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小辅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河南郑州450001中图分类号：K249文献标识码：A
摘要：1942年到1943年发生在中原大地的百年不遇的大饥荒，是中国近代灾荒史上最严重的灾难之一，对河南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交相侵袭是造成这次灾害发生的主要原因。本文拟从自然环境、军事战争、政府政策等几个方面来分析此次灾荒的成因。
关键词：中原大饥荒自然因素社会因素
灾害产生的自然因素
自然条件与自然环境恶劣是各种灾害形成的主要原因或背景因素。民国时期，“河南灾情种类之多，地域之广，时间之长，均为全国之冠”，“河患频仍，旱灾屡至，丰歉不常”，成了一个全国罕见的“集灾害之大成”的省份。河南之所以在1942年到1943年发生百年不遇的大灾害，与其自然条件有着直接关系。
河南地处中原腹心，地理位置重要，而且在气候上具有南北过渡的性质，由于生产技术的落后，河南历来是个靠天吃饭的农业大省，产业结构单一，“居民十九业农”，农村副业不发达，长期的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的共同作用，造成河南生态环境脆弱，河南社会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据气象学家研究，从总体上看，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初期,河南省出现了逐渐趋旱的态势,而降水的多寡直接关系着收成的丰欠，此次灾害最早就是由严重降水不足造成的，旱灾的严重性也是水灾无法相比的。1941年河南部分地方就已经开始出现灾害的苗头。据粗略统计，1941—1943年，河南发生了数十年不遇的特大旱灾。旱灾引起了农作物的严重减产，据《南阳县志》记载：“民国三十年(1941年)，大旱，早秋高粱每亩仅收15-20公斤。晚秋大部无收。”
“大旱之后，必有蝗灾”，河南又地处北亚热带与暖温带的过渡地带，在气候上四季分明，冬夏海陆温差显著，春季干旱，夏季多雨，具有明显的干湿季，这种气候条件极适宜蝗虫的生长、繁衍。一般情况下，如果当年夏秋季节发生水灾，第二年春季干旱，就很有可能发生蝗灾。夏季酷热，雨量减少，那么蝗螟幼虫出在高温度之下，发育非常迅速，而这一年的虫害，也势必更加猛烈。许涤新在《动荡崩溃的中国农村?》写到：“豫省本年(1943年)蝗灾惨重，实属空前，损失之大，殆难数记”。一旦发生蝗灾，大量的蝗虫会吞食禾田，使农产品完全遭到破坏，引发严重的经济损失以致因粮食短缺而发生饥荒。据河南籍作家刘震云披露（见他的历史报告作品《温故1942》），在他的家乡河南省延津县，上岁数老人提起1942年，仍然不堪回首。“飞蚂蚱那一年，一个村饿死几十口。”?出生在中国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过，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到了1942年，空前的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轧而死者无数。天灾给河南人民留下了沉痛而又深刻的记忆。
灾害产生的社会因素
1942年到1943年的“中原大饥荒”，造成几百万人死亡，惨绝人寰，举世震惊。“自然灾害”当然是“天灾”，但造成数百万人死亡则主要是“社会因素”，也就是“人祸”。中国灾荒史研究先驱邓拓指出：“自然条件虽为构成灾荒的原因之一，但并不是终极的惟一原因，最终所以能够造成严重的灾害，甚至达到极其严重的境地，实与社会内部条件有极大的关系。”当年积极报道河南大饥荒的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也下了这样的断语：“从另一点上说,人也是有罪过的，无论他们采取了什么措施或者没有采取措施。在这里我要说,我的真正滋愤在于，中国政府到底是干什么的，或者说在这种完全无政府状态下竟然还要把自己强装成一个政府。虽然这是天降之灾，但清朝光绪年间的大早要严重得多了,却由于政府采取有效行动而避免了人民被饿死。而这次的灾难却可以说是人为的。”对此河南当局和重庆国民政府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自抗战爆发至1941年，河南历来是征兵征粮全国之冠，河南当局也因此屡受嘉奖。1941年当灾情已经初露端睨后，河南当局仍不顾灾情，依然照原来标准征粮，结果按额完成任务，并受到重庆国民政府褒奖，所有负担都加在了不堪重负的灾民身上。尽管中国其它地方都有剩余物资，但并没有任何东西被及时运往河南去制止这场灾难。更为悲惨的是，在当时灾荒连年，人民大众衣不裹体，食不果腹，甚至因灾无粮而大量饿死的情况下，当局有的官吏竟能制定田赋预征措施，且往往一次预征几年的田赋。农民为了避税，不得已背井离乡，带着妻儿老小逃亡的更是不胜枚举，另一方面，由于经常遭遇灾荒，豪绅地主及地方军阀们常常乘农民之危大量收购灾民土地，失去土地的农民只有靠租种地主的土地维持生活，有的失去土地的农民只有靠借高利贷来解决，而那些拥有资金的地主、商人和军阀统治者们往往抓住这一时机，在大量农民贷款贷粮时，以高额的利息去盘剥农民的劳动。在落后的生产条件下,广大农民普遍地承受着高额地租和高利贷之剥削，即使遇到半收之年,也依旧所剩无几，十分贫困，遇灾便荒也就不足为怪了。
河南省地处中原腹地，战略地位重要，是屏障川陕大后方的前线，是中日军队角逐的主要战场，军事战争对农业生产力的破坏使农村经济全面崩溃，同时河南不是相对稳定的大后方，重庆政府也随时准备放弃河南。因此提出“不让粮食资敌”的口号，一面将河南农民搜刮殆尽，一面随时准备抛弃这块土地。正是沿着这样的逻辑，蒋介石在1938年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而这件事情，也是导致1942年河南大旱的根本原因之一。国民政府各级官员的贪污腐败更是令人痛心疾首，深入河南灾区了解实况的白修德写到：“收税时实际上的野蛮和侮辱是伤心惨目的，但和收税同时进行的贪污更坏。征收谷物的军官和当地官员认为抽税是他们薪水的补贴，是一种抢劫的特权。每个月在税款分配之后，高级军官们就把多余的谷物分了，送到市场上出售，得款饱入私囊。这种不法抽得的谷物，实际上是到达市场谷物的唯一来源，而控制谷物的囤积居奇者，把价格抬得天一样高。”
更令人悲愤的是当时的国民政府竭力掩盖事件真相。当白修德的报道通过洛阳电报局的电报出现在《时代》周刊上时，欧美舆论大哗。时值宋美龄“在美国各地进行奢侈的筹资旅行”，看到白修德的报道，要求《时代》周刊的发行人将白修德解职，被拒绝。而当时的洛阳电报局的发报员被处决，罪名是“泄露机密”。白修德回到重庆后，当时的重庆政府称他撒谎、搞亲共宣传，致使他回国后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刘震云的《温故1942》揭露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对几千万面临饿死境地的灾民，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不闻不问，是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用照片将这一惨状告诉世界，才最终促使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采取果断措施、拯救濒于死亡的生灵。
参考文献：
［1］［美］白修德??：《中国抗战秘闻—白修德回忆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2］邓拓：《中国救荒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
［3］苏新留??：《民国时期河南水旱灾害与乡村社会》，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4。
［4］管慧雯?：《?民国时期河南地区自然灾害与社会应对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04期。
［5］阎秋凤?：《民国时期河南自然灾害原因探析?》，《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