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汉（1896—1984），湖南长沙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在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方面的著名理论家和卓越领导人。
李维汉论“初心”
救国之道如何？真理在何处？由于我们在出国前没有或很少接触到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书刊，不像北京大学和接近北大的先进青年那样，他们在李大钊同志的影响下，在“五四”前夜就已经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因此，救国之道如何？真理在何处？我们仍在蒙昧之中，头脑里基本上还是一张白纸。我们读了那些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书刊，对于书中描绘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妙远景，对于那种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人劳动，人人读书，平等自由的境界，觉得非常新鲜、美好，觉得这就应该是我们奋斗的目标。有了这个目标，大家就高兴地以为找到了真理。但是，用什么方法，走什么道路达到这个目标呢？我们没有能进一步探讨，以为走勤工俭学的道路就能达到这个目的。工学励进会就是在这样的思想状况下创立的。
以前护栏立柱施工是要求从两构造物向中间进行放样，在中间采用异形板进行连接；有的从一头一直放到下一构造物结束。这样不免在最后有异形板，有的不同形式的板之间连接采用异形板连接，容易形成多块不同的异形板，异形板的增加就是立柱、防阻块、螺丝等配件的增加，往往我们按设计长度施工后材料不够或材料不配套，进行重新订购增加的材料，延误工期，人员、机械闲置误工。
——李维汉 《回忆新民学会》
改革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实现“现在社会的一切不平等都带着十分或九分的经济压迫的原因”，“布尔塞维克的俄国，凡是封建的遗物，如那些军阀、地主、资本家一概扑灭之，以组织世界经济，这样的改革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实现”。我曾呼吁“中华民族的男女学生打破智识阶级，牺牲着部分时光，做那些农人工人的解放事业”。
——李维汉 《勤工俭学研究发端》（1920年4月11日）
新民学会成立后，如何发挥团体的作用，如何创造新的环境，使大家积极向上，以及如何向上发展等，成为会员们共同考虑的主要问题。组织会员赴法勤工俭学就是向外发展的一个主要措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到达法国后，相互交换为什么来法的见解。李维汉说：“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生态度问题成了人类的普遍问题。因为个人行为的结果，无论好或歹，它那全体或部分，必直接或间接，目前或将来，都影响到社会的全体。要使社会能安全圆满，能继续不断地进步，‘必要各个人都负创造的责任，各个人都用脑力继续不断地去创造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社会才能安全圆满。所以，我们新的人生生活，是以社会为前提的生活’。”这个态度体现了积极、向上、正确的人生观。从“联络一班人共同做事，如储金、定书报、互相勉励、疾病救助、工学交互，及为将来别种建画之预备”出发，1920年2月，李维汉、张昆弟、李富春等人组织成立了勤工俭学励进会（简称“工学励进会”），参加工学励进会的成员主要是留法湘籍青年，“以励进勤工俭学，谋人生正当之生活，促人类真实之改造为宗旨”。对为什么创办工学励进会，萧子暲曾说：工学励进会的“宗旨与希望，看他的字面便可知道。他是要以工学的精神与方法，谋世界的改造与进步。他是要使世界成为工学的世界……他要使工学成为世界的工学，不愿意过去现在的一人的、一国一家的，甚至于杀人的、强盗的工学！他希望工学合二为一，他希望世界犹如一体……通通打成一片，而熔为一炉”。
——李维汉 《回忆新民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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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汉 《回忆新民学会》
专家解读：较早重视武装斗争的党的早期领导人
1921年初，工学世界社与新民学会共同领导了“二二八运动”。当时，居住在巴黎近郊的数百名没有找到工作的勤工俭学学生，做工不得，求学不能，只能依靠救济金生活。而华法教育会突然宣布同勤工俭学学生脱离经济关系，对没有找到工作的学生，停止发给每人每天5法郎的维持费，这就使生活本来已经十分窘困的学生顿时陷入绝境。1月中旬，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等13人散发《蒙达尼勤工俭学同人意见书》，其主要是要求生存权、求学权。2月初，蒙达尼学校当局以拖欠学费为名强制勤工俭学学生退学。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馆则发出通告，扬言要将在法找不到工做的中国穷学生一律遣送回国。对此，李维汉领导的工学世界社发出多次告示，以国民资格要求中国政府代表维护他们的生存权及求学权。2月27日，以李富春、李维汉为主要负责人的工学世界社在巴黎召开社员大会，决定立即开展活动，并讨论通过争取“生存权”“求学权”的口号。北洋政府公使馆的通告一发出，蔡和森与王若飞立即召集在巴黎的李维汉、李富春等紧急开会，商讨对策。2月28日，在蔡和森和李维汉、张昆弟等工学世界社成员带领和组织下，500多名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在巴黎举行了游行示威活动，他们高喊着“要读书权”“要生存权”的口号，向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馆请愿，将驻法公使馆团团包围。蔡和森、李维汉、汪泽楷、方敦元等人被公推为勤工俭学学生代表，前往驻法使馆请见公使陈篆。陈篆一时无可奈何，被迫答应借款维持勤工俭学学生的生活。但北洋政府代表却暗中请来了大批法国警察驱逐毒打请愿的勤工俭学学生，李维汉和蔡和森等10余名代表被警察局囚禁两个多小时。勤工俭学史上著名的“二二八运动”没有实现原定目标，但是经过斗争，迫使公使馆延长发放三个月每人每日5法郎的救济费，华法教育会也答应继续为失工学生找工作。
放弃工读救国幻想，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
李维汉同其他早期共产党人一样，也是从探索救国救民真理开始最终走上革命道路的。起初，李维汉对辛亥革命抱有极大期待。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几千年封建帝王的统治，使久受专制奴役的中国人民在精神上得到一次解放。但是，这次革命的首要果实——国家政权落入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没有解决。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豪绅买办阶级所豢养和扶植的各派军阀互相争夺，内战不断，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乡村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日益走向破产和没落的境地。同城乡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愤于中国社会的黑暗，继续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李维汉所选择的就是赴法勤工俭学，一边做工，一边读书，努力寻求真理，寻求改造中国的途径和办法。
问：警察也是按常规行事，有权决定将他们移送到远离事发地的地方，旁边还有地铁站，这没有什么特别的，是常有的情况。
为什么选择这条道路？后来李维汉回忆说：“我们读了那些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书刊，对于书中描绘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妙远景，对于那种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人劳动，人人读书，平等自由的境界，觉得非常新鲜、美好，觉得这就应该是我们奋斗的目标。有了这个目标，大家就高兴地以为找到了真理。但是，用什么方法，走什么道路达到这个目标呢？我们没有能进一步探讨，以为走勤工俭学的道路就能达到这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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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知道此路已经不通”这次斗争是从勤工俭学运动内部矛盾发展中爆发出来的。从它的具体目标来说是失败了，但是从它留下的影响和收获的果实来说，则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使法国资产阶级亲眼看到中国青年从五四运动以来迸发出来的一派不怕军阀统治，不受洋人欺侮，力争掌握自己命运的气势。它结束了似潮流般的勤工俭学运动。一切好心好意提倡这个运动的人，由此知道此路已经不通。至于那些企图借这个运动捞取政治资本的有野心的人，就只好自己去感受幻灭和悲伤了。最重要的是，这一次斗争出现了勤工俭学界在空前规模上的新的联合和新的觉醒。许多人抛弃各种各样不切实际的幻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十月革命的道路；更多的人后来积极投入了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的斗争。
赴法勤工俭学，需要事先进行相关技能培训，学习西方的文化技术和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1918年8月15日，李维汉与萧子升、李富春、罗章龙、张昆弟、罗学瓒、萧子暲、邹彝鼎、贺果等24名湖南青年，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在长沙的湘江东岸登船，沿湘江北上汉口，再换乘火车于8月19日抵达北京。9月，李维汉与李富春、张昆弟、曾以鲁、贺果、任理等进入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学习。据贺果的《育德中学求学日记》记载：“1918年10月6日，是日下午长沙初级班30余人到此，余等在此同学多到站欢迎，搬运行李。分寓第一(客)栈、泰安(客)栈，陈君赞周、邹君鼎臣(丞)护送到此。萧君子升、毛君润之、蔡君和森自北京来。”
最难的要算筹措学费。李维汉家境贫寒，因此他四处奔波，在家乡的族中祠堂得到30元、一个远房族兄借给他10元、第一师范的老师资助他100元……为了解决出国穿的服装，易培基老师拿出一张名画送给他和张昆弟，介绍他们到上海典卖50元……李维汉还申请地方政府给予求学补助。1919年9月13日，《湖南大公报》以《关于赴法勤工俭学之呈批》为题报道：“长沙学生李维汉、李倬呈请伤县补旅费，以全学业。奉批云：该县所拟补助留法学生办法，未据呈报本署备核。据称该生以师范毕业屏不补助，如果属实，殊欠研究。仰候令行该县知事查核办理可也。”学费的不足，使李维汉到达法国后生活异常艰辛。李维汉后来回忆初到法国时的情景说，为了节约开支，郭春涛和他两人商量合用一张床，这样可以节省出一张床的住宿费；他们轮流睡觉，一个人白天睡、晚上去打工，另一个人白天打工、晚上睡。若干年后，李维汉见着郭春涛之子郭志坚，说：“在法国，我好长时间和你爸爸‘同床’，一个白天睡，一个晚上睡，我们感情很深的哩!”
1916年春，李维汉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二部。湖南一师特别强调在学生中提倡自觉、自动、自治，“时时以国耻唤醒学生之自觉心”——自觉的爱国心和自觉的爱校心，培养学生关心国家大事，滋长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这样的校风影响下，李维汉努力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当时，一批思想进步的先进学生经常在一起讨论“如何使个人及人类的生活向上”等问题，交流树立奋斗和向上的人生观，企求为国家、民族、人民和社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并逐渐得出一个结论：“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这个结论最大的意义在于：集合同志，建立组织，它为后来建立中国共产党奠定了思想基础。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李维汉等21名三湘青年，会聚湘江岸边的刘家台子，发起组织新民学会。该会宗旨：“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纪律：“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为什么提出这样的宗旨？他们当时认为，中国贫弱落后的原因，是国民“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认为革新学术，改造全国旧思想为首要之务。因此寄希望于会员之间切磋学术，砥砺品行，互相帮助，共同向上。李维汉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从新民学会通过的会章，可以看出学会开始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向上’‘互助’的团体。会员们绝大多数是青年人，都抱着要革新、求进步的热烈愿望。但是对于怎样革新？如何进步？尚在摸索中，并不明确。学会的宗旨由开始的‘革新学术，砥砺品行’，到后来修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其间有一个发展过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宗旨，是毛泽东同志平日所主张，而为1920年7月留法会员在蒙达尼集会和1921年1月国内会员在长沙集会所一致通过。这个宗旨的变化是新民学会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是新民学会大多数会员在五四运动以后，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劳动运动，因而在思想上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标志。”
探寻高质量发展新思路 开启刊企合作新局面——记2018年《国际石油经济》理事会议暨石油经济信息交流会本刊编辑部 5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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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20年8月，李维汉的思想仍未能走出“工读主义”的束缚。为了把大多数留法青年团结起来，共同进行革命斗争，在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萧子升等倡议下，7月6日至10日，散居法国各地的新民学会会员等13人和外省籍的工学励进会会员共计20多人，举行了为期5天的蒙达尼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新民学会宗旨的问题。一种意见是蔡和森提出的，主张激烈的革命，组织中国共产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其主旨与方法多倾向于现在之俄”。萧子升、李维汉则与蔡和森意见相反，萧子升主张温和的手段，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革命的工具，即无政府主义的蒲鲁东的方法，这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8月28日，李维汉给毛泽东写信，反映自己当时在社会问题探索中的阶段性认识，他对毛泽东表示：“社会改造，我不赞成笼统的改造，用分工协助的方法，从社会内面改造出来，我觉得很好。”“俄国式的革命，我根本上未有敢赞成之处，但也不反对人家赞成他，或竟取法他，说来很长，且待研究。……要多读书，多考察，多与友人研究后，再说。”
那么是什么促使李维汉思想转变的呢？李维汉说：“约在8月至9月的时间内，我有机会集中阅读了和森以‘霸蛮’精神从法文翻译过来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若干宣传十月革命的小册子。此外，我同和森做了多次长谈，涉及范围很广，包括欧洲革命斗争形势、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区别、共产国际的性质与任务、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的决裂等内容。通过阅读和谈话，我深知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通过学习，李维汉逐渐认识到，要改变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现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单靠工学互助或游行请愿是不行的，必须奋起革命，用暴力推翻帝国主义、官僚、军阀的统治才能达到目的。
1920年11月底，毛泽东收到蔡和森8月13日的来信和萧子升、李维汉的来信，信的内容都是留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在蒙达尼会议上的发言。萧子升的意见与蔡和森的观点大相径庭。12月1日，毛泽东给蔡和森、萧子升、李维汉等在法国的会友回信，对他们的不同意见发表了明确的意见：“我于子升、和笙（李维汉）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毛泽东指出：“我对于子升和笙两人的意见(用平和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认为做不到。罗素在长沙演说，意与子升及和笙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但我于罗素讲演后，曾和荫柏、礼容等有极详之辩论，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毛泽东向大家说明自己赞同革命道路的理由：罗素和子升、和笙主张的要点，是“用教育的方法”，但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手；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总言之，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教育所以落在资本家手里，则因为资本家有“议会”以制定保护资本家并防制无产阶级的法律；有“政府”执行这些法律，以积极地实行其所保护与所禁止；有“军队”与“警察”，以消极地保障资本家的安乐与禁止无产者的要求；有“银行”以为其财货流通的府库；有“工厂”以为其生产品垄断的机关。如此，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如此，资本家久握教育权，大鼓吹其资本主义，使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宣传，信者日见其微。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毛泽东明确表示：赞成将“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新民学会的方针，赞成俄国式的革命。指出：“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毛泽东的复信给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以极大启发和鼓舞，促进了李维汉的思想转变。
在开展进驻里昂中法大学斗争时，周恩来、李维汉、聂荣臻等留在巴黎负责后方工作和准备以后的斗争。但是，中国勤工俭学学生1921年2月的请愿斗争和1921年9月占领里昂大学的斗争先后都失败了，它用失败给勤工俭学学生上了生动的一课，这使李维汉等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认识深入了一大步，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人权的虚伪性，从而逐步抛弃工学主义、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幻想，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李维汉先后参加了三次大的斗争，在斗争中受到锻炼，加深了对革命的认识，逐步摆脱工联主义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进而选定了“革命救国”的道路，成为自觉的共产主义者。
从参与筹建新民学会到筹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1920年3月25日，李维汉在华工杂志第44期以VHL的笔名发表一篇题为《勤工俭学研究发端》的文章，指出：“人人做工能使生活平等，人人读书即教育平等。生活平等了，教育平等了，一切就会平等。我敢大胆说一句，人类平等的实现，在勤工俭学普遍于人人之时。”他进一步指出：“吾人本一切平等的要义，可为进一步的组织，就是新村。新村之组织以人人勤工俭学为法门，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教育平等为原则。”这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李维汉所设想的“人类平等的实现，在勤工俭学普遍于人人之时”更是一种空想，是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思想的反映。但是，这篇文章也谈到马克思主义：“我们理想的要求，是要解除一切不平等，成为没有阶级的社会。”“现在社会的一切不平等都带着十分或九分的经济压迫的原因”，“布尔塞维克的俄国，凡是封建的遗物，如那些军阀、地主、资本家一概扑灭之，以组织世界经济，这样的改革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实现”。后来，李维汉谈及这时的思想状况时说：“可以说，我们在此短短的实践和自学中前进了一步。这一步有重要意义，但仍然只是一些感性认识，没有深入和展开，没有上升到理性认识，没有悟出工人农民只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即以暴力战胜暴力，才能获得解放的道理，因而还没有跳出‘工学主义’的幻想。”
以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我当时虽已经初步认识到改造的最终目标是要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实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但是，对于改造的道路，还没有跳出小资产阶级工学主义的幻想。集中到一点，就是对于要以革命暴力战胜反革命暴力，以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还缺乏认识。
李维汉是一个勤学深思、独立思考、绝不盲从的青年，尽管一度沉迷于工学主义之中，但是他与他的伙伴们“究竟是有进取精神的青年，在以后生活环境和条件的变化中，没有停止自己的脚步”，通过实际体验和不断的思考，慢慢确立了新的信仰，放弃了工学主义之路。1920年春，李维汉与李富春、贺果、李林等来到施乃德钢铁厂勒哈佛尔分厂做工。工作环境之艰苦、劳动强度之大，是他们从未体验过的。但他们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做工之余，仍坚持学习。勤工俭学学生们“以体力汗血换来的面包，‘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这种独立自营的精神及耐劳忍苦勤俭的习惯无形养成”。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也逐渐加深，开始思考如何摆脱资本的束缚和控制问题。在勒哈佛尔时的早晚工余，李维汉和大家一起自学法语，有时阅读一下法共《人道报》和共产主义小册子，有时也共同讨论研究勤工俭学问题。192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李维汉看到法国警察对示威和罢工工人的镇压，开始感到在以自由、民主为标榜的西方国家中，工人阶级也没有真正的民主权利。他和张昆弟、李富春等人商议，组织一个通讯社，以新民学会和工学励进会的会员为通讯员，介绍在法国学习的情况和对法国社会的认识。之后，李维汉逐渐认识到自己思想的局限性，他说：“经过短时间的工人生活，我们都感到经过勤工很难达到俭学。”面对新的挑战，1920年8月，李维汉将工学励进会改为“工学世界社”。10月，工学世界社在蒙尼达公学召开社员大会，经过3天热烈辩论，多数社员赞成把“信仰马克思主义，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作为该社宗旨。至此，工学世界社与新民学会宗旨走向一致，共同成为勤工俭学学生的领导力量之一。
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李维汉同毛泽东、蔡和森等一起，在长沙创建进步团体新民学会。随后，他又在巴黎勤工俭学中与周恩来、蔡和森等筹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为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立作出重要贡献。
李维汉回忆组织“二二八运动”时说：“‘二二八运动’教育了我们，迫切希望勤工俭学生内部加强团结。”“二二八运动”“从它的具体目标来说是失败了，但是从它留下的影响和收获的果实来说，则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使法国资产阶级亲眼看到中国青年从五四运动以来迸发出来的一派不怕军阀统治，不受洋人欺侮，力争掌握自己命运的气势。它结束了似潮流般的勤工俭学运动。一切好心好意提倡这个运动的人，由此知道此路已经不通。至于那些企图借这个运动捞取政治资本的有野心的人，就只好自己去感受幻灭和悲伤了。最重要的是，这一次斗争出现了勤工俭学界在空前规模上的新的联合和新的觉醒。许多人抛弃各种各样不切实际的幻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十月革命的道路；更多的人后来积极投入了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的斗争”。
通过“二二八运动”，李维汉看到了组织起来的力量，更加认清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当时，蔡和森肩负着在法国建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使命。“二二八运动”后，蔡和森等104人被法国政府强行遣送回国。李维汉同周恩来、赵世炎等转向了建立中国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工作。周恩来、张申府、刘清扬先期到达法国，成立了巴黎中共早期组织。1921年10月，李维汉到达哈雷住下。1922年初，周恩来、赵世炎托人捎信给李维汉，约他到巴黎一个旅馆会面，商讨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当时周恩来在德国柏林，赵世炎在法国北方做工。不久，周恩来、赵世炎和李维汉如约见面，商定各自在所在地区分头进行建立中国少年共产党的筹备工作。李维汉回到蒙尼达后，与李富春等工学世界社的领导成员商议，在工学世界社积极开展筹备活动。李维汉回忆说：“1921年底或1922年初，我收到恩来、世炎托人转来的信，约我到巴黎一个旅馆会面，商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事。我们商定分头筹备。在筹备期间，我曾反映尹宽、薛世纶等人的意见，提出工学世界社全体社员参加的建议。另有人建议，有关的进步组织可由代表参加。这两种建议都是幼稚性的表现，既与原则不合，也与实际不符。经过酝酿讨论，双方都放弃了。”
经过充分准备，1922年6月18日，来自法国、德国、比利时的中国勤工俭学学生代表，在巴黎西郊布罗尼森林公园，召开了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成立。“少共”自成立之日起，“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因此，它对成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抓得很紧。除了做工和参加组织的活动外，就是继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武装思想。他们以自学形式阅读了大量法文版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10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议决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要求“附属于国内青年团为其旅欧之部”。1923年2月名称定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你是谁？青天白日竟敢强抢民女？”墨颜瞪大一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我，“松手，别以为你长得好看，本姑娘就不打你的脸。”
较早地提出武装斗争的观点
1912年下半年，16岁的李维汉半工半读考入长沙湘军工厂艺徒学校。学翻砂，当铸工，干了一年半。后因领导同学反对工厂总办、抵制省军事当局的欺压而被迫退学。这是李维汉第一个军事工作经历，虽然时间不长，但军事工作的重要性开始进入李维汉的视野。
1920年4月，李维汉勤工俭学到法国后，经华法教育会介绍到勒哈佛尔的施乃德钢铁厂做工。这是一个大型军火工厂，是李维汉第二个军事工作经历。每天工作8小时，在工人食堂吃饭，住工人宿舍，工厂给他们三等工人的工资，日工资12法郎。李维汉在钢铁厂做铸工，手工劳动强度很大，十分辛苦，工作了大半年。在这里，他亲眼看到五一节期间，法国武装警察对示威和罢工工人的残酷镇压，倍感要革命不掌握军事是不行的。
回国后，李维汉写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罢工胜利周年纪念》一文，提出“安源因地理的关系，表面似乎不受政治变动和军事变动的直接影响，然安源工人与全国工人本息息相关，同受军阀政治的压迫，在此同一经济、政治条件中生活的工人当然适用同一的战略。……工会的使命，第一期在训练工人，指挥工人，不绝地向资本阶级及其统御机关作战”。这里虽然讲的是工人运动，但提出的是军事战略。在《我所希望于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者》一文中，他明确提出“要以革命手段作废约运动”，不能依靠和平请愿，希望能将宣传和组织工作“扩大到民间去”，并且“勿存避免军阀压迫的苟且观念”。这里所讲的“革命手段”就是军事手段，李维汉告诉人们，在当时的中国，和平的途径是不能取得革命胜利的，在革命彻底胜利之前，一切和平建设事业都保持不住，只有走非和平的暴力革命的道路。在《中国的政治状况和民族运动》一文中，李维汉明确地提出“现在谁都知道中国要解放，必须经过革命的手段，什么实业救国，教育救国，都不能成功”，强调军事手段的重要性。在1924年以前，“北方虽有工人阶级艰苦奋斗，但不能激发起来，冯玉祥倒戈，使北方民众，在那个范围内得到相当自由”。他认为，爆发“北伐战争的原因，是因为吴佩孚向国民政府进攻，根本原因，是因为民众势力高涨起来，与武力结合，所以发生这次战争”，而“北伐战争如此胜利之原因，一方面因国民政府有比较与人民接近的武力，较有训练的军队，故在湖北、江西苦战，始终能听指挥，努力杀敌。另一方面是因为国民政府接近民众，无论在国民政府之下的民众，或军阀底下的民众，都知道北伐胜利是有利于民众，因而国民政府能取得广泛的人民的同情。在军阀下的人民，反抗军阀，以帮助北伐；国民政府之下的民众，极力帮助北伐军。因为人民帮助北伐军，故孙、吴势力虽大，且有西南各小军阀站在旁边观风色，然北伐军竟能以少胜多”。在这里，李维汉不仅提出了北伐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是民众“与武力结合”，而且提出了武力的来源——民众，民众能够为军队提供源源不断的兵员，民众的同情与支持，能够减少军队的减员和扩大胜利的基础。这就提出了必须建立革命武装的问题。他指出：“中国革命主力军，是工农阶级……最受压迫的是工农阶级，最革命的也是工农阶级。”把工农阶级武装起来，“第一个方法，要自身有很好的组织”。第二，“仅仅推倒军阀是不够的，要打倒它底下的一切反动势力。要打倒社会上的反动势力，必须扩大我们的组织，要使政权为民众的政权，反动分子才能镇压下去”。在这里，李维汉又提出了加强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提出革命对象、革命目标的问题。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能够敏锐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需要进行武装斗争，需要建立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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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李维汉明确提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的主张，但是没有得到陈独秀的支持。他回忆说：“1926年7月，我从上海启程返长沙前，曾向陈独秀请示关于唐生智进长沙后我们应取的方针。他说，要支持唐，要发动群众支援北伐。这个指示无疑是对的。但当我因在会上听到有关中山舰事件的经过，提出我们应寻找机会组织自己的军队时，他却说，我们要在国民革命军中工作，要组织工农自卫军，但不要组织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军队。……这些限制说到底就是不敢独立抓枪杆子。”
1927年4月，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前夕，李维汉写下《湖南革命的出路》一文。文章在深入分析“帝国主义、买办阶级的双重掠夺”和湖南反动军阀赵恒惕对农民阶级的残酷剥削之后，明确提出“湖南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新时期要求我们确定新的策略。这个新时期的中心问题，便是土地问题。解决了土地问题，便是解决了我们革命的出路问题”。他知道，解决土地问题的关键，是建立农民武装，所以他提出土地革命的一个重要政策：“要解决土地问题，武装农民是最紧要的工作，应于最短期间采取各种方式——缴民团的械，由政府发械——使农民至少得到3万支枪，有很好的训练和组织。”要“改良士兵生活，增加月饷，十足发给”。
大革命失败后，党和革命事业处于十分危急的关头。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组成政治局临时常委会。李维汉在担任常委期间参与作出如下重大决策：“第一是同意举行南昌起义。”“第二是决定发动秋收起义。这是五人常委在汪精卫公开叛变以后到7月下旬这段时间里决定的。”李维汉回忆道：“八七会议在讨论《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时，我又向大家说明：中央农民部已根据《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草案拟定了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计划。这样，五人常委会关于秋收起义的决定就得到了八七会议的追认。中央除通知有关各省坚决配合八一起义军的行动外，并于8月8日致电前委，指示‘南昌暴动，其主要意义，在广大地发动土地革命的斗争。因此这一暴动，应当与中央决定之秋收暴动计划汇合为一贯的斗争’。”“第三是决定召开中央紧急会议。中央紧急会议原来准备在7月28日举行，并由秋白、太雷和我与国际代表一起进行筹备工作。但是，由于当时的形势非常紧张，交通困难，28日未能集会，而先由常委发出7月29日的中国共产党告国民党同志书，同时设法召集附近各省代表准备开会。到了8月3日，常委讨论了紧急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确定了紧急会议的议程。可是，仍然因为时局紧张，交通非常不便，不但北方、上海、广东等地代表来不及召集，就是江西代表虽经召集也不能到会。直到8月7日，出席会议的人仍不能到齐，中央委员到了不过半数，各地到会的只有湖南代表及尚未赴上海的新任书记邓中夏同志。在这种情况下，便只有召集在武汉的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及湖北、湖南、上海的负责人开会。因此，这次会议既不叫中央全会，也不叫中央政治局会议，而是叫中央紧急会议。”
李维汉是八七会议的主持人之一，会议开始后，李维汉首先向大家报告会议筹备的经过，随后宣布这次会议的三项议程：一是由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作报告。罗米那兹报告后，毛泽东第一个发言，他批评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的错误，指出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他强调说，秋收起义非军事不可，要求政治局临时常委会要更加注意此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二是瞿秋白代表常委作党的新任务的报告。他作完报告后，李维汉依次将常委与国际代表起草的三个议决案即《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一一提交会议讨论，会议决定三个议决案的文字修改权交临时政治局。三是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首先由国际代表提议政治局委员7人，候补委员5人，并提出候选人名单。在讨论中，李维汉和蔡和森主张让毛泽东进入政治局，而毛泽东一再提出，他准备去参加秋收起义，不能加入政治局。经表决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八七会议后举行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八七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正如毛泽东所说：“1927年8月7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
李维汉对八七会议确立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在会上率先发言，提出一系列重要观点。作为会议主持人，李维汉对其表示了支持和肯定，有利于正确意见一开始就在会上占上风，保证会议的正确走向。随后李维汉和蔡和森一起主张毛泽东加入政治局，有利于毛泽东在党内地位的提高，最终有利于他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的推行。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表明李维汉的意见和建议被会议采纳。从某种意义上讲，八七会议是毛泽东革命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道路。在此过程中，李维汉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科研规划部）
责任编辑/马永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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