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伟:朱德之“德”论文

孙伟:朱德之“德”论文

2018年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参加审议时指出:领导干部要讲政德;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就是这么一位讲政德的光辉典范。他的一生可谓海纳百川、厚德载物,其崇高的人格风范最后浓缩为一个“德”字。

基于问题的学习的定义,本研究引用的是国外学者Mayo,Donnelly, Nash & Schwartz的观点:“Problem-based learning is a pedagogical strategy for posing significant,contextualized, real world situations, and providing resources, guidance, and instruction to learners as they develop content knowledge and problem-solving skills.”

明大德

朱德早年当过滇军的少将旅长,后来为了理想义无反顾地抛弃高官厚禄投身革命。南昌起义失败后,许多经不起考验的官兵相继离队,朱德则留了下来,与陈毅一起领导了“赣南三整”,保存了这支革命的火种。他在天心圩整顿时说:“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朱德这种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产生了强大的感染力,使大家深受鼓舞,他也逐渐成为这支部队的公认领袖。

(2)技术人员知识老化我国一些基层的兽医工作者,很多没有经过专业学校系统培训。而从畜牧专业学校毕业的人员,多数在县级和较大的乡镇工作,由于缺乏进修和技术更新,知识严重老化。目前,乡镇防疫技术力量薄弱,很难承担繁重的疫病防治工作任务,堵、防、检、控等综合措施的落实,缺乏应有的人员和技术支撑。

长征途中,由于张国焘分裂中央的行径,朱德自身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他与张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顾全大局,始终维护红军的团结。

在寄存处,用电视机纸箱包装的情况比较普遍,包括无人认领的行李共有13件,对无主行李进行检查,只在一个黑色旅行包中发现一把枪,不过只是较逼真的玩具枪而已。另外寄存的数百件行李都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分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卢成功也赶到现场,他是派出所所长出身,为人圆滑世故,办事经验老到,扛一级警督肩章,比秦明月的三级警督可高了两级。卢成功圆胖胖的身材,几乎要把警服撑破,其面白无须,表情再怎么严肃看起来都是笑嘻嘻的。

组间的自变量是让被试在所提供的实验材料(社交媒体)中进行情境回忆,分为同步沟通和异步沟通两组。两个实验组的被试分别被要求回忆并写下最近一次在网络社区浏览帖子或新闻时留言评论后,很快就收到回复(同步)或是过了很久才收到回复(异步)的经历,同时进行启动检验。随后进行量表填写,测量与研究一相同。

经过朱德的耐心劝导,不仅一方面军同志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而且四方面军的一些同志也被朱德平易近人的作风和以理服人的态度所打动。基于朱德在党内和军内的声望,张国焘拿他没办法,最后也不得不跟着一起北上。

朱德明确表示:你这种做法我不赞成,我们不能反对中央,要接受中央领导。并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天下红军是一家。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朱德爱兵如子,时常与战士们打成一片,在部队里具有极强的亲和力。据杨得志回忆:“朱德军长平时对人很好,有说有笑,从来没见他发过脾气,骂过人,什么也难不着他,我们都把他当父亲看待。”可见,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这些年轻战士都把宽厚的朱德视为自己的慈父。长征途中,他身为红军总司令,更是经常把马让给伤病员骑,把仅有的口粮让给伤病员吃。

朱德在担任红四军军长时,已年过四十,他既是一位在战场上叱咤风云、指挥着千军万马的统帅,在生活中又是一个普通的士兵,他在井冈山与战士们一起挑粮的故事至今传为佳话。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攻击党中央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公然宣布另立以他为首的“临时中央”。张国焘多次要朱德表明态度,反对中央北上,并隔绝和毛泽东的一切联系。

守公德

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后,朱德及时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汇报了他同张国焘斗争的经过。毛泽东听后非常感动,并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他“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这是对朱德一生思想品德所作的精准概括。

朱德一向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为人和蔼、慈祥,没有一点官架子。陈毅在1929 年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群众及敌兵俘虏初次看见鼎鼎大名的四军军长那样芒鞋草履,十分褴褛,莫不诧异。若不介绍,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个伙夫头,同时到现在‘伙夫头’三个字恰成了四军军长的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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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朱德曾多次尖锐批评一些领导干部,因为他们居功自傲。他本人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是众所周知的,可他总是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将一切功劳都归于党、归于毛泽东、归于战友、归于广大人民群众,把自己看作人民的公仆、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

朱德自始至终都把人民安危冷暖放在心头,生活上克勤克俭、清正廉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他强调:“我们一切力量都出于群众身上,一切办法也都由群众创造出来。”所以,毛泽东评价朱德是“人民的光荣”。

严私德

1937 年9 月27 日,朱德在给亲人的家书中说:“我为了革命保持革命良规,从来也没有要过一文钱,任何闲散人来,公家及我均难招待。革命办法非此不可。”当得知老家的生母和养母都已80 多岁,生活非常艰难,他只好给同学戴与龄写信求援:“我数十年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二百元中币”,请求速寄家中,并申明:“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你作捐助吧!”

1949 年底,朱德的家乡四川省仪陇县有几十位乡亲一起来到重庆,准备去北京看望他,也就是想投奔他。朱德得知这一情况,立刻告诉重庆的领导:要做好工作,动员他们尽快回去劳动生产,一个也不要来。后来,贺龙替朱德接待了这批乡亲,又把他们送回了老家。

当然,朱德也不是这么不近人情。为了报答家人支持他读书和革命的恩情,他决定让家族每户送一个小孩来北京求学。后来共有十几个孩子来京住在他的家中,朱德用自己的工资供他们读书,抚养他们长大成人。

1951 年,朱德65 岁寿辰,仪陇又派人到北京看望他,这次见着了。看望之余,他们还代表家乡父老乡亲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把县城迁到朱德的出生地马鞍场,二是把仪陇县改名为朱德县。朱德听了赶紧说:“我不算英雄,只是一个战场上没有被打死的普通士兵,那些为革命牺牲了的烈士才称得上英雄。”在他的坚持下,仪陇县城没有搬,县名也没有改。

1960年3月,朱德终于回到了老家,但他得知当地政府要为他建一个“朱德同志旧居陈列馆”后,他不同意。在他的一再要求下,陈列馆后来改成了一所学校。

朱德的女儿朱敏命运多舛,特别是二战期间被德国法西斯俘虏,在集中营遭受非人迫害,却奇迹般活了下来。朱德对她虽心存愧疚,却公私分明。从参加工作之后,朱敏便离开了父亲居住的中南海,住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宿舍楼,一住就是40 年。朱德的家教很严,要求他的后代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不是接“官”。他们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各自在普通的岗位做着平凡的工作。

(摘自七一客户端/《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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