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灵魂之语——解读乔治·艾略特的《亚当·贝德》（论文文献综述）
蔡青辰[1]（2021）在《应然的人生：西方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乌托邦是西方文学、美学、哲学的重要母题,其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乌托邦”的真正提出者是16世纪英国着名学者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不仅仅是一种对终极完美社会的设想,更是对完美人性及人生幸福的理想追求,对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对理解东西方文学文化的发展、反思乌托邦冲动本身所具有的集权虚无思想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本课题从乌托邦理论的基本问题出发,以经典的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着作为对象,结合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展开深度系统研究。主要研究和分析的代表性作品包括前乌托邦时期的着作,文艺复兴背景下现代乌托邦肇始初期的着作,工业革命背景下深受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实践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作品,20世纪以来反思乌托邦主义弊端的作品,具有鲜明后现代思想的乌托邦作品。本课题共分为五章。绪论主要讨论:本研究的意义和目的,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研究的内容及创新之处,研究思路和方法。通过分析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及其理论着作,如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卢梭的《爱弥儿》、詹姆逊的《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及其他科幻小说》等,阐明乌托邦文学的范畴及其内涵,厘清乌托邦文学及研究发展的历程,指出乌托邦文学及理论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境,提出自己的研究思路与框架。第一章为乌托邦文学建构与经典化进程,主要讨论:乌托邦文学对象的流变,从古希腊作品关注完美的国家转向近代作品关注完美的人;分析乌托邦思想的萌芽,在《乌托邦》《基督城》《太阳城》《新大西岛》等近代乌托邦文学作品中展开比较研究,说明乌托邦文学经典化的进程,并阐述乌托邦文学美学体系政治维度的建构。第二章为乌托邦文学传统的意象建构及其文学意义的生成,主要讨论:生态乌托邦、技术乌托邦、审美乌托邦等新文学主题,阐释工业革命时期乌托邦文学的审美意象与意义;展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比较分析;揭示特定历史时期乌托邦小说对劳动异化、工业化、商业化、自然主义等问题的独到见解与态度。第三章为反乌托邦文学批评的主题及其文化意义,主要讨论:作为现代主义乌托邦文学体裁之一的反乌托邦文学,回顾其关注的新文学主题;阐释极权主义、工具理性、女性主义、空间问题等新文学批评主题与乌托邦文学的渊源;阐述反乌托邦文学的历史语境、意象隐喻、叙事空间、文化逻辑等理论问题。第四章为共同体理论视域下后现代乌托邦文学的瓦解与重建,主要讨论:传统乌托邦模式在后现代社会状态中的转迁;分析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原因;概述新美学共同体的形成,及科幻小说“逆托邦”模型的建构;分析新型与传统乌托邦文学的共同体差异,总结新乌托邦模型的特色。第五章为余论:关于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的再思考,主要讨论:反乌托邦文学与乌托邦文学的关联性,阐明反乌托邦对乌托邦思想的承继及其乌托邦冲动;探究乌托邦共同体在后现代理论中遭遇的危机,指出新时代中乌托邦文学的出路等。
魏鹤鸣[2]（2020）在《安立甘宗与英国政体变迁（16世纪初叶至17世纪末叶）》文中认为立宪君主制为英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提供了可靠的保障,时至今日,这种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政体形式依然散发着持久的生命力。对优良政体的追求一直是政治学的重要研究目标,探究英国立宪政体成因与过程的文献可谓卷帙浩繁,对16和17世纪英国史的研究显示,英国先后经历了封建等级君主制、绝对君主制以及革命与王朝复辟后,才最终走上了稳定的立宪道路。既有文献对政体成因的研究视角包括经济因素、议会因素、法制因素以及清教运动的推动等,本文以英国的国教教派安立甘宗为切入点,考察安立甘宗所代表的官方政治神学与政体演变的关联性,为理解这一历史过程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历史的复杂性使任何依据单一因素建立起的简单的因果联系都显得独断,多角度的分析会增加求解真知的可能性,而且现代早期的英国宗教氛围仍然浓厚,权力的正当性离不开宗教话语提供支持。安立甘宗与英国政体的影响是相互的,为了充分展示思想和制度的互动,本文将安立甘宗置于英国政体变迁史中,以史论结合的方式展开论述。此二者变化和调整的阶段性特点为理解这段宗教-政治史提供了两个运思线索,也是本文的行文思路:一是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相互影响,相互限定发展的方向和边界;二是英国的政体变迁过程实际也是政教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国家和教会共同经历了从专制向宽容的演变,使英国在政治和宗教两个领域都走在了现代化世界的前列。政体现代化改革的前提,是主权国家的建立以及对“国家”这种新观念的认知,都铎王朝的宗教改革促成了这一历史阶段的跨越。中世纪的欧洲是一个基督教共同体,经历了 11世纪的“教皇革命”后,罗马教廷确立起宗教核心地位,普世教会消弭了国家的地域性观念,教俗二元主义则切割了完整的主权权力。事实上,天主教会的影响力不只局限在宗教领域,全面深入的基督教化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民众对世界的认识和观点是由基督教塑造的,政府理论和制度建构是基督教思想的政治表达,罗马教廷由于垄断了教义解释权,也就把握住了中世纪的政治走向。宗教改革前的都铎王朝也处于这种宏观局势中,但其政教关系还表现出一些特殊性,英国较早进入了中央集权化进程,王权不仅在封建等级君主制阶段就表现出强势的领导力,还对英国的教会发挥着较大的影响力。尽管王权在当时的政教关系中占有优势地位,国王亨利八世的婚姻问题却无法绕开掌握着精神权力的教会,王朝利益与教皇权力的碰撞虽属偶然,却成为在传统宗教框架下解不开的难题。强势的国王选择顺应当时宗教改革的趋势,重塑基督教权力关系,同步开启了英国的政治改革与宗教改革进程。安立甘宗的形成来自政治改革的现实需要,而其政治神学扞卫了君主的至上权力和教会国家的独立地位,为英国实现从中世纪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提供了思想支撑。为了摆脱教皇的控制,英国教会与罗马教廷决裂,由天主教会的一个地方分支转变为英国国教会,国王被尊奉为世俗国家和国教会的双重首脑,原属教皇的权力转归国王,建立起权力高度集中的“至尊王权”,成为国家主权的原始象征。这种对政教关系的革命性调整在传统的基督教观念中极具颠覆性,国教会神学家采用新教“归返原典”的思路,通过对《圣经》的重新解释来为新型权力关系背书,到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安立甘宗构建起系统性神学,其教派特色和教会国家理论就在这一时期形成。与固守传统的天主教和激进变革的清教相比,安立甘宗“取法中庸”,在接受新教神学内涵的基础上保留了大量天主教礼仪和制度等外观,这种“中间道路”模式成为安立甘教会的独特底色。与新教领袖大放异彩的欧陆相比,英国的宗教改革由统治阶层主导,自上而下进行,具有明显的政治功利性,由此形成的安立甘宗也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和保守性,追随政治形势调整自身教义,并始终拒绝将哲学思想与宗教狂热相结合。教会国家理论主张教会与国家的同构以及教俗领袖的合一,照应了“至尊王权”构建的新型政教关系,然而,这一教义在提供强大解释力的同时,也引发了新的矛盾与冲突,其神学内涵还需要在后来解决面临的问题中被不断完善。安立甘宗发展的君权神授理论促进了君主制向绝对主义方向转型,并使英国在早期斯图亚特王朝经历了政治矛盾与宗教矛盾的相互转化与重合。安立甘宗因其调和性与包容性而一直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攻击,一是天主教,另是清教,前者要求回归普世教会和承认教皇权威,后者要求按照加尔文主义继续深化改革。虽然天主教和清教存在更多分歧,但二者均支持基督教对教俗两个国度的划分,为维护教会独立,反对国王的一身二任以及教会国家的一体性。在欧洲复杂又严酷的宗教局势下,天主教徒和清教徒发展出积极反抗权学说,赋予信徒武力反抗异教暴君的权利或义务,这对英国的君主和国教会构成双重挑战,君主为了王位的安全稳定,安立甘宗为了保持国教地位,双方结为联盟。安立甘宗在这一时期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社会秩序的维系,但事实证明,当教会与国家的关系过于紧密时,专制时代就到来了。安立甘宗阐释了国王的神圣权利理论,证明王权的不可抗性以及民众服从义务的绝对性,国王则凭借世俗权力支持安立甘宗压迫异教徒,政治和宗教领域的双重专制使两个领域的矛盾相互转化并升级为内战。内战后出现了政教关系的对立局面,安立甘宗神学在此期间的新发展为后来的“光荣革命”提供了思想基础。清教徒在内战期间建立了短暂的共和政体,国教被废除,国王被推上断头台,这一方面证明了宗教思想与政治制度的直接关系,另一方面,社会的失序也使清教失去了民众基础,英国后来出现君主政体危机时,再也没有用清教与共和主义方式解决。安立甘宗与清教的矛盾曾聚焦于对国教地位的争夺,但从复辟王朝开始,安立甘宗面临的关键问题转变为如何处理宗教多元化,议会和国教会选择通过《克拉伦登法典》镇压清教势力,清教各派选择相互间的宽容,退出国教之争,并在国教会外建立独立教会。君主从内战经历得出的认识也是宗教宽容,避免宗教纷争引发政治危机,这就与国教会的利益产生了冲突。安立甘宗神学在复辟王朝有了两个方向的变化:一是反思清教革命的教训,强调服从对于信仰的意义;二是强调教会相对于世俗权力的独立性,保持与王权的距离。基督教二元主义造成的教会与国家之间持久的张力,在政教矛盾面前再次凸显出来。“光荣革命”是对安立甘宗神学的一次政治实践,国王和国教会最终在立宪君主制下建立起和谐共存的政教关系。复辟王朝首次出现异教君主问题,这对教会国家构成严峻挑战,在信仰和王朝忠诚的冲突面前,安立甘宗选择了前者。不同于天主教和清教对异教徒的积极反抗理论,安立甘宗信奉消极服从学说,反对暴力抗君,这就决定了“光荣革命”的革命形式以及国教会只能与议会合作扞卫革命果实。安立甘宗取得的最显着成果是,议会立法规定国王必须信仰新教,这种限定具有多重意义:首先,立宪政体的意义不仅在于限制国王权力,还体现在宪法对王位继承权的约束力;第二,由于国王的信仰受到议会法限制,其教俗双重领袖的身份得以长久维系;第三,安立甘宗接受了所有新教教派的合法性,宗教宽容观念融入革命后的政教关系中。然而,当时的宗教宽容是有限的,清教各派享有信仰自由,但没有完整的公民权,安立甘宗无法抗拒宗教多元化的现实,但守护了教会国家传统。安立甘宗是英国保守主义政治的先导,二者以宗教和世俗两种形式扞卫英国的政体改革成果。安立甘宗和英国政体的发展过程都没有出现强烈的时代断裂感,尊重传统和适时地接受改革使其维持着长久的权威性和生命力。当法国大革命的激进主义思潮波及整个欧洲,埃德蒙·柏克赞美“光荣革命”的政治智慧,坚持国家的政治传统和基督教道德,这些正是安立甘宗的政治神学思想,可以认为,英国保守主义是安立甘宗的世俗演绎。在此需要说明,本文所指的英国主要指英格兰,本文研究对象的时间断限为16世纪初叶至17世纪末叶,部分论述中的时间下限涉及18、19世纪。
郑帅[3]（2020）在《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当代西方思想界,伊格尔顿是继雷蒙德·威廉斯之后英国重要的文学理论家、文化批评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文学、美学等多个领域有着世界影响。新千年后他在文化批判领域不断开拓,其哲学思想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认为新千年后伊格尔顿的研究主题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意识形态批判转为文化批判,出现神学和“形而上学”转向,《理论之后》（2003）和《文化的理念》（2000）为开始变化的主要标志,文化批判和神学、“形而上学”转向是这一过程的不同侧面。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呈现于10余部着作中,本文进行了初步的总体性分析和评价。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产生的大背景是资本主义社会无信仰本质愈加凸显,资本主义国家不公正政治导致恐怖邪恶现象,而西方世界社会主义和左派运动长期处于低谷。其理论来源主要为经典马克思主义、亚里士多德幸福观、基督教神学、尼采哲学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伊格尔顿详细考察了文化的多重涵义,分析了五种文化形式的联系冲突和当代普遍文化与文化之争,阐述了文化与文明、自然、权力三组文化的基本关系。针对文化理论对政治的忽略和左派研究的缺失点,伊格尔顿提出“伦理—政治”宣言。以此为总纲,他在近20年里以近10部着作的辛勤探索,系统阐述了“异端四部曲”即恐怖、悲剧、邪恶、基督教四种重要的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现象,以及“异端四部曲”与资本主义制度严重缺陷的密切关系。伊格尔顿倡导以“身体唯物主义”和重塑人生的意义来培育社会主义新主体。他揭示出资本主义大众文化是一种虚假的共同文化,在艾略特和威廉斯关于共同文化思想的对比中阐明社会主义共同文化的构建路径,即在平等团结的原则下,大众合作共造社会主义共同文化。其培育社会主义新主体和共同文化思想构建起“社会主义新文化生存方式”。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的价值主要在于开辟了一种具有鲜明辩证性、政治性、实践性特征的文化批判形式,形成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成果,“社会主义新文化生存方式”成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创新路径。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对中国文化建设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理论限度主要体现在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场不够坚定,对信仰的范围和作用的认识存在偏差。本研究是对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进行的较为系统的哲学研究,有助于凸显新千年后伊格尔顿思想的主题和整体脉络,形成总体性把握,有助于改变伊格尔顿文化批判研究主题相对分散和哲学研究偏少的问题,丰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研究能够揭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凸显的文化矛盾,事实和价值的割裂,对破解邪恶、恐怖和虚无主义等现实热点难点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张津津[4]（2020）在《格雷厄姆·格林独特的荒诞性体验与小说创作》文中研究说明格雷厄姆·格林（1904-1991）是20世纪英国最重要、最受读者欢迎的文学家之一,创作了体裁众多、数量丰富的文学作品,尤其以长篇小说闻名于世。格林是诸多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在小说中以编年史家的姿态书写,留下了关于人类罪恶与苦难的深刻印记,启示了在荒诞的世界中获得救赎的可能,他富于严肃哲理性和通俗趣味性、带有生动想象力和深厚历史感的小说对英国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荒诞是20世纪西方文学总的特征之一,但以往的研究多聚焦于法、德存在主义理论及其衍生的文学作品,对于英国文学中的荒诞谈论不多。荒诞作为格林小说的重要主题在他的小说中反复重现,是解读格林小说的重要路径,通过对格林小说的研究也可以深化对荒诞的认知和理解。本论文即试图从“荒诞”这一角度透视格林及其作品,对格林的生平和作品的意义作出恰当的阐释。全文共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绪论介绍了研究的背景,国内外格林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并对其中的代表性成果进行分类综述,继而阐述研究的意义和应用的方法。研究意义在于既可以丰富国内格林研究的维度,又能加深对西方现代文学,特别是荒诞文学的认识。研究方法以文本细读法为主,以荒诞的哲学理论、文学理论以及发生学、阐释学等方法为辅。在第一章中,厘清了荒诞的概念,从历史文化背景和荒诞性生命体验两方面阐述格林小说荒诞意识的基础。首先,通过追溯起源和用法,梳理内涵流变,分析荒诞所包含的深刻意蕴,界定本文所要论述的是生存意义层面上的荒诞。其次,说明格林所处时代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两次世界大战,殖民帝国的瓦解,第三世界的混乱,让人类陷入前所未有的荒诞境遇,作家们如何对这个荒诞世界作出回应。再次,格林早年经历导致自我心灵分裂,造成成年后不忠的信仰和辩证的思想,在多维的身份间逃避,格林无法跳脱时代共性,成为书写荒诞的作家,这些经历深刻影响了他笔下的人物。第二章围绕格林小说创作的荒诞性主题阐述其形成原因和具体呈现。首先,分析主题的成因。一是植根于文学传统,通过改写和重述与经典形成互文关系。二是受到国际政局影响,紧密结合政治事件,用宗教视角反观人类行为。三是源于私人阅读兴趣,继承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遗产,双方参与了主题的塑造。其次,论述主题的呈现。一是潜意识层面,描绘人物的童年和梦境,以折射西方文明的致病情境,从中寻找荒诞的根源和解决之道。二是信仰层面,有罪的圣徒试图用信仰克服荒诞,使存在变得有意义,但又不可能得出确定的意义。三是文明层面,借助非西方的“他者”来审视西方的“自我”,发现“自我”是失落的,“他者”是凋敝的。第三章以荒诞为中心,从人物、环境、主题三个方面阐述格林小说的艺术特色。一是人物方面,格林小说的主要人物是处于悖谬状态的边缘人,表现为孤独无助的失父者,由于对某种信念的信仰,在极限境遇中会转变为主动承担责任的反英雄。二是环境方面,“格林之原”是一个堕落而绝望的空间,具体表现为艾略特式的“荒原城市”和康拉德式的“边缘世界”,身处其中的人孤独而矛盾。三是主题方面,格林式荒诞的主要形式表现为悖谬,寓于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小说中,呈现出矛盾对立统一的样态,同时思想上宗教与荒诞之间相互消解,形式上严肃与通俗之间完美平衡,也有助于这一主题的呈现。第四章从严肃与通俗、政治与审美、现实与梦境三个维度阐述格林小说创作中荒诞的独特性,并从文学史叙事的角度指出格林小说创作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格林的小说创作兼顾严肃主题和通俗结构,坚持政治书写,也不放弃对审美意蕴的追求,通过展现现实和梦境、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交汇融通,深层次挖掘人物心理,并预示了人物的悲剧命运。格林从荒诞文学的脉络中,积极汲取不同风格和流派的长处,既有参考和借鉴,也有突破和创新,这种融入了自己生命体验的文学创作,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和深度。因而决定了格林小说在具有文学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同时,也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体。格林的荒诞文学书写的特殊性在于,格林本人就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他的小说是他生平经历的映射,由多种复杂元素形成的有机融合。格林提出的超克荒诞的办法带有空想色彩,但是他的小说在文学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曹晋彰[5]（2019）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的文化产业研究已经完成了概念启蒙和边界探索,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然而,对基本问题的追索和基础理论的构建却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文化产业研究在学术合法性上仍然潜伏着深刻的危机。除了实践与操作层面的“怎么做”,文化产业研究还应更加关注历史与逻辑层面的“是什么”问题,以及价值与合法性层面的“为什么”问题。文化生产理论构成了文化产业研究的基础理论。首先,文化产业是人类文化生产的一个历史阶段和一种特殊形态,因此对于文化生产的探究更具普遍性和基础性;其次,二十世纪西方对于文化生产问题的诸多理论探索,为文化产业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学术资源。对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的系统研究,可以为中国文化产业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也可以为建立文化产业研究与其它人文社会学科之间的联系提供一个契入点,将有助于强化文化产业研究的学术合法性、推动文化产业学科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所谓“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是指,那些主要产生或流行于西欧和北美的有关文化生产问题的各种理论资源和话语形式。其外延在时间贯穿整个二十世纪、在空间上则涉及德法英美等多个理论传统,因此很难确定一条清晰的边界。即便如此仍然可以通过几个标志性事件把握其轮廓,第一是二三十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法兰克福学派的诞生,第二是五六十年代英国文化研究的兴起与“文化主义”的兴盛,第三是七八十年代以来后结构主义的兴起与“后现代”的到来。在内涵方面,“文化生产”既可以指“文化的生产”,也可以指“文化性的生产”。传统人文社会学科多将“文化”当作一个“实体”,因而所谓文化生产就指“文化的生产”;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的文化理论则将“文化”当成一个观念,因而文化生产主要指“文化性的生产”,包含所有产生“意义”的行为和过程。严格来说,“文化的生产”是“文化性的生产”的一个特例。另外,文化生产还代表了一种与传统人文主义文化观念相对立的文化观察方式,即“从生产视角来看文化”。“文化生产”或“以生产视角看文化”,通常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传统论题和重要标志。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问题的讨论多具有“碎片”性质,并没有形成一种“文化理论”,但是他们对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研究,却开启了对于文化之“生产性”问题的严肃经济学讨论。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将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成熟起来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贯彻到文化问题上,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却是二十世纪西方诸多文化生产理论的共同方法源头,如何将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文化问题仍然是一个极具张力的课题。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生产理论仍然处于探索之中。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任务便是对文化之自主性的反驳。有必要通过对文化的观念史反思,去揭示文化自主性神话的历史性,从而为文化祛魅,为构建文化生产理论扫清障碍。然而,文化的自主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艺术自律性”观念,艺术是现代文化概念的核心对象和重要原型,“艺术”的历史实际上构成了文化的“史前史”。主流艺术史和艺术理论仍将艺术当成一个自然之物,对艺术概念不加反思、不加批判地使用,已经成为理解艺术的最大障碍。因此,有必要先对艺术展开一番观念史反思,从而把握艺术自律性的历史形成原理及其影响。现代“艺术”概念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取得了独立,其次在启蒙运动背景下诞生了古典美学,最后随着浪漫主义运动和唯美主义运动艺术逐渐走向神话,从而奠定了我们当前的艺术观念。当然,艺术的神话在二十世纪也不断遭到攻击和破坏,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艺术实践上的先锋派和艺术理论上的分析美学。文化的观念史远比艺术更为复杂。现代文化概念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抽象的观念复合体,具有很强的批判性和自反性。现代文化概念从十九世纪中后期至二十世纪前期逐渐形成,并发展为人文社会学科领域里的一个重要理论工具。现代文化概念是在特定的时间一空间框架之中形成的,尤其与现代性和民族主义密切相关。文化还是为了应对宗教衰落而发起的各种现代神话制造运动的产物,文化是一种现代神话,体现了人类深处对于神话的需求和依赖。以卡西尔为代表的对于人类神话的哲学反思,为理解文化提供了一个极佳视角;阿多尔诺的“启蒙辩证法”、罗兰·巴特的“神话修辞术”以及麦克卢汉的“媒介环境学”等,则将这种神话思维转化为了一种文化观察方法,为破解文化神话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工具。文化概念本身即是对个人生存和社会发展之理论反思的结果。文化观念的历史,也是一部“关于文化的理论”以及“文化理论”的历史。总体来看,二十世纪的文化理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分别为萌芽期（1900-1950）、发展期（1950-1980）和拓展期（1980-2000）。1950年前后开始的有意识的文化理论系统构建,包含三股重要的思想潮流,分别是来源于德国哲学和美学传统的批判理论、脱胎于英国文化主义文学批评传统的文化研究以及混合了中欧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符号学和法国人类学的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是联系三股潮流的重要纽带,也是贯穿文化理论发展始终一种主线。三股潮流在1980年代之后趋于融合,共同消解于“后现代主义”的新情境之中。文化理论开始被运用于诸多人文社会学科,并引发了广泛的“文化转向”,“文化”开始逐渐占据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中心位置。在此过程中,“生产”也逐渐从文化理论的一种边缘视角,转变成为了一种具有颠覆性的理论方法取向。文化生产理论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伴随着整个文化理论的发展而逐渐凸显出来。当前对于文化生产的研究或者说以生产视角进行的文化研究,包含了四个学科传统或四条主要路径,即社会学路径、历史学路径、传播学路径以及经济学路径。像哲学—美学、文学批评—艺术理论、语言学—符号学以及历史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人文社会学科,至二十世纪都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学术传统;虽然它们都对文化问题有所讨论、也为文化理论的生长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但是文化却几乎总是处于边缘和从属地位;文化要么被纯化为代表古老神圣价值的抽象标签,要么被泛化为囊括所有“人造物”的巨大口袋,要么被简化为经济基础或政治基础之上无足轻重的附属物。直至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化理论的拓展为传统人文社会学科提供了新视角、新方法和新工具,并引发了广泛的“文化转向”、涌现出了诸多以文化为中心的新研究。不同于各种人文主义或经济主义式的传统文化研究,新的文化研究以“生产视角”和“历史视角”来严肃地看待文化。1900年前后的大约一百年是人类文化生产急剧产业化的阶段,文化生产在技术形态、传播媒介、市场受众、产业组织以及权力关系等方面都发生了关键性变革。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化生产理论某种程度上正是对这个剧烈变革转型的回应。在二十世纪的诸多西方文化生产理论家之中,尤以瓦尔特·本雅明、雷蒙德·威廉斯、埃德加·莫兰和皮埃尔·布尔迪厄四位最为重要,他们分别代表了文化生产研究的四重视角,即技术视角、大众视角、组织视角和权力视角。其中,本雅明的切入点是生产技术,可实现高效生产的机械复制技术成为主导,这是文化生产转向文化产业最为重要的条件,构成了现代文化生产的重要基础;威廉斯的切入点是逐渐主导人们日常生活的新文化形态——大众文化,这是由文化生产方式变革所引起的重要文化变革,是现代文化生产的主要呈现形式;莫兰的切入点则是产业组织,伴随着市场框架内日益加强的专业化、资本化和组织化,生产与创造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生产创造的辩证法成为现代文化生产的核心矛盾;布尔迪厄关注的是人类文化—象征实践背后的权力关系,通过文化生产场模型的构建以及对象征炼金术的揭露,布尔迪厄致力于构建一种关于文化生产的政治经济学。通过对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的方法源头、观念前提、理论语境以及文化生产研究的四种路径和四重视角的系统梳理,可以得出:第一,历史唯物主义是文化生产理论的重要方法基础,也应是人们观察文化的基本视角;第二,文化生产理论的核心原理,在于文化生产与文化神话的矛盾关系;第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视角,可以对文化之历史进行重述,并为西方文化生产的历史演进制定一个基本分析框架;第四,现代文化产业既是文化生产的一种特殊组织形态,也是一种高效的神话制造机制;最后,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可为当前的文化产业研究打开更加广阔的空间。
崔丹[6]（2019）在《焦虑与超越：济慈诗歌中的身份认同书写研究》文中指出作为英国第二代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济慈虽生平遭际困顿、但却以独特的审美追求、深邃的诗评思想、别具一格的诗歌书写跻身于伟大诗人行列,在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传统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自省式诗人,济慈穷其一生,以诗铭志,但心中焦虑挥之不去。诗人对死亡、宗教、诗人身份、两性、阶级、与政治等皆充满焦虑之情,而这些焦虑归根结底反映出诗人对身份认同问题的深刻思考,即其对自我身份认同、个体身份认同、集体身份认同中的性属身份认同和民族与种族身份认同持有深刻的焦虑之情。究其实质,济慈的身份认同焦虑产生在主体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从而体现出一体多面性、多层次性与交错性特点。诗歌书写成为济慈表达、展现与超越焦虑的方式。诗人不仅在与亲朋好友的鸿雁传书中表达身份认同焦虑,并且更以诗歌书写作为展现与超越身份认同焦虑的场域与实践,而对其深入地探讨是深刻理解济慈其人、其思与其诗的关键。相关文学批评理论与视角为此问题的剖析提供具体而坚实理论阐释与策略选择。笛卡尔有关主体意识,海德格尔有关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拉康、齐泽克等对“焦虑”等阐释可用于厘清身份认同焦虑问题;文艺复兴运动与浪漫主义思潮中有关死亡、生命、时空、宗教信仰等阐释可分析诗人的自我身份认同焦虑;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阐释和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身份论可探讨诗人的个体身份认同焦虑;拉康、齐泽克、福柯、格林布拉特等有关“凝视”理论、黑格尔的主仆关系阐释、吉尔伯特、古芭等女性主义话语与福柯有关性属、疯癫、规训等权力话语体系可探索诗人的性属身份认同焦虑问题;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视角、琳达·考利与安德森有关民族主义与国家身份建构等理论可分别分析诗人集体身份认同焦虑中的民族身份认同焦虑与种族身份认同焦虑问题。诗人通过诗歌书写探讨自我身份认同焦虑,具体表现为对死亡的迫近与难以企及的宗教救赎持有焦虑之情。家门罹难、久病之躯、先辈与同仁的英年早逝等系列不幸令济慈感慨阳寿渐殁,诗名难酬,而其对生之渴望、死之恐惧凸显焦虑,死亡氛围、肺痨症状等遂成为诗歌书写中心,诗人通过书写向死而生、化死为生、以生蕴死、物我相生、物我两生来实现其对死亡焦虑超越的书写。济慈宗教态度的形成与时代背景、社会文化思潮、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生长环境、文人挚友影响密不可分,诗人在诗歌中以“复魅”与“祛魅”的方式对宗教进行书写,期间尽透诗人的焦虑之情。但诗人并非园囿其中,而是在保存宗教积极元素基础上,融合希腊神学、凯尔特泛神论等凸显世俗人文主义精神元素来超越宗教身份认同焦虑,以此实现超越自我身份认同焦虑的夙愿。济慈虽集百家众长,但却致力于克服“影响的焦虑”,从而体现出个体身份认同焦虑。诗人在诗歌形式、风格、技巧、人物、情节等方面继承前驱与同侪诗人的诗歌精华基础上,剑走偏锋,形成独特的济慈式诗歌风格,实现克服前驱与同侪诗人“影响的焦虑”。具体表现在:诗人摒弃斯宾塞的王权至上主义,坚持人文主义精神;摒弃莎士比亚的“宿命论”,凸显人文主义精神的“主体选择”;深化诗画越界、彰显基督教与泛神论博弈、升华人道主义精神等方面超越弥尔顿;弥补彭斯“史诗自然”的缺席,再现济慈式“崇高自然”;通过济慈式“想象自然”实现华兹华斯的“不朽自然”;摒弃柯勒律治理性哥特式想象,实现济慈式瑰丽幻想;摒弃拜伦的“现实书写”,实现济慈式“想象书写”;以“人道主义”精神升华雪莱的“英雄主义”思想。在性属关系书写中,济慈对男女两性皆充满浓郁的性属身份认同焦虑。就诗歌对异性身份认同焦虑书写而言,济慈通过塑造代表摄政晚期父权制文化认同下的男性“凝视”中的“家中的天使”来表达自我对集体身份认同。但同时,诗人用通过刻画“淑女”充满性欲诱惑般的“反凝视”来展现女性对代表社会“大他者”的男性反抗,彰显诗人对传统社会意识形态中异性性属的不认同,也间接展现诗人的异性性属身份焦虑。同样,诗人刻画出“邪恶”女性的“反凝视”来展现对社会规约的反抗,其中又不乏刻画社会主导体制对其进行的规训与惩罚,由此,再次彰显诗人的性属身份认同焦虑。最终诗人将“美好”与“邪恶”同时赋予理想女性形象,以此实现其对异性性属身份认同焦虑的超越。就同性身份认同焦虑而言,诗人一方面书写男性个体与个体以及个体与集体的对峙,以此展现济慈个体在社会集体身份认同中存有的焦虑之情。同时,诗人从个体、年龄与群体性方面展现出男性之间的亲密协同关系,深刻地展现出诗人在男性话语与国家权力背景下超越同性身份认同焦虑的书写实践。在超越民族与种族身份认同焦虑书写中,济慈内心充满浓郁的焦虑之情。家庭熏陶、志友论政、同侪影响、前辈指引、政治时论皆对其影响深刻。反观诗歌,诗人不仅书写其对英格兰、苏格兰与爱尔兰的民族身份认同焦虑,而且展现出其致力于与英格兰民族为核心的不列颠国家身份相认同。诗人对诸如美洲、非洲与印度等大英帝国殖民地持有深刻焦虑之情,因受东方主义思想浸润,诗人一方面不自觉地将殖民地视为“他者”,但另一方面,作为知识分子的诗人以其秉承的人道主义思想渴望与殖民地相认同,以争取全人类的解放来实现对种族身份认同焦虑的超越。
刘莉[7]（2019）在《独白中寻求对话 ——罗伯特·勃朗宁戏剧性独白中的自我探索》文中研究指明戏剧性独白（the dramatic monologue）是一种特殊的诗歌形式,它虽然在英美文学中早已经产生,但作为文体术语直接源于维多利亚诗人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的诗歌理论与实践。勃朗宁的戏剧性独白凸显了诗人客观化主观世界的意识,是维多利亚时代以来英语诗人探索自我的一种典型而普遍的方式。勃朗宁把自己的观点客观化在人物身上,使独白具有双重话语声音,从而导致戏剧性独白蕴含丰富的对话:如人物的内在对话、人物与人物的对话、人物与现实的对话以及诗人与人物的对话、诗人与社会现实的对话、诗人与文学传统的对话。这些对话密切关联,相互交叉。勃朗宁把人物当作平等的主体而与之构成对话关系,允许人物通过内在对话而以独立和发展的姿态出现,塑造出能概括社会生活本质的典型人物,真正做到了以人为中心;勃朗宁与人物进行隐含地对话,透过人物的话语隐射自己的观点,表达对维多利亚社会现实的反思;勃朗宁把人物当作自己的第二意识而通过诗歌艺术与自己对话,以回应不确定的社会环境所导致的自我迷失。本论文结合巴赫金对话理论、精神分析论、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诗艺美学、新批评理论等,选取勃朗宁最具代表性的戏剧性独白进行系统而细致地分析,探讨勃朗宁通过戏剧性独白探索自我的过程中所体现的对话。论文除绪论与结语之外,包含四章,总共六个部分。绪论包括选题意义、戏剧性独白的性质、文献综述、论文的结构与观点以及所采用的方法。第一章从诗歌传统的角度定义戏剧性独白,为后文的探讨打下基础。戏剧性独白诗人是英美文学中首次有意识地从客观性方向探索自我,研究它就须从诗歌中的自我探索传统说起。浪漫主义抒情诗人倾向于通过自我创造主观地探索自我,把主观性与客观性诗歌的概念首次引入了诗歌传统。戏剧性独白既继承了浪漫主义抒情诗对内心世界的关注,又结合了社会的现实需求而反叛了抒情诗的主观性。它运用戏剧性的手法,将独调性独白发展为对话性独白,客观地探索自我。诗人选择与自己差距很大的人物,把自己的观点戏剧化在人物身上,间接地批判社会现实和描写人性,独白就成为既是人物又是诗人的双重声音话语。因此戏剧性独白有两个基本特点:独白者不是诗人自己以及独白具有双重声音。戏剧性独白诗人尤其是勃朗宁的强烈的双重意识导致独白蕴含的丰富对话。如果说浪漫主义抒情诗人的自我探索是自我创造行为,那么戏剧性独白诗人的自我探索则是客观性的对话行为。第二章借用勃朗宁的术语“灵魂的发展”,分析人物的内在对话,剖析勃朗宁在理解与呈现人物心理时所做的客观性自我探索。勃朗宁的戏剧性独白一般都发生在现在,但与抒情诗中的现在不同,戏剧性独白中的现在与人物的过去紧密相连并相互对话,缔造了人物的开放性心理,为“灵魂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空间。抒情性现在是勃朗宁反叛浪漫主义抒情诗之主观性的起点。勃朗宁把抒情性时刻替换为戏剧性时刻,从内部打破了主体的整一性,人物就被分裂了。人物往往受戏剧性时刻所迫,在话语中冒出第二意识“你”,与“我”对话而颠覆了自己精心建构的抒情性形象,在不经意中暴露了自己的真性情。人物内在的“我-你”冲突,突出了第二意识对自我意识的内在塑造力,为“灵魂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动力。“你”不仅隐含晦涩、力量强大,而且富含多重身份,具备现代心理学中潜意识的特征。潜意识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不自觉地迸发而出,反讽性地与显意识对话,客观地促进并展现了自我的“进步”。勃朗宁通过人物的内在对话追溯“灵魂的发展”,不仅捕捉了人物的心理现实,而且还使人物的性格发展独立于诗人的干涉,从内容和手法上实现了客观性的自我探索。第三章选择勃朗宁戏剧性独白中突出的历史主题,通过人物的微观和宏观对话探讨勃朗宁为应对社会历史语境所做的自我探索。勃朗宁充分发挥了维多利亚社会普遍存在的怀疑精神,否认词语能代表真实的事物,竭力消解历史记录中的主观性,推崇外在现实大多由内在现实所决定的现实主义。勃朗宁特意选择过渡期的社会历史人物,聚焦于他们被社会塑造的心理现实,从内部现实反映外在现实,让非人性化的社会意识形态自动凸显在人物的微观对话与宏观对话中。历史人物的心理现实为读者创造一个“内在距离”,复现的不主要是历史社会的现实,而是维多利亚社会的现实。诗人通过“内在距离”客观地再现社会现实并暗含自己的社会批判。现实,尤其是心理现实构成勃朗宁戏剧性独白的客观性内容,而“内在距离”是他的客观化手段。第四章通过勃朗宁在诗歌艺术上的对话,探讨勃朗宁的诗人自我。自古以来,用真理定义诗人是西方文学中一个悠久的传统。勃朗宁深受新柏拉图主义与福音派的影响,始终笃信超验性真理的客观存在,他对诗人身份的探索围绕着真理展开。真理既存在于诗人心中,又存在于客观世界中,勃朗宁在这两者之间的对话是使诗歌的内容转向客观性的根本因素。与此同时,真理不仅具有个人性,而且需要达到观照普通读者的普世性。勃朗宁为平衡真理的个人性与普世性试验了许多客观化手法,如意识中心、显现、反讽、象征。尤其是诗人在创作《环与书》的过程中动态地结合了主观诗人与客观诗人,形象地展示了“完整诗人”的概念,并用“环”象征了自己的“一元三层”的真理结构。勃朗宁的真理观秉承了自英语文学发轫之初突出的自我探索传统,在新的时代添加了特具个人特征的客观性因素,谱写了自我探索的新篇章。结论部分总结全文。勃朗宁的戏剧性独白实际上演绎了诗人在独白中寻求对话的客观性自我探索过程,不仅彰显了勃朗宁以包容的姿态搭建多元对话平台的人文主义精神,而且突出了诗歌本身的内在特质而更有力地发挥了诗人的独创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戏剧性独白并不限于一种诗歌形式,而是一种对话态度,一种思考世界和探索自我的方式。戏剧性独白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主义文学。
廖衡[8]（2019）在《“天堂府”与“黄金乡” ——菲尔丁、斯特恩、哥尔德斯密与斯摩莱特小说中的田园书写》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英国十八世纪四位小说大师——亨利·菲尔丁、劳伦斯·斯特恩、奥利弗·哥尔德斯密及托比亚斯·斯摩莱特——不约而同地在小说这一新兴的文体中传承并革新了西方田园书写,再现十八世纪英国全速挺进的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宫廷及乡村的突出矛盾及问题,并通过推进古老的“田园伦理”及本土化的“田园风景”,参与了彼时英国的伦理、美学及民族身份建构。他们将不列颠乡村庄园“天堂府”与农舍良田“黄金乡”塑造成一处现代化洪流中的退隐之地,将其赋值成一处汇聚田园伦理、不列颠民族身份与如画美学趣味的“安乐之所”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审视了不列颠乡村在圈地运动、农业革命及民族融合中突出的社会问题、阶级或民族矛盾,谱写了一曲理想与现实、爱与恨、希望与忧患交织缠绕的“天堂府”与“黄金乡”之歌。论文在整合西方田园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当代英国生态批评家吉福德关于田园书写“退隐与回归的田园过程”之理论构架,融合当代文学伦理批评、风景研究及新历史主义等视角对菲尔丁的《约瑟夫·安德鲁斯的经历》（1742）、《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1749）及《阿米莉亚》（1751）、斯特恩的《项狄传》（1759-67）、哥尔德斯密的《威克菲尔德的牧师》（1766）与斯摩莱特的《汉弗莱·克林克历险记》（1771）中田园书写的诗学渊源、历史语境、结构模式与社会功能进行研究,探究四位作家如何在小说中传承与革新西方田园书写传统,建构田园退隐之地并回归十八世纪英国的现代化语境,参与彼时英国的伦理、美学及民族身份建构。论文的第一章研究四位小说家田园书写的诗学渊源。四位小说大师继承了古希腊罗马的田园诗歌中“黄金时代”与“阿卡狄亚”的文学记忆,传承了英国本土田园诗学的多样风格（尤其是乡村庄园诗作、地貌诗歌及反田园诗）,也受到了蒲柏及约翰逊为代表的英国田园批评文本的影响,不仅传承田园理想,也关注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现实。论文的第二章探讨了四位小说家田园书写的历史语境。十八世纪英国议会圈地运动全面展开,乡村劳动力大幅度向城市转移,城市人口与面积激增,滋生了各种城市问题;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促进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也加剧了资本主义化的地主乡绅与农民阶层的矛盾;正当这些现代化进程大幅度改造不列颠乡野之时,一场以诗歌、绘画、园艺及徒步旅行为媒介的“如画美学运动”醉心于“发现”未被现代化洪流染指的不列颠本土田园风景。四位小说家的人生轨迹及“恋乡情结”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他们小说中复杂厚重的田园书写既是对其所处的历史语境的一种文学回应,也参与了英国现代社会的伦理、美学与民族身份塑形。论文的第三、四、五、六四个章节分析了四位小说家田园书写所共有的结构模式——“退隐与回归的田园过程”。第三章分析了菲尔丁、斯特恩、哥尔德斯密与斯摩莱特小说的“田园退隐”叙事模式——小说的宏观叙事及插入叙事都沿袭了田园传统的退隐叙事模式,使小说大体呈现出主要人物从伦敦或巴斯退隐不列颠乡村“天堂府”与“黄金乡”的叙事脉络;第四、五、六章分析了小说如何回归十八世纪英国现代化进程的“文化语境”,再现与反思现代化进程并参与英国现代伦理、美学与民族身份建构。同时,论文的第四、五、六章也集中探讨了四位小说家田园书写的社会功能。第四章结合当代文学伦理批评阐明了四位小说家如何应对现代社会的伦理困境,在小说中革新“田园伦理”,参与十八世纪英国的伦理建构。他们在小说中继承了田园诗学对宫廷与城市的批评态度,不同程度地描述了城市化进程所滋生的环境、犯罪及道德问题,反思了商业社会的“经济人”现象与“现金联结”、揭露了十八世纪英国议会、政党或者军队中的腐败现象。同时,他们在小说中不约而同地发扬了英国田园书写中歌颂乡村农人的传统,将乡绅或者农民建构为与十八世纪商业文化中“经济人”相抗衡的美德群体,并塑造了以情感为纽带的“田园家庭”及以地缘和心缘维系的“田园美德共同体”。第五章借助当代风景研究视域探究了四位小说家如何在小说中推进西方英国田园诗学中的“田园风景”,参与发现与提升不列颠本土风景的如画美学运动。小说家们致力于呈现并歌颂不列颠本土化的田园风景,将“天堂府”与“黄金乡”置于英格兰、苏格兰或威尔士的乡村腹地,描写或勾勒出其显着的地理水文;小说中描绘了象征不列颠民族身份、承载民族记忆的乡土植被,尤其是橡树或树篱风景;“天堂府”多是彰显不列颠身份与历史、“与最上乘的希腊式建筑媲美”的哥特、凯尔特式或中世纪建筑与废墟。同时,他们将英格兰、苏格兰或威尔士乡村呈现为一道“参差多态”的如画美学风景。第六章以新历史主义“厚描”的方法,从小说文本的“细小片段”及乡村边缘人物入手,探究了四位小说家如何发扬田园书写的现实批判精神与小说的写实主义,将田园理想置于日益资本主义化的现代不列颠乡村现实之中,不同程度地反思议会圈地运动、农业改革及民族融合等历史进程中突出的社会问题、乡村阶级或民族矛盾。菲尔丁、哥尔德斯密与斯摩莱特在小说中通过塑造英格兰乡村飞扬跋扈的“猎物保护人”、被狩猎法边缘化却扞卫习惯权利的贫农及监守自盗的“猎场看守人”,再现了乡村土地私有化进程中土地阶层与小农及贫农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质疑了《1671年狩猎法》及《1723年黑面法令》所确保的土地阶层的“狩猎霸权”;菲尔丁、斯特恩、斯摩莱特通过不同程度地再现农业革命中的小农及农工的艰苦生活,反思了这一进程中乡村的人口流失、贫富分化及济贫等社会问题;斯摩莱特还在小说中再现了《1707年联合法案》光环遮蔽下、悬而未决的苏格兰乡村中的民族压迫及对抗。论文的结论指出:菲尔丁、斯特恩、哥尔德斯密与斯摩莱特笔下的田园书写绝非逃避遁世,他们既传承了古老的西方田园理想,也发扬了西方田园书写的现实批判精神与小说的写实主义,不同程度地审视了不列颠城市、宫廷及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突出的社会问题及阶级或民族矛盾,谱写了一曲理想与现实、爱与恨、希望与忧虑交织缠绕的“天堂府”与“黄金乡”之歌。他们笔下的“天堂府”与“黄金乡”不仅是一处田园理想中的乡村退隐之地、一处汇聚田园伦理、不列颠民族身份与如画美学趣味的“安乐之所”,也是不列颠社会转型时期矛盾重重的真实乡村之再现。四位作家在小说这一十八世纪新兴的文体中融入了田园书写,开拓了田园书写的新疆域,增强了田园书写的内部张力,也拓展了小说的社会功能。他们田园书写中丰富的“英国经验”对我国当下的现代化建设及“乡村振兴战略”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林辰[9]（2018）在《论T.S.艾略特戏剧的仪式化》文中提出T.S.艾略特的戏剧呈现了突出的仪式化特点。在戏剧表现形式上,他借用了与原始仪式有密切联系的人类早期戏剧形式（如古希腊戏剧、中世纪基督教戏剧）和仍旧保留着原始仪式的当今艺术门类（如非洲黑人艺术、日本能剧）,从中汲取了戏剧表演手段和素材,如戏剧台词的韵律节奏与俚语、戏剧表演道具等等。而在戏剧内部结构上,艾略特借用了弗雷泽在《金枝》中所提出的植物神崇拜仪式中的“生-死-重生”模式和康福德在《古希腊喜剧起源》中所提出模拟原始植物神崇拜仪式的“阿里斯多芬式”结构。其戏剧仪式化同时也呈现出“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双重复合特征。一方面,“面向过去”,关注原始社会、仪式及其在后代艺术形式中的残存,如黑人艺术、日本能剧、古希腊戏剧;另一方面则将着眼点放置到当今文坛,关注现代艺术的最新流变。艾略特的仪式化理论的理论来源广泛。首先,应归因于其早期的哲学学习和思考,他在辨析和吸收了柏格森主义、实用主义和绝对唯心主义之后,最终倾向于布莱德利的“直接经验”理论,认为这一理论能够最终解决困扰他已久的真理之路的问题。而布莱德利的“直接经验”理论直接导向了非西方现代逻辑的原始思维阶段。接着,艾略特追随涂尔干和布留尔的“集体表象”理论,最终确立了他对原始思维和仪式的基本认识。而在如何将这一基本认识运用到文学创作这方面,艾略特借鉴了弗雷泽的植物神崇拜仪式的基本框架,以及剑桥学派所讨论的仪式在文学,特别是戏剧中的实践范例,最终确定了其戏剧仪式化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之上,艾略特确立了自己的仪式化戏剧理论。首先,其理论建构基于对当代戏剧,他反对当代盛行的自然主义戏剧,认为当代戏剧的主要问题是缺乏传统。其次,艾略特分别从内在结构、语言和人物设置三方面归纳了仪式化戏剧的要素。最后,艾略特将戏剧仪式化的目的归结为艺术价值和社会功能的结合。
赵婧[10]（2016）在《乔治·艾略特小说的史学意识与民族共同体建构》文中研究说明乔治·艾略特将小说创作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方式。通过小说,她对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的英格兰民众日常生活历史进行编撰,将19世纪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发展成果运用于小说创作,形成独特的历史—现实主义风格。小说的广泛传播和接受使其蕴含的社会历史思想影响了维多利亚全盛时期大批读者,作用于社会转型中的英格兰共同体建构。本论文研究乔治·艾略特小说史学意识如何影响英格兰共同体的内部组织和外部环境建构,把握乔治·艾略特思想和作品创作的源动力,为进一步厘清她在维多利亚文学界的地位及其作品的社会影响力提供参考。研究一方面从史学视角考察小说的主体人物选择、情节结构、叙述视角、人物情感书写等特征,以19世纪英国文学传统为基础,描述性分析乔治·艾略特作品中民族身份具象化的表现和对社会普遍人性的挖掘。另一方面,对乔治·艾略特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语境进行分析,包括影响乔治·艾略特的19世纪欧洲史学意识流变、文学想象对民族共同体构建的作用。文学是一定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社会文化语境和主流意识形态影响文学文本形态的呈现方式。本文尝试在以下几方面进行学术探索:第一,从跨学科的视角研究乔治·艾略特小说的史学意识与英格兰共同体构建思想。乔治·艾略特小说阐释了历史主体意识、历史渐进发展和日常生活书写的新史学思想,符合19世纪时代特征,并具有时代前瞻性,为民族共同体建构提供纵深的历史视野。在小说呈现的民族共同体内部,个人与群体关系多元性的思考又反过来丰富了 19世纪英国民众日常生活史的内涵,并以通俗易读的方式再现其复杂性和矛盾性。第二,乔治·艾略特全部长篇小说和一部中篇小说集作为整体纳入考察范围,将小说创作与书信、杂文、译着和时代背景融会贯通,归纳乔治·艾略特小说独特的史学意识和民族共同体建构思想,阐发其内在关联、思想渊源和现代性意识。第三,围绕乔治·哎略特小说所发生的相关史料、学术史和思想史为本文提供了多维研究空间,使论证不停留于理论加文本的单一阐释环境,为乔治·艾略特小说研究开创有益尝试。
二、灵魂之语——解读乔治·艾略特的《亚当·贝德》（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灵魂之语——解读乔治·艾略特的《亚当·贝德》（论文提纲范文）
（1）应然的人生：西方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本选题的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内容和创新之处 |
| 四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乌托邦文学建构与经典化进程 |
| 第一节 从完美的国家到完美的人——乌托邦文学对象的流变 |
| 第二节 前乌托邦时代的思想萌芽到近代乌托邦文学的经典化进程 |
| 第三节 乌托邦文学美学体系政治维度的建构 |
| 第二章 乌托邦文学传统的意象建构及其文学意义的生成 |
| 第一节 生态乌托邦 |
| 一 生态审美视角对“手工业复归”趋向的解读 |
| 二 生态女性主义视野中细节描写的叙事功能 |
| 第二节 技术乌托邦 |
| 一 异化理论与机器文明的反思 |
| 二 去商业化的文学想象及其叙述 |
| 第三节 审美乌托邦 |
| 一 道德伦理与乌托邦审美 |
| 二 乌托邦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美育观 |
| 第三章 反乌托邦文学批评的主题及其文化意义 |
| 第一节 极权主义 |
| 一 监视和规训——反乌托邦文学的叙事空间 |
| 二 为谎言狂欢——死亡意象的叙事隐喻 |
| 三 双重颠倒空间里的整体主义批判 |
| 第二节 工具理性 |
| 一 工具理性历史语境的文学叙事 |
| 二 官僚主义社会想象的文化逻辑 |
| 第三节 女性主义 |
| 一 自由劳动叙事中的女权主义理论 |
| 二 女性乌托邦写作实践中的平权诉求 |
| 第四节 空间隔离 |
| 一 乌托邦文学中“墙”的符号学解读 |
| 二 反乌托邦作品中“墙”的复归 |
| 三 后现代乌托邦文学中“墙”的崩塌 |
| 第四章 共同体理论视域下后现代乌托邦文学的瓦解与重建 |
| 第一节 乌托邦美学共同体的社会学渊源及内涵变迁 |
| 一 传统乌托邦共同体的社会学理论渊源 |
| 二 后现代与乌托邦美学共同体的构建 |
| 第二节 传统乌托邦文学模式的转迁 |
| 一 全球化浪潮与失业、社会福利和歧视链 |
| 二 全社会确定性与自由主义向往的悖谬 |
| 第三节 怀旧的乌托邦——科幻小说“逆托邦”模型的构建 |
| 一 后现代视域中怀旧病的隐喻 |
| 二 生态诗学与共同体的危机 |
| 第四节 重建乌托邦——新乌托邦文学的特征 |
| 一 新身份认同共同体的建构 |
| 二 美学共同体的生成和分类 |
| 第五章 余论:关于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的再思考 |
| 第一节 反乌托邦文学对乌托邦文学的承继与反叛 |
| 第二节 乌托邦、反乌托邦与现代化 |
| 第三节 后现代语境中的新乌托邦共同体 |
| 第四节 永恒的乌托邦冲动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2）安立甘宗与英国政体变迁（16世纪初叶至17世纪末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来源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分析 |
| 1.2.1 对都铎王朝的宗教与政治研究 |
| 1.2.2 对早期斯图亚特王朝的宗教与政治研究 |
| 1.2.3 对内战及王朝复辟后的宗教与政治研究 |
| 1.2.4 对安立甘宗与保守主义关系的研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 |
| 第2章 安立甘宗与主权国家 |
| 2.1 英国宗教改革的背景 |
| 2.1.1 中世纪英国的政教关系 |
| 2.1.2 宗教改革的导火索——国王离婚案引发神学争辩 |
| 2.2 亨利八世建立“至尊王权” |
| 2.2.1 “至尊王权”的建立过程——宗教改革议会重置二元权力体系 |
| 2.2.2 “至尊王权”的政治神学论证 |
| 2.2.2.1 激进派的论证思路——爱德华·福克斯 |
| 2.2.2.2 保守派的论证思路——史蒂芬·加德纳 |
| 2.2.3 “至尊王权”塑造的新型政教关系——世俗国王兼任教会领袖 |
| 2.3 伊丽莎白建立安立甘宗教会国家 |
| 2.3.1 安立甘宗的形成 |
| 2.3.2 安立甘宗对国教会的论证——对天主教和清教攻击的反驳 |
| 2.3.3 安立甘宗对教会国家的论证——教会与国家同构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安立甘宗与绝对君主制 |
| 3.1 安立甘宗在政治上促成绝对主义王权 |
| 3.1.1 国王与安立甘宗教会面临的挑战——天主教和清教的反王权主张 |
| 3.1.2 安立甘宗建立国王的神圣权利理论——“君权神授”下服从义务的绝对性 |
| 3.2 安立甘宗在宗教上与清教对立 |
| 3.2.1 主教的神圣权利理论 |
| 3.2.2 宗教礼仪的“神圣之美” |
| 3.2.3 阿明尼乌主义教义 |
| 3.2.4 安立甘教会排斥清教徒 |
| 3.3 政治矛盾与宗教矛盾的相互转化 |
| 3.3.1 宗教矛盾政治化——清教运动的三个阶段 |
| 3.3.2 宗教矛盾与政治矛盾重合——安立甘宗的绝对主义王权理论加剧国王与议会的权力之争 |
| 3.3.3 “敌基督”观念的政治化转型——清教赋予神学观念以反暴君的政治内涵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安立甘宗与复辟后的君主制 |
| 4.1 清教共和主义 |
| 4.1.1 清教长老派谋求有限君主制 |
| 4.1.2 清教独立派谋求议会共和制 |
| 4.1.3 清教共和主义的崩溃 |
| 4.2 君主制与安立甘宗国教会复辟 |
| 4.2.1 重建君主制与国教会——国王与议会的合作与分歧 |
| 4.2.2 政教关系新局面——国王与国教会的对立 |
| 4.3 安立甘宗的神学转型——“消极服从”教义的形成 |
| 4.3.1 安立甘宗道德神学——强调道德和服从在获取救赎中的重要性 |
| 4.3.2 主教的神圣权利理论的新内涵——教俗二元主义观念的复兴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安立甘宗与立宪君主制 |
| 5.1 安立甘宗与“光荣革命” |
| 5.1.1 “光荣革命”的发生——安立甘宗建立反天主教联盟 |
| 5.1.2 安立甘宗在“光荣革命”后的分裂——革命派和不矢志派对效忠国王的不同理解 |
| 5.1.3 安立甘宗为新政权辩护——“事实君主”“神意”等神学理论赋予威廉政府合法性 |
| 5.2 安立甘宗与立宪政体 |
| 5.2.1 立宪君主制的形成——安立甘宗联合议会规制君主 |
| 5.2.2 安立甘宗神学中的反专制传统 |
| 5.2.3 立宪政体下安立甘宗的王权观——“至尊王权”理论的公共性转型 |
| 5.3 立宪君主制下的政教关系 |
| 5.3.1 立宪政体的社会稳定机制——走向宗教宽容 |
| 5.3.2 宗教宽容的有限性——安立甘宗扞卫教会国家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英国保守主义延续安立甘宗教会国家体制 |
| 6.1 保守主义在安立甘宗影响下的国家观念 |
| 6.1.1 政教关系理论 |
| 6.1.2 个人与国家关系理论 |
| 6.2 保守主义在安立甘宗影响下对政治传统的观念 |
| 6.2.1 悲观的人性论 |
| 6.2.2 集体理性与政治传统 |
| 6.3 安立甘宗与保守主义的审慎改革观念 |
| 6.3.1 安立甘宗“中间道路”的改革模式 |
| 6.3.2 保守主义主张渐进和持续的变革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创新点 |
| 第一章 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的社会背景和理论来源 |
| 第一节 社会背景 |
| 一、资本主义社会无信仰本质愈加凸显 |
| 二、资本主义国家不公平政治导致恐怖邪恶现象 |
| 第二节 理论来源 |
| 一、经典马克思主义 |
| 二、亚里士多德幸福观 |
| 三、基督教神学 |
| 四、尼采哲学 |
| 五、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文化的多种涵义、张力冲突与基本关系 |
| 第一节 文化的多重涵义与张力冲突 |
| 一、文化的多重涵义与历史变迁 |
| 二、五种文化形式的联系冲突与两类文化之争 |
| 第二节 文化与外界的三组基本关系 |
| 一、文化与文明 |
| 二、文化与自然 |
| 三、文化与权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伦理—政治”宣言与“异端四部曲” |
| 第一节 文化理论的兴衰与“伦理—政治”宣言 |
| 一、文化理论的兴衰 |
| 二、文化理论对政治的遗忘 |
| 三、“伦理—政治”宣言 |
| 第二节 恐怖:毁灭与创造的结合体 |
| 一、理性与欲望 |
| 二、律法与爱 |
| 三、恐怖与崇高 |
| 四、恐怖与绝对自由 |
| 五、自杀炸弹客致命的意志与两种虚无 |
| 第三节 悲剧的哲学复兴 |
| 一、悲剧与现代性 |
| 二、替罪羊的解体与新生 |
| 第四节 “邪恶”的类型、面向及根源 |
| 一、有无目的功用的两种邪恶 |
| 二、邪恶的“双重面向” |
| 三、“平庸的恶”与“体制性的恶” |
| 第五节 “上帝已死”与上帝代理者的失败 |
| 一、信仰与理性 |
| 二、启蒙理性情感想象的缺失 |
| 三、唯心主义“主体”企图成为“基础”的失败 |
| 四、浪漫主义想象的创造性与虚幻性 |
| 五、文化:马修·阿诺德的诗意化“基督教” |
| 六、“上帝已死”与上帝的隐匿存在 |
| 七、上帝在后现代主义时代的最终消亡和原教旨主义的勃兴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构建社会主义新文化生存方式 |
| 第一节 新主体的身体建构:身体唯物主义 |
| 一、身体与灵魂的和谐统一 |
| 二、解放感官 |
| 三、两种蜕变方式——彼此的自我实现和超人的诞生 |
| 第二节 新主体的意义探寻:重塑人生的意义 |
| 一、王尔德的“个人主义”和自我实现 |
| 二、在不同时代的色调对比中寻找人生的意义 |
| 三、幸福与爱——人生意义的归宿 |
| 第三节 共造社会主义共同文化 |
| 一、资本主义大众文化:虚假的共同文化 |
| 二、社会主义共同文化:民主团结与合作共造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评价 |
| 第一节 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的价值 |
| 一、开辟了具有鲜明辩证性、政治性、实践性特征的文化批判形式 |
| 二、形成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成果 |
| 三、社会主义新文化生存方式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创新路径 |
| 第二节 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的理论限度 |
| 一、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场不够坚定 |
| 二、对信仰的范围和作用的认识存在偏差 |
| 第三节 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对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启示 |
| 一、积极汲取多种理论资源,以微观视域和宏观视域的紧密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发展 |
| 二、积极投身生活实践,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
| 三、着力破解邪恶、恐怖、虚无主义等重要现实文化问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4）格雷厄姆·格林独特的荒诞性体验与小说创作（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格林独特的荒诞性体验 |
| 第一节 “荒诞”概念的界定及其意义 |
| 第二节 格林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 |
| 一、人类“荒诞”的境遇 |
| 二、文学的呈现与回应 |
| 第三节 格林生命体验的独特之处 |
| 一、失落的童年 |
| 二、不忠的信仰 |
| 三、身份的多维 |
| 第二章 格林小说创作的荒诞主题 |
| 第一节 格林小说荒诞性主题的形成原因 |
| 一、传统资源的借鉴 |
| 二、生命内外的探求 |
| 三、阅读接受的独特 |
| 第二节 荒诞主题的具体呈现 |
| 一、梦境:在逃离努力中的“荒诞”境遇 |
| 二、信仰:寻找自我拯救中的“荒诞”再次构成 |
| 三、旅行:关照“荒诞”命运过程中的“荒诞”强化 |
| 第三章 格林小说创作的荒诞艺术 |
| 第一节 格林笔下不同人物的荒诞性 |
| 一、格林创作中的人物群像 |
| 二、格林人物书写的典型类别 |
| 第二节 格林之原:格林小说荒诞的环境 |
| 一、何为“格林之原” |
| 二、“荒原城市”:荒诞性的城市书写 |
| 三、“边缘世界”:荒诞性的他者想象 |
| 第三节 荒诞——格林小说创作的底色 |
| 一、悖谬:格林式荒诞的主要形式 |
| 二、通俗与严肃交融——格林式荒诞的栖息之所 |
| 第四章 格林小说创作的荒诞意义 |
| 第一节 格林小说创作荒诞的独特性 |
| 一、行走在严肃与通俗之间 |
| 二、挣扎在政治和审美之间 |
| 三、徘徊在现实与梦境之间 |
| 第二节 格林小说荒诞的文学史意义 |
| 一、荒诞流变中的继承 |
| 二、生命与创作融为一体的创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写作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第一章 方法源头: 马克思的思想遗产 |
| 第一节 否定性的“文化生产” |
| 第二节 神话化的“文化生产” |
| 第三节 经济学的“文化生产” |
| 第四节 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 |
| 小结 |
| 第二章 观念前提: 艺术的观念史反思 |
| 第一节 作为概念的艺术 |
| 第二节 文艺复兴与艺术家的独立 |
| 第三节 启蒙运动与美学的诞生 |
| 第四节 浪漫—唯美—先锋: 艺术的神话 |
| 小结 |
| 第三章 观念前提: 文化的观念史反思 |
| 第一节 现代文化概念的形成 |
| 第二节 时空框架中的文化 |
| 第三节 现代神话与神话观念 |
| 第四节 文化的神话透视 |
| 小结 |
| 第四章 理论语境: 文化理论与文化转向 |
| 第一节 文化理论的兴起 |
| 第二节 文化理论的脉络 |
| 第三节 后现代与文化转向 |
| 小结 |
| 第五章 文化生产研究的四条路径 |
| 第一节 社会学路径 |
| 第二节 历史学路径 |
| 第三节 传播学路径 |
| 第四节 经济学路径 |
| 小结 |
| 第六章 文化生产研究的四重视角 |
| 第一节 技术视角: 本雅明的机械复制理论 |
| 第二节 大众视角: 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 |
| 第三节 组织视角: 莫兰的生产—创造辩证法 |
| 第四节 权力视角: 布尔迪厄的文化生产场 |
| 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已公开发表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焦虑与超越：济慈诗歌中的身份认同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第三节 研究目标、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肉体与灵魂——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与超越 |
| 第一节 自我身份认同焦虑形成背景、动因与界定 |
| 一、自我身份认同中死亡焦虑的形成与超越 |
| 二、自我身份认同中宗教焦虑的形成与超越 |
| 第二节 死亡焦虑的书写与超越 |
| 一、死亡焦虑的书写 |
| 二、死亡焦虑的超越 |
| 第三节 济慈诗歌对宗教焦虑与超越的书写 |
| 一、宗教思想“复魅”与焦虑书写 |
| 二、宗教思想“祛魅”与焦虑书写 |
| 第四节 宗教多融共生书写与焦虑的超越 |
| 一、希腊神学 |
| 二、凯尔特泛神论思想 |
| 第二章 生前身后名——个体身份认同的焦虑与超越 |
| 第一节 个体身份认同焦虑产生的背景、动因与界定 |
| 第二节 前辈诗人影响性焦虑的书写与超越 |
| 一、斯宾塞的王权至上主义与济慈的人文主义精神 |
| 二、莎士比亚的“宿命论”与济慈的“主体选择” |
| 三、弥尔顿的“人文主义”与济慈的“人道主义” |
| 第三节 浪漫主义先驱诗人影响性焦虑的书写与超越 |
| 一、彭斯“史诗自然”的缺席与济慈式“崇高自然”的再现 |
| 二、华兹华斯的“不朽自然”与济慈式“想象自然” |
| 三、柯勒律治的哥特式“想象”与济慈式瑰丽“幻想” |
| 第四节 浪漫主义同侪诗人影响性焦虑的书写与超越 |
| 一、拜伦的“现实书写”与济慈式“想象书写” |
| 二、雪莱式“英雄主义”与济慈式“人道主义” |
| 第三章 凝视与反凝视——性属身份认同的焦虑与超越 |
| 第一节 性属身份认同焦虑形成背景、动因与界定 |
| 一、女性性属身份认同的焦虑与超越 |
| 二、男性性属身份认同的焦虑与超越 |
| 第二节 异性性属身份认同的焦虑与超越 |
| 一、理想女性性属身份认同的焦虑与超越 |
| 二、邪恶女性的“他者”性属焦虑与超越 |
| 第三节 同性性属身份认同的焦虑与超越 |
| 一、男性对峙书写与性属身份认同的焦虑与超越 |
| 二、男性协同书写与性属身份认同的焦虑与超越 |
| 第四章 政治的“逃逸”——族性身份认同的焦虑与超越 |
| 第一节 族性身份认同焦虑形成的背景、动因与界定 |
| 一、族性身份认同焦虑形成的背景 |
| 二、族性身份认同焦虑的概念界定、内涵与超越 |
| 第二节 英伦三岛民族身份认同的焦虑与超越 |
| 一、英格兰民族身份认同的焦虑 |
| 二、苏格兰与爱尔兰民族身份认同的焦虑 |
| 三、英国性建构与苏爱民族身份认同焦虑的超越 |
| 第三节 殖民地种族身份认同焦虑的书写与超越 |
| 一、美洲殖民者身份认同的焦虑与超越 |
| 二、东方殖民地身份认同的焦虑与超越 |
| 结论 |
| 文献目录 |
| 附录 《致济慈》献诗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7）独白中寻求对话 ——罗伯特·勃朗宁戏剧性独白中的自我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词表 |
| 绪论 |
| 第一章 英语诗歌中的自我传统与戏剧性独白 |
| 第一节 自我的概念 |
| 第二节 抒情性独白：独调性自我 |
| 第三节 “我”非“我”？浪漫主义诗人矛盾的自我意识 |
| 第四节 戏剧性独白：对话性自我 |
| 小结 |
| 第二章 人物的内在对话：“灵魂的发展” |
| 第一节 现在与过去的对话：自我的开放性 |
| 第二节 对话性的“我-你”关系：自我的内在冲突 |
| 第三节 显意识与潜意识之对话：自我的“进步” |
| 小结 |
| 第三章 社会历史语境下的人物对话：人物自我的塑造 |
| 第一节 过渡时期的历史人物与勃朗宁的选材意图 |
| 第二节 人物的微观对话：自我的异化 |
| 第三节 人物的宏观对话：自我的建构 |
| 小结 |
| 第四章 诗歌艺术中的对话之源：诗人自我 |
| 第一节 心灵与客观世界之间的辩证关系：勃朗宁的真理观 |
| 第二节 真理的个人性与普世性的对话：文如其人 |
| 第三节 主观诗人与客观诗人的结合：完整诗人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诗作索引 |
| 附录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8）“天堂府”与“黄金乡” ——菲尔丁、斯特恩、哥尔德斯密与斯摩莱特小说中的田园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关键词界定:田园书写、“天堂府”与“黄金乡” |
| 一、田园书写 |
| 二、“天堂府”与“黄金乡”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及存在的问题 |
| 一、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内外研究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理论基础与选题意义 |
| 一、理论基础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一章 诗学渊源:西方田园书写概述 |
| 第一节 “阿卡狄亚”之魅:古希腊罗马田园书写渊源 |
| 一、西方田园书写之滥觞:赫西俄德与忒俄克里托斯 |
| 二、西方田园书写的经典化:维吉尔与贺拉斯 |
| 第二节 “古老快乐的英格兰”之歌:英国田园书写的本土化 |
| 一、英国田园书写的肇始:文艺复兴时期的田园书写 |
| 二、英国田园书写的多样化:17-18 世纪的田园书写 |
| 第三节 蒲柏与约翰逊之论:英国田园书写批评话语的形成 |
| 一、“黄金时代的意象”:蒲柏论田园诗 |
| 二、“乡村生活的再现”:约翰逊论田园诗 |
| 第二章 历史语境:现代化进程中的英国田园 |
| 第一节 圈地运动、农业革命与城市化中的英国田园 |
| 一、圈地运动与农业革命中的英国田园 |
| 二、城市化、商业化与帝国扩张中的英国田园 |
| 第二节 如画美学风尚中英国田园风景的“发现” |
| 一、如画美学及田园诗歌中的田园风景 |
| 二、风景画、如画园林与画境游中的田园风景 |
| 第三节 菲尔丁、斯特恩、哥尔德斯密与斯摩莱特的恋乡情结 |
| 一、贵族后裔菲尔丁与乡村牧师斯特恩的恋乡情结 |
| 二、《荒村》诗人哥尔德斯密与斯摩莱特的恋乡情结 |
| 第三章 退隐“天堂府”与“黄金乡”:小说中的田园退隐叙事模式 |
| 第一节 菲尔丁小说的田园退隐叙事 |
| 一、远离“城”嚣:宏观叙事中的田园退隐 |
| 二、离城返乡:插入叙事中的田园退隐 |
| 第二节 斯特恩小说的田园退隐叙事 |
| 一、乡村“四五英里的范围内”:宏观叙事中的田园退隐 |
| 二、“让我们回乡下去吧”:插入叙事中的田园退隐 |
| 第三节 哥尔德斯密小说的田园退隐叙事 |
| 一、“村舍炉边之乐”:宏观叙事中的田园退隐 |
| 二、“哲思浪子”返乡记:插入叙事中的田园退隐 |
| 第四节 斯摩莱特小说的田园退隐叙事 |
| 一、“离开这个传染病的中心”:宏观叙事中的田园退隐 |
| 二、“退出自己的事业回到乡下”:插入叙事中的田园退隐 |
| 第四章 “天堂府”与“黄金乡”理想:小说中的田园伦理建构 |
| 第一节 “伦敦是个坏地方”:小说对城市病的伦理批判 |
| 一、“一个长得太大的怪物”:城市扩张与城市病 |
| 二、“一定得花钱才行”:城市的现金联结与拜金之风 |
| 第二节 “最为腐败的国家”:小说对宫廷政治的伦理批判 |
| 一、“党派这个魔鬼”:小说对议会及党派的伦理批判 |
| 二、“突出罪恶”:小说对腐败的国家机器的伦理批判 |
| 第三节 “恩情如海的天地”:小说中田园理想的建构 |
| 一、“身体完全健康”:小说中的田园农人 |
| 二、“与妻女言笑,与子哲辩”:小说中的田园家庭 |
| 三、“慷慨好客要再度蔚然成风”:小说中的田园共同体 |
| 第五章 “天堂府”与“黄金乡”风景:小说中的田园风景建构 |
| 第一节 “和阿卡狄亚比美”:田园风景的民族身份建构 |
| 一、“和阿卡狄亚比美”:小说中的不列颠乡村地理水文 |
| 二、“橡树之心”与“山楂树篱”:小说中的不列颠乡野植被 |
| 三、“与最上乘的希腊式建筑媲美”:小说中的不列颠乡村建筑 |
| 第二节 “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田园风景的审美建构 |
| 一、“一片极其动人的风光”:菲尔丁小说中的如画风景 |
| 二、“一片开阔的风景”:斯特恩与哥氏小说中的如画风景 |
| 三、“苏格兰的阿卡狄亚”:斯摩莱特小说中的如画风景 |
| 第六章 “天堂府”与“黄金乡”:小说中的乡村现实 |
| 第一节 “猎物保护人”与“偷猎者”:圈地运动中的乡村阶级矛盾 |
| 一、“猎物保护人”与《1671 年狩猎法》 |
| 二、看猎场的“黑乔治”、“偷猎者”与《1723 年黑面法令》 |
| 第二节 “修剪、烧草、筑篱”:农业革命中的乡村社会问题 |
| 一、乡绅的农业计划与破产的“农民乡绅” |
| 二、农工的“艰苦工作”与“面黄肌瘦”的克林克 |
| 第三节 “苏格兰天堂”:《1707 年联合法案》与苏格兰乡村民族矛盾 |
| 一、“毁灭他们的民族精神”:苏格兰乡村的民族压迫 |
| 二、潜伏的“武装力量”:苏格兰乡村的民族对抗 |
| 结语 |
| 一、理想与现实、希望与忧患交织的“天堂府”与“黄金乡”之歌 |
| 二、四位小说家对田园书写及小说的贡献 |
| 三、田园书写中的“英国经验”之借鉴意义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9）论T.S.艾略特戏剧的仪式化（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T.S.艾略特戏剧仪式化的问题与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T.S.艾略特戏剧研究史 |
| 一、早期研究：1932-1950年代 |
| 二、奠基期：1960-1970年代 |
| 三、向纵深发展：1980年代至今 |
| 四、中国的艾略特戏剧研究 |
| 五、T.S.艾略特戏剧研究的现状与展望：边缘化和零散化 |
| 第二章 T.S.艾略特戏剧的仪式化现象 |
| 第一节 表现形式上的仪式化 |
| 一、“爵士戏剧”及其他黑人艺术 |
| (一) 爵士乐与艾略特的仪式化戏剧观 |
| (二) 爵士乐因素的具体表现和仪式化效果 |
| (三) 对其他黑人艺术的吸收：“吟游歌者秀” |
| 二、“小剧场”与古希腊戏剧传统 |
| 三、日本能剧与“实验戏剧” |
| (一) 理论基础：能剧的“意象性” |
| (二) 实践先例：《鹰之井》与其他 |
| (三) 借鉴目的：重塑西方原始仪式与传统 |
| 第二节 内部结构上的仪式化 |
| 一、“生-死-重生”原型 |
| (一) 内涵：弗雷泽的植物神崇拜理论 |
| (二) 表现：整体结构与季节隐喻 |
| (三) 作用：与基督信仰的融合的生死观 |
| 二、“阿里斯多芬式结构” |
| (一) 戏剧结构 |
| (二) 人物设置 |
| 第三章 T.S.艾略特戏剧仪式化的理论来源与基础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如何认识真理 |
| 一、来自柏格森的影响：通过“直觉”认识真理？ |
| (一) 、认识真理的可能途径：直觉主义 |
| (二) 难以消解的二元论：柏格森主义的祛魅 |
| 二、来自哈佛的影响：唯心的“真理之路”？ |
| (一) 对实用主义“真理观”的反思 |
| (二) 对绝对唯心主义“真理观”的反思 |
| 第二节 问题的解决：真理之路——直接经验、无意识和原始仪式 |
| 一、认识真理的媒介：“直接经验”及其无意识性质 |
| 二、认识真理的方式：无意识的“集体性”和“非个人化” |
| 三、认识真理的范例：原始思维与仪式 |
| 第三节 问题的衍生：原始仪式的理论基础、框架和实例 |
| 一、原始思维与仪式的理论建构：来自列维-布留尔的影响 |
| (一) 原始思维的“前逻辑”性：对西方现代逻辑的反抗 |
| (二) 原始思维的“神秘”属性：互渗律 |
| (三) 原始思维的现代化：仪式与文学 |
| (四) 原始思维和仪式理论的具体表现和应用 |
| 二、原始仪式的框架和实例：来自弗雷泽与剑桥学派的影响 |
| (一) 原始仪式的基本模型：对弗雷泽的《金枝》的反思和吸收 |
| (二) 文学中的仪式之实例：剑桥学派的古典学研究 |
| 第四章 T.S.艾略特的仪式化戏剧理论 |
| 第一节 对当代戏剧的反思 |
| 第二节 仪式化戏剧的诸要素 |
| 一、仪式化戏剧的内在结构：现代芭蕾的启示 |
| 二、仪式化戏剧的语言：韵律与诗 |
| (一) 仪式韵律与诗 |
| (二) 诗剧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
| (三) 艾略特的诗剧实践 |
| 三、仪式化戏剧的人物设置：从原始仪式到英式“幽默” |
| 第三节 仪式化戏剧的目的 |
| 一、仪式化戏剧的社会功能和艺术价值 |
| 二、仪式化戏剧对现代社会的作用 |
| 结语 戏剧仪式化所反映的问题和意义：艾略特的“一体论” |
| 参考书目 |
| 附录 |
（10）乔治·艾略特小说的史学意识与民族共同体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第一节 乔治·艾略特小说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第二节 史学意识和共同体概念界定 |
| 一、本文使用的“共同体”概念和内涵 |
| 二、19世纪英国的历史编撰意识 |
| 三、19世纪英国文学中的历史叙述意识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思路与选题意义 |
| 一、论文研究方法 |
| 二、论文研究观点和思路 |
| 三、论文选题意义 |
| 第一章 19世纪民族共同体建构的时代必然性 |
| 第一节 19世纪英格兰共同体建构的社会文化语境 |
| 一、英格兰宗教共同体在时代多元发展中衰落 |
| 二、英格兰王朝共同体在与议会较量中日渐式微 |
| 三、时间概念的发展变化 |
| 第二节 19世纪英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民族共同体建构意识 |
| 一、英格兰共同体建构的文化界呼声 |
| 二、乔治·艾略特小说的英格兰共同体建构意图 |
| 第三节 乔治·艾略特小说创作脉络——以英格兰共同体构建为导向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乔治·艾略特小说对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主体建构 |
| 第一节 乔治·艾略特小说的历史主体意识及其史学渊源 |
| 一、近代新历史主体意识萌芽 |
| 二、乔治·艾略特小说的新历史主体意识 |
| 第二节 英格兰共同体的历史主体:从背景到中心 |
| 一、“乡野村民”的历史主体地位建构 |
| 二、“外省人”的历史主体地位建构 |
| 第三节 英格兰共同体的平民史观建构 |
| 一、对卡莱尔的英雄概念反拨 |
| 二、共同体的英雄:平民抑或贵族? |
| 三、艾略特小说平民史观的渐进性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乔治·艾略特小说对民族共同体的日常生活史建构 |
| 第一节 英格兰共同体的“人文主义信仰”建构 |
| 一、艾略特对孔德人性宗教的扬弃 |
| 二、艾略特对费尔巴哈人本哲学的传播与推进 |
| 三、艾略特小说中宗教文化的世俗转向 |
| 第二节 英格兰共同体的“工作福音”建构 |
| 一、“工作福音”的宗教伦理渊源 |
| 二、“工作福音”的审美功能 |
| 三、“工作福音”的救赎功能 |
| 四、“工作福音”对“机械理性”的反拨 |
| 第三节 英格兰共同体的情感建构 |
| 一、“相容与共”——情感的包容性 |
| 二、情感联结——情感是人群的纽带 |
| 三、情感认知——“情感是一种知识” |
| 四、情感书写——“情感就是力量”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乔治·艾略特小说中民族共同体的异己分子史传 |
| 第一节 历史主体的内在矛盾性:个体与共同体 |
| 一、共同体对个体的决定性影响作用 |
| 二、乔治·艾略特小说中个体与共同体确定性的矛盾 |
| 第二节 共同体“异己分子”的塑造 |
| 一、共同体中的特立独行——玛吉的情感焦虑 |
| 二、共同体的排斥——马南的自我流放 |
| 三、共同体记忆的缺失——蒂托的投机与毁灭 |
| 第三节 共同体“异己分子”的挣扎与出路 |
| 一、理性社会中异己分子的覆灭——情感挣扎与无助 |
| 二、自我流放的异己分子复归:婴孩与希望 |
| 三、跨越种族疆界——丹尼尔·德隆达的越界者形象塑造 |
| 第四节 “第二性”:英格兰共同体的“边缘化主体”与现实妥协 |
| 一、时代的女性声音和乔治·艾略特小说的女性书写 |
| 二、乔治·艾略特小说中女性僭越者的缺席?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历史的镜像:乔治·艾略特小说中的异族共同体 |
| 第一节 15世纪佛罗伦萨的共同体建构之镜——革命的硝烟与人性的卑微 |
| 一、佛罗伦萨宗教共同体的瓦解 |
| 二、共同体的脱离和坚守 |
| 三、佛罗伦萨的世俗共同体建构 |
| 第二节 19世纪犹太共同体建构之镜——异族共同体的融合抑或共存 |
| 一、犹太主题选择的小说家主观意图 |
| 二、跨越异族共同体的努力 |
| 三、异族共存与大英帝国殖民扩张的矛盾性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附录1 国内外乔治·艾略特研究综述 |
| 附录2 乔治·艾略特笔下的犹太复国主义——重读《丹尼尔·德隆达》 |
| 附录3 国内乔治·艾略特作品译介编年 |
| 附录4 国内乔治·艾略特主要研究论文编年 |
| 附录5 西方乔治·艾略特研究主要着作编年 |
| 附录6 西方乔治·艾略特研究主要博士论文编年 |
| 附录7 乔治·艾略特生平编年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四、灵魂之语——解读乔治·艾略特的《亚当·贝德》（论文参考文献）
- [1]应然的人生：西方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研究[D]. 蔡青辰. 浙江大学, 2021(02)
- [2]安立甘宗与英国政体变迁（16世纪初叶至17世纪末叶）[D]. 魏鹤鸣. 山东大学, 2020(01)
- [3]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研究[D]. 郑帅. 黑龙江大学, 2020(04)
- [4]格雷厄姆·格林独特的荒诞性体验与小说创作[D]. 张津津.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5]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研究[D]. 曹晋彰. 山东大学, 2019(02)
- [6]焦虑与超越：济慈诗歌中的身份认同书写研究[D]. 崔丹.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7]独白中寻求对话 ——罗伯特·勃朗宁戏剧性独白中的自我探索[D]. 刘莉.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8]“天堂府”与“黄金乡” ——菲尔丁、斯特恩、哥尔德斯密与斯摩莱特小说中的田园书写[D]. 廖衡. 武汉大学, 2019(06)
- [9]论T.S.艾略特戏剧的仪式化[D]. 林辰.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10]乔治·艾略特小说的史学意识与民族共同体建构[D]. 赵婧. 福建师范大学, 2016(08)