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雨晴:《韩非子》反儒学思想研究论文

侯雨晴:《韩非子》反儒学思想研究论文

摘 要: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各种学术思想涌现,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学崇尚礼治,愿景是恢复周朝时期的礼乐齐鸣,而非当时的礼崩乐坏。儒家有很多学说,比如相信人性本善,治理国家采取仁治,希望用道德感化世人,人人以礼相待,国家自然太平无事。在诸多与儒家抗衡的思潮中,出现以韩非为首的法家学派,韩非审时度势,根据自己对社会的观察提出自己的法家主张,认为儒家学说有很多不适合治理国家,不符合社会进步的脚步,以此反对儒家治国。由于儒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而韩非师从荀子,却有着和儒家思想完全不同的主张。本文通过对《韩非子》中人性论、治国模式、处世之道等反儒家思想内容的研究,结合韩非的个人经历及思维方式、当时的社会背景等分析其反儒学的原因,进而讨论这种反儒学思想的影响。

关键词:儒学《韩非子》反儒学 影响

一、《韩非子》反儒家思想内容

韩非在《韩非子》中多处体现了“人性恶”以及人性的趋利避害、追逐利益。韩非与李斯师从荀子,受到了荀卿四五年的教诲。由于荀子当时做一个县的县令,于是韩非和李斯做小吏的同时向荀子请教。荀子的总论点是,凡是善的、有价值的事物都是人努力的产物。价值源自文化,文化是人的创造。可以看出韩非的“人性恶论”很大一部分是对荀子的主张的继承。宏观来看,人性是“善恶”两者兼而有之。人类从猿进化而来,本身带有“兽性”的遗传基因。对于此,西方哲学家黑格尔有句名言“人的一半是野兽”。人类有很多弱点,比如自私、贪婪、虚伪等。而被儒家所宣传的“仁爱”之类的本性,比如善良、勤劳、谦让等,都是后天被教育出来的。对于“性善论”,我国著名学者梁启超的看法是,孟子的“性善论”更侧重于强调教育的可能性,而另一方面,荀子的“性恶论”则侧重于教育的必要性。

(一)人性论韩非的“人性本恶”另一方面来自他的社会经历。首先,韩非是当时韩国的公子,但也只是一个“公子”的身份,虽然有封地和食邑,也博览群书,但是韩王忌惮他的地位与才学,不但冷落他,也不重用他,不给他任何职务。其次,由于韩非的“口吃”这个缺陷使他无法发泄自己内心的愤懑,使其对当时社会的阴暗面有更加深刻的理解。最后,由于韩非本人的才华没有人赏识,在韩国不受重用,空有一颗爱国之心却无用武之地。后来虽然受到了秦始皇的赏识,但由于受到同门师弟李斯的嫉妒与迫害,自杀于狱中。可以看出,韩非的一生都没有施展自己的抱负,这是他的“人性本恶”的根源。

(二)治国模式儒家是理想主义,法家是现实主义。法家指责儒家迂腐、空谈。儒家认为圣者高高在上,可以洞察一切,使国家太平。而法家完全反对这个观点,法家认为这是自相矛盾的事情,若仅仅采取德治,纠正百姓的过错总会有个限度,那么人的寿命是有限的,百姓犯的错误却是无限的。而采取法家治国的模式,制定的法令,立即就会被执行而且保证不会再犯,这样很快就会杜绝违法乱纪的事情,国家自然太平。韩非认为儒家的德治不够有效,不能完全制止犯罪之事。

(三)处事论儒家向来追求贤人、圣人,希望用仁义之心来感化百姓,打造一个人人向善的社会环境。而法家的“尚功”,就是崇尚功劳,唯功是举,打造一个人人尊法的严酷的社会环境。韩非认为,在人趋利避害的前提下,人们都会有“前常规”的想法,人们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拼命立功,君主也会按照法令来进行赏赐,这样会形成人人为国报效的局面,因为臣民知道会有对他们有利的利益。同样对待犯错的百姓,儒家会采取仁慈的行为,让父母教育、相邻们责备、师长的智慧都会使其悔改,而法家认为,地方上的官吏拿着武器,利用严酷的法令,来惩罚做了坏事的人,这个时候人们才会真正害怕起来,只有接受了更加严厉的惩罚,人们以后才不敢做坏事。韩非认为严格执行刑罚,臣民才有所畏惧,这样一来,不管是贤人还是不贤的人,都会尽力而为了。因此韩非认为儒家的仁慈行为并不会遏制违法乱纪的行为。

二、《韩非子》反儒学原因

(一)韩非思维方式韩非的命运在历史上无疑是个悲剧。韩非的父亲作为韩国和楚国的“质子”,虽是王公子弟,但是没有权力,也不受宠爱,更不要说继承王位。在韩非回到韩国的时候,当时的韩王已经坐稳了王位,不会担心韩非谋权篡位,当时韩国的丞相张平是宣扬儒家学说“仁爱”治国,韩非已经看到国家越来越微弱,却无法改变国中朝臣是清一色的儒家支持者的局面。这些社会背景和个人经历造成了韩非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最终留下名著《韩非子》。因为韩非是理论上颇有著作,又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所以韩非批评儒家的心治,反对儒学,提倡严明的法家思想。

(三)儒学内容与统治冲突第一,儒家推崇宽惠治国。儒学宣扬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出发点是由感情而带来的仁爱之心。追求积极进取、厚德载物、担负国家责任。儒家制定的法令是宽惠的,县令断案也是出于情理。所谓“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犯了错误父子之间相互包庇是处于人情,这是正确的行为。将法律置身于外,毫无自我约束力。对待在战场上的逃兵,儒家认为其有孝道,称其为珍惜生命的雅士,而韩非认为这样的人是害怕死亡,逃避危难,不会为国尽忠,不利于君主统治。对待做文章、搞学术的人,儒家称誉其是有学问的人,而韩非则认为他们游手好闲,弄虚作假,并没有真正的本领。儒家的统治靠的是德治,而没有法治,这恰恰不符合当时的统治,一个国家没有法治,只靠德治,也就是告诉你应该做什么,做什么是正确的,却没有明确表明臣民不该做什么,做了错事又如何。儒家主张得到民心才能得到天下。然而对于那些不喜学习的人怎么办,孔子也没有给出解答。遇到这种“不愿学习的人”,法家就显现出优势了。按照韩非的观点,如果做了错仅仅靠道德来管制,那只会犯更多的错误而不能去除根本的祸害。儒家靠的德治与心治,意思是心里怎么想,行动就会怎么付诸,然而事实是一个人如何行动,才能反映他的心境。韩非认为儒家是靠着做表面文章,不懂得亲力亲为,也不会为君主考虑,他们考虑的也是自己,而韩非是个务实派,看到了儒家的缺陷。

第二,文化背景。春秋时期,百家争鸣,孔子提出“有教无类”。于是以孔子为主的私学兴起,在这个自由的时代,文化行为异常活跃。西周奴隶社会,“礼”是对于贵族来说的,刑法是为普通百姓准备的。各种社会关系都是靠个人接触以及人与人的利益关系来维持。天子和诸侯高高在上,与百姓的交道很少。到了东周时期,社会间的阶级逐渐被打破,这种权力差距也没有像西周时期那么大。各国君主首先关注的不是臣民的安稳,而是如何打破当时诸侯割据的局面,如何统一整个华夏。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有一些人为他们的统治思想提供理论依据,这就为法家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而韩非所处的韩国,因为其丞相张平是个典型的儒派,韩国渐渐割地,变得越来越弱小。韩非在这种情况下,渴望推翻儒家的统治,希望天下呈现出一种人人尊法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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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背景影响第一,政治背景。周朝时期,周朝人没有商朝人那么爱占卜,而是推出了一套礼乐制度,西周之前的商朝在土地上采取井田制,即田地是国家的,没有出租的说法。所有土地的产权都在国家,用奴隶来耕种。西周推翻商朝之后,采取分封制,中央政府控制之外的土地,分封给皇室的亲信,即诸侯。诸侯下也有不同的关系,称为士大夫。在这之后,中央集权的控制能力逐渐变弱,可以说是名存实亡。于是各个诸侯开始群起,形成诸侯割据的局面。诸侯逐渐强于中央,奴隶主逐渐强于诸侯。所以奴隶主变成了新兴的统治者。在这样的情况下,韩非审时度势,提出自己的法家主张,反对儒家治国。

韩非和李斯共同求学于荀子,其实在求学之前,韩非就已经在文章论述方面有了很多成就,所以老师荀况也说李斯做文章的水平不如韩非。韩非虽然是理论上的巨人,但是在实践上,他是远远比不上同门师弟李斯的。李斯的理论依据来自他看到两只老鼠的不同命运。粮仓的老鼠吃的肥大不怕人,而茅厕的老鼠不但吃不饱还怕被人打死。两者同是老鼠,命运却不同,是因为“机遇”的问题。李斯这种来源于实践的哲学,韩非是不会想到的,因为毕竟他从小也算衣食处优,他的文章也都是对理论侃侃而谈,倘若他的法家思想完全贯彻,可想而知,那是一个残暴的社会。

韩非临危受命被李斯“请”到秦国,秦王嬴政接见韩非的时候,韩非说了一下自己的治国主张,深受秦王欣赏。在秦王问到是否朝中有不称职的大臣,韩非没有多想就表达了自己对姚贾的不欣赏,他不知道此时已经为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终遭所害。可知韩非这个人是一个理论上的巨人,实践上的侏儒。他对治国安邦的“帝王之术”头头是道,但论到阴谋诡计,好像一窍不通了。在此番去秦国之路,对待李斯,他始终抱着“同门师弟”的同窗友谊,认为李斯和他的主张一样,对待李斯的阴谋诡计,韩非认为这是以大局为重,贯彻法家的思想。然而对待姚贾,他却认为姚贾出身不好,做过许多坏事,就“正直”地向秦王投诉姚贾的罪行。得罪了两个奸人,韩非的下场可想而知。

定理2 对于时延异构多智能体系统式 (1),考虑切换有向拓扑情况,各系统参数满足如下要求,则该系统获得编队控制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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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尊崇复古。儒家是尊崇“法先王”思想,“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即以前的思想可以继承下来不加修改,而韩非认为这是不能与时俱进的。孔子强调述而不作,不喜欢创新,喜欢固有的模式,打着复古的旗号,希望修复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法家极力反对这种追古抑今的思想,认为时代在变化,历史是向前发展的。说明他认为历史是不可逆的,向前发展的。韩非用“守株待兔”这个寓言讽刺儒家墨守成规,不懂变通,会被时代淘汰。一味复古,不懂变通,只会让儒生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儒家看来,注重个人利益是可耻的,而韩非并不认同这点,他认为人人生来就是追求利益,儒家的做法完全扼杀了人的本性。

三、结语

纵观全文可以发现,《韩非子》这本书中是用韩非的思维来反对儒学。书中也不是对儒学全盘否定。他懂得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他的出发点是为了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有罪当罚,有功必赏。韩非不信儒家的人人向善,是因为他相信人性本恶。他在书中也有多处论证了他的人性本恶的论点。在治国模式上,他也用了诸多寓言故事来论证儒家的“仁治”是不可取的,治理国家只能通过“法治”,赏罚分明,君主才有权威。韩非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他的亲身经历致使他有与众不同的思维,将其所有都写到这本书里。依法治国的理念到今时今日还在传承,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历史也值得我们继续学习。

本例血管母细胞瘤位于幕上和脑外,属于罕见类型。肿瘤周边多发血管流空信号影并强化显著符合其影像特征表现[6]。既往研究报道:实性肿块型血管母细胞瘤在磁共振成像平扫中呈长T1稍长T2信号,DWI呈低信号,ADC值较高[7-8],本例血管母细胞瘤与之不一致,笔者推测与肿瘤组织成分有关。本例肿瘤内含丰富血窦及多发囊状扩张血管影,该组织结构均为含水量丰富的血液,所以肿瘤虽为实性肿块型但其T2加权成像呈明显高信号,病灶的“T2透过效应”[9]导致该病变DWI呈明显高信号。同时笔者发现本例肿瘤内见类似“轮辐状”长T1短T2信号,增强扫描无强化,推测为肿瘤内纤维组织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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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玉诚.《韩非子》历史思想研究[D].山东大学,2014.

作 者:侯雨晴,中国传媒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研究生在读。

编 辑:赵红玉 E-mail:zhaohongyu69@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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