酌情对法定数字货币钱包收取保管费,实质上等同于实施负利率政策,由此打破零利率下限约束,释放货币政策空间。法定数字货币可以优化当前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以及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困境。最后,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有助于完善支付体系运行。由于信用现钞支付功能不足,中央银行“不得不”向私人部门让渡货币发行权,由私人部门提供补充的支付服务,但同时造成社会支付链条不断延长,部分支付行为得不到有效监管。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后,中央银行可以摒弃“私人部门提供支付服务,中央银行给以价值担保”的传统模式。法定数字货币具有的可传递性、可追踪性、可编程性等技术特点,使得任何支付行为均可以被追踪,这样能够及时发现异常交易,增加支付透明度,增强监管穿透性,也能够减轻中央银行监管负担以及对私人部门的价值担保。在支付主体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法定数字货币是法定货币,信用级别上高于电子货币,同时还是密码货币,安全性上更好。在跨境支付方面,信用现钞的印制、发行、携带、调运、存储事无巨细,纷繁复杂,不适合跨境支付,已经长期妨碍了货币的国际流通。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将丰富和强化人民币跨境支付功能,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毫无疑问法定数字货币面临着较大的现实需求,他更将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一方面,因其具有与信用现钞不同的功能特点将带来行为主体之间行为模式的差异,产生传统法定货币所没有的新问题。另一方面,只有在既有的法律制度下,才能对特定的可转移产权做出是否构成货币的判断,法定数字货币要履行法定货币职能需要货币法授权与规定。按照制度安排的供需理论分析框架,考察我国现行货币制度规则供给状况,尚且不能完全满足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需求。一是现行货币发行规则无法完全适用法定数字货币。法定数字货币的产生、调拨、清点、核对、流通及销毁均依赖于网络系统,原先信用现钞发行、调拨、清分、销毁、回笼等以地域、实体库为载体的模式以及相应的管理机制不再适用。二是现行货币运行规则未包含法定货币互换的内容。法定数字货币一旦发行,我国法定货币体系中将出现多种类型的法定货币,势必出现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问题,这是传统货币制度没有也无法提前规定的。三是现行货币制度未包含中央银行与持币人直接联系的规范。持币人对法定数字货币的价值转移效果需要由中央银行最终确认,持币人身份信息、账户信息等需要登记及管理在中央银行系统中,这均将直接产生相应的权利义务内容。四是现行货币制度未包含可控匿名的规则。法定数字货币的可控匿名性有助于查证和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但如何界定有权机关的权力边界,这需要从法律上明确规定并做好持币人隐私保护与打击违法犯罪之间的利益平衡。围绕着法定数字货币治理的诸多方面,现行货币制度对法定数字货币的不适宜之处不仅以上这些,缺乏适宜的制度规则将成为法定数字货币创新的重大障碍。法定数字货币并非简单的货币技术升级,而是深刻的政策与法律问题,亟待在一个稳定可持续的制度框架内运作,亟待补充完善相关的制度规则供给。对于新制度与旧制度的关系,就好比维特根斯坦所提出的“绳索论”,每一截新的绳索与前一截可能并不相同,但却相互联系着,构成一种“家族相似”性。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供给也是如此,应当以一种历史与当下联系的发展思维加以对待。对于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供给架构,提出以下制度供给思路和立法模式建议。首先,需要将法定数字货币纳入人民币范畴,明确法定数字货币的法律属性和法律地位,从法律上赋予法定数字货币强制法偿性,这是法定数字货币法律属性的起点。其次,从五个方面提出制度供给的具体思路,即明确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基本架构和制度规则,完善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中支付结算体系规范,创新法定数字货币洗钱和违法犯罪预防和查证体系,完善法定数字货币信息安全保护规则,创新法定数字货币的监管规则。第三,短期内,建议先单独将可能涉及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运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分别修改,或者进行扩大解释,将法定数字货币涵盖其中,尽量满足短期内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及运行的规则需要。长期来看,我国有必要制定一部货币基本法来做好顶层设计的原则性立法,明确法定货币与代币票券的具体含义与具体效力;将信用现钞与法定数字货币一同纳入货币基本法规制范围内,统一明确法定货币的基本制度规则;做好与民事、经济、行政、刑事等法律规范中有关货币条款衔接与互动的原则性规定,减少法律冲突。在货币基本法下再由其下位规则予以阐释和具化,逐步建立以货币基本法为统领,“由上而下、上略下详”,体系完备的货币制度规范体系。在法定数字货币制度供给的整体架构下,首要的是进行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运行的制度构建,主要是建立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制度架构,明确法定数字货币运行和流通管理机制,配置发行和运行中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一是建立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制度架构。在赞同间接发行模式的基础上,提出法定数字货币的四点发行目标、五项发行原则,确立双层货币发行架构,即根据现行人民币管理原则,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和回笼基于“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元体系来完成,坚持“中心化”管理模式,利用现行商业银行支付结算体系实现法定数字货币的投放和回收。这样,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投放与回笼即为法定数字货币在数字货币账户或用户端的数字钱包、中央银行的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库、商业银行的法定数字货币银行库,这三个关键元素之间转移与交互的过程,也是法定数字货币的产生、流动、清点核对及消亡的过程。二是明确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与流通管理机制。法定数字货币运行的流通环境建设中,需要建立法定数字货币账户和银行存款账户并存的二元账户体系,开发商业银行内部的数字货币支付系统,满足数字货币钱包开立及维护、数字货币钱包与银行存款账户绑定及维护、数字货币账户存取现金、电子货币与数字货币兑换等各类功能。此时货币体系存在两种法定货币,货币的运行与流通也会相应地分隔为“信用现钞流通体系”、信用现钞的映射--“电子货币流通体系”和“法定数字货币流通体系”,明确了三类流通体系的货币转换规则。同时,要完善大额现金管理制度等流通配套管理制度。三是配置发行和运行中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在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运行过程中,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法定数字货币持有人将产生与信用现钞不同的直接的法律关系。社会公众的法定数字货币权利,也将在普通法定货币权利基础上具有特殊性,这些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他的货币选择权、货币兑换权、支付确认权和赔偿请求权上。如此以来,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法定数字货币持有人的权利义务与信用现钞情景下的权利义务既有一定的重叠也有明显的差异,进而具体配置了各参与主体的主要权利结构和义务结构。总之,从技术层面上看,法定数字货币技术日新月异;从法律和经济层面上看,法定数字货币还十分年轻。法定数字货币研究与实践还在不断地探索与创新之中,现阶段,必须注重技术手段、机制设计和法律法规三个层次的协调统一,才能构建出兼具安全性与灵活性、简明高效、符合我国国情的法定数字货币制度规则体系。法定数字货币的影响力和未来发展前景极为广阔,他是正在发展变化着的新生事物,谁都难以预计他将以怎样的速度发展,又将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
田野[3]（2020）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文中研究表明纵观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然而,在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中,虚拟经济的发展逐渐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并且因其特殊的全球影响力,最终引发了自“大萧条”以来收缩时间最长、损失最为严重的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为化解危机,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措施及其成效、特别是危机后产业结构发生的变化,受到国际社会和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因此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进行深入研究,其理论意义主要在于:有助于推动我们对美国产业结构、特别是对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以及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其现实意义则主要在于:全球金融危机后,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是中国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而由于中美两国经济之间处于深度的相互依赖和融合,因此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必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由此决定了深入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对于中国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论文第2章论述和分析了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在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是主导产业;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获得了发展但是其规模和比重低于农业。到了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业代替农业成为主导产业,并呈现出现重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等特点;金融业亦逐渐发展并且出现了金融资本。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后,服务业迅速发展并成为主导产业;制造业依然强大但是其比重则开始下降;特别是随着部分产业的对外转移,整个经济中的实体成分有所减少而虚拟成分则开始增加,但是二者基本上还是平衡的。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产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并对产业结构的演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产业结构因此出现了软化与服务化;但与此同时,产业出现了空心化,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失衡。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遵循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一般规律。在产业结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过程中,资源禀赋、分工状况、贸易条件、市场规模以及需求结构等因素,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科技进步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科技进步不仅是历次主导产业更替的核心推动力,而且深刻影响着不同时期各个产业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基于大国开放模式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全球金融霸权的出现和不断巩固,使其产业结构的演进呈现出明显的特殊性,即具备了独特的优势;而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之前被推崇的结构软化、服务化、技术化相结合的“稳定性较强”的现代型产业结构遭到质疑。论文第3章回顾了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过程,阐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特点及其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通过分析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说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美国利率和资产价格的逆转,直接诱发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蔓延导致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的加剧,进一步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按照经济学家余永定的观点,此次危机实际上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危机。危机既具有以往危机的周期性特点,又在传导路径、损失承担、警戒标准和全球扩散等方面出现了新的特征。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抑制了美国的消费和投资,而且影响了全球贸易和投资,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危机不仅使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持续扩散,金融机构蒙受巨大损失;而且对虚拟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其内部失衡主要体现在国内投资、消费和储蓄的失衡,以及巨额的财政赤字;而外部失衡则主要体现在持续扩大的经常账户逆差、国际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和美元本位制的内在脆弱性。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主要体现在总量的不平衡、产业空心化以及经济金融化。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证明了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论文第4章论述和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与措施。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与冲击,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国家创新战略、清洁替代能源战略以及国家出口战略。其中“再工业化”的提出并非偶然:除了过度依赖金融创新从而导致了经济的过度金融化以外,而且还包括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美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端产业,进而造成了产业发展的“空心化”等问题。国家创新战略对于维持美国在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方面的优势,具有重要的意义。清洁替代能源战略直接推动了美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为美国从能源替代走向能源独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国家出口战略之下的贸易融资便利和商业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危机后美国的对外贸易状况。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主要体现在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制造业回流”、贸易保护以及移民政策等方面。万亿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计划不仅旨在直接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同时也为改善基础设施落后状况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立法提供了基本框架。在“制造业回流”方面,其意图更加明显,手段也更为直接,如规定钢铁原料占比和关税措施等。在贸易保护方面,不仅与欧盟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加剧,而且与中国展开了双边经济关系史上空前的贸易战。其移民政策的进一步收紧,也充分体现出了所谓的“美国优先”。然而,无论是奥巴马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的战略与措施,都由于技术、制度、人力和政治斗争等方面的原因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论文第5章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不仅厘清了其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与基本情况,而且也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的基本效果进行了检验。就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增长的总体表现来看,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并未受到危机的严重显影响,但是其第一产业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第二、三产业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长周期的发展趋势。其就业增长主要出现在第三产业领域,而第一、二产业的就业增加有限;至于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性,也十分显着。从经济失衡的情况来看,不论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还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都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而只是有所缓解。在农业方面,危机后美国农业产出和价格下滑,农产品出口受到较大的影响。美国政府不仅维持了较高的支持强度,而且逐步扩大了价格与收入支持、农业保险、食品援助、贸易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的覆盖范围,在农业支持政策上做出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场的规模和结构也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中等规模农场数量有不断减少趋势,而特大农场和小微型农场均有所增加。在制造业方面,“制造业回流”等政策推动了制造业产值与利润的恢复与增长,但从制造业内部结构看,则存在显着的非均衡态。其中汽车及零部件、木制品和塑料与橡胶等行业的增长极为显着,而服装与皮革、印刷和原生金属等则出现了下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对于促进制造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着较为显着的积极作用,从而部分地验证了这一期间的政策支持效果。在服务业方面,由于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金融、保险以及房地产业在整体上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呈现了波动发展的态势。金融危机使批发零售、运输仓储、信息和商业服务等行业的增加值显着减少。从服务业内部的就业结构变化来看,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企业管理和住宿餐饮等行业有较为明显的增长。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和服务业发展存在均衡关系,并且前者对后者构成了单向的因果关系。论文第6章为全文的结论和启示。作者认为,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符合基本经济规律,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其产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尽管美国实施的战略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历程及其相关经验和教训,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平衡以及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第一,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第二,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优势;第三,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第四,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第五,着力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第六,进一步提升开放合作的层次水平。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文聚焦于美国各产业内部结构的系统分析,把产业内结构作为重要的因素,对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行深入的研究。第二,观点的创新。本文认为,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外部失衡以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是导致其次贷危机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既是美国经济失衡的表现,更是其结构性原因。本文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是为了重塑实体经济的主导地位以恢复整个经济的均衡发展;然而以高端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调整战略,可能促使美国经济结构进一步软化,从而弱化实体经济对经济失衡的修正作用。
李天惠[4]（2020）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公司与国家利益》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与母国、东道国为主要研究对象,讨论跨国企业与主权国家之间的相互协作与制约关系。当今,跨国公司已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行为体,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日益加深,本文将探讨跨国公司在跨国投资经营活动以及参与国际经济事务时的作用与影响。作为不同的组织形式,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分别有各自不同的利益需求。跨国公司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核心行为体,其根本目标是获得经济收益,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与跨国公司利益高度一致。市场的扩大让跨国公司拥有更多的议价优势和选择权,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并建立广泛的生产和销售网络。而国家追求的国家利益内涵更加广泛,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也要复杂的多。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各国之间利益出现交叉重叠,因此国家利益不再是完全排他的,对其的考量也须包含国际层面。但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并非总是获利的。由于全球经济“不可能三角”的存在,国家利益与高度经济全球化之间存在着固有矛盾。而具体到跨国公司与母国以及东道国之间的关系,则表现为冲突与合作并存。跨国公司是母国经济与实力发展的重要引擎,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推移,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变得不再完全符合母国利益,当然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利益同样有重叠也有矛盾。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母国与东道国会根据利益需求制定相应政策引导、规制跨国公司的投资经营活动,避免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对国家产生不利影响。而跨国公司则希望得到尽可能多的“自由”,减少因国家管制给经营带来的阻碍。跨国公司促进着全球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对国际贸易也有着重要的贡献,但其导致的资本流动与贸易差会引发国家间的经贸摩擦。有时国家间经贸摩擦背后除了经济原因外还有更深的政治原因,比如大国竞争。在这种母国与东道国的矛盾关系中,跨国公司也是重要影响因素或受影响方。通过博弈论的研究方法,本文分析了国家间合作的可能性,而跨国公司作为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纽带,也发挥着调和国家之间矛盾的重要能动作用。由于跨国公司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资源调配能力使其在国内与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甚至导致国家被迫让渡部分经济权力。本文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虽然跨国公司的实力以及对国际经济议题的影响力还会进一步提升,但主权国家并不会过度让渡经济权力于跨国公司,跨国公司也无法完全替代国家在国际经济议题中的地位。但是为了减少国家间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跨国公司与母国的“剥离”也许将成为一种发展趋势。跨国公司与国家的利益竞争还会继续,但双方都应更加关注不同群体的利益关切。跨国公司应尽力协调母国与东道国、国内与国际市场上的冲突与发展,在追求企业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要兼顾社会的平衡发展;而主权国家应多以合作的形式促进经济发展,避免滥用国家权力干预市场,以战略眼光保障国家长远利益的实现。
王迪[5]（2020）在《基于经济福利视角的制造业产业竞争力评价研究》文中认为制造业是涉及国民经济多个门类的一个复合产业群体,产业链条长、产品种类繁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物质基础,是国家安全和人民幸福安康的重要保障,也是我国实现创新驱动战略的主战场,直接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中国经过70年的发展,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制造业）门类的国家,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制造业）产品中,有220多种产品中国的产量占居全球第一（苗圩2019）。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0年中国制造业总体规模（增加值）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制造业大国,2018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世界的份额达28%以上,并培育出了一批大型企业集团,实现了“制造大国”的目标。德勤有限公司和美国竞争力委员会于2016年、2013年和2010年分别发布了《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中国均超过美国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制造业国家。世界经济论坛、瑞士洛桑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组织在对国家的总体评价中对中国制造业也有类似的推理结论,但另一方面,世界银行统计指标显示,我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约为美国的10%,单位制造业增加值能源消耗占全球水平的19.3%,出口产品质量召回事件每年均有发生。2017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对我国中兴和华为等高技术制造产业的钳制行为,对我国信息通信产业、产业安全和就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中美乃至全球的股市均大幅下跌,反映了对未来制造业和市场的悲观预期。中国制造业产业竞争力全球排名名列前茅,在新的国际政经环境下,却为何如此“易受攻击”?尽管不少微观分析指出中国在某些产业上存在短板现象,但应如何客观、冷静和全面的评估中国制造业产业的整体竞争力水平,目前已有的产业竞争力评价模型已不能解释新的现象,如何评价、解释和修正已有的制造业竞争力评价,为政府决策和企业运营提高有效支撑,进而保障国家安全和产业安全,优化国内和跨国制造业企业的经营策略,是急迫的任务。传统的基于国际贸易理论的产业竞争力研究,过度侧重于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的应用,通常在微观层面上,论证在国际贸易中,各竞争对手的实力及其在优胜劣汰的生存搏斗中的现实,各国产业的此消彼长,有限市场份额的激烈争夺,弱肉强食的策略效应等,产业竞争力理论的“色彩”是十分“冷峻”的（金碚1996）。但制造业产业竞争力评价研究应考虑政府管理立场,注重产业对提高本国人民整体生活水平,服务和应用于社会和经济进步的作用,因此,有学者认为,产业竞争力评价应包含更强的福利经济分析乃至价值判断因素（金碚1997）,以斯密为代表的富国裕民之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可应用于新时期的产业竞争力研究,不仅要关注各经济体国家（或地区）如何促进国际分工、产业互补,更要注重本国（或地区）人民的人均收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增进法律法制的完善、人才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价值、环境得到更好的保护、减少服务型政府的经济腐败等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制造业对福利经济（不仅仅是对本国）的贡献应纳入产业竞争力评价的指标体系中。近年来,各主要工业化发达国家纷纷制定了促进本国制造业发展和提高竞争力水平的战略措施,如德国的“工业4.0”,美国的“制造业再回归战略”,英国的“英国工业2050战略”,日本的“日本制造业白皮书2018”等,2015年5月,我国政府颁布了“中国制造2025”,这些政策措施中带有经济福利的成分,但从学术研究观察,总体上缺少理论论证和逻辑依据的支持,目前,国内和国外学术界很少有关于经济福利与制造业产业竞争力之间改善错位、协同发展的理论研究。福利经济是涉及到经济学、心理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的交叉概念,福利经济学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以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1920年《福利经济学》一书的发表为标志,福利经济分析的基本原理,是研究经济活动对一国（或地区）人民生活福利的影响,说明如何能实现一国人民短期和长期、直接和间接福利的增长和最大化。制造业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对于提高本国人民的整体福利水平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有学者认为,一国（或地区）产业竞争力的提高,不必然使得别国的民族产业失去生存和发展空间,进而使得该国的福利受到根本性损害。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可能推动（区域）经济朝着普惠、包容、平衡和共赢的方向发展。福利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竞争力理论与侧重零和博弈的传统产业竞争力理论存在较大差异。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在梳理西方福利经济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福利思想及其新进展等成果的基础上,综述归纳了产业发展应重点关注的经济福利视角的具体内容,结合与波特钻石理论模型（Michael Porter diamond Model）的一致性分析,本文提出了福利经济和制造业产业竞争力之间三个方面的支撑和替代要素:产业现状实力表征要素、产业发展潜力表征要素、产业环境优势表征要素。即:制造业产业实力为社会福利提供了现实基础,制造业产业的发展潜力为社会福利提供了未来保障,制造业产业环境优势与社会福利经济互相促进和成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制造业产业竞争力水平反映机理模型的研究假设,本文提出了九个反映制造业产业竞争力的假设（维度指标）。（第二章和第三章）为了能够更好的对“制造业产业竞争力”这个概念（复合变量）进行测量,并验证理论假设,本文结合管理学专家马庆国教授（2008）提出和验证的基于构想效度（Construct Validity）的探索性因子分析法（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EFA）,通过收集调查问卷和统计分析,来验证理论假设的正确性,收集辅助证据淘汰与假设相反的问卷问题,分别建立了“9-306制造业产业竞争力指标池”,“5-101制造业产业竞争力指标”,“4-21制造业产业竞争力指标”,三轮次问卷调查以及信度、效度检验后,顺利通过统计检验,建立了“4-19制造业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即净化后得到目标层含有4个维度指标和19个具体测量指标。（第四章）基于制造业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本文为了能够真实反映基于经济福利视角下的国际比较,结合可获得的、权威机构的统计数据构造了复杂面板数据,即从2012-2018年中国、美国、德国、日本、英国、法国、韩国、巴西和印度等9个国家,包含4个维度指标共19个测量指标的连续8年统计数据,采用标准化的指数加权法和回归分析的数学模型进行综合评价,本文向我国制造业产业理论、产业运行和产业管理等方面57位专家发出定向调查问卷,采用利克特量表（Likert scale）进行权重量化,测量结果显示:近8年来,中国制造业产业竞争力水平处于美国、德国和日本之后,位列第四位,排名在英国、法国等其他国家之前,印度和巴西处在较弱地位。中国在产业规模上较其他国家有竞争优势,解释了对于具有庞大人口基数的国家,产业规模是具有优势竞争力的基础;在质量效益上,中国虽有小幅提高,但到目前为止,与美国、德国等工业化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上,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产业战略提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依据;研究结果显示,产业结构不合理是中美贸易摩擦中中国比较被动的根源之一,中国与美国、德国、日本在产业结构上差距明显,我国应注重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发,而不应妄自菲薄;在可持续发展能力上,中国保持小幅上升,同美、德、日相比也存在差距。根据4个维度指标和19个测量指标的分析,本文提出了若干针对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水平提升的政策建议和实现路径。（第五章、第六章）最后在第七章提出了本研究的局限性和不足,包括评价体系、指标优化方面的改进建议。本文所用的研究方法、章节安排说明、技术路线和创新点统一编排在本文第一章的第三节和第四节。
安蕾[6]（2020）在《中国1987-2017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的编制及应用》文中指出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与选择,是各级政府和大众普遍关心的问题。经济增长有三个基本的动力:劳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虽然大规模投资、大量新增劳动力及效率的提高都对过去30年来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2005年前后,这些支撑高速经济增长的因素带来的问题日益凸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贯穿宏观调控全过程的主线。国际上定量研究经济结构问题的主流方法是矩阵代数衍生出的投入产出分析方法,主要包括静态投入产出模型及动态投入产出模型两种。但目前研制出的动态投入产出模型主要是用于研究不同时期“生产性固定资产”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内在联系,关于“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模型”的研究极少。本文从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模型的构建理论出发,提出了“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编制的框架结构,并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19872017年投入产出基本表及延长表,研制出涵盖31个年份、30个部门的“中国19872017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2002年=100）”,在表的编制方法上有所创新,并基于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对我国宏观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完善了动态投入产出模型的基本理论,丰富了利用投入产出表研究经济问题的基本工具,并为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基础数据支持。本文所做的工作具体可分为以下几点:第一,推算出19872017年期间我国未编表年份的18张投入产出补充表。采用标准RAS法,借助R语言软件自动化编表过程,得到19872017年期间我国未编表年份缺失的18张投入产出“补充表”,与13张统一表式结构的“收集表”,共同构成覆盖国民经济30个产品部门的31张连续年份“同部门当年价投入产出序列表”,完善研究的基础数据。第二,研制连续年份“中国19872017年可比价投入产出序列表（2002年=100）”。采用目前常用的方法编制可比价投入产出表,部分年度、部分部门的增加值指标易出现负值。为此,本文在现有可比表编制方法的基础上做出改进:首先,基于国家现有统计数据,整理出“第I、II象限所用价格指数”及“第III象限所用价格指数”,构建“19872017年投入产出可比价格指数体系（2002年=100）”,并按照常用方法编制得到“初始可比表”;然后,借鉴RAS法的思想,提出采用“迭代法”调整“初始可比表”的具体步骤;最终,研制出较为符合经济实际且误差较小的连续年份、30部门的“中国19872017年可比价投入产出序列表（2002年=100）”。为后续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的编制奠定基础,并为本文应用部分及相关研究提供大量数据支撑。第三,完善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编制的理论框架,并研制出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国19872017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2002年=100）”。目前鲜有关于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模型的构建、表的编制方法等方面的理论研究。本文从年度表“前一年度的产品生产不能消耗后来年度生产产品”的基本性质出发,引入投资分配系数,内生化外生变量,并通过模型的运行,采取一定的方法将不同年度的静态投入产出模型“链接”起来,使过去的资本积累与经济发展的现在和将来联系在一起,考察一个时间序列上资本投入与扩大再生产的关系。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而且为后续动态的分析和研究国民经济活动提供了一个有力工具。“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的编制理论是本文研究的核心:（1）明确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的链接变量,给出各象限具体分配基数的确定方法:首先,基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等理论,选取静态投入产出表中的“资本形成总额”指标作为链接年度间联系的经济变量;其次,研究链接变量与以后年份的具体联系,需根据其构成项目作为资本积累属性上的差异,确定链接变量在年度表中各象限的具体分配基数。本文剥离出“存货增加”中的生产性部分,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标之和作为“生产性投资”（第I象限分配基数）,不再用于年度表第II象限最终使用,只在第I象限中间使用之后年份中长期内的年度间、部门层面逐步进行分解,而存货增加指标余下的部分则作为“非生产性投资”（第II象限分配基数）,在年度表最终使用后面年度短期内进行分解,分配未完额作为各期结余,放入年度表第II象限最终使用中设置的“生产性投资余额”、“存货增加余额”栏。（2）提出“新流量分解三步法”解决年度表第I象限上三角形分块矩阵的流量分解问题:第一步,采用“累计比较法”估计各年度分行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投资时滞,并结合税法规定的固定资产使用年限及实际生产情况,综合确定分部门生产性投资在年度表中的分配年限;第二步,从资本的效能变化角度提出“二项分布折旧理论”,计算各部门生产性投资在各年度的投资分配系数、年分摊额,具有可操作性;第三步,采用结构法从实际使用角度将各年度生产性投资额在年度表的部门层面进行分解。（3）研制出“中国19872017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2002年=100）”。时间跨度较长,部门分类较多,目前尚无该方面的编制实例,编制方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并为后续应用研究奠定数据基础。第四,利用前文研制的连续时间可比价投入产出序列表、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数据,由浅入深开展应用研究。一方面,对过去30余年,我国国民经济从生产到最终使用这一完整的实物和价值运动过程中总量与结构演变情况、部门间关联特征及变动情况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假定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滞后性、对产出的影响是相对长期的,试图把传统对经济增长的认识转变到本文的思路下,将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分析方法与计量经济分析方法相结合,构建面板生产函数模型,对各部门前期“累计投入”如何影响当期产出、变化趋势如何等问题进行研究,对基于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开展的应用做了有益的尝试。相关成果为我国结构改革问题提供了理论及数据支持,研究发现:（1）近几年我国总量指标表现不佳,但随着产业转型升级、部门结构不断优化,未来可期。总体上,19872017年期间,总量指标呈现先增后减态势,19871990年、19962000年及近期三个时间段,各总量指标低于全期平均水平;产业上,研究期间我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张主要依赖第二产业的生产活动,各项指标与总体呈现基本一致的变化趋势,但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第三产业异军突起,成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新战场;产品部门上,近几年各产业内部结构不断优化,经济增长方式由资源依赖的粗放型产品部门向信息化带动的集约型产品部门演变。（2）基于投入产出表纵向反映生产的投入来源、需求消耗情况,行向反映产出的分配去向、供给使用情况的特点,对部门间关联特征及变动情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需求角度,随着我国行业分工的逐步细化,国民经济生产活动总的资本有机构成及服务化程度逐年上升,但各产品部门的中间消耗情况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研究期间30个部门中有14个产品部门的中间投入占比上升,而大多数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住宿和餐饮部门则出现单位产品的物耗下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部门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大多数部门对自身的消耗呈现一定程度的上升趋势,且增加了对第三产业部门的直接消耗,但对第一产业产品的直接消耗在不断减少;下游终端类行业所需中间投入比重大、品种多,需求波及范围较广,相关部门如果符合国家产业升级方向,刺激其生产能力可以加速经济增长,可给予重点扶持。供给角度,一方面,研究期间我国总产出内中间使用合计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各部门生产的产品只有少部分直接作为最终产品分配使用,绝大多数又进入其下游行业产品的生产过程,参与更高水平的生产;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内、外需“双轮驱动”的特征日益明显。最终消费总量与结构优化升级的速度都在不断加快,从传统实物消费为主,发展为实物与服务消费并重。且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出口由传统产品向附加价值较高、技术含量较高的高科技产品转型。另外,中上游能源、原材料部门及生产性服务业等部门单位最初投入对国民经济整体的供给推动能力普遍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但这类部门通常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短板,极易出现供给短缺和价格上涨的情况,提高此类部门的生产供应能力是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重点;而对社会的供给推动作用不断减弱的几个部门,社会对其投入需求实际是在减少的,需要预防产能过剩等问题。（3）利用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数据构建面板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在“资本投入”指标的刻画方面与以往有所不同。区分资本存量的“财富属性”与“生产属性”,考虑各部门投资时滞,从年度表中整理各年使用的之前年份资本积累及当期提供的“生产性投资”数据,得到“生产性资本累计”作为“资本投入”的代理指标,构建我国19872017年产品部门生产函数模型。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资本投入在各部门中的配置也在不断优化,投资的重心由农业、低端产业向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转变。另外,我国国民经济生产过程中,各部门的效率系数既受产品部门层面个体影响,又随年份变化存在显着差异,而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及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则受产品部门结构变化的影响显着。
刘晓凌[7]（2020）在《光伏发电产业现状及项目技术经济分析 ——以香港某光伏发电项目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光伏作为新能源的代表,正在突飞猛进的发展,已经成为清洁能源的主力军,在过去十年中累计装机规模增长了25倍。2009年全球光伏总装机规模为23GW,2017年累计装机规模达到400GW。香港光伏发展真正意义的起飞是在2018年政府颁布了上网电价政策后,政府期许通过大力度的光伏补贴政策,鼓励发展可再生新能源,提高电网中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比例,优化电源结构,推动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首先阐述了世界光伏发展不同阶段,特别是德国、日本的光伏发展情况。接着从装机容量发展及产业链发展两方面详细介绍了中国光伏发展的历史及现状,从中了解到经过多年的发展及整合,中国无论在装机容量还是光伏产品产能、产量上都位居全球首位;更是个光伏产品的出口大国。再着手香港光伏发展情况,分析发展存在的限制因素及香港政府采取的“上网电价”政策的由来;最后以香港屋顶光伏项目为实例,对之进行技术和经济分析,论证项目技术经济可行性;接着运用财务分析知识对项目的投资情况、总成本费用、项目投资现金流量利润及利润分配进行具体计算分析,得出近200万港元的投资下项目能得出财务内部收益率为38.7%,税前投资回收期为3.31年的重要经济指标结论,证明项目的经济可行性。同时对项目存在的潜在风险进行剖析,并提出风险防范或减少的对策,做到风险可控,保证项目收益。
侯睿婕[8]（2020）在《中国研发资本存量估算及其经济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正处于向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转变的阶段,政策制定需要统计支撑,另一方面,我国R&D投入产出率和经济转化率过低,创新引领发展路径不明,这两大问题对科学测算以R&D为代表的知识存量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出了迫切的现实需求。随着R&D资产属性日益凸显,SNA-2008建议对R&D进行资本化处理,多个发达国家据此改革本国的R&D核算方法,为我国开展R&D资本化核算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在此背景下,在SNA-2008框架下探讨适合我国的R&D资本化核算方法、估算R&D资本存量并分析其经济效应成为必然之举,亦具有深远意义。为刻画中国R&D全貌,须对不同地区、不同技术水平、不同活动类型R&D资本存量进行估算并分析其经济效应。首先,利用辅助指标和统计检验补全R&D支出及其构成并调整行业分类和统计口径;其次,采用总成本法和完全资本化模式进行“R&D支出→R&D产出→R&D投资”调整;再次,详细讨论R&D投资价格指数、R&D资产折旧率、初始R&D资本存量等参数的设定方法并采用BEA方法估算R&D资本存量;然后,按照不同核算规则将企业、非企业部门的R&D计入GDP;最后,在增长核算框架下测算R&D资本产出弹性并对规模报酬不变性质进行检验。R&D资本化核算引起GDP上调,但各省份上调的幅度不一,可能导致排名变化。此外,R&D资本化核算对各生产要素产出弹性的测算结果产生影响,如果不进行R&D资本化,R&D的产出弹性会被低估,其他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也会出现较大误差,反之则可以提高生产函数的拟合优度,相对准确地测算各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真实贡献。地区层面结果显示:首先,就资本存量而言,全国R&D资本存量呈快速增长趋势但增速放缓;各省份R&D资本存量基本呈增长趋势但地区差距显着,地区间差距是主要来源且有扩大趋势;空间分布从以北京为主导的单极格局转变为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三足鼎立的多极格局;全国科学研究资本存量约占试验发展资本存量的1/4,各省份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资本存量呈增长趋势但地区间差异明显。其次,就产出弹性而言,1998-2017年期间,我国经济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性质,R&D资本产出弹性平均为0.09,呈逐年递增趋势,近年来在0.15-0.16之间;除中部外的其他地区均呈规模报酬递增,东部、中部R&D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西部、东北R&D的促进作用近年来开始显现;规模报酬不变假设下,2009-2017年期间,R&D资本产出弹性为0.27,其中,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资本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04、0.23。总体而言,我国R&D资本具有相当可观的规模且空间关联日益显着,业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但是,地区间R&D资本存在明显的“马太效应”,由于东部地区和试验发展的R&D产出弹性相对较高且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性质,因此,R&D资源不断流向经济水平高的东部地区和获益速度快的试验发展,导致地区创新能力、R&D内部结构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剧,进而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目标的实现。行业层面结果显示:首先,就资本存量而言,制造业R&D资本存量总体上呈快速增长趋势;以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是科技创新的主要力量,但在基础研究领域没有明显优势且对传统制造业的引领作用尚显不足;传统制造业对科技创新的贡献相对减少但地位仍然重要,部分传统制造业已经成为R&D资本存量新的增长点。其次,就产出弹性而言,1990-2017年期间,我国制造业主要依靠物质资本驱动且具有规模报酬递减性质,R&D资本产出弹性平均为0.08-0.09,呈倒U型变化;高技术制造业主要依靠R&D资本驱动且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性质,R&D资本产出弹性平均为0.38-0.40,呈陡峭的倒U型变化;低技术制造业主要依靠物质资本驱动且具有规模报酬递减性质,R&D资本产出弹性平均为0.03-0.10,但未能产生持续显着的驱动作用。总体而言,制造业R&D资本存量不断累积,对行业发展产生显着促进作用,但产出弹性不高,且生产函数具有规模报酬递减性质;高技术制造业是科技创新的主要力量,其发展依靠R&D资本驱动,同时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性质,但其对低技术制造业的带动作用非常有限,且由于缺乏基础研究导致发展动力不足;低技术制造业对科技创新的贡献相对减少但地位仍然重要,虽然不断加大R&D投入以促进其转型升级,但目前来看这种促进作用只是短期的、并不持续,说明R&D成果在转化环节还存在问题。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补充R&D资本化核算理论与方法,多层面核算R&D资本并测算效应,有效解决基础数据缺失不可比问题,同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相关政策建议:完善我国R&D统计分类指标、统一我国R&D统计核算口径、优化R&D结构及地区间配置、促进R&D成果的转移和吸收、鼓励高技术制造业进入基础研究领域、促进新技术与低技术制造业有效融合。
刘思源[9]（2019）在《技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信息和智能技术革命对劳动关系的影响越发受到学界关注。作为世界工业体系最完整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应深入探究技术革命对劳动关系的影响。只有弄清技术革命影响劳动关系的机理,才能在推动科技进步的同时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进而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贯彻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事业之中。根据马克思主义,对事物发展趋势的科学判断必然要建立在对理论、历史和现实的深入研究之上。但是,目前对新技术如何影响劳动关系的研究大多没能将理论逻辑同历史脉络结合起来。在可资借鉴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中,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强调价格机制的作用,忽视劳动关系演化的社会历史因素;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关注制度因素对劳动关系的影响,对科技创新的分析不足;佩蕾丝等演化经济学家提出了分析技术、金融、制度协同演化的“技术-经济范式”（Techno-Economic Paradigms,TEP）理论,虽然技术-经济范式涵盖了部分劳动关系内涵,但技术-经济范式理论并未专门探讨技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问题。鉴于上述不足,本文构建了一种技术革命（工业革命、电气革命和信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框架,进而分析了劳动关系的演化趋势,并探讨了劳动关系的政府规制措施。本文可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的具体化研究:技术革命即是对生产力的具体化,劳动关系则是对生产关系的具体化。在理论研究层面,本文采用历史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方法对劳动关系进行了长期的结构化研究,并分析了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和一般规律。首先,本文借鉴佩蕾丝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提出了“劳动关系范式”（Labor Relations Paradigms,LRP）的概念。劳动关系范式是在较长时期内劳资双方普遍认同并共同遵守的共识性的行为模式,它具有促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作用。劳动关系范式的内涵包括能够体现劳资双方雇佣关系、分配关系、管理关系的一系列范畴,如就业的稳定性、劳动收入、劳动条件、管理方式、教育和技能培训、社会福利等。每次技术革命都会催生一种劳动关系范式,并推动新、旧劳动关系范式的更迭。随着技术革命的演化,劳动关系范式会经历“探索-巩固-衰退”的生命周期,这会推动劳动关系“紧张-缓和-紧张”的演化过程。本文结合英、美等国的历史资料,归纳了工业革命的劳动关系范式和电气革命的劳动关系范式,并结合信息和智能技术的发展趋势对信息革命的劳动关系范式作出了展望。其次,本文探究了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范式）演化的动力机制和一般规律。技术革命主要通过“机器-劳工替代”机制、“劳工-雇主博弈”机制和“国内-国外投资”机制推动劳动关系（范式）的演化。“机器-劳工替代”机制是随着技术条件的改变及其导致的经济环境变化,生产关系以及劳动和机器两种要素的相对价格相应地发生变化,进而造成劳工替代机器或者机器替代劳工,从而影响劳动关系（范式）的机制。“劳工-雇主博弈”机制是随着技术条件的改变及其导致的经济环境变化,劳动者和雇主之间的谈判能力会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进而造成雇主或工会在集体谈判中相对占据优势、改变劳资双方的利益分配关系,从而影响劳动关系（范式）的机制。“国内-国外投资”机制是跨国公司依据技术条件以及东道国的经济环境灵活调整其产业布局,进而使东道国成为资本净流入国或资本净流出国,从而影响东道国劳动关系（范式）的机制。在技术革命演化的不同阶段,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会影响上述动力机制,进而推动劳动关系范式“探索-巩固-衰退”的演化过程和劳动关系“紧张-缓和-紧张”的演化过程。政府要促进劳资和谐、为长期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创造条件,就要以上述三条机制为抓手制定相关政策。在应用研究层面,本文结合上述理论框架,采用历史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方法,分析了中国技术追赶进程中的劳动关系（范式）演化历程、动力机制及政府规制效果,并结合智能技术对劳动关系（范式）演化机制的影响和挑战,提出了智能时代政府劳动关系调节政策的转型建议。首先,中国劳动关系（范式）的演化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这使得中国得以在技术追赶进程中维持相对和谐的劳动关系。其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机器-劳工替代”机制、“劳工-雇主博弈”机制和“国内-国外投资”机制都总体上促进了中国劳动关系（范式）的平稳发展,这得益于中国产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政府扶持工会发展、国内投资和引进外资的快速增加等。再次,中国政府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协调发展、以财政支出带动就业、扩大公共部门就业、在劳动立法和司法中保护劳工等,这些都促进了中国劳动关系（范式）的平稳发展。最后,智能技术将可能替代更多劳工、加强雇主对生产活动的控制、削弱工会力量、促进全球产业转移等,给劳动关系（范式）的转型升级带来挑战。政府应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支持工会发展、健全劳动法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等,进而规制劳动关系（范式）、促进劳资和谐,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创造条件。
李俊鹏[10]（2019）在《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生产影响的经济分析》文中提出农田水利设施的供给直接改善了水资源的时空配置效率,缓解了农业用水供给不足或过量对粮食生产的限制;同时,农田水利设施对水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会进一步改善粮食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综上,农田水利设施具备提高粮食产量的潜力。当前,我国粮食供给结构存在较为严重的失衡现象:粮食产量的连增主要来自玉米产量的提高,水稻与小麦产量仅为恢复性增长,其进口依赖程度逐年升高。水稻作为我国主要的口粮作物之一,其产量的增加对缓解我国粮食供给结构失衡,保证我国口粮安全具有关键作用。因此,探寻有效的水稻生产改良手段具有极强的战略意义。作为水资源投入密集型的粮食作物,水稻生产对农业用水供给的变动较为敏感,不足或过量的农业用水供给均不利于水稻产量的提高。鉴于农田水利设施对水资源配置效率和要素生产效率的积极影响,其极有可能促进水稻产量的提高。因此,有必要探究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生产的影响。具体而言,本研究尝试回答以下问题:（1）我国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水平与水稻产量水平在时间与空间上表现出何种变动趋势?其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2）农田水利设施是如何影响水稻生产的:是作用于水稻的生产效率、生产成本还是收获面积?（3）若农田水利设施提高了水稻生产效率或降低了水稻生产成本或扩大了水稻收获面积,其是否最终提高了水稻产量?且这种提升作用在宏观与微观（农户）层面是否具有一致性?（4）进一步,若农田水利设施提高了农户水稻产量,其是否进而改善了农户福利?（5）若农田水利设施能够提高水稻产量并改善农户福利,我们应如何增强农田水利设施供给?针对以上问题,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梳理与归纳构建了理论研究框架,并选择适当的数据与实证技术对其进行依次分析,以最终验证农田水利设施的水稻增产效应。本文的研究内容与相关结论具体如下:（1）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水平与水稻产量的时空趋势分析利用《中国水利统计年鉴》数据,本文首次估算了我国省级农田水利设施资本存量,并以此对我国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水平进行了时空趋势分析。分析发现:全国层面我国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水平整体呈现增长趋势,地区层面变动趋势与全国层面基本一致,但地区间存在显着差异。省级层面,大部分省份农田水利资本存量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同时,利用《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数据,本文也对水稻产量进行了时空趋势分析。分析发现:省级层面,粮食主产区省份的水稻产量呈现增长趋势。地区层面,粮食主产区水稻产量整体呈现上升趋势,非主产区则呈现下降趋势,且两地区的差距逐渐拉大。国家层面,1997年之前,我国水稻产量呈现增长趋势,1997-2003年呈现下降趋势,2003年之后,再次呈现增长趋势。（2）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生产效率的影响在时空趋势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首先利用SYS-GMM分析了农田水利设施对各省水稻单产的影响。为较为全面的衡量水稻生产效率,本文同时利用DEA-Malmquist指数法估算了各省水稻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并在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时空趋势分析的基础上,利用SYS-GMM分析了农田水利设施对两种效率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农田水利设施有效促进了水稻单产、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的提高。（3）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生产成本的影响本文首先利用各省（市/区）水稻生产要素投入数据,对水稻生产成本从总量与结构方面进行了时空趋势分析。其次,基于理论机制,采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和三阶段最小二乘法（I3SLS）实证分析了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生产成本的影响。所得结论具体如下: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生产中的私人投入具有明显的节约效应,对要素投入结构具有调整作用,并具体表现为:农田水利设施促进了水稻生产中机械对劳动的替代,促进了水稻生产技术朝劳动节约型方向变迁。同时,研究亦表明,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生产具有明显的总成本效应。（4）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收获面积和播种比例的影响利用本文估算的省级农田水利设施资本存量,在对我国水稻播种面积、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中水稻占比和水稻水旱灾害受灾面积（旱灾、洪涝灾害受灾面积）时空趋势分析的基础上,借助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和空间杜宾模型（SDM）分别实证分析了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播种面积、水旱灾害受灾面积和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中水稻占比的影响,所得结论如下:农田水利设施通过改善田块灌溉与种植条件推动了水稻播种面积的扩大,并通过直接影响和溢出效应降低了本地区和其他地区的水稻水旱灾害受灾面积。同时,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播种面积的扩大作用并未导致粮食供给结构失衡的加剧。（5）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产量的影响、研究深化及路径探索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最终落脚于对水稻产量的分析,利用省级和农户数据,分别从宏微观层面分析了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产量的影响,并做了研究深化和路径探索。具体而言,本文首先分析了农田水利设施对各省（市/区）水稻产量绝对量（总产量）和相对量（增长率）的影响。其次,本文同时分析了农田水利设施对农户水稻单产的影响。再次,作为研究深化,本文也分析了农田水利设施对农户水稻种植收入的影响。最后,本文对农户层面农田水利设施供给进行了影响因素分析,以作为增强农户层面农田水利设施供给的路径探索。研究发现:宏观层面,农田水利设施显着提高了水稻产量及其增长率。微观层面,农田水利设施显着提高了农户的水稻单产及其水稻种植收入。同时,研究结果表明提高农户受教育水平、促进电脑的使用和增强农技服务是增强农户层面农田水利设施供给的有效途径。本研究的发现在于:农田水利设施能够通过提高水稻生产效率、降低水稻生产成本和扩大水稻收获面积的途径促进水稻产量的提高,且其水稻增产效应并未加剧我国粮食供给结构的失衡。同时,加强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与建设亦是实现农户水稻种植增产、福利改善的有效路径。进一步,提高农户受教育水平和信息化程度、强化农技服务可有效增强农户层面的农田水利设施供给。
二、2000年中国经济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0年中国经济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面向系统灵活性的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规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 |
| 1.2.1 中长期电力规划模型 |
| 1.2.2 不同发电技术经济性评价 |
| 1.2.3 中长期电力需求预测 |
| 1.2.4 煤电供给侧改革与灵活性改造 |
| 1.2.5 促进系统灵活性的市场政策机制 |
| 1.3 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总体思路 |
| 1.3.2 研究目标 |
| 1.3.3 研究重点 |
| 1.3.4 研究难点 |
| 1.3.5 研究路线图 |
| 1.4 研究成果及创新 |
| 1.5 本章小结 |
| 第2章 系统灵活性和中长期电力规划相关理论基础 |
| 2.1 引言 |
| 2.2 能源“不可能三角”理论 |
| 2.3 电力系统灵活性基本内涵 |
| 2.4 中长期电力需求预测方法 |
| 2.4.1 传统需求预测模型 |
| 2.4.2 基于计算机软件的需求预测模型 |
| 2.5 系统优化算法 |
| 2.5.1 粒子群算法 |
| 2.5.2 蚁群算法 |
| 2.5.3 遗传算法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电力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
| 3.1 引言 |
| 3.2 中国电力行业主体构架发展现状分析 |
| 3.2.1 发电装机容量 |
| 3.2.2 跨省输电线路 |
| 3.2.3 全社会用电量 |
| 3.3 中国电力行业成本效率发展现状分析 |
| 3.3.1 发电技术经济性 |
| 3.3.2 线损和厂用电率 |
| 3.3.3 发电煤耗和供电煤耗 |
| 3.3.4 需求响应规模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基于组合预测的中长期电力需求预测模型研究 |
| 4.1 引言 |
| 4.2 基于MLR-ANN的中长期全社会用电量预测模型构建 |
| 4.2.1 MLR基本原理 |
| 4.2.2 ANN基本原理 |
| 4.2.3 基于MLR-ANN的全社会用电量预测模型 |
| 4.3 全社会用电量相关影响因素分析及其数据整理 |
| 4.3.1 全社会用电量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
| 4.3.2 全社会用电量影响因素数据整理 |
| 4.4 基于MLR-ANN的2021-2035年全社会用电量预测 |
| 4.4.1 用电量显着影响变量提取 |
| 4.4.2 2021-2035年显着影响变量预测 |
| 4.4.3 2021-2035年全社会用电量预测 |
| 4.5 电力需求预测定性分析与结果修正 |
| 4.5.1 基于Gompertz曲线的电力经济增长规律分析与国际比较 |
| 4.5.2 不同研究机构对中国电力需求预测结果对比 |
| 4.5.3 中国电力需求预测结果校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系统成本的电力资源技术经济分析与增长潜力研究 |
| 5.1 引言 |
| 5.2 基于系统LCOE和双因素学习曲线的电力资源技术经济分析 |
| 5.2.1 LCOE模型基本原理 |
| 5.2.2 系统LCOE技术经济分析模型构建 |
| 5.2.3 基于双因素学习曲线的电力资源成本下降趋势模型构建 |
| 5.2.4 2021-2035年不同电力资源竞争力分析 |
| 5.3 电力资源增长潜力分析 |
| 5.3.1 各类电力资源禀赋分布及新增电源布局 |
| 5.3.2 各类电力资源增长潜力分析 |
| 5.3.3 区域电力流向及传输规模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供需两侧资源协同优化的中长期电力规划模型研究 |
| 6.1 引言 |
| 6.2 面向系统灵活性的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规划模型构建 |
| 6.2.1 电力规划模型基本原理及衍生 |
| 6.2.2 供需两侧资源协同优化的电力规划模型基本特征 |
| 6.2.3 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新形态特性分析 |
| 6.2.4 模型目标函数 |
| 6.2.5 模型约束条件 |
| 6.3 全国层面电力规划方案对比分析 |
| 6.3.1 情景设定 |
| 6.3.2 参数设定 |
| 6.3.3 电力规划方案对比分析 |
| 6.4 区域电力规划方案对比分析 |
| 6.4.1 电力资源现状分析 |
| 6.4.2 基于系统LCOE的各类发电资源技术经济分析 |
| 6.4.3 参数设定 |
| 6.4.4 电力规划方案对比分析 |
| 6.5 电力规划方案运行模拟 |
| 6.5.1 运行模拟与系统灵活性定量评估方法 |
| 6.5.2 典型场景下区域电网运行模拟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政策建议 |
| 7.1 引言 |
| 7.2 政策建议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工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2）法定数字货币法经济逻辑与制度规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意义和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核心名词辨析和界定 |
|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三、诸“货币”形态关系 |
| 第三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法定数字货币的内涵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影响 |
| 三、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 |
| 四、法定数字货币的规制 |
| 五、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和内容框架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内容框架 |
| 三、主要创新 |
| 第二章 货币本质和货币形态演进基本规律 |
| 第一节 货币的本质与主要理论 |
| 一、货币的内涵和本质理论 |
| 二、货币的职能和理论发展 |
| 三、货币的社会和法律属性 |
| 第二节 货币形态演进及其规律 |
| 一、货币形态演化进程和经济特征 |
| 二、货币形态演化的经济科技基础 |
| 三、货币形态演化的法经济学规律 |
| 第三节 新科技与数字货币发展 |
| 一、数字货币产生的经济科技基础 |
| 二、货币数字化和数字货币的产生 |
| 三、数字货币基本特征和价值改进 |
| 第三章 法定数字货币基本理论和逻辑基础 |
| 第一节 法定数字货币及其基本理论 |
| 一、法定数字货币的法经济内涵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法经济属性 |
| 三、法定数字货币的法经济特征 |
| 四、法定数字货币的理论新挑战 |
| 第二节 数字形式“货币”的差异比较 |
| 一、法定数字货币与电子货币 |
| 二、法定数字货币与虚拟货币 |
| 三、法定数字货币与私人数字货币 |
| 第三节 法定数字货币的绩效和价值 |
| 一、货币竞争模式及其基本特点 |
| 二、现行货币竞争的绩效与不足 |
| 三、法定数字货币价值功能改进 |
| 第四章 国内外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与开发 |
| 第一节 国外法定数字货币的政策推进 |
| 一、私人数字货币的政策和监管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政策和取向 |
| 三、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和实践 |
| 第二节 国际组织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 |
| 一、私人数字货币的取向和监管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政策和取向 |
| 三、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和观点 |
| 第三节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开发 |
| 一、法定数字货币理论和政策取向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研究和开发实践 |
| 三、法定数字货币科技和金融路径 |
| 第五章 法定数字货币对金融机制的影响和效益 |
| 第一节 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机制的影响 |
| 一、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供应的变化 |
| 二、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需求的变化 |
| 三、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控制的提升 |
| 第二节 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
| 一、货币政策调控模式理论及其实践 |
| 二、法定数字货币对调控机制的优化 |
| 三、法定数字货币对传导机制的改进 |
| 第三节 法定数字货币对支付体系的影响 |
| 一、我国现行支付体系及其运营模式 |
| 二、我国支付体系存在的问题和缺陷 |
| 三、法定数字货币对支付体系的完善 |
| 第六章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制度供给与需求 |
| 第一节 法定数字货币制度需求和供给 |
| 一、现行法定货币的制度规则及评析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需求和创新 |
| 第二节 法定数字货币制度供给和架构 |
| 一、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供给思路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立法模式选择 |
| 第七章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运行制度构建 |
| 第一节 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制度架构 |
| 一、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经济目标 |
| 二、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基本原则 |
| 三、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管理机制 |
| 第二节 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与流通管理 |
| 一、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体系和基础 |
| 二、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与流通机制 |
| 三、法定数字货币流通的配套制度 |
| 第三节 法定数字货币权责义务及配置 |
| 一、法定数字货币的主要法律关系 |
| 二、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权责配置 |
| 三、法定数字货币运行的权责分配 |
| 第八章 总结与展望 |
| 一、全文总结 |
| 二、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1.2.2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1.2.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其措施 |
| 1.2.4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1.2.5 对相关文献的评述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结构安排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2.1 农业经济时代(1776—1860年)的产业结构 |
| 2.1.1 农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2 制造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3 服务业及金融业的发展 |
| 2.2 工业经济时代(1860—1945年)的产业结构 |
| 2.2.1 制造业的发展壮大 |
| 2.2.2 农业的稳步发展 |
| 2.2.3 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
| 2.3 后工业化时代(1945年—1980年代)的产业结构 |
| 2.3.1 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 |
| 2.3.2 制造业相对衰落但仍占据重要地位 |
| 2.3.3 农业继续发展但是其相对地位开始下降 |
| 2.4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业结构变化 |
| 2.4.1 信息技术产业主导产业结构的变化 |
| 2.4.2 产业结构趋于软化 |
| 2.4.3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空心化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1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
| 3.1.1 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 |
| 3.1.2 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和特点 |
| 3.2 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 |
| 3.2.1 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 3.2.2 对美国虚拟(金融)经济的影响 |
| 3.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3.1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 |
| 3.3.2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外部失衡 |
| 3.3.3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措施 |
| 4.1 奥巴马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1.1 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战略 |
| 4.1.2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创新战略 |
| 4.1.3 奥巴马政府的能源战略 |
| 4.1.4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出口倡议”与贸易保护 |
| 4.2 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2.1 特朗普政府的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 |
| 4.2.2 特朗普政府的“制造业回流”政策 |
| 4.2.3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 |
| 4.2.4 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5.1 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总体变化 |
| 5.1.1 危机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表现 |
| 5.1.2 危机后国内生产总值产业构成变化 |
| 5.1.3 危机后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构成变化 |
| 5.1.4 危机后美国经济失衡的状况 |
| 5.2 危机后美国农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2.1 农业的总体变化 |
| 5.2.2 农场及生产条件的变化 |
| 5.2.3 农业产值与农产品的变化 |
| 5.3 危机后美国制造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3.1 制造业的总体变化 |
| 5.3.2 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3.3 政府支出与制造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4 危机后美国服务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4.1 服务业的总体变化 |
| 5.4.2 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4.3 政府支出与服务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启示 |
| 6.1 主要结论 |
| 6.1.1 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与发展符合基本经济规律 |
| 6.1.2 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美国产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
| 6.1.3 美国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
| 6.2 对中国的启示 |
| 6.2.1 从美国经济的失衡与调整看中国经济的失衡与加剧 |
| 6.2.2 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公司与国家利益（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 |
| 三、论文结构与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博弈论分析法 |
| (三)比较分析法 |
| (四)案例分析法 |
| 第一章 关于跨国公司的一般理论 |
| 一、跨国公司及相关经济学理论 |
| (一)跨国公司的定义与分类 |
| (二)跨国公司的经济学理论 |
| 二、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观点 |
| (一)自由主义理论 |
| (二)马克思主义依附论 |
| (三)现实主义理论 |
| 小结 |
| 第二章 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利益 |
| 一、经济全球化 |
| (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定义 |
| (二)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公司实力扩张 |
| (三)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利益分化 |
| 二、国家利益 |
| (一)国家利益的界定 |
| (二)国家利益划分 |
| (三)国家利益特性 |
| 三、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利益的关系 |
| (一)经济全球化对国家利益的影响 |
| (二)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利益矛盾的理论分析 |
| (三)经济全球化与不同国家利益矛盾的表现 |
| (四)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利益矛盾长期存在 |
| 小结 |
| 第三章 互动关系: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 |
| 一、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 |
| (一)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关系的变化发展 |
| (二)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实力对比 |
| (三)跨国公司属性与主权国家的关联 |
| 二、跨国公司与母国的博弈关系 |
| (一)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经营对母国的积极影响 |
| (二)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经营对母国的负面影响 |
| (三)母国对跨国公司影响的应对措施 |
| 三、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博弈关系 |
| (一)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博弈能力 |
| (二)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目标冲突 |
| (三)东道国的投资政策制定 |
| 小结 |
| 第四章 三方博弈:母国、东道国与跨国公司 |
| 一、“跨国公司——母国——东道国”三方博弈 |
| (一)三方博弈的假设 |
| (二)达成合作博弈的可能性 |
| (三)三方博弈方式 |
| 二、三方博弈框架下的跨国公司战略选择 |
| (一)跨国公司的行为选择 |
| (二)跨国公司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与依赖 |
| (三)跨国公司的战略选择 |
| 小结 |
| 第五章 贸易争端背后的国家利益与跨国公司 |
| 一、一般趋势:贸易争端、逆全球化现象与跨国公司 |
| (一)贸易争端的原因与表现 |
| (二)贸易争端与逆全球化现象 |
| (三)贸易争端影响下的跨国公司策略 |
| 二、案例分析:从日美贸易争端到中美贸易争端 |
| (一)日美贸易争端概况 |
| (二)中美贸易争端与日美贸易争端的比较 |
| (三)中美贸易争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
| (四)中美贸易争端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影响 |
| 小结 |
| 第六章 跨国公司与中国的国家利益 |
| 一、中国的国家利益与跨国公司 |
| (一)中国国家利益的发展变化 |
| (二)跨国公司与中国国家利益的契合 |
| 二、国家利益视角下的外国企业对华投资 |
| (一)跨国公司在华发展进程 |
| (二)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
| (三)中国吸引外资的优势 |
| (四)中国进一步用好外资的措施与建议 |
| 三、国家利益视角下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 |
| (一)中国跨国公司形成与发展 |
| (二)中国跨国公司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
| (三)中国跨国公司投资发展趋势 |
| (四)中国跨国公司投资发展面临的问题 |
| (五)对中国跨国公司及国家发展的启示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基本论点 |
| 二、政策启示 |
| 三、研究不足与可进一步开展的研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基于经济福利视角的制造业产业竞争力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问题及意义 |
| 1.2.1 研究问题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与章节安排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章节安排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研究综述 |
| 2.1 产业竞争力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1 产业竞争力的概念与内涵 |
| 2.1.2 产业竞争力研究的渊源和理论解释 |
| 2.1.3 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基础 |
| 2.2 经济福利视角与制造业产业竞争力 |
| 2.3 经济福利视角下制造业产业发展现状综述 |
| 2.3.1 制造业在经济福利中的表现 |
| 2.3.2 制造业创造的经济福利综述 |
| 2.3.3 主要工业化国家制造业产业策略综述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制造业产业竞争力水平反映机理模型的构建与假设 |
| 3.1 制造业产业竞争力反映机理模型的理论背景 |
| 3.2 制造业产业竞争力反映机理模型 |
| 3.3 制造业产业竞争力反映机理的研究假设 |
| 3.3.1 制造业产业竞争力与产业实力要素 |
| 3.3.2 制造业产业竞争力与产业潜力要素 |
| 3.3.3 制造业产业竞争力与产业环境要素 |
| 3.4 反映机理模型与波特钻石模型的一致性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制造业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和假设验证 |
| 4.1 指标体系建构和验证的理论基础 |
| 4.1.1 信度、效度理论及变量测量 |
| 4.1.2 调查问卷的可靠性 |
| 4.2 变量定义及初级量表的建立 |
| 4.3 效度检查和量表净化 |
| 4.3.1 测量指标的整理和检查 |
| 4.3.2 维度指标的整理和检查 |
| 4.3.3 问项净化和信度检验 |
| 4.4 变量检验与构建效度 |
| 4.5 因子分析与指标体系的假设验证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复杂面板数据的模型构建及测量 |
| 5.1 评价模型的理论基础 |
| 5.2 产业数据统计口径的可比性 |
| 5.3 评价指标数据的收集和获取 |
| 5.3.1 逻辑指标向测量指标的转换 |
| 5.3.2 测量指标的数据来源 |
| 5.4 判断矩阵与权向量的计算 |
| 5.5 综合评价的计算过程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指标体系的制造业竞争力测量及政策意义 |
| 6.1 制造业产业竞争力指数总体情况 |
| 6.2 基于维度指标的中国产业竞争力分析 |
| 6.2.1 产业规模维度 |
| 6.2.2 质量效益维度 |
| 6.2.3 产业结构维度 |
| 6.2.4 产业可持续发展维度 |
| 6.3 政策建议 |
| 6.3.1 基于综合指数分析的政策建议 |
| 6.3.2 基于四个维度指标的政策建议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6）中国1987-2017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的编制及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静态投入产出分析 |
| 二、动态投入产出分析 |
| 三、总量与结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及文章结构 |
| 一、研究内容 |
| 二、文章结构 |
| 第四节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模型的构建理论 |
| 第一节 静态价值型投入产出模型概述 |
| 一、价值型投入产出表 |
| 二、平衡关系 |
| 三、投入产出模型 |
| 第二节 可比价投入产出序列表的编制理论 |
| 一、同部门当年价投入产出序列表的编制方法 |
| 二、投入产出补充表的编制方法 |
| 三、可比价投入产出序列表的编制方法 |
| 第三节 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模型的构建方法 |
| 一、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的基本概念 |
| 二、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的编制方法 |
| 三、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模型的构建理论 |
| 第三章 中国1987~2017 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的编制 |
| 第一节 中国1987~2017 年可比价投入产出序列表的编制 |
| 一、编制同部门当年价投入产出序列表 |
| 二、编制投入产出补充表 |
| 三、构建1987~2017 年投入产出可比价格指数体系 |
| 四、编制可比价投入产出序列表 |
| 第二节 中国1987~2017 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的编制及模型的构建 |
| 一、第I、II象限分配基数的计算 |
| 二、第I象限流量的分解 |
| 三、第II、III象限的编制 |
| 四、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模型的构建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可比价投入产出表及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的分析应用 |
| 第一节 1987~2017 年中国经济总量与结构变化分析 |
| 一、总产出构成及变化分析 |
| 二、增加值构成及变化分析 |
| 三、部门关联特征变化分析 |
| 四、最终使用构成及变化分析 |
| 第二节 1987~2017 年中国产品部门生产函数估计 |
| 一、理论基础 |
| 二、数据情况 |
| 三、模型选择及估计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一、总量及结构变化情况 |
| 二、部门间关联变化情况 |
| 三、各部门投入产出关系 |
| 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A 中国1987~2017年30 部门可比价投入产出序列表 |
| 附录 B 中国1987~2017 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完成的研究成果 |
| 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二、参加的研究项目 |
| 三、申请的专利或获奖情况 |
（7）光伏发电产业现状及项目技术经济分析 ——以香港某光伏发电项目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 |
| 1.2.2 国内研究 |
| 1.3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及相关研究 |
| 2.1 技术经济分析理论 |
| 2.1.1 技术经济分析概念 |
| 2.1.2 工程项目经济可行性分析 |
| 2.2 技术经济分析原则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光伏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
| 3.1 光伏发电概念及基本原理 |
| 3.2 世界光伏发展现状 |
| 3.2.1 德国光伏发展经历 |
| 3.2.2 日本光伏发展经历 |
| 3.3 我国光伏发展现状 |
| 3.3.1 装机容量发展情况 |
| 3.3.2 光伏产业链发展情况 |
| 3.4 香港光伏发展现状 |
| 3.4.1 发展背景 |
| 3.4.2 发展潜力 |
| 3.4.3 发展现状 |
| 3.4.4 发展障碍及限制 |
| 3.4.5 发展完善措施 |
| 3.4.6 发展完善措施之上网电价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香港屋顶光伏实例技术分析 |
| 4.1 项目概述 |
| 4.1.1 项目规模 |
| 4.1.2 地理条件及气候特征 |
| 4.1.3 太阳能资源 |
| 4.2 项目技术方案分析 |
| 4.2.1 适用标准 |
| 4.2.2 光伏组件选型分析 |
| 4.2.3 逆变器选型分析 |
| 4.2.4 光伏阵列设计分析 |
| 4.3 光伏发电单元设计分析 |
| 4.4 气象数据采集设备选型分析 |
| 4.5 技术风险防范措施 |
| 4.5.1 沿海地区防腐措施 |
| 4.5.2 光伏电站防台风措施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香港屋顶光伏实例经济分析 |
| 5.1 项目投资概况 |
| 5.2 年上网电量测算 |
| 5.3 财务评价指标分析 |
| 5.3.1 财务投资、费用以及成本分析 |
| 5.3.2 利润与利润分配 |
| 5.3.3 项目投资现金流量 |
| 5.3.4 主要财务指标分析 |
| 5.4 风险分析 |
| 5.4.1 调查与专家打分法分析风险 |
| 5.4.2 风险对策 |
| 5.5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1.结论 |
| 2.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8）中国研发资本存量估算及其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方法及技术路线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技术路线 |
| 第三节 研究难点、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难点 |
| 二、创新之处 |
| 三、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R&D资本化核算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R&D的定义及其资产属性 |
| 一、R&D的定义及分类 |
| 二、R&D的资产属性及相关概念 |
| 三、R&D易混概念辨析 |
| 第二节 R&D资本化进程及核算内容 |
| 一、R&D资本化进程 |
| 二、R&D资本化核算研究现状 |
| 三、R&D资本化核算主要内容 |
| 第三节 估算R&D资本存量的方法与现状 |
| 一、R&D资本存量估算方法比较分析 |
| 二、R&D资本化核算之前的存量估算 |
| 三、R&D资本化核算之后的存量估算 |
| 第四节 R&D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
| 一、R&D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 |
| 二、R&D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宏观分析视角 |
| 三、R&D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统计核算视角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SNA框架下中国R&D资本存量的估算方法 |
| 第一节 SNA中的资本核算理论 |
| 一、资本核算相关概念 |
| 二、资本存量核算框架 |
| 三、R&D资本的特殊性 |
| 第二节 R&D资本存量估算思路 |
| 一、R&D支出及其构成 |
| 二、“R&D支出→R&D产出→R&D投资”调整 |
| 三、R&D资本存量估算模型 |
| 第三节 相关参数的估算方法 |
| 一、R&D投资价格指数 |
| 二、R&D资产折旧率 |
| 三、初始R&D资本存量 |
| 第四节 我国科技统计现状及数据处理思路 |
| 一、我国科技统计发展历程 |
| 二、我国现有科技统计数据 |
| 三、R&D基础数据处理思路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省际R&D资本存量估算及其经济效应分析 |
| 第一节 省际R&D资本存量的估算 |
| 一、省际R&D支出构成的估算 |
| 二、估算方法及关键参数 |
| 三、估算结果分析及比较 |
| 四、R&D资本存量的地区差距及分解 |
| 第二节 我国R&D资本存量的经济效应分析 |
| 一、R&D资本化对地区生产总值的影响 |
| 二、我国R&D资本产出弹性的测算 |
| 三、分地区R&D资本产出弹性的测算 |
| 第三节 不同活动类型R&D的经济效应分析 |
| 一、省际不同活动类型R&D资本存量的估算 |
| 二、不同活动类型R&D资本产出弹性的测算 |
| 三、分地区不同活动类型R&D资本产出弹性的测算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制造业分行业R&D资本存量估算及其经济效应分析 |
| 第一节 制造业分行业R&D资本存量的估算 |
| 一、制造业分行业R&D支出的估算与调整 |
| 二、估算方法及关键参数 |
| 三、估算结果及典型行业分析 |
| 第二节 制造业R&D资本存量的经济效应分析 |
| 一、基础数据的准备与调整 |
| 二、制造业R&D资本产出弹性的测算 |
| 三、不同技术水平制造业的R&D资本产出弹性的测算 |
| 第三节 典型行业R&D的经济效应分析 |
| 一、技术领先型制造业R&D的经济效应分析 |
| 二、技术兴起型制造业R&D的经济效应分析 |
| 三、装备制造业R&D的经济效应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建议与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致谢 |
（9）技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核心概念解释 |
| 1.2.1 技术革命与技术-经济范式 |
| 1.2.2 劳动关系与劳动关系范式 |
| 1.2.3 演化与演进 |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篇章结构与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图 |
| 1.4 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本文的创新点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主要劳动关系演化理论评述 |
| 2.1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 |
| 2.1.1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框架 |
| 2.1.2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评述 |
| 2.2 马克思主义的劳资关系演化理论 |
| 2.2.1 马克思对劳资矛盾变化趋势的辩证分析 |
| 2.2.2 马克思主义的劳资关系演化理论框架 |
| 2.2.3 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评述 |
| 2.3 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 |
| 2.3.1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 |
| 2.3.2 新熊彼特学派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技术革命演进中的劳动关系变迁 |
| 3.1 技术革命、劳动关系与劳动关系范式 |
| 3.1.1 三次技术革命浪潮 |
| 3.1.2 劳动关系及其衡量方式评述 |
| 3.1.3 劳动关系范式及其特征 |
| 3.2 从工业革命爆发至今的劳动关系变迁 |
| 3.2.1 劳动关系变迁概述 |
| 3.2.2 工业革命的劳动关系概述 |
| 3.2.3 电气革命的劳动关系概述 |
| 3.2.4 信息革命爆发以来的劳动关系演化 |
| 3.3 技术革命演进中的劳动关系变迁特征 |
| 3.3.1 劳动关系随着技术革命的演进而跨越式进步 |
| 3.3.2 劳动关系的发展在特定时期可能停滞或倒退 |
| 3.3.3 政府干预劳动关系发展愈发重要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 |
| 4.1 技术革命的演化阶段与演化规律 |
| 4.1.1 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与技术-经济范式理论 |
| 4.1.2 对技术革命浪潮的阶段划分 |
| 4.2 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及制约因素 |
| 4.2.1 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 |
| 4.2.2 动力机制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制约因素 |
| 4.3 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一般规律 |
| 4.3.1 技术革命爆发阶段的劳动关系演化规律 |
| 4.3.2 技术革命成长阶段的劳动关系演化规律 |
| 4.3.3 技术革命扩张阶段的劳动关系演化规律 |
| 4.3.4 技术革命成熟阶段的劳动关系演化规律 |
| 4.3.5 劳动关系演化规律的普遍性与差异性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历史证据 |
| 5.1 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1.1 工业革命爆发前夕英国的劳动关系概述 |
| 5.1.2 工业革命爆发阶段英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1.3 工业革命成长阶段英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1.4 工业革命扩张阶段英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1.5 工业革命成熟阶段英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2 电气革命时期美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2.1 电气革命爆发前夕美国的劳动关系概述 |
| 5.2.2 电气革命爆发阶段美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2.3 电气革命成长阶段美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2.4 电气革命扩张阶段美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2.5 电气革命成熟阶段美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3 信息革命中劳动关系不平衡发展的原因 |
| 5.3.1 “机器-劳工替代”机制方面的原因 |
| 5.3.2 “劳工-雇主博弈”机制方面的原因 |
| 5.3.3 “国内-国外投资”机制方面的原因 |
| 5.3.4 意识形态和政府调控方面的原因 |
| 5.3.5 劳动关系不平衡发展原因的小结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劳动关系演化机制的实证检验 |
| 6.1 基于主成分模型的劳动关系量化研究 |
| 6.1.1 量化劳动关系的方法选择 |
| 6.1.2 主成分模型原理概述 |
| 6.1.3 指标选取、描述性统计与模型检验 |
| 6.1.4 主成分模型的结果 |
| 6.2 劳动关系同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检验 |
| 6.2.1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6.2.2 变量描述、平稳性与协整关系检验 |
| 6.2.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4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6.3 技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机制检验 |
| 6.3.1 理论框架回顾与实证研究假设 |
| 6.3.2 变量说明与实证模型设计 |
| 6.3.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平稳性检验 |
| 6.3.4 回归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技术追赶进程中的劳动关系演化研究 |
| 7.1 中国的技术-经济范式追赶历程及其阶段 |
| 7.1.1 技术-经济范式与技术-经济范式追赶 |
| 7.1.2 中国对电气革命的技术-经济范式追赶:1949-2001年 |
| 7.1.3 中国对信息革命的技术-经济范式追赶:2002年至今 |
| 7.2 中国技术追赶进程中的劳动关系变迁 |
| 7.2.1 追赶电气革命进程中我国劳动关系的发展 |
| 7.2.2 追赶信息革命进程中我国劳动关系的分化 |
| 7.2.3 中西方劳动关系演化的比较 |
| 7.3 中国劳动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及政府调节 |
| 7.3.1 中国的“机器-劳工替代”机制及其政府调节 |
| 7.3.2 中国的“劳工-雇主博弈”机制及其政府调节 |
| 7.3.3 中国的“国内-国外投资”机制及其政府调节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中国劳动关系演化机制的实证检验 |
| 8.1 基于主成分模型的中国劳动关系量化研究 |
| 8.1.1 变量选取、描述性统计与模型检验 |
| 8.1.2 主成分分析过程与结果 |
| 8.2 研究假设、实证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
| 8.2.1 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
| 8.2.2 实证模型设计 |
| 8.2.3 变量说明 |
| 8.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平稳性与协整关系检验 |
| 8.3.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8.3.2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
| 8.3.3 变量的协整关系检验 |
| 8.4 调节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及分析 |
| 8.5 中国政府劳动关系干预政策的效果检验 |
| 8.6 本章小结 |
| 第9章 智能时代劳动关系的演化方向及转型政策 |
| 9.1 智能时代的劳动关系演化趋势展望 |
| 9.1.1 灵活就业、线上工作、多份兼职和自主创业逐渐普及 |
| 9.1.2 劳动者收入多元化,普遍由工资收入和资产收益组成 |
| 9.1.3 劳动条件进一步改善,更加人性化并且更加富有弹性 |
| 9.1.4 管理方式将向扁平化、虚拟化、民主化、弹性化转变 |
| 9.1.5 教育更加个性化、差异化,线上教育将得到广泛认可 |
| 9.1.6 在政府推动下,社会福利制度更完善、福利水平提高 |
| 9.1.7 智能时代的劳动关系稳定性分析 |
| 9.2 智能技术对劳动关系演化机制的影响及挑战 |
| 9.2.1 智能技术对“机器-劳工替代”机制的影响及挑战 |
| 9.2.2 智能技术对“劳工-雇主博弈”机制的影响及挑战 |
| 9.2.3 智能技术对“国内-国外投资”机制的影响及挑战 |
| 9.3 智能时代政府促进劳动关系平稳转型的政策建议 |
| 9.3.1 政府调节“机器-劳工替代”机制的政策建议 |
| 9.3.2 政府调节“劳工-雇主博弈”机制的政策建议 |
| 9.3.3 政府调节“国内-国外投资”机制的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10）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生产影响的经济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关于农业基础设施供给的研究 |
| 1.3.2 农业基础设施对农业生产效率影响的研究 |
| 1.3.3 农业基础设施对农业生产成本节约效应影响的研究 |
| 1.3.4 农业基础设施对生产规模及结构影响的研究 |
| 1.3.5 农业基础设施对农业抗灾能力影响的研究 |
| 1.3.6 相关研究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 |
| 第2章 农田水利设施内涵、研究理论基础与文章分析框架 |
| 2.1 农田水利设施内涵 |
| 2.1.1 农田水利设施定义 |
| 2.1.2 农田水利设施分类 |
| 2.1.3 农田水利设施特性 |
| 2.2 研究理论基础 |
| 2.2.1 社会先行资本理论 |
| 2.2.2 公共产品理论 |
| 2.2.3 农业生产理论 |
| 2.2.4 空间经济理论 |
| 2.2.5 农田水利设施影响水稻生产的理论机制 |
| 2.3 文章分析框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水平与水稻产量时空趋势分析 |
| 3.1 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水平时空趋势分析 |
| 3.1.1 农田水利设施的衡量:资本存量的估算 |
| 3.1.2 农田水利设施资本存量时空趋势分析 |
| 3.2 水稻产量时空趋势分析 |
| 3.2.1 省级层面水稻产量趋势分析 |
| 3.2.2 全国及地区层面水稻产量趋势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生产效率的影响 |
| 4.1 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单产的影响 |
| 4.1.1 中国水稻单产变动趋势分析 |
| 4.1.2 实证方法 |
| 4.1.3 变量选定与数据处理 |
| 4.1.4 实证结果与讨论 |
| 4.2 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 4.2.1 水稻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 |
| 4.2.2 水稻全要素生产率趋势分析 |
| 4.2.3 实证方法 |
| 4.2.4 变量选定与数据处理 |
| 4.2.5 实证结果与讨论 |
| 4.3 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 |
| 4.3.1 水稻生产技术效率趋势分析 |
| 4.3.2 实证方法 |
| 4.3.3 变量选定与数据处理 |
| 4.3.4 实证结果与讨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生产成本的影响 |
| 5.1 农田水利设施对私人投入的替代效应 |
| 5.1.1 粮食生产成本变动趋势 |
| 5.1.2 理论分析 |
| 5.1.3 实证方法 |
| 5.1.4 变量选择与数据处理 |
| 5.1.5 实证结果与讨论 |
| 5.2 农田水利设施对要素投入的结构调整效应 |
| 5.2.1 粮食要素投入结构变动趋势 |
| 5.2.2 理论分析 |
| 5.2.3 实证方法 |
| 5.2.4 实证结果与讨论 |
| 5.3 农田水利设施的总成本效应 |
| 5.3.1 实证方法 |
| 5.3.2 实证结果与讨论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收获面积和播种比例的影响 |
| 6.1 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播种面积的影响 |
| 6.1.1 水稻播种面积时空趋势分析 |
| 6.1.2 理论分析 |
| 6.1.3 实证方法 |
| 6.1.4 变量选定与数据处理 |
| 6.1.5 实证结果与讨论 |
| 6.2 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受灾面积的影响 |
| 6.2.1 水稻水旱灾害受灾面积趋势分析 |
| 6.2.2 理论分析 |
| 6.2.3 实证方法 |
| 6.2.4 变量选定与数据处理 |
| 6.2.5 实证结果与讨论 |
| 6.3 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粮食播种比例的影响 |
| 6.3.1 水稻粮食播种比例时空趋势分析 |
| 6.3.2 实证方法 |
| 6.3.3 变量选定与数据处理 |
| 6.3.4 实证结果与讨论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产量影响的宏微观分析 |
| 7.1 宏观层面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产量的影响分析 |
| 7.1.1 实证方法 |
| 7.1.2 变量选定与数据处理 |
| 7.1.3 实证结果与讨论 |
| 7.2 宏观层面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产量增长率的影响分析 |
| 7.2.1 实证方法 |
| 7.2.2 变量选定与数据处理 |
| 7.2.3 实证结果与讨论 |
| 7.3 微观层面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产量的影响分析 |
| 7.3.1 实证方法 |
| 7.3.2 实证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 |
| 7.3.3 农户水稻产量影响因素分析 |
| 7.3.4 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产量影响的评估 |
| 7.4 微观层面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种植收入的影响分析 |
| 7.4.1 变量选择 |
| 7.4.2 水稻种植收入影响因素分析 |
| 7.4.3 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种植收入影响的评估 |
| 7.5 增强农户层面农田水利设施供给的路径探索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8.3.1 研究不足 |
| 8.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附录 |
四、2000年中国经济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面向系统灵活性的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规划研究[D]. 张文华.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2021(01)
- [2]法定数字货币法经济逻辑与制度规则研究[D]. 余雪扬.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3]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D]. 田野. 吉林大学, 2020(03)
- [4]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公司与国家利益[D]. 李天惠. 外交学院, 2020(08)
- [5]基于经济福利视角的制造业产业竞争力评价研究[D]. 王迪. 北京邮电大学, 2020(04)
- [6]中国1987-2017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的编制及应用[D]. 安蕾. 云南财经大学, 2020(07)
- [7]光伏发电产业现状及项目技术经济分析 ——以香港某光伏发电项目为例[D]. 刘晓凌.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8]中国研发资本存量估算及其经济效应研究[D]. 侯睿婕. 浙江工商大学, 2020(02)
- [9]技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研究[D]. 刘思源. 天津财经大学, 2019(06)
- [10]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生产影响的经济分析[D]. 李俊鹏. 华中农业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