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正:政策计量的应用:概念界限、取向与趋向论文

杨正:政策计量的应用:概念界限、取向与趋向论文

摘要[目的/意义]政策计量是政策科学的重要内容,既有研究存在的“术语”概念模糊、研究取向界定不明等问题需要对政策计量研究进行系统梳理。[方法/过程]从概念界定、内容取向、方法取向、特征取向、发展脉络与展望等维度对政策计量做了整体性梳理。[结果/结论]可以得出,政策文献计量与政策计量逐渐融合,政策计量关注政策文献计量、政策变迁等议题,注重可视化、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应用,呈现跨学科、科学性和阶段性特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聚焦不同的研究路径,未来更加注重政策执行层面的文本量化,强化政策的文本计算,深化跨学科理论应用。

关键词政策计量 政策量化 政策文献计量 政策文本计算

政策科学肇始于二战之后,发展至今已经成为成熟、独立的学科体系。在政策科学的构建中,政策量化研究占据了主要阵地,并且拉斯韦尔、林德布罗姆和奎德等著名政策科学家都是量化分析的主力军。随着知识的扩散、迁移和演变,政策量化研究的内涵越来越丰富。现今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促进政府数据、政策文本的获取、收集和分析更加便利和精准,因而涌现出众多的学术成果,发表在EnergyPolicy,Scientometrics《管理世界》和《公共管理学报》等国内外高质量的学术期刊上,也涌现出政策计量、政策文献计量、政策内容量化和文本计算等“术语”。然而,在取得可喜学术成果的同时,我们需要理性看待既有的研究格局中存在的问题,例如“术语”概念模糊、研究取向界定不明等,因而本文从既有研究呈现的问题出发,力争辨明政策计量研究中存在的概念模糊、取向不明等“灰色地带”,进而从政策计量研究的脉络中梳理出未来的研究走向。

4)AR技术研发门槛低,一些AR平台开发公司开放了AR设计平台,它提供没有编码经验的用户创建AR技术的体验。

1界限:概念辨析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选取“北大核心”和“南大核心”两个选项,在“主题”检索中输入“政策计量”和“政策”、“政策文献计量”、“政策量化”关键词,共检索出182条记录,通过主题筛选,共计176条记录可做为研究对象,检索时间为2018年6月10日至11日。

1.1政策文献计量与政策计量政策文献计量和政策计量是一组具有相关关系的概念。政策文献计量是一种量化分析政策文献体系和政策文献结构属性的方法,它是文献计量学、统计学、数学等学科有机结合产生的一种研究方法,黄萃等人[1]将之命名为“Policiometrics”,这种研究方法继承了文献计量学的三大定律,即洛特卡定律、布拉德福定律和齐普夫定律,用以分析主题分布、词频分布、作者分布结构等内容。而鲜有学者对政策计量做精确的定义,但可以在王芳等人[2]关于“政策计量”研究成果中推论其概念界限,他们指出政策计量是继承信息计量学的学科范式,因而将其与政策文献计量区别开。但在实际的研究中,少有学者将“政策计量”与“政策文献计量”做严格区分,例如杨慧[3]、裴雷[4]等将李江等提出的“政策文献计量”(Policiometrics)界定为“政策计量”,模糊处理了两者之间的差别。

利用政策文献计量进行研究的论文著作主要分为三类。其一,将政策文献计量界定为继承文献计量学的学科范式,对政策的外在结构进行量化分析,主要是从政策议题、政策主体、政策形式等维度展开,进而分析政策变迁过程、府际关系(合作模式和竞争关系)、政策分布特征等。例如,李江等人[5]以1949-2010年的科技政策文献进行计量分析,以探究我国科技政策的变迁过程、府际关系,以突显政府执政理念的变化、客观反映政府在某一领域内的运行规律;其二,从政策文本的总体特征出发,既研究政策文本的外在结构特征,即文献结构属性,同时研究政策文本的内容结构,即结合内容分析法研究政策内容。这类研究主要是从政策的内外部特征寻求不同行政层级之间的政策差异,从而构建该政策领域的整体蓝图。例如,田进等[6]从政策文本的时序特征、主要内容等维度分析省级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推行政策的横向差异,从而为权力清单制度的全面落实提供指导;其三,围绕某一领域、某一系列或者某一项政策进行文献计量研究,其研究的对象并不是政策本身,而是既有的研究相关政策的论文著作,这一类研究主要从政策阶段划分和政策类型等维度展开分析,进而推进学科理论的发展。例如,祁占勇等[7]以中国知网中检索出的“教育政策”的期刊文献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和研究热点图谱分析,进而提出中国教育政策学改进的五点建议。

观察组左心室射血分数(23.6±5.0)%,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55.1±5.4)mm,左心房内径(40.7±6.8)mm,对照组左心室射血分数(40.2±6.9)%,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50.3±4.2)mm,左心房内径(23.7±4.7)mm,两组对比,P<0.05,见表。

综上所述,RSV感染加重喘息儿童细胞免疫紊乱,增加气道炎症,是喘息儿童诱发哮喘发作的危险因素,对于喘息儿童尤其是具特应性体质的喘息儿童(如API阳性),应加强RSV监控,以减少气道损伤,降低哮喘发作的风险。

利用政策计量进行研究的论文著作主要分为两类。其一,将政策计量界定为继承信息计量学的学科范式,从主题分布、发布单位分布、文本时空特征分析,进而对政策演进进行阶段划分,对府际合作进行探讨等,进而推进某一领域的政策体系的完善和产业结构调整。例如,裴雷等从政策类型、政策主题、政策时空分布等维度分析智慧城市建设的应用领域和时代特征,进而推进智慧城市政策体系的完善;其二,将政策内容进行量化,对政策文本内容进行深挖,构建理论研究框架,进而实现理论层面的创新,推进现实政策的完善和落实。例如,盛亚等[8]从政策类型与情境分类两个维度构建了利益相关者分析框架,进而推进利益相关者研究的理论创新,同时也对中国创新政策的发展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区域化的建议。

1.2政策文本计算政策文本计算研究在国外已经是较为成熟的研究领域[9-12],而在国内依然是一片研究蓝海。政策文本计算是由Michchael Laver、Kenneth Benoit 和 Will Lowe 等提出的,强调构建政策文本的计算分析框架,裴雷等[13]将其界定为聚焦于元政策、非介入式研究和非精确性研究的方法,目前研究主要是构建主题词语料库,依据政策文本主题词之间的映射关系,进而实现机器自动识别、自动分析政策文本。

目前,政策文本计算主要集中于政策内容分析、文本计量分析、文本数据处理等层面。政策内容分析主要是构建有效的政策主题词编码,对概念进行识别和抽取;文本计量分析主要是构建自带政策分析功能的数据库,或者利用网络分析进行文本解读,亦或者根据既有语料库,结合可获取的政策文本进行统计分析;文本数据处理则是将政策文本中的非结构化语言进行系统化处理,形成机器可识别与读取的结构化语言,进而构建可行的语料库。因而,政策文本计算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是语料库的建设,二是政策文本计算工具的研发与应用。

不同于国外政策文本计算研究的主要场域,国内政策文本计算研究不仅仅聚焦于语料库建设和工具开发,同时也聚焦于政策文本计算的工具完善和模型开发。例如,张永安等[14]利用R语言,对国家、北京市、中关村的2007-2015年出台的技术创新政策进行文本计算,对政策文本的高频词、热门主题、主题变迁趋势进行综合分析,为区域创新技术的政策体系完善提供数据支持。杨慧等构建LDA模型,分析国际气候政策的主题差异,进而为相关领域的政策完善提供数据证据。

1.3政策量化政策量化研究主要是通过定量、量化的方法或者工具对政策文本进行解读和分析,进而反映政策结构特征。政策量化不仅仅包含政策计量分析的内容,还包含着更广泛的研究意涵。

在梳理了政策文献计量、政策文本计算、政策量化研究等与政策计量相关的“术语”基础上,对政策计量展开聚焦分析,将176份样本文献进行分类,从中选取与“政策计量”相关的文献样本,最后得到适用于分析的样本数量为106份,包含“政策计量”、“政策文献计量”、“政策文本计算”等议题。对政策计量做进一步精准分析,有利于明确政策计量研究的取向问题。

府际关系、政策协同和政府注意力分配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府际关系研究主要是构建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网络,通过政策文本主体的选取,探究其中共同出台政策、发布指示的合作关系,进而研究其合作网络反映的结构特征。例如,黄萃等[24]依据1978~2013年的中国中央部门联合行文的1298份科技政策文献,从利益和责任两个维度,将政府间关系划分为配合型府际关系、协作型府际关系、抵触型府际关系和跟随型府际关系;政策协同则主要是从政策力度、政策措施、政策目标之间的协同程度,探究政策设置的有效性、政策协同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政府间的协同机制等;政府注意力分配则是聚焦政策文本主题词的变化,将主题词反映的政策意图、执政理念转化为政府注意力的有效分配,进而研究政府注意力与政策行为、政策执行之间的互动关系。

按照分段分层的基坑开挖设计要求,控制好开挖深度与长度,人工修整坡面在机械开挖后进行,初喷一次,在坡面形成以后,然后用土覆盖便可,进行二次喷射混凝土面板,在锚杆安置完成以后,制作钢筋网要选用性能指标符合要求的钢筋,控制好钢筋间距,使用电焊条焊接加强筋与锚杆芯。上下网搭接、网筋搭接长度需大于200m。

图1 “专有名词”概念韦恩图

2取向:研究内容、方法与特征

早期研究将政策量化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研究政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例如,彭纪生等[15](2008年)从政策力度、政策措施和政策目标等维度,构建量化标准指标,探究政策措施与政策目标之间的协同效应以及其协同效应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发展至后来,许多学者聚焦于公共政策量化分析的发展和历程,探究西学东渐所引起的“水土不适”的问题,例如,傅雨飞[16](2015年)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分析公共政策量化分析的机构、功能以及功能的实现问题,探讨了量化分析与政策价值判断之间的博弈局限。发展至今,政策量化更聚焦政策文本的内容层面,主要从政策工具角度分析政策文本的结构特征,探究不同政策工具的应用对于政策领域的发展具有何种效果。例如,王宏起[17](2018年)等从政策工具、“双创”过程及“双创”政策作用对象三个维度构建政策分析框架,分析“双创”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进而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加速器作用。

2.1研究内容政策计量的研究内容聚焦于政策文献计量、政策工具结构、政策变迁、府际关系、政策协同、政府注意力分配等(见图2)。其中,政策文献计量和政策工具结构的研究具有协同性。通过对政策文献计量的概念梳理可知,政策文献计量关注政策的文献结构属性,通常而言包括政策的文本形式、政策主体关系、政策议题类型、政策文本的时空特征等,也可以将其界定为政策文本的外部结构特征。政策工具结构则是关注政策文本的内容结构特征,目的在于通过界定和划分不同的政策工具类型,实现对政策文本内容的降维,进而深入分析政策文本的内容特性。一般而言,为了对政策文本进行全面把握,实现政策文本的系统化、整体性研究,许多学者将这两种研究方法进行综合使用。例如,娄成武等[18]利用政策文献计量和政策工具结构相结合的方式探究中国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政策的体系结构特征,明晰政策意图,观测政策工具结构。

图2研究方向量比图

2.2研究方法政策计量的研究方法取向主要分为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两个维度。政策计量的分析方法包括文献计量分析、内容分析法、文本计算法、话语分析法、可视化分析方法、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见图3)。在所应用的方法中,需要重点强调的是话语分析法、可视化分析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法。话语分析法是国外常用的分析方法,用以分析不同政府主体对同一政策议题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也可以用来分析不同国家政府在不同意识形态下的工作差异;可视化分析方法则是将政策文本以“图谱”的形式直观展现出来,寻求政策议题中的热点主题等,分析不同主体、不同层级、不同侧面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则是将政策文本中的关键议题、发布主体等构建一个关系网络,用以分析主题词、发布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呈现出来的网络结构特征。

通过比较政策文献计量、政策文本计算、政策量化研究等与政策计量相关的“术语”,可以梳理出各个概念之间的界限及相关关系(见图1)。政策文献计量与政策计量是一种逐渐融合的关系,这是基于文献计量学和信息计量学之间的学科特征而来的,信息计量学是一个比文献计量学外延更广的学科,“信息”一词包含着载有信息的“文献”,文献是信息的一种组织形式。因而无论是从概念界定还是研究的类型划分,政策文献计量逐渐趋向于政策计量;政策文本计算是政策计量的一片研究蓝海,聚焦于基础性的政策数据管理工作;政策量化是包含着政策计量的概念范畴,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聚焦点,而政策计量逐渐成为其具有现代意义的主要研究领域。

政策变迁主要是将政策内容与政策时序、空间特征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包含政策扩散、政策学习、政策范式等知识点。政策变迁主要采取的是阶段划分的方法,不同的划分标准会产生不同的划分结果,进而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征,主要的阶段划分方法包括以下几种:其一,根据重大政策的出台时间或者重大事件为节点进行阶段划分。例如,廖湘阳等[19]以重大政策出台为时间节点,将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划分为制度建立和加快发展、调整改革、深化改革、深化改革与积极发展四个时期。而钟书华等[20]根据重大事件划分方法将中国高新技术发展历程分为恢复与探索期、启动与发展期、应用与成熟期、转型与法制期、跨越与创新期5个时期;其二,根据政策文本出台的密集程度进行划分。例如,陈琤等[21]根据政策文本出台的密集程度将1980-2015的PPP政策分为政策间断松散期、政策低密集期和政策高密集期3个阶段;其三,根据政策文本内容反映的时序特征进行划分,尤其是依据政策文本反映的价值负载。例如,单志艳[22]将1986年和2011年的国家关于中小学教师培训《意见》进行分析,强调政策文本内容从关注“社会价值”到关注“人的价值”、关注效率到注重公平、关注外在社会需求到关注内在教师需求、注重知识培训到主导能力和素质提高。其四,根据政策文本反映的外部结构特征进行政策演进过程的划分。例如,汪樟发[23]根据政策文本数量、参与部门、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应用的变化分析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政策的变迁过程。

抗胃癌植物类中药以归肝、肺、肾、脾经为主,丰度分别为0.553、0.424、0.376、0.365;主要涉及品种包括缬草、三七、大蒜、刺五加、锁阳等,详见表4。临床在选择组方入药时应结合患者临床症状及个体特征充分考虑上述归经特点。

图3分析方法量比图

政策计量的分析工具主要是依据分析方法的不同而呈现出来的(见图4),主要包括citespace等文献计量工具和可视化工具、R语言等文本计算工具、ucinet等社会网络分析工具、N-Vivo等话语分析工具。citespace等主要分析政策文本的发布主体、发布时间、主要议题、主题聚类,其中用以分析政策文本内容的功能需要手动编码。例如,田进等从权力清单制度推行政策文本中选取基本要求、主要任务、组织实施等内容展开;R语言等主要结合模型进行主题词分析,例如LDA模型就是研究主题词概率分布的一种对自然语言建模的语言模型;ucinet等主要研究关键词之间、主体之间的密度、中心性和凝聚子群等网络特征;N-Vivo等主要是对政策文本进行自动编码,可应用于质性研究。

由可溶性蛋白的数据可以发现(图3),极品红油麦、香港速生大叶菠菜和日本全能大叶菠菜、东方2号和东方18青梗菜在各品系的高温高湿处理下,可溶性蛋白含量显著高于其他品种。

图4分析工具量比图

只有通晓政策计量研究的“前世今生”,才能为政策计量的发展提供有益建议,同时,从横向切面维度分析了政策计量的内容、方法和特征取向,理应从时序的纵向维度分析政策计量的发展历程。

3趋向:研究脉络与展望

2.3特征依据对政策计量的相关概念的梳理和政策计量本身的内容和方法取向进行剖析,可以概括出政策计量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跨学科。政策计量不仅仅涵盖了公共管理学、公共行政学、公共政策学的相关知识,同时也涵盖了文献计量学、信息计量学、计算机科学、统计学、数学等学科特点,同时,随着研究群体的规模化和研究内容的深化,组织行为学、心理学等也将纳入其学科体系中,用以研究政策文本蕴含的政府行为特征和政府行为动机等;科学性。政策计量的科学性体现在两个维度,一是运用工具的科学性,数据分析工具的使用改善了以往政策分析的主观介入性,海量的数据应用和运算得出的结果更贴合实际,也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二是研究过程的严谨性,政策计量研究的科学性强调研究过程的严谨性,从数据选取的全面性和契合性,到数据标准和预处理的精确性,以及分析过程中的合理性等都体现出政策计量研究过程的严谨;阶段性。政策计量同政策量化研究一样,具有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政策文献计量、政策工具结构、政策变迁、府际关系、政策协同、政府注意力分配等内容取向的衍生,文献计量分析、内容分析法、文本计算法、话语分析法、可视化分析方法、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应用既体现出研究范式的时代特征,也体现出政策计量的阶段性特点。

很多看过嘉琪跳舞的人都称她是“天才”,嘉琪却直言:“我刚开始跳舞的时候,真的很笨。一个最简单的舞蹈动作,老师一教,别的同学就会了,我却手脚僵住,整个人愣在了那里,像一个木偶娃娃。”她说上课时,最害怕听到老师说给大家10分钟的时间练习,一会一个一个到前面来跳。“一个,一个,听到这四个字,我慌的手心直出汗。”为了练出肌肉的震动感,才7岁的小女孩,却跟着成年舞者一起做俯卧撑,甚至举哑铃练体能。“累到快哭了,但老师一喊名字,就马上爬起来,咬着牙接着练习。”

3.1研究脉络通过政策计量的时序图谱(见图5)可以看出政策计量研究的发展脉络,更加说明了政策量化研究发展具有阶段性特征,结合实际研究成果对政策计量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

图5政策计量的研究脉络

说明:依据选取的有效记录数量,通过citespace软件生成的时序图谱。

在中国知网中最早存在的政策文本分析的文章来至于陈涛(2003)的《中国青少年社会政策:文本内容分析》,而政策计量分析的萌芽发端于2007年,杨正联[25]发表了《公共政策文本解读的方法论》,而这一时期的政策计量分析重点采用了话语分析的路径。重点强调语义学、语法学和语用学路径,因而更加突出政策计量分析中的价值判断功能,将文本解读与行为分析结合在一起。

2016年开始,政策内容路径成为政策计量研究的主要内容,并不断演化出政策文献计量、政策变迁、府际关系等研究议题。此时的政策文献计量强调的不是一种研究方法,而是政策计量的一个主要研究内容,通过对政策文本外部特征的挖掘,探究政策文本的主体特征和时序特征,进而可以深化研究府际关系和政策变迁,这是对政策计量研究的方法论的有益探索,也是对政策内容路径的有益补充,此时,文献计量分析路径和社会网络分析路径逐渐成为主流。

2013年,政策计量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政策研究的推进越来越超出政策文本研究的范畴。这一时期政策计量突出文献计量的特征,强调对主题词、高频词的分析,强化了政策工具结构研究[27],进而推动不同学科之间的互动和交流,特别是经济学、管理学等。而政策量化研究渐显雏形,主要聚焦于政策评估、政策预测和政策范式等研究议题。这一时期,政策计量研究以政策内容路径为主,聚焦政策工具和组合理论,同时,文献计量的泛化应用也渐显雏形。

选取2017年1月~12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老年高血压伴心功能不全患者110例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与治疗组,各55例。其中,治疗组男29例,女26例,年龄43~80岁,平均年龄(61.50±10.56)岁,平均病程(3.11±1.23)年;对照组男31例,女24例,年龄45~79岁,平均年龄(62.14±7.90)岁,平均病程(3.24±0.99)年。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008年政策协同研究异军突起,这一研究方向发端于彭纪生[26]在《管理世界》上发表的《政策测量、政策协同演变与经济绩效:基于创新政策的实证研究》,对政策计量做了有益的探索,从政策力度、政策目标和政策措施的协同特征和演化路劲进行分析,探讨政策协同的有效性,进而研究政策协同与经济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为政策研究中政策变量的量化提供了很好的视角。也推进了政策计量研究走向了计量和定量分析的道路。

3.2研究展望结合政策计量研究的横向切面取向和纵向时序特征,提出未来政策计量研究的几个方向,为政策计量研究的发展开启思路。

3.2.1 发散思维:从政策制定到政策执行 政策计量研究与政策科学的发展走向了同样的瓶颈,20世纪70年代,政策科学的发展更关注政策制定而忽视了政策执行等其他方面的研究,呈现出研究的片面性。而如今,政策计量似乎也表现出同样的问题,既有的政策计量突出政策制度的文本特性,缺少关注政策执行中的问题。政策执行是一种强调规范性的政策行为,中国作为单一制国家,强调组织运行的“痕迹管理”,因而从政策计量研究政策执行中的文本数据具有可行性。例如,孙涛等[28]抛砖引玉,从政策文本中攫取出制度层次和治理层次两个维度以及5个二级指标分析京津冀地区大气治理的政策行动,关注除政策制定层面以外的其他层面。

3.2.2 研究蓝海:强化政策文本计算 政策文本计算要强化两个维度。其一,强化基础数据库和语料库的建设。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政府积极主动适应时代的变迁,必定以政策先行为主导,因而政策数据的收集、存储和管理成为重中之重,海量的政策数据如果部妥善管理会造成公共资源的巨大浪费以及理论研究的重要损失,因而需要构建政策数据管理的基础性工程,提高政府信息资源的利用率和可用性,保障数据安全;其二,强化政策文本计算工具的研发和应用。为推动政策计量研究的理论发展和方法创新,需要加强工具建设,特别是政策文本内容的挖掘、识别和分析,这一功能的实现将加速政策计量研究的发展进程,推动政策科学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3.2.3 纵深发展:多个学科与方法的深化融合 目前,政策文献计量成为政策计量研究的重要研究方法,这是信息计量学与公共行政学结合的有益探索,将文本外部特征与府际关系、政策变迁结合在一起,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但政策计量研究的发展还需要跨学科的深入应用。例如,基于信息计量学,可以探讨政策文本的增长趋势、政策文本老化(终结)的规律,也可以进行政策预测;基于计算机科学,可以探讨更精确的文本分析工具、内容分析模型。不仅如此,政策计量研究可以结合文献扎根理论、案例研究方法,将量化方法的数据化、科学性与质性研究的针对性、有效性有益结合。

4结论

政策计量一直以来是政策量化的重要内容,未来也必将是政策量化的主要内容。首先分析了既有研究格局中与政策计量相关的诸多“术语”,明晰了各自的界限和关系,从横向切面探究了政策计量的研究取向,继而从时序纵向探究了政策计量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a.通过概念界定,可以得出政策文献计量与政策计量的差异建立在文献计量学和信息计量学的差异基础上,并且两者有融合发展的趋势;政策文本计算是政策计量研究的一片蓝海;政策量化有着广泛的外延,而政策计量是政策量化的主要内容。

在党培养的40多年里,他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按照党纪规定,规范自己的行为,专业地面对工作,才有了今天的成就,得到了上级党委的肯定和好评。

b.基于研究取向,政策计量研究聚焦于政策文献计量理论、政策工具与组合理论、政策变迁和府际关系理论;文献计量法、内容分析法、可视化分析法、话语分析、社会网络分析是其主要研究方法;政策计量研究呈现出跨学科性、科学性和阶段性等特点。

c.政策计量研究呈现阶段性发展特点,早期注重话语分析路径,发展至后来注重内容分析路径,推动至今呈现内容分析路径、文献计量路径和社会网络路径并举的局面;未来研究将更聚焦于政策执行阶段的文本量化,更加突出政策文本计算的基础性和工具性,更加深化跨学科的理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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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ofPoliciometrics:ConceptualBoundary,OrientationandTrend

Yang Zhe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Beijing 100191)

Abstract[Purpose/Significance]Policiometrics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policy science, both the vague concept of "terms" and the research orientation issues of policy text need be handled systematically.[Method/Process]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ncept definition, content orientation, method orientation, feature orientation, development context and prospect, we try to make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policy text quantification.[Result/Conclusion]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policy literature metrology and measurement have merged gradually,policy text quantitative focus on issues such as policy literature bibliometrics, policy change, paying attention to visual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 showing interdisciplinary, scientific and stage-related characteristics, with different research approaches for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Future research will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text quantification at the level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strengthening the policy text calculation and deepening interdisciplinary theory application.

KeywordsPoliciometrics policy quantification policy literature bibliometrics policy text calculation

收稿日期:2018-09-04

修回日期:2018-10-17

基金项目:部属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互联网环境下的公共服务研究”(编号:31541011006)。

作者简介:杨正(ORCID:0000-0002-1561-9194),男,1994年生,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策文献计量。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965(2019)04-0060-06

引用格式杨 正.政策计量的应用:概念界限、取向与趋向[J].情报杂志,2019,38(4):60-65,51.

DOI10.3969/j.issn.1002-1965.2019.04.010

(责编:贺小利;校对:白燕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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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正:政策计量的应用:概念界限、取向与趋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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