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爽:主客位方法视角下的家乡人类学——评《学校教育·地方知识·现代性:一项家乡人类学研究》论文

刘爽:主客位方法视角下的家乡人类学——评《学校教育·地方知识·现代性:一项家乡人类学研究》论文

摘 要:家乡人类学是中国人类学研究领域中的特色领域,一直以来,有关家乡人类学研究的争论褒贬不一。本文以巴战龙的家乡人类学著作《学校教育·地方知识·现代性:一项家乡人类学研究》为例,从主客位方法视角和情感对研究的影响两方面,对家乡人类学经常遭受质疑的“价值中立”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对这一问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关键词:家乡人类学;教育人类学;民族志;主客位视角;情感

一、引言

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教育人类学还处在一个迅速发展的“初步学术化”阶段。为促进教育人类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以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为教学科研重镇,以人类学家滕星为代表的学者已作出了许多贡献——成立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创办了教育人类学的刊物、培养了一批教育人类学的优秀专业人才等,这些措施都有力地促进了教育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1]当然,促进学科发展的方法并不仅局限于以上种种,其中学术评论,尤其是高质量的书评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书评能够在学术同行之间形成互评互鉴的氛围,有助于学者观点的交流和学科文化的传承。

“书评是运用语言文字对出版物进行的分析评价,是阅读者对所读书籍发表的看法和评论。书评在某种程度上是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是思想交流和碰撞的平台。书评可以促进图书信息的传递,并且具有推荐的作用。”[2]74面对卷帙浩繁的书海,书评可以为人们选择一本对自己有用的书籍提供信息。学术书评简单来说就是针对学术书籍进行的书面分析评价。学术书评是学者观点之间的碰撞和交流,通过学术书评,不同学者关于同一学术问题的不同分析路径和立场观点得以表达。“书评及时地对图书中的新观点、采用的新方法、学科上的新突破进行介绍和评论,可以引起同行注意,展开争鸣讨论,活跃学术空气;可以给学者以鼓励和鞭策,促使其发扬长处,修正错误,完善观点,提高学术水平。”[2]75因此,学术书评对于学科的发展至关重要,对学习者来说也同样重要,有助于提高学习者的学术写作水平。

本文关注的是教育人类学家巴战龙的一部学术专著——《学校教育·地方知识·现代性:一项家乡人类学研究》(以下简称“《一项家乡人类学研究》”)。这本书是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人类学视野中的学校教育与地方知识:中国西北一个乡村社区的现代性百年历程(1907~2007)》的基础上改写的。这篇博士学位论文在中国知网发表后受到了教育人类学界的关注和好评。著名的美国教育人类学家安德森·列维特(Kathryn M.Anderson-Levitt)负责编辑的著作《教育人类学:全球学习与学校教育民族志研究指南》(Anthropologies of Education:Global Guide to Ethno-graphic Studies of Learning and Schooling)是一本关于教育人类学的论文集,汇集了全球不同国家的学者对教育人类学和教育民族志的看法和观点,从比较的全球视角梳理了教育人类学的发展历史。其中第11章节关于中国教育人类学的部分收录的是中国教育人类学家欧阳护华的文章《雨后春笋:中国大陆的教育人类学和民族志》(BAMBOO SHOOTS AFTER RAIN: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and Ethnography in Mainland China.)。在这篇文章中,欧阳护华对《一项家乡人类学研究》给出了这样的评价:“由滕星教授指导的巴战龙的博士学术论文,是一部教育民族志的杰作。经过五个多月的田野调查以及对口述史和其他文献资料的收集,巴拥有了丰富的民族志证据。在对当地教育进行了特定的参考之后,巴对一个叫做明花的多民族社区从1907~2007年的历史分四个阶段进行了叙述。在明花,裕固语、藏语和汉语共存,格鲁派藏传佛教、萨满教和祖先崇拜也同时存在。他认为,教育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尊重并充分利用地方文化。”[3]

这段被收录的高度评价既显示出教育研究学界对作者博士论文的重视和赞扬,也从侧面反映了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一项家乡人类学研究》在教育人类学界将要产生的影响。

二、相关书评回顾

《一项家乡人类学研究》是作者对其家乡明花学校教育和地方知识关系变迁与发展的研究。以教育人类学中“社区—学校关系”这一经典的主题为中心,以学校教育、地方知识和现代性三个关键词为线索,以一种历史叙事的方法描述并分析了明花作为人口较少民族社区从1907~2007百年来的教育发展历程,并论述了现代性如何嵌入明花教育并对其产生影响的。

四小姐站在石西岳侧面,先是漠然,既而似笑非笑说:“既然你又多了一名嫌疑犯,我就不带走他了。石处长,好好断一断眼前这桩风流案吧。”

从内容方面,姚霖[4]主要围绕书中的核心概念“地方知识”和“普世知识”,详细地讨论了“地方知识”的特征和“普世知识”“普及”的可能,肯定了作者书中关于学校教育传承地方知识失位的原因分析——“为国家服务是学校教育的本质”[5]286-287。同时,姚霖对《一项家乡人类学研究》中关于“我们现代性”的展望给予了肯定,同意作者书中提出的要走社区“自主发展”道路的观点,认同要赋予地方知识在学校中的合法地位并发挥学校教育积极功能的想法。海路[6]则就书中的内容从四个方面给予了这本作品很高的评价,认为作者结合了历时和共时研究视角,从整体上对研究对象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把握;选择了“社区—学校关系”这一经典的主题,沿袭了教育人类学学科中的经典主题;同时还肯定了作者选择自己的家乡这一典型的优秀个案作为田野点的做法;并且对作者在拥有主客位双重身份下,却依旧能够“转熟为生”,“进得去”也“出得来”的田野技艺进行了赞赏。这四个方面的评述是对《一项家乡人类学研究》从内容到方法全面而细致的描述。陈学金[7]则就书中的关键性问题“现代性”讨论了“现代化为何”的问题,陈学金认为“现代性”是当前少数民族学校教育发展的一个背景,在此基础上,他一方面同意作者关于解决少数民族教育问题既要从教育内部,也要考虑社区这一外部因素的解决方式,但另一方面对《一项家乡人类学研究》中作者提出的“文化自觉”提出了质疑,即“乡民的‘文化自觉’通过什么来培养”的问题。同时他还批评了作者书中对“现代性”的论述不够充分。

作为家乡人类学的代表作,作者对家乡的情感也同样受到关注。从《一项家乡人类学研究》的情感方面,徐茂林和铁穆尔给出了不同的评价。他们都倾向于看重书中的情感方面,不同的是,徐茂林[8]以书中明花社区的地方知识随着社会变迁和现代化到来而式微的这一过程为主线,以人类学中“自我”和“他者”的关系视角表达了其观点:“研究并不是自说自话,而要体现学术情怀。”回归《一项家乡人类学研究》,徐茂林是在肯定作者在研究过程中的学术情怀和家乡情结。铁穆尔[9]以散文的形式,借作者之书表达自己同作为裕固人对家乡的热爱。同时文中以夹带诗歌的形式赞赏了作者长期对家乡的关注和研究,并对作者的才华和学术能力表达了欣赏之情。

关于此书,不同的学者围绕不同的方面有过不同的看法和评价。

“在研究中,我们会并能总是对我们研究的场所、人物和经历产生情感。我们在田野中能确确实实地感受到愉悦、疼痛、痛心、激动、生气、爱恋、迷惑、满足、失败、幸福和悲伤。我们不应该拒绝情感,也不能受情感的支配。而是应当承认它、思考它,把它看作精心安排的研究工作的基本特色。如果研究工作与环境和人不发生感情上的联系,那就意味着该研究缺乏精心安排和协调一致。”[17]因此人类学在面对情感时,应该是正向的,不回避情感在研究中的作用,也不能被情感奴役。作为一门研究“人”的艺术,人类学在研究时不可避免地要与“人”打交道,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充满情感的互动足以表明人类学研究的真实。而同时其标志性的实地研究方法——田野工作也是人类学家用以表达情感的重要方式。真正的实地调查方法是充满挑战和乐趣的,田野调查过程中的酸甜苦辣何尝不是一种情感的宣泄和表达。

三、主客位方法视角下的家乡人类学研究

家乡人类学在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过程和知识体系中并不是新生事物,中国人类学在20世纪发端之时,就有像人类学家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和林耀华的《金翼》这样优秀的家乡人类学作品。虽然距今已有一定时日,但仍旧被人类学和社会学奉为经典之作,被学术后来者不断学习和阅读,作者就深受这两部作品的影响。

林耀华先生说:“真挚的为学态度的关键即在‘趣味’二字之上。”[18]研究者在选择研究内容时能够依从自己的兴趣在笔者看来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也是明智之举。有了真正的学术趣味或志趣,研究者的学术态度才能称得上是真实和真挚的。

二是生源保障。区县政府要按照普职比大体相当的要求科学规划职业教育和基础教育规模,适当限制本区县普通高中学校规模,特别是部分初中学校的“戴帽高中”,从而扩大中职学校招生空间。树立正确舆论导向,广泛宣传政策,在中小学中适当增加职业教育内容和综合实践课程,深化学生及家长对职业教育的认识,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

《指南》中提出,幼儿早期数学认知能力的发展包含了对集合、量、数、时间/空间、形状的认知的发展。《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也明确要求:“引导幼儿对周围环境中的数、量、形、时间和空间等现象产生兴趣,建构初步的数概念,并学习用简单的数学方法解决生活和游戏中某些简单的问题。”结合幼儿的学习特征与心理发展特点,幼儿数学教学活动可从集合、量、时间/空间、数、形状五方面着手,在教学设计、教学活动、教学实施过程中渗入生活化理念,让幼儿在亲自操作与探索中感受数学的魅力,从而激发幼儿学习数学的好奇心、求知欲,不断提高幼儿学习数学的兴趣,最终能用简单的数学方法解决生活中的简单问题。

(一)主客位视角下的家乡人类学

“主位”和“客位”视角是人类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论视角。最早是由持文化唯物主义的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提出并运用的。“‘主位’观点揭示的是一种参与者的观点;‘客位’的观点则是从观察者的角度出发的”。[10]这两个概念运用到田野调查中可以理解为:“主位研究是指研究者能从当地人的视角去理解文化,要像本地人那样去思考和行动,即从内部看文化;客位研究是研究者以文化外来观察者的角度来理解文化,以科学家的标准对其行为的原因和结果进行解释,即从外部看文化。”[11]主客位视角既要求研究者在进行田野时能站在当地人的角度去思考和理解问题,同时也要求研究者保持作为“他者”在看待事情时的客观性。

人类学是一门从西方舶来的学问,长期以来,中国的人类学研究主要以研究“西方”为主,将“西方”奉为人类学研究的“异文化”圣地,认为只有到海外作出的人类学研究才是合理客观的人类学研究,甚至在中国人类学学科大发展的当下,在“民族志”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独具中国特色的名称叫法——“海外民族志”,以区别我们在谈论的本土人类学。[12]但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以及对“西方”和“非西方”的讨论,像费孝通和林耀华这样的以“非西方”研究者的身份对“非西方世界”的“本土”研究相继出现,[13]对本土研究的质疑也随之出现。属于本土人类学研究的家乡人类学是指“人类学者在从事田野工作的时候,选择的调查地点不是一个陌生的异文化所在,而是自己熟悉的家乡或与自己生活有渊源的地区。”[14]因此家乡人类学遭受到更多关于客观性问题的质疑,这种种质疑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人们通常会脱离具体的情景谈论“客观性”的问题,认为家乡人类学的研究者在主客位的问题偏向主位视角,而忽略了客位视角在研究中要求的客观性。

1.研究兴趣

同样从“家乡人类学”起步的王铭铭说:“在家乡作研究,与在异乡作研究,不能截然两分。这是因为,若不深入研究,那么,家乡与异乡一样,对我们而言,都是模糊的。”[15]我们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熟悉的事情都是了解的,那样人类学中“转熟为生”的技巧都不值得认同了。即便是研究者将自己的家乡作为研究对象,也不能认为他是最了解家乡的那个人,况且作者不在家乡生活已达十年。

肠道菌群参与人体营养物质的转化与吸收,并与多个组织、器官存在密切的相互作用,如果肠道菌群的组成成分发生变化,不仅会产生多种胃肠道疾病,还可诱发肥胖、糖尿病、多发性硬化症(MS)等慢性疾病[10]。这些疾病可能直接作用于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可通过影响人类生殖器官结构、生殖细胞发育和成熟、激素水平改变及对子代健康等方面,进而在生殖健康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情感因素对家乡人类学研究的影响

情感是社会科学研究离不开的话题,也是影响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尤其是人类学、社会学这样的学科,由于其研究对象是人及其活动,研究方法讲究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等,研究中不可避免地要关涉到人的情感。如马克思对于社会制度的研究始于对社会中资本的愤怒;涂尔干对社会的研究始于对社会整合产生的焦虑,尤其是关于教育社会学的思考,“涂尔干教育社会学内涵一种十分熟悉但常被忽视的古典主义忧伤,这种忧伤正是其教育社会学的情感底色与内在动力。”[16]不管是马克思还是涂尔干,他们的情感或成为他们研究的起因,或成为他们研究得以持续的动力,为其研究更增添一份“人文”的气息,这便是真实的社会科学研究,正视情感的作用并利用情感因素完善自己的研究对真实的研究至关重要。

总体上,学者们从内容和情感两方面对于作者的书籍给予了较为全面且积极的评价。或赞同书中作者对于地方知识失位的原因分析,或肯定书中面对现代性到来提出的发展措施,或对现代性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或从情感方面对作者表达出的家乡情怀给予肯定,欣赏作者长期对家乡教育的关注和对地方知识的守望,也表达自己作为同族人或学术同行对作者家乡情怀的同理心。但同时,《一项家乡人类学研究》作为家乡人类学的代表作,其家乡人类学研究的特点并没有被上述学者充分挖掘。上述评价囿于内容和情感的角度,没有触及家乡人类学研究背后的方法论特点,家乡人类学一方面具有其研究者拥有主客位双重身份的特点,另一方面,家乡人类学逃避不开研究者对家乡的情感涉入问题。因此,本文拟从主客位的方法视角出发,探究家乡人类学的特点以及在家乡人类学研究中,研究者拥有的情感是如何对研究者产生影响的。

《一项家乡人类学研究》作为一部重要的家乡人类学著作,是作者对其家乡教育的一项实地研究,情感当然也是其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促进作者研究的重要动力。在《一项家乡人类学研究》开始,作者就表明了自己的情感指向,指出了促使他开始这项研究的情感动力。作者提到,自己对于研究地点的选择更多地是出于研究趣味和学术志业的考虑。一方面,作者坦言,他作为出生在家乡的明花人,接受过这个社区传统文化的濡化和现代初等教育,对自己的家乡怀有深厚的感情。另一方面,作者认为作为人类学的晚辈,他受到过许多著名人类学家的启发,[5]2-3如费孝通、林耀华等人。正是这些情感因素赋予了他动力,使他开始了自己的研究并且坚持对这一研究的长期跟踪,最终才能够为我们呈现出《一项家乡人类学研究》这样优秀的作品。

首先按上述确定的景区节点建立39×39旅游节点流向流量矩阵,按游客进入景区顺序对410条有用信息逐条进行流向标记,得到节点关系数据,然后根据此关系矩阵多次测试确定断点值为1,对其进行二值化处理,即为当两个旅游节点之间的链路大于等于1时,则将相应的矩阵单元赋值为1,当两个旅游节点之间的链路小于1时,则将相应的矩阵单元赋值为0,得到标准二分矩阵[11]。

马克思主义认为,对于任何现象和问题的讨论,都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特殊性”的原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换言之,我们对于主客位视角的讨论要依据不同的研究情景讨论。“主位”视角和“客位”视角并非是脱离情境二元对立的概念。在研究中,研究者不可能只偏向或者只站在一个视角对研究现象进行观察和分析。在田野中,由于研究的需要,“主位”和“客位”视角在研究者的研究中是统合起来的,在不同的情境下,主客位是相对存在的。正如作者在书中写道:“考虑到我本人的裕固人和明花人的身份,对自己的民族和家乡都有着强烈的认同,但是我15岁初中毕业后的绝大部分时间在兰州、乌鲁木齐和北京学习、工作和生活,所以本研究的‘主位’和‘客位’的划分是相对的……”[5]20不可否认,作者是从小生长在家乡的一员,接受过明花这个社区带给他的最初的文化观念。但另一方面,正如作者所言,他15岁就离开了他的家乡在不同的城市生活,在北京长达十多年的学习生涯更在作者的人生中占据了相当的比重,当作者再次回到家乡进行研究时,对于家乡而言,他已然是一个“他者”,而对于作者来说,离开了十几年的家乡也可以视为“异文化”,因为十多年的时间足以让一个社区乃至一个城市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近年来,家乡人类学的研究作品受到了来自学界的质疑和批判。这些质疑和批判归根结底主要来自对一个问题的怀疑,即家乡人类学中拥有主客位双重身份的研究者是否能够遵循“客观中立,价值无涉”的原则,家乡人类学的研究者是否能够保证在研究时的客观态度,作者的情感是否影响了作者的研究。面对这些对家乡人类学“客观性”的质疑,笔者将从主客位视角和情感在研究中的作用两方面论述。

作者巴战龙认为,人都是有情感和认同的动物。[13]81尽管有“后现代”的喧嚣,但中国于作者眼中始终是一个讲究“根”的国家。作为从明花出生并长大的孩子,不管自己走得多远,即使自己身处异乡,家乡总是那一份牵扯自己的“根”。对于作者而言,他在童年时期接受的社区传统文化的濡化和现代初等学校教育就是那个一直牵扯的“根”,这种最初的濡化正是他所讲的认同,这种认同和情感让作者对家乡怀有深厚的感情,让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明花人”。同时作者也认为自己的观察、思考和言说,应该从离自己最近的经验和事实开始。因此,作者将这种对家乡热爱的情感经过学术的训练转化成了对家乡研究的兴趣。这种兴趣促使作者从其本科就开始了对家乡的研究,作者的本科学位论文《裕固族“弃老一敬老”型民间传说的内涵与教育功能初探》是其研究兴趣的初现,是对家乡教育的初探。作者硕士期间,经过几年的专业学习,研究兴趣逐渐走向稳定,其学位论文《社区发展与裕固族学校教育的文化选择——人口较少民族乡村学校教育的民族志研究》是他以“学校与社区关系”为主旨的第一项规范的裕固族教育民族志研究,也同样是他对家乡教育进行的第一次规范的经验研究,为其以后家乡人类学的研究方向打下了基础。因此,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在其硕士论文研究的经验之上,继续他对家乡研究的兴趣,写出了《人类学视野中的学校教育与地方知识:中国西北一个乡村社区的现代性百年历程(1907~2007)》,这是作者对家乡教育的进一步探索,不仅梳理了家乡教育的历史,同时对家乡教育的发展也作出了展望,而《一项家乡人类学研究》正是在此论文上修改而成。

作者从进行专业的学习开始,就抱着对家乡的一份热爱开始了他的研究,这份热爱促使作者将自己的家乡作为田野点并进行了近10年的跟踪研究。在人类学的研究当中,家乡人类学的研究并不少见,对于同一地点的长期研究也不少见,但同一位研究者对自己家乡进行长达近10年的关注和研究是非常少见并且是十分可贵的。作者对家乡热爱的这份情感为其家乡研究提供了动力,也为作者近10年的研究路程提供了精神支持。直到现在,作者仍旧时刻关心着家乡的教育状况,致力于为家乡教育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2.学术志业

以主客位视角来看待的话,作者对于家乡的研究在“西方”与“非西方”的情境下当然不算作是从“他者”的客位视角进行的研究。但在“非西方”的家乡人类学情境下,从作者研究的实际情况出发,作者作为一个远离家乡15年后重新对家乡进行全面规范研究的研究者,可以说是一个站在“客位”视角进行研究的“他者”。正如“他者”是相对存在、依据具体情境而言的,对于主客位视角的讨论也要依据不同的情景而言。

目前我国资产评估的主要目的还是服务于矿业权交易和政府备案,在矿业市场融资方面起到的作用很少。合理准确的资产评估对矿业市场融资是一个有力保证,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和科学的引导,推动矿产资源资产评估在市场融资中的作用,提高评估结果的权威性和可信度,使矿产资源资产评估与市场充分结合,改善矿业投资环境。

一项完整的人类学研究缺少不了翔实的田野资料,同样也离不开充分的理论支持。充分的理论阐释能够表达作者的学术观点,同时也为田野资料提供支持,是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在《一项家乡人类学研究》中,作者将功能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范式,不管是书本的结构框架,还是书本的内容阐释,其功能主义思想都有明显的体现,为作者探索家乡明花的教育现象提供了理论支持。而作者之所以选择功能主义理论,与其学术志业是紧密相关的,主要表现在其师承脉络上,这是《一项家乡人类学研究》中情感因素的另一种体现。

广义上说,作者的师承链条是“吴文藻—林耀华(和费孝通等)—滕星(和庄孔韶等)—巴战龙”,吴文藻、林耀华、费孝通和滕星四人都是坚持功能主义理论的学者,因此作者在选择理论范式的时候,其中必然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当然也与师承流派的这份情感分不开。吴文藻先生当年一篇名叫《论文化表格》的文章被认定为是“功能主义的檄文”,[19]因此吴文藻先生也就成为了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同时也开创了社会人类学的燕京学派。由此,他的弟子们在结合自身研究特点的基础上吸收了吴文藻先生的功能主义思想,即费孝通、林耀华和滕星在自己的研究中不同程度地运用了功能主义范式,成为了功能主义理论的“继承者”,而其中费孝通和林耀华两位学者的家乡人类学著作《江村经济》和《金翼》对作者进行家乡人类学研究也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让作者相信做家乡人类学研究也可以磨炼人类学的技艺。[13]80在《一项家乡人类学研究》中的最后一部分,作者还借用了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思想,可见学术前辈对作者的深刻影响。

[9][40][43][45][47][53][54][55][56] 刘修岩、李松林、秦蒙:《城市空间结构与地区经济效率——兼论中国城镇化发展道路的模式选择》,《管理世界》2017年第1期,第51-64页。

综上,由作者热爱家乡转化而来的研究兴趣和由师承脉络带来的学术志业这两种情感共同为作者的研究提供了精神支持和不竭的动力。

四、结语

教育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研究中一个还在快速成长和发展的领域,需要容纳不同学者的声音,无论批评或赞扬,都能让学科认清自身的状况。作品的产出量是衡量一个学科发展的重要标准,而书评是保证其作品质量的另一种措施,只有形成健康的学术气氛,才能促进学科内部或学科之间的交流和争论,才能出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现象。一部好的作品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最重要的就是有持续不断的关注。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和拉德克里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二者同在1922年出版自己作为人类学家的第一部民族志,但是马氏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由于受到许多人的质疑,远比布朗的《安达曼岛人》更受关注。尽管是批评的声音,但不能否认这种质疑给马氏的作品带来了更多的关注,也正是这部作品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人们才能够认识到初期人类学的模样。因此,教育人类学这一学科的发展也离不开学术界对作品的关注和评论。

《一项家乡人类学研究》这本书自2010年第一次出版以来才只有8年的时间,还没有得到较多的关注。但是笔者相信,好的作品会经得住时间的检验。《一项家乡人类学研究》作为教育人类学界一部经典的民族志和一部家乡人类学的代表作,对家乡明花教育现象的洞察和分析为以后研究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的教育现象提供参考,也为家乡人类学研究提供动力。随着人类学在中国的普及和教育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这部教育民族志一定会历经时间的磨砺而熠熠生辉。

对于参与巡游活动的每位车主来说,沃尔沃绝对是他们心中最亲的汽车品牌。他们和沃尔沃的故事有情结跌宕的浪漫邂逅,有日复一日的情感升温,也有朴实无华的相濡以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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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town Anthropolog y from the Pective of“Emic”and “Etic”——On School Education,Local Knowledge,Modernity:A Study on Hometown Anthropology

Liu Shuang
(School of Sociology,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

Abstract:Hometown anthropology is a special field in Chinese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for a long time,and there have been different opinions on it.Taking Ba Zhanlong’s homeland anthropology book School Education,Local Knowledge,Modernity:A Study on Hometown Anthropology as an example,from the perspective of“emic”and“etic”and the influence of emotion on the research,the question of“value neutrality’which is often questioned in Hometown Anthropology is analyzed,and the opinion that this problem should be analyzed based on the different situations.

Keyw ords:Hometown anthropology;Anthropology of education;Ethnography;Emotion;“Emic”and“etic”perspective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520(2019)01-0035-07

DOI:10.13874/j.cnki.62-1171/g4.2019.01.004

收稿日期:2018-09-08

作者简介:刘爽(1994—),女,河南驻马店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教育人类学。

[责任编辑:戴锦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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