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南开毕业后，周恩来东渡日本报考高师和一高官费留学生，但遭遇了经济拮据、家事变故等难题，与两所心仪学校均失之交臂则使周恩来遭遇到了最大的挫折。可旅日并不是一次失败的行程。青年周恩来在磨难中重生，困难磨砺了意志，压力转变为求真学问的动力，特别是在思想上弃旧图新，立志做真正忧时爱国之士，这些都为他归国投身五四爱国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周恩来；东京；《旅日日记》；弃旧图新
1917年9月，周恩来从天津来到日本东京，报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称高师，后为东京教育大学，现筑波大学)、东京第一高等工业学校(简称一高，现东京大学)的官费留学生，但他的留学梦未能实现。尽管如此，旅日对于周恩来并不是一次失败的行程，因为除了报考学校之外，他在其他方面收获丰硕，最大的收获则是思想上的弃旧图新，因此五四前夕“返国图他兴”。
一、留学理想与现实困难
20世纪初清政府废科举、办新学，中国青年开始大批走出国门留学海外，“1905年日本大胜俄国之后，每年有1万乃至1.5万中国学生到日本去受现代教育”[1]。在这股留日潮中，周恩来也来到日本。据周恩来同学张鸿诰回忆：那时中日两国政府订立的由日本代培中国留学生15年协定尚未期满。根据协定，中国自费留日学生如果考入规定的四所大学之一，就由中国政府给予官费待遇，直至学成回国。四个学校每年录取三十至七八十人不等。[2]周恩来想报考的高师和一高是四所学校中的两所。但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周恩来面临诸多现实难题。
(一)经济拮据是最大的压力
周恩来旅日路费是由南开师友、族人叔伯凑齐的，在日的用度依然要靠师友资助。从《旅日日记》(以下简称《日记》)中可以看出，给予他经济资助的主要有四类人：一是南开好友王朴山、吴涤非、吴瀚涛、严智开等。严智开是南开校董严修的儿子，也是周恩来挚友，时为东京美术学校(现东京艺术大学)留学生，对在东京的周恩来资助较多。二是在日本结识的新朋友。如后来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中被日本陆军军官杀害的前辈留学生王希天。据《日记》卷末收支表记载，王希天给了周恩来每次5元两次共10元的资助[3]405。三是昔日恩师。南开化学老师伉乃如先生，不仅赠予路费，而且在周恩来旅日后继续寄钱。让周恩来特别感动的是东关模范学校的恩师高弋吾先生。高先生1916年辞教职，任职于京兆尹公署，但薪水有限。为了资助周恩来，要特意去谋一份兼差。周恩来在日记(1月16日)中写道：高先生“知道我的日用不十分充足，自己想谋个教育界兼差，打算每月接济我几个钱，并起怪我为什么不将详实情形告诉老师”[3]316。恩师的厚意让周恩来既感激又惊讶，也难以心安，赶紧回信谢绝。四是周氏家族长辈。
据《日记》卷末的收支记录，师友各月给予的援助金额分别为：1月25元，2月35元，3月25元，4月30元，5月46元，6月85元。这反映了从大正七年1月开始猛烈的物价飞涨。一高入学考试失败以后则不规则了，来自朋友的借款有所增加：7月30元，8月(暂时回国)24元，9月333元，10月55元，11月25元，12月44元，月平均为63元[3]406-407。没有资助，旅日便无以为继。尽管师友倾力解囊相助，日用仍然不足。周恩来在1月5日记述了这样一件事：“今天早晨起来，馆子的下女忽然向我要房钱；我告诉她上月的房饭钱只差一块多钱，等几天给你。他一定不依，并且还拿出昨天要番菜的帐来。”[3]3091月10日则记述了另一件同样囊中羞涩的事：看中了玉津馆附近的一个贷间，请好友王朴山帮助解决费用问题，王朴山向经理员借钱没借到。最后，周恩来又找另一位同学陈铁卿借了十块钱搬了家。[3]312-313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依靠师友资助维持旅日日用，对周恩来是一种怎样的压力？
(二)家人家事是最大的牵挂
周恩来1910年离开故乡，但淮安家人无时无刻不在他的牵挂之中。
他在1月8日、9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起来，正往单人教授那里去上课，走进东亚，接着八弟的来信打开看时上面写着‘八伯父故去’五字。我身在海外，猛然接着这个恶消息，那时候心中不知是痛，是悲，好像是已没了知觉的一样。”“八伯这个病，虽说老病，然而病到现在，何曾用一个钱去医治的呢？简直说是穷死了。”[3]311-312八伯父是三叔周贻奎，八弟则是大弟周恩溥，按堂兄弟大排行均为八。周恩来不仅为又一位亲人逝去而痛心，还想着穷困潦倒的家庭如何安葬叔父以及活着的人如何继续生活。
3、全面风险控制阶段。从21世纪开始，我国政府不断开阔视野，力求与国际经济接轨，也不断从西方学者有关财务风险的研究中总结经验，我国企业开始逐渐完善内部控制的各项规定，不再局限于原有的会计控制阶段。
周恩来担心叔父无法安葬也是因为有生母的事情在前。生母万氏1907年染肺结核病逝，外婆对女儿的葬礼提出了诸多要求，让薪资微薄的生父很是为难，父亲无法按要求安葬妻子，只能将灵柩暂厝于清江浦一座庵中，“暴露棺材在外”[3]332。直到1935年生父才将生母灵柩安葬到周家祖茔地。穷困的八伯父的丧葬不会再有什么高期盼，但也需要一笔钱才行。
1918年暑期周恩来短暂回国，再到日本后与“新中学会”会员一同搬至“新中寄庐”，过起了集体生活。
(三)考学失利是最大的挫折
来到日本后，周恩来首先进入东京神田区的东亚学校补习日文，以便来年考高师和一高。为了心中的目标，他先后辞去了留日学生南开同学会书记和评议员的职务。1918年3月高师考试失利，周恩来明白功课若不预备好了，7月考一高也定然没有取的希望，于是他给自己定了两个计划：一是从今以后“友朋的来往书信的投报一概都要简单，除了有要紧的事外，万不可荒废我的正工夫去做别的事”。二是制定一个功课表。“一天是睡觉用七点钟，读书十三点半钟，休息同着一切事情三点半钟。每逢星期，我打算着除去找朋友谈谈以外，必定要找一个清净地方去憩憩脑筋，或是公园，或者是野外，带着书籍去念”。[3]344这份课表安排一天读书13个半小时，周恩来自加压力达到了极致。
由图4可知，900 ℃和1 200 ℃煅烧生成的生石灰作为钙质原料时，合成的硬硅钙石纤维XRD图中出现了杂峰，说明产物中伴有杂质，纯度不高。而1 000 ℃和1 100 ℃煅烧生成的生石灰作为钙质原料时，合成的硬硅钙石纤维特征峰显著，未出现杂峰，硬硅钙石纯度较高。
溶氧波动对湖泊沉积物氧化亚氮产生和氮物质转化的影响······························梁 霞 李彬彬 孙弋祺 张文静 李卫平 (4,592)
令人悲伤的是7月的一高考试仍然失利了。与两所心仪学校均失之交臂，主要拦路虎是语言。周恩来在3月4日至6日的日记，以及7月初的日记中完整记录了高师和一高的考试情况。这些考试科目周恩来在南开时都学过，但如他所说：“虽说是从前学过，但全是英文的。如今用着这日文的本子，一切名词还要从新记起来。”尽管在东亚学习日语，但“已经来了四个多月了，日文、日语一点儿长进还没有”。[3]323语言关难过使得周恩来在激烈的升学竞争中败北。在7月4日的日记中，周恩来诉说心境：“昨、前两日试验失败，心中难堪异常，负友负我，自暴自弃！不胜悲矣！”7月5日继续诉说：“不考官立学校，此羞终不可洗！”[3]383随着7月13日一高正式放榜，周恩来公费留学梦全部破灭。
台式烤香肠的感官指标多，传统的感官评定很难对其客观全面的进行评价，而应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能较好地解决台式烤香肠感官指标模糊的、难以量化的问题，目前模糊综合评价法已经广泛应用到了各种食品的感官评定中[3～7]。
20世纪初以来，中国留学欧美和日本的留学生数量大增。但海外留学并不全是爱国之举，对于有的留学生爱国救国不过是打着的一个幌子，扛着的一个招牌。南开留美同学孔云卿在与周恩来的通信中对此有着生动的描述：“留美学生有一种习气，好出风头。弟视之如上海时髦，攫得一会长书记，便以为大功业就，即此归国，便可骗人赚钱，阳面公，阴面私，造成一种最时兴之争权夺利之人物。”孔云卿在信中揭露了留美学生中存在着的名为忧时爱国，实质争权夺利的情况，而且悲观地认为“真正忧时爱国之士”“未之见也”。周恩来从观察留日生的现状中对孔云卿的观点深表赞同：“这一篇话，我看着实在难受。这种状况，与现在留日学生有何分别？”[3]327-328
二、应对压力与磨砺意志
和其他海外留学生相比，和他的南开同学相比，连基本的吃住等日用都不足。从这一点上讲，周恩来是在并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旅日的。但可以肯定，这些困难和压力，周恩来在旅日前就有所预知，也有心理准备。为了理想，周恩来咬紧牙关应对难关与挑战，也在应对中磨砺了意志，求得了真学问。
(一)节衣缩食艰苦生活
1918年1月3日，东京的气候奇冷。“早晨没起来的时候，觉得天气较往常冷的多，越怕冷越懒得起来，一直等到十点多钟太阳都已上窗了，才忙着穿衣裳起来。想我来日本已经三个多月了，只因为不入学校预备，自由，有时候便学懒了，较起我在南开时的活泼样子实在差的多，从今后须要把我这懒病除去方好。”[3]308寒冷异常的早晨在被子里多躺一会，几乎是年轻人中的普遍现象。但周恩来对自己这样的行为不能容忍，他在日记中作自我批评，告诫自己一定要去掉“懒病”。从此以后，每天早早起床，读书、写信，去青年会读报，去东亚学校补习功课，不再有丝毫懈怠。
他的读无字之书就是在读书、上课之余，去东京各地走走看看，事事用求学问的眼光，看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他在东京日比谷公园，看到“一帮男女学生，成群结伴到这园子来，看书的看书，游戏的游戏，运动的运动。无论做什么事，总含着点教育兴味”[3]343。他从游园中观察日本学生，进而比较中日间的教育差距；他和同学去参观日本“电气博览会”[3]352，感受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科学进步的伟大业绩；他利用午间往青年会参观中华美术展览会，接受中华美学熏陶。周恩来坚持每天“阅报一时”，读报成了他每天的必修课：“早起往青年会阅报”[3]314，“早，上课；归来，读书，阅报”[3]315。读报拓宽了他的眼界，增强了他对现实世界的判断认知。
二是在膳食上能省则省。周恩来从玉津馆搬出后，便开始在外边零吃，尽管觉得很不好吃，但“算计用费，觉得很省”[3]315。后来废止朝食，一天只吃两顿饭。为了更省钱，周恩来“自做饭食”。他在3月21日的日记中详细记述了做饭的情形：“今天晚上，我忽然想起自己做饭吃，已经两个月了，总没弄个一样菜。今天是日本‘皇灵祭’的日期，各学校都放假。……我今天既然没有事，不如做样菜自己吃，一半是有趣味，一半也算件工作。立定主意，于是立刻跑到街买了些肉、两个芋头、一片鲜鱼，打了清酱，买了葱，回来引起火就一锅儿慢慢地做起来。”[3]347周恩来还奉行素食主义。素食主义是不食用任何来自动物食品的一种理念和生活方式。周恩来的素食主义无疑与用度不足有关。
八伯父病故，留在老家的幼弟无人照料，昔日居住在一起的族人为谋生而四散流离，种种景况不免让周恩来心头难受。1918年新年到来之际，周恩来在日记中感叹：“四伯在黑龙江，冰天雪地，冷的异常，无一亲人；干爹在北京，每月的薪水，仅仅的够用，皮衣是没有，吃也吃不着好的；八妈自从八伯死后，心里头也不知难受到什么地步；看着弟弟妹妹，尤其伤心！黑弟可怜，有爹爹看不见，有哥哥也不能照管，心里头的难受又不知怎样呢?天津家里到这个年关，四姨又不知担多少愁，挨多少骂呢！唉！想起来这个年，我们家里可以说是极难堪了。”[3]332面对家人的艰辛，“南望家乡归不得”的周恩来，唯一能做的就是写信安慰并独自神伤。
(二)倾力回报周氏家人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将周氏家族的其他老人当作父辈赡养。1949年冬，周恩来将父辈中唯一健在的堂叔周嵩尧接进北京城，并亲自批准聘请这位做过对人民有益事情的周家长辈进入中央文史研究馆工作[5]90。1952年老人八十大寿时，周恩来在西花厅摆下家宴，亲自下厨做了两道家乡菜为老人祝寿。1950年秋，周恩来又从老家接来了八婶，在老人执意回老家时将其孙子留在北京念书，并担负起八婶以后的生活费用。1956年八婶病重住院，周恩来两次汇去款项，最后为老人送终。三弟恩寿有6个孩子，但薪资微薄，周恩来自1949年起即承担起抚养子侄的责任。1963年6月，三弟提前退休，周恩来将每月给弟弟家的生活补助费增加到200元，几乎占到自己月工资的一半。[5]8周恩来对家人如同对国家、民族和人民一样，情深义重，也倾其全力承担责任。
青年时代许下的“报恩”心愿，周恩来日后一一兑现。国共合作后的1938年5月，周恩来写信将在天津的生父接到武汉共同生活。日军逼近武汉后，父亲和邓颖超母亲一同随八路军办事处撤离转移，1940年秋天住进了重庆红岩村。当时周恩来工作繁忙，邓颖超则代为行孝。1942年7月父亲不幸病逝，也在生病住院的周恩来得知噩耗后不顾术后虚弱坚持出院为父亲守灵[4]。
周恩来在《日记》开篇中写道：“我今年已经十九岁了，想起从小儿到今，真是一无所成，光阴白过。既无脸见死去的父母于地下，又对不起现在爱我、教我、照顾我的几位伯父、师长、朋友。”[3]307八伯父的病故让周恩来对家人的愧疚感愈发强烈，“如今处着这个地位，是进不得，也退不得。转而一想，就使我暑假后不来日本，中学毕业的程度能够做多大的事？那时候恐怕于家里既没有补助，于我倒反有大害了。想到这里，我现在唯有将家里这样的事情天天放在心上，时时刻刻去用功，今年果真要考上官费，那时候心就安多了。”[3]313家人是他的情感寄托，也成为他奋发用功的动力。
2.2 6 729例胎儿中出现NT增厚及鼻骨发育异常者共283例，检测指标异常发生率为4.2%(283/6 729)。283例超声软指标异常胎儿，随访结果为不良妊娠结局的共86例，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为30.4%(86/283)；检测指标无异常胎儿共6446例，随访结果为不良妊娠结局的共183例，发生率为2.8%(183/6 446)，两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三)身负压力求真学问
要在激烈的竞争中考取在日官费留学生，是一个有难度的目标。周恩来为此刻苦努力，既磨砺了意志，也养成了优良学风。
为了克服日用不足难题，周恩来节衣缩食。一是不停搬家找更便宜的住处。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他至少搬了6次家。周恩来最早住在东京神田区猿乐町二番地玉津馆。但玉津馆要带包饭，费用高，还发生了被追讨一块钱的事，因此周恩来一心想寻找别的住处。“离着玉津馆很近的地方有一个贷间，住的是轮扉的朋友。他今天要搬，问我去住不去住？我当时同他去看这个贷间，房子尚不错，地方僻静的很，甚合我的意思。我就许了轮扉，说准搬。”[3]312-3131月28日，严智开因要暂时回国，让周恩来去住他的房子。公寓在谷中灵梅院，十分幽静，周恩来非常高兴，2月1日搬家。“昨天晚上，搬来季冲的住处，一切觉得很好。”[3]326灵梅院虽好未能长住，因为住进去不久贷家要解散贷间，2月24日周恩来搬离灵梅院。因一时难找新住处，暂时搬到了王朴山住处。3月1日，在王朴山帮助下又搬到了田端的新贷间。
周恩来在读书中还养成了优良学风。他在2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人要是把精神放在是处，无处不可以求学问，又何必终日守着课本儿，叫做求学呢？”[3]327周恩来认为不仅要读课本上的书，更要读课本外的书，即一要观察现实生活，读无字之书；二要坚持读报，知晓时政国情。
一方面，就监管角度而言，由于企业间的恶性竞争，投入市场的共享单车数量过多，造成城市拥堵，给政府的监管带来巨大的挑战。与此同时，单车的损坏率也在逐步上升。大部分当地政府未出台相关政策、法令法规来引导共享单车的发展，对于企业的回收与投放比例没有明确要求，对包括地铁口、公交站在内的重要地点未进行治理，对于市民的行为未进行合理监管。另一方面，就处罚方面而言，企业间的恶性竞争，使得大部分企业加大单车的投放量以增大可用车辆密度，导致市场供大于需，造成社会资源浪费，而政府就此现象未对相关企业进行处罚，对于市民恶意毁坏共享单车的行为也未给予相应的处罚。
不拘泥于课本，从课本到现实生活再到万千世界，周恩来的这套读书法，使他求得了真学问，也培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
三、初始目标与终极目的
旅日一年多，考取官费生的理想没有实现。但旅日对于周恩来并不是一次失败的行程。因为留学虽是理想，但只是初始目标，求真学问能救中国才是终极目的。除了没有考上官费生这点令他感到羞辱外，在其他方面则收获丰硕。最大的收获则是思想上的弃旧图新，并促使他成为救国运动的直接行动者。
2.2.4 用药频次不适宜 如左甲状腺素片宜将一日剂量一次性服用，常见错误用法为每日3次或每日2次服用；脾氨肽口服冻干粉宜每日一次或隔日一次服用，错误为每日3次服用。
(一)做真正忧时爱国之士
连旱天数和森林火险等级呈正相关，连旱天数增加，可燃物可燃性增加，对应的火险等级升高。反之，可燃物可燃性降低，对应的火险等级降低[6]。在祁连山东端青海云杉林中，连旱天数小于7d，一般不易引发森林火灾，连旱天数大于32d，则较容易引发森林火灾。
所谓“三教融合”就是将自治教育、法治教育和德治教育融合为一体。以此为十九大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乡村治理探寻新思路，即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提供智力支撑。
如何才是真的忧时爱国呢？周恩来在东关模范学校时就作出了回答，旅日时则更加明确。他在1月24日日记中指出：“天下事没有不预备还能成功的。我想起十年前留学日本的学生，坏的不说，知道爱国的人，大半分为两派：一派是服从革命；一派是赞成君主立宪”，“究竟这两派天天打着旗子排斥人，他自己预备了没有？还是毫无实力，等到回国做事的时候，一个一个的狐狸尾巴都现出来了，那里还能为国呢？”[3]320这篇日记中，周恩来发出了读书目的要纯粹，不能掺杂个人私心杂念，要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紧密结合的呐喊，提出了不能成为嘴里高喊爱国，却做着升官发财梦的双面人的鲜明观点。
(二)用新思想“去开一个新纪元”
周恩来旅日的最大收获是思想上的弃旧图新。旅日前和旅日初期，周恩来思想尚处于庞杂多变时期，经过一段沉淀，他逐渐摆脱了不合国情的一些错误思潮的羁绊。变化的起点则发生在1918年新年。2月11日是1918年的中国春节，身处海外的周恩来合着新年习俗，要让自己有一个新的开始：“今天我也立志了，但是我这志是早定了。不过今天想的是这一年内进行的方针问题，既然比那铺张门面的话小，事情究比较着得亲切而易行了。我先把它写出来，做个旧历元旦的开笔篇吧：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3]331-332表示“愿意自今日后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去开一个新纪元才好呢”[3]335。
新年立志主要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新青年》的影响。“从前我在国内的时候，因为学校里的事情忙，对于前年出版的《新青年》杂志，没有什么特别的去注意”，“等到我从天津临动身的时候，云弟给我一本《〔新〕青年》三卷四号，我在路上看得很得意。及至到了东京，又从季冲处看见《新青年》的三卷全份，心里头越发高兴。顿时拿着去看，看了几卷，于是把我那从前的一切谬见打退了好多”，“走那‘无生’的道儿，较着像省事的，闹了多少日子，总破不开情关，与人类总断不绝关系”[3]334。以《新青年》出版为兴起标志的早期新文化运动，倡导科学和民主，反对专制和迷信，号召中国青年冲破旧思想旧文化的束缚。受《新青年》影响，周恩来也打退了他曾一度信奉的佛教“无生”主义的谬见。二是国内政治和世界大势的影响。“‘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从这两句话上，就生出许多的念头，以为将来的政局，非励精图治，在军事上头着手，很不容把这班相传不绝的‘北洋系’、‘士官系’推倒。有这一想，于是‘军国主义’的念头非常坚固。不但如此，就是对外看着，现在国家所处的地位，也是非学德意志不可”，“对于政治，也是想去行那贤人政治的方法，排斥真正的民本主义”，“然而细细的考究起来，德意志的军国主义已经招各国反对了(日本不算)。难道我们还要步他的后尘吗？”[3]336-337周恩来通过对国内政治和世界大势的分析，认识到大搞领土扩张的军国主义，已经不能再实行于20世纪的中国，而贤人政治那一套也不会在中国成功。
为了能用“思想”“学问”“事业”去开一个新纪元，周恩来如饥似渴地阅读李剑农等人编撰的政论型刊物《太平洋》，阅读专登康有为著述的《不忍》月刊，阅读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阅读英国法学名家爱德华·甄克斯的政治学经典著作《政治史》。1918年4月23日他读到了《露西亚研究》：“今天晚上，我到‘东京堂’去买书，抽个空儿看一看新出来的杂志。见着一本新近出版的《露西亚研究》，杂志上头有一篇文，论的是露西亚现今的党派，分的很详细。”这篇文章强烈吸引了周恩来的目光，他看一遍就记住了内容，回去后将文章大概内容在日记中进行了追记：在拿破仑进攻俄国后，俄国民族主义高涨，“十二月党”人推翻了俄罗斯沙皇。俄国现在党派大概分为“立宪民主党”“社会民主党”以及“社会革命党”三派。其中列宁领导的“过激派”是“社会民主党”中的一派，他们主张完全的民主，破除资产阶级的制度，实行用武力去解决一切的党纲。[3]354-355
通过不断学习研究、分析比较，周恩来了解了世界民主进步的思想潮流，了解了俄国革命情况和列宁政党的基本纲领，继而对国内北洋政府统治下的现实政治产生了强烈的不满。
(三)应该去做的就拼命去做
“梁任公有一句诗‘世界无穷愿无尽’，我是很赞成的。盖现在的人，总要有个志向。平常的人，不过是吃饱了，穿足了便以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3]328周恩来在此强调大凡天下有真正本事的人，为国家为社会看定一种事情，应该去做的就拼命去做，不计利害，不轻易改变。
随着“国事益坏”，行动起来的迫切性越发强烈。周恩来在4月3日的日记中记述：“阅英文报，知日政府又提出二十条要求于中国矣!”[3]3505月2日他继续记述：“课毕观报多时，国事益坏矣！”[3]358这里所述的“二十条要求”和益坏的国事，均指日本当局逼迫段祺瑞政府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协定”，合称“中日新约”之事。日本的目的是武装干涉俄国革命，将中国绑上日本反苏的战车，并趁机侵占东北。段祺瑞政府不顾抗议浪潮，于1918年5月16日与日本签约。
爱国志士的热血，也让行动起来愈发迫在眉睫。“国事益坏”的消息传来，留日学生“有全体归国之议论”。周恩来的好友张蓬仙、吴涤愆、王希天等成为罢学归国、以示拒约的骨干人物，王希天等组建起“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团”，提出了罢学归国统一行动的14条事项。5月10日，更有消息传来：“本月二号，由烟台出港之船，有国人彭翼仲蹈海而死，其绝命诗云：‘霹雳一声中日约，亡奴何必更贪生。’”[3]362彭先生为抗议新约签订，留下绝命诗，不惜蹈海向死的壮举深深震撼了周恩来。周恩来不可避免地投身到了这场被称为五四运动预演的留日学生罢学归国抗议学潮中，他参与了罢学归国事项的讨论，并和吴涤愆代为议订救国团组织规则。运动高潮的1918年5月19日，周恩来“早起至冠贤处，入其新中团体”[3]366。
新中团体是以南开留日学生为中心组成的留学生组织，以研讨国际形势与反日反国内军阀斗争为中心论题。周恩来毅然加入新中团体，意味着他步入了由思想到行动的崭新阶段。
东京求学犹如重生，一个不畏艰辛、不怕挫折、意志坚强、真正忧时爱国的青年才俊从磨难中走来，而反对北洋专制、追求民主思潮以及认定了就拼命去做，奠定了周恩来归国参加五四运动的思想基础。1919年9月16日，天津爱国学生成立“觉悟社”，周恩来全身心投入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历经五四风暴洗礼并亲历“一战”后欧洲社会的震荡，青年周恩来站到了共产主义的大旗之下。《旅日日记》则记录下了青年周恩来东京求学的这段心路旅程。
参考文献：
[1]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M].第4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196.
[2] 李爱华.周恩来中学时代纪事长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70.
[3] 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4] 费虹寰，赵春生，刘春秀.风雨同舟路——周恩来邓颖超爱情书简解读[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23-26.
[5] 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19)04-0354-05
收稿日期：2019-07-06
作者简介：张红安，教授，主要从事周恩来思想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责任编辑：张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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